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苏联人发表“不当言论”获罪实录

斯大林审阅说他坏话之人的逮捕名单

本文摘自:《苏联检察机关关于反苏煽动和宣传案件的资料汇编·1953年》

И.Ф.奇斯托皮扬(1928年生,俄罗斯人,小学学历,多次前科,土耳其斯坦-西伯利亚铁路局比尔里克站工人,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于1953年3月4日听到斯大林病重的广播公告时,污言秽语咒骂道:“他夺走了我的青春”。(1954年10月6日获释)

И.М.杰尼索夫(1927年生,俄罗斯人,小学学历,两次前科,在押人员,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于1953年3月6日在劳改营理发室得知斯大林死讯时说:“快把政府全都埋了吧”。

С.В.库库什京(1927年生,加里宁铁路局乌多姆利亚站工人)于1953年2月8日在车站小吃部醉酒后,污言秽语咒骂斯大林。(1954年6月9日获平反)

М.Д.伊万尼科夫(1891年生,一年级学历,两次前科,抽水站工人,卡巴尔达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普罗赫拉德内市)于1951-1953年间多次发表言论,称:革命前的生活更好,斯大林“企图灭绝人民,他跟希特勒有个协议”,斯大林撵走了真正的革命家,托洛茨基才是正牌领袖和伟大演说家;“犹太人和格鲁吉亚人占据政府高位,俄罗斯人受穷挨饿”,“报纸上说资本主义国家希望革命,纯属谎话【……】人家知道苏联工人生活艰难”。此人将苏联共产党称作“资本主义党”,曾说笑话:“手术过程中忘了给一个人装脑子,医生说这人就没脑子,因为他有党证”。斯大林逝世当天又对女人说:“蠢货,自己摔晕了【……】领袖【……】净折磨人,跟着他没好日子过”。(1954年12月22日获减刑)

П.Е.舍斯塔科夫(1923年生,俄罗斯人,初中学历,参战军人,集体农庄庄员,库尔干州尤尔加梅斯基区农机站机械员)于1953年1月26日单位开会时,醉酒状态下抨击税收政策和地方政权,辱骂共产党员和集体农庄。(1955年1月27日获减刑,1988年12月22日获平反)

Ф.И.佳普金(1902年生,俄罗斯人,二年级学历,锅炉工人,阿穆尔州)于1953年3月4日在茶馆对斯大林的病因发表了污秽不堪的猜测。(1954年11月26日案件重审,获减刑)

Ю.П.格拉西莫夫(1933年生,俄罗斯人,中学学历,残疾(断腿)无业,新西伯利亚州巴拉宾斯克市)于1953年2月18日在两张纸上书写呼吁用原子弹消灭共产党人的标语,又画了美国国旗和原子弹图案,打算投入票箱,但在1953年2月22日喝醉后被捕,两张纸被缴获。

Н.Г.切尔内赫(1921年生,俄罗斯人,初级教育,无固定职业)于1953年2月19日无票搭乘罗斯托夫-莫斯科火车,拒付罚款,又发表言论称:“很快就会打仗啦,我们要把你们都杀光,一枪一个。我见得多了——苏联99%的人是骗子和小偷,只有1%老实人”,同时辱骂集体农庄。

И.Э.达维坚科(1922年生,俄罗斯人,高等教育未完成,函授大学生,伤残军人,领取抚恤金,高尔基市)于1948-1952年间在熟人家和大学生中间多次发表反苏宣传,描述他被资本主义国家俘虏期间的生活水平,称苏联红十字会不救助战俘,新闻报道中关于对待战俘的态度问题是错误的,又说“希特勒的很多行为是为了德国人民”,一旦和美国开战“苏联人民不会跟着共产党走,苏联必败”。(1954年4月10日获减刑,1961年12月29日获平反)

К.В.阿维里亚诺娃(1899年生,退休,基辅州)于1953年1月在公寓内谈论关于逮捕医生的新闻报道时(译注:即“克里姆林宫医生案”),“编造谣言诽谤个别领导人”,并说反苏笑话。

А.И.古希科夫(1915年生,俄罗斯人,初级教育水平,小吃店经理,现居莫斯科州沃斯克列先斯克市)于1953年3月4日醉酒后走进戈鲁特温站小吃店,见柜台上芥末罐敞开着,对工作人员说:“斯大林快完蛋了,你们想把我也熏死啊”(或:“斯大林躺在那儿快不行了,你们也想让我倒下啊”)(1954年7月14日获减刑,1989年2月24日获平反)

В.И.奥谢特洛夫(1909年生,俄罗斯人,共产党员,农技专家,库尔干州)从1949年起多次表达对政府的不满,说“如果俄罗斯人掌权,我们肯定不像现在这样衣衫褴褛,会过得很好”;邻居们问他为什么不骑马选择走路,他回答:“如今的人背负枷锁为奴,所以步行。”(1954年12月11日案件补充侦查)

Г.С.博鲁波亚尔采夫(1910年生,俄罗斯人,文化水平低,伤残军人,集体农庄庄员,基洛夫州图扎区)于1946-1952年间屡次诋毁“领导人之一”,又辱骂共产党员,称他们是骗子、蠢材,威胁要惩治他们。(1953年12月29日获减刑)

B.C.库里岑(1922年生,有前科,无固定职业,在南乌拉尔铁路一线活动)于1953年4月11日在火车上耍流氓,争吵时口吐污言秽语,称其绝不承认苏联政府。(1955年4月20日案件重审)

В.К.科斯特加洛夫(1913年生,俄罗斯人,小学学历,工人,拉脱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于1946-1947年在熟人中间发表反苏宣传”。

