1972年11月19日 №990-1 基辅市
绝密
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信息通报
基辅大学收到寄给大学生报社编辑部的信件，内容是：
“编辑部：随函所附的世界公民身份证申请，已通过全球大多数高等教育机构进行发布。请尽快在贵校的校报上刊登此通知，必要时可进行翻译。”并随信附带“世界公民身份证”样本及文字两纸：
“您是世界公民吗？
如需获得下图所示的世界公民身份证，请将您的姓名和地址发送至：
WORLD CITIZEN
邮政信箱26109
旧金山
加利福尼亚州 94109
美国
您的世界公民身份证将立即寄给您。
立即为您寄出证件，欢迎加入世界公民行列！”
上述信函已经没收。
根据所获得信息进行报告。
附件：含3页纸的信封，仅寄给收信人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下属之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签名）В.费多尔丘克
此件抄送乌克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本文一万三千余字，阅读时间一小时）
秘密
同志们！
我们几乎每年都要在党的中央全会上讨论年度计划和预算。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所讨论的文件是国家一切经济活动的基础，决定着经济、国防、文化和人民福祉的发展。但我想，如果说下个年度的计划和预算尤为重要，那大抵是不会错的。这首先因为1970年是当前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而整个五年计划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来年国民经济发展的成功与否。其次，1970年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一年：列宁诞辰一百周年和下一次党的代表大会。
在本次全会的报告和发言中，已经较为详细地阐述了明年的主要任务，并总结了国家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重要成果。
在总结全会工作之际，我认为有必要着重强调随着党的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临近而变得尤为紧迫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包括我们近年来活动的初步成果，也有我们在制定未来计划，特别是新的五年计划时面临的重大问题。
至于对五年计划前四年工作的评估，可以用最简洁的方式概括如下：
— 过去四年的主要经济成果在于，今天我们可以有充分的理由断言：党关于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第八个五年计划的指示，最重要的经济和社会指标将能够完成；
— 这些年的主要政治成果在于，我们党在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三月全会、九月全会（1965年）和五月全会（1966年）上制定的方针路线，确保了在加强我国经济潜力和国防能力以及提高劳动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取得显著成就。
同时我们也看到，在国民经济中、在我们的经济活动中，还存在着许多困难、问题和不足。
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它们呢？
如果仅仅强调总体数字和成果，仅仅关注我们成就的规模——这些成就确实巨大，那么可能会产生一种印象，认为其他一切都可以被忽略，都可以视作“生活中的小事”。我认为这种态度是错误的。我们的不足、困难和问题并非那么微不足道以至于可以忽略不计。这一点我稍后会详细阐述。
或者可以换一种方式对待这个问题，把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困难和不足上。这样就很容易得出相反的结论：在计划、物资技术供应、确保劳动纪律和国家纪律等方面，几乎每一处都很糟糕。
但这样做更不能反映真实情况，实际是无视党和人民所做的众多工作。
同志们，让我们想一想过去四年做了什么。为发展国民经济投入了近2600亿卢布，比上一个五年计划增加了约250亿卢布。固定资产，即决定国民经济各部门生产能力的主要因素，增加了32.8%。与上一个计划的前四年相比，过去四年的年均农业总产值增长了18%。我们有资格将之视为经济进步综合指标的国民收入增长了31%。过去四年我们建造了超过4亿平方米的实用住宅总面积。实际人均收入增加了25.9%。苏联的国防能力空前稳固。我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力和国际威望得到加强。
总结四年来的成果，我们可以看到，这段时间里有多么巨大的力量被调动起来，在我们这个辽阔大国的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中完成了多么大的建设规模，党和苏联人民正在解决多么轰轰烈烈的任务。这四年来取得的成就应该使我们所有人由衷自豪。
这意味着人应该平衡且全面地评价自己的工作，既要看到好的一面，也要看到不好的一面。
现在请允许我谈谈当前的困难、不足和问题。我们也必须坦率地谈论这些问题，因为其中许多问题虽不是今天才出现的，但可能会发展成负面趋势，令我们付出沉重代价。当然，我们不可能在明年把全部问题统统解决。但是如果不从现在就动手，将会严重影响我们往后的工作。在我们开始筹备下一次代表大会的年度里，牢记这一点尤为重要。
首先，我想列举我们面临的几个最大困难。经济增长有减速的趋势；基本建设方面存在很大缺陷；劳动生产率和社会生产效率提高太慢。这些问题和其他问题给实现国民经济计划和提高苏联人民生活水平的措施造成了严重压力。
但仅仅列举困难还不够。В.И.列宁曾强调：“我们不仅要谈论总结报告期间发生了什么，也要谈论在此期间吸取了哪些政治教训——基础的、本质的教训——以便正确决定下一年的政策并有所收获”。所以，不但要指出缺点和困难，还要正确寻找并分析原因。
我们大家都明白，许多问题是客观存在的，且为数不少。众所周知，过去几年的国际局势出现了一系列复杂局面，例如：美国侵略越南、中东战争、与中国关系恶化，以及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所面临的严重困难。大家知道，这些事件不仅是对我国的政治考验，同时给苏联经济带来了不小的、当然也是计划外的额外负担。
同志们，你们都明白，我国无法回避这些开支——因为这不仅意味着放弃履行我们革命的国际义务。这些事情同样直接关乎我们的国家利益和苏联人民的民族利益。如果我们不帮助挫败帝国主义在东南亚和中东的阴谋，等于鼓励美国及其盟友在更靠近我国边境的地方发动新一轮挑衅行动。如果我们不采取措施巩固东部边境，中国的领导人就会在武装挑衅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如果我们没有挫败捷克斯洛伐克的反革命计划，那么北约军队很快就会直接部署在我国西部边境。
我相信，苏共中央全会对这些问题有着清醒的认识。
过去两年的气候条件对我们不利。变幻莫测的天气和自然灾害给我们造成了巨大损失。
但我不想在这个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显而易见的问题上耽误时间。
接下来谈谈造成我们困难的第二类原因，这实际上与我们自身的发展有关，与我们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有关，它不允许我们再沿用旧方法工作，而要求我们采用新方法和新解决方案。这些问题是客观存在的，显然无法一蹴而成。过去的经验在这里没多少参考意义，而新方法则必须通过坚持不懈、顽强努力和艰苦探索来掌握，正如人们常说的“身自为之”。如果细想想最近几年的经验，其实无不充满了这样的努力和探索。
因此，我想重点谈谈我国经济政策的原则问题。这些问题不仅与当前的计划有关，也是苏联经济长期发展的关键问题。
В.И.列宁教导我们在解决复杂问题时要寻找关键的、主要的环节，抓住这个环节，形象地说就能纲举目张。这样的方法如今尤为重要，因为我们已经走上了建设一个更高质、更复杂的经济体系的道路。我们必须明确经济发展的决定性战略方向，以便集中党和全体苏联人民的主要注意和力量。
我党已经明确了这样的主要方向——而且是十分正确的方向。几年前我们就得出结论：决定性地提高社会生产效率是发展我国经济的核心问题。苏共中央为此多次召开全会探索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苏共中央全会通过了关于促进农业和经济改革措施的重要决议。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也为此通过了许多相关决策。
这些措施总体上取得了良好成效。但它们显然还无法全面解决提高经济效率的问题。更何况现实生活不断提出许多新任务，需要进行认真讨论并制定重大决策来应对。
提高国民经济效率已成为真正关键的问题，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发生了变化。过去我们还能够主要通过数量因素，即扩大工人数量和提高资本投入来发展国民经济。然而这种所谓的粗放型发展阶段实际上即将结束。
如今每十个劳动年龄人口中有九个已经参加工作或在校学习。尽管如此，各地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仍十分突出。另一个经济增长来源：增加投资率发展生产力的办法也有其局限性。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投资率已经很高了。任何进一步提高储蓄率的做法自然只能以牺牲消费率为代价。可如果我们还想继续改善劳动者的生活水平，就不能这样做。
因此从现在起，我们必须主要依靠经济增长的质量因素，依靠提高国民经济的效率和强度。不仅要通过新的资本投入和扩大工人数量来提升产量和产品品质，而且要越来越多地通过充分合理地利用现有生产能力、推广现代科学技术成果，以及认真对待每一分钟工作时间、每一台机器和设备、每一克原材料和燃料来提高产量和产品品质。这是一个不断平衡开支与成果的问题，要确保新投入的每个卢布都能带来最大回报。
这不仅是发展我国经济、解决建设共产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提高劳动者福祉、赢得世界两大体制经济竞争等基本社会政治任务的主要途径，也是唯一可行的途径。所以我国经济发展长远的主要任务是实现现有劳动力和物质资源使用效率的大幅提高（约2-2.5倍），以及新的积累。舍此别无他法。
同志们，我们必须清楚认识到目前的条件在这方面提出了何等艰巨的任务。就以同资本主义的竞赛问题为例吧。这种竞赛有各种形式。在许多情况下我们顺利完成了在某些产品的生产方面赶上和超过资本主义国家的任务。例如钢铁——我们已经跨过了1亿吨这一宝贵里程碑。要达到美国目前的数字——1.2-1.25亿吨，大概也不是什么难事。其他一些产品的情况也不错。
但与资本主义竞争的最终结果是由另一种指标决定的。根本问题不仅在于你生产了多少产品，还在于你以什么价格生产，即以何种程度的社会必要劳动成本生产。列宁强调过，这才是最终决定某种经济体制的经济优越性、决定新社会制度胜利的因素。两种制度竞赛的重心就在于此。
这一切是显而易见的。问题是怎样解决这些庞大而复杂的任务，我们的整个发展历程将这些任务摆到了台面上。
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我们谈了加快科技进步和广泛、及时地把科技成果应用于生产的必要性。我们正在筹备召开专门研究加快科技进步问题的中央全会。因此我就不详细阐述这个主题了。
今天我想谈谈另一个重要问题——必须果断改善国民经济的组织和管理方式。
我认为没有必要特别证明此事的重要性——若没有良好的管理和完善的组织，无论是资本投入或新技术，还是工人和集体农民的无私奉献，都无法发挥应有的效果。劳动如果没有高度的组织性、不能保证严格的纪律、不对每个劳动者和每个集体的工作给予公正评价，不能把千百万劳动者的努力凝聚成一股统一的有目标的力量，那实在是不可想象的。
我们深知：发展任务越复杂，制造业的科学技术水平越高，经济对于任何管理和组织上的混乱就越敏感。这使得改善计划管理的任务变得尤为紧迫。这一任务首先对那些在我们经济结构中占据关键地位的部门提出了严峻要求。
各部委是经济结构中的关键环节之一。我们恢复了部委的设置，因为如果没有明确的部门领导就无法有效管理经济。当前的任务是各部委要尽快掌握科学合理的管理方法，高效而灵活地管理相关行业，成为推动科学技术进步、提高生产效率和基本建设的主要组织者。一个重要的工作是制定全面激励机制，促进新型先进技术的生产。这些问题必须认真对待，刻不容缓。
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及整个计划机构在我国经济中承担着巨大责任。然而它受到了严厉批评。特别是在讨论1970年计划草案时有人指出，国家计划委员会在处理经济发展的主要比例和国家某些经济区域的综合发展方面工作薄弱，对经济发展的现状、主要趋势和前景缺乏深入分析。这被正确地认为是导致国民经济中跨部门和部门内部不平衡问题至今未能解决的原因之一，尤其体现在冶金和机器制造、燃料工业和能源、运输和运输量等重要综合体的发展方面，以及居民收入和消费品生产之间的比例失调。由于国家计划委员会在基本建设规划方面也存在明显不足，人们提出了严厉批评。
我们应当重视这种批评并从中得出正确结论。在这方面，我想提请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同志们注意另一个看来特别重要的问题。我国经济任务的体量和规模已经要求采用新的、更高水平的规划方法。国家计划委员会必须充分掌握这些方法。这将有助于消除目前存在的各种弊端，也有助于经济改革的进一步发展。目前有36000家工业企业在新体制下运行，它们生产了超过83%的工业总产值和91%的利润。不久之后我们还将把基本建设纳入新管理体系。现在的任务是要为进一步实施改革制定一套明确的长期计划。新的经济管理体制将转变为相互联系的综合体，即一个完整意义上的系统。
同志们！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和复杂性的增加，目前所有发达国家的管理方法和管理体系本身都在发生重大变革。在现代条件下，即便是经验丰富、多才多艺的管理者也不能再因循旧办法、仅仅依靠直觉和常识进行领导了。管理正在转变为一门科学，必须尽快地、尽可能深入地掌握这门科学，即使身居管理要职的人也必须努力学习。
管理体系基于这门科学正在进行重大变革。特别是与信息收集、快速处理和分析相关的各项工作方面正在不断优化和完善。
顺便说一句，同志们，有必要提醒大家В.И.列宁对这项工作的高度重视。他认为，只有基于可靠的信息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他曾指出：“为了使党中央不仅能够提出建议、进行说服和争论（迄今为止就是这样做的），而且能够实际指挥乐队，党中央必须确切知道：什么人在什么地方拉什么提琴，过去和现在在什么地方学过什么乐器，学得如何；什么人在什么地方走了调，为什么走了调（音乐开始刺耳时），为了纠正不和谐的音调，需要调谁去，怎样调和调到什么地方”（《全集》第7卷第22页）
