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什么时代，一些被授予权力的人总是滥用权力，无论他身为国家领导人或基层执法者。现存信件显示，苏联部分警察把赫鲁晓夫的“解冻”歪曲成了“劫动”。

摘自1957年苏联内务部收到古科沃市Н.波利亚科夫的信：

6月15日星期六，“古科沃煤业”托拉斯15/16矿井的几位工人决定出城玩一天。就在去兹韦列沃站途中，我们的车被兹韦列沃警察局醉酒警员拦截，没收司机的行程单。当我试图询问他为何这样做时，叶尔米洛夫警员用皮靴踢我胸口，接着把我拖下车。然后叶尔米洛夫拔出手枪要杀人，同志们冲过来把他的枪打掉了。此事报告给兹韦列沃警察局长，但他处于酒后不冷静状态，未查明情由，反而在小孩面前（我们和家人共同出行）破口大骂，威胁让我们坐牢。事实上，就在这次谈话后不久，本人，以及古科沃第1建筑工程局高级施工员И.Я.博利涅尔和同一部门施工员С.С.希多格利泽被殴打并拘留。后来叶尔米洛夫警员持铁器打我左眼，传唤审讯时又多次打我。直到凌晨2点录取书面口供后才放我们回家。我被打得失去工作能力，在古科沃门诊部治疗很长时间。

摘自1957年苏联内务部收到莫斯科市Н.谢廖金的信：

6月24日我和兄弟去电视机修理部。在巴巴耶夫工厂站登上40路公交车时，突然有人抓我头发向下摁我头、反剪我双手。我问为什么袭击我，听到一通脏话回应。然后我发现袭击者是警察，其中包括警员叶尔绍夫上尉。他们把我拖到沥青路上，打断我的胳膊和腿，把我扔进一辆车。后来我在莫斯科第98警察局苏醒，他们对我进行搜查，拿走我的共青团员证和通行证。我在警察局关了几个小时，有人告诉我抓错人了。第二天早上救护车把我送到奥斯特罗乌莫夫医院，我被诊断为“脑震荡”，住院10天。

摘自1957年苏联内务部收到诺夫哥罗德州赫沃伊诺耶镇Н.П.斯坦丘科夫的信：

1957年7月2日在赫沃伊诺耶镇“海燕”体育场，警员晓戈列夫走到我面前让我给他买伏特加。我没给他买伏特加，然后警员斯米尔诺夫把我抓进警察局。他二人都喝醉了，砸坏我的假肢，撕破我的外套、上衣和内衣，把我赤身裸体用绳捆着打。
我向地区和州警察局投诉，可他们未采取任何措施，斯米尔诺夫警员反而对我立案，威胁要驱逐我和全家。请保护我不被警察欺辱。

摘自1957年苏联内务部收到莫洛杰奇诺市Г.С.达什克维奇的信：

1938年出生的共青团员В.П.斯卡宾被打伤，住进莫洛杰奇诺铁路医院。他说，打人者是莫洛杰奇诺警察局警员。
他说：1957年8月18日跟同事们分手后，独自从市公园回家。快到家的时候遇见一个警察，反扭他胳膊打他，接着吹响哨子，又跑来三个警察群殴斯卡宾。打他的腹部、后背和脸，昏迷失去知觉，在警察局剧痛苏醒。
市警察局长说可以放过他，警告斯卡宾不准把挨揍的事告诉任何人，甚至让他写了字据，表示他斯卡宾不对警察局提出任何索赔。
我们惯常认为警察是秩序维护者，但胡乱打人算什么秩序？这是第二起案件。1938年出生的В.П.维亚尔6月22或24日也被警察殴打，抢走随身手表一块，至今未归还。

摘自1957年苏联内务部收到科特拉斯市Е.А.沃罗比约夫的信：

1957年7月18日，我和“诺金斯克号”轮船水手В.库尔涅科夫、Н.П.马肯、Д.斯米尔诺夫四人在科特拉斯市河运站。
17点左右一个少校（不知其姓名）领着7-9个警察走向我们。不警告，也没检查我们证件就扭我们胳膊。我们问什么事，对方不答，反而打我们脸，把我们拽进科特拉斯市河运站派出所狠揍，拳打脚踢。我和同事呼救，河运站派出所外人群越聚越多，这时殴打才停止。警察把我们塞进一辆封闭式汽车，拉去市警察局。我们在车内继续遭殴打。
我两眼乌青，左臂肘部破裂，鼻子断了，同事们和我的衣服上血迹斑斑。我两天站不起身，还咳血。
被抓之后五天才送我们到科特拉斯第2监狱，十天后才让我们去科特拉斯医院诊治，但接诊大夫跟警察谈了很长时间话，没给我做检查，写证明说我未受伤。
科特拉斯警察打人的事情并不罕见。1957年4月15日公民В.扎波尔斯基（家住卢那察尔斯基街53号）在看守所被殴打，1957年7月6日施皮岑斯基厂工人М.Д.波波夫和其他几名公民也遭殴打。
本人至今仍在科特拉斯第2监狱。没有任何调查。请帮助加急处理我的投诉。

摘自1957年苏联内务部收到利沃夫市А.К.萨兰丘克的信：

利沃夫市发生如下案件：4月6日-7日公民Б.П.沃隆离家未归，4月7日他夫人卓雅·沃隆娜得知噩耗，丈夫因突发心脏病死于利沃夫第2警察局醒酒所，遗体在停尸房。
沃隆的夫人和母亲看到死者遍体鳞伤，几乎无法辨认，当时只有36岁。
于是死者亲属从基辅请来法医检验，发现：两根肋骨骨折、肾脏受损、鼻梁断裂。
对负责该醒酒所的警员提出刑事诉讼。
庭审期间查明，Б.П.沃隆在醒酒所遭三名警员殴打。庭审中出示两份文书：第一份声称沃隆是在轻度醉酒的健康状态下进入醒酒所的，第二份则称沃隆被送到醒酒所时烂醉如泥，死于心脏病。
这两份文书都是古尚斯基医生在同一天起草的，但第二份晚了几个小时，也就是沃隆死亡之后。大概他们忘记销毁第一份文书。
许多曾进过醒酒所的出庭证人描述了警察如何殴打被拘留者、如何在男人面前剥光女人衣服，以及不归还查扣的公民贵重物品和钱款。庭审还发现许多被拘留者抓进醒酒所时并未饮酒。
现已查明，醒酒所是经济核算制单位，有特殊的“生产财务计划”，因为每接收一个人可得40卢布。
一些证人告诉法庭，他们曾向市和州警察部门投诉醒酒中心的虐待行为，但投诉没得到回应。
法庭判决导致Б.П.沃隆死亡的罪犯刑期不等的监禁，但纵容此等恶行和胡作非为的领导干部也应受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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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警民冲突骚乱

1961年比斯克警民冲突骚乱

1980年代讥讽警察的俏皮话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 佚名

亲爱的读者，我在上一篇文章提到苏联餐饮业后厨偷肉、偷酸奶油的黑幕。今天咱们放眼观瞧，看看苏联其他经济部门从业者是怎样职务侵占的。

首先，从理论上谈谈社会主义条件下大规模盗窃的不可避免性：

国有化、集体化、取消私有财产权之后，苏维埃国家一切都归党的官僚掌握。百姓除镣铐外一无所有，苏联之父列宁同志看着是好的。根据他的伟大教导，恰恰是穷困潦倒的乞丐、无产者正确看清了人类历史必由之路。而那些资本家、有产者，整天吃野味、吃菠萝，猪油迷了眼。农民，由于其生产的私人性质，倾向于成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妓女，卑劣又腐朽，甚至不算个阶级。

为擦亮双眼，特规定全体苏联人属于身无长物之无产阶级。资本家枪毙一部分——免得妨碍人类福祉，“剥夺”一部分——很快淡化为遥远记忆。农民不再拥有土地和奶牛，成为农村无产者；知识分子不再享受非劳动报酬（例如发明奖励上限20000卢布），成为脑力无产者。

由于被剥夺了私有财产权，无产阶级群众领悟到“周围一切都是人民的，人民的就是我的”，对此深信不疑。无产者拿点儿东西，怎么能叫偷呢？叫“共产”！当然了，共产什么主要取决于工作地点和工作性质。

苏联商业工作者

食品售货员耍各种花招坑害顾客，比如包装材料计入重量和缺斤短两。撒漏、干缩、破碎、腐烂……都是销账好名目。“省”出来的生鲜货带回家自己享用，耐储存的拿去换日用工业品。

工业品售货员擅长“后门交易”、“柜台下交易”。比如商店进货一批捷克鞋，显然苏联人人都爱捷克鞋，但除了“布尔什维克厂”的“老头鞋”，买不到别的，因为外国货根本不上架销售。捷克鞋私下加价转让给熟悉的“贩子”、“倒爷”，他们拿去莫斯科之外的大小城市跳蚤市场，二次加价兜售。爱美的、赶时髦的人省吃俭用打扮自己，逛市场逛出了精品店扫货的感觉。

更巧妙的办法是走寄卖商店。这种商店转售“小白桦”出来的高级货，远洋水手捎带的舶来品、走私货，从住宅偷的好东西（赃物），以及国营店售货员私藏的稀缺品。

售货员做贼的另一种特殊形式叫“以物易物”。就是你把某件稀罕东西藏在你的商店，以“国家牌价”卖给她，她也把某件稀罕东西藏在她的店里，以“国家牌价”卖给你。这样一来就不必去跳蚤市场找投机商加价购买，所以你俩都“赚了”。

苏联工人

你说，要怎样从机器制造厂偷点儿有用东西，又如何在保密企业神不知鬼不觉盗窃？

我曾在一位受尊敬的苏联工人的储藏室看见如下物品：硬质合金钻头、各种目数金刚砂纸、氧化铬研磨膏、昂贵的成套针矬、切削螺纹的丝攻和丝板、凿子、各式金属丝（包括镀铬丝等）。您可能会问：他要这些干什么？不是每样东西都能随便买到。此人喜欢在家做手工，几乎每件家具都是自己亲手造的，还会用白铁丝给女人打首饰。顺便告诉您：别人家餐具橱放小象玩具，他家放涡轮叶片。

汽车工厂零配件失窃的数量很大。打个比方，假如“日古利”特别容易断裂的凸轮轴又缺货了，请到全国任意跳蚤市场选购。

简言之，广大人民群众从工厂盗取一切自家可用的东西。社会上管这号人叫“孽孙”，当年创作不少讽刺作品揭露他们。当然，肯定不是人人都甘愿做贼，毕竟这种行为既犯法又丢脸，可架不住许多人不在乎。

举本人经历为例，我不止一次见过占小便宜的家伙端出糖果店偷的大块巧克力，还曾买过一米长未切割香烟，显然是卷烟厂流失的。

熟食店员工把小灌肠缠绕身上，外面套件衣服——这时候就知道胖婶的妙处啦，不显眼嘛。汽车厂员工想要曲轴和配重块，曲轴挂后背，配重块挂前胸，皮袄一裹慢慢走，少眨眼，要看起来轻松愉快。您如果跟本厂开卡车运垃圾的驾驶员搞好关系，能偷的就更多了。

盖别墅的工人偷建材、工具和工作服，直接拎走就行。您家附近若有建筑工地，花几十卢布随随便便就能找他们买几立方混凝土砂浆和砖头。砖头按“碎裂”在账目上注销，但我认为砂浆根本没法算，天天有凝固浪费的。

货车车厢不挂锁，否则钥匙就得两地送。车门用铅封，但铁路工人懂得怎样撬开拿点儿东西再原样封好。众所周知枕木是建造温室、澡堂地基甚至整间别墅的优质材料，所以丢得特多。

某位装卸工对我讲过他的故事，当时我俩边休息边喝刚从卡车上偷的梨汁汽水。此人曾在乳品厂工作，围墙隔壁是酒厂。午休的时候，一袋袋牛奶和奶渣扔过去，装满酒的橡胶容器飞过来，喝完掷还人家。他是酒鬼，遂在邻厂谋个职位，畅饮之余用热水袋往家偷。有一次他跟司机合伙偷走一大桶，俩人连喝一星期，被开除。

再讲个活生生的例子：炼油厂开出装满汽油的罐车，驶入调车场。场站检查发现有泄漏，指示司机移动到另一条铁轨，同时通知炼油厂。厂代表今天过不来，60吨汽油泄漏到树林附近小沟，漫溢周边空地。铁路编组员和调车场司机看到这种情况，自己拎着油桶走向罐车……不久他们出现在调车场旁边公交站，把汽油卖给私家车主。既然罐车泄漏屡屡发生，调度员和场站经理也参与进来分一杯羹，只要尝到甜头，就开始蓄意破坏罐车。

苏联集体农民

集体农庄庄员也是能偷尽偷，包括粪便，这玩意儿在别墅度假者中间是畅销货，每车大约50-100卢布。有一回我和朋友喝醉了，临时起意到某个国营农场的大学同学家拜访。次日酒醒，我们六个人饱餐一顿丰盛午饭，有鸡肉沙拉、鸡杂面条和炸鸡块。同学他爸自豪地问：“你们猜猜老爹在哪儿上班？”我们说：“养鸡场啊！”

