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什么时代，一些被授予权力的人总是滥用权力，无论他身为国家领导人或基层执法者。现存信件显示，苏联部分警察把赫鲁晓夫的“解冻”歪曲成了“劫动”。

摘自1957年苏联内务部收到古科沃市Н.波利亚科夫的信：

6月15日星期六，“古科沃煤业”托拉斯15/16矿井的几位工人决定出城玩一天。就在去兹韦列沃站途中，我们的车被兹韦列沃警察局醉酒警员拦截，没收司机的行程单。当我试图询问他为何这样做时，叶尔米洛夫警员用皮靴踢我胸口，接着把我拖下车。然后叶尔米洛夫拔出手枪要杀人，同志们冲过来把他的枪打掉了。此事报告给兹韦列沃警察局长，但他处于酒后不冷静状态，未查明情由，反而在小孩面前（我们和家人共同出行）破口大骂，威胁让我们坐牢。事实上，就在这次谈话后不久，本人，以及古科沃第1建筑工程局高级施工员И.Я.博利涅尔和同一部门施工员С.С.希多格利泽被殴打并拘留。后来叶尔米洛夫警员持铁器打我左眼，传唤审讯时又多次打我。直到凌晨2点录取书面口供后才放我们回家。我被打得失去工作能力，在古科沃门诊部治疗很长时间。

摘自1957年苏联内务部收到莫斯科市Н.谢廖金的信：

6月24日我和兄弟去电视机修理部。在巴巴耶夫工厂站登上40路公交车时，突然有人抓我头发向下摁我头、反剪我双手。我问为什么袭击我，听到一通脏话回应。然后我发现袭击者是警察，其中包括警员叶尔绍夫上尉。他们把我拖到沥青路上，打断我的胳膊和腿，把我扔进一辆车。后来我在莫斯科第98警察局苏醒，他们对我进行搜查，拿走我的共青团员证和通行证。我在警察局关了几个小时，有人告诉我抓错人了。第二天早上救护车把我送到奥斯特罗乌莫夫医院，我被诊断为“脑震荡”，住院10天。

摘自1957年苏联内务部收到诺夫哥罗德州赫沃伊诺耶镇Н.П.斯坦丘科夫的信：

1957年7月2日在赫沃伊诺耶镇“海燕”体育场，警员晓戈列夫走到我面前让我给他买伏特加。我没给他买伏特加，然后警员斯米尔诺夫把我抓进警察局。他二人都喝醉了，砸坏我的假肢，撕破我的外套、上衣和内衣，把我赤身裸体用绳捆着打。
我向地区和州警察局投诉，可他们未采取任何措施，斯米尔诺夫警员反而对我立案，威胁要驱逐我和全家。请保护我不被警察欺辱。

摘自1957年苏联内务部收到莫洛杰奇诺市Г.С.达什克维奇的信：

1938年出生的共青团员В.П.斯卡宾被打伤，住进莫洛杰奇诺铁路医院。他说，打人者是莫洛杰奇诺警察局警员。
他说：1957年8月18日跟同事们分手后，独自从市公园回家。快到家的时候遇见一个警察，反扭他胳膊打他，接着吹响哨子，又跑来三个警察群殴斯卡宾。打他的腹部、后背和脸，昏迷失去知觉，在警察局剧痛苏醒。
市警察局长说可以放过他，警告斯卡宾不准把挨揍的事告诉任何人，甚至让他写了字据，表示他斯卡宾不对警察局提出任何索赔。
我们惯常认为警察是秩序维护者，但胡乱打人算什么秩序？这是第二起案件。1938年出生的В.П.维亚尔6月22或24日也被警察殴打，抢走随身手表一块，至今未归还。

摘自1957年苏联内务部收到科特拉斯市Е.А.沃罗比约夫的信：

1957年7月18日，我和“诺金斯克号”轮船水手В.库尔涅科夫、Н.П.马肯、Д.斯米尔诺夫四人在科特拉斯市河运站。
17点左右一个少校（不知其姓名）领着7-9个警察走向我们。不警告，也没检查我们证件就扭我们胳膊。我们问什么事，对方不答，反而打我们脸，把我们拽进科特拉斯市河运站派出所狠揍，拳打脚踢。我和同事呼救，河运站派出所外人群越聚越多，这时殴打才停止。警察把我们塞进一辆封闭式汽车，拉去市警察局。我们在车内继续遭殴打。
我两眼乌青，左臂肘部破裂，鼻子断了，同事们和我的衣服上血迹斑斑。我两天站不起身，还咳血。
被抓之后五天才送我们到科特拉斯第2监狱，十天后才让我们去科特拉斯医院诊治，但接诊大夫跟警察谈了很长时间话，没给我做检查，写证明说我未受伤。
科特拉斯警察打人的事情并不罕见。1957年4月15日公民В.扎波尔斯基（家住卢那察尔斯基街53号）在看守所被殴打，1957年7月6日施皮岑斯基厂工人М.Д.波波夫和其他几名公民也遭殴打。
本人至今仍在科特拉斯第2监狱。没有任何调查。请帮助加急处理我的投诉。

摘自1957年苏联内务部收到利沃夫市А.К.萨兰丘克的信：

利沃夫市发生如下案件：4月6日-7日公民Б.П.沃隆离家未归，4月7日他夫人卓雅·沃隆娜得知噩耗，丈夫因突发心脏病死于利沃夫第2警察局醒酒所，遗体在停尸房。
沃隆的夫人和母亲看到死者遍体鳞伤，几乎无法辨认，当时只有36岁。
于是死者亲属从基辅请来法医检验，发现：两根肋骨骨折、肾脏受损、鼻梁断裂。
对负责该醒酒所的警员提出刑事诉讼。
庭审期间查明，Б.П.沃隆在醒酒所遭三名警员殴打。庭审中出示两份文书：第一份声称沃隆是在轻度醉酒的健康状态下进入醒酒所的，第二份则称沃隆被送到醒酒所时烂醉如泥，死于心脏病。
这两份文书都是古尚斯基医生在同一天起草的，但第二份晚了几个小时，也就是沃隆死亡之后。大概他们忘记销毁第一份文书。
许多曾进过醒酒所的出庭证人描述了警察如何殴打被拘留者、如何在男人面前剥光女人衣服，以及不归还查扣的公民贵重物品和钱款。庭审还发现许多被拘留者抓进醒酒所时并未饮酒。
现已查明，醒酒所是经济核算制单位，有特殊的“生产财务计划”，因为每接收一个人可得40卢布。
一些证人告诉法庭，他们曾向市和州警察部门投诉醒酒中心的虐待行为，但投诉没得到回应。
法庭判决导致Б.П.沃隆死亡的罪犯刑期不等的监禁，但纵容此等恶行和胡作非为的领导干部也应受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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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讥讽警察的俏皮话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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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佚名

亲爱的读者，我在上一篇文章提到苏联餐饮业后厨偷肉、偷酸奶油的黑幕。今天咱们放眼观瞧，看看苏联其他经济部门从业者是怎样职务侵占的。

首先，从理论上谈谈社会主义条件下大规模盗窃的不可避免性：

国有化、集体化、取消私有财产权之后，苏维埃国家一切都归党的官僚掌握。百姓除镣铐外一无所有，苏联之父列宁同志看着是好的。根据他的伟大教导，恰恰是穷困潦倒的乞丐、无产者正确看清了人类历史必由之路。而那些资本家、有产者，整天吃野味、吃菠萝，猪油迷了眼。农民，由于其生产的私人性质，倾向于成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妓女，卑劣又腐朽，甚至不算个阶级。

为擦亮双眼，特规定全体苏联人属于身无长物之无产阶级。资本家枪毙一部分——免得妨碍人类福祉，“剥夺”一部分——很快淡化为遥远记忆。农民不再拥有土地和奶牛，成为农村无产者；知识分子不再享受非劳动报酬（例如发明奖励上限20000卢布），成为脑力无产者。

由于被剥夺了私有财产权，无产阶级群众领悟到“周围一切都是人民的，人民的就是我的”，对此深信不疑。无产者拿点儿东西，怎么能叫偷呢？叫“共产”！当然了，共产什么主要取决于工作地点和工作性质。

苏联商业工作者

食品售货员耍各种花招坑害顾客，比如包装材料计入重量和缺斤短两。撒漏、干缩、破碎、腐烂……都是销账好名目。“省”出来的生鲜货带回家自己享用，耐储存的拿去换日用工业品。

工业品售货员擅长“后门交易”、“柜台下交易”。比如商店进货一批捷克鞋，显然苏联人人都爱捷克鞋，但除了“布尔什维克厂”的“老头鞋”，买不到别的，因为外国货根本不上架销售。捷克鞋私下加价转让给熟悉的“贩子”、“倒爷”，他们拿去莫斯科之外的大小城市跳蚤市场，二次加价兜售。爱美的、赶时髦的人省吃俭用打扮自己，逛市场逛出了精品店扫货的感觉。

更巧妙的办法是走寄卖商店。这种商店转售“小白桦”出来的高级货，远洋水手捎带的舶来品、走私货，从住宅偷的好东西（赃物），以及国营店售货员私藏的稀缺品。

售货员做贼的另一种特殊形式叫“以物易物”。就是你把某件稀罕东西藏在你的商店，以“国家牌价”卖给她，她也把某件稀罕东西藏在她的店里，以“国家牌价”卖给你。这样一来就不必去跳蚤市场找投机商加价购买，所以你俩都“赚了”。

苏联工人

你说，要怎样从机器制造厂偷点儿有用东西，又如何在保密企业神不知鬼不觉盗窃？

我曾在一位受尊敬的苏联工人的储藏室看见如下物品：硬质合金钻头、各种目数金刚砂纸、氧化铬研磨膏、昂贵的成套针矬、切削螺纹的丝攻和丝板、凿子、各式金属丝（包括镀铬丝等）。您可能会问：他要这些干什么？不是每样东西都能随便买到。此人喜欢在家做手工，几乎每件家具都是自己亲手造的，还会用白铁丝给女人打首饰。顺便告诉您：别人家餐具橱放小象玩具，他家放涡轮叶片。

汽车工厂零配件失窃的数量很大。打个比方，假如“日古利”特别容易断裂的凸轮轴又缺货了，请到全国任意跳蚤市场选购。

简言之，广大人民群众从工厂盗取一切自家可用的东西。社会上管这号人叫“孽孙”，当年创作不少讽刺作品揭露他们。当然，肯定不是人人都甘愿做贼，毕竟这种行为既犯法又丢脸，可架不住许多人不在乎。