当今世界正在形成一个真正的“信息产业”，它由复杂的电子计算和组织技术支撑，依托严谨的数学仪器和理论基础。我们现在非常重视加快管理系统、信息和电子计算技术的发展步伐。我们的专家：技术员、数学家、工程师和其他相关专业人士在这方面大有可为。
信息是管理活动的基础。但现代科学在这方面还为我们提供了其他重要工具。其中包括制定科学化决策的方法和从效率角度全面评估各种决策方案的方法。管理结构也在进行重大调整，使之更加合理，消除不必要的环节，并在各个层级上建立起权利与义务、权力与责任的正确关系。
同时我还想强调问题的另一面。无论专家们设计出多么完善的信息和管理系统，这些固然重要，但仅仅是解决管理任务的辅助手段。最关键的是做出决策，在经济、社会、意识形态等领域开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这仍然是我们党和国家最重要的职责。管理问题首先是政治问题，而非技术问题。
但现在我们需要认真关注技术和组织方面的问题。如果批判性地审视我们在这一领域的工作，就会发现许多不足和弱点。往往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存在不少多余环节，减缓了工作进程，导致了毫无理由的延误。
常有些人试图逃避委托给他解决的问题，把问题“往上推”——而上层由于忙着处理别的或许更重要的事务，问题可能久久无法解决。采取这种做法的同志，试图推卸自己对所负责领域发展不足的责任，将责任转嫁给其他部门。各种“协调”和集体讨论也存在不少过度审核的问题，同样成为逃避个人决策责任的一种方式。即使是一个很小的问题，也往往需要在多个部门收集几十个签字。另一方面，在部委和主管机关中仍有一些不信任企业的经济管理者，他们总想大包大揽一切。这类人需要改变做法——这样管理现代经济是很困难的，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们的经济干部、我们的党政工作人员积累了丰富的经济管理经验，这些经验具有重要价值。但国民经济目前的发展阶段已不允许我们满足于旧经验。任务在于提升整个管理工作的水平，使之符合现代要求。
我之所以如此详细地着重强调管理问题，是因为这些问题对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必须正确认识到决策与管理不是一种特权，而是一项复杂且责任重大的社会职能。毫无疑问，改进管理是我们增长的主要潜力之一。
同志们！我到目前所谈论的经济问题涉及客观困难，也是我们快速增长过程中的实质问题。现在请允许我讨论虽然令人不快但却非常重要的另一些问题，涉及某些工作人员在工作中的不足，必须接受严厉批评并尽快加以克服。
在这里首先要谈的是某些同志丧失责任感和违反纪律。遗憾的是，许多人面对这些现象时原则性不足。
这些现象在不同层级上表现各异。许多普通工作人员和领导者需要具备更强的责任感和纪律性。我不想在这里列举直接滥用职权或违法的例子——毕竟只是特殊情况。
这种不负责任和不守纪律的行为或许更危险，这些行为似乎逐渐被默认，演变为一种普遍做法。说得轻一些，这首先是对完成国家计划的漫不经心的态度。
我们有些部门整体上多年未完成计划任务。增加新产能的计划总是无法实现。以1968年为例，钢铁冶炼新增产能计划仅完成了20%，成品轧材完成15%，化学纤维完成55%，煤炭开采完成61%。今年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
建设和引入新项目的超支现象已经司空见惯，而且不是小额超支，是高达1.5-2倍。结果，仅在本次五年计划的前四年里，生产性建设项目的预算成本就增加了230亿卢布。
我们的不少领导同志，面对下属单位未能完成诸如新技术应用这样重要指标的计划，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例如1966-1968年森林工业部的新技术推广计划仅完成32%-54%，造纸工业部完成58%，石化工业部完成52%-79%。
当然，一提到完成计划，或者更确切地说未完成计划，立刻就会有各种辩解，说什么计划本身脱离实际、供应部门玩忽职守，或者有其他客观原因。我认为，在所有这些情况下应当具体分析，找出真正的责任人。但现在我想指出的是那些无法用任何客观情况来辩解的现象。
如果某个州未完成计划——这当然不好，但其中可能有州领导无法控制的因素。可如果州内的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没提高、农业产量没增加、牲畜总头数减少、出生率下降，而州领导对此却视而不见，那么完全有理由说这些人丧失了责任感。
如果一个企业未完成某些计划任务，还可以认为有客观原因。可如果产品销量停滞、经济损失增加、工作效率下降，未安装的设备常年闲置在雨雪中任其生锈，那么任何客观原因都不是用来辩解的借口。
如果某个国民经济部门的工资增长快于劳动生产率，利润率和效率提升缓慢，如果未能学习掌握新技术，部长此视而不见、一言不发，这就意味着他满足于现状，责任感已经迟钝麻木了。
至于各部委缩减其下辖企业今年第一季度生产指标这种令人遗憾的普遍现象，又如何能够冷静对待呢？看看这种现象在全国范围内的表现吧。全苏联1969年第一季度的工业产品销售额被定为59亿卢布，比1968年第四季度的实际销售额少7.9%。任何人对此都心知肚明。
在这方面我还想谈一个问题，就是许多经济管理者因为无法组织起有节奏、有计划的工作，企图通过大量加班来完成计划任务，导致近几年加班现象过于泛滥，劳动者对此提出了合理的投诉。
必须打击这种做法。工会应对此问题加强监督。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我已经在第三次全联盟集体农庄庄员代表大会结束后召开的，包括各州委书记、州执委会主席、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参加的会议上谈过一些了。我们认为有必要再次回顾这些事实，好让党中央委员会的全体成员们都知情。被再次提及的同志不要感到委屈，因为我们讨论的是实际问题。
首先我想谈谈畜牧业发展目前面临的严重问题。我们把这一领域的全部困难主要归咎于缺乏饲料。近几年情况如何呢？
近几年我国粮食产量有高有低。但留给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满足内部需求——包括饲料——的粮食数量一直在增加。例如，1966年收获1.71亿吨粮食，留给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超过9500万吨；1967年尽管只收获1.479亿吨，仍保留了约9000万吨；1968年收获1.695亿吨，保留了约1亿吨；1969年收获1.605亿吨，保留的也超过了1亿吨。
所以说国家已经很慷慨了。那么回报是什么呢？
1967-1968年，全国各类农场的牛只总头数不仅没增加，反而减少140万头。仅一个库尔斯克州就减少5.9万头，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减少17.6万头，基洛沃格勒州16.9万，波尔塔瓦州11.3万，敖德萨州12.6万，乌拉尔州4.9万，格鲁吉亚7.9万，白俄罗斯15万。这份名单还可以继续列举下去。
猪的情况也一样。1966年全国猪的总头数为5800万，而到了1969年仅4900万，等于减少15%。在一些州、边疆区和加盟共和国，情况更严重。比如加里宁州猪的头数减少了24%，日托米尔州减少了25%，诺夫哥罗德州减少27%，阿尔泰边疆区减少37%，科克切塔夫州减少41%，摩尔多瓦减少24%，等等。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采取了措施，1969年度牛的头数尤其猪的头数在很大程度上得以恢复。乌克兰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许多州的情况仍然同我刚提到的数字相差不大。
会议上一些州还因蛋类和禽肉产量减少受到批评。我也想在苏共中央全会上说说这件事。
如果说全国范围内的鸡蛋生产有所增长，那完全是因为养禽场的运营。许多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已经不再向国家交售鸡蛋和家禽。例如在坦波夫州有212个集体农庄和85个国营农场完全不从事家禽养殖。雅罗斯拉夫尔州情况更糟糕，1965年这个州鸡蛋的主要供应者是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它们向国家交售了约3600万枚鸡蛋。而到了1968年，虽然由于养禽场的贡献，鸡蛋增加至5400万枚，但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交售量却下降至1520万枚。
在俄罗斯联邦的一些州和边疆区，绵羊饲养（包括粗毛品种）也存在严重不足。
在高尔基州、沃罗涅日州和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等地方，某些家禽品种（鹅、火鸡、鸭）的数量减少了。萨拉托夫州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停止养鹅，乌里扬诺夫斯克州也停止了鹅和鸭的养殖，列宁格勒州、奥廖尔州、托木斯克州等几个州停止养鸭。
这一切当然是非常严峻的事实，同志们！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向居民，尤其是向大型工业中心的居民供应肉类开始出现困难。这些困难你们同样心知肚明，也知道解决的途径。我们必须采取措施，尽快克服这些困难。
同志们，你们知道，工人和农民个体户饲养牛、猪、羊及家禽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1968年集体农庄农民、工人和职员的附属农场生产了38%的牛奶和肉类、59%的鸡蛋。然而截至今年年初，与1966年相比居民饲养的牛数量减少了57.1万头、猪减少了542.3万头。但即使在农村，不吃肉也没法过日子，更不用说城市了。因此找到了一个相对简单的解决办法：农村利用我们交付给消费合作社的国家资源实现肉类销售。这种销售发展得很成功。但不难想象，这种所谓的“成功”将使国家资源枯竭。
总之，同志们，畜牧业已经积累了许多问题，需要每个加盟共和国、州和地区深入研究。建议考虑在苏共中央全会上审议畜牧业的现状及发展前景。至于亟待解决的问题，将由苏共中央政治局按当前程序进行审议。请允许我代表苏共中央政治局表达这样的信心：党和苏维埃的机关将立即着手处理这一重大问题，并采取必要措施改善畜牧业现状。
同志们！在指出这些工作上管理不善的事实时，我不想遗漏工业和交通领域的工作人员。人民监察委员会、中央统计局和其他监察机构向苏共中央报告说，遗憾的是，在这些领域类似的情况也相当普遍。每一桩每一件看似个别现象，是某些工作人员偶尔犯下的失误，但零散问题加起来却令人忧虑。
比方说，我们都清楚铁路运输问题多么严重。每天出故障的车厢高达6万节，约占总装载量的20%。与此同时，我们却驱使着成千上万的车厢空跑，从事毫无必要的反向运输，有时甚至犯下不可原谅的错误。这里举一例说明：不久前民主德国为我们建造了7台大型门式起重机，其中3台送往远东，4台用于黑海港口。结果这些起重机全部通过铁路送去了远东的瓦尼诺港。在那里，4台起重机在40节车厢内停留了25天，又再次横跨整个国家运回敖德萨港。国家为这趟两万千米的“遨游”花费5万卢布。
还有一个例子：在靠近新罗西斯克的黑海沿岸建设造价6000万卢布的、全国最大的石油中转基地的过程中，出现了某些错算和失误，导致该设施无法正常运行。然而，苏联海运部和苏联工业建设部的工作人员不仅未采取必要措施消除这些错误，反而验收通过了无法投入使用的设施。如今想要纠正这些错误造成的后果，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和大约2000万卢布的额外费用。
再举个例子吧：根据人民监察委的数据，苏联煤炭工业部耗资1000万卢布在克莱佩达海港建造了一座用于煤炭出口的分选装载综合设施。1966年该设施通过国家委员会的验收并投入使用。可是后来发现，这笔投资完全是不必要的，因为该设施并未配备保障它的原料基地。另外其建造方式也存在问题，导致在实际使用中无法产出符合出口要求的任何一种煤炭。
同志们，你们都知道盖屋顶的材料多么紧缺。建筑材料部帮着国家从国外进口了6套用于新建硬纸板和油毡厂的设备。五年过去了，目前仅有一座工厂正在建设中。而采购的设备却一直闲置在仓库，此期间建筑材料部的领导又提出购买新设备。为什么？不知道。
化学工业部从波兰订购了价值150万卢布的全套设备，用于车里雅宾斯克油漆厂。当设备造好了运往苏联时，化学工业部的领导得出结论，认为使用这套进口设备并不合适。可订货的人是他们自己啊。
这样的事例简直不胜枚举。全国范围内建筑工地仓库中未安装设备的价值估计约55亿卢布，其中进口设备15亿卢布。
石化工业部也没帮着国家节省一戈比。
不久前国家借助进口设备在巴拉科沃建成纤维材料厂。该厂员工成功掌握了生产技术，开始制造高质量的纤维材料，产量足以满足国民经济需求。尽管如此，1969年苏联石化工业部仍然花费外汇340万卢布进口970万平方米纤维材料。结果到1969年8月1日，工业企业积压纤维材料超过400万平方米，价值逾500万卢布，而轮胎工业企业积压了900万平方米，价值1100万卢布。
（译注：巴拉科沃纤维材料厂1961年建成，第一款产品就是可用于汽车、飞机轮胎和输送带、传动皮带的帘子线/корд）
为了形象地说明经营不善和浪费造成的代价，我再说一组数字。每年由于损耗、无效开支和亏损的总金额约50亿卢布。每年水泥的损失达1000万吨，燃烧和进入环境的天然气达110亿立方米，运输和储存过程中损失1500万吨煤炭，木材运输损失150万立方米。同志们，深思啊！要努力工作！
同样令人担忧的是，近年来各种行政建筑、文化宫、体育场、游泳池等设施的建设规模过大。许多工程甚至是在计划外进行的，却被宣布为“人民建设”或“特别重要”项目。
根据苏联工业建设银行的数据，目前仅城市中就有超过1000座行政建筑、834座文化宫、450座体育场、游泳池和其他运动设施、80座剧院和马戏团在开工建设。而且与建造住宅不同，这些文体设施的建造速度反而更快，往往影响了重要工业和农业企业的建设，当然，它们是用水泥、铝、巨型镜面玻璃和最优质装修材料建造的。而这一切都发生在资金和材料紧缺、无法落实党的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完成住房建设任务的情况下！
我请同志们正确理解，我们支持建设俱乐部，尤其是在工人居住区；我们支持建设体育场，好让青年人多运动多锻炼，实际上也有助于遏止酗酒；我们支持建设游泳池，但首先应当在偏远的工人居住区，那边有实际需求。但如果是在第聂伯河畔的扎波罗热州，一年建造了6个游泳池，甚至还造了一个人工滑冰场、6家宾馆和9座行政建筑，那就很难说有道理了，特别是在目前人民住房、医院、学校等紧迫需求仍未满足的情况下。