庄稼汉要盖房，就到当地林业局的土地上锯树，或者到木材厂偷板子。我小时候跟村中顽童偷过黄瓜，还曾在克里米亚偷葵花子，装满了“扎波罗热人”的后备箱。还有一次偷玉米，因为想煮着吃。当年我虽是小孩，但记得并不认为偷国营农场大田是犯罪。到别人后院偷才叫犯罪，我也干过——偷人家苹果。但其中动机是故意犯浑，我们知道自己在做贼，感觉很刺激。

驾驶员

驾驶员们拉什么偷什么，无论苹果或伏特加。然而最主要的是偷时间和汽油，把公家车用于私人营生，叫做“赚外快”。您搬家没车试试？而且找不着搬运工？这时候朋友托朋友，花几个钱就能解决难题。谁家有辆“伏尔加”，简直是香饽饽。出租车供不应求，收费便宜得多。

说到开出租的，没几个清白。首先，出车不开计价器，钱直接装自己兜里；其次，他们要按照各项规定向车队维修工和清洁工付费；第三，在汽油和零配件上动手脚。他们根据需要贿赂身边所有人，包括警察。

甚至电力机车司机也赚外快，想不到吧。有一次我坐在电力机车驾驶室跨城旅行，因为车票难买，多给司机十卢布无所谓啦。

苏联知识分子

您以为医生不偷吗？我朋友的妈妈当大夫，她不在家的时候，我和朋友悄悄喝她拿回家的医用酒精！

但我觉得老师不偷，学校有什么可偷的？

动物园员工偷饲料，还记得“狮子吃不饱”的传闻否？肉的情况我不敢乱讲，但亲眼见过女员工白天拿胡萝卜、卷心菜喂猴子，自己晚餐吃胡萝卜卷心菜沙拉。说实话，我没法责备她们，这些人大学文凭，开80卢布薪水，纯粹凭着一腔热忱忙工作。

如果设计师没机会到试验单位就职，只好偷“科希诺”牌铅笔、橡皮和回形针。如果有机会，那就随大流偷各种钻头和“美国真金”做首饰。

大客车载着工程师们到集体农庄菜地收卷心菜，巡逻队在外围监视。回城途中客车被截停，搜出一包又一包卷心菜。数以千计的工程师帮集体农庄无偿劳动，拿点儿胡萝卜、土豆是大家普遍默许的，连领导都不说什么。

不过总体而言，知识分子偷公家东西的机会较少。

手工业者

由于商品和服务短缺，一些手工业者略尽绵薄加以填补。他们从工厂车间偷出材料，制造不同于苏联垃圾的东西，或者修补这些垃圾，或者复制垃圾。

比如一切电器都有周期性故障。今天的消费者早已习惯一台电视一直用到坏换新的，可苏联电视每年至少坏一次。如果您说您家的“地平线”到现在还能看，请解释解释为什么当年开了那么多修理店，店内堆满那么多家用电器。

等候电视修好少则一月、多则一年——您翻翻旧报纸就知道了，“生活服务社”差劲到允许大家顺便批评的程度。所以某位工程师从军用通信设备厂偷点儿星级元件，收少许费用帮人装到电器上，可以延长使用寿命。业外人士看到这儿或许不明白，是这样：材料生产中的零件品质取决于公差，比如标称值百分比。苏联电器元件使用同样的流水线生产，但品质最好的（比如电阻接近标称值）打上星号供军工厂，次好的供民用工厂，最劣的进入修理店和零配件商店。所以，使用盗窃零件的家庭修理师傅只需更换四只功率晶体管，就能显著改善您“奥德赛”牌放大器的可靠性。

还有给脆弱、弯折的苏联木门包裹保温材料的师傅，用的是赃物人造革、工业用棉和家具铁钉。我记得这些东西直到九几年才有公开销售。您找找老房子看看，门几乎都包过，除非换过铁门。

地下商人

苏联式盗窃的最高境界是建立秘密制造业。关键在于那年头无需营销、品牌和什么推广招徕顾客。普通人有钱买不着好货，任何比苏联国标狗屎稍强点儿的东西必有人求购——当然国标狗屎也不愁卖啦。地下商人用失窃材料造出东西，通过已买通的商店经理销售。

干这种事不要求高超智慧，您所需的一切东西都由于管理不善摆在明处。写到这儿必须指出，计划经济时期始终存在库存过剩问题。国家计委规定产品目录，如果长筒女靴过时了，还可以继续生产两年，送去减价商店和农村商店再卖四年。

九十年代我结识几位曾经的地下商人，他们为苏联石油工业制造设备，其网络包括研究所和工厂。我不清楚人家怎么运作的，但从本质上讲，譬如不知从哪儿冒出一个闸阀，想办法把它卖给采油的就行了。九十年代他们直接收购工厂，告别了管理不善，却又遭遇新问题：敲诈、征税、保护伞……

总结

写这篇文章绝非贬低苏联各族群众，我的用意恰恰相反。某甲偷某乙历来是犯罪行为。只有把国家厚颜无耻攫取人民的全部财富偷回来，才不受人民谴责。

苏联人集体盗窃，因为没有主人，劳苦大众沦为赤贫乞丐，排队入住国有公寓，在国营工厂打工糊口，失去发小财的权利，留不下像样东西给子女，攒够棺材本就是好奔头。从本质上讲，干部官僚同样是乞丐花子，对工厂或集体农庄态度冷漠。苏共中央委员领导一切，但什么也卖不出去，所以拿着国家纯粹用于炫耀，比如导弹越造越多，跟美国人争风吃醋。

共产党人自己明白这一点，甚至想出个术语“管理不善”(бесхозяйственность)。真奇怪，起初把主人赶尽杀绝，之后又抱怨主人缺席。

您会说今天他们偷的比过去多万倍，不错，但如果他们在大半个世纪生活中，偷国家一点东西贴补家用不以为耻反为荣，怎么拦着人不偷呢？大家都知道，全苏联的消防柜除悬挂灭火器、长杆钩、斧头之类应急用品外，必备一两个倒锥形水桶。这种桶子底部尖尖，不是寻常那种平底，不能直立放置，应该没人偷。可我亲眼见过奥尔忠尼启则市（弗拉季高加索）中央市场旁边“赫鲁晓夫楼”某户阳台外面挂着一排尖底桶，当花箱用，颜色涂的很欢快。再过一个世纪原苏联的人民才会停止盗窃，开始认同国家、爱护国家，因为它对自己有益。

而且，唯有这种苏联残余才可以解释为什么新一代人继续糟蹋住宅楼刚装的单元门。似乎入户门里面的才是自己的，外面的都是“国家的”、“无主的”、“敌对的”。

再者，骂苏联不必然等于赞扬专制的国家资本主义，反而可能意味着不希望再出现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

延伸阅读：

苏联人民是否“更诚实”？

莫斯科显像管厂打工趣事

走后门买手风琴的一段经历

肉贩暴富殒命记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 爱德华·安德柳申科

“三次大战”和“千口棺材”

国家安全委员会有义务向国家领导层汇报民众对国内、国际重大事件的看法。1979年12月末——即苏联出兵阿富汗不久——国安部门集纳民间反应的第一份报告已呈送乌克兰共产党中央案头。次年1月份又连续提交三份相关报告。

这些报告照例以官话套话起头，介绍大部分人对当局开战决定的正面观感：“……乌克兰劳动者持续关注阿富汗民主共和国事件发展进程，完全拥护、赞成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积极友好立场，认为有助于稳定该国局势，表示对四月革命取得最终胜利以及在ДРА建成社会主义充满信心”。
（译注：1978年4月苏联支持的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发动政变，推翻穆罕默德·达乌德·汗总统，建立阿富汗民主共和国(ДРА)）

随后是特务和线人四处搜集到的群众看法具体例子（注明身份）。

首先，今人谈及出兵阿富汗常用的一个理由：“我们不打美国人也会打”，早在当年就已经出现了。其次，罗列那些不赞同军事行动之人的言论。

开战之初，一些人担心自己或亲戚将不得不去遥远的异国“捍卫社会主义成果”。还有人猜测美国将会攻打伊朗（刚刚发生过反西方的伊斯兰革命）进行报复，从而导致苏联和美国交战。

另一些人则疑惑派兵出境怎么能够帮助实现和平，为什么干预远方的、莫名其妙的冲突，以及苏联何必花费大量资源和精力支援穷国。

罗夫诺州居民Ф.丘赫直截了当表示：“苏联乱管闲事，毫不怜惜自己的兵。这次又要跟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况一样了。我们的部队要在阿富汗长期驻扎，我们的许多战士会死”。

乌曼市民族主义者娜杰日达·苏洛夫采娃也把出兵阿富汗同“捷克事件”和1956年“匈牙利事件”等量齐观（她支持索尔仁尼琴，早被当局盯上），一名克格勃“业务信源”（特务或线人）明确指出苏洛夫采娃收听外国电台广播后发表了“政治有害”言论。切尔卡瑟州卡涅夫市某厂钳工Я.麦罗博达也听过“敌台”的阿富汗事件报道，他跟同事聊天抱怨苏联媒体基本没怎么报道这件事，反而西方广播讲得详细。同时，该麦罗博达支持出兵。

无论支持或反对，大家都相信这将破坏半年后在莫斯科举办的奥运会。

基辅市民К.弗里德曼被克格勃称作“活跃极端分子”（他是申请移民以色列被拒绝的犹太人），他将侵略阿富汗同1939年占领波兰相比较，认为可能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随着战争进行，逐渐出现苏军大批伤亡的传言。1980年3月罗夫诺市五十四岁男子М.乌里扬宁告诉朋友：装殓士兵遗体的17口棺材运到他当司机的本地机场，又说这些人都白死了。

两名切尔尼戈夫市民：退休老头И.拉祖莫夫斯基和教师Б.别列佐夫斯基告诉克格勃线人：“听说大约一千个阵亡士兵的棺材从阿富汗运到莫斯科”。看报告的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弗拉基米尔·谢尔比茨基怒从心头起，在此二人姓名下划线，又在空白处批注“这些内奸呢？”显然，领导要求“采取措施”了。我们不知道接下来发生什么，但俩人未必会被追究刑事责任，很可能“预防性谈话”而已。

不过，预防性谈话和官方警告也未必管用。比如日托米尔州的德米特里·马祖尔，克格勃自从1960年代末就知道他是持不同政见者，尤其他曾屡次反对乌克兰的“俄罗斯化”和镇压“布拉格之春”。1980年当局收到马祖尔同村人十几封举报信，控诉此人说“苏联对阿富汗人民的友好援助是侵略行动”，并怂恿交谈者去听西方电台。遂派员搜查马祖尔家，除发现其他“罪证”外，另有一封写给被流放的持不同政见者伊琳娜·卡里涅茨的信，信中谴责阿富汗战争，声称苏联士兵中间存在恐慌情绪。
同年马祖尔因“反苏煽动和宣传”被判处6年劳改+5年流放。

“美好的新年礼物”

国安部门对留苏的阿富汗学生同样密切监视。战争爆发时约有九百名来自亚洲各国学生在乌克兰的大学、军校和警察学院读书。

根据克格勃说法，大部分阿富汗人对祖国事态的观点跟苏联人民一样，也就是振奋和赞成。基辅大学法赫德·帕尔瓦兹形容12月27日推翻哈菲祖拉·阿明总统是苏联人民的“美好新年礼物”，哈尔科夫阿富汗同乡会会长、研究生乌布杜尔·夏尔认为，如果革命是苏联协助进行的，那就一切正常。
但也有人谴责苏联向他们国家派兵，例如伏罗希洛夫格勒（译注：卢甘斯克）机械制造学院留学生穆罕默德·尤努斯·霍卡米。他最终因“成绩不良”被开除，为了声援他，24个阿富汗学生同时旷课一天。

国安部门还关注阿富汗侨民内部政见之争。有支持亲苏的阿富汗人民民主党的两个派别：“哈利卡派”和“帕查马派”，也有支持被苏联特种部队击毙的前总统哈菲祖拉·阿明总统的一派，各执一词吵闹不休。有时候吵不出结果，对立双方干脆抡拳头解决问题。例如1980年4月“哈利卡派”和“帕查马派”在敖德萨工学院宿舍大打出手，8月份阿明支持者和被阿明干掉的努尔·穆罕默德·塔拉基支持者在基辅州一处保健营发生混战。

暗中反对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苏联公民不能走上街头公开批评政府发动战争，所以人们采取隐蔽手段：匿名传单、写信、墙壁涂鸦等，呼吁从阿富汗撤军。做这些事的人不一定出于政治动机，不一定就是明确反苏，有些人只是害怕被动员上前线或发生全面大战。但他们都明白后果——异议者会被克格勃追捕，万一被揭发举报就要锒铛入狱。

情报显示，针对阿富汗战争的匿名抗议在1980年春季达到顶峰。

四月份胡斯特市百货商场经理拿着试衣间拾获的传单到克格勃办公室报案，该匿名作者写道：“诸位！如果你们爱惜自己儿子、丈夫的性命，以及我国士兵的性命，就不要让他们被派去阿富汗送死。他们的生死取决于我们这些平民百姓。起来反对政府吧。重印这传单。我们不想为别的人土地而死。我们要斗争！”
不久又在利沃夫发车途径胡斯特的火车厢内发现类似传单，调查乘客确定了作者身份：利沃夫女青年Я.萨甘。该女子承认在工作场所听到阿富汗苏军伤亡惨重的流言，促使她撰写这些传单。她男朋友也在苏军服役（所以坐车去胡斯特探望），因而担心他的命运。国安人员放走萨甘，但对她展开暗中侦查，希望找到“可能的教唆者”。