举本人经历为例，我不止一次见过占小便宜的家伙端出糖果店偷的大块巧克力，还曾买过一米长未切割香烟，显然是卷烟厂流失的。

熟食店员工把小灌肠缠绕身上，外面套件衣服——这时候就知道胖婶的妙处啦，不显眼嘛。汽车厂员工想要曲轴和配重块，曲轴挂后背，配重块挂前胸，皮袄一裹慢慢走，少眨眼，要看起来轻松愉快。您如果跟本厂开卡车运垃圾的驾驶员搞好关系，能偷的就更多了。

盖别墅的工人偷建材、工具和工作服，直接拎走就行。您家附近若有建筑工地，花几十卢布随随便便就能找他们买几立方混凝土砂浆和砖头。砖头按“碎裂”在账目上注销，但我认为砂浆根本没法算，天天有凝固浪费的。

货车车厢不挂锁，否则钥匙就得两地送。车门用铅封，但铁路工人懂得怎样撬开拿点儿东西再原样封好。众所周知枕木是建造温室、澡堂地基甚至整间别墅的优质材料，所以丢得特多。

某位装卸工对我讲过他的故事，当时我俩边休息边喝刚从卡车上偷的梨汁汽水。此人曾在乳品厂工作，围墙隔壁是酒厂。午休的时候，一袋袋牛奶和奶渣扔过去，装满酒的橡胶容器飞过来，喝完掷还人家。他是酒鬼，遂在邻厂谋个职位，畅饮之余用热水袋往家偷。有一次他跟司机合伙偷走一大桶，俩人连喝一星期，被开除。

再讲个活生生的例子：炼油厂开出装满汽油的罐车，驶入调车场。场站检查发现有泄漏，指示司机移动到另一条铁轨，同时通知炼油厂。厂代表今天过不来，60吨汽油泄漏到树林附近小沟，漫溢周边空地。铁路编组员和调车场司机看到这种情况，自己拎着油桶走向罐车……不久他们出现在调车场旁边公交站，把汽油卖给私家车主。既然罐车泄漏屡屡发生，调度员和场站经理也参与进来分一杯羹，只要尝到甜头，就开始蓄意破坏罐车。

苏联集体农民

集体农庄庄员也是能偷尽偷，包括粪便，这玩意儿在别墅度假者中间是畅销货，每车大约50-100卢布。有一回我和朋友喝醉了，临时起意到某个国营农场的大学同学家拜访。次日酒醒，我们六个人饱餐一顿丰盛午饭，有鸡肉沙拉、鸡杂面条和炸鸡块。同学他爸自豪地问：“你们猜猜老爹在哪儿上班？”我们说：“养鸡场啊！”

庄稼汉要盖房，就到当地林业局的土地上锯树，或者到木材厂偷板子。我小时候跟村中顽童偷过黄瓜，还曾在克里米亚偷葵花子，装满了“扎波罗热人”的后备箱。还有一次偷玉米，因为想煮着吃。当年我虽是小孩，但记得并不认为偷国营农场大田是犯罪。到别人后院偷才叫犯罪，我也干过——偷人家苹果。但其中动机是故意犯浑，我们知道自己在做贼，感觉很刺激。

驾驶员

驾驶员们拉什么偷什么，无论苹果或伏特加。然而最主要的是偷时间和汽油，把公家车用于私人营生，叫做“赚外快”。您搬家没车试试？而且找不着搬运工？这时候朋友托朋友，花几个钱就能解决难题。谁家有辆“伏尔加”，简直是香饽饽。出租车供不应求，收费便宜得多。

说到开出租的，没几个清白。首先，出车不开计价器，钱直接装自己兜里；其次，他们要按照各项规定向车队维修工和清洁工付费；第三，在汽油和零配件上动手脚。他们根据需要贿赂身边所有人，包括警察。

甚至电力机车司机也赚外快，想不到吧。有一次我坐在电力机车驾驶室跨城旅行，因为车票难买，多给司机十卢布无所谓啦。

苏联知识分子

您以为医生不偷吗？我朋友的妈妈当大夫，她不在家的时候，我和朋友悄悄喝她拿回家的医用酒精！

但我觉得老师不偷，学校有什么可偷的？

动物园员工偷饲料，还记得“狮子吃不饱”的传闻否？肉的情况我不敢乱讲，但亲眼见过女员工白天拿胡萝卜、卷心菜喂猴子，自己晚餐吃胡萝卜卷心菜沙拉。说实话，我没法责备她们，这些人大学文凭，开80卢布薪水，纯粹凭着一腔热忱忙工作。

如果设计师没机会到试验单位就职，只好偷“科希诺”牌铅笔、橡皮和回形针。如果有机会，那就随大流偷各种钻头和“美国真金”做首饰。

大客车载着工程师们到集体农庄菜地收卷心菜，巡逻队在外围监视。回城途中客车被截停，搜出一包又一包卷心菜。数以千计的工程师帮集体农庄无偿劳动，拿点儿胡萝卜、土豆是大家普遍默许的，连领导都不说什么。

不过总体而言，知识分子偷公家东西的机会较少。

手工业者

由于商品和服务短缺，一些手工业者略尽绵薄加以填补。他们从工厂车间偷出材料，制造不同于苏联垃圾的东西，或者修补这些垃圾，或者复制垃圾。

比如一切电器都有周期性故障。今天的消费者早已习惯一台电视一直用到坏换新的，可苏联电视每年至少坏一次。如果您说您家的“地平线”到现在还能看，请解释解释为什么当年开了那么多修理店，店内堆满那么多家用电器。

等候电视修好少则一月、多则一年——您翻翻旧报纸就知道了，“生活服务社”差劲到允许大家顺便批评的程度。所以某位工程师从军用通信设备厂偷点儿星级元件，收少许费用帮人装到电器上，可以延长使用寿命。业外人士看到这儿或许不明白，是这样：材料生产中的零件品质取决于公差，比如标称值百分比。苏联电器元件使用同样的流水线生产，但品质最好的（比如电阻接近标称值）打上星号供军工厂，次好的供民用工厂，最劣的进入修理店和零配件商店。所以，使用盗窃零件的家庭修理师傅只需更换四只功率晶体管，就能显著改善您“奥德赛”牌放大器的可靠性。

还有给脆弱、弯折的苏联木门包裹保温材料的师傅，用的是赃物人造革、工业用棉和家具铁钉。我记得这些东西直到九几年才有公开销售。您找找老房子看看，门几乎都包过，除非换过铁门。

地下商人

苏联式盗窃的最高境界是建立秘密制造业。关键在于那年头无需营销、品牌和什么推广招徕顾客。普通人有钱买不着好货，任何比苏联国标狗屎稍强点儿的东西必有人求购——当然国标狗屎也不愁卖啦。地下商人用失窃材料造出东西，通过已买通的商店经理销售。

干这种事不要求高超智慧，您所需的一切东西都由于管理不善摆在明处。写到这儿必须指出，计划经济时期始终存在库存过剩问题。国家计委规定产品目录，如果长筒女靴过时了，还可以继续生产两年，送去减价商店和农村商店再卖四年。

九十年代我结识几位曾经的地下商人，他们为苏联石油工业制造设备，其网络包括研究所和工厂。我不清楚人家怎么运作的，但从本质上讲，譬如不知从哪儿冒出一个闸阀，想办法把它卖给采油的就行了。九十年代他们直接收购工厂，告别了管理不善，却又遭遇新问题：敲诈、征税、保护伞……

总结

写这篇文章绝非贬低苏联各族群众，我的用意恰恰相反。某甲偷某乙历来是犯罪行为。只有把国家厚颜无耻攫取人民的全部财富偷回来，才不受人民谴责。

苏联人集体盗窃，因为没有主人，劳苦大众沦为赤贫乞丐，排队入住国有公寓，在国营工厂打工糊口，失去发小财的权利，留不下像样东西给子女，攒够棺材本就是好奔头。从本质上讲，干部官僚同样是乞丐花子，对工厂或集体农庄态度冷漠。苏共中央委员领导一切，但什么也卖不出去，所以拿着国家纯粹用于炫耀，比如导弹越造越多，跟美国人争风吃醋。

共产党人自己明白这一点，甚至想出个术语“管理不善”(бесхозяйственность)。真奇怪，起初把主人赶尽杀绝，之后又抱怨主人缺席。

您会说今天他们偷的比过去多万倍，不错，但如果他们在大半个世纪生活中，偷国家一点东西贴补家用不以为耻反为荣，怎么拦着人不偷呢？大家都知道，全苏联的消防柜除悬挂灭火器、长杆钩、斧头之类应急用品外，必备一两个倒锥形水桶。这种桶子底部尖尖，不是寻常那种平底，不能直立放置，应该没人偷。可我亲眼见过奥尔忠尼启则市（弗拉季高加索）中央市场旁边“赫鲁晓夫楼”某户阳台外面挂着一排尖底桶，当花箱用，颜色涂的很欢快。再过一个世纪原苏联的人民才会停止盗窃，开始认同国家、爱护国家，因为它对自己有益。

而且，唯有这种苏联残余才可以解释为什么新一代人继续糟蹋住宅楼刚装的单元门。似乎入户门里面的才是自己的，外面的都是“国家的”、“无主的”、“敌对的”。

再者，骂苏联不必然等于赞扬专制的国家资本主义，反而可能意味着不希望再出现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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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显像管厂打工趣事

走后门买手风琴的一段经历

肉贩暴富殒命记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 А.热尔诺夫

苏联的学生绝大多数收集过废金属、废纸。这种有意义的、对社会有利的活动经常被视为学校少先队、共青团强加的无聊苦差事——如果您认真对待、不偷懒耍滑的话。

但在笔者童年生活中情况并非如此。捡拾废纸是我小时候最生动记忆之一，伴着些许危险和刺激，在脑海留下深刻印象。长大后，我愿把这种事归类为“青少年惊悚剧”。

对于学校的废纸秤，区区三五千克旧报纸、烂纸板和用过的作业本算什么？沧海一粟而已。可那年头家里只有这么多。今天莫斯科每个信箱都塞满传单和小广告，坏人们企图借此诈骗退休老头老太太钱。您随随便便就能拽出一大堆，没人介意。但苏联时代，纸张要爱惜着用。并非每个小孩都有A4铜版纸画画，他们得到的只是方格本、旧日历、旧账本之类，在背面涂涂写写。