И.В.沙罗诺夫(1904年生,1927年因传播托洛茨基书籍开除党籍,两次前科,参战军人,钳工,加里宁州)1953年2月25日在小吃店咒骂科学社会主义和苏维埃国家奠基人。(1955年3月5日案件重审,获减刑)

А.М.别洛乌索夫(1906年生,俄罗斯人,有前科,冶金厂技工,斯维尔德洛夫州阿拉帕耶夫斯克市)1953年3月7日车间工人向他汇报:值此斯大林逝世之际,将提高产量并修复损坏的压缩机,他回应说:“他要是早点儿死,那么压缩机早就修好了”。

B.C.拉扎列夫(1912年生,俄罗斯人,中学学历,共产党员,南乌拉尔铁路局希纳尔站副站长)、В.П.佩尔菲利耶夫(1915年生,俄罗斯人,中学学历,火车站过磅员)此二人于1952-1953年间长期收听、散布“美国之音”广播内容。(1954年10月20日获减刑)

М.А.舍洛诺夫(1897年生,俄罗斯人,初级教育水平,高尔基市“斯大林”厂工人)于1952-1953年间抨击苏联生活条件,称:“集体农庄的粮食都被政府抢光了”、“为苏维埃政权奋斗,结果缺衣少穿”、“以前的农民自己挣钱自己花,现在的集体农庄庄员就连劳动日报酬也领不到,如果农庄主席拿出公款发给农民——他就倒霉了”、“要是列宁活着,咱的日子肯定不一样”,并曾辱骂颁布审判工人旷工法令的尼古拉·什维尔尼克(译注: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55年3月8日获减刑,1963年5月22日获平反)

Ф.Н.潘菲洛夫(1911年生,俄罗斯人,初级教育水平,莫斯科-库尔斯克铁路局财务部门监察员)于1948-1953年间在谈话中批评苏联领导人、苏联民主制度和集体农庄,声称边境地区的生活比国内好之类,并收听、散布“美国之音”广播内容。1953年3月5日在莫斯科市“库尔斯克”车站对同事表示:“宝座不会空置”,可能已经有候补人选了,说不定比斯大林更坏。

А.В.彼得罗娃(1918年生,俄罗斯人,初级教育水平,1941年生活在被占领土,1943年被掳至德国做劳工直到1945年4月被美军解放,无业,滨海边疆区符拉迪沃斯托克市)曾对熟人表示德国地主生活富足,又描述自己在德国劳作期间的生存条件,称美军对德国境内的苏联公民态度十分友善。

С.П.布吉诺夫(1927年生,俄罗斯人,初级教育水平,细木工,莫斯科州柳别尔齐市)于1953年3月9日哀悼大会过后表示:“只要给我200克伏特加,我就祈祷死去的领袖安息”,并散播关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笑话。(1955年7月9日获减刑)
(译注:此言暗指战争期间发给官兵的“人民委员100克”伏特加,意思是让他为斯大林祷告需要双倍)

И.Н.梁赞采夫(1911年生,俄罗斯人,初级教育水平,战争英雄,泥水匠,莫斯科市)于1949-1953年间宣称人民当前生活艰难,赞颂革命前俄罗斯的生活条件。指定律师在辩护书中指出证人证言有误:“梁赞采夫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买伏特加,现在伏特加很贵,哪有战前便宜。因此,证人误以为他说的1941年之前生活情况是革命前俄罗斯的生活情况,这明显不符合事实”。(1954年4月17日获平反)

Л.А.扎哈连科娃(1929年生,俄罗斯人,马格尼托尔斯克-锡拜铁路局养路工,车里亚宾斯克州)于1953年3月4日得知斯大林病重消息时说:“去死吧,让他死,他在那边儿有的是地方”。3月8日、9日又说:“他死了,他就该【……】他允诺过战后的好生活,可他给了我们什么。德国人统治的时候倒比现在好,什么都不缺。集体农庄的人日子苦啊,粮食几乎都交公了,农民吃不饱只有挨饿。”

Ф.Г.斯捷潘诺夫(1899年生,俄罗斯人,中学学历,战争英雄,共产党预备党员,缝纫店会计,利沃夫市)于斯大林病重当天表示:《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是学者写的,斯大林挂名而已,如果他死了,没什么好悲伤的。“他死不死跟我没关系,反正我又不会涨工资”、“等你我将来死了,不会有个教授在我们头顶走来走去”。又声称资产阶级国家文化和物质生活水平远超苏联、斯大林死后很多人将失宠,比如朱可夫元帅、为什么尼古拉二世退位被杀,因为斯大林要他死……之类言论。

М.А.伊万诺夫(1915年生,俄罗斯人,中学学历,有前科,无固定职业和固定住址,扎波罗热市)于1953年2月22日在扎波罗热第2火车站酒后辱骂斯大林和苏联政府。(1954年9月22日获减刑,1989年5月16日获平反)

Н.Д.恰什京(1904年生,俄罗斯人,小学学历,有前科,参战军人,曾被俘,工厂钳工,乌里扬诺夫斯克市)1952年夏秋季醉酒后辱骂“领导人之一”(事后查明类似情况不是第一次)。(1954年4月24日重审,1954年7月24日案件撤销)

А.З.布鲁斯科夫(1914年生,俄罗斯人,初级教育水平,装卸工,萨哈林州亚历山德罗夫区)于1953年3月6日醉酒后听同事说斯大林逝世,称:“那又怎样”,接着表示:因为斯大林是格鲁吉亚人,就爱重用格鲁吉亚人,而马林科夫是俄罗斯人。同事反驳说斯大林给了我们美好生活,布鲁斯科夫回答马林科夫也可以,甚至比斯大林干得更好。

