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伟大领袖与亲密战友认可这桩案子的话，办案人员本来可以获得荣誉和晋升——英勇的苏联“契卡”及时阻止刺杀斯大林、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的阴谋，恐怖分子被逮捕、揭穿、审判和严惩。但问题就在这里，无论办案人员怎样努力证明他们逮捕的人不同于国外特务，确实有机会在意想不到的时候突然发难消灭斯大林、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且不是单人作案而是属于22人紧密团伙，但克里姆林宫却不欣赏他们的热心。

倘若军队首长、医生、工程师或死不悔改的托派分子谋害伟大领袖，群众知道了必然不会放过他！可如果“恐怖分子”是个出身先进集体农庄的半文盲无产者，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克里姆林宫的农民

1935年莫斯科州内务人民委员局侦办10015号案件，根据РСФСР《刑法典》第58条指控季莫菲·朱宁及其同伙。朱宁是本案第一个被捕者，他的“自杀性供词”显示审讯前国安人员已经把他狠狠收拾了一顿：
— 我承认自己罪大恶极，由于我的反革命倾向，在与克里姆林宫职工宿舍副管理员帕维尔·阿尔塔莫诺夫的多次交谈中说过这样的话：“苏维埃政权的集体化和税收政策把农民变成叫花子。人人都跟被抢了似的，而斯大林领导的政府却因此荣华富贵。他们整天吃香喝辣，看不见人民饥寒交迫。这哪叫过日子啊，简直活受罪！”

发表这通“反动言论”不算完，季莫菲继续大放厥词：
— 然后我说：“我是地板打蜡工，去过斯大林、卡冈诺维奇、加里宁、伏罗希洛夫等领导的住宅，亲眼见过他们挥霍我的血汗钱逍遥快活。我们却在吃苦受罪。我真想赶快除掉这些领导！不要紧，等着瞧。比如我常在斯大林、卡冈诺维奇、加里宁和伏罗希洛夫家擦地板，不止一次见过他们，意识到如果有谁想杀他们其实非常轻松简单。曾有几次我在斯大林家干活，他从我身边走过。但我决定先杀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

侦查员当即追问：
— 你打算怎样动手？

— 我想从布哈林家偷勃朗宁手枪杀他们。大上个星期五我擦地板的时候见过那把转轮枪，就搁在床头柜。

— 你打算从哪里用什么方式进行暗杀？

— 我想趁着卡冈诺维奇走出大门上汽车的那一刻开枪打他。打蜡工房间的窗户正对着大门，距离汽车不超过10-15步。至于伏罗希洛夫，我希望他走出门的时候截住他。我枪法很准，百步穿杨。

— 什么原因使你对苏维埃政权及其领导人产生这种狼子野心？

— 原因很简单，集体农庄罪该万死！我是地里刨食的庄户人。1928年之前日子好歹过得去，强迫农民参加集体农庄以后生活就没法维持了。饥饿、寒冷、房子四面漏风，还要养老婆和三个小孩。所以来莫斯科找了地板打蜡的工作。如果我在某个小机关办公室打工，肯定不至于生怨恨，但我终究进了克里姆林宫。当我在领导人住宅擦地板的时候，比一比他们的生活和我们的生活，我彻底愤怒了。

— 你什么时候起意刺杀斯大林同志的？

— 好久了。我有克里姆林宫长期通行证。打蜡工人进出门岗他们不检查，所以随身带什么都行。但在宫里很难靠近斯大林，警卫太多了。而在家里我可以跟他面对面。

— 你朋友们有没有像你一样持反苏观点的？有没有熟人赞成你的恐怖主义阴谋？

— 我不知道他们赞不赞成我的观点，但我曾跟阿尔塔莫诺夫、沃罗帕耶夫、列昂诺夫、马卡洛夫、潘菲洛夫和马特维耶夫进行过反对苏维埃政权政策的谈话。他们也是打蜡工，除列昂诺夫外都在克里姆林宫上班。

可以想见，办案人员拿到上述口供心花怒发，因为这案子显然不是某个喝醉酒的打蜡工自导自演，而是牵涉整个团伙。团伙嘛，就是匪帮，确切地说——托洛茨基恐怖主义组织！被季莫菲·朱宁咬出来的人全部落网，先被肌肉发达的狱吏一通揉捏，做好充分准备后送进侦查员办公室受审。

通常而言，至此就可以结案了。但某次审讯中有人提及瓦西里·维诺格拉多夫的名字，他也是打蜡工，但不是克里姆林宫的，在大剧院上班。谨慎起见，侦查员决定查查这个维诺格拉多夫，果然柳暗花明又一村。

打蜡工恐怖组织

经查，莫斯科存在一个分支广泛的打蜡工反革命组织，成员皆是斯摩棱斯克州同一地区的亲戚或老乡。这伙人一组在克里姆林宫活动，另一组在大剧院活动，其中许多成员不时进入政府最高领导人住宅。这就意味着即便一个团伙行动失败，另一个团伙仍可发动刺杀。英勇的“契卡”铲除了克里姆林宫团伙，大剧院团伙依然逍遥法外，斯大林同志命在旦夕！任务十万火急，维诺格拉多夫立即被捕、押送卢比扬卡。

经过一番操作，维诺格拉多夫放弃抵抗。侦查员问他大剧院的打蜡工是否表现出对苏维埃政权的敌视态度，维诺格拉多夫口若悬河：
— 没错，我们这些人，包括我自己、克伦斯基、杜德金、科诺诺夫和索科洛夫持续发表对苏维埃政权不满的言论。我承认我是一切反苏谈话的主谋。由于我在打蜡工中间享有一定声望，所以我算这个团伙的领袖。

侦查员问：
— 你究竟跟同事们说了什么？

— 我说在苏维埃政权底下没法活命，农民家破人亡，陷入赤贫和饥荒，税收真能把人活活逼死。工人的日子也难过，薪水少、物价高。但斯大林、卡冈诺维奇和其他政府成员吃香喝辣，根本不关心老百姓需求。

— 没人打断你吗？没人反驳你吗？

— 有什么好反驳的？！就算我说这种日子是斯大林和卡冈诺维奇造的孽，要干掉他们，他们听了也不会反对。干掉他们很简单，等他们来剧院看戏，往政府包厢扔炸弹就行了。

— 真能办到吗？

— 当然能办到啦。没人严格监视地板打蜡工，所以混进内部演出没什么大不了的：你先把自己锁在打蜡工休息室，听见演出开始，就可以走入大厅为所欲为。

— 你还知道别的打蜡工吗？

— 非常多。莫斯科有个特殊的打蜡工帮派，统统来自斯摩棱斯克州新杜金斯基地区的乡村。

— 哦，说说都有谁？

— 比如有沃罗帕耶夫、朱宁、舒金、奥尔洛夫、朱拉夫廖夫、布罗夫、弗罗洛夫……

1935年8月初本案起诉书呈上首长案头。莫斯科州内务人民委员局领导在列举了从落网打蜡工口中诱导、拷掠出的全部情况后，不无得意地结论称：他们“揭露并消灭了一个反革命恐怖组织，该组织的目标是对斯大林、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等同志发动恐怖袭击”。

然而正如文章开头所言，勤奋的办案人员并未获得上级奖赏。相反，莫斯科州内务人民委员局第一副局长鲍里斯·巴克，和他远在巴什基尔从事国安工作的弟弟所罗门·巴克1937、1938年先后被捕并枪决。

庭审闹剧

于是“打蜡工行刺领袖案”被搁置一段时间，直到有人决定不能再拖下去了。起诉书和22名打蜡工被移交至莫斯科军区军事法庭，随即举行不公开审理。当问及被告是否认罪时，几乎每个人都表示不认罪，审判长斯捷利马霍维奇感觉很棘手，因为除有罪供述外再无旁证。但又不能宣布释放，这违背了最公平、最人道的苏联法院的准则。于是斯捷利马霍维奇指责诸被告翻供、撒谎，抓住他们自相矛盾的供词做文章，迫使打蜡工承认图谋恐怖袭击杀害党和国家领导人。