大人们把读过的报纸小心收集起来，拿去包东西或兑换购书券。客观条件如此恶劣，欲在学校力拔收废纸之头筹无疑很困难。幸好我和同学另辟一条蹊径。

于是6年级”Б”班工作队上路了，我们用两只雪橇、几条绳索武装自己，奔赴居民区转圈收破烂。刚开始特害羞，渐渐脸皮厚了，敢于按门铃自我介绍“保护大自然”的使命。说辞是当时每个少先队员都熟知的：“20千克废纸拯救一棵大树”！接着谈谈祖国河流、湖泊和空气的洁净问题。令人惊讶的是，尽管苏联时期生态学家的大众宣教活动远比今天少，但人们普遍乐意对青少年的环保倡议报以积极响应。虽有个别吝啬鬼坏笑说：“俺自己留着换书”，大多数居民直接从住宅深处寻出一摞或多或少废纸抱到楼梯间。有些已经捆扎好了，不然我们就动手用绳绑。

碰上老人开门最幸运：奶奶们刚开始被突如其来的铃声惊到了，定睛一看是小少先队员又恢复和蔼，招呼我们进家，把废纸统统交给我们。我猜想，她们其实早就觉得《周报》、《晚报》之类刊物攒多了鸡肋，免费搬运工上门正好清理清理。总之，我和我的同学干这事儿干得很棒。

珍贵的纸堆用雪橇拉回学校，暂存教室，静候“回收日”。当这一天到来，本“工作队”仿佛摇身变成英雄好汉——不仅打败6″А”班弱鸡，而且荣获全校第一名，甚至赶超高年级。我记得，在此之前无人想过在这件事上大张旗鼓。我们收集的废纸堆鹤立鸡群，跟别人的相比简直珠穆朗玛峰。

您以为故事到这儿就讲完了？稍等！

没有互联网、社交媒体和手机（今天难以想象）的年代，八卦消息就是“黄色新闻”，通过晒太阳奶奶、学校清洁工和流浪儿之口四处传播。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就在“废纸大胜”之后不久，1981年春季，忽然听说十月区比留佐夫元帅街某公寓爆炸的新闻。那地方距离我们学校不远，活跃的少先队员不可能无动于衷，于是6″Б”工作队立即决定奔赴事发位置探查。

如果这事儿发生在当代，某栋三单元居民楼中间部分从屋顶塌到地下室，周围肯定24小时人山人海热闹非凡，直到被围栏和保安隔离。可我们凑近一看，既不见围栏也未见保安，说来您或许不信：单元门都没锁呀。

好奇心炽盛的少先队员畅通无阻进入公寓开始研究。据称爆炸是莫斯科煤气公司职工疏忽造成：某个阀门忘关了，某个奶奶点炉子做饭了。不管是不是真的，反正这栋五层砖楼中间单元完全被毁。唯一遇害者似乎只有那位奶奶，事发时该上班的上班、该上学的上学，除她外楼里没别人。

旁边两个单元迅速疏散，家家户户阒然无声。我个人可以证明苏联建筑的安全性：楼房幸存部分只有几扇玻璃破碎，看不出爆炸波及痕迹。入户门锁着，但阁楼是开放的，我们上了阁楼。这种五层公寓顶层没有隔断，从一头通到另一头，于是我们确实瞧见了炸出的大窟窿，绕着走过去。脚下地板似风暴中的船甲板摇摇晃晃，透过缝隙看到大量碎砖，上面有少量家具和完蛋的电视……

每当我回想这次“探险”，总会暗暗感谢无名建设者们，他们把房子造得足够牢固，使走在阁楼上的我们免于掉下去摔死！不可思议！我们对这里有了鲜明印象，决定第二天再来，残砖断瓦下必定埋着许多秘密和宝贝。

等啊等啊，终于等到第二天放学。大约同一时间，“工作队”二次进入爆炸现场。同学健步如飞直接上楼，一个细节引起我警觉：窗台上搁着一听打开的番茄鲱鱼罐头，昨天可没有呢。还未来得及提醒同学可疑状况，一名警察从三楼走下来迎接我们。赶紧扭头逃跑，另一个警察堵住单元门口。他们专业地实施了这次伏击行动。

最后一幕在警察局上演。少年废墟探索者被详细询问住址、电话、学校和班主任的信息。当问及这种鲁莽行为的动机时，我们已经在心里预演了屁股开花的场面。当然，最可怕的是怎么跟父母解释啊？然后我摸到兜里一卷绳索，把它拿出来，高举过头，浑似一面东正教旗帜飘扬库利科沃战场德米特里·顿斯科伊军团上空——学校就有这幅画。“废纸！我们想帮学校收废纸！”其他同学听到我几乎喊叫的回答，齐刷刷点头如鸡吃米，眼中闪着希望之光。毕竟他们信任我，无论在家、学校还是警局。

大人看我们无非一群傻小孩。不过，我们是意识形态端正的傻小孩！这就是废纸的益处，它在危急时刻拯救了少先队员。比留科夫街倒塌公寓很快被栅栏包围，窗口也用木板封死，原样矗立多年。今天这里有一座新楼（1988年），明显不同于两边建筑。互联网上几乎找不到关于爆炸的信息，所谓“数十名受害者飞出阳台摔落街边车顶”的说法，我建议别信。否则，我们这些当年在十月区乱跑的孩子肯定知道血淋淋细节，但实际从未听“街头小喇叭”提起过。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自古至今的领导者都明白一个道理：想要位子坐得稳，必须给人民面包和马戏。赫鲁晓夫时期食品供应紧张，导致民间不满情绪和要求他下台的呼声日渐增高。勃列日涅夫坚决反对面包涨价，统治了十八年。但另一方面，以牺牲本国人“口腹”为代价提升兄弟国家领袖的威望，丝毫无利于苏联百姓福祉。

下面内容摘自1981年10月22日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

……7.关于В.雅鲁泽尔斯基同志的请求（1981年10月20日华沙特字№1084）

勃列日涅夫发言：同志们，你们大概都看过了雅鲁泽尔斯基同志（译注：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在波兰统一工人党下一届全会召开前夕（据说星期五开）向苏联领导人提出的紧急请求——巩固他在全会和议会中的地位，供应（也可能是借给）波兰5万吨肉类。
想不出有比这更困难的请求了，这一点大家都清楚。
但另一点也很清楚：如果我们寄希望于雅鲁泽尔斯基在国内挽回局面，就必须帮他不被门槛绊倒。
还是看看我们能做些什么帮助他吧。
这件事要尽快定下来，也许就今天。
责成巴伊巴科夫同志（译注：苏联国家计委主席）和帕托利切夫同志（译注：苏联外贸部长）提出具体建议。

阿尔希波夫（译注：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发言：必须指出，我国肉类的情况非常困难。我们未收到各共和国交付联盟储备的20.5万吨肉，尤其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俄联邦这三个共和国计划完成不好。
商业部长斯特鲁耶夫同志就购买45万吨肉的问题向苏共中央提交过报告。我们考虑了这个建议，但暂时找不到资金来买这么多肉。而且糖的方面我们做得很不好，虽然已经采购了100万吨，仍需再采购100万吨。植物油的情况也不好，需要进口大约70-80万吨。

科斯坦多夫（译注：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发言：我认为我们仍然应该要求各共和国完成计划，向中央储备交付产品。

勃列日涅夫：是否给共和国打电报要求他们履行计划？

戈尔巴乔夫（译注：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发言：列昂尼德·伊里奇，我想说，向联盟储备交付肉类的计划完不成的原因在于，本应送往屠宰场的大量牲畜由于缺乏饲料未能长到规定标准。因此我们不得不超额消耗更多牲畜。所以如果现在向各共和国、各州施压，他们就会宰杀、送来不达标的牲畜，导致存栏量降低。
我仍然认为目前应该走采购肉类的路线。

阿尔希波夫：当然，只要收到（指示），我们将筹集相应资金。

安德罗波夫（译注：时任苏联克格勃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乌斯季诺夫（译注：苏联国防部长、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契尔年科（译注：时任中央书记处第二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提议购买3万吨而非5万吨肉支援波兰。

阿尔希波夫：我请求，当然，不超过3万吨。

帕托利切夫：当然了，我们的外汇有困难，这是由于我们消耗大笔外汇购买粮食。中央决议之后，目前我们停止粮食采购了。但是为了在两次收成之间过日子，仍需采购并运回苏联5500万吨谷物。基于此，我暂时支持购买3万吨肉援助波兰的提议。

勃列日涅夫：鉴于即将召开的波兰统一工人党全会将决定组织问题，而且雅鲁泽尔斯基同志要做公开讲话，必须以某种形式帮助他。

众人：是的。

勃列日涅夫：那么怎样切实帮助？

阿尔希波夫：我们将会传达任务——设法筹措购买3万吨肉类所需的资金。

勃列日涅夫：怎样跟В.雅鲁泽尔斯基同志说？

契尔年科、葛罗米柯（译注：苏联外交部长）和安德罗波夫建议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亲自告知雅鲁泽尔斯基同志。

会议决定：
1.1981年第四季度采购3万吨肉类交付波兰人民共和国。
2.Л.И.勃列日涅夫同志将此决定告知В.雅鲁泽尔斯基同志。
3.责成阿尔希波夫同志、巴伊巴科夫同志、帕托利切夫同志筹措相应资金采购肉类……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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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70年代末-80年代初彼尔姆州人民来信

索洛乌欣笔下的七十年代生活

弄虚作假的“梁赞奇迹”

斯大林女儿斯韦特兰娜回忆录《致朋友的二十封信》讲了一件怪事——斯大林曾要求国家安全部保卫总局提交财务报告：“他试图亲自检查他们的收支，但毫无结果，只收到一堆胡编的数字。他大发雷霆，可什么也查不出来”。而且，“弗拉西克将军以斯大林的名义支配百万巨款，用于盖房子、乘坐大型专列出行，但父亲并不知道钱去了哪儿、花了多少、花在谁身上……”

尼古拉·弗拉西克长期担任斯大林卫队长，命运起起伏伏，深知“主子”的性格不易相处。但1952年无疑是最艰难的一年。斯大林越老越悭吝，对不合理开支吹毛求疵，频频斥责部下。斯韦特兰娜回忆：“有时候他会冲向自己的卫队长和将军，大骂弗拉西克：你个寄生虫！到我这儿发财来了，我知道从你指头缝流出去多少钱！”