一星期后基辅有轨电车上再次发现传单，“自称所谓言论自由团体，诽谤我国内政、外交政策，声称似乎有阵亡苏联军人的棺材从阿富汗运来，并呼吁定期收听外国广播节目”。

赫梅利尼茨基州铁路职工整理邮件时发现匿名明信片，准备寄给苏联主要报纸之一：《劳动报》编辑部，写着：“抵制奥运会！自由阿富汗！卡特总统光荣可敬”。克格勃原文引用上述内容，指出作者还对“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进行恶毒攻击”（克格勃官话，所谓“领导人之一”代指总书记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

有人试图把反对阿富汗战争的信传出国去，克格勃曾截获一封从卢茨克寄往美国之音电台编辑部的信。1980年12月又查获一封基辅寄往本市地址的信件，作者自称20岁长子死在阿富汗：“我二儿子16岁了，等待他的是什么？波兰？不行！不能让他们把我孩子变成讨伐队员”。这里要提一下，当时波兰团结工会的抗议运动如火如荼，许多人坚信苏联即将重演12年前武装干涉捷克斯洛伐克的戏码。
两封信分别号召人们到无名烈士墓举行示威抗议，据说时间定在1月1日。克格勃瞪大眼睛加强邮政检查，协同警方做好准备驱散抗议。然而什么都没发生。

有匿名的也有不匿名的，切尔卡瑟居民列昂尼德·马雷舍夫就不打算隐藏自己身份。他向苏联党和政府、大报编辑部、美国总统吉米·卡特、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以及著名反战人士安德烈·萨哈罗夫寄送“诽谤信”，反对阿富汗战争。1981年4月马雷舍夫因“反苏”罪名被起诉，乌克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表示同意。法院如何判决，我们不得而知。

一小撮喜欢搞恶作剧的人利用民间惧怕大战的心理胡作非为。1980年1月份某晚，文尼察州两个村庄、一座火车站的无线广播三次报警：“注意！注意！公民们，防空警报。大家快进防空洞。阿富汗发生战争。美国进入苏联国界了”。尽管已是深夜，仍有部分人听见警报，把大家吓得不轻。警察和克格勃迅速锁定嫌犯，原来是俩小年轻，一个从敖德萨来探望父母，另一个是本地人。二人供述只想找点儿乐子，没别的意思。于是罚款70卢布、预防性谈话，结案。

赫尔松州新卡霍夫卡某工厂厕所（对，克格勃也管厕所）涂鸦作者同样不是出于政治动机，该人用圆珠笔在墙上写道：“同志们破坏机床呀，别上班啦，抢商店抢银行，因为你们的弟兄死在阿富汗”。签名：“鹰”。

坟墓诗篇

1980年4月，罗夫诺州乌克兰卡村民Б.帕纳修克携带写有“意识形态有害诗作”的笔记本到克格勃办公室报案，笔记本是从当地学校14岁学生Г.舍甫佐夫手里没收的。案卷记载：这首题为《儿子》的诗献给同村青年维克多·克利梅克，2月份刚在阿富汗牺牲。国安人员总结诗的内容：“……向死者母亲Е.А.克利梅克（1936年生，党外人士，幼儿园主任）表示哀悼，并对苏联军队驻扎阿富汗的合理性提出怀疑”。

克格勃搜寻诗作者无果，但查明一个月前有个匿名人把这株“毒草”寄给死者母亲。她姊妹把诗拿走，然后她儿子让那个14岁学生抄写。克格勃对两名妇女进行了预防性谈话，并采取措施“防止涉阿富汗事件挑衅性流言传播”。

若干年后，乌克兰阿富汗战争老兵联盟奥斯特罗日斯基分会会长弗拉基米尔·普罗科普丘克得知这份解密材料，当即指出姓氏错误：牺牲士兵真名叫维克多·克里玛克（不是“克利梅克”）。普罗科普丘克不知道诗的事情，但通过村民联系上了死者母亲叶卡捷琳娜·克里玛克，她仍然住在村里以她亡儿命名的街道。

从小认识克里玛克的乌克兰卡村民弗拉基米尔·科尔尼丘克介绍：“当年那事儿轰动全村，我自己在阿富汗当兵呢，辗转听说了。维嘉下葬的时候念了这首诗，交还叶卡捷琳娜，然后又让学校的孩子们齐声朗读。克格勃来找她，她撒谎不知道谁写的”。

事过境迁，叶卡捷琳娜·克里玛克同意揭晓作者身份，原来是邻村亲戚伊万·米列夫斯基。那些年她把乌克兰语手写的两张信纸妥善收藏，至今视若珍宝，借此怀念儿子。

克格勃没掌握的情况是：同年3月叶卡捷琳娜又发现两首内容类似的诗（确实不知谁写的），一首留在儿子坟墓上，一首扔进她家院子。

复活，归来

克格勃文件还记载了一桩“埋活人”的案子。1980年6月昆都士省作战行动期间，一辆运载苏联士兵的越野车过河翻覆（但克格勃文件描述略有不同，说是装甲运兵车坠河），10人死亡（或称8人）。其中一名士兵毁容，经辨认，判定为赫梅利尼茨基州卡缅涅茨-波多利斯基地区的列兵米哈伊尔·沃伊沃达。
把遗体运回他老家卢奇卡村，交给母亲办后事。锌板棺材未开，只有个半透明小窗口，很难看清棺内面目。葬礼同日举行，村民们纷纷来送米哈伊尔·沃伊沃达最后一程。

九天后沃伊沃达所在部队的一名准尉进入卡缅涅茨-波多利斯基地区兵役局，传达惊人消息：工作上出了差错，米哈伊尔还活着，正在阿富汗治疗。原来翻车后他负伤了，被河水冲到下游几公里岸边，侥幸未死。

再后来，利沃夫州斯特雷市的科斯季夫老两口五雷轰顶，因为“沃伊沃达”棺材里装的是他们家儿子塔拉斯！这口棺材深夜挖出，悄悄运到斯特雷市二次下葬。

为什么这件事引起克格勃关注？文件称：国安部门将会同兵役局和“社会人士”，努力防范塔拉斯·科斯季夫葬礼上出现“负面表现”。他们显然担心战士父母和其他市民的怒火：国家不仅送人去死，还不让烈士安息。

米哈伊尔·沃伊沃达复员回乡，卡缅涅茨-波多利斯基地区阿富汗老兵联盟分会长弗拉基米尔·杜德科说他一直住在村里，偶尔出席战友纪念活动。当地参战老兵编撰的纪念册也提到沃伊沃达的故事，克格勃文件中缺失的细节就来源于此。

尘埃未定

可以看出，克格勃文件提到阿富汗战争主要集中在1980年，之后越来越少。自从1981年国安部门就把注意力转向了邻国波兰民主运动的余波。

克格勃官员在《提高政治警惕性》讲座时收到的问题清单，能够反映苏联公民最关心哪些社会政治问题（勃列日涅夫时代和安德罗波夫时代国安部门多次向中央提交此类材料）。例如1982年上半年的清单只有一项两个问题涉及阿富汗战争：“我国军队还要在阿富汗驻扎多久？真的死了很多苏联士兵吗？”（来自乌克兰四个地区），同时却有关于波兰事件的五个问题、关于黎巴嫩战争的四个问题。

1984年的乌克兰克格勃报告几乎没出现阿富汗战争内容，这年是苏军最艰难的一年（官方承认牺牲2343人）。但原因或许不是民众不再关心战争，而是克格勃撰写报告的形式有了变化——此时期的报告更简洁，民间情绪的信息更少。

到了改革年代，涉及阿富汗战况的内容又稍有增加。

1985年第一书记弗拉基米尔·谢尔比茨基收到关于乌克兰兵役部门情况的报告，其中提到兵役局领导受贿犯罪事（共查获73起），一些行贿者的目的是“避免被派驻阿富汗服役”。

阿富汗人杀伤苏军士兵的办法之一是设置诡雷，包括在常见日用品上动手脚。1986年某阿富汗人携带打火机进入苏联，送给他的熟人：辛菲罗波尔工人Л.克列谢尔斯基（善意礼赠）。后者回家拿打火机点火，忽然爆炸，重伤送医抢救，同屋的兄弟也挂彩。

至于进口货物夹带反苏传单、标语更是老生常谈，此乃外国人抨击阿富汗战争的手段。1986年12月苏梅州发现从波兰入境的包装布上写有“粗野侮辱中央领导之一（可能指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脏话，涉及我国向阿富汗提供的国际援助”。

同年卢茨克市国安部门查明：当地一些参战老兵“发表不成熟的政治见解，曲解我们给予阿富汗国际援助的本质，声称苏联军人对该国平民实施了‘暴行’”。12月底开战纪念日前夕，这些“政治不成熟”老兵计划到市中心集会，再走去烈士陵园向阵亡战友献花。克格勃必须确保他们的行动不出现“反社会表现”。

目前解密的克格勃文件最后一次提到抗议阿富汗战争的“诽谤性材料”是1987年4月，查获170份相关传单（反战、民族主义、声援乌克兰政治犯），又在禁止通行指示牌上发现涂写了“阿富汗”字样，克格勃认为很可能系外国人所为。

延伸阅读：

红军战士口中的冬季战争

克格勃在军内反间谍的一个案例

克格勃怎样监视基辅欧洲马术三项赛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儿按：由于列宁反对“强制性的国家语言”，不同意把俄语“强加给俄罗斯其他居民”，所以苏联长期没有法定的官方语言或国家语言，直到1990年）：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苏联民族语言法》

苏联国家保障苏联公民在国家和公共生活各个领域使用苏联各民族语言的条件，并关心其复兴、保护和发展。苏联公民应当珍惜作为人民精神财富的语言，千方百计发展自己的母语，尊重苏联不同民族的语言。

为规定苏联语言政策的一般原则，保障苏联各民族语言自由发展和使用，确立苏联内部官方语言之间关系的法律制度，以及公民使用苏联民族语言的权力，特制定本法。

对于在非正式人际交往中使用的苏联民族语言，本法不做规定。

I. 总则

第1条.苏联发展和使用苏联民族语言的法律

苏联发展和使用苏联各民族语言的法律包括本法和依据本法制定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其他法律法规、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依据本法制定的关于发展和使用苏联民族语言的法律法规。

第2条.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在发展和使用苏联民族语言方面立法的权限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由其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代表，负责立法发展和使用苏联民族语言：

确立关于使用和发展苏联民族语言的原则、制定立法的一般规则；

根据全苏交流的需要，确定苏联境内通用语言的法律地位和适用范围；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管辖范围之外的加盟和自治共和国，基于生活在其境内人民的利益，自主解决发展和使用语言的立法问题。

第3条.国家权力机关和自治州、自治区行政机关及民族领土行政单位的职权

国家权力机关和自治州、自治区行政机关及民族领土行政单位，可以在遵守苏联现行法律的前提下自主全权解决境内人民发展和使用苏联民族语言的问题。

第4条.确定语言的法律地位

加盟和自治共和国有权确定各共和国语言的法律地位，包括将其确立为国家语言。

考虑到已经形成的历史条件，为了保障全苏联的共同目标，在苏联境内承认俄语是苏联的官方语言，将其作为各民族交流的手段。

在确立语言的法律地位时，不得限制苏联公民在国家和公共生活各个领域使用母语和其他苏联民族语言的权利。

第5条.保障苏联各民族语言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加盟和自治共和国、自治州、自治区及民族领土行政单位要为在其境内尽力发展苏联民族语言创造物质基础和各种条件，促进它们的研究。要为此通过全苏联、共和国和各地方发展苏联民族语言的规划，提供这些语言的教授和学习，培训教育工作者，发展文学、科学和艺术，制作电视节目和无线电广播，印刷苏联民族语言的书籍、报纸和杂志，出版词典、参考书、教学方法书等旨在发展语言的各类手段。也可采用民族文化中心、民族社团、同乡会、校外教育形式研究和推广母语和其他苏联民族的语言。

发展苏联民族语言的拨款依靠相关预算出资。人数较少之苏联民族语言的发展也可在中央资金帮扶下进行。

为了实现发展苏联民族语言的计划，可以在自愿基础上从民族文化中心、民族社团、同乡会和公民手中筹集额外资金。

II.公民使用苏联民族语言的权利

第6条.选择养育和教育语言的自由

保障苏联公民自由选择养育和教育语言的权利。

考虑到集中居住于某一地区的民族的利益，苏联国家应保证建立以苏联民族语言进行教育、教学的学前机构和中等普通教育机构，并在各种教育机构组织班级、团体、小组等形式使用公民母语进行教学。

父母或代行父母职责的人有权为子女选择有适合教育和教学语言的学前机构及中等普通教育机构。

第7条.学习苏联民族语言

苏联国家应创造条件，便于苏联公民学习母语和其他苏联民族语言。

在使用另一种语言的教育机构中保证作为必修课的苏联官方语言教学，使其程度能够满足苏联境内各民族交流之需要。

加盟和自治共和国内的语言学习由相应加盟和共和国依据本法第2条第二款决定。

暂时居住在加盟和自治共和国境内的学生可以免于学习共和国语言。这种免除的制度由相应加盟和自治共和国制定。

第8条.保障公民劳动权利，无论其语言程度如何

苏联公民行使劳动权利时，禁止基于其苏联民族语言掌握程度设置直接或间接的限制、给予直接或间接的优待，除非这种语言的掌握程度是全苏联或共和国法定的从事该职务的资格条件，违者依据本法追究责任。