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的同志们气魄更大。他们正在建设一个封闭式人工滑冰表演场、两个文化宫、几个俱乐部和游泳池、一个演员之家和一个田径馆。另外全州还在建设80座行政、体育及其他公共建筑。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的住房、普通教育学校、幼儿园和医院的建设计划未能完成，也就不足为怪了。
我们必须高度关注拆除住宅楼的情况，包括那些完全适合居住的住宅。总建筑师画条红线，红线之外的一切都以重建的名义被拆除。
我们支持加快将人们从地下室、从半倒塌的建筑中迁出，毕竟这些地方生活困难，缺乏供暖和排水设施，或者是拆掉那些大修费用比新建更高的建筑。然而在个别州，拆除重建的总面积占到了新建住宅总量的30%。全国范围内，城市和工人居住区共拆除了总面积967万9000平方米的住宅建筑，其中重建部分326万8000平方米。与此同时，拆除棚户区的工作却未获得足够重视。根据中央统计局数据，到1968年初简易房和危房总面积2800万平方米，其中РСФСР占900万平方米。但至今已拆除的仅为49万平方米，即4.8%。
同志们！我希望你们都同意，我们必须临时限制行政建筑、马戏团和游泳池的建设。当然了，同志们，已经被批准的计划和已经投入资金的项目，显然还得完成。我们举这些例子更多的是为了将来。不能一口吃个胖子，同志们。我们总是这样，要么什么都不做，要么什么都做。我们首先要关注住房、医院和学校。
人民监察委在地方上揭露了许多严重违反国家纪律的事实，其本质是某些领导干部企图在条件明显不具备的情况下蛮干，急躁冒进，开始建设一些根本没有拨款、材料和劳动力的项目。
在州委书记会议上，我举了一个巴库建设海上餐厅的例子。后来人家告诉我，这不仅仅是个餐厅，而是一栋五层建筑，其中将开设多个餐厅、鸡尾酒吧、咖啡馆和宴会厅。真不简单啊，名叫“海上公共文化中心”。这个中心的建设使用了稀缺材料，甚至还打了钻井套管。对此不必再多说什么。我只想补充一下，作为参考，巴库的住房建设计划完成32%、学校建设完成51%，而幼儿园的建设仅完成18%。
工人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经常做出违反现行法律的决定，损害国家利益，强迫联盟企业和共和国下属企业为满足地方需要而无偿支出大笔费用。例如古比雪夫州，他们强迫工业企业为城市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材料和工人，金额700余万卢布。不幸的是这种做法其他城市也有发生。根据人民监察委的数据，全国范围内仅生产成本就包括了至少10亿卢布的此类支出。这些都是违反国家纪律的，非法的。
地方政府当然对这些非法行为有责任。但他们并不是唯一责任人。如果各部委和企业负责人能够表现出应有的党性和原则性，了解自己作为政治家的角色，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
【众人说话声】对啊。
同志们，正如你们看到的，我们工作中的许多不足之处是无法用任何客观原因来辩解的。如果我们说到未被利用的潜力，首先就必须消除管理不善和浪费现象，坚决提升各级机关纪律性和责任感。
在动员广大劳动群众更充分利用国民经济生产潜力的过程中，应当特别注意加强劳动纪律和生产纪律。关于这一点必须直言不讳：破坏劳动纪律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酗酒。这是需要所有党组织正视、面对的问题。
同志们，确实，无论在农村或城市，我们打击醉酒和酗酒方面的工作都做得不够。醉酒和酗酒给我们的社会造成了巨大损害。去年全国54%的犯罪是由醉酒者实施的；有370万人被送往醒酒中心，其中12万是18岁以下未成年人；大约90%的旷工与醉酒有关。我们不能再容忍这种情况了。尤其要加大问责贪杯无度的共产党员，直到开除党籍。最近苏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这些问题，不久的将来党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也要通过相关决议。我们希望，你们会尽一切努力贯彻落实这些决议。
综上所述，我想着重强调的是，加强劳动纪律、党内纪律和国家纪律已成为我们的重要任务之一。
我们将用什么方法来解决它？这是需要明确的重要问题。
有些同志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想起了过去的日子，说以前有 “秩序”，他们实际上是建议重拾强硬行政管理的办法。
我认为这是错误的药方。纯粹基于恐惧的纪律不是我们需要的纪律。不仅因为它违背了列宁的社会主义民主原则，更有可能破坏法治。
我们要清醒地看待过去，既不能添油加醋，也不能粉饰美化。我们清楚记得行政手段所引起的恐惧导致了什么样的后果。它催生了不诚实的行为，例如隐瞒实际情况、试图掩盖问题而非正视和解决问题，以及瞒报和虚报。它还导致了畏首畏尾和主动性完全丧失。
这两种做法都很危险，尤其是在经济管理方面。这里涉及到一些难以用金钱衡量的问题，但如果我们能够计算出来，可能就会发现，缺乏主动性、不愿思考、害怕提出问题，以及繁杂拖延的工作作风，会让我们付出更高代价。
今天党对干部的态度建立在信任基础上，首先依靠的是全体共产党员高度的党性觉悟和责任感。事实证明我们的党和经济干部有能力把复杂问题解决好。
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觉悟帮助共产党人从更广阔的角度看待日常工作，使他们能够将当前的具体任务与党的整体政策的根本问题联系起来。一个有觉悟的共产党员会从内心感受到与时俱进的必要性，并与因循守旧、官僚主义和冷漠态度作坚决斗争。
最近一段时间，党和中央委员会采取了许多措施激发我国人民的主动创造性，营造充满信心的氛围，为每个人提供施展其业务能力和组织才能的旷阔空间。我们可以举出千百个例子，表明通过主动性和独立决策（尽管往往伴随着一定程度的但合理的风险）取得了良好的、有效的成果。
我认为，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背离党已经确定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但这种作风必然要求干部具备自觉性、对国家利益的党性态度和高度责任感。
要确保这种责任感，就必须更广泛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完善人民监察和党内监察机关的工作，公允评价成绩与不足，提高对干部的要求。这就是我们的必由之路。
另一方面，这种要求当然也包括所谓“组织结论”——当某些工作人员不愿接受批评、不愿学习，一贯违反党和国家纪律、对党不诚实时，就需要采取这种措施。
我们相信，苏共中央全会将同意对此问题的安排。【长时间鼓掌】
同志们！在向苏共中央全会提交1970年计划和预算草案——也就是关于国家明年经济生活的首要文件时，政治局认为，这两个草案总的来说正确反映了国民经济发展的总体方向，符合我们的能力和资源，符合五年计划最后一年的任务。可以认为，这些草案基本上能够获得批准，并提交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审议和批准。
我们具备了完成1970年预定计划的所有条件。为此我们必须付出艰苦努力。党组织、苏维埃和经济机关、工会、共青团必须做大量的组织和教育工作。我们要领导正在广泛开展的社会主义竞赛，争取在经济和文化建设各领域取得新成就，带领苏联人民迈向新的伟大胜利。
可以确信，我们在这些工作中将获得我国光荣的工人阶级——苏维埃国家一切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实支柱——以及我国集体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的全力支持。
现在，同志们，让我向你们通报一些国际问题。
【注：涉及国际问题的讲话未公布】
（俄罗斯国家现代史档案馆 全宗2.目录3.卷168.36-60页，打字稿原件）
延伸阅读：
翻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情报
关于截至86.04.29在基辅市逗留的外国人的情况
根据情报员、受托人士及“国际旅行社”和“旅伴”宾馆管理部门的消息，86.04.29在基辅市的外国人表现出焦虑情绪，试图联系大使馆、旅行社代表等获取进一步行动的指示。
例如，11点40分从英国来参加俄语课程的女学员：1924年出生的加拿大公民玛丽·考特，曾于1985年在基辅参加类似课程，并被怀疑与海外民族主义中心有关联，打电话向加拿大驻莫斯科大使馆官员丹尼斯·古勒通报了基辅州北部核电站事故的消息，并询问应采取的防护措施。这位外交官要求她向大使馆报告基辅市内是否出现异常情况（例如公交车停运，因为可能会征用交通工具实施疏散）。考特表示她“很乐意照办”。
[……]（阙文）
一组学员向主管Х.В.伯恩鲍姆提出请求，希望他联系美国大使馆以了解在基辅市停留的可能性。
晚间19点在“利比季”宾馆将召开俄语课程学员全体会议，以稳定小组的情况（“旅伴”宾馆管理部门，基辅国立外语师范学院）。
据情报员消息，一组来自加拿大的学员（14名），通过“祖国”协会渠道在基辅国立外语师范学院学习，在一节课上闹事，要求立即送他们回加拿大。他们对苏联媒体“掩盖真实情况”持负面看法。现正在采取措施通过情报员控制事态，并利用УССР国安委在“乌克兰”协会内的渠道对外国人施加积极影响。
美国旅行团（31人），通知单号I-4812，入住“罗斯”宾馆，于86.04.29上午试图购买飞往列宁格勒的机票提前离开基辅市，并向宾馆管理层施压。通过ОДР（译注：“现役预备役官员”，克格勃派赴文职部门和民间机构卧底的人员）和情报员采取的措施稳定了局面，随后该团按原计划进行参观游览。
当天各宾馆接到美国、英国等外国驻莫斯科机构打来的大量电话，这些机构的代表试图通过外国游客和宾馆工作人员了解基辅的情况，并询问是否进行了居民疏散、是否有人员伤亡等问题。
为防止歪曲和传播负面信息，向各旅行团领队进行了解释工作。在同美国旅行团领队Д.特洛伊谈话后，芬兰航空公司驻莫斯科代表与其接触，提出了一些挑衅性问题[……]。
在ОДР的见证下，特洛伊对基辅的情况作出客观评价，表示企业、交通等均正常运行。随后特洛伊接受了美国电视广播公司CNN代表Л.斯图尔特的电话采访，斯图尔特表示：美国舆论普遍认为基辅正处于紧急状态，城市陷入恐慌、发生抢劫事件等。特洛伊对此予以坚决否认。
瑞典《快报》记者约翰森、法新社代表等人亦曾致电“利比季”和“罗斯”宾馆。都得到了相应的解释说明。
美国国务院雇员Т.米勒致电“利比季”宾馆，要求找任何一位会讲英语的外国游客接电话。被请来的1916年出生的英国公民Д.史密斯报告说：基辅情况正常，游览项目按计划进行，城市没有关闭，外国游客进出自由。
第2处工作人员在有外国人住宿的地方昼夜值班，宾馆管理层和情报来源已获得行动指示。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基辅州和基辅市安全局第2处
（签名：С.纳吉比）
86.04.29
（乌克兰安全局国家档案馆分部 全宗11.卷宗992.案卷37.201-202页 打字稿副本）
1986年4月30日 № 94
秘密
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В.В.谢尔比茨基同志
特别报告
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有关的外国人状况
根据УССР国安委获得的业务和官方材料，今年4月29日美国、法国和加拿大驻莫斯科外交及其他机构工作人员、记者等外国人不断尝试获取有关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的信息。
法国驻苏联大使馆人员万托与在基辅市见习的同胞А.波尔电话交谈时要求了解关于爆炸的任何信息；询问他基辅市内有没有异常的交通动向；又表示，作为预防措施，大使馆认为在获得更准确的爆炸后果评估之前最好将见习人员召回莫斯科。
被怀疑与海外民族主义中心有联系的来自英国的俄语课程学生：加拿大女公民М.考特通过电话向加拿大大使馆雇员Д.古勒通报了事故情况。该外交官要求她向大使馆报告基辅市内的任何变化，特别是公交车是否停运，因为这可能表明交通工具被征用疏散居民。
美国大使馆某人（姓名不详）曾致电州流行病学站，企图了解事故地区和基辅州的辐射水平，又向“第聂伯”宾馆工作人员询问市民情况。
英国、法国、瑞典的报社记者及瑞士“布劳恩波瓦利”公司的员工也向乌克兰科学院、乌克兰国家电视台和“第聂伯”、“利比季”、“罗斯”宾馆咨询了类似问题。
意大利“达涅利”公司的专家正在建设重型钻管厂，他们的主管通过厂办询问所发生的事件是否会影响外籍专家的健康、是否会妨碍他们施工。
在基辅市“高尔基”缝纫联合企业的芬兰“列姆康”公司专家组负责人试图未经许可驾车前往事故区域，他向交通警察解释称自己打算去了解事故情况和严重性。
鉴于一些西方国家机构的官方人士试图与入住“国际旅行社”宾馆的本国公民取得联系，为防止歪曲和传播负面信息，对旅行团领队及部分外国游客进行了解释说明工作。结果，在面对芬兰航空公司驻莫斯科代表的挑衅性提问时，美国旅行团领队Д.特洛伊客观介绍了基辅的情况，表示企业和交通均正常运行。随后特洛伊接受了美国CNN电视台代表Л.斯图尔特的电话采访，后者表示美国舆论认为基辅进入紧急状态，发生恐慌和抢劫等情况。特洛伊断然反驳了这些说法。
入住“利比季”宾馆的英国游客Д.史密斯在与美国国务院雇员Т.米勒通电话时表示，基辅情况正常，旅游行程按计划进行，城市未封锁，外国人可以自由进出。
在基辅的一部分外国人（6060名）表现出焦虑情绪，并试图紧急离开城市。一组来自英国的俄语课程学生请求其负责人联系美国大使馆，问明白他们是否还能继续逗留基辅。美国旅行团（31人）打算通过“罗斯”宾馆管理部门提前购买飞往列宁格勒的机票。使用业务手段稳定了该团的形势。
通过“祖国”协会渠道来苏联的个别加拿大见习生（共14名），对“掩盖真实情况”的苏联媒体发表了负面言论，并要求立即被送回加拿大。正在使用业务和官方手段对这些外国人施加积极影响。
绝大多数外国大学生未将事件视为严重问题，认为是“谁都无法避免”的意外情况。其中部分人对西方媒体围绕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制造紧张氛围的行径表示愤慨。
继续使用业务和官方手段监控外国人群体的情况，以防范可能出现的负面表现、查明并制止个别人员的敌对活动，从而确保五月一日庆祝期间的安全。
根据所得信息进行报告。已报告苏联国安委。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签名：С.穆哈）
（注：这份文件上面有В.谢尔比茨基的批示：“报送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知悉 86.04.30”，及相关人员的阅知签名）
（乌克兰安全局国家档案馆分部 全宗16.目录1.案卷1238.69-71页 打字稿原件）
延伸阅读：
翻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2139
秘密
苏联部长会议下属之国家安全委员会命令
1957年
内容：
№ 065. 开除国家安全上尉В.Д.克列托夫的职务，给予А.Ф.戈尔科利采夫上尉和医务上校Н.Г.利斯托夫纪律处分
№ 065.