季莫菲·朱宁属于这些人里面比较强硬的。但他意识到继续挣扎徒劳无益，遂承认自己有罪。这里有个小细节，当谈及农民家庭情况尤其朱宁家时，他老乡伊万·马特维耶夫讲了这样一段话：
— 我听说朱宁家在集体农庄过的很糟糕。他告诉我，如果拿白面包回家，孩子们会把黑面包和白面包对半撕开，像三明治那样吃。

格奥尔基·潘菲洛夫选择另一种脱罪策略：矢口否认他本人和朱宁曾在布哈林家见过什么转轮手枪，更没谈过恐怖袭击。潘菲洛夫表示：
— 朱宁诬陷自己倒罢了，还拉我垫背。他算什么恐怖分子？他就是个双手发抖的酒鬼。而且他多次说自己无可救药，甚至要自杀。这王八蛋欠我三十卢布没还，血口喷人无非想赖账而已。

瓦西里·维诺格拉多夫表示：
— 我是说过刺杀斯大林和卡冈诺维奇的可能性，但不等于我准备这样做。我要强调的是我只说过往大剧院包厢扔炸弹的可能性，但我没有炸弹。那些都是醉话，我们天天喝大酒，上班也迷迷糊糊的。

法庭拒绝采信这套说辞。打蜡工坚决捍卫职业荣誉，异口同声保证他们不喝酒不出工。

普罗科菲·沃罗帕耶夫宣称遭逼供：
— 我有病。以前被炮弹轰过，这么多年一直头疼，疼的几乎裂开！那位侦查员，我想应该姓米洛夫，连续审问我二十五小时，所以他让我签什么我就签什么。

最后，有必要介绍诸被告中最卑劣、最突出之人：瓦西里·奥尔洛夫。读者还记不记得基于意识形态动机卖爹求荣的少先队员帕夫里克·莫罗佐夫？跟瓦西里·奥尔洛夫相比，莫罗佐夫纯属小巫见大巫。

瓦西里的爸爸安德烈·奥尔洛夫曾是个健壮农民，强制集体化后沦为三餐不济的流浪汉，被迫跑到莫斯科求老乡指条活路。大家同情他，介绍他做打蜡工。不得不说这份工作很沉重，即便体壮如牛的庄户人做完一个轮班也会累得腰酸腿软。虽然后来渐渐习惯了，但他付出的血汗远超其他工人。

安德烈·奥尔洛夫累死累活挣钱培养儿子，瓦西里中学毕业进学院深造，出来先当老师后当会计和经济学校分校长。在共青团积极表现，入了党堪称模范。到此时并无不妥之处，许多农家子弟都是这样的人生轨迹。然而奇怪的是，1930年瓦西里申请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批准买了一把转轮手枪。为什么教经济的老师需要手枪？国安部门为什么允许他买枪？

总之，瓦西里和父亲以及父亲的同事被一网打尽。如果说侦查期间瓦西里的行为尚且体面，那么出庭时的表现真无愧于团员、党员身份。轮到他陈述，他张口就讲：
— 十年来党和团组织教导我摒弃个人利益，所以我将知无不言。我的错误在于，当初没有对从父亲和他朋友那里听到的话语做出应有的阶级评价。现在我要纠正这个错误。我父亲和他最亲密的朋友卡利斯特拉特·弗罗洛夫（此人以前是社会革命党人）都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拥护者，众所周知，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主要人物是个体企业家，所以受富农情绪支配。他们也不曾隐瞒自己对十月革命的态度，认为十月革命是对农民的欺骗，是一群布尔什维克分子的夺权行动。另外，他们都支持立宪会议。但我并不是说我父亲谴责集体化！
尼基塔·舒金和我父亲多次说过：一切共产党员都该“被镇压”，在俄罗斯掌权的要么是犹太人要么是格鲁吉亚人。他们说犹太人应该撵回巴勒斯坦，格鲁吉亚人应该“处理掉”。他们还梦想打仗，确信一旦有人进攻苏联，农民肯定起来造反，苏维埃政权就垮台了……

瓦西里·奥尔洛夫滔滔不绝，庭审逐渐接近落幕。短暂休庭后向被告宣读判决书。不出所料，判处瓦西里·奥尔洛夫五个月劳改，根据审前拘留三天算一天之规定当庭释放。瓦西里·奥尔洛夫之父安德烈·伊万诺维奇获刑十年，卡利斯特拉特·弗罗洛夫和米哈伊尔·列昂诺夫获刑十年，克伦斯基和朱拉夫廖夫无罪，季莫菲·朱宁、普罗科菲·沃罗帕耶夫和瓦西里·维诺格拉多夫死刑立即执行。其余人监禁2-7年不等。

尾声

二十五年后，这批打蜡工有的死在劳改营，有的出狱后患病身故。但劳改六年的加夫利尔·杜德金活了下来，提出申诉要求依法重申他的案子并恢复名誉。1961年1月苏联最高法院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宣布当年的判决无效，以无法证明犯罪事实为由终止此案。

苏联时代，司法机关的马蒂诺夫少校曾做过一番调查，认为莫斯科州内务人民委员局工作人员侦查打蜡工案件期间使用非法手段、违反社会主义法制。我想无需赘言“非法手段”具体包括什么。马蒂诺夫少校要求寻找参与刑讯逼供的侦查员，“如果他们未被起诉，那就要个解释”。然而笔者翻阅堆积如山的文件，始终没找到“解释”。这意味着少校的崇高努力未获上级许可，被悄悄踩了刹车，更意味着正义从未伸张。“官官相护”无论过去、今天或将来始终成立。

延伸阅读：

荒谬的1937年列宁格勒“聋哑人案”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2000年蒙古国首都乌拉巴托郊外新建居民小区，工人们掘开地面，惊见埋藏几百具人类遗骸的乱葬坑。其中多数颅骨前顶和额头有两个直径不足一厘米的圆孔。于是成立特别委员会，调查发现人骨属于1930年代被镇压杀害的蒙古僧侣。乱葬坑清理工作持续三年，运走满满两卡车骨骸。虽然规模令人触目惊心，但这些死者仅仅是受害者的一小部分。

为什么佛僧会变成“阻碍蒙古走向社会主义光明未来”的群体？简短回顾蒙古独立后的现代史，将有助回答这个问题。

从神权政治到共产主义

尽管蒙古是世界上最古老国家之一，13世纪成吉思汗开拓的疆域东至太平洋、西至黑海，但直到20世纪初依然被濒死的大清帝国统治。1911年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二千多年帝制传统，也推动了蒙古民族革命。同年12月蒙古宣布独立，佛教领袖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登基，称“博克多汗”，蒙古成为政教合一国家。

蒙古人寻求独立，靠的是俄罗斯帝国支持。虽然圣彼得堡只承认蒙古在清帝国内广泛自治，仍派兵进入蒙古首都京城库伦。八年后即1919年，中国军队趁俄国内战之机重新占领蒙古，废除博克多汗。1921年白军将领罗曼·冯·恩琴男爵挥师进入蒙古，打退中国驻军，再次扶植博克多汗即位。

就在1919-1921年中国短暂占领期间，蒙古出现了两个亲共产主义的革命团体，一个叫“领事坡”，一个叫“东库伦”，目的都是推翻中国统治。在与布尔什维克和共产国际取得联系后，两个革命团体采纳建议联合组党，于1920年形成蒙古人民党。1921年春在布尔什维克控制的俄蒙边境城镇恰克图组建临时政府，号召蒙古人民同白军决裂。

1921年7月恩琴男爵兵败逃亡布里亚特。蒙古人民党的军队在布尔什维克军队支持下开进京城库伦，迫使博克多汗承认临时政府，只保留其象征性的国家元首职位。1924年第八世哲布尊丹巴逝世，蒙古政府废除君主立宪，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按照藏传佛教传统，宗教领袖圆寂后须在民间寻找转世灵童，但蒙古人民党百般拖延，1928年12月决议“禁止哲布尊丹巴转世”。之后在苏联政府指示下着手消灭藏传佛教。