Е.Г.卡缅科娃(1912年生,俄罗斯人,中学学历,1941-1944年生活在被占领土,1946年从德国遣返回国,无固定工作,斯摩棱斯克市)称赞在德国的生活,“诋毁苏联军人尊严”,批评党和政府领导人,抨击苏联生活条件。

С.В.瓦西里耶夫(1923年生,俄罗斯人,小学学历,铁路养路工,摩尔曼斯克州)于1953年3月6日早晨在组长家听说斯大林死讯时,脱帽掷地称:“领袖死了,现在大家都自由了,集体农庄解散、土地分给农民”。白天上班时又说:“你想想,亲爹死了,面包又不会因此更便宜”。3月9日斯大林葬礼当天五分钟默哀时,当所有人起身脱帽,瓦西里耶夫扯帽遮脸,讲笑话逗引身边女青年。(1954年9月18日获减刑)

И.В.马祖罗夫(1910年生,俄罗斯人,文化水平低,曾在武装警卫队服役,阿尔汉格尔斯克州)于1953年3月7日“允许”针对斯大林的“反苏攻击”。(1953年12月30日获减刑)

В.А.斯梅尔科夫(1916年生,俄罗斯人,出身神甫家庭,工人,残疾人,有前科,高尔基州巴甫洛沃市)于1953年2月5日在小吃店醉酒后与人争吵,声称共产党人统统是寄生虫和鹰犬、劫掠人民,并污言秽语咒骂斯大林。

Н.И.索科夫(1913年生,俄罗斯人,中等教育水平,电工,莫斯科州波多利斯克区)于1953年3月5日在波多利斯克茶馆醉酒后发表言论,“表达了对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创建者之一的反苏敌视态度”。(1955年3月24日案件重审,获减刑)

П.Д.马尼科夫(1911年生,初级教育水平,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于1953年3月6日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铁路局纳杰日金斯克站醉酒后说:“我们需要列宁,我为他感到惋惜,斯大林用不着【……】有十个人可以接他的班”,并破口大骂。(1954年6月2日获释)

Б.Н.布舒耶夫(1911年生,中学学历,药品管理局监察员,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1953年3月7日因扰乱公共秩序被捕,他在派出所解释称:听说斯大林已死,心里高兴,所以喝多了。(1954年6月2日平反)

В.А.谢尔宾(1925年生,俄罗斯人,中学学历,参战军人,获勋,林业局工人,莫斯科州)1952年11月16日因流氓行为被带到派出所,期间破口大骂,声称斯大林“在全苏联盖满劳改营,想把这里变成另一个国家……我们需要私有制,而非劳改营”。(1955年5月26日获释)

Д.А.契若夫(1917年生,俄罗斯人,中学学历,参战军人,1952年曾因持有武器受审,乌里扬诺夫斯克州)于1952年4月因“抢劫商店”和“持有武器”两项指控拘押期间,抨击苏联现实、诋毁政府的刑罚政策、辱骂共产党员,说他们是“特洛伊库洛夫的狗”,又声称自己的案子是冤假错案(抢劫商店指控已终结)。

М.Н.顿斯基赫(1930年生,俄罗斯人,中学学历,滨海边疆区)于1953年6日、8日两次醉酒后谈论斯大林之死,称“死了就让他见鬼去吧”,并说他不承认全国哀悼日。

П.В.沙特科夫(1902年生,俄罗斯人,小学学历,工厂搬运工,加里宁州卡利亚津市)于1949-1953年间多次抨击苏维埃政权、苏联民主制度和选举制度,声称:报纸谎话连篇、“国家从集体农庄低价收粮、高价卖粮”、人民生活困苦、共产党员是下流东西……等。(1961年2月5日获平反)

А.П.谢苗诺夫(1922年生,俄罗斯人,中学学历,有流氓前科,无业,无户口,图拉州晓基诺市)于1953年3月4日早晨说:一个人靠工资没法活着,不偷不行。另据证人证言称:“1953年3月4日早晨,我走去法律咨询处,从广播里得知了领袖病重的官方消息。之后我到火车站,跟坐在前面的一位公民谈起我们正经历的悲痛——即领袖生病。我问:‘这位公民,你听说苏联人民领袖生病了吗?’坐我前面的那位公民,如我现在所知,姓谢苗诺夫的,愤恨地回答:‘那可好,他(指名道姓)死了最好’,接着大笑起来。我听了这卑鄙的话,骂谢苗诺夫是下流无赖。而他在对我们的领袖进行人身攻击之前,先做了个宗教手势,也就是胸口画十字。”

Н.И.扎伊采夫(1901年生,高等教育未完成,无业,高尔基州巴拉赫纳市)于1953年3月6日在市场小吃店喝醉,在街头和派出所咒骂斯大林。(1955年2月22日获减刑,1961年5月24日获平反)

А.И.马卡洛夫斯基(1888年生,俄罗斯人,宗教学校毕业,神学院教研室主任,列宁格勒州)于1919-1939年爱沙尼亚生活期间撰写书籍著作,在书中“曲解1917年十月革命精神”,1951-1952年批评苏联政府。1952年德国宗教代表团访问列宁格勒期间,马卡洛夫斯基劝同事少跟他们接触,因为苏联驻柏林代表曾对人家说我们享有充分的宗教自由,聊起来就发现根本不是这么回事。(1953年11月11日获减刑)

Л.П.阿肯季耶夫(1908年生,俄罗斯人,中等教育水平,有前科,1958年因“欺骗组织”被开除党籍,阿拉木图市)于1951年抨击集体农庄,声称集体农庄庄员生活贫困,并称赞美国和法西斯德国生活水平。使用伪造文件逃税。