诚然，克里姆林宫宴会规模之盛大堪称豪华，消耗饮食数量令人难以置信。仅1946年一年，克宫花在政治局委员三餐和各种宴会方面的“特供食品”如下：
肉类：125吨
禽类：65吨
野味：30000只
鱼制品：30吨
粒状鱼子酱：10吨
非粒状鱼子酱：6吨
大马哈鱼子酱：2吨
虾蟹等：50000个
伏特加：15000升
白兰地：10000升
干葡萄酒：15000升
甜葡萄酒：5000升
香槟酒：200000升
……

发挥您的想象力吧，对照一下冷盘和酒饮数字！三种鱼子酱足够制作180万个三明治（每个涂抹10克），伏特加和白兰地约合5万瓶，等于每瓶酒搭配36个鱼子酱三明治，更别提肉类、鱼制品和野味了。所以，要么是来赴宴的客人鲸吞虎噬、饿鬼投胎，要么就是被工作人员偷盗私分了。

而且，这还是在歉收年份，劳苦大众靠着配给票证度日。

与此同时，可怕的报告呈交斯大林面前。1946年5月16日：关于逮捕“在东普鲁士境内向粮食供应不合格之德国居民出售人类尸体肉”，1946年12月25日：“关于摩尔达维亚居民粮食情况困难、犯罪率和死亡上升”，1947年5月1日：“关于乌克兰南部地区饥荒”。

所以，斯大林或许终究发现了“钱去哪儿、花多少、花在谁身上”。他看见自己向南出发的“专列”是怎样安排的。斯韦特兰娜写道：“弗拉西克将军东奔西跑忙碌，他的身躯因妄自尊大和白兰地酒胖得发肿。其他吃了公家羊肉汤变得肥嘟嘟的卫队将军和上校们也都气喘吁吁。这些侍从、廷臣和食客坐满整列火车”。举数字为证：国家安全部警卫总局解散前开销巨大，1951年预算5.62亿74.6万卢布，员额14430人；1952年预算6.72亿43.4万卢布。不过，斯大林“近郊别墅”餐饮方面的花费同样不少，1951年达到38.75万卢布，绝大部分用于喂饱访客，因为斯大林特别喜欢邀请同僚吃午餐。统计全年来别墅吃饭人员1122名，按照每餐269卢布60戈比价格计算，总费用30.25万卢布。换句话说，一个官员去陪斯大林吃顿饭，相当于1961年的26卢布96戈比（译注：币制改革后），即使莫斯科最顶级餐厅也没这么贵的。

1952年春天斯大林解散改组国家安全部警卫总局，降格为“警卫局”。大幅削减拨款，人员缩编近四倍，拟定的1.56亿29.3万卢布年度开支被进一步减少到1.43亿。并且要求：“伊格纳季耶夫同志（译注：警卫局首任局长，5月19日赴任）10天内向苏联部长会议提交国家安全局警卫局年度经费预算及1952年6月1日-12月31日期间支出预算”。

斯大林在战友身上显著节省开销，给他们每人保留一座国有别墅，并减少了由国安部派员卫戍的官员和别墅名单。他自己的警卫及服务人员从408人降至209人，其中警卫员从292人降至129人。现在政治局委员每人标配34名警卫（以前是45-65名，莫洛托夫118名），但即使在新制度下，政治局内部排名依然有高有低：莫洛托夫43名警卫、伏罗希洛夫40名、柯西金最少：28名。

1952年5月19日政治局通过《关于削减警卫局开支》的决议，尖锐指出“资金开支中的反国家行为”和“犯罪性质浪费”的问题。原国安部警卫总局局长尼古拉·弗拉西克屡遭斯大林申饬、降职又官复原职，这回彻底被撵走了，外放到乌拉尔当劳改营副主任。除他外另有六名卫队原领导发配到其他“古拉格”做副主任。

随即开始逮捕国安部警卫人员，同年12月轮到弗拉西克头上——他也被抓了。

斯大林平日不用钱，更不知道钱的价值。正如他女儿写的，有一次爸爸给她两三千，觉得是一笔巨款。“他每月工资都用纸包好放在办公桌上。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存折…… 大概没有吧。他自己不花钱，没地方花也没东西可买。他整个生活——别墅、住宅、佣人、饮食、服装——都是国家支付的。”这话真没错，他用钱做什么呢？斯大林死后一年，克格勃首任主席伊万·谢罗夫请示赫鲁晓夫怎样处理“近郊别墅”存放的斯大林个人款项：现金数额38.4万零14卢布。

今人传说斯大林身后无余财，仅留下“两件大衣、一双靴子”而已。事实证明，他还是颇有些遗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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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有那么些年，奇姆肯特被称作“苏联德克萨斯州”——这个诨名其实当之无愧，因为地方政府机关知法犯法、恣意妄为，警察受贿成风。社会治安极度恶化，随处可见犯罪分子，大部分居民遵守“观念”而非法律生活。那些在工厂和建筑工地上班，每日跟刑满释放人员一起干活的“奥尔帮”小年轻们很快学会了江湖派头。城市被划成不同地盘，各区、各街道之间你攻我伐，扎巴达木斯基镇属于人人憎恶之地。

1967年6月11日，29岁驾驶员瓦西里·奥斯特罗乌霍夫被送进本市醒酒所，次日晨他老婆跑到车队哭告死讯。流言不胫而走，有人声称瓦西里是交通警察“勒索钱财殴打致死”的。同事们听了怒火中烧，几个人立刻组织起来去市警察局讨说法，求见内务局领导。可并没有高级官员露面。

话说奇姆肯特当时共有三个车队：货运卡车队、出租车队和公交车队。消息越传越广，恼怒的驾驶员抄起棍棒从各处涌出，并肩包围内务局。他们堵塞交通拦截公交车，于是司机跳下来支援同事。一些工厂也被围堵，然而工人基本都不愿参加。随后围攻内务局大楼的人越聚越多，爬上树梢往窗户里面投掷汽油瓶和煤油瓶，用大喇叭高喊：“投降吧！交出武器。我们都认识你们，知道你们家住哪亲戚是谁！不服从的话就把你们家亲戚抓来上刑啦！”

内务局负责人惊慌失措，找机会溜了，溜之前下令全体警员把武器交回枪库。难说这道命令对不对，很可能是正确的：几百支枪一旦落入愤怒群众之手，必然造成更大伤亡。但是在围攻内务局的过程中无可争辩地确实开了枪，没来得及交枪的警察向人群射击，人群也用枪回击警察。

之后驾驶员们闯入大楼，开始打砸抢烧。警察吓得跳二楼逃跑，因为一楼窗户已经出不去了。骚乱者不碰穿便装的人，穿警服的遭了大殃。退伍老兵、内务部荣休干部、苏联英雄卡拉巴伊·卡尔塔耶夫亲眼目睹混乱，后来回忆道：“我久经沙场，拿了全部三种光荣勋章。可是在那些可怕的日子之前和之后，我都没有这种恐怖和绝望的感觉。感觉像是战场，但对付你的不是法西斯分子，而是自己苏联人民”。

骚乱者既已占领市警察局，又产生了攻破审前看守所释放犯人的念头。看守所跟市警察局一墙之隔，犯人透过窗口向外大喊：“放我们出去！我们会帮你们！”此时警察局已经熊熊燃烧，却没有消防队能够抵达灭火。其中一辆消防车被夺走，一名驾驶员开着马力强劲的“吉尔”猛撞监狱大门，人群挥舞钢筋、棍棒、石头和手枪从缺口杀入。工作人员狼狈逃窜，一些岗位无人值守。于是跑在前排的骚乱者顺利进入走廊，犯人看到自由就在眼前，也设法开启牢门进入走廊。

所幸一名监狱员工挽救局面，她抓起自动武器从两个方向不停射击，迫使驾驶员们撤退，并将犯人逼回监室。其他狱警从最初的震惊中回过神，陆续赶来支援，强行肃清骚乱者、夺回看守所。这位英勇女士的身份至今不详，显然为了保护她而调职去了遥远的地方。只知道名叫玛琳娜，因6月12日的坚定行为被授予“勇敢”奖章。

还有一位人称“谢廖扎叔叔”的赛达克巴尔·萨蒂巴尔基耶夫中士堪称苏联警察的骄傲。在骚乱最激烈的时候，他身穿警服驻守共产主义大道和苏维埃街十字路口指挥被阻塞的交通。别的警察早就换衣服躲藏了，而萨蒂巴尔基耶夫中士照旧站在自己岗位上。过路司机不止一次提醒：“乱成这样，你快跑吧”，可他坚持在城市最中心执勤。虽然距离骚乱咫尺之遥，却没人冒犯这位可敬的交警，大家心里都有默契：“不准碰谢廖扎叔叔！”

骚乱至此已持续几个钟头，市中心仍在暴躁人群控制之下。交通依然瘫痪，汽车被推翻变成路障，警局运囚车被烧毁。但没发生大屠杀或抢劫，大部分商店正常营业。当天下午突厥斯坦军区装甲部队一个排开入奇姆肯特，几小时后又增援一个团的官兵。哈萨克共和国内务部副部长图马尔别科夫飞临奇姆肯特处置情况，建立了直通苏联内务部长晓洛科夫的专线电话。

图马尔别科夫是一位专业人士，在他指挥下骚乱被迅速、坚决、有效且不流血地镇压了。他命令部队抵近人群，警告即将射击。那时候许多骚乱者的激情已经冷却，扭头看见装甲车和坦克炮口对着自己，几分钟内纷纷散去。

镇压骚乱期间，唯一受到军人粗暴对待的只有克格勃秘密特务。国安人员自从骚乱伊始就从“内部”进行观察，虽然穿便衣混入人群，却选择不干预。这些人的任务只有一个：给所有人拍照以备秋后算账。因此当军人发现某特务鬼鬼祟祟正在偷拍时，误以为他也是骚乱者，打碎了他的下颌。

第二天奇姆肯特市社会秩序恢复正常，公共交通及各行各业有序运转。事件三天后，一支出殡队伍驶过街头送葬死亡的驾驶员。虽然警方和克格勃特别警告出租车队和司机不得出车护送已故同事，而且随着调查扩大很多驾驶员已经被捕，然而大家不顾禁令一定要向同事致以最后声援。几十辆车汇入护送死者棺材的灵车队伍，一路鸣笛、闪灯开往墓地。