1957年4月20日
莫斯科市
国家安全委员会收到情报，称一些国安委机关工作人员在“东方”疗养院（雅尔塔市）休假期间行为不端。
今年2月17日，国安委第2总局外交使团保护局工作人员А.В.切斯诺科夫上尉、А.С.迪卡林少尉、Н.А格里申准尉、第4机要处初级无线电操作员О.В.沃尔科夫中士，以及国安委托木斯克州分局值班军官А.Ф.戈尔科利采夫上尉组织了一次集体酗酒活动，随后在雅尔塔市街头与“彼得大帝号”内燃机船的实习海员发生斗殴。
3月16日，国安委卡卢加州分局第1处副处长М.А.舒托夫上尉醉酒不冷静，在妇女疗养沙滩浴场行为不端，因此被警备司令部巡逻队逮捕并送进醒酒所。
3月18日，国安委第10局勤务与培训处的值班军官В.Д.克列托夫上尉醉酒不冷静，实施了侮辱妇女尊严的行为，因此被送到雅尔塔警备司令部。克列托夫休假返回后不久，因扰乱公共秩序被莫斯科警察局拘留。
“东方”疗养院院长、医务上校Н.Г.利斯托夫明知部分疗养人员行为不端，且接到警备司令的惩罚指示后，未对这些人员采取任何措施，签发虚假命令要求为戈尔科利采夫、切斯诺科夫、沃尔科夫和迪卡林办理提前出院手续。
国家安全机构某些工作人员不进行文明疗养，反而酗酒并做出有损军官尊严的行为，事实上在国安委的其他疗养院中也存在。
这种情况不能容许，
我命令：
1.瓦西里·德米特里耶维奇·克列托夫上尉因酗酒和公共场所行为不端，损害军官尊严，开除出国家安全机关并转入苏军预备役；对阿列克谢·费奥多罗维奇·戈尔科利采夫上尉处以15天拘留，在禁闭室执行。
2.“东方”疗养院院长、医务上校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利斯托夫因未对扰乱公共秩序者采取措施并签发虚假命令，给予警告处分。
3.至于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舒托夫上尉，国家安全委员会卡卢加州分局局长做出的处分（15天禁闭）已足够严厉。
4.责成О.М.格里巴诺夫少将和П.Ф.库兹涅佐夫少将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处罚А.В.切斯诺科夫上尉、А.С.迪卡林少尉、Н.А格里申准尉及О.В.沃尔科夫中士。
本命令将向国家安全委员会各机构和部队的全体业务人员宣布。
苏联部长会议下属之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И.谢罗夫大将
翻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第1号标准。本标准适用于现役战士和军士、征召的预备役战士和军士、超期服役的战士、军士及准尉。本标准仅适用于地面部队。
| 品名 | 每日数量 |
| 1.黑麦面包 | 350克 |
| 2.小麦面包 | 400克 |
| 3.小麦粉（特级或一级粉） | 10克 |
| 4.各种谷物（稻米、黍米、荞麦、大麦米） | 120克 |
| 5.通心粉 | 40克 |
| 6.肉类* | 150克 |
| 7.鱼类** | 100克 |
| 8.动物脂肪（人造黄油） | 20克 |
| 9.植物油 | 20克 |
| 10.黄油 | 30克 |
| 11.牛奶 | 100克 |
| 12.鸡蛋 | 4个（每星期） |
| 13.糖 | 70克 |
| 14.盐 | 20克 |
| 15.茶叶（浸泡） | 1.2克 |
| 16.月桂叶 | 0.2克 |
| 17.胡椒粉（黑胡椒或辣椒） | 0.3克 |
| 18.芥末粉 | 0.3克 |
| 19.食醋 | 2克 |
| 20.番茄糊 | 6克 |
| 21.马铃薯 | 600克 |
| 22.卷心菜 | 130克 |
| 23.甜菜 | 30克 |
| 24.胡萝卜 | 50克 |
| 25.圆葱 | 50克 |
| 26.黄瓜、番茄、绿色蔬菜 | 40克 |
| 27.水果汁或蔬菜汁 | 50克 |
| 28.干果冻/水果干 | 30/120克 |
| 29.复合维生素 | 1粒 |
*从1992年1月1日起每日肉类标准为185克，从1993年1月1日起为200克。
**从1993年1月1日起每日鱼类标准为120克。
第1号标准额外增加
对于在铁路上护送军用物资的押运人员：
| 肉类 | 120克 |
| 黄油 | 20克 |
| 糖 | 10克 |
对于征召的预备役军官：
| 黄油 | 30克 |
| 饼干 | 20克 |
附注：
1.由于每日面包供应量远超战士对面包的实际需求，允许将面包切片放置在餐桌上，数量以战士通常的食量为准，同时在食堂的配餐窗口额外放置一些面包，供那些没吃饱的战士取用。节省下的面包钱允许用于采购其他食品以丰富战士伙食。通常这些钱会用来购买水果、糖果、饼干以供应战士节日聚餐，或为站岗的哨兵提供茶叶和糖加餐，或为训练期间的加餐购买猪油。上级指挥部门鼓励各团建立厨房农场（养猪场、菜园），其产品用于在日常标准之外改善战士伙食。
另外，战士吃不完的面包通常用来制作野战口粮的面包干，野战口粮是根据第9号标准（见下文）确定的。
2.允许用肉罐头替代新鲜肉类，比例为150克鲜肉相当于112克肉罐头；允许用鱼罐头替代鲜鱼，比例为100克鲜鱼相当于60克鱼类罐头。
3.第1号标准是基础标准，自然也是最低标准。
战士灶每日参考菜单：
早餐：大麦米粥，炖肉，茶，糖，黄油，面包。
午餐：咸番茄沙拉，肉汤红菜汤，荞麦粥，单份炖肉，糖渍水果，面包。
晚餐：土豆泥，单份炸鱼、茶，黄油，糖，面包。
第9号标准。也就是所谓的“干制口粮”，西方国家通常叫做野战口粮。仅在无法为战士供应完整热食的情况下才允许发放这种口粮。干制口粮的发放时间不得超过三天，之后必须为战士供应正常伙食。
方案1
| 1.“北极”压缩饼干/面包 | 270-300克/500克 |
| 2.肉罐头 | 450克 |
| 3.肉粥罐头 | 250-265克 |
| 4.炼乳 | 110克 |
| 5.果汁 | 140克 |
| 6.糖 | 60克 |
| 7.茶叶（一次性茶包） | 3袋 |
| 8.卫生湿巾 | 3件 |
方案2
| 1.“北极”压缩饼干/面包 | 270-300克/500克 |
| 2.肉罐头 | 325-328克 |
| 3.肉粥罐头 | 500-530克 |
| 4.糖 | 180克 |
| 5.茶叶（一次性茶包） | 3袋 |
| 6.卫生湿巾 | 3件 |
注：肉罐头通常是炖肉、香肠碎、灌肠碎、肝酱。肉粥罐头通常是肉和谷物（牛肉荞麦粥、羊肉稻米粥、猪肉大麦米粥）。
所有干制口粮中的罐头均可冷食，但建议将食品分配为三餐（以第2种方案为例）：
早餐：在锅中加热第一个肉粥罐头（265克），加入一罐头水。配一杯茶（1个茶包）、60克糖、100克饼干。
午餐：在锅中加热一个肉罐头，加入2-3罐头水。配一杯茶（1个茶包）、60克糖、100克饼干。
晚餐：在锅中加热第二个肉蔬肉粥罐头（265克），不加水。配一杯茶（1个茶包）、60克糖、100克压缩饼干。
整套干制口粮使用纸板箱包装。对于坦克和装甲车乘员，使用坚固防水的纸板箱。未来计划将干制口粮的包装改为密封金属包装，以便把包装盒用作炊具，盒体是煮锅，盒盖是煎锅。
延伸阅读：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 奥斯卡·舍伊宁
（国际统计学会会员，英国皇家统计学会名誉会员）
1.1. В.И.列宁
革命前的俄国，地方经济（尤其农业）由地方统计学家进行研究。他们认为农民是单一的阶级，而列宁[1]则将农民分为富农、中农和贫农。基于这一认识，苏联宣布统计学是一门社会学科。没人记得，至少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统计学家就认为自己有责任研究收集回来的材料，从中寻找规律并分类，即在社会学中扮演积极作用。当然，苏联的专家们也没注意到列宁存在所谓的“错误使用平均数”或“带偏见的应用统计材料”[2]。
[1]В.И.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2]S.科茨、E.塞内塔：《作为统计学家的列宁》，《皇家统计学会期刊》1990. Vol.A153
列宁的哲学观点[3]亦间接损害了统计学家。他称卡尔·皮尔逊（译注：“毕尔生”）为“唯物主义的认真而诚实的敌人”和“最彻底且最明显的马赫主义者之一”，因此苏联统计学家一开始就拒绝了这位英国学者的统计研究。至于А.А.丘普罗夫[4]试图将大陆统计学派与英国生物统计学派相结合的努力，也无人提及。
[3]В.И.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4]亚历山大·丘普罗夫：《关于统计序列稳定性的理论》、《关于偏差理论》
1.2. 平静了几年
不过，俄罗斯/苏联的统计学家还能以1917年前的方式工作几年。С.С.扎尔科维奇得出结论，1930年代初期俄罗斯的统计学“接近其他国家最佳水平”[5]，S.科茨[6]也同意这一观点。N.亚斯内指出，“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国家统计达到很高的水平，并获得了崇高地位——只是后来被奴化”[7]。
[5]С.С.扎尔科维奇：《关于俄罗斯抽样方法历史的笔记》，《皇家统计学会期刊》1956. Vol.A119
[6]S.科茨：《苏联的统计学》
[7]N.亚斯内：《苏联1956年统计手册：评论》
实际上这段好日子到1927年就结束了（见2.1节），而1922年之前的情况非常严峻。甚至连最重要的统计数据都不存在，33名被动员参与地方人口普查的统计学家死亡。另外，统计学家频频面临“由日益加剧的破坏造成的的不可克服的困难……”[8]。
[8]亚历山大·丘普罗夫：《统计学家公报1920–1922》
1.3. 乌托邦
从1927年起，随着“大转折之年”临近，富农阶级被铲除，整个国家蒙受重大损失。统计学领域的“公开性和透明度”显著下降，学术批评变成了危险的政治指控[9]，许多统计学家因此受镇压。在一些重要领域，统计研究被直接禁止。为什么要研究犯罪呢？它很快就会消失。卖淫？它根本不存在了[10]。毒品成瘾问题？过了几十年才勉强承认。
[9]А.布哈诺夫：《瓦列里安·奥辛斯基》，《统计学家公报》1988年第9期
[10]Д.戈尔芬：“卖淫”词条，《苏联大百科全书》1940年版
即使在“公开”领域，统计数据也变得不可靠。工业中的虚报现象愈发普遍，而大规模的成本操纵使得财务报告与实际生产指标脱节（В.谢留宁和Г.汉宁[11]）。这两位作者还提到，早在1926年（参见1.2节），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主席Ф.Э.捷尔任斯基[12]就直言工业统计数字是“虚幻的”1，更不用说后来了。
[11]В.谢留宁、Г.汉宁：《狡诈的数字》，《新世界》1987年第2期
[12]Ф.Э.捷尔任斯基：《1926年在俄共（布）中央全会上的讲话》
根据官方数字，1952年谷物产量为1.3亿吨，但实际上，如后来Н.С.赫鲁晓夫所言，真实产量比官方数字低33%。В.Н.斯塔罗夫斯基[13]解释说只考虑了生物产量2。后来的А.奥尔洛夫[15]表示：“广泛的可靠统计数据不仅是不需要的，更是危险的”。他进一步说，既没必要调研市场，也没必要提高商品品质，更没必要采取现代统计方法——因为所有的统计研究都被垄断了。此外，官方意识形态阻碍了对随机性的正确理解（参见4.1节和6节）。最后，甚至有人提议[16]将统计职能收归最高苏维埃，但该机构并无实权。统计工作的现状导致了重要的国家任务不仅得不到解决，有时甚至根本没意识到（见第5节和6节）。直到1989年新思想才开始进入公众视野（例如1989年第5期《经济学与数学方法》杂志上的统计与改革讨论）。
[13]В.Н.斯塔罗夫斯基：《苏联统计科学与实践的四十年发展》，《统计学家公报》1958年第1期
[15]А.奥尔洛夫：《关于统计学及其应用的改革》，《统计学家公报》1990年第1期
[16]С.迪卡洛夫：《统计学应当服从谁》，《统计学家公报》1990年第5期
1.4. 数理统计学
1948年或1949年，威廉·费勒在一封私人信件中表示：“俄罗斯几乎没有统计学；令人惊讶的是，一个在概率论上如此强大的国家居然对数理统计学几乎毫无贡献。显然，政治气候对这类应用（注：指概率论）十分不利”[17]。
[17]朱利安·赫胥黎：《苏联遗传学与世界科学》
费勒的观点并不完全准确。虽然苏联没有数理统计学派，但В.И.罗曼诺夫确实继承了丘普罗夫的传统，将统计学的两个方向结合起来（见1.1节），尽管1948年此人不得不忏悔自己的错误（见2.3节）3。总体而言，苏联当时的成就可以从Б.В.格涅坚科的教科书[18]一窥端倪。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位作者对国外数学家的介绍非常简略，而且只写了一个例子涉及统计学的应用——不得罪人的产品品质统计控制。在后续版本中格涅坚科基本没怎么修改这一章。
[18]Б.В.格涅坚科：《概率论教程》1950年版
2.1. А.А.丘普罗夫和他的学生
1917年10月前不久，俄罗斯最著名的统计学家之一A.A.丘普罗夫出国数月，最终一去不归。他的至少三位前学生（以及几十甚至近百名其他统计学家）被镇压。Н.С.切特韦利科夫坐牢四年（大约在1931—1935年），1937或1938年被二次镇压[19]。В.И.霍季姆斯基“在数学上非常有才华，政治上非常左倾”（О.安德森语[20]），1937年被捕，“不久之后就去世了”[21]。Б.И.卡尔片科1938年被捕，一直流放到1943年[22]。安德森本人也是丘普罗夫的学生，他1920年移民海外，回忆说：“我可以列举出一长串在俄罗斯受到高度重视的早期统计学家和许多前途无量的青年学生……丘普罗夫的名字在1930年后忽然从苏联/俄罗斯的科学文献中彻底消失了”[20]。
[19]无名氏：《周年纪念和难忘的日子》，《统计问题》1995年第11期
[20]O.安德森《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学家的数学》，《国民经济与统计年鉴》1959年
[21]卡尔曼·阿尔诺什特（欧内斯特）：《我们不该这样生活》
[22]Е.卡普利克《Б.И.卡尔片科》，《统计学家公报》1992年第8期
让我们将这一说法与丘普罗夫本人早期的话进行比较：
“杰出的统计人才……其中一些是我的优秀学生，他们与它（指俄罗斯中央统计局”ЦСУ”）有关”[8]。
2.2. 大混乱