Д.Т.奥维奇金(1909年生,残疾人,梁赞州米哈伊洛夫区)抨击集体农庄,威胁积极分子,称他们的权力“来自敌基督者”。(1970年11月16日获平反)

А.А.科斯特罗夫(1927年生,俄罗斯人,小学学历,工厂工人,高尔基州博戈罗茨克市)于1948年-1952年间抨击集体农庄,称:工人和农民生活困苦,干得多挣得少,民脂民膏都被榨干了支援朝鲜、中国。1948年地方上“准备在某位党和政府领导人雕像附近安装电线杆和照明设备,科斯特罗夫却说:不用安电线杆,往雕像手里装个绝缘器,再拧上灯泡就行了”。(1989年4月26日获平反)

А.И.科兹洛夫(1910年生,俄罗斯人,中等教育水平,两次前科——包括托派分子,1935年之前是共产党员,现为集体农庄养蜂人,坦波夫州)于1947-1952年间批评苏联生活条件,声称皇帝统治时期更幸福,报纸上谎话连篇,并“表态反对保卫世界和平运动”。(1955年1月2日获减刑,1962年7月11日获平反)

Б.И.卡列林(1925年生,俄罗斯人,初级教育水平,残疾人,无业,滨海边疆区阿尔谢尼耶夫市)于1952-1953年“在公共场所和熟人中间利用宗教偏见进行反苏宣传”。(1959年5月28日获减刑)

Н.С.邦达列夫(1923年生,俄罗斯人,中学学历,参战军人,电工,加里宁格勒市)于1953年1月7日醉酒后进入地方电网办公室,开始骂人、耍流氓,砸碎玻璃和整流器,企图殴打女党委书记,大喊:党吸干劳动人民的血,应该解散。(1955年2月17日平反,不再适用刑法58条)
(儿按:可见当初针对的不是毁坏财物行为,直接定性为“反苏”,最高可判死刑)

С.И.波波夫(1927年生,俄罗斯人,中学学历,工厂钳工,莫斯科州柳别尔齐市)于1953年3月4日在厂里“容许对一位苏联党和政府领导人进行反革命攻击,同时表示希望他早死”:“他若死了,适得其所”。(1954年8月4日获减刑,1989年2月24日获平反)

Д.В.马利科夫(1907年生,文化程度低,曾被掳到德国,现为工厂工人,列宁格勒州)于1945-1952年在工友中间介绍美国科技优越性,预言苏美大战美国必胜,“并讲述自己在德国的生活,说那边的猪过的比苏联工人、农民好”。

В.И.马尔特申(1918年生,俄罗斯人,高等教育水平,医院院长,库尔干州)于1952年11月6日醉酒进入俱乐部出席十月革命胜利纪念大会,在报告期间大喊:“胡扯”、“撒谎”、“假的”,又声称我们永远无法建成共产主义……等。

Ф.Г.索科洛夫(1916年生,俄罗斯人,初级教育水平,有前科,伯朝拉铁路局司机)于1943-1944年间表示:在苏联哪都没有真理,哪都没有生活目标,“战后的日子不会好过,因为盟军会把他们需要的东西统统拿走,我国政府不敢拒绝【……】 我们对残疾人的所谓帮助只是一纸空文,他们在挨饿,政府只关心自己,不顾工人”,“我军之所以取得胜利,就是因为政府允许在教堂祷告,因此上帝保佑”。又于1951年底-1952年夏天声称:“报纸上写的美军在朝鲜的暴行并不准确,因为美国人批评我们,我们就反过来骂他们”,收音机里谎话连篇,“如果我军打不赢下一场战争,那么苏维埃政权就不可能也不必要存在了【……】 世界上根本没有列宁,他只是个传说”,“什么叫共产主义的建筑工地,让那些囚犯为了吃饱饭天天垒砖砌墙,确实很合算”;并认为外国原子弹比苏联的更强……等。(1954年12月22日获减刑)

М.Т.叶利谢耶娃(1920年生,俄罗斯人,中等教育水平,共产党员,教师,安集延州)于1950-1952年间批评苏联电影的缺点,认为设计人员工资过低,并对其丈夫做出过不实谴责。又于1952年写信给狱中的丈夫,涉及反苏内容。(1954年12月18日获减刑)

В.Н.布尔玛京(1907年,俄罗斯人,中学学历,秋明火车站工人)于1952-1953年间对美国和苏联的工人生活水平与科技发展程度进行过多次评判,又于1953年3月听广播得知斯大林死讯后,对车站女工说:“别哭啦,亲爱的,他喝我们血够多了”。(1956年3月16日获平反)

А.С.伊格纳季耶夫(1914年生,俄罗斯人,小学学历,司机,哈巴罗夫斯克市)于1953年2月23日在熟人家醉酒后咒骂苏联政府、苏联宪法和斯大林,说:“我为祖国干杯,但不为斯大林干杯”……等。(1955年2月23日获减刑)

Р.А.列斯科夫(俄罗斯人,小学学历,农机站拖拉机手)、Д.К.维克多罗夫(1932年生,俄罗斯人,共青团员,中学学历,有前科,农机站拖拉机手)、Я.П.兹维尔戈金什(1924年生,拉脱维亚人,中学学历,建筑修理工,拉脱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格里夫斯基区),此三人于1953年2月15日醉酒后进入区委员会选举大会现场,高声吵嚷、撕扯报告、口吐污言秽语,诋毁苏联选举制度。

Г.Е.洛博达(1898年生,俄罗斯人,高等教育水平,水利部门总工程师,南哈萨克斯坦州奇姆肯特市)于1949-1951年间抨击货币改革、集体农庄、苏联报刊,声称苏联电影不能反映社会现实……等。(1956年11月17日获平反)