躲得过资本主义躲不过枪毙

废除君主立宪后，蒙古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快步前进：实施政教分离，没收大地主、大牧主的生产手段和土地，对富裕居民和僧众征收附加税，开始集体化，宣布“超越资本主义阶段向社会主义过渡”。

初掌政权的蒙古人民党员普遍不会管理现代国家，所以从一开始政府各部门就充斥着苏联“顾问”。克里姆林宫尤其关心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安机关，1922年7月仿照全俄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样板组建了蒙古国内卫队(ГВО)，成立之初几乎半数成员是苏联国安特务。

ГВО内部苏联顾问过多导致两国情报部门龃龉：ГВО的蒙古人员抱怨外国专家不仅只顾自己利益、公然越权干涉他们工作，甚至试图将ГВО领导转变为苏联代理人。作为回应，苏联国安特务反过来指责蒙古同事宗教思想太重、希望在佛教基础上复兴成吉思汗帝国，并向莫斯科报告白军分子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高层“占主导地位”。虽然早在1926年已经要求严格管理和限制苏联顾问在ГВО的活动，但苏联人、尤其国安人员对蒙古政治的影响依然巨大。

所以，按照苏联模板建立的蒙古国家安全机关十分适合进行权力斗争，斗争的结果是一个又一个党的领导人被宣布为“反革命”：1922年8月总理兼外交部长道格索姆·鲍道及14名支持者被枪决，1924年道格索姆生前主要政治对手索林·丹增被指控为“叛徒”，逮捕次日枪决……

1920-1930年代，除持续镇压党内干部、政府官员和军队将领之外，散居蒙古的布里亚特人亦遭迫害。1910年代末-1920年代初俄国内战激烈，许多布里亚特人逃入邻国蒙古。现在苏联政府将躲避内战的布里亚特人（许多是富裕养牛户）视为“白匪”，НКВД联手蒙古同行编制了这些人的名单。1929年6月苏联驻乌兰巴托大使馆报告莫斯科：蒙古境内一万五千余名布里亚特人是反革命分子。一年后苏蒙两国签署协议，同意将布里亚特“罪犯”引渡苏联受审。

蒙古政府自己当然也有能力消灭“罪犯”，曾枪毙数十名布里亚特移民，囚禁数百，其中包括被指控协助日本间谍活动，企图将布里亚特从苏联分离出去并在日本保护下建立“泛蒙古国”者。例如曾任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书记处书记、镇压过反共暴动的姜巴·勒库姆被控勾结日本，1934年6月处决。

总而言之，随着1930年代日本在远东地区实力增强，“防范日谍”成了苏联和蒙古实施镇压的主要理由。为应对日本在周边不断上升的地位和日军对满洲的侵略，苏联开始重点关注蒙古局势。1932年联共（布）中央成立常设蒙古委员会，克利缅特·伏罗希洛夫任委员会主席。1933年斯大林接见蒙古总理博勒吉德·根登，亲自过问蒙古僧侣情况。

斯大林反喇嘛

20世纪初的蒙古是世界佛教中心之一，哲布尊丹巴是达赖喇嘛、班禅喇嘛之后藏传佛教第三号领袖。俄联邦鄂木斯克州安全局资料显示：1930年蒙古五省共有妇女345350人、世俗男性260905人、喇嘛104106人，即僧侣约占男性人口的30%、总人口的15%。1920年代蒙古人民党领导层内部有过一种观点，认为应当拉拢蒙古精英阶层而不是恐吓他们。鄂木斯克州安全局档案材料留有扎木斯朗·策本（译注：学者、政治家）的一篇讲话，他建议吸收“喇嘛中最优秀的部分”入党，表示“党的目标和宗教的基础是一样的——帮助广大人民团结起来谋求共同利益”。

可惜克里姆林宫幕僚们不这样想。彼时苏联政府抓“间谍”上瘾，认为蒙古喇嘛是日本利益的代理人，不仅威胁蒙古人民革命，更威胁苏联在整个远东地区的影响力。党内权斗、НКВД监督和“左倾”卓有成效，主张善待僧众的党员被国安机关打成反革命分子，宗教政策变得愈发高压。政府开始强迫佛僧从事违背教义的世俗活动，比如服兵役。由于税收负担加重和信徒捐款减少，寺院财政难以为继，还要面临政府从法律层面施加的侵犯。

1929年10月召开第六次省党代会，决议将僧侣彻底排除于国家经济生活之外。禁止寺院从事农耕、手工业、贸易和未成年人教育活动。不准农耕和贸易是对僧众的沉重打击，等于砸碎他们饭碗，因为这道禁令既剥夺了富裕喇嘛的主要收入来源，也让穷人的生活变得难以为继……

即便做到这种程度，克里姆林宫仍然对蒙古同志的宗教政策感觉不满。1933年斯大林晓谕蒙古领导层：“这是国中之国。成吉思汗绝不会同意这样做，他一定会残酷惩罚他们（喇嘛）”。总理根登拒绝斯大林提出的肉体消灭僧侣的要求，后来他付出了生命代价。

到了1936年，霍尔洛·乔巴山成为权力斗争后幸存的少数几位建党元老之一。斯大林支持他掌权，在蒙古人民革命党全体会议上废黜根登，礼送苏联软禁。

霍尔洛·乔巴山1919年组织革命小组，次年同达木丁·苏赫巴托尔的革命小组合并，本人曾赴伊尔库茨克军官学校进修。恩琴男爵兵败，蒙古人民共和国建立，乔巴山开始担当要职：1924年至1929年任蒙古人民革命军总司令，1930年任外交部长，1931年至1935年任畜牧和农业部长，1936-1939年任内务部长，1937年至1952年再次出任蒙古人民革命军总司令，直到1952年逝世前一直是部长会议主席。他仰仗斯大林进行独裁统治。

至于失宠的前总理根登，软禁黑海度假地“疗养”一年，1937年被迫承认勾结日本“进行阴谋活动”，11月在莫斯科秘密处决。

勤奋的学生

乔巴山力压党内同僚，实施个人专权，开始执行斯大林消灭“不可靠分子”的计划。为此，斯大林专门把苏联大镇压“功臣”之一：米哈伊尔·弗里诺夫斯基派往乌拉巴托。弗里诺夫斯基根据既往经验，提出不由法院改由“三人小组”审案的做法。其中一个“三人小组”的成员是乔巴山本人、蒙古司法部长和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书记处书记。

1937年蒙古审理所谓“中央反革命集团案”，被告是几位高级僧侣，刑讯逼供之下无奈承认参与1932年暴动、从事有利于日本的间谍活动、阴谋反抗现政府。公审在剧院举行，电台、报社大肆宣传。同年斯大林批准乔巴山镇压党内同志、军队将领和普通民众，以政治恐怖手段巩固个人地位。187名高级军官、36名中央委员、25名政府高级干部被处决，乔巴山常常亲自出席对昔日同志的残酷审讯。

1937-1939年为“最终解决”喇嘛问题，蒙古逮捕17434名僧人，其中14201名根据乔巴山“三人小组”命令处决。僧人们既有后脑中弹逐一枪毙的，亦有在寺院墙下排队被机枪扫射的。检查发现的遗骸，部分僧人并非死于枪击——头骨开裂表明可能曾遭枪托打砸，另有一些遗骸胫骨断裂。本文开头提到的乌兰巴托郊外汉宾敖博乱葬坑，除人骨外还拾获遇害者个人物品，包括衣服和鞋子残片、陶器和宗教用具等。这些个人物品与尸体推入大坑掩埋，当时显然动用了建筑机械。

“最终解决”之结果：全国800多座佛教寺院关闭殆尽，大部分被拆毁，寺产收归国有，宗教法器回炉熔炼，木制建筑沦为劈柴。斯大林宠臣乔巴山打着追捕“日本间谍”的幌子，两年时间从肉体上彻底消灭了蒙古文化阶层。1938年9月-1939年4月期间26000名蒙古人被定性为“人民公敌”，其中20474人处决。各方估算镇压受害者总数多达5万-10万，当年全国人口仅70多万。1921-1939年近2.8万人死于非命，绝大部分是男性，等于说镇压机器消灭了十分之一的男性人口。