第9条.公民与国家和社会组织、企业、机关和团体之间的沟通语言

苏联公民有权使用母语或自己掌握的任何一种苏联民族语言向国家和社会组织、企业、机关和团体提出建议、声明和申诉。

苏联国家机关答复公民向国家机关提出的建议、声明和申诉，以及对居住在建议、声明和申诉所涉及的加盟和自治共和国、自治州、自治区、民族领土行政单位之外的公民提出的建议、声明和申诉的答复，应当使用公民使用的语言。如果不能使用公民使用的语言，则使用苏联官方语言。

在本条第二款规定范围之外答复公民提出建议、声明和申诉的语言，由相关联盟和自治共和国决定。

第10条.在诉讼程序和处理行政违法事项时使用的苏联民族语言

诉讼程序使用加盟和自治共和国、自治州、自治区或本地区大多数居民的语言进行。

苏联最高法院和军事法院的诉讼程序使用苏联官方语言。

不掌握诉讼程序使用语言的涉案人员有权充分了解案件材料，通过翻译参加诉讼，有权使用母语当庭发言。

司法文书应当以诉讼程序使用的语言送达涉案人，并根据他们的要求翻译成他们参加诉讼的语言或苏联官方语言。

违反关于诉讼程序使用语言之规定，构成撤销法院判决的理由。

被追究行政责任的人有权用母语发言，如果其不使用处理程序的语言，可使用翻译服务。

第11条.公证文书的语言

确定诉讼程序语言的规定同样适用于国家公证机关和市、镇执行委员会、村人民代表苏维埃做出的公证文书。

如果申请公证服务的人不掌握该机构使用的语言，做出的生效文本应当使用苏联官方语言书写。

第12条.证明个人身份或信息的官方文件的语言

证明个人身份或信息的官方文件（护照、就业记录、兵役记录、文凭、教育机构毕业证、出生证、结婚证、死亡证明），使用这些文件所在加盟和自治共和国、自治州、自治区的语言及苏联官方语言制发。

第13条.服务领域使用的苏联民族语言

服务行业雇员（商贸、医疗、地方运输、生活服务、长途通信等各类服务业）有义务在全苏联和共和国法律规定的相关职业资质范围内选择语言。如果该职业的资质要求未规定交流语言，则应使用苏联官方语言。

禁止以不掌握语言为借口拒绝服务，违者依据本法追究责任。

III. 在国家机关、企业、机构、组织活动中使用的苏联民族语言

第14条.苏联国家机关工作语言

苏联官方语言是苏联国家机关的工作语言。

不讲苏联官方语言的苏联人民代表出席苏联人民代表大会、苏联最高苏维埃大会，有权使用另一种苏联民族语言发言。他们的发言要被翻译成苏联官方语言。

提交苏联人民代表大会、苏联最高苏维埃大会审议的法律及各种法规草案，应当根据苏联人民代表的要求翻译成相应加盟和自治共和国语言交付给他们。

第15条.公布苏联法律和各种法规的语言

苏联人民代表大会、苏联最高苏维埃及其议院、苏联总统批准通过的苏联法律和各种法规，使用苏联官方语言和加盟共和国语言刊登公布。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关于召开苏联最高苏维埃大会的决定，使用苏联官方语言和加盟共和国语言刊登公布。

使用苏联官方语言和加盟共和国语言刊登公布的苏联法律及本条第一款、第二款列举的各种法规具有官方性质，拥有相同的法律效力。

第16条.公布加盟和自治共和国法律及各种法规的语言

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国家机关和行政机关在刊登发布法规时使用的语言由共和国自行决定，同时必须考虑国内人民的利益。这些法规也要在各共和国的官方出版物中使用苏联官方语言予以公布。

第17条.苏联总统选举、苏联人民代表选举选前会议和文件的语言

在筹备和举行苏联总统选举、苏联人民代表选举时，应当使用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自治州、自治区、特定地区大多数居民的语言和苏联官方语言。

竞选文件应当使用苏联官方语言提交中央选举委员会。

选举苏联总统、苏联人民代表的选票应当以选区居民使用的语言印刷。

第18条.公文处理、文件、资料

加盟共和国之加盟共和国机关及其下属企业、机构、组织的文件和资料，使用相应共和国语言和苏联官方语言保存。

对于加盟和自治共和国国家机关（加盟共和国之加盟共和国机关除外）及共和国和地方下属企业、机构、组织，在尊重公民使用母语和苏联民族语言权利的原则下，由加盟和自治共和国规定文件和资料使用的语言。

凡印有加盟和自治共和国企业、机构、组织名称的信笺、报刊、图章、邮戳和招牌，使用相应加盟和自治共和国语言及苏联官方语言。

加盟和自治共和国居民点、街道、广场的命名与道路交通标志，使用相应加盟和自治共和国语言及苏联官方语言。

第19条.在加盟和自治共和国外语人口密集地区使用的语言

在加盟和自治共和国外语人口密集的地区，国家机关开展业务、处理公文、办理手续时可以同时使用本地区大多数居民的语言及加盟和自治共和国语言。这种使用条例由加盟和自治共和国依据本法第2条第二款进行规定。

第20条.公文往来

加盟和自治共和国国家机关、自治州、自治区、民族领土行政单位同苏联国家机关之间的公文往来及其他形式官方联络，使用苏联官方语言。

加盟和自治共和国国家机关、自治州、自治区、民族领土行政单位之间的公文往来及其他形式官方联络，应使用双方都能接受的语言或苏联官方语言。

第21条.联盟重点能源和运输系统使用的语言

为确保联盟重点能源和运输系统（铁路干线、空运、海运、管道运输）的安全和不间断运行，调度员通话和公文往来时使用苏联官方语言。

第22条.苏联武装力量使用的语言

苏联武装力量、苏联内卫部队和边防部队、苏联铁道兵使用苏联官方语言。在进行社会政治和文化教育工作时要考虑军人的民族构成。

第23条.大众媒体的语言

中央电视台和广播电台的节目，以及中央报社和杂志社的出版物，一律使用苏联官方语言。中央电视台和广播电台可以制作苏联民族语言节目。

加盟和自治共和国电视台、广播电台、报纸和杂志的语言由共和国自行确定，同时必须考虑境内居住民族的利益，遵守不剥夺公民使用母语和苏联各民族语言权利的原则。

第24条.苏联对外国关系中使用的语言

苏联外交使团、领事机构、外贸组织、对外经济联络组织和其他苏联驻外机构使用苏联官方语言进行活动。

以苏联名义签订的合同及各种国际条约，应当使用苏联官方语言和缔约另一方的语言或双方商定的其他语言起草。

以苏联名义同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进行谈判的语言，应当在考虑到国际协议和既成惯例的情况下双方协商确定。

IV. 违反语言法的责任

第25条.违反语言法的责任

禁止宣传敌视和蔑视任何一种苏联民族语言，禁止制造抵触苏联宪法原则的障碍和限制性规定及语言使用方面的特权，禁止出现违反苏联、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语言立法的其他行为，违者依据本法追究责任。

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活动违反发展和使用苏联民族语言法律的，可依据本法起诉或提出行政投诉。

苏维埃社会主义
共和国联盟总统
М.戈尔巴乔夫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1990年4月24日

文本同以下文件进行了核对：
“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和苏联
最高苏维埃大会公报”
1990年5月9日

（由于1991年10月25日制定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各民族语言》联邦法1991年12月12月生效，本法处于事实上的废止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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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 佚名

笔者读过一位老阿姨写的文章，题目叫《住手，犹太人》。她在这篇文章中哀哭苏联的公共餐饮、航空工业、疗养院和少先队夏令营，指着改革重组的“桑”咒骂犹太人的“槐”。

本人过了大半辈子艰难曲折生活，亲历不少地方，包括上述那些，甚至在其中工作过。我想说，就像许多苏联遗老，阿姨也在胡扯。下面分享我自己的记忆——仿佛1991年之后我什么都没看过没读过一样，只有记忆。

七十、八十年代苏联公共餐饮是贼窝子

苏联公共餐饮业活似窃贼集合之地，卑鄙又肮脏。从业者上至经理下至门卫几乎无人不偷，隔三岔五手拎鼓鼓囊囊的食品袋回家。除莫斯科和各共和国首都之外，大小城市普遍食品短缺，但没耽误狐群狗党监守自盗。

当然啦，损公肥私也需要技巧。当时不允许食堂、餐馆自行配菜，按照统一严格标准备餐，接受ОБХСС和其他营养不良的检查员监督。管理体系通常是这样：每个城市都有饮食业托拉斯（联合公司），聘用设计菜肴的人（我不知道他们叫什么）、研究生产工艺的人（技术员）以及核算生产成本与价格的人（核算员）。价格计算方法是物料成本×加价系数，后者取决于该机构等级。而这些机构烹饪饭菜的时候必须精确到克。

这就产生了动手脚的空间。例如用酸牛奶稀释酸奶油——蠢货才掺水呢，因为ОБХСС瞪着眼寻找混入酸奶油的水，却对酸奶视而不见。为防止牛奶过期变质，会加入小苏打。暗自设定一个“占便宜比例”，余下来的钱职工拿回去养家。此外还有破损、干耗、洒漏的允许标准，这些标准最后都百分之百“达到”了。

关于变质原料，行话叫“外快”。假设库房的某样稀缺材料——比如鸡——变味儿了，正好“捞外快”：把鸡用醋和水泡一宿，第二天送去工人食堂变成午餐。同理，如果盘中肉饼蒜味浓郁，你就知道是臭肉做的。

茶的制作方法是：满满一桶沸水，加焦糖和少许格鲁吉亚三级茶叶，微火熬煮一宿，次日早晨制得嗅之无味、尝之微甜的深棕色液体。无肉素汤很好喝，至于荤汤嘛，给你舀一勺联合油（动物油混合植物油），再放一小块肉（莫斯科）或鸡骨头（外埠）。

此外还有广泛存在的所谓“匿报”现象，以至各处普设“公平秤”，方便消费者及时发现缺斤短两。最高级的花招叫“商品换级”，意思是低等级商品冒充高等级商品销售，一般会混着卖。低级的便宜高级的贵，“省”出来的高级货中饱私囊……

结果，苏联公共餐饮业职工偷盗的食品不光自家吃用不尽，还能跟其他商贸从业者交换稀缺玩意儿，比如著名的“成套书”、水晶玻璃器、俗称“粗面粉”的胶靴、弹力纱等今朝没人要、当年人人爱的东西。

据笔者所知，基层的食堂和食品店偷盗现象猖獗，联合公司相对罕见——起码普通员工没什么机会。然而那年月很多东西每星期只供应一次，家里有个联合公司上班的亲戚实属有福。而且食堂员工薪资微薄：100-150卢布，国营商店同然。按我的理解，此乃职务犯罪之根。

吃什么

苏联食堂菜单大体如下。

沙拉：
糖醋卷心菜（勾兑醋，绝非葡萄醋或苹果醋），通常搭配半个水煮蛋。
酸腌卷心菜。
蛋黄酱盖鸡蛋（蛋黄酱用粗过滤的葵花籽油制作，有异味，不像如今的天然产品）。
酸奶油拌碎切甜菜根。
酸奶油拌碎切胡萝卜。

汤类：
俄罗斯古法罗宋汤1号：甜菜根、土豆、圆葱、醋、骨头（和/或联合油）。
俄罗斯古法罗宋汤2号：摩尔达维亚罗宋汤浓缩物、联合油。
青菜汤：卷心菜、土豆、胡萝卜、圆葱、骨头（或联合油）。

第二道菜：
肉饼：碎面包（80%）、肉、昨日剩菜（如煎蛋）。
煎牛排：碎面包（50%），其余同上。多半搭配鸡蛋上桌，是最贵的菜品之一。
煎肉排：同上，只不过用猪肉。
鸡肉：一小块清水煮鸡。鸡汤拿去做别的汤了。
鱼肉：油炸狗鳕或狭鳕背肉，通常裹面包屑。
配菜：灰色软烂通心粉、7.62毫米或9毫米口径软面疙瘩、灰色土豆泥（捣烂土豆加水）、象征性黄油少许、大麦米粥、水煮碎稻米。

饮料：
茶（见上文）。
牛奶咖啡或黑咖啡：取最廉价咖啡粉（越南产最宜），比例每杯四分之一匙，在加或不加牛奶的大罐水中熬煮。
果子羹：沸水煮化“果冻”，其原料是土豆淀粉和干燥糖浆。
果汁：自来水稀释的三升装大罐果汁。
以及最主要的——糖渍干果！只有苹果干，因为杏干和梨干都贵。

酸奶油：
整杯或半杯酸奶油本身就是一道“菜”，茶匙或汤匙舀着吃。端给你的酸奶油提前被水壶的水或酸牛奶稀释过了，没稀释的部分食堂自己留下。吃酸奶油的多是男性，因为饱腹感较强。某些地方的酸奶油还会加糖作为甜点。