Г.А.米申科夫(1911年生,俄罗斯人,小学学历,集体农庄庄员,大卢基州)于1953年3月9日集体农庄哀悼大会上,致辞感谢斯大林带领人民走上康庄大道时说:米申科夫(他本人)家里一头牛都没有了。(1954年12月10日获平反)

П.М.季布罗夫(1907年生,中等技术教育水平,哈尔科夫站车辆段主任)于1953年1月31日夜晚醉酒进入车辆段女子宿舍,见墙上悬挂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肖像,遂指着斯维尔德洛夫肖像问:“你怎么还有这个法西斯分子托洛茨基的像?”当场扯下撕碎,扔到地上。(1953年6月6日案件重审,获减刑)

М.Ф.普罗科波夫(1910年生,俄罗斯人,集体农庄庄员,卡卢加州)于1953年3月6日在米丘林斯克—斯摩棱斯克列车车厢内酒后吵嚷,污言秽语表达对斯大林逝世的喜悦心情。

К.И.季马科夫(1909年生,俄罗斯人,缝纫厂工人,顿河畔罗斯托夫市)于1953年2月20日醉酒后咒骂斯大林和苏联选举制度。

М.Н.切钦(1911年生,俄罗斯人,初级教育水平,南乌拉尔铁路局机务段司炉)于1952年多次咒骂苏联共产党、苏联政府和宪法。

Н.С.林切夫斯卡娅(1927年生,俄罗斯人,中学学历,在押人员,克麦罗沃州)于1953年1月-2月多次在劳改营内散发传单,呼吁推翻苏维埃政权。(1955年1月1日获平反)

С.Г.楚特琴科(1923年生,俄罗斯人,中学学历,国营农场汽修工,莫斯科州科罗缅斯基区)于1953年2月15日在沃斯克列先斯克—科洛姆纳列车上酒后耍流氓,与查票的列车员厮打,并破口大骂,称:“斯大林出卖俄罗斯人、憎恨俄罗斯人,只喜欢重视格鲁吉亚人”。(1955年2月5日获减刑,1988年12月23日获平反)

В.И.戈洛文(1907年生,俄罗斯人,初级教育水平,有前科,在押人员,雅库特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于1951-1952年在劳改营咒骂苏联政府和“国家领导人之一”,赞扬美国,声称美国肯定会在即将到来的战争中击败苏联。

М.Д.萨普诺夫(1929年生,俄罗斯人,共青团员,小学学历,油井工人,北奥塞梯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于1953年3月4日听广播得知斯大林重病的消息,在场一位女同事哭了起来,萨普诺夫嘲笑说:“好嘛,他病了,该找别人接班了”。又对另一位同事说:“这下可好,他要是咽气,咱们也没法活了”。(1954年4月3日案件重审)

К.З.巴甫洛夫(1904年生,乌德穆尔特人,集体农庄马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批评集体农庄生活条件,称农民辛苦种地,留不下多少粮食,甚至不够吃的,一切都给了工人,农民啥也没有。

М.Г.阿尼欣娜(1937年生,俄罗斯人,中学学历,集体农庄女庄员,莫斯科州马林斯基区)于1952-1953年给当地报纸《前进报》和《莫斯科真理报》编辑部寄去十封匿名信,内含关于党和政府领导人、集体农庄生活的四句头民谣,并曾在同村女人中间表演这些民谣。(1954年12月18日获减刑)

И.В.米申(1899年生,俄罗斯人,切尔诺夫策州)抨击集体农庄制度,传播小道消息,称“美国人快来啦,他们要把共产党员关起来吊死”。

А.Г.基尔祖诺夫(1916年生,俄罗斯人,中等教育水平,画家,有前科,无固定职业和固定住址)于1953年3月6日在苏呼米市小吃店醉酒后宣称:“格鲁吉亚皇帝死了,还会有俄罗斯皇帝,到时候亮出来给你们瞧瞧”。
(译注:苏呼米是格鲁吉亚港口城市)

А.К.拉索欣(1927生,俄罗斯人,初级教育水平,火车修理工,南乌拉尔铁路局喀拉塔雷站)于1953年3月4日在列车锅炉房和工人谈论斯大林病重,称:“他死了就少一个格鲁吉亚人,美国人会高兴的”,并污言秽语咒骂。

С.С.塔拉卡诺夫(1930年生,俄罗斯人,中学学历,阿尔汉格尔斯克州内务部劳改营管理局射手)于1953年2月10日醉酒后耍流氓,“诋毁苏联制度,表露失败主义情绪”。(1956年8月17日案件重审,获减刑)

Н.П.罗舒普金(1929年生,俄罗斯人,轮船辅助工人,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米努辛斯克市)于1953年3月14日醉酒后跟客人谈论斯大林葬礼,说:“这人死了就该下地狱,他活了73年,我们活都活不下去,那些人尸位素餐吃得肠肥脑满,我们为了挣100卢布没日没夜连轴转【……】苏维埃政权不是他们创造的,是我们”。(1962年10月17日获平反)

Л.А.叶菲莫夫(1905年生,俄罗斯人,铁路扳道工,敖德萨市)于1951年给斯大林写匿名信,称:“你个犹太人的狗腿子,你让鲜血洒满乌克兰!但现在时候到了,乌克兰人民的血泪,那些被你驱逐到西伯利亚的乌克兰人的血泪都要降在你头上。乌克兰在哭泣,但那是时代的呐喊,时候到了,乌克兰必将再次胜利,开始自由贸易和自由劳动的新时代,摆脱你套在俄罗斯人脖上的枷锁,这一刻近了,德国人会来取你【……】的头,到那时小心点吧,犹太走狗斯大林。美国人会来取你的头,你会输掉第三次世界大战,第一颗原子弹将会落到你头上,落到你们一小撮犹太人占据的克里姆林宫。(落款)预言家”