前地方自治会统计学家（如В.Г.格罗曼，见下文）被认为意识形态可疑4，不消说，他们大多属于那些突然消失的人群（见2.1节）。最杰出的经济学家小组——与统计学密切相关的行情研究所也被摧毁。早在1926年，该机构主任Н.Д.孔德拉季耶夫曾邀请А.А.丘普罗夫回国，并承诺给他安排研究所工作。此项邀请由孔德拉季耶夫的助手Н.С.切特韦利科夫转达，信中表示“对研究人员的良心没有丝毫强迫”，并且研究所员工“全心全意地致力于有时最最艰难的任务”[25]。
[25]奥斯卡·舍伊宁：《A.A.丘普罗夫：生活、工作与书信》
然而丘普罗夫当时重病缠身（或许他根本没活到见信）。如果他接受了孔德拉季耶夫的邀请，则很可能会像许多其他杰出科学家一样罹难。切特韦利科夫曾警告丘普罗夫国内局势尚不明朗。事实证明，孔德拉季耶夫很快就被排挤出科学界，1931年被捕，1938年处决[26]。
[26]Н.Д.孔德拉季耶夫：《特别意见》，莫斯科1993年版
1920年代末，新一代的统计学家已经成长起来。许多人对自己的工作只有模糊认识，但他们都严守党的路线，尽力揭发“破坏分子”。在主持一场关于“计划性破坏活动”的会议时，反对“资产阶级统计学”的玛丽亚·纳塔诺夫娜·斯密特-法尔克纳宣称：老专家进行破坏活动是因为新干部尚未成熟。在总结发言中，她号召与会者“在统计学领域及其计划应用方面成为科学思想上的ОГПУ”[27]5。
[27]М.斯密特：《计划性破坏与统计理论》，《计划经济》1930年第10期
另一位OGPU思想上的支持者是Б.С.雅斯特列姆斯基[27]。他对已被捕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前主席В.Г.格罗曼6进行了照本宣科的（甚至不充分的）批评，且声称“问题不仅仅在于方法论”。不出所料，雅斯特列姆斯基还提到了Д.Ф.叶戈罗夫，提供了这位杰出数学家阴谋造反的最详细证言：
“我最近在数学与力学研究所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听了叶戈罗夫教授的发言，当时他还未被揭露为破坏分子。他发表了一种纲领性的讲话，情绪非常激动，甚至声泪俱下：‘你们说什么破坏分子……没有比你们更坏的破坏者了，同志们，因为你们宣扬马克思主义，使思想标准化……’”[27]。
然而，苏联第一本（也是最初级的）统计学教材的作者表现出了最大的麻利劲儿。在前言中他们宣称数学是资产阶级科学的仆人，并称Н.Д.孔德拉季耶夫和其他被捕的经济学家为资产阶级奴才和法国间谍[30]7。
[30]Л.Я.博雅尔斯基、Б.С.雅斯特列姆斯基等：《数理统计法理论》，1930年第2版（后续版本改名《统计学》）
2.3. 不是数学，是政治经济学
所以，统计学的基础不应该是数学，而应该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Л.布兰德[32]对此直言不讳，许多作者[33]在1970年代中期之前反复重申这一主张，甚至最近仍有人老调重弹[34]。早在布兰德之前，A.Я.博亚尔斯基与其合著者就声明：统计学的作用“仅仅是对该学科的特定分析（注：指马克思主义分析）揭示的规律性进行测量” [30]。
[32]Л.布兰德：《论Л.Я.博雅尔斯基、Б.С.雅斯特列姆斯基等<数理统计法理论>》，《计划经济》1931年第4期
[33]С.Г.斯特鲁米林主编：《计划经济》莫斯科1969年版
[34]М.О.纳扎罗夫：《关于社会经济统计的根本性改革》，《统计学家公报》1990年第8期
В.Н.斯塔罗夫斯基[35]和М.Р.埃伊德尔曼（半个世纪之后！）[36]也提出类似想法。В.И.霍季姆斯基亦然，尽管他曾说：“不能再容忍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在数学领域令人难以置信的无知”8，然而他似乎持有相同观点：“资产阶级经济学广泛利用数学解释来为其伪理论披上科学的外衣”[27]。那么，我们还能期望М.斯密特说什么呢？她直接说：数理统计法不能成为经济统计学的基础，因为还需要进行初步的定性分析，而概率论无法描述大规模的社会进程，因为它是从相等概率的概念出发的，而在计划经济中并不存在这种相等概率[37]9。之后是她极庸俗的主张：皮尔逊的曲线系统不可接受，主要是因为它建立在“对数字的盲目崇拜……并且它的分类仅基于数学计算。虽然皮尔逊不像高斯那样想要把整个现实世界强制归入一条单一的分布曲线（注：原文如此），但他的系统仍然仅仅依赖数学基础，而这样根本无法研究具体世界” [37]。
[35]В.Н.斯塔罗夫斯基：“经济统计学”词条，《苏联大百科全书》1933年第1版
[36]М.Р.埃伊德尔曼：“经济统计学”词条，《苏联大百科全书》1978年第3版
[37]М.斯密特：《反对苏联统计理论中的唯心主义和机械论理论》，《计划经济》1934年第7期
1939年斯密特女士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纯数学的统计序列稳定性理论尤其不受欢迎，其主要作者包括В.И.博尔特克维奇、А.А.马尔科夫和А.А.丘普罗夫。博亚尔斯基等人对此声称，“彻底孤立无援的意识迫使资产阶级学者在应用数学方法时心生恐惧”[30]10。相比之下，В.Н.斯塔罗夫斯基的言辞更尖锐：资产阶级统计学的理论家（他把丘普罗夫也扯进来）试图证明资本主义不可动摇性及其法律的稳定性[35]11。他在更晚的时候提到了威尔赫姆·莱克希斯和皮尔逊理论的“反科学本质”[40]。Л.布兰德[32]亦持类似立场，声称“破坏分子”继承了约翰·彼得·舒斯米尔奇和阿道夫·凯特尔之流的“典型资产阶级思想家”的事业。
[40]В.Н.斯塔罗夫斯基：《苏联统计科学与实践》，《苏联国家统计史》莫斯科1960年版
1948年，伴随着反“世界主义”运动，开始再次追击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及英美数理统计学派。同年统计学家们开大会，谴责“奴颜婢膝崇拜外国货”，担忧地指出“有时宣扬并采用了资产阶级统计学的方法”，同时对В.И.罗曼诺夫斯基承认自己“在某些早期著作中犯下的意识形态错误”表示满意[41]12。凡针对经济问题的数学或纯统计研究，如果其结果不符合党的方针，一改予以否决。下面举两个1930年代的例子。
[41]《第二次全联盟数理统计学会议决议》，1948年塔什干
例一，А.Я.博亚尔斯基[27]尖锐批评了被揭露为“人民公敌”的В.巴扎罗夫（В.А.鲁德涅夫）的结论。巴扎罗夫建立并解出了一个描述国家工业生产增长的微分方程，该方程的特解渐近地趋近于“水平”直线。博亚尔斯基要么表示同意、承认工业增长将放缓，要么就该检验巴扎罗夫的前提，但他却声称巴扎罗夫是在为“资本主义复辟”做准备。此外，博亚尔斯基导出的某个特解的图形并不符合其解析解，而且他关于该直线属于“衰减速率线”的说法[27]也颇令人费解。
例二，1935年联共（布）中央决议认为[43]工业中的统计产量定额阻碍了技术进步。是啊，不然呢？毕竟当时的斯达汉诺夫式工作者已多次突破了定额。然而不清楚的是，为什么技术人员未发现巨大的潜力，以及如此宏伟的成就为什么没破坏经济平衡？
拒绝基于统计的定额意味着平均产量的概念完全失去意义——这话明明白白讲出来了[39]。这些及类似的言论[44]实际上为计划中的唯意志论提供了依据。关于统计学的从属地位论点并未获得普遍认可。早在19世纪上半叶[45]，一些统计学家（如1831年Т.Ф.斯捷潘诺夫、1847年К.С.维谢洛夫斯基）就认为统计学与政治经济学地位平等，而И.И.斯列兹涅夫斯基（1839年）则表示统计学可以独立共存。
[39]А.洛佐沃伊：《关于统计科学中破坏活动的后果》，《布尔什维克》1938年第23期
[44]А.彼得罗夫：《对Л.В.涅克拉什<统计学总论>课程的评论》，《计划经济》1940年第5期
[45]Б.Г.普洛什柯：《关于统计学课程的理论史》，《统计学家公报》1964年第5期
1926年Н.奥辛斯基（注：瓦列里安·奥辛斯基的化名）13反对用统计数据佐证“预设的政治结论”[9]，С.Г.斯特鲁米林则指出统计学不应被勉强塞入“狭窄的政治经济学框架”[46、47]，认为统计学与政治经济学不一回事，不必臣服于它[48]。В.С.涅姆钦诺夫也谈过类似观点[49]。自然，这些言论遭到了坚决驳斥（见4.1节）。
[46]С.Г.斯特鲁米林：《关于将统计学定义为科学的问题》，《统计学家公报》1952年第1期
[47]С.Г.斯特鲁米林：《统计经济学论文集》
[48]С.Г.斯特鲁米林：《统计学讨论总结》、《统计经济学论文集》
[49]B.C.涅姆钦诺夫：《作为科学的统计学》，《经济问题》1952年第10期
2.4. “破坏分子的”普查
1917年革命后，俄罗斯/苏联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分别在1920年和1926年进行。然而1937年的再次人口普查被认为不合格，1939年重新进行。В.К.沃布雷和П.И.普斯托霍德描述这一事件时声称人民公敌“阻挠”了这次普查[50]。据他们所言，大量人口未被统计，因为发给统计员的手册不堪用，导致居民的社会和职业构成也因此被“歪曲”。
[50]В.К.沃布雷、П.И.普斯托霍德：《人口普查》，莫斯科/列宁格勒1940年版
官方声明指出：人口普查“严重违反了统计科学的基本原则，也违反了政府批准的指示”，苏联人民委员会承认“人口普查的组织工作不合格，统计材料本身有缺陷” [51]。
[51]《关于全联盟人口普查》，1937年9月26日《政府公报》
但真实情况根本不是这样[52、53]。首先，人口普查原定1933年进行，因故多次推迟——社会主义建设本应伴随人口的快速增长，却出现了人口灾难。1936年年中为了挽救局面下令禁止堕胎[54]。其次，人口普查的方案和实施办法是党中央制定的，最重要的决策系斯大林本人决断，而统计学家几乎没有时间对人口统计员进行培训。虽然只有0.3%-0.4%的人口未登记造册，但最终查出人口1.62亿，低于“预期”的1.70-1.72亿。
[52]В.В.查普林：《三十年代斯大林主义受害者统计》，《历史问题》1989年第4期
[53]А.沃尔科夫：《1937年人口普查的历史》，《统计学家公报》1990年第8期
[54]无名氏：“堕胎”词条，《苏联大百科全书》1949年第2版
当然，“破坏分子”必须负全责。国家统计机构被打垮，Л.布兰德（布兰德根德勒）是受害者之一。А.洛佐沃伊[39]列举了包括他在内的几位统计学家，称这些人是人民公敌，但没提人口普查14。1930年科学院下设人口研究所，1934年即解散。苏联科学院主席团解释后一个决定时指出：“在人口研究所的工作中引入社会经济因素的尝试失败了……”[55]。著名人口学家С.А.诺沃塞利斯基和В.В.帕耶夫斯基曾在该所工作，主任是И.М.维诺格拉多夫，但他似乎对人口学没有任何贡献。
[55]А.Н.季波尔特：《苏联科学院人口研究所的历史》，《半个世纪的苏联统计学》第2辑
1920年代末，统计学家们相信他们的学科“正发展成为国民经济核算”[32]。不过，斯密特虽然没提核算，却总体上反对统计学：“旧的统计理论实际是随机变量波动的理论……15这一理论……是无政府主义资本主义及其经济的绝妙反映……统计学家利用这一工具故意破坏计划”[27]。新观点的主要支持者是Н.奥辛斯基：“市场因素被直接服从计划管理的组织活动所取代……统计方法开始在直接核算方法面前退让”[56]。他也确实补充说（虽然未作充分解释）：但统计学仍继续发挥一定作用，并将其定义为“关于计划和调控过程的定性/定量研究方法”的科学。很难理解这句话，尤其联系到他同时期（1932年）称国民经济核算是“对有意识的拟定活动及其结果进行定性/定量概括”[56、57]的观点16。奥辛斯基的观点在几年内被认可[35]。不过随后一切都变了：А.洛佐韦抛出“关于统计学衰退的破坏性论点”[39]，而В.Н.斯塔罗夫斯基后来表示，这一“极左”理论最早由院士（注：不再称呼“人民公敌”了！）奥辛斯基提出 [40]。
[56]Н.奥辛斯基：《国民经济核算的现状和任务》，莫斯科/列宁格勒1932年版
[57]С.Г.斯特鲁米林：《苏联统计学的任务与前景》、《统计经济学论文集》
尽管官方观点发生了变化，1930年改组为中央国民经济核算局的中央统计局(ЦСУ)直到1948年才得以重建[13]。主要的专业期刊《统计学家公报》1930-1948年间停刊，那几年仅在《计划经济》杂志上发表了少量统计学文章。
无论如何，核算——即初级数据的汇总——而不是神秘的“定性/定量概括”，无法提供可靠信息。即使是统计，即数据的汇总和研究，也发现不可靠（见第1.3节）。更重要的是，苏联的统计学实际上仍主要依赖全面核算[15]。
4.1. 会议
1954年，科学院、高等教育部和中央统计局在莫斯科组织召开统计问题会议[59]，1952-1954年《统计学家公报》和《经济问题》杂志刊登了一系列文章制造氛围。
[59]无名氏：《统计问题科学会议综述》，《统计学家公报》1954年第5期
部分与会者提出了理智的观点。例如，М.В.普图哈表示统计学“并不从属于其他科学”，С.Г.斯特鲁米林则声称它“是一门独立的科学”17。然而会议主要观点是相反的：“只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才是统计学作为社会科学发展的坚实基础”（А.М.沃斯特里科娃）；统计学不研究大规模随机现象（В.А.索博尔），这些现象通常没有任何特殊规律性（С.П.帕尔蒂古尔）；稳定性理论是资产阶级理论，甚至连诚实的“资产阶级统计学”代表也不得不篡改现实（М.Н.斯密特）[59]。
需要特别指出苏联科学院副院长К.В.奥斯特罗维佳诺夫的指导意见：“列宁完全使（统计方法）服从于阶级分析农村的任务（注：更确切地讲：使之适应这项任务）”[59]。他又说：“不能认为，在研究星座群和经济群体时可以采用同一套方法。18”因此，统计学应当在数量上描述预设的马克思主义原则（参见第2.3节），这里要提醒一下，早在18世纪（И.П.舒斯米尔奇）统计学就被赋予了更重要的任务：揭示人口流动中未知的神圣法则。
这次大会有助于促使统计学家们服从官方政策。比如，В.Н.斯塔罗夫斯基表示会议帮助“澄清”了许多问题[13]，并且会后随之出现了团结和睦的工作[61]。另一些作者注意到，大多数统计学家遵循会议通过的统计学定义[33]，即：统计学是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它研究大众社会现象的量的方面，并与质的方面密不可分[33]19。时至今日该定义早就被抛弃了。А.奥尔洛夫早已表示拒绝接受大会决议[15]20，称决议显然是该学科“取消派”和进步统计学家之间的妥协，前者认为只需细化落实预设方针，而进步统计学家（尤其В.С.涅姆钦诺夫）持不同观点[64]。
[61]В.Н.斯塔罗夫斯基：1968年全苏统计学家会议《报告》
[64]Ф.Д.利夫希茨：《作为统计学家的В.С.涅姆钦诺夫》
4.2. А.Н.柯尔莫哥洛夫的发言