面包：
两片或四片白或黑面包，既填饱肚皮，也是一种饮食习惯。有些食堂喜欢切厚厚的两片。

写到这里想起一件事。1997年我和一位约摸十九岁的姑娘去莫斯科某企业办事，因为没其他地方就餐，遂在该企业仍然保留苏联时代风貌的工厂食堂吃饭。本人出于怀旧心理，除罗宋汤和肉饼子又要了半杯酸奶油。我俩在桌前坐定，姑娘投来天真目光，厌恶地盯着杯中酸奶油，问：“你吃这玩意儿？”
年轻一代能如此，我欣慰地笑了。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在食堂吃顿午饭花销约70戈比-1卢布，下馆子吃一顿“套餐”，也就是现在的商务餐花销1.5卢布。村镇食堂20-30戈比，但国营农场职工的收入仅工人二分之一。这样算算似乎也并不廉价。当年一个收入非常体面之人的月薪大概能吃200次午餐，而当代莫斯科市一顿午餐，就说300-500卢布吧，人均月薪已至十万（通胀勿论）。但如果把餐食和服务“下降”到苏联那种水平，一顿也就值50-100卢布，且不会有几个人乐意掏钱。

对苏联优质食材和天然经济的印象

苏联的畜牧业好比苏联的公家牛——形销骨立、死气沉沉。如果你下乡看见一群牛，很轻松即可辨别哪些是个体养的、哪些是集体养的。个体牛和集体牛并排站好，如同拳击手挨着老瘸子——后者皮包骨头可怜兮兮。这大概也就是你在国营店排队两小时买牛肉，最后营业员扔给你一块带肉骨头的缘故吧，何况外埠每年仅供应几次而已。莫斯科人买牛肉还算轻松，为此受尽全国人民詈骂，说我们满城肥而天下瘦！

猪肉则是又肥又腻。猪在工业化牧场吃残羹剩饭和厨余垃圾长膘，这些所谓的“饲料”装在槽里当然都变质腐臭了。不过一些养猪场也有电炉子，长时间熬煮“饲料”以消毒。此外当年的普通养猪场内院、外院粪水横流，下雨天流入河道，毒害鱼虾及周边环境。个体养猪户不光用土豆喂猪，还会上合作社粮店买一种发黑、发黏、内部有洞的面包喂猪——每天供应一次，半小时售罄。大娘、阿姨、小媳妇们用网兜拎五个、十个面包回家，扔进食槽给猪吃，甚至自己也吃。

国营商店卖的猪肉什么样？一块肥肉连着同等大小的瘦肉兼一层猪皮，这层皮也称重算价钱。后来市面出现进口猪肉，产自丹麦等国，不带皮、不带肥油纯精肉，大家都震惊了。

1970年代中期城市居民免于饿死全靠加拿大小麦和米丘林生物学，于是中央启动各种国家计划，什么“非黑土地区发展”啦、什么“粮食纲要”啦之类。巨型集约化家禽养殖场如雨后春笋遍及全国，我敢说其使用的技术肯定是从西方腐朽国家引入的，结果外埠人民主要肉食就是鸡。虽然沙门氏菌控制不住，再不能生吃鸡蛋，可蛋白质摄入量终究有所提高。

村里人只负责种菜，收菜自有城里人代劳，航空企业工程师、大学生和中学生都是主力。每年9、10两月是全民保丰收大会战的月份。手工采收的卷心菜和土豆（收割机只把土豆刨出来，带着泥土留在原地）装车运往蔬菜储藏库，已半数腐烂。再派军工厂工程技术人员顶着恶臭弯腰分拣一遍。这也导致国营菜店永远有股怪味。冬末时节家家户户主妇扔一半土豆——烂了。话虽如此，七十年代平民家庭最美味的晚餐就是圆葱和自家腌菜炒土豆，如果幸运的话再加点儿煮灌肠，盘子都要舔三舔。除土豆外许多人家也吃通心粉，油炒一下不放肉，搁点儿阳台储存的各种自制腌菜。我认为我国人民高度热爱阳台的原因就在于此。

苏联完蛋之后，城市居民获得许多土地，充分利用起来栽种土豆、圆葱、大蒜、浆果和西葫芦，可以说当时全国相当部分地区过着自给自足生活。有一回我在北方温暖地带见到一座温室，里面居然生长着200（两百！）种西红柿，之前我根本不知道西红柿品种竟有这么多。另外某个据说是生产战略导弹核弹头的军工厂的工人家庭种植了：黄瓜、圆葱、豌豆、黄豆、覆盆子、草莓、苹果、樱桃、醋栗、西葫芦，还养鹅！从此我就明白了，关于“风险农业区”的一切嚎叫无非苏联天方夜谭。

军事航空航天农艺

七十年代农村经济半死不活，工厂以附属农场的形式创造自己的“替代农业”。说白了这也算国营农场，只不过列在厂子的资产负债表上。工厂也有自己的食品加工业，八十年代工厂香肠风行一时，半熏制的，几乎所有军工厂都做。而且很多军工厂、炼油企业和发电厂开始养鲤鱼，既供应内部食堂和食品工厂、少先队营地、医院，又分给广大职工。

只有老邦达尔丘克能把设计局和总工艺师室职员收割卷心菜的场面拍成如画美景，别人没这本事。您站立地头，极目远眺，广阔的田野上一部分是绿油油卷心菜，另一部分是不同性别、不同尺寸的设计师屁股。他们手持自己发明制造的小刀、砍刀和斧头猛击菜根，其他人把菜扔进高栏货车。大家都穿橡胶靴、帆布防水衣。戴头巾的规范控制员、描图员脸蛋红扑扑，优雅穿行在一排排朝天屁股之间。

一个月或一个多月一次，年轻技术员被派去做“纯技术工作”——卸食品。然后发给每个人相同的食品包，内装一听罐头半听油的中国“长城牌”肉罐头，以及必有的糖和通心粉。当然，不免费。另有一种“定货柜台”，即工厂内部商店，也做食品包，不清楚具体情况。

餐饮输送系统

苏联食堂作为一种大规模餐饮输送系统，起初是1930年代借鉴的美国做法，却自行发展出一套可憎的、侮辱人的运行方式。老太婆用脏抹布擦拭铝餐盘（后来改塑料餐盘），桌面油腻腻，桌腿摇晃晃。厨师助手拖着两大桶饭菜走来走去，满脸凶相、态度粗鲁，却不知为何永远累不瘦。食堂的布局意味着总有几十个人排队等饭，而排队时间就占了午休大半。吃完的人自己把餐具放上传送带，后厨洗得慢且洗不净，新来者再取下油乎乎的铝叉和铝勺——没刀，反正不切肉。擦嘴纸是裁成若干片的粗糙包装纸，叠一下塞入带棱玻璃杯。

至于菜单，全国统一式样：罗宋汤、青菜汤、通心粉配肉饼子。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苏联工厂管理层有独立小食堂，有女服务员、体面的奶油汤配烤面包块、鳟鱼、猪排和煎土豆，但只接待厂领导。我曾进去过，很喜欢。

工人酗酒

普通苏联工人每天从老婆手里拿1卢布，花在午餐和抽烟上。为什么找老婆要？因为七十年代这个国家——至少俄罗斯联邦——妇女确实顶起半边天。阿姨们照样参加铁路铺设，只不过干油漆工罢了。航空企业的女性从事车床工、工艺师、会计员和技术检查科控制员，而男工爱酗酒。所以半边天只要管住月薪和预支工资，就能压下来镇住他们。

同理，苏联的公共餐饮业，就跟托儿所、幼儿园和少先队营地一样，无非是为了帮助广大妇女挣脱家务束缚，吸引她们操作各式各样机器。

航空厂和其他军工厂男工酗酒的路子如下。首先伏特加几乎不可能带进单位（除非保温瓶装）——因为门口有警惕的保安。那么贿赂卡车司机10卢布，这些本事人自有办法给你搞酒。第二种选择是酒精，计算中心消耗量很大，用于擦拭苏联自产电子计算机的部件，因此酒精品质很好，一部分流入车间。第三种选择是酒精清洗液，例如所谓“香波”，即设备去污的含酒精溶液，用于去除维修部件的油灰、积碳。酒鬼们如果幸运的话拿到没开封的，喝就行了。如果是已经用过的，那就把装满黑色液体的溶剂瓶放入冷库，酒精会浮在杂质上层，倒出来即可。

发薪日肯定要喝一顿，不然工厂附近车库和幼儿园是干什么用的？！酒鬼们聚在这些地方畅饮伏特加，吃很简单的点心，有时干啃面包。老太婆们像狼似的在醉汉周围逡巡，瞅机会捡空瓶子，能卖10戈比。

工人酗酒一旦被抓，每个车间都有同志审判会，由工会积极分子组成。审判会谴责酒鬼和旷工者，偶尔也谴责缺德之人和家暴男（应妻子要求）。车间画家把有罪者面孔画成讽刺海报，张贴醒目处，起精神惩罚之作用。物质惩罚包括停发奖金、取消冬季休假，最严厉的是在脱瘾诊所强制治疗。辞退极少——毕竟国家需要飞机、坦克。

宿舍

苏联航空工人和工程师分配集体宿舍，人均面积5平米，但前提条件是来自外地。本地职工只好跟父母挤着住。

集体宿舍分三种：男宿舍、女宿舍、家庭宿舍。家庭宿舍被公认为文化和高尚道德情操中心。女宿舍则是放荡中心，青工们在这里当着目击者或众人的面失去贞洁。一间宿舍四张床，男友夜晚来访，宿管老太太或二楼邻居劝说无效，俩人钻被窝办事，尽量不发出声音。舍友闭眼装睡。

宿舍也有混合型的。由于离婚或找关系走后门的缘故，家庭宿舍出现了单人间，男、女宿舍出现了家庭间。婴儿在家庭宿舍降生，很多住到当兵为止——这样的本人就认识一个。每层楼一间公厕，条件好的四个宿舍一间。公共浴室在底层，女性用6天，男性用1天。大厨房同样每层一间，水槽若干、炉灶若干。倘若发生罗宋汤被盗案，无非吵闹一场。

大家都在自己屋里洗、晾尿布和其他内衣裤。八十年代宿舍流行“婴儿”牌小型洗衣机，一桶水解决问题。

少先队夏令营

多数父母乐意把孩子送夏令营一个月，自己好清静清静。那些酗酒家庭的孩子可能住的时间更久。除了堪比疗养院的“阿尔捷克”和其他高级夏令营，普通少先队夏令营确实只是个“营地”。七十年代典型夏令营就是几座板房组成，10个孩子一间屋，户外旱厕撒着石灰、没手纸，附近大概也没有洗手盆。此类厕所其实是男孩们第一次接受“性教育”的地方，在厕所墙上打个洞偷看女同学

典型夏令营也要有大食堂、足球场、操场、带木头看台的集合列队场以及河畔浴场，四周栅栏围合，禁止父母随意跨越。夏令营入场券10-15卢布不等，不足部分由税收和剩余价值进行补贴。顺便提一句，苏联长期征收无子女税，民间鄙称“蛋蛋税”，等于让没孩子的人出钱养别人孩子。贫穷未嫁女性和婚后没娃男性对此怨气冲天。（儿按：无子女税规定了多种减免资格，1992年实质废除）

夏令营的小营员们20-30人一队，一位保育员和一位辅导员共同管带，这就好比工农红军指挥员加政委。白天孩子们遭受宣传轰炸，包括研读少先队英雄帕夫里克·莫洛佐夫、马拉特·卡泽伊等人生平事迹。

三餐貌似多样实则简单：早饭稀粥和牛奶，午饭参见前述苏联食堂菜单，午后点心是饼干或果冻蛋糕或果汁，晚饭肉饼和通心粉。孩子们总感觉吃不饱，其实是不合口吃不惯，眼巴巴盼着家长探视日。这一天的意义主要在于爹妈来送东西，什么苹果、草莓、水晶糖，饼干、炼乳、华夫饼…… 炼乳似乎是无价之宝，一整罐炼乳啊！孩子们互相炫耀自己拿到什么好东西了。

娱乐活动包括体育竞赛、喜剧足球（译注：成年人穿滑稽衣服，无固定规则）、“海王星节”（译注：7月16号戏剧表演）、撕下敌方纸肩章的“启明星”战斗游戏、给熟睡女孩身上涂牙膏和大型篝火晚会——这些都很有趣很不赖。此外，每天早晨固定集合列队、齐步走、听讲座是孩子们不喜欢的，忍了吧。

我不认为少先队夏令营是坏事情，但也不会把它理想化。如果有人还不知道，那么这种制度最初源于美国童子军野营。

苏联工业为什么会垮掉

因为缺乏竞争力。汽车、电视机、电熨斗等日用百货都是次品，刚出厂就落后了，品质低劣、外观丑陋，若非没得选根本没人买。总书记赫鲁晓夫亦说我国产品质量怎么也无法赶上资本主义国家。至于航空工业就复杂了，我自己也感觉遗憾。世界上本就没几个国家真懂造飞机。

任何一个走访过食堂以外的航空厂的人都能证实，七十年代航空工业已经千疮百孔。违反工艺标准的情况比比皆是，惟有数量难以置信的检查员们忙于补救，但他们使用的却是爷爷级检查设备。西方、德国和瑞士的检查设备令大家艳羡不已。举例来说，铸件计划废品率有时候高达80%。铸造和冲压工艺很少，多数情况下使用昂贵的金属切削工艺。我们的机床普遍过时，甚至有二十、三十年代许可转让的——本人亲眼所见。1970年代虽已进口日本、意大利等国精密数控机床，但数量不多。本国的数控机床非常落后，改良速度缓慢。各种先进技术如激光切削、爆炸成形、精密锻造等只在试验生产阶段。机器人技术恍如外星科技。