蒙古镇压既然效仿苏联开启，收尾自然也跟苏联一样——刽子手和党内高官被陆续卸磨杀驴。最大的不同或许在于蒙古镇压组织者是在外国判决、处死的。

1939年斯大林命令乔巴山停止镇压，因为党内反对派已然全灭，日本军事入侵威胁日益严重。1939年4月内务部开会，乔巴山为首的“三人小组”认为苏联教师爷和过于积极的“实地执行者”应当对国内恐怖状态负责。于是大镇压直接组织者被迅速逮捕押送莫斯科，包括内务部长和副部长、ГВО领导和蒙古人民革命党干部。最终乔巴山“三人小组”之一的中央书记处书记道尔扎布·鲁布桑沙拉布也被逮捕，指控他从事反革命活动，在莫斯科囚禁两年，1941年7月被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判处死刑，同日陪斩的还有斯大林认为不忠于莫斯科的几位蒙古人民革命党干部。

1952年乔巴山逝世，蒙古镇压偃旗息鼓。1990年代民主化之后这些话题得以公开讨论，数千蒙冤者获平反。然而广袤的蒙古国大地埋藏了太多恐怖历史，两卡车人骨只是小小缩影。

延伸阅读：

苏联时代的东正教会

工厂拔地起，教堂钟鸣息

俄国革命后大规模没收教会财产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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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纳托利·希克曼
（历史学家，作家，教师）

我的祖父莫利斯从美国移民苏联。我母亲原本的未婚夫死于伟大卫国战争。这两件事使得侥幸复员回家的帕维尔·莫利索维奇·希克曼建立了除户主美国出身之外一概平平无奇的莫斯科家庭。多年来，政府官员阅读本人填写的各种调查表，看到我父亲出生地一栏（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总会提出白痴问题：“他怎么生在那儿？”我解释说他父母住那儿。之后提问者沉默深思，好像他们理解并知道了一切似的。

怎样成为苏联人

与我父亲不同，我祖父莫利斯·鲍利索维奇的出生地不在美国。他家本是波兰某小镇贫穷犹太人，过着看不到希望的生活。这位油漆工半饥半饱的日子随着他面临被征入俄皇军队而改变，1913年偕年轻妻子奔赴加拿大，辗转进入美国，最终定居纽约。

当现实变得虚幻，人就会重新评价过去。1920年代美国新公民的生活同苏联社会主义神话般进步相比似乎太不公平，亟待改变——虽然莫利斯家的条件较之许多东欧移民还算不错了。祖父当年是熟练机械师，祖母伊达教德语，起码吃穿不愁，业余时间叫上俩孩子：保罗和诺玛一起用意地绪语写故事，发表在犹太人报纸《自由之晨》儿童专栏。

这些豆腐块文章被剪下来仔仔细细粘成一大册，视如传家宝小心珍藏。参加社会主义集会让他们感觉自己是反抗资本主义压迫的斗士，前路虽然困难重重，却充满光明和意义。

1929年纽约“黑色星期四”之后，千百万同莫利斯一样“给老板打工”的人深陷大萧条，成了被遗弃者。他不愿靠妻子工资养活坐等好事发生，听说世界唯一的苏维埃国家不仅不存在失业，而且招聘外国专业人才。美国共产党员伊达劝说无党派丈夫只有去苏联才有未来、孩子才能接受高等教育。

1931年莫利斯带儿子登上纽约至列宁格勒的班轮，船上的美国公民大部分是东欧裔。次年夏天伊达带女儿探望父子俩，得知头年一起乘船的美国人无一人留在顿巴斯郊外的“沙赫杰尔”国营谷物农场。大家用各种语言说着同一句话：“在这个国家活不下去”。而莫利斯同一位密友发生了持续毕生的争论：“几百万人能在这儿活，就你个金枝玉叶不能！”所以希克曼家留了下来，1933年12月莫利斯被农业人民委员调动到当时的伊万诺沃州、今天的弗拉基米尔州巴夫列内镇担任技术检查员，之后当拖拉机机器修配厂技检科主任。同年又抵达70位美国专家，虽然第二年只剩7位，但莫利斯总算有几个聊天的人。工作和家务占据全部时间，他住在一间有火炉、没自来水的小屋，伊达在区中心科利丘吉诺当老师住宿舍，星期天跟丈夫见面，不过两口子不后悔。保罗和诺玛则在莫斯科外语学院附属速成中学继续念书。天下无数父母喜欢把未完成的心愿托付孩子身上，这个自学成才的人实现了让孩子接受高等教育的梦。1936年全家获得苏联公民身份。

历史怎样开启

从小我就听说祖父被捕下落不明。八岁那年我和亲戚在莫斯科火车站见到七年劳改释放归来的诺玛姨妈，她那件女式棉袄惊得我至今记忆犹新。1974年本人上夜大，学院教授口出狂言曰：“随便哪个梅毒患者都宣称自己是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牺牲品”，我当即“针锋相对”回敬：“这样的梅毒患者咱国家有多少？”虽然如此，又过了很久我才真正体悟阴森历史的骇人本质。姨妈诺玛·希克曼是她家活得最长的，九十年代初返回美国，我在她公寓顶柜翻出父亲那本破旧的《韦氏词典》，里面夹着一摞对祖母伊达和父亲查询祖父莫利斯·希克曼信件的回复，包括：“无资料”、“未列入登记”、“未居住”、“本单位声明，你应就此事联系警察机关”、“《真理报》不刊登寻亲启事”……

这些敷衍答复冷淡无情之处在于，其实问题的准确答案就明摆在那里。1990年7月24日寄给诺玛·莫利索芙娜·希克曼的一封信写道：“多年之后，苏联克格勃弗拉基米尔州机关今天才可以告知您父亲的真实命运……”

这封信有一点错误——写错了莫利斯·鲍利索维奇的逮捕日期；还有一通谎言——伊达·格里戈利耶芙娜1979年死于莫斯科，从未领到丈夫的平反证明。但这些并不是最令人惊讶之处。

假设莫利斯确实犯下指控他的罪，当局就没必要遮遮掩掩，而他们正是这样做的。1956年官方已承认“无犯罪”，他的亲属却继续被蒙蔽所折磨。

怎样成为或不成为间谍

身为技检科主任，也算是检查员（技术熟练但未经过专门培训），莫利斯·希克曼不肯接收未故障拖拉机，虽然这些拖拉机几天后必然要返回修配厂。他毕竟不是真正苏联人，不明白“干工作”和“完成计划”之间的微妙区别。

1938年1月15日地区报《科利丘吉诺之声》刊登关于农业领域破坏活动的消息：“在巴夫列内拖拉机机器修配厂……个别员工明显在从事破坏活动。例如某科瓦廖夫和希克曼为了阻挠修理工作进度，拒绝发动机和其他机器上完全可用的零件。修配厂厂长克里沃舍因同志纵容这些‘不可或缺’的工人”。

赶巧的是，被点名之人没能第一时间阅读这篇揭露报道。1月15日那天莫利斯和伊达·希克曼正在莫斯科出席儿子案件的庭审。

此人因缺乏警惕性被共青团除名，跟同班同学合住一个寝室，又被当局宣布为人民公敌。他本可以低调生活，但保罗——已经被护照发证机关改名叫“帕维尔”——1937年12月31日深夜打砸商店橱窗玻璃，坐等警察来抓。他拒绝律师，上法庭自我辩护，称自己行为的动机是失去奖学金无法生活，而且找不到工作——单位一看他是“美国人”就不要他。遂得出结论：既不让他劳动，那就批准他去美国吧，过什么日子都认了。莫利斯·希克曼发表简短但有说服力的陈述，请法庭考虑帕维尔来苏联的时候“语言不通”，跟着大人受尽颠沛；自己情愿陪儿子到服刑地。结果帕维尔被判缓刑、赔偿橱窗玻璃，当庭释放。