数学家柯尔莫哥洛夫在会议上发言，指出必须“严厉反击……在研究社会现象时滥用数学，这是资产阶级科学的典型特征”。他又说：资产阶级科学的代表“毫无依据”地使用时间序列的固定性和稳定性假设 [59]（见第5.1节）。
他也不同意除了数理统计学和作为社会经济科学的统计学之外，还存在某种非数理的、但却是通用的“一般性”统计理论，其实质可以归结为数理统计以及一些收集和处理统计数据的技术方法[59]21。最后，柯尔莫哥洛夫列举了统计学的重要应用领域[65]，即与某些专家的意见相反，他强调计划经济条件下大规模随机现象的重要性（见第4.1节）22。
[65]无名氏《大数法则在统计学中的作用》，《统计学论文集》1955年
4.3. 追求和现实
早在会议前很久，苏联统计学家得出必然结论：“他们的”科学是“世界上最先进的”[68]，并认为“只有在苏联的国家和社会制度下才可能创造出真正的科学的统计”（А.Я.博亚尔斯基和Л.齐尔林[69]）23。毫无疑问，此类言论不仅会议期间出现，会议之后也将继续存在下去 [33、59、70]。综合来看，这些论调令人联想起鲁德亚德·吉卜林《丛林之书》猴群的叫喊：“我们伟大。我们自由。我们卓越。我们是整个丛林中最了不起的生物。我们都这样说，所以肯定是真的。”
[68]С.古列维奇：《为布尔什维克的统计理论辩护》，《计划经济》1938年第4期
[69]А.Я.博亚尔斯基、Л.齐尔林：《资产阶级统计学是辩囿资本主义的工具》，《计划经济》1947年第6期
[70]А.Я.博亚尔斯基：《关于统计对象的问题》，《统计学家公报》1953年第2期
但对1957年出版的一种教材有如下冷静评价[71]：“……本书读者无法理解现代数理经济学或计量经济学的相关著作”[20]。此外，西方作者虽然不一定批评“他们自己的”统计学，却对社会学整体提出了尖锐批评。S.安德列斯基指出，在这门学科中“人人都可以不负责任地为所欲为”，并将其解释为“普遍的官僚病”导致了“安全的平庸” [72]。
[71]А.Я.博亚尔斯基：《经济学家的数学》莫斯科1957年版
[72]S.安德列斯基：《视社会学如巫术》伦敦1972年版
克里弗德·特鲁斯戴尔引用他的老前辈Е.沙尔加夫的话指出：“凡油水丰厚处必孳生骗子”[73]。他称现代社会学为“平民科学”，并警告说它的下一个也是最终阶段将是“无产阶级”科学，它“通过确认一切被命令相信的东西来安抚无产阶级”。可惜啊，这人不熟悉苏联的统计学！
[73]克里弗德·特鲁斯戴尔：《数学在科学中的作用》纽约1984年版
5.1. 不成功的创举
滥用数学确实在国外发生过，这里有个与А.Н.柯尔莫哥罗夫论点（见4.2节）相关的显著例子，虽然说的是1920年代末。哈佛政治经济学派纯粹基于经验预测经济指标，未能预见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В.И.霍季姆斯基[27]正确指出了这一点，却忘了补充一句：用正牌经济理论武装起来的苏联专家同样束手无策。惟Н.Д.孔德拉季耶夫（见2.2节）在1923年部分正确地描绘了即将到来的事件。大约二十年后，统计数据的经验外推法被经济模型研究——也就是计量经济学——取代。
1910-1911年В.И.博尔特克维奇“独自尝试创建马克思主义的计量经济学（!）”，遭遇失败，虽然是另一种意义的失败。他的“枯燥表述方式使马克思主义者（除克里普特之外）无法接受”[74]24。苏联学者肯定会重复类似尝试，但意识形态上的创新被绝对禁止。即使是1967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俄文纪念版也仅包含书目注释。
[74]E.贡贝尔：“L.J.博尔特克维奇”词条，《国际统计学百科全书》纽约/伦敦1978年版
5.2. 艰难之路
第一位试图将国外已有的计量经济学引入苏联科学界的人是В.С.涅姆钦诺夫，但他的努力被视为企图将“最资产阶级”的学派引入国内[66]。尽管如此，1959年还是召开了一次会议，以确定对这一新趋势的态度[76]。与会者遵循时代精神，一致认为经济学需要更广泛地应用数学方法，但主要报告人А.Я.博亚尔斯基和另几位统计学家拒绝将计量经济学视为一门独立学科。博亚尔斯基指出该学科仍然属于政治经济学，而政治经济学似乎并不局限于“纯粹的定性判断”。他还说马克思主义不会发生质的变化[76]——当然了，并未称其为僵化的理论。
[76]无名氏：《关于数学在经济研究中的应用及计量经济学会议》，《统计学家公报》1959年第9期
А.Х.卡拉佩特扬声称资产阶级计量经济学家立足于“庸俗的”（注：即“非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76]，而Ю.А.克隆罗德谴责Л.В.坎托罗维奇（显然指的是他那本书[77]）偏离马克思主义。坎托罗维奇的结论基于“客观条件评估”，正如В.С.涅姆钦诺夫[78]所言，其评估与市场价格非常接近。
[77]Л.В.坎托罗维奇：《以计量经济学计算资源的最佳利用》莫斯科1959年版
[78]В.С.涅姆钦诺夫：《编者的话》，Л.В.坎托罗维奇《以计量经济学计算资源的最佳利用》
1960年举行了又一次此类会议，请来领先学者出席[79、80]。会议上听取了涅姆钦诺夫、坎托罗维奇和В.В.诺沃日洛夫的报告。涅姆钦诺夫讨论了实现某些目标所需投资最小化等问题；坎托罗维奇表示需要新的计划方法、新的经济和统计指标以及在经济学、统计学和数学领域的进一步研究。А.Н.柯尔莫戈罗夫在讨论中甚至指出，经济学家和数学家的共同工作应当引领经济理论（注：即政治经济学！）进入一个实质性的全新阶段[79]，又说：显然经济学必须根据数学的应用所提出的要求来澄清自己的许多表述和概念25。不久后形势有了一些变化：1963年中央经济数学研究所成立，到了1965年，1960年会议上的三位报告者都荣获列宁奖（涅姆钦诺夫为追授）以表彰他们在线性规划方法和经济模型方面的科学研究[82]26。
[79]Я.Л.格克尔丘克、Л.Е.明茨：《关于数学方法在经济研究和计划中的应用的科学会议》，《统计学论文集》1961年第6卷，
[80]《数学在经济和计划中应用的一般问题》莫斯科1961年版
[82]1965年4月22日《政府公报》
但我们仍然怀疑是否取得了实质性进展。首先，政治考虑始终被置于经济理由之上；其次，几乎没有可靠的统计数据（见第1.3节）；第三，经济学家们不打算重新审视他们对数学的病态怀疑态度（见第2.3节），并继续指责计量经济学家拒绝马克思主义[83]。他们还事实上否认统计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научная дисциплина)（参见第4.1节），在面对新机遇和新要求时束手无策。坎托罗维奇明确讲：
“在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的第42年，我们的经济学尚不清楚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意义及其应用方式，什么是社会主义利息，是否应该计算资本投资的效率以及以何种方式计算。比如，经济学领域的最新发现告诉我们，‘价值规律不起作用，仅仅是在施加影响’，或者‘生产资料不仅仅是商品，而且是特殊种类的商品’，等等。” [84]
[83]Л.В.坎托罗维奇：《关于经济科学的现状和任务》
[84]Л.В.坎托罗维奇：《在科学院年会上的辩论发言》，《苏联科学院公报》1959年
坎托罗维奇算什么！柯尔莫哥洛夫又算什么！听听玛丽亚·斯密特的话吧：“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信徒在他们所畏惧的现实面前完全无能为力。相反，马克思和列宁经济学说的力量和生命力恰恰在于深刻洞察了支配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85]。何其幼稚啊！
[85]М.斯密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史概论》莫斯科1961年版
到1935年，苏联已成为“研究孟德尔定律的主要中心，并得到世界公认”[86]。但从1939年起，苏联遗传学的发展开始放缓，到1948年被彻底摧毁。苏联最杰出的遗传学家Н.И.瓦维洛夫自1935年起受迫害，当时遗传学被贴上“唯心主义科学”标签，称其违背了辩证唯物主义[87]。1939年，《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编辑部组织了一场关于遗传学和育种学的会议（参见该杂志1939年第10期、第11期），瓦维洛夫在会上被礼貌但尖锐地批评一通。1940年瓦维洛夫被捕，1943年庾死[87]。
[86]《李森科争议报告》，无名氏小册子，科学工作者协会，伦敦1951年版
[87]М.В.亚当斯：“瓦维洛夫”词条，《科学传记辞典》纽约1981年版
遗传学的最终崩溃发生在1948年27的全苏会议上，出席者主要是反对遗传学的高级专家。Т.Д.李森科是最敌视这门学科的人，他对概率论的看法是：“由于无法揭示自然界生物的规律性，摩尔根学派被迫求助于概率论(!)。物理学和化学已经摆脱偶然性，因此它们成为了精确科学……科学是偶然性的敌人”[89、90]28。苏联对遗传学家的迫害也引起了国外关注[92、93]。
[89]Т.Д.李森科：《关于生物科学的现状》莫斯科1948年版
[90]《关于生物科学的现状》莫斯科1948年版
[92]R.С.库克：《李森科的马克思主义遗传学》，《遗传学杂志》1949年第40期
[93]M.C.莱金德：《遗传学争议书目概览》，《遗传学杂志》1949年第40期
在此背景下，J.赫胥黎推测苏联领导人既不承认意识形态中的偶然性，也不承认自然科学中的偶然性[17]。著名统计学家R.A.费雪发表了一篇尖锐声明：“在他（注：李森科）的攻击下，许多俄罗斯遗传学家，包括功勋最卓著的遗传学家，都被杀害”。又说：“他（注：李森科）贪婪追求的奖赏是权力，是他自己的权力——用来恐吓和杀戮的权力”[94]。
[94]R.A.费雪：《李森科是个什么样的人？》，《R.A.费雪文集》阿德莱德1974年版
Б.В.格涅坚科证明，“一些头脑发热之人人”开始驯服地否定概率论[95]。他还谴责А.Н.柯尔莫哥洛夫和其他著名数学家们此前支持孟德尔学说的立场，并耐心地解释李森科关于科学与偶然性的无知论点（他既不敢指名道姓，也未直接反驳此人对物理学的看法）。
[95]Б.В.格涅坚科：《概率论与对现实世界的认识》
В.С.涅姆钦诺夫也在1948年的会议上讲了话。虽然发言多次被粗暴的喊叫打断，但他仍然表示：“染色体遗传理论已经进入科学的黄金宝库”。并说：“我有机会从统计学的角度检验这一理论。它也符合我的观点”[90]。
难怪他不久后不得不辞去“К.А.季米里亚泽夫”全苏农业科学院院长的职务，并推辞担任该学院统计学教研室主任[64]，公开认错[49]。更有甚者，1948年前述第2.3节提到的数学统计学会议“坚决谴责”了涅姆钦诺夫企图（注：更准确地说是准备）用统计学来证明“反动的魏斯曼主义理论”，以及他从“马赫主义的英美学派立场”发言的行为，因为该学派赋予了统计学它本不应有的仲裁者角色，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注：上升到意识形态教条）[41]。
С.Н.伯恩斯坦在遗传学领域做出过重要贡献[96]，但1949年或1950年，“数学出版社”重新考虑了其出版伯恩斯坦关于概率论的第五版新书的计划，因为他“坚决拒绝”删除书中几页涉及孟德尔定律的内容29。伯恩斯坦死后，悼词执笔者之一Б.В.格涅坚科在悼词中表达了自己真实看法，另一位执笔者А.Н.柯尔莫哥洛夫1940年发表一篇文章[97]，从统计学角度证实了孟德尔定律。这就不难理解，1948年柯尔莫哥洛夫也出席的数学统计会议的决议实际意义有多大！
[96]П.С.亚历山德罗夫、Н.И.阿赫伊泽尔、Б.В.格涅坚科、А.Н.柯尔莫哥洛夫：《С.Н.伯恩斯坦的悼词》
[97]А.Н.柯尔莫哥洛夫：《关于孟德尔定律的一项新证明》
1955年，刚刚出狱不久的В.П.埃弗罗伊姆松撰写了一份长篇报告[98]，揭露李森科的罪行，天真地希望将他告上法庭。埃弗罗伊姆松评估了李森科在未经过任何初步统计验证的情况下推行其创新给国家造成的损失，结论之一是：到1955年粮食损失高达1.5亿吨，而且未来至少十年的损失仍无可避免。值得一提的是（参见第1.3节），1952年粮食的生物产量为1.3亿吨30。埃弗罗伊姆松最后提到（虽然没提供任何引用依据），遗传学在纳粹德国也被摧毁了。
[98]В.П.埃弗罗伊姆松：《李森科和李森科主义》，《自然科学和技术史问题》1989年第1、2、3、4期
作者致谢：
本文是最初英文版的修改版，起先发表在《国民经济和统计年鉴》，该刊编辑部与“卢修斯和卢修斯”出版社慷慨地允许以俄文本发表。
延伸阅读：
翻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敌对表现
基辅市
1970年12月20日9时，一通具有政治危害性的电报从列宁格勒发往基辅中心电报局。
抄本附后。
女报务员将上述文本视为技术样本予以打孔，显然不知其内容，电传到基辅市。
正在会同列宁格勒州国家安全局采取措施寻找电文作者。
附件：文字1页。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下属之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В.费多尔丘克
列宁格勒市发往基辅中心的电报全文：
“我失去了对我们亲爱苏联的
诚挚信仰，
收回给纳赛尔的勋章吧——
纳赛尔配不上它。
甚至能够登台咒骂，
拿礼物胡乱分发，
说纳赛尔是我们的兄弟，
授予英雄称号——可拉倒吧。
国家为什么黄金匮乏——
都送给混蛋啦。
还不如用来打仗，
纳赛尔以后会原谅我们……”
（文体和拼写保留原样）
核对：侦查员
（签名）文尼琴科
（儿按：不少人相信这首讽刺诗是弗拉基米尔·维索茨基的作品。1964年5月苏联最高苏维埃授予纳赛尔“苏联英雄”称号，引起国内普遍反感。按照赫鲁晓夫儿子的说法，此事的缘由是，赫鲁晓夫到访埃及当天纳赛尔即授予他“尼罗河项链勋章”。为了还礼，赫鲁晓夫询问苏联哪一种奖励相当于尼罗河项链勋章，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认为不带直接意识形态色彩的的是“苏联英雄”称号，曾授予菲德尔·卡斯特罗。于是批准授予纳赛尔“苏联英雄”称号。）
制止敌对活动
波尔塔瓦州