政府在中央公园举行公审公判大会。谁当被告？谁都可以。大部分出庭受审者是无辜的，有人被举报、有人被秘密特务拍到，还有的只是途经现场而已。但无人被处决，最后都被判“流氓行为”。毕竟把已经平息的事情再次闹大对当局而言毫无益处。身亡驾驶员的家属得到许诺，可以在苏联任何地方获得一套公寓居住。

骚乱造成的受害者确切数字从未正式公布，被指控并被判有罪的人数亦未公开，关于奇姆肯特六月骚乱的任何讨论都被政府严厉禁止。1988年初戈尔巴乔夫要求就苏联自1957年以来发生的大规模社会动荡编写报告，根据这份报告，奇姆肯特六月骚乱参与者逾千人，死亡7人，受伤50人；43位市民出庭受审。另外，在哈萨克南部城市和地区法院档案中，那些年间“恶性流氓行为”和“反政府”类别的案件数量急剧增加。本文作者查阅法院档案发现，1967年6月-10月竟有1000多起此类案件。

几乎整个奇姆肯特内务局管理层都受到铁面无私的指控而遭免职。大批交警、民警被揭发出1967年6月之前的犯罪情节，押送被告席，并因此抽调大量国安人员填补奇姆肯特警察部门空缺。至于瓦西里·奥斯特罗乌霍夫死亡案，地区法院指控19岁青年斯帕别克·瑟兹德科夫1967年6月12日夜晚偶遇喝醉酒的奥斯特罗乌霍夫，二人身体碰撞、争执，瑟兹德科夫使用“桑波”格斗术打倒瓦西里，头部碰撞水泥台阶致闭合性颅脑损伤。之后瑟兹德科夫和朋友把瓦西里抬到一旁，打电话喊警察“收容醉汉”。经证实，瓦西里·奥斯特罗乌霍夫的死因是打斗受伤。法院判处斯帕别克·瑟兹德科夫死刑，执行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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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德华·安德柳申科

“三次大战”和“千口棺材”

国家安全委员会有义务向国家领导层汇报民众对国内、国际重大事件的看法。1979年12月末——即苏联出兵阿富汗不久——国安部门集纳民间反应的第一份报告已呈送乌克兰共产党中央案头。次年1月份又连续提交三份相关报告。

这些报告照例以官话套话起头，介绍大部分人对当局开战决定的正面观感：“……乌克兰劳动者持续关注阿富汗民主共和国事件发展进程，完全拥护、赞成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积极友好立场，认为有助于稳定该国局势，表示对四月革命取得最终胜利以及在ДРА建成社会主义充满信心”。
（译注：1978年4月苏联支持的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发动政变，推翻穆罕默德·达乌德·汗总统，建立阿富汗民主共和国(ДРА)）

随后是特务和线人四处搜集到的群众看法具体例子（注明身份）。

首先，今人谈及出兵阿富汗常用的一个理由：“我们不打美国人也会打”，早在当年就已经出现了。其次，罗列那些不赞同军事行动之人的言论。

开战之初，一些人担心自己或亲戚将不得不去遥远的异国“捍卫社会主义成果”。还有人猜测美国将会攻打伊朗（刚刚发生过反西方的伊斯兰革命）进行报复，从而导致苏联和美国交战。

另一些人则疑惑派兵出境怎么能够帮助实现和平，为什么干预远方的、莫名其妙的冲突，以及苏联何必花费大量资源和精力支援穷国。

罗夫诺州居民Ф.丘赫直截了当表示：“苏联乱管闲事，毫不怜惜自己的兵。这次又要跟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况一样了。我们的部队要在阿富汗长期驻扎，我们的许多战士会死”。

乌曼市民族主义者娜杰日达·苏洛夫采娃也把出兵阿富汗同“捷克事件”和1956年“匈牙利事件”等量齐观（她支持索尔仁尼琴，早被当局盯上），一名克格勃“业务信源”（特务或线人）明确指出苏洛夫采娃收听外国电台广播后发表了“政治有害”言论。切尔卡瑟州卡涅夫市某厂钳工Я.麦罗博达也听过“敌台”的阿富汗事件报道，他跟同事聊天抱怨苏联媒体基本没怎么报道这件事，反而西方广播讲得详细。同时，该麦罗博达支持出兵。

无论支持或反对，大家都相信这将破坏半年后在莫斯科举办的奥运会。

基辅市民К.弗里德曼被克格勃称作“活跃极端分子”（他是申请移民以色列被拒绝的犹太人），他将侵略阿富汗同1939年占领波兰相比较，认为可能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随着战争进行，逐渐出现苏军大批伤亡的传言。1980年3月罗夫诺市五十四岁男子М.乌里扬宁告诉朋友：装殓士兵遗体的17口棺材运到他当司机的本地机场，又说这些人都白死了。

两名切尔尼戈夫市民：退休老头И.拉祖莫夫斯基和教师Б.别列佐夫斯基告诉克格勃线人：“听说大约一千个阵亡士兵的棺材从阿富汗运到莫斯科”。看报告的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弗拉基米尔·谢尔比茨基怒从心头起，在此二人姓名下划线，又在空白处批注“这些内奸呢？”显然，领导要求“采取措施”了。我们不知道接下来发生什么，但俩人未必会被追究刑事责任，很可能“预防性谈话”而已。

不过，预防性谈话和官方警告也未必管用。比如日托米尔州的德米特里·马祖尔，克格勃自从1960年代末就知道他是持不同政见者，尤其他曾屡次反对乌克兰的“俄罗斯化”和镇压“布拉格之春”。1980年当局收到马祖尔同村人十几封举报信，控诉此人说“苏联对阿富汗人民的友好援助是侵略行动”，并怂恿交谈者去听西方电台。遂派员搜查马祖尔家，除发现其他“罪证”外，另有一封写给被流放的持不同政见者伊琳娜·卡里涅茨的信，信中谴责阿富汗战争，声称苏联士兵中间存在恐慌情绪。
同年马祖尔因“反苏煽动和宣传”被判处6年劳改+5年流放。

“美好的新年礼物”

国安部门对留苏的阿富汗学生同样密切监视。战争爆发时约有九百名来自亚洲各国学生在乌克兰的大学、军校和警察学院读书。

根据克格勃说法，大部分阿富汗人对祖国事态的观点跟苏联人民一样，也就是振奋和赞成。基辅大学法赫德·帕尔瓦兹形容12月27日推翻哈菲祖拉·阿明总统是苏联人民的“美好新年礼物”，哈尔科夫阿富汗同乡会会长、研究生乌布杜尔·夏尔认为，如果革命是苏联协助进行的，那就一切正常。
但也有人谴责苏联向他们国家派兵，例如伏罗希洛夫格勒（译注：卢甘斯克）机械制造学院留学生穆罕默德·尤努斯·霍卡米。他最终因“成绩不良”被开除，为了声援他，24个阿富汗学生同时旷课一天。

国安部门还关注阿富汗侨民内部政见之争。有支持亲苏的阿富汗人民民主党的两个派别：“哈利卡派”和“帕查马派”，也有支持被苏联特种部队击毙的前总统哈菲祖拉·阿明总统的一派，各执一词吵闹不休。有时候吵不出结果，对立双方干脆抡拳头解决问题。例如1980年4月“哈利卡派”和“帕查马派”在敖德萨工学院宿舍大打出手，8月份阿明支持者和被阿明干掉的努尔·穆罕默德·塔拉基支持者在基辅州一处保健营发生混战。

暗中反对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苏联公民不能走上街头公开批评政府发动战争，所以人们采取隐蔽手段：匿名传单、写信、墙壁涂鸦等，呼吁从阿富汗撤军。做这些事的人不一定出于政治动机，不一定就是明确反苏，有些人只是害怕被动员上前线或发生全面大战。但他们都明白后果——异议者会被克格勃追捕，万一被揭发举报就要锒铛入狱。

情报显示，针对阿富汗战争的匿名抗议在1980年春季达到顶峰。

四月份胡斯特市百货商场经理拿着试衣间拾获的传单到克格勃办公室报案，该匿名作者写道：“诸位！如果你们爱惜自己儿子、丈夫的性命，以及我国士兵的性命，就不要让他们被派去阿富汗送死。他们的生死取决于我们这些平民百姓。起来反对政府吧。重印这传单。我们不想为别的人土地而死。我们要斗争！”
不久又在利沃夫发车途径胡斯特的火车厢内发现类似传单，调查乘客确定了作者身份：利沃夫女青年Я.萨甘。该女子承认在工作场所听到阿富汗苏军伤亡惨重的流言，促使她撰写这些传单。她男朋友也在苏军服役（所以坐车去胡斯特探望），因而担心他的命运。国安人员放走萨甘，但对她展开暗中侦查，希望找到“可能的教唆者”。

一星期后基辅有轨电车上再次发现传单，“自称所谓言论自由团体，诽谤我国内政、外交政策，声称似乎有阵亡苏联军人的棺材从阿富汗运来，并呼吁定期收听外国广播节目”。

赫梅利尼茨基州铁路职工整理邮件时发现匿名明信片，准备寄给苏联主要报纸之一：《劳动报》编辑部，写着：“抵制奥运会！自由阿富汗！卡特总统光荣可敬”。克格勃原文引用上述内容，指出作者还对“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进行恶毒攻击”（克格勃官话，所谓“领导人之一”代指总书记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

有人试图把反对阿富汗战争的信传出国去，克格勃曾截获一封从卢茨克寄往美国之音电台编辑部的信。1980年12月又查获一封基辅寄往本市地址的信件，作者自称20岁长子死在阿富汗：“我二儿子16岁了，等待他的是什么？波兰？不行！不能让他们把我孩子变成讨伐队员”。这里要提一下，当时波兰团结工会的抗议运动如火如荼，许多人坚信苏联即将重演12年前武装干涉捷克斯洛伐克的戏码。
两封信分别号召人们到无名烈士墓举行示威抗议，据说时间定在1月1日。克格勃瞪大眼睛加强邮政检查，协同警方做好准备驱散抗议。然而什么都没发生。

有匿名的也有不匿名的，切尔卡瑟居民列昂尼德·马雷舍夫就不打算隐藏自己身份。他向苏联党和政府、大报编辑部、美国总统吉米·卡特、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以及著名反战人士安德烈·萨哈罗夫寄送“诽谤信”，反对阿富汗战争。1981年4月马雷舍夫因“反苏”罪名被起诉，乌克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表示同意。法院如何判决，我们不得而知。