М.Т.丹尼尔金(1914年生,俄罗斯人,中等教育水平,参战军人,共产党员,文艺工作者,莫洛托夫州)于1950-1953年间撰写了一系列文学著作和剧本,包括《文豪的视线》、《与斯大林对话》、《论人类的伟大》等。1951年在《深藏内心的想法》中他写道:“我经常思考穆索尔斯基和他的歌剧《鲍里斯·戈东诺夫》的本质,我发现许多事情现在听起来比当时更响亮。统治者和人民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宽、越来越诡异,圣愚的哭声中夹杂着含混的呻吟。俄罗斯自古以来的不幸在于:权力傲慢妄为,人民悲泣哀号,忍到忍无可忍,忽然爆发,如烈火般毁灭世间一切,甚至那些不该被毁灭的。”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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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苏联“毒气杀人车”之人的下场

科技发展到二十世纪,人类毁灭同类的方式可谓花样百出。其中极权主义政府最可怕的发明之一是“毒气杀人车”,使用发动机废气窒息“乘客”。很少人知道,早在德国法西斯广泛应用“移动毒气室”处决“人民公敌”之前,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高官伊赛·贝格就已想出这一招了。

1930年,名为“国家恐怖”的飞轮在苏联六分之一人口的头顶越转越快。无数个三人小组宣布了无数起死刑判决,以至于“契卡”行刑的速度跟不上死囚增加的速度。

以莫斯科地区为例,1937年内务人民委员部枪毙小队被迫以“斯达汉诺夫式”的效率密集行刑,该州遇害者数量竟占内务人民委员部杀人总数三分之一。且不是个别处决,而是每天拉一批人到布托沃射击场,排队枪毙、掩埋。比如1937年2月28号一天时间就杀了562人。与此同时,枪毙小队的刽子手人数却始终未超过5~7人,死囚发起暴动、抢夺武器、占领射击场的风险与日俱增。

后来,莫斯科州内务人民委员局行政管理部门首长伊赛·贝格提出的方案解决了这一难题。他建议用卡车运送死囚,外观与拉面包的厢式卡车一模一样。此举益处有二:首先外界看不见死囚数量,其次给人造成国内食品充足、“面包车”满街跑的印象。按照“贝格方案”,死囚(每次五十名)强迫脱光衣服(财物被契卡官员私分),绑手堵嘴塞进卡车货厢,然后导入发动机废气。卡车行驶至目的地,即便个别死囚一息尚存,也已经丧失抵抗力,可以轻松令其跪在乱葬坑边。开枪前往往还会对“人民公敌”拳打脚踢,契卡官员鲍里斯·罗德斯尤擅此道。

伊赛·贝格发明毒气杀人车短短两年之后,他自己也迎来了必死命运。当时拉夫连季·贝利亚取代叶若夫成为内务人民委员部头目,决定再次清理部门内的“旧人”。在这种情况下,1930年入党、拥有“契卡光荣分子”奖章的伊赛·贝格根本无法凭借年资和苦劳挽救自己。

于是这位行政管理首长因“粗暴对待同事”的理由被捕。侦查期间,某个姓卡列特尼科夫的人指认贝格是潜伏在莫斯科州内务人民委员局的托派分子。审讯中贝格发明“移动毒气室”的事实浮出水面,其本人也不否认曾“组织使用机动车辆执行判决”。当然,这个小细节在案件里显得微不足道,因为那时候根本无人追究国家安全机构的“残忍”行为。1939年3月7日伊赛·贝格以“恐怖分子阴谋家”的罪名被枪杀,葬于首都顿斯科伊公墓。1962年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为其平反。

翻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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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1938“大恐怖”遇难人数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死亡人数之比较

根据奥列格·莫佐辛教授整理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1921-1940年镇压活动统计资料》显示,1937-1938年共处决681692人。

其中,1937年353074人,1938年328618人。

然后我们看一下“古拉格”劳改营历年死亡人数:

年份平均在押人数死亡数%
193124035072833.03
1932301500132674.40
19334223046729715.94
1934617895262954.26
1935782445283283.62
1936830144205952.48
1937908624253762.79
19381156718905467.83
19391330802505023.79
19401422466466653.28
194114580601009976.93
1942119975824887720.47
194382378416696720.27
1944689550609488.84
1945658202438486.66
1946704868181542.58
1947958448356683.72
19491316331157391.20
19501475034147031.00
19511622485155870.96
19521719586138060.80

(译注:上表缺1948年数据。1953年3月苏联大赦,劳改营“半空”)

可知1937-1938年全国劳动改造营共死亡115922人。

镇压处决者+劳改营瘐死者:681692+115922=797614人。

据俄罗斯总参谋部1917年10月3日统计数据,第一次世界大战中,3年多时间俄国共死亡775000人。据苏联中央统计局1925年数据,共死亡825000人。此外,军史学家尼古拉·戈洛文和格里戈里·克里沃舍耶夫将军经过各自研究,声称死亡人数超过100万。笔者认为总参谋部和中央统计局的数字更为可信。

也就是说,在1937-1938年大恐怖中遇难的人数大致相当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平均到每个月,由于俄罗斯参战3.5年(1914.8~1918.3),“大恐怖”时期长达16个月(1937.7~1938.11),为便于计算,(四舍五入)80万人损失÷43个月战事=每月18600人,处决/瘐死者 797614人÷16个月=每月49850人。