1974年2月15日和18日，克列缅丘格市分别报告了82起和90起散播反苏传单案件，传单内容包括赞同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的反人民活动，以及号召反对我国现行国家和社会制度。已查明，这些传单的散播者是“克列缅丘格斯特罗伊”机械联合工厂管理局推土机驾驶员瓦西里·斯捷潘诺维奇·卢奇基夫，1945年出生。
经州检察长批准，国安委分局对卢奇基夫提出反苏煽动和宣传的刑事诉讼，并于2月18日将他逮捕。
审讯期间卢奇基夫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供称他实施上述活动的原因是对党和苏维埃国家的政策不满。
侦查继续进行中。
翻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伊凡四世雷帝、其子费奥多尔·伊凡诺维奇和伊万·伊凡诺维奇、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斯科平-舒伊斯基大公的墓葬于1963年4月-5月间发掘，在此之前还进行了施洗约翰副祭坛承重结构（墙壁和拱顶）的加固工程，以及天使长大教堂东墙（半圆穹顶）的加固工程。施工过程中发现，如果不降低施洗约翰副祭坛和大教堂助祭厅目前的地面高度，就无法消除大教堂这部分墙壁的严重变形。
降低地面后，由于伊凡雷帝和两个儿子的坟墓修建在此，遂开始拆修东墙。最早的时候，在这面墙上从大教堂一侧凿出过一个大壁龛，形成了所谓的“高座”，位于助祭厅内施洗约翰副祭坛供桌后面。根据伊凡雷帝的命令，副祭坛被移至与助祭厅东侧相连的专用附属建筑中，这面墙外围的白石基座也被凿平。十九世纪中叶开凿新门洞和铺设供热管道时，墙体的承重能力被彻底破坏。结果是大部分墙壁的厚度被减薄到半块砖，即15厘米（从白石地面到供桌后壁龛的高度），部分墙体在60厘米高度处被现代的花岗岩石板覆盖。
由于东墙基座的厚度被后来加铺的地面所掩盖，无法立即确定墙体上部持续出现裂缝的原因。根据加固这面墙的决定，封堵了十九世纪开凿的门洞，从而恢复了被其破坏的十六世纪壁龛北部区域，该区域原本是为安置“高座”而设计的。重新开通了十六世纪修建的、从助祭厅通往附属的施洗约翰副祭坛的古老门洞。根据墙壁的外轮廓恢复了白石基座的原貌。但在与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斯科平-舒伊斯基坟墓相邻的地方，基座未被恢复。降低地面到十七世纪砖砌地面的水平。
所实施的一系列工程确保了建筑结构强度，消除了造成结构变形的原因。施洗约翰副祭坛的墙壁和拱顶早先已得到加固，这项工程是按如下顺序进行的：扩大小裂缝并用复合砂浆填塞；大裂缝则通过修复砖砌合处来封堵；三个窗洞和顶檐按照十七世纪下半叶的原貌进行修复。位于拱顶底部正面三个面的半圆形顶被拆除，因为它们属于十八世纪上半叶。在变形最严重的地方，拱顶由两个外壳（砖砌层）组成，我们进行了部分翻新，恢复了其原本轮廓。我们在这项工作中获得的数据表明，十七世纪下半叶的重建过程保留了施洗约翰副祭坛墙壁和拱顶之原貌。
保存至今的副祭坛的墙基建于十六世纪，其向东的突出部分较小且略微偏向北方。在十六世纪的墙壁基座正面也依附有壁柱装饰，看来可能是十七世纪后期重建墙壁时的模仿做法。副祭坛地板是由大砖（尺寸29×14×8）以人字形平铺而成。助祭厅地板的高度发生过四次变化，其中两次发生在十六世纪。最初的地板由彩釉陶砖（黄色、绿色和棕色）铺成三角形，并用金属轴连缀固定成星形。在这层地板上方（比现代地板低60厘米），保存完好的白石板地板显然是1547年大火后铺设的。
同时确定，圣坛屏障最初有两个通道，用于从大教堂中央部分进入助祭厅。1533年之后南侧通道被封闭，因为此地已经埋了人。因施洗约翰副祭坛和大教堂助祭厅的地板高度变化，伊凡雷帝和儿子们的墓碑以及斯科平-舒伊斯基的墓碑在十七世纪末被加高，二十世纪初又进行了部分增建。由于墓碑暴露在外，决定对其进行考古勘察。对墓葬砖砌结构和白石石棺的状态分析证实了墓葬依然处于原始状态，至今未被开启。然而，曾有身份不明者尝试进入伊凡雷帝及其两个儿子墓葬内部，可能是上个世纪安装供暖设备时，或二十世纪初铺设新花岗岩地板时发生的。但这些尝试未对墓葬本身造成损害。
所有的墓葬都是标准形式，上层覆盖二十世纪初制作的铜壳，带有十字架和墓主人姓名；铜壳之下是砖砌墓顶结构，建造年代明显不同——十六、十七和二十世纪（高度的增加与地板水平面的升高有关）。每个墓顶都有十七世纪雕刻的白石板（雷帝家族的位于顶面，舒伊斯基位于北侧），其上用花体字镌刻墓主人姓名、死亡日期和安葬日期。砖砌墓顶下方可以看见标准的石棺，系整块白色石材（石灰石）雕凿制成，形状像木棺，肩部扩展并带半圆形棺头板。
伊凡和费奥多尔·伊凡诺维奇的遗体，以及斯科平-舒伊斯基的遗体用丝缎布包裹并捆扎：前两人用丝带，斯科平-舒伊斯基用绳索。伊凡雷帝下葬时穿修士大法衣(Схима)。在沙皇伊凡四世、费奥多尔和伊凡皇太子的石棺内发现了玻璃器皿。还发现伊凡四世沙皇和斯科平-舒伊斯基大公的右手位置特殊：手臂弯曲成锐角，手掌置于右锁骨附近。此乃目前尚不了解的古代葬仪。
开启墓葬的过程中执行了下列工作：笔录整个开启过程；用黑白和彩色胶片进行拍照和录像；绘图和测量白石石棺及其中发现的遗体；准备工作开始之前对砖砌墓顶进行建筑考古学测量，并对拆解的部分做好标记。所有出土的遗骨（包括伊凡雷帝和费奥多尔·伊凡诺维奇的头骨）及部分腐烂物被送至苏联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的整形修复实验室进行科学研究。相关的腐烂物和骨骼样本被送往法医学研究所实验室进行分析。
为了科学和展览目的，制作了覆盖白石石棺的四块石板的等比例复制品（白色水泥材质）。拆除助祭厅地板时，在西北角发现沙皇鲍里斯·戈东诺夫的坟墓，墓中没有石棺，这既证实了伪德米特里一世命令将此人移出大教堂的说法，也验证了编年史关于鲍里斯沙皇在助祭厅内与伊凡雷帝家族成员并排埋葬的记载。各位墓主人骨骸的保存状况不尽相同，但头骨都受到损坏。伊凡雷帝头骨状况非常糟糕，底部和右侧颞骨区域完全损毁。躯干骨架保存得相对较好，但脚和手的细小骨头缺失。
费奥多尔沙皇的头骨只剩面部、大部分额骨和部分下颌骨，许多骨骼已完全损毁。М.В.斯科平-舒伊斯基保存了下颌骨，伊凡·伊凡诺维奇皇子的头骨完全损毁。躯干骨架保存状况不佳，许多骨骼缺失。头骨被毁的原因是石灰石棺具有很强的吸湿性，因此棺内会积水。这些富含溶解钙盐的水在干燥季节逐渐蒸发，由于头骨相比躯干骨架位置相对较高，所以蒸发主要通过头骨进行。钙盐集中于头骨，结晶后破坏了骨骼结构。所有头骨都是这样被机械性破坏的。
对伊凡雷帝遗骨的解剖学/人类学研究得出以下结论：从人类学类型看，他最接近第拿里人种，即西斯拉夫人的典型类型。然而他的头骨也具有一些特征，如非常高且圆的眼眶、强烈突出的瘦薄鼻子，更符合地中海类型。头骨较小，轮廓发达，额头低，眉弓突出，下巴向前伸。身高约178-179厘米。整具骨骼表明他体格健壮，显然从年轻时就进行了大量锻炼。伊凡雷帝生命后期的生活方式肯定发生了巨大变化，变得久坐不动，快速发胖。饮食无节制、酗酒和行动不便导致正值盛年的男人迅速衰老。
骨架多处看到明显的骨质增生，尤其在肌肉附着点处。软骨已经硬化。脊柱上的骨刺表明伊凡雷帝晚年基本丧失活动能力，频繁忍受剧烈疼痛。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他体内发现汞，因为经常使用含汞的东方药膏。伊凡雷帝的骨架未显示出任何退化的迹象。他和他儿子费奥多尔的一个反常现象是两人换牙期都很晚。
费奥多尔·伊凡诺维奇的容貌非常像父亲。此人额头较高，鼻子纤细，眼睛稍小。中等身高，十分健壮结实。苏联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整形修复实验室对骨架进行了X光检查，发现伊凡皇太子罹患三期梅毒。М.М.格拉西莫夫教授完成了伊凡四世雷帝和费奥多尔·伊凡诺维奇的容貌复原工作。古物修复师М.Г.巴克拉诺娃、Н.Ф.伊万诺娃和Т.Н.科什利亚科娃在克里姆林宫军械库（博物馆）处理墓葬中发现的织物，这些织物被小心翼翼提取出来，有些是卷状残片，有些是一卷或一团带着泥土、石灰和霉菌的缠结物。拍照后，这些织物使用苏联修复工作室的方法，用含试剂的水溶液进行处理。清洗过程中织物被洗净并展平，结果发现可以拼成三件衬衣、三块盖布的残片和两块刺绣品残片。
1.费奥多尔·伊凡诺维奇沙皇（伊凡雷帝之子）的衬衣。各种饰物和绝迹多年的布料保存了下来。衬衣的Облака（译注：此处不确定指服装的哪个部位）、腋下镶条和下摆用红色（现已变为棕色）塔夫绸制成，并用金丝带缝合。金属件仅剩少量碎片。仔细研究残余部分，发现金丝带覆盖了所有接缝并固定在装饰物上，因此整件衬衣的裁剪方式清楚可知。外层部分、袖子和下摆用金丝带装饰成平行条纹。所有的绳线都做了测量。通过对比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十六世纪衬衣，我们绘制了标有全部残片的草图。费奥多尔沙皇的衬衣已被修复。
2.皇太子伊凡·伊凡诺维奇（伊凡雷帝之子）的衬衣包括几块残片，图案与费奥多尔沙皇的衬衣相同，都是平行条纹，但不是金丝带而是真丝带的。可能由于丝带更容易腐坏，仅部分保留。皇太子伊凡的衬衣已被修复。
3.斯科平-舒伊斯基的衬衣外层类似费奥多尔沙皇的衬衣，但在胸前、袖子和下摆处有更加华丽的装饰，表现为俄罗斯装饰中常见的卷曲植物图案。斯科平-舒伊斯基大公的衬衣已被修复。
4.盖布的碎片与衬衣一样经过水剂清洗。清洗后能够清晰看出大型图案，是十六世纪意大利花纹锦缎的典型特征。费奥多尔沙皇的盖布上的图案由带石竹花盆或石榴果的纹样和它们之间的纹章冠冕组成。
皇太子伊凡盖布的图案由华丽条带组成，这些条带纵横交织形成花束和石榴图案的椭圆形和菱形纹章。
清洗伊凡雷帝大法衣（若干小块羊毛织物和金线刺绣）残片后，显现出帽子上的文字和十字架，以及胸前方布的十字架图案。
苏联卫生部法医学研究所进行的研究得出以下结果：
1.在对伊凡雷帝、他儿子伊凡和费奥多尔以及斯科平-舒伊斯基石棺中提取的黑褐色粉末、骨骼、头发和指甲，还有腐朽的衣物残片进行化学研究时，发现含砷，换算为每100克样品：伊凡雷帝石棺样品砷含量8-150微克，伊凡·伊凡诺维奇石棺样品砷含量14-267微克，费奥多尔·伊凡诺维奇石棺样品砷含量10-800微克，斯科平-舒伊斯基石棺样品砷含量0-130微克。检测出的砷含量未超过人体中砷的正常含量。
2.对相同样品中汞化合物的研究结果表明，从伊凡雷帝和伊凡·伊凡诺维奇石棺提的取样品中发现的汞含量，比从费奥多尔·伊凡诺维奇和斯科平-舒伊斯基石棺提取的样品中的汞含量高出数倍，而后者的汞含量未超过人体正常含量。
具体而言，每100克样品中：伊凡雷帝石棺样品汞含量20-1333微克，伊凡·伊凡诺维奇石棺样品汞含量12-1333微克，费奥多尔·伊凡诺维奇石棺样品汞含量3-333微克，斯科平-舒伊斯基石棺样品汞含量则未超过266微克。
除了汞和砷之外，还发现铜，每100克样品中2.5-162毫克。铜化合物的来源很可能是装饰衣衫的铜件。
4.从伊凡雷帝和儿子们的石棺中提取的三件容器内的液体主要是水，含有极微量钙、镁、汞和铜化合物。在上述容器内部的固体残渣里发现了昆虫几丁质骨骼残片，保存状况非常糟糕，表明这些昆虫死亡已久且高度分解。这些昆虫主要属于两类生物。第一类是共生苍蝇（其中一个样本是家蝇(Muscidae)，另一个样本是麻蝇(Sarcophagidae)）。这些苍蝇的来源可能是它们的幼虫在腐烂物质中发育，或者直接葬身容器内液体。第二类包括步行虫科，通常在土壤表面自由活动，可能钻缝爬进石棺。有趣的是，未发现典型的食尸类昆虫。
5.研究从伊凡·伊凡诺维奇石棺中提取的头发，未发现血液。头发角质层呈现弥散状鲜黄色，这通常是长时间埋葬后产生的现象，因此无法确定头发的原始颜色。所研究的头发最长为5.8厘米。
总体结论
1.在伊凡雷帝、他儿子伊凡·伊凡诺维奇和费奥多尔·伊凡诺维奇，以及斯科平-舒伊斯基保存至今的遗骨上未发现生前机械性损伤。
2.某些骨骼死后完全腐朽和某些骨骼的显著变化，造成无法得出完全排除生前骨骼损伤的明确结论。这种情况尤其适用于伊凡·伊凡诺维奇、斯科平-舒伊斯基的头骨，以及费奥多尔·伊凡诺维奇的部分头骨。
3.从四具石棺提取的遗骸中发现的砷含量不足以支持任何关于砷化合物中毒的结论。伊凡雷帝和伊凡·伊凡诺维奇遗骸中发现的汞含量较高，可能是由于他们生前使用了含汞药物。值得注意的是，汞化合物自古以来就被用于治疗各种疾病。但是，发现的汞含量并不能完全排除急性或慢性汞中毒的可能性。1965年11月22日，研究结束后，伊凡雷帝、费奥多尔·伊凡诺维奇、伊凡皇太子和斯科平-舒伊斯基大公的遗骸被重新葬入石棺：浸泡过松香蜡的骨架和头骨依照解剖顺序放置在沙土保护层下。修复后的衣衫、织物残片和从墓室取出的容器被移交给克里姆林宫博物馆。每个墓室内都放置了一份关于研究的纪念文件，这些文件用墨水书写在古代羊皮纸上，并密封在充满惰性气体氩气的玻璃容器内。遗骸重新安葬后，古墓被修复，伊凡雷帝的墓葬和施洗约翰副祭坛的内部装潢也恢复了。整个重新安葬和修复坟墓的过程被拍摄成了电影和照片。
签名：
主席（А.П.斯米尔诺夫）
委员会成员：（В.И.普罗佐罗夫斯基、Э.И.坎捷尔）
延伸阅读：
翻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拉斯科利尼科夫（1892-1939），老布尔什维克，参加过十月革命，曾任伏尔加河-里海舰队司令、波罗的海舰队司令，两次授予红旗勋章。后担任过驻阿富汗、爱沙尼亚、丹麦和保加利亚全权代办。1938年4月察觉自己将被捕，出差柏林期间拒绝回国，侨居巴黎。1938年7月苏联最高法院缺席判决拉斯科利尼科夫死刑。1939年8月末他惊悉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受刺激住进精神病医院，9月12日坠楼身亡（另有说法称死于肺炎或被苏联特务暗杀）。《致斯大林的公开信》10月1日发表在俄国移民刊物《新俄罗斯》：
斯大林，您已宣布我为“法外之徒”。通过这一举动，您将我与您统治下过着非法生活的全体苏联公民在权利——更准确地说，在无权利方面——等同了起来。
我这边的回应完全相反：我把进入您建造的“社会主义王国”的门票退还给您，并与您的政权决裂。
您的“社会主义”——其建设者只能在牢房办庆功会——同真正的社会主义大相径庭，就像您的个人独裁同无产阶级专政毫无关系一样。
即便荣获勋章、受人尊敬的民意党革命家Н.А.莫罗佐夫承认他就是为了这种“社会主义”才在什利谢利堡要塞蹲了五十年地牢，也不会对您有任何帮助。
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中自发增长的不满情绪迫切要求采取断然政治手段，就像1921年列宁转向新经济政策一样。在苏联人民的压力下，您“赏赐”了一部民主宪法。全国人民以满腔热情接受之。
1936年民主宪法的民主原则体现了全体人民的希望和夙愿，诚实地执行这一原则标志着苏联民主发展的新阶段。