好不容易忙完官司，莫利斯和伊达·希克曼得知地区报的文章已经太迟了，我本人也是多年后在俄罗斯国家图书馆报刊室查阅到的。然而这区区几句话标志着祖父“案件”的开始。1月15日文章见报，1月21日修配厂“个别员工”落网。

办案人员允许他给家属写几句话，这张带编号的纸订在他女儿诺玛·希克曼的侦查案卷内，一面写着不通顺俄文：“我不知为什么被抓。别担心。钱我放在衣柜外衣。文章我都带走了。保重身体。好好活着找到38.1.21抓我的原因。”另一面用希伯来文写：“别跑，别找。我和乌克兰人都被抓。我们去科利丘吉诺。保罗的判决对我没好处”。

这些就是我祖父留在人间的最后话语，其他手写的、带他签名的皆不是出自他本人，从而证明尤里·特尼扬诺夫所言非虚：“文件像人一样会撒谎”。

我曾在联邦安全局档案馆阅览室翻看“撒谎文件”：写错名字的逮捕令、狗屁不通的审讯口供、“坦率而全面”的被告认罪——其遣词用句令人毫不怀疑作者身份（“我，希克曼，是在……活动的反革命破坏集团积极成员”），还有起诉书以及“三人小组”的枪毙决定和关于执行1938年10月4日判决的材料。大规模杀人的各项手续都齐全了。另一个信封单独装着逮捕两年前刚发的苏联国内护照。

21日他还不知为何被捕，六天后已招供从事破坏活动，关押两个月承认充当美国间谍。在声明侦查终结的1938年4月2日笔录上，有他艰难写下的扭曲签名。

我永远无法知道他们对我祖父做了什么，生生把一桩“案子”塑造成一串案子：殴打？剥夺睡眠？辱骂？或对他妻儿表示同情怜悯？案卷没记载，就像只字不提那本珍贵的剪报册——“都是我们写的”。

世界飞快变化，记忆迅速消退。“今天不可能确定М.Б.希克曼的准确埋葬地点”。

伊达·希克曼1938年2月8日因涉嫌反苏和间谍活动被捕，1939年2月19日释放，认为“没有审判她的理由”。翻阅她的侦查案卷，“理由”并不难找。她同事作证说：课间休息时学生朝领袖相片扔抹布，“她未出面制止”；她比较美国和苏联的教师生活，不赞成后者；她在某次开会时宣称“НКВД机关同样会犯错”；他丈夫最终承认了破坏和间谍活动。既然“三人小组”还没废除，又何须庭审呢？

所以这种情况下被释放绝不是办案人员失误或天降奇迹。1938年斯大林授权拉夫连季·贝利亚搜集尼古拉·叶若夫的黑材料，取而代之接任内务人民委员。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贝利亚上台必不肯留用叶若夫的“旧人”，开始清洗НКВД，复审一些案件。于是出现了1939年“逆流”。跟我祖父同案被捕的乌克兰人（也是“美国人”）已经枪决，但报纸点名的另一位工程师科瓦廖夫活着放出来了。伊达·希克曼就像大多数大恐怖幸存者一样搞不清状况，认为若非恶棍斯大林掌国，共产主义早已胜利，更不会有那么多人蒙冤受屈。她一度住在哈萨克斯坦，距离女儿诺玛劳改的地方不远，后来住莫斯科，直到生命尽头仍盼着被杀多年的丈夫忽然推门回家。

联邦安全局怎样纠正历史“错误”

诺玛姨妈走在莫斯科街头，往往吸引人盯着瞧。严寒天气她也不戴帽子，因为劳改的时候她从不在长官面前脱帽表露女人身份。她到了美国住波士顿，冬天不太冷。她的英语、俄语和意第绪语专业、流利，桃李遍布大西洋两岸。她迈步轻快、敏捷，不容易跟上，在莫斯科地铁通道好似一阵风。82岁那年她拿着深蓝色美国护照飞回俄罗斯查阅自己的侦查案卷。

双亲被捕后当局要求她断绝关系，她不仅没答应，还不听别人劝阻，在共青团开会时表示父母被宣告无罪的那天迟早会来到！于是她被逐出共青团，理由是“勾结人民公敌，不信任НКВД”，但允许完成学业。十一年后她因叛国坐牢，在给身边人看的日记中她写道：“我不愿生活在我父亲无辜受难的国家”。侦讯、特别会议、刑期、押解、杰兹卡兹甘（她从这里写信给母亲说别等她），无路可走了……

联邦安全局工作人员礼貌客气地说：“日记的问题尚未解决。但，看来能够顺利解决…… 也许，明天就能…… 我个人认为应当返还。在此期间您可以先了解您的案子”……

我曾在多个档案馆工作过，但还是头一次陪诺玛进档案馆。她在空荡荡的房间阅读本人案卷，时而埋怨时而低语着停下来说：“这不是真的！”接着对我解释些已经真相大白的事。虽然苏联时代她就彻底平反了，但作为一位享有充分权利的、过着曾遭摧残却功成名遂生活的美国公民，仍试图说服那位肯定不在人世的侦查员一些事情。

几天后我用公文包拎回联邦安全局返还她的日记本，也就是50年前作为物证从她手中没收并保存至今的日记本。她之前留给客气的联邦安全局员工一张写着案卷目录的纸，请他代为复印。他虽然同意了，却是在诺玛飞回美国之后。我心里明白，如果要帮诺玛实现心愿，那就得立刻行动。于是我询问这位彬彬有礼的员工要怎样才能查阅我祖父祖母的案卷，他说诺玛必须给我书面委托。太荒谬了，我没再多言。过了一段时间我在家接到电话，通知我可以复印，但部分文件禁止复印。

没拿什么书面委托，提交普通申请而已。几天后档案馆喊我去看亲属案卷。女员工交给我一个公文夹，里面是我感兴趣的文件，但其中一部分用纸包裹，写明：“49-64页不提供”。女员工面带礼貌微笑告诉我这是联邦安全局弗拉基米尔州机关的决定，如有任何意见可找他们讨说法。

“纪念”协会的朋友很早以前设法给过诺玛一些案卷材料副本，诺玛复印了从波士顿寄给我，这部分文件也在公文夹内。我对女员工说，不提供给我的那几页，不仅不涉及今日俄罗斯的秘密，甚至没有苏联的秘密。这不是假设，我知晓其内容。

— 您已经看过这个案子了吗？
— 没。但我有美国寄来的手写副本。如果弗拉基米尔州联邦安全局对此有任何意见，可以找我讨说法。

我当然没找弗拉基米尔州联邦安全局要什么“说法”。我能猜到为什么那几页材料对我保密。那上面盖着“秘密”或“苏密”章子，虽然是1955年的，但无所谓，这几页显然是表明指控之荒谬的铁证，叫人读了不得不“感谢”其作者。我和我的美国姨妈共同面对的是任何苏联俄罗斯公民都心知肚明的禁忌，好比阿夏·波卢宁（译注：名演员，擅长小丑）口头禅：“不能啊！”

这种“不能啊”，就像把捷尔任斯基纪念碑送回原址的企图一样，可以简单解释为愚蠢或惰政，阴魂不散、绕梁千日。然而，此起彼伏的“大国复兴”呼声令人不由自主假设并想起科济马·普鲁特科夫之问：“开始之结束又当如何开始？”(Где начало того конца которым оканчивается начало)

怎样以及何人为“大国”付账

普通的俄罗斯人，只要稍微熟悉各级国家机关活动和我国立法实践，肯定知道无论他财富如何，实际一无所有。即便属于个人名下的住房，他拥有的只是天花板到地板的空间。一觉醒来银行账户就可以被归零，“床垫下”藏的可自由兑换的货币也可以被宣布为赃款。他可以被随随便便剥夺自由、健康和性命，但他自幼坚信自己生活在大国。