根本不存在自动化设计，只有试验。设计师手握布拉迪斯表格、对数尺，趴在捷克绘图台上拿铅笔画线。飞机零件造出来也是手工调整，通常用锉刀、针锉、金刚砂纸和打磨膏。在某些地方，第一级发动机叶片是工人用毛毡围着胸口、顶在磨床上打磨的。凡此种种皆发生在拥有无限军事预算的封闭国家，但显然没法跟其他国家生产商相提并论。而且航空厂自行生产螺栓、螺母、钻头和车刀，因为当时国内缺乏合乎标准的工具制造企业。

我的一位朋友九十年代初曾参与建立苏美合作航空企业，美国人和加拿大人为此展开竞争。结果共产党人把这事儿搅黄了，他们相信美国人为了消灭对手将故意毁掉一切。于是美国同行走进餐馆放松，他们之间发生了一段非正式对话：
— 你知道我们要怎么做才能杀死苏联航空工业吗？
— 怎么做？
— 袖手旁观！

文章最后，关于犹太人

我不记得见过犹太厨师，当然也不敢断言没有。但在航空和其他军工设计局里面，恰如反犹主义患者爱说的那样：犹太人多得不成比例。

譬如苏联州一级军校有自己的精英专业：机械动力及机械强度系。这个专业极其复杂，除了需要好脑子，还得有发奋掌握它的顽强毅力和钻研科学的天赋。如果缺少该专业培养出来的材料强度工程师，任何东西都无法正常开动、起飞和射击而不断裂。恰恰犹太人做这行的人数从某种程度上说多得不成比例。这还只是例证之一。如果您喜欢苏联的军事、航天和航空技术，请不要忘记犹太人的贡献。

因此，每当我听说以色列又造出什么尖端军事装备，真的不惊讶。

PS:
如果东正教苏维埃信徒读完这篇文章感觉焦虑，那么我告诉你们，本人十七岁那年被一个臭烘烘的苏联肉饼毒害，只因斯堪的纳维亚金发蓝眼大高个厨子们在潜伏犹太复国主义分子头目的带领下偷光了好肉。我暗下决心离开这个吃不饱的国家寻求美国伙食。但众所周知，苏联已经被犹太复国主义分子占据，只批准最纯正的犹太人移民。所以我折腾老娘整整一星期，千方百计从她家族寻找哪怕一丝丝犹太血统，可我失败了——上推12代，俺家只有本地通古斯人。
所以我很想加入你们的愤慨，毕竟苏联犹太设计师把纯种盎格鲁撒克逊和条顿设计师的创意都剽窃干净了嘛。但你们休想叫我这个通古斯人“犹太佬”，这不行。我还想说，二十世纪中叶苏联形成了新族群：统一苏维埃族，这个族群的代表利用职务之便大肆盗窃祖国财产，从乌兹别克斯坦的棉花到俄罗斯的毡靴。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延伸阅读：

我印象中的苏联食堂

70年代末-80年代初彼尔姆州人民来信

莫斯科显像管厂打工趣事

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前夕，党和政府继续用苏联科学技术新成就使人民惊喜连连。图-104喷气式客机和图-114洲际客机投入运营、第一颗人造卫星成功发射，展现出一幅辽阔但有待实现的未来愿景。

1957年10月列宁格勒“基洛夫”厂炼钢工人А.诺维科夫致信《劳动报》编辑部，摘录如下：

“……谁不为人造地球卫星发射的消息欢欣鼓舞？我们苏联人，谁不为自己强大的祖国、为她的科学家、工人阶级打心底感到骄傲？让全世界看到我们的才能，看我们怎样跨步向前！

不久前我国人民决定在人均肉类、黄油和牛奶生产方面追赶美国。谁都不会怀疑这个目标必能实现。今天人人都能看到我们的力量。我们苏联的技术已经超越了美国。因为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是我们在苏维埃国家发射的。

今天我们的主任在换班碰头会上宣读塔斯社报道，炼钢工人纷纷表示将更加团结友爱工作。我代表车间工友同志宣布：
— 祖国需要多少钢，我们供应多少钢。”

同年10月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天文学家加夫里尔·季霍夫致信《劳动报》，摘录如下：

“……我82岁，活了很久。我还记得年轻的时候，人们钦羡刚刚出现的新事物：电话、收音机和第一架飞机，那时候叫做飞行器。

我在普尔科沃进行的第一次天文观测。我记得早年间我们普尔科沃的人前往遥远卡卢加外省，去К. Э.齐奥尔科夫斯基老师家。他是个十分谦逊的人，也是祖国的伟大爱国者，天才的科学家。

在我国许多天文学家选择用外文出版自己著作的时候，在法国和德国天文台被奉为天文学奥林匹斯山的时候，齐奥尔科夫斯基更愿意在家乡城市出版作品，尽管当地印刷厂甚至没有印刷科学文献的全套铅活字符号。

但这些作品多么惊人啊！我们钦佩齐奥尔科夫斯基勇敢的科学想象力，同时认为无论作者本人，或我们自己，都不会有机会目睹星际飞船问世。

40年前我在普尔科沃听着隆隆炮声第一次观测火星冲日（儿按：季霍夫早在1909年已观测过火星大冲）。那时候我认为，人类距离认识其他行星上的生命还有一个世纪。

40年来，全世界惊讶地注视着苏联科学和技术的巨大进步。世界第一座核电站、第一枚洲际火箭。而现在，我们苏联造出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祖国的一部分升到了地球之上！全世界都在收听地球卫星的信号，都在用望远镜寻找它。

对于我这个研究其他行星生命的天体植物学家而言，人造地球卫星的消息是我生命中最激动、最可喜的事件。多年来我一直捍卫并将继续捍卫自己的观点：其他行星存在生命，尤其火星，我已经观测了近60年。如今我相信，苏联宇航员把首批火星植物标本带回地球的日子不远了。

而且我要祝愿我国青年人：
— 敢做敢为啊，朋友！你们将成为人类历史上首先进入太空的人。”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作曲家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的另一重身份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第六届至第九届）。虽然此项“副职”算是强加的，但他却认真履行代表职责，几乎有求必应。这一点很快家喻户晓，请愿信似雪片般飞来（他还亲自面见群众）。虽然肖斯塔科维奇向上级反应的大部分请求都以“办不到”作答，但他偶尔——通常在与官员长久沟通后——能够让平头百姓的生活变得轻松些。

肖斯塔科维奇收到的群众来信主要诉说当时民生的种种苦难：梦魇般的集体住房、赤贫、残疾问题、领导干部专横、不公正审判、劳改营环境等，结核病患者数量也令人吃惊。本文摘录一小部分。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信件撰写时间并非战争刚结束的四十或五十年代，而是1966-1975年。

来信之一

Д.Д.肖斯塔科维奇：
居民点切尔努哈、谢杰利尼科沃、米舒科沃的选举人向您写信。
请求我们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肖斯塔科维奇帮助解决腌渍鱼和冰鲜鱼短缺的问题，这些产品几乎没有，非常稀少。难道我们没有渔民吗？我们有许多渔民，江河湖海遍布，却没有鱼吃，就连最差的鱼都没得吃，没腌鳕鱼和冰鲜鳕鱼，没鳊鱼，没鲤鱼，没狗鱼和江鳕。劳驾亲爱的代表费心提出这个问题，少送些鱼给邻国，优先供应本国百姓和农民。请您尽力而为吧。
（署名）通沙耶夫斯基地区的选举人

来信之二

恳求您研究我的申请，因为我是个多子女的女人，住18.5平米私人住宅，但房子摇晃、潮湿，眼看要倒，地下室已经垮了。我家七口人，18.5平米真的很小，他们睡里屋，我睡门边，没有足够空间。七口人五个孩子，三个上学，我不能给这仨念书的方便条件。我自己从1941年就在机器制造厂上班，工作二十五年从没得到任何帮助，我说什么人家都拒绝，不仅拒绝，甚至不理睬我。我抛下孩子上班究竟为了什么，让他们无人照管像孤儿一样，自己却在厂里无休息日做工，甚至两班倒。
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恳求您研究我的申请，因为我是多子女的女人，没有任何条件让自家学生念书，甚至连睡觉都像牛躺在地面。
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求求您答应我帮我家修好房子，要么转告政府，为孩子创造学习条件。
请您满足我的请求。
（署名）Р.М.波波娃

来信之三：

你好！亲爱的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请接受我们的祝贺并收下我们的请求。我们非常清楚祖国的文化和美丽生活健康繁荣。只可惜我们看不到也听不到。我告诉你，看不到是因为我双眼全盲，听不到是因为我们村没通电、没收音机。我70岁了，30年没见过光亮。国家给我一点点养老钱。但我想听广播。广播！这个词意义重大。报纸上有我国各个角落的生活，我以前能看见能劳动，如今瞎了再不能手捧报纸。
周围所有村子都电气化，唯独通往我们村的电线闲着无用。电线杆立在田地6年了，很快会倒，村里却没有灯光。无人照顾我们太委屈了，因为我们村大部分是残废，显然没人拿我们当人。
敬爱的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我们想要伊里奇灯泡（译注：即普通白炽灯，因列宁推广电气化，故有此谓），想要广播！苏维埃政权即将五十岁了，我们这点儿东西都没有。
恳请您帮帮我们。
尼古拉·安东诺维奇·斯米尔诺夫（70岁），阿尼西娅·埃斯塔菲耶芙娜·鲍里索娃（90岁）
（女学生М.Н.代笔）

来信之四

……我是69岁鞑靼族老女人。含着眼泪请求您——我们高尔基民族区的代表——帮我解决困难：拿回我以前住的房间钥匙，房间被巴拉赫纳市房管局从我手中夺走了，因为我儿子在普拉夫金斯克居住生活，有个一居室公寓，他结婚了，很快就会生孩子，已经不需要我了。我在巴拉赫纳住了20多年，在那个失去钥匙的房间住了9年，退休金24卢布。眼下我能去哪儿？丈夫在伟大卫国战争死了。我找过各种部门，没人愿意好好对待我。求您作为民族院代表（译注：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院）帮助我。毕竟他们从我手里拿走钥匙的那个房间至今空着，所以请帮我索回钥匙，让我住到生命尽头，反正我没几年可活了……

来信之五

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
我对您倾诉就像对自己的代表。
我身有残疾：缺两条腿、一条胳膊，在高尔基电视台演播室工作8年了。我不是爱发牢骚的人，也不是悲观主义者，过着有意义的、丰富多彩的生活。唯一折磨我的是痛苦的居住条件。我、妻子和女儿家住11层。本人从1955年起忙着换房，已多次排到第1位，但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被某种原因延后。最近一次直接把我从第1位挪到第18位。
没人能够向我解释这种情况因何发生，这种欺侮何时结束。
我请求您，敬爱的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介入此事帮助我。
谨此，弗拉基米尔·谢苗诺维奇·祖布连科夫

来信之六

亲爱的肖斯塔科维奇，我今年34岁。14岁到19岁参加劳动，在捷尔任斯基地区农村。19那年双腿瘫痪，成了一等残废。在床上躺几年，我坚决要求截肢。1956-1961年动九次手术，终于甩掉两条废腿，只剩活动能力很有限的胳膊。尽管如此我仍然坚持活动，用一辆小型轮椅，总比像个会喘气的尸首躺着强啊。六三年我在捷尔任斯克找份工作，在家接活做手工。经历这么多磨难，我无法继续住农村，因为轮椅不能在沙地和泥地前进。我的身体条件也开不了摩托四轮车（译注：即残疾人微型车）。所以搬进城里，住在私人住宅。结了婚。我的情况很不容易找到公寓，只得勉强在偏僻市郊找个私人住宅安身。这附近缺少基本生活设施，最重要的是没有沥青路。沥青对我而言就是腿。
房子是填平房，寒冷，7平米，转不开身。请注意，我在家工作。我洗澡也在家里，用儿童浴盆。不能再去公共澡堂了，三年得了两次传染病（真菌），把媳妇也传染了。这没什么奇怪，因为我必须光着屁股在澡堂脏地爬（请恕直言）。离开澡堂回家路程整整4千米。想象一下我洗完澡是个什么样子吧，比没洗之前脏五倍。
冬天的时候大小便也在家，因为厕所在外面。风雪弥漫，我必须硬着头皮咬着牙。我工作的企业直到下个五年计划之前都不会分房子，所以市苏维埃执委会把我列入排队名单。可惜啊！我排名第60。
我急切地恳求您援助，帮我摆脱做室内困兽的境地。求您帮个忙吧，在市里有沥青的地方找个房子。给我一点点机会活得像个苏联平等公民。
期待您的意见。希望从您那儿而不是遥远的地方获得答案。
（署名）卢科亚诺夫

来信之七

最高苏维埃民族院代表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肖斯塔科维奇：
我拿到修房的木料三年了，屋顶的木料却不给我。房子正在腐烂，允诺的屋顶盖不上。找过本地部门，答应的都挺好。我恳请代表帮助解决屋顶木瓦250片。在此请您不要拒绝。
请求人叶罗费耶夫