但在您的理解中，任何政治手段都是欺骗和蒙蔽的同义词。您推行的是不道德的政治、不诚信的权力和不关爱人类的社会主义。
斯大林，您对宪法做了什么？
您畏惧自由选举威胁到您的个人权力，说这样好比“跳入未知”，您践踏宪法如废纸，把选举变成只允许一个候选人的可悲闹剧，并且让最高苏维埃会议大唱您的赞歌。在会议间隙您悄无声息消灭了“耍滑头”的代表，嘲笑他们的豁免权，并提醒大家苏联大地的主人不是最高苏维埃，而是您。您竭尽全力诋毁苏联民主，就像您诋毁社会主义一样。您不按照宪法规定的方向前进，反而用暴力和恐怖手段镇压日益增长的不满。您逐渐将无产阶级专政偷换为您的个人独裁统治，从而开启了一个新阶段，这一阶段将在我们的革命史上被称作“恐怖时代”。
在苏联没人感到安全。没人知道自己入睡后能否避免夜间逮捕，谁都逃不脱。无论无辜者或有罪者、十月革命英雄或革命的敌人、老布尔什维克或党外人士、集体农庄农民或全权代办、人民委员或工人、知识分子或苏联元帅——人人都同等地受您鞭笞，人人都在这魔鬼般的血腥旋转木马上打转。
正如火山喷发时巨石伴随着爆裂声和轰鸣声坠入火山口，整个苏联社会的各个阶层也在崩塌并落入深渊。
您开始血腥屠杀前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布哈林分子，接着消灭老布尔什维克，然后消灭在内战中成长起来的、肩负着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重担的党员和非党员干部，并大肆残害共青团。
您打着“斗争托洛茨基-布哈林间谍”的旗号掩饰自己。但您并不是昨天刚刚掌权的。没有您的允许，任何人都无法“混进”重要岗位。
是谁把所谓的“人民公敌”安插在国家、党、军队和外交部门的最重要岗位上？
是约瑟夫·斯大林。
请读一读旧的政治局会议记录吧：上面写满了“托洛茨基-布哈林间谍”、“破坏分子”和“颠覆分子”的任命及调动。文末赫然落款：约瑟夫·斯大林。
您假装自己是个容易受骗的傻瓜，多年来一直被一些蒙面的狂欢节怪物牵着鼻子走。
您对您的亲信们低声说：“寻找并找到替罪羊”，然后将您自己的罪过都加在那些被抓来注定要被牺牲掉的受害者身上。
您用恐怖手段挟制全国，勇敢的人也不敢当面向您道出真相。
“客观公正”进行自我批评的浪潮却在您的宝座下恭顺止步。
您完美无瑕，您从不犯错！慈父啊！
但苏联人民非常清楚，万事都由您这位“全民幸福的缔造者”负责。
通过卑鄙的捏造，您策划了一场场审判，其指控之荒谬甚至超过您在神学院课本上学过的中世纪女巫审判。
您自己也知道，皮亚塔科夫没有飞往奥斯陆，高尔基先生是自然死亡，托洛茨基没让火车脱轨倾覆。
（译注：第1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格奥尔基·皮亚塔科夫1937年1月被枪决，曾指控其1935年飞往奥斯陆“密会托洛茨基”）
明知这一切都是谎言，您却鼓励手下的诽谤者：“造谣吧，造谣吧，说多了总会有点儿用的。”
众所周知，我从来不是托派分子。相反，我在意识形态上始终反对报刊上和大型会议上的一切反对派。即使今日我也不同意托洛茨基的政治立场，不同意他的纲领和手段。虽然从根本上不同意托洛茨基，但我认为他是一位诚实的革命者。我不相信也永远不会相信他勾结希特勒与赫斯。
您这位厨师烹饪的辣味菜肴，普通人的肠胃消受不了。
您在列宁墓前庄严宣誓将完成他的遗愿，并像珍视自己眼睛一样维护党内团结。背誓者，这一条您也违弃了。
您毁谤、羞辱并处决了跟随列宁多年的同志：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李可夫等人，您心知肚明他们是无辜的。您还强迫他们在临死前承认未曾犯下的罪行，令他们身败名裂。
十月革命的英雄们今何在？布勃诺夫在哪儿？克雷连科在哪儿？安东诺夫-奥弗申科在哪儿？德边科在哪儿？
斯大林，您逮捕了他们。
老近卫军在哪儿？他们死了。
斯大林，您枪杀了他们。
您腐蚀、玷污了您战友的灵魂。您迫使追随您的人怀着痛苦和厌恶踏过昔日同志和朋友的血泊。
在您主持编写的虚假党史中，您窃取了已故的、被您杀害和羞辱之人的功劳与贡献，归到自己头上。
您摧毁了列宁的党，又在其骸骨上新建一个“列宁-斯大林”党，成功掩盖了您的独裁统治。
您建立这个党不像别的政党那样基于普遍的理论和策略，而是基于对您个人的爱和忠诚。党员不了解前一个党的纲领不要紧，对您斯大林的爱却是强制性的，并且每天都被报刊回炉加温。自夸热爱斯大林取代了认同党纲。
您是与昨日彻底决裂的叛徒，背弃了列宁的事业。您口口声声宣布提拔新干部，但这些年轻新干部有多少已经烂在您的地牢？斯大林，您杀了他们多少人？
您用虐待狂的残酷手段对待国家急需的干部。从您独裁者的角度看来，他们乃是对您的威胁。
战争前夕您摧毁了红军——这个国家的爱和骄傲，她力量的支柱。您斩首了红军和红海军，您杀害了以杰出的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为代表的、在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火焰中淬炼出来的一批最有才华的将领。
您消灭了一批内战英雄，他们用最新军事技术改造红军，使其所向披靡。
在军事形势最危险的时刻，您却继续屠杀军队统帅、中层和基层指挥员。
布柳赫尔元帅在哪儿？叶戈洛夫元帅在哪儿？
你逮捕了他们，斯大林。
为了平息民心骚动，您欺骗全国，竟说什么被逮捕和处决削弱了的红军变得更强大了。
您知道，军事科学的规律要求从总司令到排长一概实行“一长制”，但您却重新引入军事委员制度。这项制度是红军和红海军组建之初出现的，那时我们还没有自己的指挥员，必须对旧军队的军事人才进行政治监督。
您不信任红军指挥员，使军中两权并立、破坏军纪。
在苏联人民的压力下，您虚伪地发掘历史上的俄罗斯英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和德米特里·顿斯科伊、苏沃洛夫和库图佐夫，指望古人在未来战争中可以比被处决的元帅和将军们更能帮助您。
盖世太保和日本情报机关的真间谍利用您的疑心病，在被您搅浑的水中成功摸鱼，给您投放了大量虚假文件，诋毁最优秀、最有才华和最诚实的人。
在您制造的怀疑、互不信任、普遍监视和内务人民委员部无所不能的腐臭氛围中，您将红军和整个国家交给他们肆意蹂躏。“截获”的任何文件都被相信（或假装相信）是无可争辩的铁证。
以福斯上尉为代表的俄罗斯全军联盟（译注：”РОВС”，弗兰格尔将军创建的白军组织）的“内线”通过向叶若夫的特务塞假文件，败坏了外交使团忠实工作人员的名誉，导致我们在保加利亚的代表机构——从驾驶员М.И.卡扎科夫到武官В.Т.苏霍卢科夫——土崩瓦解。
（译注：克劳狄乌斯·福斯，原弗兰格尔军炮兵团上尉，曾任РОВС办事处主任。二战期间积极从事反苏活动，获二级铁十字勋章，1991年11月死于慕尼黑）
您正在逐一摧毁十月革命的重要成果。以制止工人流动的名义，您取消了劳动自由，将苏联工人束缚在工厂和车间。您破坏了国家的经济结构，使工业和运输业陷入混乱，损害了经理、工程师和工长的权威，同时伴随着无休止的调动、任命、逮捕，以及对工程师、经理和工人的迫害，称他们为“隐藏的、尚未揭露的破坏分子”。
使正常工作无法进行之后，您又假借打击工人“旷工”和“迟到”的幌子，用残酷的、似鞭笞和蛇蝎般残忍的反无产阶级法令强迫他们劳动。
您惨无人道的镇压使苏联劳动者的生活水深火热，他们稍有小错就被解雇，拿到“狼票”（译注：表明持有者不可靠的限制性证件），甚至被赶出家门。
工人阶级以无私的英雄主义承受着紧张的劳动和饥饿、微薄的薪酬、拥挤的住房和匮乏的生活必需品。他们相信您正引导他们走向社会主义，但您辜负了他们的信任。他们曾希望随着社会主义在我国取胜，人类优秀思想家的伟大兄弟情谊之梦想能够实现，人人过上快乐轻松的生活。
甚至连这份希望您也剥夺了：您宣称社会主义已经完全建成。工人们困惑地低声互相问道：“如果这就是社会主义，同志们，那我们当初为何而奋斗呢？”
您歪曲了列宁关于国家消亡的理论，就像您歪曲了整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一样。您通过那些取代了布哈林、加米涅夫和卢那察尔斯基位置的、无知的蹩脚“理论家”之口，竟表示到了共产主义时期也要保留ГПУ（译注：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权柄。
您打击集体农庄农民的劳动积极性。您假借反对“浪费集体农庄土地”的幌子毁坏自留地，强迫农民耕种集体土地。作为饥荒的创造者，您用粗暴的、残酷的、不分青红皂白的手段（这是您的战术特点），使列宁的集体化思想在农民心中名誉扫地。
您伪善地宣称知识分子是“世间的盐”，却剥夺了作家、科学家、画家最起码的内心自由。您用老虎钳压制艺术，使其窒息、枯萎、灭亡。编辑们被您凶神恶煞的审查机构吓破了胆（因为他们用脑袋为一切负责），变得谨小慎微，导致苏联文学僵化、瘫痪。作家不能出版作品，剧作家不能在剧院上演剧本，批评家不能发表未获得官方首肯的个人意见。
您扼杀了苏联的艺术，要求它变成宫廷弄臣，但艺术宁愿沉默也不愿为您唱“和散那”（译注：基督教颂词，意为“求主拯救”）。您推行伪艺术，这种伪艺术以令人厌烦的陈词滥调不停颂扬您那臭名昭彰、令人作呕的“天才”。
那些平庸的马屁精们吹捧您是“日精月华所生”的半神，而您实则像个东方暴君，享受着粗俗奉承的香烟缭绕。
您无情扼杀了虽才华横溢却不得您欢心的俄罗斯作家。鲍里斯·皮尔尼亚克在哪？谢尔盖·特列季亚科夫在哪？亚历山大·阿罗谢夫在哪？米哈伊尔·科利佐夫在哪？塔拉索夫-罗季奥诺夫在哪？已被定罪的索科利尼科夫的妻子加琳娜·谢列布里亚科娃在哪？
斯大林，您逮捕了他们。
继希特勒之后，您再次复活了中世纪的焚书行为。
我亲眼见过发给苏联图书馆的要求立即无条件销毁的大批书目清单。1937年我在保加利亚做全权代办时，我在收到的注定要被焚毁的书目中发现了本人的历史回忆录《1917年的喀琅施塔得和彼得堡》。许多作者名字旁边都标注着：“销毁全部书籍、小册子、肖像”。
您剥夺了苏联科学家（尤其人文科学领域）最低限度的科学思想自由，而没有这种自由，科学家的创造性工作将无从谈起。
自命不凡的无学之徒通过阴谋、内讧和整人，令实验室、大学和研究所的工作陷于停顿。
您宣布享有国际声誉的杰出俄罗斯科学家：伊帕季耶夫和奇奇巴宾院士是“出国未归者”，天真地以为可以羞辱他们，结果却只让您自己蒙羞。您向全国和全世界人民揭示了一个令您的政权感到脸红的事实：最优秀的科学家正在逃离您的“天堂”，扔下您所谓的恩惠：公寓、汽车和人民委员会食堂饭票。
您正在消灭俄罗斯的天才科学家。
苏联最好的飞机设计师图波列夫在哪？您连他都不放过啊。斯大林，您逮捕了图波列夫！
没有任何领域、任何角落可以让人们安静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剧院总监、优秀导演、著名艺术家弗谢沃洛德·梅耶荷德不参与政治，但您还是把他逮捕了，斯大林。
您明知我国人才匮乏，每一位有文化、有经验的外交官都弥足珍贵，却仍然把几乎全部的苏联全权代办骗回莫斯科一个个消灭掉。您彻底摧毁了整个外交人民委员部的机构。
您不遗余力无情破坏了我国的黄金储备——年轻干部，您把那些正值壮年的才华横溢、前途无量的外交官消灭了。
在战争威胁的严峻时刻，在法西斯主义矛头指向苏联的时刻，在争夺但泽和争夺中国只是为了准备将来干涉苏联的跳板的时刻，在德日侵略的主要目标是我们祖国的时刻，唯一防止战争的机会就是苏联公开加入国际民主国家集团，尽快与英国和法国缔结军事及政治联盟。然而您却在犹豫，观望，像钟摆一样在两个“轴心”之间摇摆不定。
在您一切的内政外交计算中，您不是基于对祖国的爱（因为您疏远祖国），而是基于对失去个人权力的非理性恐惧。您无原则的独裁就像一块腐朽的木墩子横亘在我们国家的道路上。“万民之父”，您背叛了战败的西班牙革命者，抛弃他们任由命运摆布，把他们留给其他国家操心。慷慨伸手挽救生命不是您的原则。悲哉，战败者！您不再需要他们了。
您冷漠对待逃离法西斯暴行的欧洲工人、知识分子和手艺人，砰的一声关闭国门，任凭他们灭亡。然而我国的辽阔土地能够热情容纳成千上万移民。
像所有苏联的爱国者一样，我多年埋头工作，闭着眼睛做了不少事。我沉默太久了。对我来说，难以割舍的不是与您这注定要失败的政权的联系，而是与我在其中度过了近30年的旧列宁主义党的残余的联系，短短三年您就把它毁了。失去祖国令我极度痛苦。
您走得越远，个人专制的利益就越是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利益和整个国家的利益不断冲突，您像个暴君讥笑着，渴望独揽大权。
您的社会基础逐日缩小。您慌忙寻找支柱，虚伪地大声赞美“党外布尔什维克”，制造一个又一个特权群体，用恩惠和施舍笼络他们。但您不仅无法保证这些新兴“暴发户”长享荣华富贵，甚至连生存都岌岌可危。
您的胡作非为难以长久持续下去。您的罪孽罄竹难书。被您害死的人数不胜数。
迟早有一天，苏联人民会把您——社会主义和革命的叛徒、罪魁祸首、百姓的真正仇敌、饥荒和司法陷害的组织者——送上被告席。
1939年8月17日
延伸阅读：
翻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外国人流氓行为
切尔诺夫策州
1979年11月6日，瓦度尔-锡雷特火车站海关检查乘坐布加勒斯特-华沙第26次列车的波兰旅客杜瑙·叶日（1956年生，克拉科夫市民），发现其携带的8条劳动布裤子超出规定限制。因此要求他离开车厢办理将上述物品作为单独行李寄出的手续。该外国人处于醉酒状态，拒绝服从海关人员指示，持小刀和碎酒瓶相威胁。
被警察带下车后，他在候车室当着苏联和波兰旅客的面发表了针对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个别领导人的意识形态有害言论，并吹捧Н.齐奥塞斯库和华国锋。11月8日他被遣返回国。
杜瑙的不当行为已通知波兰政府。
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报告。
顿涅茨克市
1979年11月7日23时许，顿涅茨克医学院大学生迈波罗·米科·潘捷列伊蒙（1955年生，赤道几内亚）、欧约·翁贡·霍萨（1952年生，赤道几内亚）和几名苏联公民（身份确认中）在“矿工”宾馆餐厅发生争吵，继而扭打。冲突参与者全部处于醉酒状态。打斗期间，前述第一名外国人造成介入劝阻的顿涅茨克工学院大学生С.М.谢赫马梅捷耶夫（1956年生）中等程度受伤（鼻梁骨折）。
警察出面制止了违反公共秩序的行为。两名外国人解释：斗殴原因是其中一名苏联公民对同他们在一起的莫斯科大学女翻译态度粗鲁。
翻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