“大国”概念使得多数公民心怀玄乎自豪感。В.达尔（译注：语言学家）定义“大”这个词：“超过普通尺度”。例如，彼得一世推行触及社会方方面面之改革，俄罗斯成为俄罗斯帝国，跻身欧洲列强之一。这些改革的代价，以人命衡量相当于人口七分之一。历史学家兼作家纳坦·埃德尔曼讲的更形象：“于彼得年间而言，这就仿佛我国今天突然没了4000万人！”同时活下来的人要缴纳三倍税款，却并未变得更自由更快乐。其他不“大”的国，照样建立舰队、工厂，照样办报纸甚至刮胡须……事实是，我国统治者“希望奴隶自觉自愿做奴隶”（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语）。而“斯大林同志”领导的国空前伟大，经由屠戮几百万人“超过普通尺度”——根据现在的资料其数如此，几乎没什么意义。

至于当代政治、经济、宗教和其他领域的行为，我对30年前一桩事件的进展感到震惊。事件被称为“苏中武装冲突”，争夺的土地中国叫“珍宝岛”、我们叫“达曼斯基岛”，1969年我方在此阵亡58人、负伤94人。30年后，显然这个小岛不属于我们，闹了半天问题原来该让外交官而非军队出面解决（译注：指1991年俄罗斯承认该岛归属中国）。谈不上谁对谁错，因为互不相干的两拨临时工交接权力，惟国家之棺早已朽矣。

如果今天的联邦安全局老板懂事理，应该明白既然他心甘情愿坐这个位子，不能不对自己前任的决定负责。一个无辜女人失去亲爱的父亲，在斯大林劳改营服刑七年，失去家庭和为人母的幸福…… 既然她想复印自己案卷，既然整份材料都摆在眼前了，怎么就不能把那几张愚蠢的文件一并提供呢？至少可以略微抚平她的伤痛、照亮她残缺的生活。但这正是问题所在，从上到下没有哪个当官的对任何事、任何人负责。首先因为他身居高位，或者因为他也在执行上级命令。然后来了另一个人，或自愿或非自愿赦免他的前任，“清清白白”开始履职。这就是“社会主义”时代的情况，至今没什么改变。读者，你们想没想过：“谁是我国的主人？”

随手援引弗拉基米尔·普京会见速记记录的几句话。2000年8月22日普京同“库尔斯克号”潜艇水兵家属面谈：

“妇女：我儿子在北方舰队当兵15年！吃不上喝不上，没钱给小孩买东西。只有死了才给我们家挣回一套房子！为什么？应该多照顾活人啊！普京：我本不想谈这些，但既然您提出来了。在我担任总统的100天里，我准备好了回答。剩下15年我准备好和您坐一条板凳问别人这个问题”。

看到了吧，这番回答果然是一个前任被革命推翻后，从水暖钳工荣登总统宝座之人所能说出来的。

遗憾的是我国绝非独一无二。俄罗斯之外亦有别的此类“大国”。但本人不愿生活在大国，更希望住在为人民服务的正常之国，在那里变化的法律不会把公民抛在身后，政治家不仅为了升官发财而步入政途。

当政府忙于自我完善和自我保护的时候，那些坚信老子天下第一之人的数量正飞速增长。他们穿大街过小巷，坐公交坐地铁，要么模仿广告、要么互相模仿，边走边喝各种饮料，喝完甩手丢掉。他们满嘴跑火车，喷吐唾沫星子标记身边空间，不念叨脏话就言不成句。他们在楼梯间放尿，在电梯呕吐，在休息的地方留下一堆垃圾。他们开车奋不顾身，人行横道有人也不减速。为了证明他们确实天下第一，“比特察”小批发市场围墙上明晃晃大剌剌写着：“你好我的莫斯科！你好世界最佳首都！”

开始和结束怎样相结合

我父亲的生活称不上幸福。梦想成为工程师的他就读莫斯科外语学院，因为这是唯一不会因语言问题阻碍学习的院校。1940年他以优秀成绩毕业，应征入伍工农红军。自1942年夏天在列宁格勒前线作战，两年后负重伤，治疗康复调动到莫斯科军事外语学院当老师。1949年“反世界主义运动”（译注：夹杂反犹太的群众政治运动），父亲被单位开除，无法在全国任何城市重新任教，失去了靠自己专业养家糊口的可能。他拿着红色文凭和保障其公民劳动权的《宪法》到教育部上访，人家告诉他是有这个权利，但宪法没规定可不可以在城市或军事院校工作。好歹在我国辽阔大地上给他提供了三个可选择的就业地点，父亲伸手指着第一个地点，于是到了诺夫哥罗德州柳贝京斯基地区科马罗沃村当英语老师。直到“伟大领袖”去世，父亲才得以返回莫斯科，从事翻译工作。他是个尽职尽责的人，每天在打字机旁久坐10-12个小时，各种俄英专业词典堆成小山，不知疲倦翻查他那本《韦氏》。这项虽然寂寞但能养活全家的工作的壮丽尾声是把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的《小地》译成英文。然而，帕维尔·希克曼终生没机会出国，他死于63岁生日前夕，就在我姐姐儿子出生前几天，娃娃也叫帕维尔。

这个娃娃如今长大了，改名保罗，随我姐姐和我们的老母亲一起住在田纳西州首府纳什维尔。姐姐决定出国的原因是不愿独生儿子被拉去从军，在那个地方，欺凌、出阵等各种情况皆有可能。人活着难免有各种问题，但这些问题应当分等级。保罗上了大学，将来时机合适的话，他也会像我姐姐一样回俄罗斯——以游客身份。

于是，在我祖父和父亲登上纽约至列宁格勒班轮六十五年后，幸存的家庭成员全部重返或移民美国。

只有我还留在古老的“新俄罗斯”，因为我很想住在家里。但那些令人极端反胃的熟悉面孔兴高采烈地不断重复着同样的陈词滥调。结束又当如何开始……

莫利斯·希克曼是在我出生之前十年遇害的。但，既然2000年我这个52岁的孙子读着永远45岁祖父的“案子”，没让他的经历隐入历史，那么这一切肯定有某种意义存焉。

（儿按：阿纳托利·希克曼2008年因健康问题退休，2016年移民美国，2022年入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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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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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芙根尼娅·利茨

奥莉佳·利沃芙娜·斯利奥斯贝格的生活原本幸福美满。她生于萨马拉富裕犹太人家庭，父母同为裁缝，收入颇丰，毕竟萨马拉的上流贵妇几乎都是母亲顾客。城内曾经发生反犹暴动，母亲向顾客之一：省长夫人诉苦，暴动分子就被警察驱散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各国实施歧视性的“犹太人配额”，限制犹太青年上大学，俄罗斯亦不例外，但奥莉佳·斯利奥斯贝格未受影响，从私立中学毕业，1919年考入莫斯科大学经济系。后来全家其他人也陆陆续续移居莫斯科。

1928年，芳龄二十六岁的奥莉佳和尤德尔·卢维莫维奇·扎克海姆喜结连理。此人虽出身虔诚家庭，但坚信共产主义，利用自己对《圣经》的充分掌握来宣传科学无神论。他还是个出色的演说家，学生时代就被请去莫斯科大学宣讲政治常识。尤德尔很快成为两个教研室的副教授，十年后人们忽然发现这位优秀科学家居然没有大学文凭——误会迅速纠正了，他通过论文答辩后被立即授予博士学位。

扎克海姆参加了一个研究医学史的科学小组，投入大量精力。1936年初该达尔文主义小组被定性为“恐怖组织”，扎克海姆被捕。契卡分子旋即扑向在轻工业人民委员部皮革工业总局上班的奥莉佳，先把她扔进卢比扬卡监狱，又移送布提尔卡监狱。她在大牢苦等起诉，而这正是刽子手的伎俩：置人于疑惧之中慢慢煎熬。此期间奥莉佳亲眼目睹狱友们接二连三蒙受冤案，听闻丈夫被杀噩耗。