来信之八

Д.Д.肖斯塔科维奇：
判决书：
1967年2月10日谢苗诺夫斯基配件厂管理处同志审判会审理了人民法院转交的仓库保管员З.А.卡特舍娃侮辱和殴打塔季扬娜·阿列克谢耶芙娜·科马罗娃的案件。
同志审判会认定如下：
1964年1月份，不享受分配套房资格的总机械师办公室电焊工М.И.卡特舍夫收到了加加林街3号公寓7号房间（14.8平方米）的住房证，另一个10.8平米房间分配给铸造车间女工В.Ф.帕申娜，两家合用厨房。
搬进新家头几个月，卡特舍夫两口子很高兴能住房间。З.А.卡特舍娃投稿《中央报》表示：“漂泊私人住宅12年之后，我终于得到一个房间，心满意足啦”。然而共同居住一段日子后，卡特舍娃决定驱逐室友扩大自己的生活空间。她开始持续挑衅帕申娜：“你没交电费！你不擦地板！”卡特舍娃不仅口头侮辱对方，甚至动手打人，有一回她在帕申娜即将分娩前两星期踢她肚子。于是帕申娜另外分得独立住房搬出，卡特舍娃得偿所愿，但由于夫妻俩无资格分配套房，空出来的房间给了铸造车间女工Т.А.科马罗娃。卡特舍娃得知此事扬言：“想进门除非从我尸体上跨过”，拆除了隔断房间的砖墙，企图紧紧锁闭厨房通往科马罗娃房间的门。1966年7月1日铸造车间主任和房屋管理员陪同科马罗娃搬入指定给她的房间。当科马罗娃收拾屋子时，卡特舍娃宣称：“你的努力是徒劳的！反正我不会让你活太久！”于是从第一天起卡特舍娃就不停侮辱科马罗娃，纠缠鸡毛蒜皮小事，殴打她，采取一切手段令她无法忍受，于是科马罗娃腾房。
1966年12月22日卡特舍娃袭击科马罗娃，抓伤其脸部，只因科马罗娃动了动炉灶的火钩子。
1967年1月23日卡特舍娃再次攻击科马罗娃，揪掉她一缕头发。
州苏维埃代表М.Е.西罗京在审判会上证明：“卡特舍娃一直都敢当着我的面击打科马罗娃脸部”，铸造车间工长兼同志审判会主席库拉莫诺夫表示：“卡特舍娃企图在我们面前伸手打科马罗娃脸”。审判会获得保健站出具的证明，指出科马罗娃曾遭殴打。
整个审判期间卡特舍娃表现挑衅，口出污言秽语干扰证人和代表……

来信之九

尊敬的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
您的信收悉，衷心致谢。
我约见了区执委会主席别克托夫同志，跟他说我兄弟自愿上前线作战，回来就生病，周期性发作，多次送进精神科，已在精神病防治所登记挂号了。但别克托夫同志说像我兄弟这样的人很多很多，不能因此就分房子。我告诉别克托夫同志我见过您，您跟医生谈过，他却说我对肖斯塔科维奇同志指手画脚。别克托夫同志的冷漠态度我无话可说了。我现在叫我兄弟自己去见他，又担心后果，因为他可能会在头脑发热的状态下做出什么事来……
尊敬的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哪怕让他们给我兄弟只有一个房间的公寓也好啊。祝您健康长寿。
再见，Р.А.梅利琴娜

来信之十

莫斯科市
苏联著名杰出作曲家
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肖斯塔科维奇：
我们备受尊敬的苏联作曲家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请允许我：一个您不认识的普通劳动者向您致意。
本人12、13岁第一次参加劳动。1932年建设共青城，我作为一名普通工人加入共青团。岁月如梭，1938年4月18日下班后我和许多人一起被拉到哈巴罗夫斯克，那里有当时远东边疆区内务人民委员局的三人小组。我和许多人一样被判刑3年，流放马加丹州科雷马极北地区，在那里的矿井、钻孔和矿山工作。1941年4月18日释放，我仍然干钻探工、矿工、采煤工从事体力劳动，开发极北地区。
就这样一直在井下工作到1945年9月8日，发生了一桩我没听说的案子，他们把邪恶手段归咎于我，我稀里糊涂地被指控犯抢劫罪、谋杀罪，接着根据167条第2款判我十年。
于是我以囚犯身份继续做最辛苦的工作：采煤工、钻探工，一直在极北最严酷有害的劳动环境伐木、劈柴13年多，无论是管理部门让我干的活，还是在纳切耶沃港跟潜水员一起工作，我都无可指责地完成了。我们亲爱的杰出的苏联大作曲家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当冤罪强加于我的时候，当我被专横指控的时候，当我在北方艰苦环境日复一日劳动了16年2个月失去健康之后，难道不委屈吗？我请求您帮助我这个无辜的劳动者，在你们那边研究一下我的情况。倘若我这辈子做过对不起人的事，或者伤害过谁，甘愿受最严厉惩罚。可我只知道工作也只会工作。
自从我在北方丧失健康变成残废那天起差不多过去三十年了。我请求您亲自帮我一把……
罗斯托夫州维申斯基地区巴兹科夫斯卡亚
（署名）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别斯图热夫

来信之十一

最尊敬的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
我们向您请求援助。
我们在这处房子生活五年，也被折腾了五年——没别的词形容，在苏联这样对待我们是不允许的。我家窗外（一层）几乎紧挨着长椅，各年龄段的居民在长椅上一坐坐到深夜，喊声和噪音使我们没法休息。
本人：伊娃·鲍里索夫娜，身患疾病，是共和国规定的养老金领取者，今年72岁，尽管如此我仍然在政治犯之家（译注：指革命前的政治犯和流放犯）从事社会工作。我的第一个错误是申请移走长椅，第二个错误是生为犹太人。我丈夫瓦西里·谢苗诺维奇·雅科夫列夫以前是政治犯，俄罗斯人，女儿们也是俄罗斯人。而我是犹太人，他们在我家里，在苏联，当着我的面骂我，说我是犹太狗、“犹婆子”，还有各种不堪入耳的话。
本人：兹韦兹达·瓦西里耶夫娜·雅科夫列娃，女儿，做两份工作：第一产科医院和儿科门诊部。我们俩都是早晨7点出门，9点以后才回来。住在楼里的人基本见不着我们，可我家窗玻璃多次被打破，棍子扔进屋内，这种实物证据我们有一整套。
参与这些卑鄙活动的人根本不认识我们，无缘无故指责我们犯了滔天大罪。组织、教唆这些卑鄙活动的人名唤帕维尔·斯捷潘诺维奇·加夫里洛夫，1938年党员，退役中校，在苏联军队当兵26年。似乎这种人本来不应该允许谁当着他的面用“犹婆子”、“犹太狗”、“母狗”之类脏话侮辱人的，可是坏小子杜尔涅夫、涅恰耶夫扔棍子砸玻璃的时候，П.С.加夫里洛夫却不吭声走开了，纵容坏小子继续他们所谓的“娱乐”。
至于警察在这些卑鄙活动中的表现，警方代表认为没必要起草一份关于砸窗玻璃的报告，也不知道窗什么样了。
恳请您，肖斯塔科维奇同志，找找党组织，因为他们是我们事业的缔造者。
此致，敬礼。
（署名）Е.雅科夫列娃，З.雅科夫列娃

来信之十二

Д.Д.肖斯塔科维奇：
本人是集体农庄女农民，1958年起在楚瓦什自治共和国亚德林地区“战士”集体农庄劳动，有四个年幼孩子：大儿子根纳读二年级，9岁。另三个：鲁道夫、阿道夫和埃尔诺，最小的4岁，还没上学。
1964年5月我丈夫米哈伊尔·德米特里耶维奇·德米特里耶夫被判处七年监禁，罪名是触犯俄联邦刑法典第103条，现关押在切博克萨雷市ИТК-4劳改队。指控我丈夫的事由是，他的姊妹赫列斯京妮娅·德米特里耶芙娜·格里戈利耶娃在自己丈夫死后跟同村人公开同居，我丈夫М.Д.德米特里耶夫有一回当着街边妇女的面责骂他姊妹各种不检点行为，于是二人争吵。然而我丈夫并没动手杀他姊妹。第二天早晨在格里戈利耶娃家院子发现她的尸体，我丈夫就被捕了，说什么“他当着满街众人揭穿丑事，有可能杀她”。就这样侦查员提出的不成熟动机被带上8月21日庭审。时至今日我丈夫刑期过半仍然坐牢。我想强调的是我丈夫对法律一窍不通，被捕后5天，以斯梅尔洛夫中尉为首的警察用各种方式虐待我丈夫，拳打脚踢，撕碎他的衣服，4天不给饭吃，生生把我丈夫——原共产党员、红海军战士变成罪犯。
过去三年半时间，我这个犯人家属，尽管如您所知带着这么多小孩，却未享受任何优待政策，相反他们却被各种部门和集体鄙视，我和孩子们经受了多么大的痛苦和悲哀。虽然在一个正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回忆起贫穷是落后行为，但我的孩子毕竟遭受了这种残余，小小年纪就去捡面包片吃。虽然这个周年纪念（译注：十月革命胜利五十周年）给全体苏联人民带来欢乐，但我家并没摆脱赤贫、饥饿和寒冷。我无法想象未来会怎样。我和我的孩子年复一年走向死亡。我无力阻止这种结果，尽管我在集体农庄认真劳动……
（署名）女选举人维拉·菲利波芙娜·德米特里耶娃，选民册编号214

来信之十三

……本人А.Д.佐托夫1943年3月8日在鲁萨站附近受伤，失去一腿，三等残废。家住本地农村，在兹尼亚科夫斯基村务农。我们这里没有任何交通工具，本人每天必须拄拐徒步单程行走3-4千米。仅存的好腿因超负荷开始疼痛。为了保住这条腿，我不得不向高尔基州社会保障科申请一辆谢尔布霍夫斯基厂制造的手扶车。去年医务复查委员会拒绝发给手扶车，医生表示我还有“长残肢”，无权使用手扶车。这话就好像我的长残肢还能发挥什么作用，其实长而沉重，没法靠它走路。高尔基市的残废人都用手扶车，市里也有交通工具：电车、大客车、无轨电车。我住乡下，只能拄拐步行劳动……
我在前线失去一条腿并不感觉委屈，但和平年代在家乡再失去一条腿又为了什么？很懊恼。
再次向您声明，只要我第二条腿不那么疼了，能够相对轻松上班回家的时候，我不会再申请使用手扶车。而现在我要求保住这条腿，保住我的劳动能力，免于沦为废人。
我也不愿放弃国营农场工作——抚恤金不够生活，良心不允许我去干别的。
请您帮助我。
（署名）佐托夫

来信之十四

……本人三等残废，没有双腿。我有一辆摩托四轮车。本市苏维埃没给这辆车提供停车棚，四轮车放在街边生锈，被恶劣天气和路人破坏了。我是有工作的残废人，需要经常使用摩托四轮车，所以车应当停放在残废人住宅不远的地方。我找过不少地方，但都没结果。请帮我解决这个情况。
敬礼。
（署名）阿列克谢·西罗特金

来信之十五

德米特里·德米特里奇·肖斯塔科维奇：
本人尼古拉·尼坎德罗维奇·楚巴诺夫，想找您求助我的脚疼六年了没有旁人扶着走不满一百米。我有劳动能力的时候一直参加工作买过一辆轻便摩托车骑着它行动非常自由，1967年车坏了我修过几次可它已经彻底不行了。我请求您帮我买辆新的。我自己买不起。妈妈也是二等残废所以没人能在经济方面帮我父亲死在前线。
请帮我买辆轻便摩托车这样我才有希望。
（署名）二等残废劳动者尼古拉·尼坎德罗维奇·楚巴诺夫

来信之十六

……亲爱的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恳请您协助我们买一台电锯。对我们而言它意义重大。电锯好像不难买，但到处买不着。我们多次找过地区农业管理局、地委、地区农机联合会、州农业管理局，答复只有拒绝。
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再次恳请您帮我们买一台电锯。
（署名）集体农庄主席В.А.什干诺夫，党小组长Л.亚木津

来信之十七

投诉
请求您，肖斯塔科维奇同志帮我们安排电灯。五年多来，我们杰亚诺沃村列宁遗训集体农庄庄员一直忍受无电灯之苦，费用按月缴纳，开灯只有一缕红丝。孩子们没法上课，总不能像原始人似的举火坐着。以前找过国家电力，他们答复没有装配工，现在有装配工了，又缺电线。五年来一直如此……
此致（18人签名）

来信之十八

Д.Д.肖斯塔科维奇：
亲爱的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这种日子我们怎么活啊？
根本没厕所怎样生活？现在家家户户都用桶子当厕所，拎到街上倒掉。没厨房怎样生活，只有一条阴暗闷热的走廊，搁着三个煤气热水器，两个煤气炉，我们都在这儿烧饭，挨着当厕所的桶子洗衣服晾衣服，旁边还摆着桌子等。
亲爱的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我们彻底没力气了，不想活了。
我们希望获得您的援助，别像我们高尔基的领导冷酷无情。除了您，我们的代表，还有谁能帮我们。
应21、22、23、23-а室租户之请
（署名）В.乌尔特明采娃

延伸阅读：

彼得·布莱科致斯大林的两封告状信

赤贫的胜利者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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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之前俄罗斯的冬季大节是圣诞节而非元旦（彼得一世规定从1700年开始1月1日为元旦）。用小天使、雪花和伯利恒之星装饰针叶树的传统则源于十九世纪中叶德国人带来的做法，首先在俄国贵族中间传播，但这个勉强摆脱农奴陋习的宗法制农民国家并不是人人都能接受“异国礼俗”。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俄帝国境内反德情绪有增无减，1915年某医院德国战俘立枞树迎圣诞，引起极大民愤，尼古拉二世皇帝也认为该传统是“敌人的”，下诏禁止。