如果我们采信克里沃舍耶夫将军的数据——他统计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共损失167万人,那么平均每月39700人,仍然低于大恐怖时期的数字。所以无论怎样计算,1937~1938年大规模镇压清洗导致的月平均死亡人数远远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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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迁移被没收了财产的富农的决议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关于迁移被没收了财产的富农的决议
(1930年1月30日)

绝密

关于富农问题:批准政治局所属委员会的建议草案(参见附件2)。

附件2
(对政治局第116号记录36条的附件)

绝密

一、关于在全盘集体化地区消灭富农户的措施

从消灭富农这一阶级的政策出发,必需相应地用最有组织的方法在全盘集体化地区实行已开始的消灭富农经济的过程,并坚决地镇压富农对农民群众的集体农庄运动进行反革命抵抗的企图。鉴于农业运动日益临近,中央委员会认识到这些措施的紧迫性,决议如下:
要在全盘集体化地区立即实行、而在其他地区则根据大规模集体化实际开展的情况实行以下措施:
1. 在全盘集体化地区,废除个体农户租赁土地和在农业中使用雇佣劳动的有关法律(土地使用和土地规划总则第7和第8部分)。这条规定对中农户的例外情况应该由各地区执行委员会在州执行委员会的领导和监督下来调整。
2. 吸收这些地区富农的生产资料、牲口、生产和生活用的建筑物、加工企业、饲料及种子的储备。
3. 同时为了彻底粉碎富农对贫农及中农部分阶层的影响和绝对地镇压来自富农方面对苏维埃政权和集体农庄实行的措施的反革命抵抗,对富农采取以下措施:
(1) 第一类即反革命的富农活跃分子,对他们要立刻用关进集中营的办法予以消灭,对恐怖行为、反革命暴动及暴乱组织的策划者不惜使用镇压手段。
(2) 富农活跃分子的其余部分,尤其是大富农和半地主属于第二类,应把他们驱逐到苏联边远的地方和该边疆区范围内的遥远的地方。
(3) 在各区范围内留下的富农属于第三类,应该把他们移民到集体农庄范围以外的新拨给他们的地段上去。
4. 三类中被消灭的富农户的每一类的数量应当按区、按照每个地区富农户的实际情况严格划分,其目的是为了在所有主要区被消灭的农户总数是平均的,约为3-5%。本指标(3-5%)的目的是为了集中打击真正的富农户并绝对防止这些措施扩大到任何中农户。
红军战士及工农红军指挥员的家属不应被迁移,财产不应被没收。对长期在工厂工作的富农的家属要持特别慎重的态度,对无论是农村的还是有关工厂组织的有关人员都要查明情况。

二、关于驱逐及分迁富农问题

最近的一段时期,要采取以下措施:
1. 建议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在最近4个月内(2~5月)对第一类及第二类的富农采取镇压措施,按照大概计算:遣送6万人去集中营并迁移15万富农去遥远的地区。要预先设法采取一切办法,以便在4月15日前这些措施能够实行,无论如何不能少于上述数量的一半。采取这些办法一定要依据苏联各州集体化的速度并与联共(布)各边疆区委员会协调一致。
2. 被驱逐及关进集中营的富农家属在本人自愿并得到各地方执行委员会的同意时可以临时留下或永远留在原来的区(专区)。
3. 初步计划,根据地方的资料,规定各州分配去集中营和应驱逐的人数如下:

去集中营应驱逐
中伏尔加河3000~4000人8000~10000人
北高加索及达吉斯坦6000~8000人20000人
乌克兰15000人30000~35000人
中部黑土地区3000~5000人10000~15000人
下伏尔加河4000~6000人10000~12000人
白俄罗斯4000~5000人6000~7000人
乌拉尔4000~5000人10000-15000人
西伯利亚5000~6000人25000人
哈萨克斯坦5000~6000人10000~15000人

对余下的各州和各共和国委托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与有关的边疆区委员会及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协同一致制定出类似的初步计划。
4. 驱逐70000户去北方边疆区各专区,驱逐50000户去西伯利亚,驱逐2000~25000户去乌拉尔,驱逐20000~25000户去哈萨克斯坦。驱逐去的地区应该是没有人烟的和很不合适居住的地方,使用被驱逐的人从事农业劳动,或从事手工业(林业、捕鱼等等)。
被驱逐的富农应该移居在这些地区,组成居民区,由指定的管理员对这些居民区进行管理。
5. 在没收被驱逐和被分迁的富农的财产时,应只给他们留下最必要的家庭日用品、根据他们在新的地方的劳动性质的某些最基本的生产工具和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的必需的起码的粮食储备。被驱逐的富农的钱款也要没收,但是要给每个富农手中留有用于路费和当地安家的必需的最低数额的钱款(每户为500卢布)。
6. 对留在原地的富农户,在拨给他们集体农庄耕地以外的新地段时,应遵循以下原则:
(1) 专区执行委员会应指定移民的地方,目的是为了在划定的移民区只允许组成居民区,由专门的委员会(三人小组)或者是区执行委员会指定的和专区执行委员会批准的全权代表对这些居民区进行管理。
(2) 给这类被迁移富农保留的生产资料数量应为其在重新划定的地段上从事生产所必需的最低限度。
(3) 被迁移的人要担负一定的农业生产任务并有义务向国家及合作社机构缴纳产品。
(4) 专区执行委员会应当紧急研究利用被迁移的这批富农劳动力在特殊的劳动组合中和移民区内从事木材加工、道路、土壤改良以及其他劳动的方法问题。
(5) 对迁到区以外的富农家属,尤其必须注意抱有对立情绪的其余部分富农个别青年分化的可能性(在一些地方有可能)。同时,应该利用这样一些方法:让他们收集钱款去订阅报纸及图书、成立图书馆、举办公共食堂及其他文化生活设施。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吸引一部分青年小组以自愿的方式为地方苏维埃、为服务贫农等完成某项工作,以及成立特殊形式的生产组合和农业联合体。例如。成立因建筑和土壤改良工作以及造林、铲除森林的树根等等而组成的生产组合和农业联合体。所有这一切措施必须在地方政权机关最严格的监督下进行。
7. 对迁移到遥远地区去的富农户(第2类)的查抄要由区执行委员会根据集体农庄庄员大会决议和雇农、贫农大会的决议来规定并由专区执行委员会批准。其他富农户(第3类)迁移的方法由专区执行委员会规定。