一小撮喜欢搞恶作剧的人利用民间惧怕大战的心理胡作非为。1980年1月份某晚，文尼察州两个村庄、一座火车站的无线广播三次报警：“注意！注意！公民们，防空警报。大家快进防空洞。阿富汗发生战争。美国进入苏联国界了”。尽管已是深夜，仍有部分人听见警报，把大家吓得不轻。警察和克格勃迅速锁定嫌犯，原来是俩小年轻，一个从敖德萨来探望父母，另一个是本地人。二人供述只想找点儿乐子，没别的意思。于是罚款70卢布、预防性谈话，结案。

赫尔松州新卡霍夫卡某工厂厕所（对，克格勃也管厕所）涂鸦作者同样不是出于政治动机，该人用圆珠笔在墙上写道：“同志们破坏机床呀，别上班啦，抢商店抢银行，因为你们的弟兄死在阿富汗”。签名：“鹰”。

坟墓诗篇

1980年4月，罗夫诺州乌克兰卡村民Б.帕纳修克携带写有“意识形态有害诗作”的笔记本到克格勃办公室报案，笔记本是从当地学校14岁学生Г.舍甫佐夫手里没收的。案卷记载：这首题为《儿子》的诗献给同村青年维克多·克利梅克，2月份刚在阿富汗牺牲。国安人员总结诗的内容：“……向死者母亲Е.А.克利梅克（1936年生，党外人士，幼儿园主任）表示哀悼，并对苏联军队驻扎阿富汗的合理性提出怀疑”。

克格勃搜寻诗作者无果，但查明一个月前有个匿名人把这株“毒草”寄给死者母亲。她姊妹把诗拿走，然后她儿子让那个14岁学生抄写。克格勃对两名妇女进行了预防性谈话，并采取措施“防止涉阿富汗事件挑衅性流言传播”。

若干年后，乌克兰阿富汗战争老兵联盟奥斯特罗日斯基分会会长弗拉基米尔·普罗科普丘克得知这份解密材料，当即指出姓氏错误：牺牲士兵真名叫维克多·克里玛克（不是“克利梅克”）。普罗科普丘克不知道诗的事情，但通过村民联系上了死者母亲叶卡捷琳娜·克里玛克，她仍然住在村里以她亡儿命名的街道。

从小认识克里玛克的乌克兰卡村民弗拉基米尔·科尔尼丘克介绍：“当年那事儿轰动全村，我自己在阿富汗当兵呢，辗转听说了。维嘉下葬的时候念了这首诗，交还叶卡捷琳娜，然后又让学校的孩子们齐声朗读。克格勃来找她，她撒谎不知道谁写的”。

事过境迁，叶卡捷琳娜·克里玛克同意揭晓作者身份，原来是邻村亲戚伊万·米列夫斯基。那些年她把乌克兰语手写的两张信纸妥善收藏，至今视若珍宝，借此怀念儿子。

克格勃没掌握的情况是：同年3月叶卡捷琳娜又发现两首内容类似的诗（确实不知谁写的），一首留在儿子坟墓上，一首扔进她家院子。

复活，归来

克格勃文件还记载了一桩“埋活人”的案子。1980年6月昆都士省作战行动期间，一辆运载苏联士兵的越野车过河翻覆（但克格勃文件描述略有不同，说是装甲运兵车坠河），10人死亡（或称8人）。其中一名士兵毁容，经辨认，判定为赫梅利尼茨基州卡缅涅茨-波多利斯基地区的列兵米哈伊尔·沃伊沃达。
把遗体运回他老家卢奇卡村，交给母亲办后事。锌板棺材未开，只有个半透明小窗口，很难看清棺内面目。葬礼同日举行，村民们纷纷来送米哈伊尔·沃伊沃达最后一程。

九天后沃伊沃达所在部队的一名准尉进入卡缅涅茨-波多利斯基地区兵役局，传达惊人消息：工作上出了差错，米哈伊尔还活着，正在阿富汗治疗。原来翻车后他负伤了，被河水冲到下游几公里岸边，侥幸未死。

再后来，利沃夫州斯特雷市的科斯季夫老两口五雷轰顶，因为“沃伊沃达”棺材里装的是他们家儿子塔拉斯！这口棺材深夜挖出，悄悄运到斯特雷市二次下葬。

为什么这件事引起克格勃关注？文件称：国安部门将会同兵役局和“社会人士”，努力防范塔拉斯·科斯季夫葬礼上出现“负面表现”。他们显然担心战士父母和其他市民的怒火：国家不仅送人去死，还不让烈士安息。

米哈伊尔·沃伊沃达复员回乡，卡缅涅茨-波多利斯基地区阿富汗老兵联盟分会长弗拉基米尔·杜德科说他一直住在村里，偶尔出席战友纪念活动。当地参战老兵编撰的纪念册也提到沃伊沃达的故事，克格勃文件中缺失的细节就来源于此。

尘埃未定

可以看出，克格勃文件提到阿富汗战争主要集中在1980年，之后越来越少。自从1981年国安部门就把注意力转向了邻国波兰民主运动的余波。

克格勃官员在《提高政治警惕性》讲座时收到的问题清单，能够反映苏联公民最关心哪些社会政治问题（勃列日涅夫时代和安德罗波夫时代国安部门多次向中央提交此类材料）。例如1982年上半年的清单只有一项两个问题涉及阿富汗战争：“我国军队还要在阿富汗驻扎多久？真的死了很多苏联士兵吗？”（来自乌克兰四个地区），同时却有关于波兰事件的五个问题、关于黎巴嫩战争的四个问题。

1984年的乌克兰克格勃报告几乎没出现阿富汗战争内容，这年是苏军最艰难的一年（官方承认牺牲2343人）。但原因或许不是民众不再关心战争，而是克格勃撰写报告的形式有了变化——此时期的报告更简洁，民间情绪的信息更少。

到了改革年代，涉及阿富汗战况的内容又稍有增加。

1985年第一书记弗拉基米尔·谢尔比茨基收到关于乌克兰兵役部门情况的报告，其中提到兵役局领导受贿犯罪事（共查获73起），一些行贿者的目的是“避免被派驻阿富汗服役”。

阿富汗人杀伤苏军士兵的办法之一是设置诡雷，包括在常见日用品上动手脚。1986年某阿富汗人携带打火机进入苏联，送给他的熟人：辛菲罗波尔工人Л.克列谢尔斯基（善意礼赠）。后者回家拿打火机点火，忽然爆炸，重伤送医抢救，同屋的兄弟也挂彩。

至于进口货物夹带反苏传单、标语更是老生常谈，此乃外国人抨击阿富汗战争的手段。1986年12月苏梅州发现从波兰入境的包装布上写有“粗野侮辱中央领导之一（可能指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脏话，涉及我国向阿富汗提供的国际援助”。

同年卢茨克市国安部门查明：当地一些参战老兵“发表不成熟的政治见解，曲解我们给予阿富汗国际援助的本质，声称苏联军人对该国平民实施了‘暴行’”。12月底开战纪念日前夕，这些“政治不成熟”老兵计划到市中心集会，再走去烈士陵园向阵亡战友献花。克格勃必须确保他们的行动不出现“反社会表现”。

目前解密的克格勃文件最后一次提到抗议阿富汗战争的“诽谤性材料”是1987年4月，查获170份相关传单（反战、民族主义、声援乌克兰政治犯），又在禁止通行指示牌上发现涂写了“阿富汗”字样，克格勃认为很可能系外国人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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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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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财政大臣谢尔盖·维特呈交次年的国家预算草案供皇帝审阅，坦言：国家财政的坚固取决于国民物质福利。但与此同时，国内几百万人依然过着家徒四壁生活。帝国的学者们花费多年心血，试图厘清巨富、赤贫之间收入差别究竟多么大。

1880年莫斯科统计学家В.奥尔洛夫和И.博戈列波夫写道：“为了编制年度预算，我们挑选一户中等收入且户主详细记录其进项和支出的家庭。我们把户主报称的收支与同村其他居民进行了核对…… 在此基础上，我们认为自己编制的预算无可置疑”。

这个家庭是19世纪末居住在莫斯科省伏努科沃村的伊万·多罗费耶维奇·霍多夫一家，1879年收入489卢布50戈比。全家八口人：丈夫和妻子、大儿子和儿媳、以及另四个16岁、12岁、9岁和3岁的未成年儿子。他们有两间木屋、一间圆木仓库和一间谷物干燥室。饲养一匹带驹母马、两头母牛、两只绵羊。家中三个人分得份地，每人4.2俄亩（译注：1俄亩约1.09公顷）。他们在这12.6俄亩土地上播种了黑麦、燕麦、土豆和亚麻，收成92卢布10戈比。割干草、收麦秸、砍伐各种灌木烧火取暖。

养殖收入是：卖掉一头母牛27卢布、两头牛犊7卢布，自家食肉宰杀两只羊羔价值5卢布，两头牛产奶换钱20卢布——共59卢布。

该户又从本地神甫手中租赁一块耕地，租金8俄斗燕麦（译注：1俄斗散货约合26.24升）。播种10俄斗庄稼，收获40俄斗。扣除种子加租金，这块地产生19卢布80戈比利润。割草一次花费4卢布，得到8大车干草总重15普特（译注：1普特约16.38千克）。净收入21卢布60戈比。

去岁户主在制革厂上班，兼营马车运输，挣钱约40卢布。大儿子和儿媳在当地金银饰带厂工作，年薪100卢布。二儿子工资40卢布，三儿子12岁刚刚进厂，往家里挣12卢布。

1879年霍多夫家支出420卢布93戈比。其中用于食物储备：盐每普特80戈比、6.5普特合计5卢布20戈比；黑麦面粉每普特90戈比、合计72卢布60戈比，亚麻油3卢布20戈比，卷心菜5卢布，黄瓜2卢布，自家种的土豆15俄斗价值4卢布50戈比，1俄斗葱80戈比，3俄斗谷粒6卢布，酿克瓦斯之麦芽2卢布70戈比，20俄磅荞麦面粉1卢布，40俄磅小麦面粉2卢布40戈比。肉类：两只重约60俄磅的自家羊羔价值3卢布60戈比，过圣诞节购买10俄磅腌肉80戈比，圣周(Святая Неделя)购买5俄磅腌肉40戈比。5月26日教会节日买10俄磅腌肉80戈比。鱼类：过谢肉节买5俄磅鲇鱼50戈比，10月14日教堂节日买10俄磅鲇鱼1卢布，三个节日买10条鲱鱼共1卢布50戈比，又买5俄磅茶叶7卢布60戈比，16俄磅糖3卢布20戈比，饮用自产牛奶价值50卢布，全年过节买伏特加1.5维德罗（译注：1维德罗约12.3升）共6卢布。上列项目合计150卢布80戈比（彼得堡上层阶级每年餐饮费600-1200卢布，公费大学生每年领生活费300卢布）。