革命之后布尔什维克政权解除禁令，然而为时不久。起初他们想用世俗活动取代圣诞节，通过反宗教宣传和普及科学来淡化稀释之，于是所谓“共青团圣诞节”、无神论者协会讲座、各式各样“集体参观”和首次出现的滑冰联欢会等纷纷亮相。1920年代末苏联新闻界又发起运动，不仅反对“资产阶级节日”和与之相关的宗教成见，也鄙视无神论者的宣传手段。比如1928年《共青团真理报》刊文指出：“共青团圣诞节的举办，令我们在反宗教事业方面的一切不顺利昭然若揭”。又说：“在俱乐部搭草台进行庸俗表演，是对付像宗教这种强大敌人的非常不可靠的武器”。

一些人认为，几十年来青少年的头脑被圣诞节俗丽装饰品愚化了，神秘主义阴魂不散，自然现象被不科学地解释。1928年12月下伏尔加边疆区共青团机关报《青年列宁主义者》表示：“过去孩子们的心智是严寒老人培养的”。当严寒老人被打成“骗小孩的”和蒙昧主义象征时，政府又从生态学角度入手斗争圣诞树。1929年列宁格勒市劳动者代表苏维埃颁布命令《关于禁止基于宗教仪式和习俗砍伐及销售绿树》，明确否决了圣诞树生意，违者罚款甚至处以强制劳动。莫斯科、基辅等其他苏联城市纷纷效仿。

1928年末《伏尔加河真理报》刊登一篇挺有意思的“少年科学家”来信，谓：“许多国营商店、合作社商店用圣诞树、火腿、乳猪和伯利恒之星打扮自己的橱窗。我们——苏联学校的学生们——认为商店工作人员拥护圣诞节传统是可耻的。这就等于花苏联的钱印刷宗教宣传书刊，等于支持宗教。我们，劳动者、农民和苏维埃职工子女，特宣布同集市和商店的圣诞树贸易做斗争。建议我们的父辈、兄弟和姊妹们高呼口号：家中不留圣诞树！”

1929年圣诞节一度更名“工业化日”，1930年这个基督教节日正式被踢出苏联节日名单。不过1930年代初“圣诞树禁令”并未得到贯彻执行，例如1930年1月3日《莫斯科晚报》报道：“尽管颁布了禁止砍伐和销售枞树的法令，可‘圣诞树’贸易仍在进行”。如果莫斯科消费者想要枞树，逛逛集市不难买到。在斯摩棱斯基市场上，顾客提出买棵大点儿的、粗壮点儿的枞树，摊贩直接回答：“小的不卖，大的拿走！”《莫斯科晚报》指出，顾客把买的东西包在麻袋或纸张里，掩饰跟摊贩达成了交易。

岂知到了1935年末，苏联“反圣诞树”宣传突然转向。一言九鼎的《真理报》刊登乌克兰联共（布）中央第二书记帕维尔·波斯特舍夫文章《我们来为孩子们办一棵漂亮的新年树》：“革命之前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官僚家庭总会在新年给自己的孩子置办枞树”，而“工人子女们趴在窗外羡慕地看着树上五颜六色、闪闪发光的小灯，瞧有钱人家孩子在树下玩耍”。波斯特舍夫同志问道：我们的学校、保育院、托儿所、儿童俱乐部和少年宫为什么剥夺苏维埃国家工人子女的这种美妙乐趣？某些”左”倾过火分子居然把小孩的消遣活动诋毁为资产阶级游艺。他提议结束“这种对新年枞树的错误谴责，因为它是一项美好的儿童娱乐”，呼吁在所有学校、保育院、少年宫、儿童俱乐部、电影院和剧院举办新年庆祝活动。

帕维尔·波斯特舍夫最后说，呼吁消除“儿童枞树是资产阶级偏见的荒谬论调”。集体农场领导都应该与共青团员一道在除夕夜为孩子们立起枞树。市苏维埃、地区执委会主席、村苏维埃和教育机构也应当帮助我们伟大社会主义国家的儿童立起苏联枞树。我们的子女对此只会表示感谢。

这篇文章确实起了作用。两年后在大恐怖的背景下，1937年1月严寒老人意外“复活”了，雪姑娘陪伴左右，他俩第一次在莫斯科工会大厦的新年枞树旁笑对广大宾朋。

于是在苏联指令性恢复迎新传统的头几年，圣诞树也以全新方式进行装饰。现在悬于树上的不再是天使，而是工业化、电气化成就的复制品：飞艇、飞机、拖拉机、探照灯……这些小玩意儿不仅有精细玻璃制的，也有棉花、瓦楞纸和布的。作为补充，通常还会放置糖块或彩纸包裹的水果、坚果。树顶的伯利恒之星被象征苏联的红星所取代，也就是克里姆林宫塔楼尖顶红星的同款微缩版。

延伸阅读：

“红色婚礼”，戒指不宜

工厂拔地起，教堂钟鸣息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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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夫根尼·日尔诺夫

苏联的药品价格问题向来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一方面当局必须对人民表示关怀、降低药价，另一方面又不愿因药品成本和售价的巨大差额蒙受损失。每逢重要公共节假日前夕，关于降价的争论总会热闹起来，例如十月革命50周年纪念。

十月革命50周年纪念的筹备工作早在1965年就开始了。纪念活动也被赋予特殊含义：因为这是1964年11月克里姆林宫政变——推翻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波德戈尔内“三人同盟”上台——之后的第一个重大事件。新领导层需要表现出对人民的关心，所以委托国家价格委员会草拟降低物价（包括药品）的提案。

此时国家早已在必需品的价格制定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或许是1935年斯大林政府进行的巧妙操弄，当时情况明摆着：如果再不提高医务工作者薪资，卫生保健系统，尤其各省的卫生保健系统很快就要难以为继了。但预算一如既往地稀缺，因此决定把上涨的疾病防治费用转嫁给病人本身。

从表面上看，一切都像是党和政府关怀劳动群众。1935年7月2日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批准决议，规定：
“药品现行价格降低三倍，现价3卢布的处方费用下降至90戈比。将非处方药和药房商品的现价降低2-3倍。”

但又规定了：
“在保留医院、诊疗所、门诊部等机构向病人提供完全无偿之服务和药品救助的同时，由于已经大幅降价，停止免费送药上门”。

然而那些远离中心城市的广大偏远地区从来就没有过药房，卫生所是贫困病人赖以获得药品的唯一机构。村民们纷纷写信，试图告诉领袖他们的生活和保健变得多么艰难。但因此节省的1.2亿卢布预算似乎更有用：7000万提高医务工作者薪水、2300万提高药剂师薪水。

1957年赫鲁晓夫耍的是另一套手段。在经济日益困难、国债注定违约的背景下，政府决定尽力为十月革命40周年献礼，并降低部分药品价格。苏联部长会议的一项决议指出：
“认为有必要从1957年8月1日起将苏联卫生部企业生产的下列药品现行零售价平均降低50.3%：安乃近、异戊巴比妥、生霉素、伐力多、维生素B12、谷氨酸、苯巴比妥、青霉素、黄体酮、链霉素、异烟肼和爱他唑尔”。

这样做意义何在？虽然一些药降价，连锁药房的销售指标却没变化，这就意味着为了完成计划，除了处方和必需药品外，药剂师不得不把一些没用的、昂贵的药千方百计卖给顾客。

接替赫鲁晓夫者别无选择，只能准备再次降低药价，否则就会有人说遭罢黜的“亲爱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把人民照顾得更好，甚至成为反对者在权力斗争中的口实。可损失预算收入也是不愿意见到的。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下属的国家价格委员会副主席А.库兹涅佐夫1965年12月11日打报告给苏共中央说：
“药品的生产和销售利润丰厚。例如氯霉素（10片）成本18戈比，零售价64戈比；安乃近（10片）成本8戈比，零售价45戈比”。

但他同时指出，较低的价格将促进药品销售：
“由于目前的药品零售价格，尤其抗生素、维生素、激素等有效制剂的价格，尽管对它们需求很多，却未能实现这些药品的扩大生产。预计药品产量的增长，尤其是启用一系列生产有效制剂的工厂和车间带来的高增长，将有可能使得经由连锁药房向居民销售之药品从1965年的4.65亿卢布增加到1970年的8.8亿卢布，涨幅90%”。
“有必要规定在五年内将药品零售价格至少降低20%…… 降低的药价使医疗机构能够增加药品采购量，并改善向居民提供的现代有效药物治疗”。

这些论据看起来很有分量，勃列日涅夫和其他领导人1966年的讲话都提到包括药品在内的诸多商品降价的问题。这份赠予人民的礼物当然也有政治因素，新领导层的一些同志对职位安排心怀不满，以前领导苏联共青团中央的那些人——即所谓“团派”表现特别活跃，他们的领袖是中央政治局委员А.Н.谢列平。如果拒绝降价，就会成为他们批评执政“三人同盟”的绝佳把柄。

眼瞅着十月革命周年纪念越来越近，必须把言语落实到行动上。1967年春苏共中央化学工业部、科学和教学部起草了《关于降低药品价格的措施》决议草案，送交相关部委审议。

然而苏联财政部和国家计委明确反对药品降价。1967年6月29日财政部第一副部长Ф.Н.马诺伊洛报告中央：
“苏共中央《关于降低药品价格的措施》决议草案建议，责成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苏联财政部、苏联国家计委下属的国家价格委员会、苏联卫生部和苏联药品工业部在一个月内制定并向苏联部长会议呈交关于降低药品价格的方案，意图将实行该措施的时间安排在苏维埃政权成立50周年之际。
根据苏联卫生部初步计算，参照药品产量和零售价降低8%水平，1967年药价下降总额可达3000万卢布，11-12月份约1400万卢布，1968年总额8800万卢布，这种程度的价格下降将导致国家预算资源的减少……
鉴于本年度和1968年国家财政资金紧张状态，苏联财政部请求推迟研究降低药品零售价格的问题”。

苏联国家计委主席Н.К.巴伊巴科夫也持相似观点，他1967年6月14日报告称：
“苏联国家计委认为……关于在苏维埃政权成立50周年之前降低药价的问题，其目的是将个别药品降价30-40%，相当于药品总价平均下降8%。
目前约44%的药品和包扎用品由居民在零售店购得，56%在医院使用，以及为某些类别的门诊病人免费或折扣提供……
1968年国家预算因药价下降蒙受的损失将达8800万卢布，每年居民从中直接受益约4000万卢布。
在计算苏维埃政权成立50周年之际和1968-1970年居民生活水平提高时，没有预见到药品零售价降低的因素。鉴于财政资源严重短缺，通过增加国家开支来实行这些措施可能并不适宜。”

决议草案作者——也就是上述两个苏共中央部门的头头В.М.布舒耶夫和С.П.特拉佩兹尼科夫同样向上级提出自己的反对意见。1967年8月14日他俩建议，为了减轻预算损失，可以分阶段降低药价，又补充说：
“苏联部长会议不久前通过了一项发展医疗工业的重要方案。计划中的药品生产规模不仅能弥补售价上的损失，还能为预算提供大量进款。”

他俩还提到降低药价的显著社会意义。但国家领导层的权力结构已经发生变化，勃列日涅夫和亲密战友通过把“团派”分子调到各种无关紧要岗位上，削弱了他们的影响力。那么理所当然的，也就没再落实药品普遍降价措施。毕竟人人都知道，领导者仅仅在权力面临严峻威胁的时刻才会认真对待问题。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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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表

供1991年6月12日投票用

您是否希望我们的城市恢复原本名称

— 圣彼得堡 —

是 否

保留一个回答，划掉另一个。

————————————————

本次调查根据1991年4月30日第21届列宁格勒市劳动者代表苏维埃

第7次会议25号决议进行

---

1991年6月12日列宁格勒市举行市长选举的同时开展一项“问卷调查”（地方政府无权发起全民投票），54%的参加者赞成本市恢复历史名称：圣彼得堡。

列宁格勒市劳动者代表苏维埃会议速记记录保存着与会者关于问卷问题的六种措辞版本：

第1种措辞（Ю.克拉夫佐夫）：请居民从下表中选择他们想要的城市名称：列宁格勒、彼得堡、彼得格勒、圣彼得堡。

第2种措辞（С.巴索夫）：只提供一个选项：圣彼得堡，同时软化口吻，不写“……您是否希望……”，改为“……您认为是否可以……”。

第3种措辞（А. 阿尼金）：同意只写“圣彼得堡”，但要上报俄罗斯最高苏维埃（译注：1993年12月解散），这样人民就不会认为更名决定已成事实。而且问题措辞要写：“恢复城市诞生时的名称”。

第4种措辞（В.扎罗夫）：“您认为是否有必要恢复……之名”，并建议在问卷表中加入最初的“圣彼得堡”。

第5种措辞（А.科瓦廖夫）：“您是否希望我们的城市恢复原本名称圣彼得堡”

第6种措辞（Н.斯米尔诺夫）：建议如下：首先如果城市改名，则保留列宁格勒州名称，不要求列宁格勒市劳动者代表苏维埃非直属企业改名；其次问卷调查应当在希望改名者自愿捐款的条件下进行。

与会者投票表决，А.科瓦廖夫的建议得票最多——201票。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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