奥莉佳在牢里结识热妮娅·戈茨曼，二人后来成为毕生挚友。热妮娅·戈茨曼的丈夫叫伊万·菲利普琴科，诗人，是玛丽亚·乌里扬诺娃（列宁妹妹）的学生，所以像乌里扬诺夫家的人一样，他也对斯大林态度轻蔑。但热妮娅当年是党员、忠实的斯大林主义者，自认有义务报告丈夫对领袖的每句评论。于是“愿他消失”这句话就被曲解为图谋刺杀斯大林，热妮娅既是案犯之妻，难逃身陷囹圄。即便如此，热妮娅仍寻求斯大林庇护，成天写信鸣冤。尽管她未在“暗杀口供”上签字，菲利普琴科到底遭枪决了（1937年3月）。

最后奥莉佳终于被起诉，据说她可能听过斯大林老婆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自杀身亡而非官称“死于阑尾炎”的传言，但未报告。奇怪的是，审判时这项案由被改为“准备暗杀卡冈诺维奇”。奥莉佳回忆录写道：“起诉书措辞胡言乱语，说我丈夫的大学同学穆拉托夫告诉某个莫连科，他把我招募进了暗杀卡冈诺维奇的恐怖组织，而且我‘能够听到’我丈夫和穆拉托夫1935年12月5日的谈话内容”。奥莉佳当庭发表一通优秀自辩，指出：“什么叫‘斯利奥斯贝格能够听到谈话’？本来能听到，但实际未听到。总不能因为某人‘能够听到’什么就杀了吧！”而且请求法庭考虑她6岁儿子和4岁女儿年幼从轻发落，可惜于事无补。奥莉佳·斯利奥斯贝格因“参与阴谋”的罪名被判处在严管劳改营服刑八年、剥夺权利四年。

判决后囚犯们押送索洛维茨基劳改营，包括奥莉佳、热妮娅在内的五名“狱中女友”被关在一处。她们制定了一套日常起居程序，避免自己陷入绝望、沦丧人性。每天从起床做操开始，然后有计划地阅读、学习语言甚至数学，无论精神和身体都比那些昏昏沉沉的囚徒更佳。怎奈好景不长，1937年底劳改营换了上司，禁止女犯体育锻炼、唱歌甚至大声谈话。奥莉佳回忆：最痛苦的折磨是剥夺书籍，图书室的书被拿去擦屁股，“当我们在厕所看见最喜欢的书撕成单页，感觉特别难受。有一次我拿到半张海涅，另一次拿到托尔斯泰《哥萨克人》片段”。

奥莉佳说：“我开始琢磨听到的每个故事，牢记看到的身边一切。我可以保证，这个深思熟虑的决定使我的生活充满了新内容。日子变得更有意义了”。不久女犯们又转移到喀山和苏兹达尔，最后抵达马加丹。她们在马加丹劳改营获得工作机会——诚然刚开始经历过无所事事的铁窗岁月，感觉有点活儿干似乎挺好的，随即得知工作内容是挥铲清理冻土，而且规章制度惨无人道，热情瞬间消退。某个当官的盯上奥莉佳，让她做情妇，回报是安排办公室职位，奥莉佳拒绝了。再后来奥莉佳调动到相对轻松合理的农场工作，劳动再次成为她生活的乐趣和意义。

奥莉佳回忆录的宝贵之处就缘于这些经历，包括其中记载了“古拉格”系统骇人听闻的性别歧视：“随便哪个狱卒都来欺辱我们，我们只有忍受，他们可以深夜闯入宿舍，命令衣衫不整的女人站成一排，借着搜查的理由翻动我们床铺、内衣，阅读信件、日记。不知什么原因，女澡堂有男工在服务”。此外，劳改营管理者厚颜无耻，竟然组织女囚卖淫。

自打奥莉佳入狱，父母一直为争取女儿获释四处奔走，问过检察院、找过加里宁的接访室。母亲态度尤其坚决，以致被当局威胁逐出莫斯科。不过最终等来好消息，奥莉佳·斯利奥斯贝格收到电报：“1940年6月3日，根据苏联最高法院第某某某号裁定，你已完全恢复名誉。顺祝幸福”。奥莉佳喜出望外，期盼着早日跟父母、子女见面，总算能对孩子解释妈妈的去向了。然而夏去秋来，另一个饥饿寒冷的冬季降临科雷马，奥莉佳每天同狱友劳作，释放遥遥无期。

一封新电报解释了一切——暗杀卡冈诺维奇的罪名确实撤销，但仍有“余罪”。妈妈通知她：“苏联检察员抗诉最高法院的裁定，案件二审时你由于未举报丈夫被判八年监禁。鼓起勇气吧”。于是奥莉佳振作精神回电：“我挺得住。还有三年四个月，我能坚持。四十个月，能坚持。我保证，妈妈。你等我吧。挺得住”。

1944年4月底奥莉佳终于走出劳改营：“我如期释放。其他人一直熬到1947年。妈妈的奔波免我三年苦楚”。但这并不算真正自由，因为不仅不允许奥莉佳回莫斯科跟子女团聚，还要求她“永远”在科雷马定居。分她一间宿舍，派到仓库当会计，随即又让她去亚戈德内村夜校教文学。

夜校学员都是НКВД职工，基本目不识丁。1944年战争进行到第三年，有一次上课奥莉佳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曾高度评价普希金诗歌。

“某学员起立提问：
— 我们为什么要知道这些德国人的看法？
这问题令我惊讶，我说：
— 我讲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咱们的导师啊！”

第二天有人告发奥莉佳上课号召学习德国人。所幸校长是正人君子，提醒她注意防备。之前短暂工作过的那间仓库的经理尼古拉·阿达莫夫提出一条出路：俩人结婚，改冠夫姓就容易从亚戈德内村消失了。奥莉佳同意这个方案，之后通过当雷达工程师的娘家兄弟米哈伊尔找关系，获批暂时离开科雷马“到莫斯科探亲14天”。短短两星期转眼即逝，奥莉佳舍不得孩子和年迈爹娘，决定非法滞留莫斯科。于是阿达莫夫也成了首都一隅的“黑户”。偶有访客登门，她就藏身衣柜躲避，直到1949年行迹暴露被抓。盲眼老父哭着发誓女儿只是短期来访，岂料竟成终身永诀——奥莉佳从此再没见过双亲。

昔日重演，同一个布提尔卡监狱，同一个105号牢房。但不同的是囚徒：除了“二进宫”，还有“小朋友”，镇压青年一代的浪潮正在袭来。奥莉佳深情回忆第二段铁窗岁月，说自己这个久经关押的中年妇女，设法成了跟女儿同龄的年轻狱友、“人民公敌家属”的精神支柱：“我努力引领她们，让她们看到即便经历最可怕的科雷马劳改营依然有可能保留人性。我在黑暗监狱给她们带来微弱灯火，这是我今生做的最好的事情”。

这次判决比较宽松：不进劳改营，只需流放卡拉干达。奥莉佳在流放地的服务社裁缝棉袄、棉背心，很快担任工作队长，彻底重振了之前不挣钱的亏本事业。卡拉干达这个地方的难友多是曾经的“囚徒”，后来出了若干位人权活动家，其中最优秀者，如亚历山大·叶赛宁-沃尔平、瓦莲京娜和尤里·艾亨瓦尔德夫妻等人成了奥莉佳的好朋友。尼古拉·阿达莫夫虽然没犯什么罪，甘愿跑来陪伴妻子流放，莫斯科的子女利用假期探望妈妈。奥莉佳总算过上一点正常生活。

可惜微小的幸福也难长久。尼古拉·阿达莫夫不肯一辈子装聋作哑，经常在工作和私下场合跟人谈论没收生产手段和土地政策的恐怖、镇压和酷刑。他内心明白自己行为的后果，认为这是唯一能做到的抗争手段。1951年5月阿达莫夫被捕，审讯期间全力鼓动、游说侦查员，导致后者害怕自己遭牵连变成“人民公敌”，因为他听说过这种计谋。尼古拉·阿达莫夫获刑十年，1955年患严重结核病提前释放，1957年平反恢复名誉。