买出远门穿的鞋花销26卢布64戈比，衣服57卢布9戈比，牲畜饲料、垫料130卢布80戈比，各种生活用品25卢布60戈比。

三个人共缴税30卢布。全年开支合计420卢布93戈比。伊万·霍多夫略花小钱买“孩子礼物”。剩余40卢布存起来以备修缮房屋。

统计学家在莫斯科近郊波多利斯基县克列诺沃村农户Т.Н.沃尔科夫家也记录了大体相同的收支。该户夫妻二人及五个孩子不仅从事农业劳动，还制帽贩卖。家庭全年收入约440卢布，支出221卢布，其中买服装约70卢布，日常开销约50卢布，剩余每个钱都用在燃料、缴税、租赁割草场、支付牧人工资上面。

这就是不嗜酒的中等收入农民生活水平。但并非人人如此幸运，能够拥有土地、成家立业。长期以来乡村剩余人口普遍进厂打工，渐渐地一些大型企业有经验、吃苦耐劳的男青年月薪50卢布，代价是每天在毛纺厂机器前劳动14个小时。织布工的收入从7卢布到30卢布不等。但按照惯例，这些收入大多花在工厂自营的店铺了。

当过骑兵的小说家А.Д.阿普拉克辛写过不少当时上流社会人士的消费情况。在他关于1880年代彼得堡贵族生活的作品中有一个角色：Г.Н.斯维尔斯基伯爵，业已成年，每年靠着三万卢布过日子。因为他的叔叔、也就是他的前监护人告诉他：“这里是属于你的两份产业的全部文件。现款不多，因为我监护你三年，以你名义在银行只存了不值一提的四万两千。但你每年可有三万固定进项，凭这笔钱，我的朋友，你必不至于饥寒而死”。

于是年轻伯爵用起钱来特别谨慎。阿普拉克辛写道：“由于他与生俱来的‘端正品行’，他无法理解那些轻佻、放浪的狂欢：一个晚上花几百卢布喝名贵酒，豪掷几千给茨冈人合唱团，甚至砸镜子、摔碗盘，挥拳打向餐厅老板和仆人的脸”……

斯维尔斯基摇着铅笔算计每月能在住宅、仆从、马厩方面消费多少，又能剩下多少供自己零花，确信将会衣食无忧。那么多的军官——甚至就在他那个数一数二的团——收入还不及他一半，却四处臭显摆。当然，那些人出门没马骑，而伯爵除了两匹必须的侍从马，还养着一对双套车役马和另两匹单独拉车的马。这笔钱按照他的计算不成问题，所以，当两年后银行活期账户空空如也时，斯维尔斯基呆若木鸡。

嚯，发生了什么？也许是供货商故意欺瞒坑骗他，也许是一时兴起送了美女贵重礼品，反正在这两年间，斯维尔斯基的账户见底了。

诚然，对于一般贵族家庭，把年轻儿子送进军队实属沉重负担。昂贵的制服、马匹，盛大宴席和酒会，每月一次舞会，给战友和上级赠礼——凡此林林总总不是军官薪饷所能承受的。整个近卫军的军官每年花销高达200万卢布，骑兵军约50万，其他军种约100万。

另一个大出血项目是出国旅行，因为贵族家庭不出国旅行的话会被认为不体面。曾有一本关于俄国贵族贫困化原因的小册子呼吁放弃这种愚昧传统，作者署名“史季格里茨”，写道：“经年累月毫无意义的出国旅行是一种恶习…… 我提醒诸位，生活在境外也就是欧洲主要国家的我们俄罗斯人数量如下：德国53000、奥匈22000、法国14357、英国47500、意大利1387，总计约138000人，其中三分之一为贵族，即46000人。如果把后一个数字换算成家庭，意味着每年至少11000个家庭花销不低于5000卢布，相当于俄罗斯大地每年流失5500万卢布…… 人居然在无利可图的情况下，追求一种想象的快乐，怀着某种痴迷，从我们国家带走几千几百万，那当然会变穷了。这种先生我们见的够多，大家都认识不少，他们不是暂停工作稍事休息，而是把虚度光阴、消磨闲暇认作时髦——不能再帮助这种人了。已经有太多贷款、单名期票和优惠被投入此类旅行，而非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和日常福利”。

俄帝国首都上流家庭每年最低预算7000卢布，相当于一名高级官员年薪。如果在彼得堡拥有可获利的房产，大概也能收入这么多。北方之都属于个人拥有的7840套住房中6894套常年出租，想在市中心租套像样点儿的住宅每年要1500卢布。而维持所谓“面子”的花销比这更大：一辆漂亮马车售价850卢布，最时髦的衣裳600卢布，狐皮女斗篷700卢布，彼得堡大剧院包厢席位6-14卢布，冬季一束鲜花10卢布，御用珠宝商Л.泽夫季根的钻石动辄数千卢布。

“史季格里茨”的小册子警告女人们：“我国许多妇女以这样的方式安排家庭生活，使得丈夫逃离她们奔向一切单身汉和失意者钟爱的场所：俱乐部、餐厅、酒吧等。妻子们则把全部时间花在舞会和交际…… 这种毫无意义的生活对丈夫和妻子来说都是灾难性的，不仅在道德层面：前者约狐朋狗友到餐厅大快朵颐、后者购买锦衣华服，无不需要巨额开支；花钱如流水一般，不理智消费越来越多，一点点侵蚀家庭经济…… 奢侈并不总是合宜。富人家奢侈一把很正常，甚至可说是必要的。而一个条件平平的中等收入者追求奢侈着实可笑…… 很多过日子的房间简直变成珍宝馆：堆满昂贵家具和大量金银摆设……”

日月如梭，多年后此种情况有增无减。1904年经济学家Б.Ф.勃兰特写道：“如果我们比较十年来最重要大众消费品价格的变化，就会发现1895-1899年较之1890-1894年，物价涨落如下：黑麦-24%，棉线+1%，茶叶+1%，砂糖+4%，煤油+12%，烟草+16%。西欧这些产品的价格都下降了，而我国惟有粮食跌价；庄稼人所必须的各种产品一概变贵，就连我们跟西欧一样都从亚洲进口的茶叶，以及我们对外出口的煤油和糖，在我国的售价也比外国更高……”

尽管如此，特权阶级的消费水平同样有增无减。例如特维尔棉纺厂老板之一М.А.莫罗佐夫1901年支出196675卢布用于个人需要，其中：“三餐饮食”9889卢布10戈比，葡萄酒12008卢布15戈比，办晚会7607卢布42戈比，租用三角钢琴153卢布，租用鲜花850卢布，杀灭蟑螂100卢布，购买油画、圣像之类12142卢布60戈比，马厩维护费10823卢布，看剧、听音乐门票595卢布20戈比，出国旅行18364卢布5戈比，在普罗斯库洛夫（译注：赫梅利尼茨基市）的别墅2398卢布25戈比，在克里木半岛的别墅4977卢布40戈比，房屋供暖3619卢布34戈比，照明6305卢布15戈比，以及其他各种开销……

反观平民阶级，二十世纪初地方自治会聘用的教师每月靠着30卢布度日，这笔钱使他们能够负担：20俄磅白面包，30俄磅黑面包，22俄磅肉，30瓶牛奶，2.5俄磅黄油，3俄磅植物油，30枚鸡蛋，5俄磅荞麦，4俄磅黍米，3俄磅大米，1俄磅豌豆，1俄磅通心粉，10俄磅卷心菜，1俄磅葡萄干，3俄磅砂糖，4.5俄磅碎糖块，半俄磅茶叶和半俄磅咖啡——上述合计17卢布。（莫斯科省）兹韦尼戈罗茨基县教师告诉统计学家：如果他们被迫减少这些食品开销，健康状况会立即恶化，因为工作压力太大。有位年轻女老师年薪156卢布，省吃省喝挤出钱来购买与职业相衬的体面服装。但冬鞋售价6卢布，夏鞋售价5卢布，高帮、矮帮套鞋6卢布，三块日常头巾20卢布，一件漂亮连衣裙31卢布，十二双长袜5卢布，内衣17卢布，床单11卢布，冬季厚呢子大衣30卢布，夏季外套10卢布，帽子5卢布。

至于餐具、沐浴、理发、洗衣、书籍、报纸等项，每年预算仅10卢布，即每月不足1卢布。

农民的购买力甚至更低。例如某家庭手工业者除了土里刨食果腹之外，还花费150天制作20000个勺子，以每千个3卢布的价格售出，赚回60卢布。原材料成本20卢布，利润仅40卢布每年。冬季一天工作15小时。

地方自治会头头Ф.Ф.克拉索夫斯基在乌法省缅泽林斯基县生活八年，他如此描写二十世纪初农民生活：
“首先，哪怕只看最表面，人们也会惊讶于村庄几乎赤贫的景象。这种贫困显然易见：残破的房舍使人不得不怀疑50-65平方米空间怎么容得下全家老小居住活动，牛群瘦弱、马具简陋、农具原始。再看看他们日常饮食，即使最好年景，村里最宽裕人家的饭桌也罕见肉类、牛奶和鸡蛋，全靠面包茶水充饥。极个别家庭的主妇能给午餐增添一道饮品，但仅限于把茶炊摆上桌……有必要设法降低一些必需品的价格，例如铁，否则铁烟囱、铁栅栏、煎锅、犁耙等务农必不可少之物将变成奢侈品。”

农民如此，工人也强不了多少，毕竟他们终日只在车间和工厂集体宿舍两点一线。

然而内需不足并非俄帝国经济的唯一不幸。大部分上层阶级家庭的财富实际建立在损公肥私基础上。国库出一笔建厂补贴，首先被厂主挪用花天酒地，剩下的钱才拿去盖房子、买机床。一旦工厂建成，发现预计的盈利要么“算错了”要么“达不到”。1903年春帝国技术协会举办“铁业代表大会”，工程师А.А.沃尔斯基作报告说：“全俄120家炼铁冶金企业，销售管理得当者甚至不足10家。毫不夸张讲，熟悉我国钢铁市场情况的不超过5家企业”。