三、关于没收和分配被没收的财产的问题

1. 没收富农的财产由区执行委员会的特别全权代表来执行,并要有苏维埃、集体农庄主席、贫雇农小组主席和雇农委员会的主席参加。
2. 在没收时要对被没收的财产进行准确的登记和估价,责成苏维埃对被没收的财物负责保存。
3. 被没收的富农的生产资料和财产由区执行委员会转交给集体农庄作为贫农及雇农的经费,列入集体农庄的不可分割的基金,从被没收的财产中全部偿还被消灭的富农经济应向国家及合作社机构缴纳的债务。
4. 集体农庄得到被没收的财产及土地后,应保证全部播种被转交的土地并向国家缴纳全部产品。
5. 被没收的富农的生活用建筑物用于苏维埃和集体农庄的公共的需要或者用于加入集体农庄而没有住房的雇农的集体宿舍。
6. 所有三类富农的存折及公债券都要收回并进行登记,将其送交财政人民委员部有关机构保存时应开出收据。在全盘集体化地区绝对禁止从存入银行的款项中给被迁移的富农户支付任何费用,绝对禁止用公债抵押贷款。
7. 所有三类富农在合作社联合体中的股金和存款转入贫雇农集体化基金,存款和股金的所有人从一切形式的合作社中开除。
在全盘集体化地区执行消灭富农的现有决定时,中央委员会坚决指示,实行这些措施应该与贫农和中农真正的大规模的集体农庄运动有机地联系起来并成为全盘集体化过程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中央对某些地区用赤裸裸地没收富农财产的做法偷换大规模集体化工作的事实坚决地提出警告。只有与最广泛地组织贫农和雇民相结合并在集体化的基础上与贫农和中农群众团结一致,没收富农财产的必要行政措施才能够顺利地解决党所提出的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及消灭富农的任务。
中央委员会强调指出,应该在最大限度地发挥广大集体农庄群众首先是贫农和雇农的首创精神与积极性的基础上并在他们的支持下来实行上述一切措施。应该先通过集体农庄庄员全体大会和贫农及雇农大会的决议,然后才作出关于没收富农的财产和迁移富农的决定。要防止对实施这些措施的困难估计不足的情况并要求各地方组织采取一切办法最大限度地组织对这些措施的执行。中央委员会责成边疆区委员会及中央少数民族委员会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实际行动上对贯彻现有的决定进行经常性的领导。

四、特别决议

1. 为了帮助地方党组织实施以上措施,中央委员会决定用4个月时间从工业州(莫斯科、列宁格勒、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下诺夫哥罗德、哈尔科夫一顿巴斯等等)动员不低于专区比例的2500名党员。被动员的人不得迟于2月20日到达目的地。
2. 授权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在这次运动进行期间在法庭外全权审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在各州边防站的案件。在这种情况下对案件的审理要与联共(布)边疆区委员会和检察机关的代表共同进行。
3. 1929-1930年预算年度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增加800名特派员编制,并拨付为此所需的经费,使之为那些没有特派员的行政区工作。要允许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首先从预备役的老契卡人员中动员这800人。此外,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部队要增加1100名步兵和骑兵(本预算年度)。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向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移交相应数量的人员。
4. 建议苏联人民委员会在3天的期限内审核与执行上述措施有关的必需的开支预算,审核迁移富农去遥远地区的开支以及审核在西伯利亚及北方边疆区开办新的集中营的预算。这些预算由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提供。
5. 委托交通人民委员部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在5天的期限内拟定出必要的铁路运输计划。
6. 委托劳动人民委员部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金会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及交通人民委员部采取刻不容缓的措施肃清在城市工业企业中的部分富农分子(不许在企业里开展任何的普遍清洗运动),并采取坚决措施在今后不再允许这类分子回到生产中来。
7. 责成党委(特别是莫斯科、列宁格勒、哈尔科夫和基辅)、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各加盟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部在高等院校和高等技术院校采取坚决措施反对同农村富农分子有联系的青年反革命集团。
8. 迅速修改关于宗教团体的法令,使这些团体的领导机构(宗教委员会、教派协会等等)完全没有可能变成富农、被剥夺权者及一切反苏分子的据点。
委托中央组织部颁布关于关闭教堂、宗教祈祷所和关于与宗教及教派运动作斗争的法令,目的是为了在苏维埃机构中扫除贯彻绝大多数农民群众作出的关于关闭教堂、宗教祈祷所等等决定的障碍。在这样的法令中也要指明,在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实行这些措施应特别慎重。
9. 委托苏联人民委员会在5天的期限内根据本决议颁布法律修正案,目的是全盘集体化地区的边疆区执行委员会及民族共和国政府能够立刻运用修改后的法律,而在其他一些地方则要根据这些地方全盘集体化的速度而定。
10. 立刻(在3天的期限内)颁布无须发表的有关法令(不仅在全盘集体化地区),即:
(1) 以立刻没收全部财产为威胁,普遍禁止富农未经区执行委员会的允许从自己的住地自由迁移;
(2) 以没收及其他惩罚手段为威胁,普遍禁止富农卖光其财产和器具。

本文来源: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