同一年莫斯科大学教授И.Х.奥泽洛夫写道：“欠缺商业考虑的贷款往往发放给我国难以为继的企业，后者拿到贷款便不再操心自己生意的经济状况，因为他们确信，如果企业拿了国家银行贷款后陷入困境，要么银行再次伸出援手，要么国库会为了挽救国家银行的损失，给予企业优惠价格之政府订单”。

随着国库日渐空虚，政府增加了对农民和工人的苛捐杂税，内需进一步不足，形成恶性循环。上层人士年复一年讨论下层人士岌岌可危的经济状况。正如本文开头所写，财政大臣谢尔盖·维特早在1898年已经指出：“国家财政的坚固，无论其组织如何得当，最终取决于国民物质福利”。直言：“目前乡村百姓的经济状况仍不稳妥”。

奥泽洛夫教授解释个中原因：“我们在农业俄罗斯身上建立工业俄罗斯，靠借来的资本过活，目前通过大量人为干预勉力支持这个俄罗斯喝酒吃饭、穿衣打扮。培养工业的俄罗斯进一步吸干了农业俄罗斯。我们给俄罗斯穿上金色外衣，可她的小木屋正在倒塌、人民正在挨饿——这件衣服确实华丽，但对我们而言有些昂贵了，为了追求满身珠光宝气，不得不咬紧牙关，大量出口粮食、鸡蛋，甚至出卖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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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洛乌欣笔下的七十年代生活

1933年关于中央黑土州企业职工供应情况的报告

1943年基洛夫州教师物质待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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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汽车工业部
伏尔加乘用车制造联合会
伏尔加汽车厂技术维护管理局

尊敬的____同志，1977年9月22日 邀请您购买ВАЗ–2106汽车，售价7930卢布

每天____至____时销售

购买后请您对服务水平提出反馈意见并将此卡退回卖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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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1972年“寄生虫”登记卡

谈谈苏联的票证供应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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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9月5日晚八时许，乌克兰哈尔科夫市斯克利普尼茨基巷11号宅发生一起命案：女公民科切托娃手持从丈夫那儿偷来的“纳甘”步枪杀死另一位女公民埃斯特曼。案发时受害者怀孕五个月，而凶手一个月前刚刚埋葬了她唯一的孩子，这孩子曾接受埃斯特曼医治。科切托娃认为治疗过程不合格。

如果这件事出在当代墨西哥或巴西，摄制组会把它拍成催人泪下的电视剧。而在那时候的苏联，案子被迅速“政治化”，由于女公民科切托娃是印刷厂排字工，所以被指责“打击知识分子和劳动阶级之间的联系”。

据哈尔科夫前律师谢梅年科日后回忆：1927年秋天全市笼罩着“紧张和病态的气氛”，因为“医学界感觉自己受威胁”。情况似乎确实如此。大概只有恐惧才能解释卫生人民委员叶菲莫夫针对埃斯特曼医生遇害案发表的官方声明为什么那样遣词用句，甚至公开承认自己的部门违反劳动法规！并且本着“伊利夫和彼得罗夫精神”坦率表示：“工人的健康是工人自己的事”。

人民委员8号发言，9号哈尔科夫本地报纸刊载记者对院外护理检查员捷尔-米卡耶良的采访。跟叶菲莫夫一样，此人也描述了地区医生艰苦的工作环境，包括连续超负荷劳动，以及来自病人的恐吓等。另外，捷尔-米卡耶良又谈了些新情况，首次披露悲剧之源——三岁女童利季娅·科切托娃的诊疗过程。很显然，后来的遇害者埃斯特曼临时改变自己的诊断。可是，他的这番话不太可能如他希望的那样，“终结所谓埃斯特曼‘治愈了’患者的庸俗传言”。

工人社区发出的声音更刺耳，他们说话原本就不好听，科切托娃案之后更加极端，声称医生们将会“重蹈覆辙”，母亲的眼泪永远流不完啦。

当局为难了：必须惩处杀人凶手以儆效尤，但又不能激怒堂而皇之声援凶手的哈尔科夫工人阶级。10月23日报纸公布初步调查结果，谋杀情节方面没有疑问——罪行是在受害者公寓肆无忌惮进行的，有证人，也有科切托娃供词。

由此引出另一个问题：尼奥尼拉·科切托娃之女利季娅是否获得了正确诊疗？死亡证明写着孩子1927年7月28日死于“副伤寒并发症”。但9月7日进行尸检的法医指出：“尸体严重腐烂”，死因可能是疟疾，不排除其他传染病。

案发一个月后的10月10日，“专家委员会”宣布“孩子死于某种类型的伤寒”，而“已故的埃斯特曼正确施治……采取了一切必要措施拯救患儿”。对科切托娃精神状态的鉴定更有意思，如果相信官方说法，这个女人似乎鉴定一次就好转一次。9月7日精神病学家认为作案人“目前患有以歇斯底里/神经衰弱为表现形式的神经系统机能紊乱”；9月10日另外三位教授组成的委员会认为：科切托娃“……未罹患神经紊乱，仅由于受到特定刺激（女儿疾病）表现出歇斯底里状态（哭泣）”；10月8日鉴定又认为：“目前无神经紊乱，作案时也没有”。

1927年11月13日哈尔科夫地方法院举行公审，伊林斯基同志主持。一千多人赶往金属工人俱乐部旁听，挤得水泄不通。宣读起诉书和科切托娃认罪书之后，宣布庭审顺序：先问诊疗，再问谋杀。

被告人作证：埃斯特曼使用奎宁治疗女童的疟疾一个半星期，高烧未退，于是做母亲的延请甘谢耶夫医生诊断，后者表示不是疟疾，应当验血。血检结果出来后埃斯特曼改变了最初诊断，认为患副伤寒。但她让科切托娃去咨询一位更权威专家：扬波利斯基医生。专家意见徒增烦恼，猜测要么是副伤寒，要么是粟粒性结核病，要么是原因不明的脓毒症。

科切托娃还回忆起一个矛盾之处：孩子死前几天门诊部值班医生建议在心脏位置放冰块降温，但扬波利斯基说要在腹部和四肢放热水袋。

上述种种不一致的地方，公审第二天由阿尔卡文教授率领的专家委员会都做了澄清。教授的答复是：区区一个排字女工不可能理解浩如烟海的医学知识！在疾病早期阶段，医生无法区分疟疾和伤寒。即便判断准了也意义不大，副伤寒没有特殊治疗方法，对付这个病的手段跟对付所有急性传染病一样。

专家委员会认为埃斯特曼第二次诊断——副伤寒——是正确的。尽管利季娅·科切托娃血样的威达尔测试(Widal test)结果呈阴性，但他们说这种情况有可能发生：测试阴性，仍属伤寒。心脏放冰块跟腹部放热水袋殊途同归，目的是一致的。总而言之：医生尽了全力拯救孩子。

检察员提问：“是否有任何理由相信，其他治疗手段能够避免死亡？”委员会断然否定：“没有！”十月份初步调查结束的时候他们可不像这样底气十足，那时候说“用咖啡渣算命”毫无意义。

科切托娃的辩护人机智地提请法庭回顾扬波利斯基医生的三个诊断——究竟哪个正确？并提供了支持“结核病”诊断的理由。专家委员会虽不同意，却把“副伤寒”的结论改为更模糊的“某种类型伤寒”。

由于一些证人见过科切托娃领着病孩逛市场，辩护人提出为什么医生不要求卧床休息呢？阿尔卡文教授回答：这种程度的户外活动仅对晚期患者致命，因为那时候出现了心脏并发症。否则，疟疾和伤寒患者早期是可以散步的！

庭审第三、第四天用于查明谋杀情况。实际上，与其说调查案件本身，倒不如说是调查驱使科切托娃行凶的动机，以及作案时的精神状态。

检方不认可冲动杀人，因为孩子死亡（7月28）跟案发时间（9月5号）相距太久。但科切托娃举止确实反常，一个月里她每天给亡女换床单，出了印刷厂直奔墓地，坐到深夜11点。

本厂同事努力帮科切托娃辩护，形容她：“果断、机灵、有教养。身体健康，好静”，而且“觉悟很高，经常与工农接触”。这些肯定意见下面落着七十二个无产阶级的签名。只有一个人：被告的叔叔库岑科力排众议，指出科切托娃父亲是酒鬼兼性病患者，姥姥则是个疯婆子！然而库岑科未能举出任何相关证据。

11月17日庭审第五天，听取另一个专家委员会——精神病学家委员会——的意见。辩护人提出七个问题，检方提出五个问题。怪哉，报纸刊登了检方全部五个问题，却只公布辩护人的一个问题。反正结论是：“科切托娃在作案时未表现出精神疾病迹象，她清楚自己的行为，能够控制自己的行为，并且明白实施这些行为的意义”。

11月18日展开辩论。检察员魏尔诺夫斯基发言两个小时，承认：“科切托娃经历了母亲们常见的、尽管十分艰难的悲剧”。他这话可不是表达同情这么简单，直接抵触庭审期间公布的官方数据：相比帝制时代，乌克兰儿童死亡率下降了2.5倍。如果真如此，还能说“常见”吗？

检察员魏尔诺夫斯基身边另有三名“社会起诉人”，其中一位科甘教授怒发冲冠，坚持把一切往政治上靠：“科切托娃的行为是对我们政权、我们整个制度的诋毁”。怪哉，政权不是自称“工农”而非“知识分子”吗？无论如何，这四个人都提出应当“在革命法律的最大限度内”严惩科切托娃。

11月19日辩护人发言。律师科夫斯基不同意专家委员会关于精神状态的结论，要求考虑前两次发现异常的鉴定。他坚持认为科切托娃系在“暂时性精神崩溃”下实施犯罪。律师马约洛夫则反对“报复杀人”的措辞，因为复仇需要怀着恶意，而科切托娃没有恶意，只有对孩子的一片痴心。律师科瓦列夫斯卡娅基于同事论点更进一步，提出要呵护连接病人和医生之间的“细线”，请求法庭“开辟科切托娃投身工作的前路”，而不是让她身陷囹圄。

哈尔科夫法律界资深人士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夫最后出场，此人曾在帝制时代为彼得·施密特中尉（译注：1905年塞瓦斯托波尔起义）辩护过。《广播晚报》形容辩护人的讲话“充满艺术想象和比喻之类”。并且亚历山德罗夫也不同意精神鉴定结论，提醒法庭别忘了他们面对的是一位失去幼女的悲伤母亲。

11月20日，经过四个小时合议，法院最终判决尼奥尼拉·科切托娃严格隔离关押五年，刑满后不丧失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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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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