就在最艰难的这段时期——尼古拉入狱、无休止的排队和等候亲属接济——奥莉佳在艾亨瓦尔德家结识了温情的优秀诗人“艾姆卡·曼德尔”（笔名），这个青年认为与其等着被当局流放卡拉干达，不如自己先去。奥莉佳给他提供住所，事实上扮演养母角色。通过关爱别人，自己也回归了生活。日后瑙姆·科尔扎文（真名）为奥莉佳回忆录第一版所撰序言写道：“凡有人处必有苦难。她从人的角度、而非政治的角度看待一切，仅此而已”。

1954年奥莉佳·斯利奥斯贝格的终身流放判决撤销，她重返莫斯科开始筹备写回忆录。1955年获平反恢复名誉，已故前夫尤德尔·扎克海姆也被追认平反。1991年12月奥莉佳·利沃芙娜与世长辞，享年89岁，安葬新顿斯科伊公墓第二任丈夫身边。两周之后苏联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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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名女郎”的曲折命运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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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6月2日政治局批准了一份“三人小组”主席名单，包含16个人。众所周知，“三人小组”是苏联大恐怖时期执行法外镇压的机关，通常由НКВД地方负责人、州党委书记和检察院代表组成。

在名单上签字的是：斯大林、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其他政治局成员通过电话一致表示同意。那么，被授予巨大权力、能够决定苏联公民生死的16人结局如何？

日后这份名单中：枪毙11人、死于监狱2人、死于劳改营1人、1人未定罪但自杀、1人服刑15年释放。您没瞧错，16个人居然有15个变成了“人民公敌”。如此看来，是否应该枪毙以斯大林为首的整个政治局？否则如何解释他们重用的人94%是“坏蛋”呢？

这些人的姓名和简介如下：

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纳谢德金（1897-1940），国家安全少校，曾任白俄罗斯内务人民委员等职，1938年12月20日逮捕，枪决。未平反。

亚科夫·阿巴莫维奇·捷依奇（1898-1938），三级国家安全政委，曾任罗斯托夫州内务人民委员局局长等职，1938年3月2日逮捕，死于狱中（可能受刑而死）。未平反。

维克多·巴甫洛维奇·朱拉夫廖夫（1902-1946），国家安全高级少校，曾任莫斯科州内务人民委员局局长等职，1946年12月18日死于赴莫斯科途中，据称系“自杀”。

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格列丘欣（1903-1939），国家安全少校，曾代理乌克兰内务人民副委员等职，1938年12月3日逮捕，枪决。未平反。

维克多·瓦西里耶维奇·赫沃罗斯特扬（1903-1939），国家安全少校，曾任亚美尼亚内务人民委员等职，1939年2月逮捕，死于布提尔卡监狱（莫斯科）。未平反。

德列尼克·扎哈洛维奇·阿普列斯扬（1899-1939），国家安全少校，曾任乌兹别克内务人民委员等职，1938年11月20日逮捕，枪决。未平反。

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扎格沃兹金（1898-1940），国家安全高级少校，曾任塔吉克内务人民委员等职，1939年2月9日逮捕，枪决。未平反。

阿尔图尔·伊万诺维奇·米赫尔松（1898-1939），国家安全少校，曾任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等职，1938年12月逮捕，枪决。未平反。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米哈伊洛夫（1901-1940），国家安全大尉，曾任鞑靼自治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等职，1939年1月逮捕，枪决。未平反。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梅德韦杰夫（1900-1940），国家安全大尉，曾任巴什基尔自治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等职，1939年1月逮捕，枪决。未平反。

瓦西里·安德烈耶维奇·特卡乔夫（1896-1941），国家安全上校，曾任布里亚特-蒙古自治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等职，1940年12月20日逮捕，枪决。

纳扎尔·瓦西里耶维奇·卡尔瑙赫（1900-？），国家安全大尉，曾任卡巴尔达-巴尔卡尔自治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等职，1939年1月22日逮捕，判处20年监禁。1954年7月7日因病提前释放。未平反。

谢苗·扎哈洛维奇·米尔京（1901-1940），曾任北奥塞梯自治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等职，1939年1月逮捕，枪决。未平反。

尼基塔·伊万诺维奇·伊万诺夫（1900-1940），国家安全少校，曾任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等职，1939年1月7日逮捕，枪决。未平反。

伊万·彼得洛维奇·洛茨马诺夫（1903-1940），国家安全上校，曾任吉尔吉斯内务人民委员等职，1939年2月3日逮捕，枪决。2013年法院撤销“叛国”等罪，改判“滥用职权罪”。

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沃洛济科（1888-1951），国家安全少校，曾任哈萨克内务人民副委员等职，1939年1月7日逮捕，判处15年劳改。1951年在沃尔库塔第6特别劳改营病逝。未平反。

资料来源：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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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伯利亚临时代理边区检察长莫基耶夫斯基致联共（布）西西伯利亚州委书记Р.И.埃赫的函：

№ 51/с 1935年1月21日
新西伯利亚市
秘密

1935年1月14日，我要求НКВД驻西伯利亚劳改营检察员雅科夫采夫同志检查西伯利亚劳改营和阿尔柳克独立营囚犯的关押和生活情况。

西伯利亚劳改营下辖之尤尔金斯科耶营成立较早，居住设施和其他建筑条件比别的独立营更好。然而检查发现，关押囚犯的部分营房处于不卫生状态，尤其关押女犯的营房潮湿，未安装冬窗，火炉破旧未修，取暖燃料不够，常被其他囚犯盗取，这在囚犯中间造成了不健康的情绪。一些房间根本没放洗脸盆。也没有用来烘鞋和衣服的烘干箱。灶间处于不卫生状态，伙食是用劣质原料（冻烂的土豆和各种蔬菜）制作，热值很低，往往完全不见油花。由于营养不良，消瘦衰弱的囚犯占很大比例。

营养不良同样会影响劳动生产率，导致缺勤。伙食不够的一个事例是：1934年12月两名囚犯雷布金、斯米尔诺夫捕杀一条闯入营地的流浪狗食用。管理部门明知此事却未采取措施核查，而第3分队管理员波维尔柯同志对此表示：狗是被囚犯雷布金、斯米尔诺夫出于流氓行为吃掉的。

相当数量的囚犯缺少床上用品、贴身内衣和保暖服装。由于内衣不够换洗，囚犯们只能连续穿脏内衣，因此营房虱子、跳蚤横行。由于上述缺陷，囚犯的政治道德水平很差。

同样在尤尔金斯科耶营，第2农场管理员、囚犯谢列布里亚科夫1934年12月份要求宰杀18头怀孕母猪。屠宰场抛弃浪费168头乳猪。该谢列布里亚科夫系根据58条2-7款和11款被定罪（译注：即武装暴动、里通外国、间谍、破坏等罪名），频繁醉酒，同女犯发生性关系。12月20日他喝醉后出现在农场乳品作坊，睡着了。劳改营管理部门知晓此事但未采取果断措施。

阿尔柳克营。该独立营主要从事耕种和养牛等农业生产。收割运动期间营管理部门未充分使用囚犯采收作物。未能建立常设生产队，农具和劳动力在田间分布不均。农艺人员的部署同样不均衡，遂导致大量播种在雪地进行。刨收土豆时制定在押人员劳动定额错误，按公顷计算而不是按土豆重量计算，所以下田的在押人员只追求收获更大面积，遗漏很多，大量土豆弃之泥土。而且刨收时间拖延到晚秋，土豆已被降雪冻烂。

在1号农场附近的谷仓有191吨脱粒燕麦堆垛存放。每垛25吨，已经发热升温，降雪融化蒸汽氤氲。整仓燕麦面临完全腐烂的危险。

1935年春播运动准备极不充分，下述事实足以证明：在离农场相当远的地方发现两台被铁锈和积雪覆盖的拖拉机，动弹不得。

劳改营囚犯被安置于农场新建的板棚，这些板棚尚不具备居住条件。人员拥挤，室温寒冷，部分板棚（如3号农场）没有屋顶。雨雪渗入屋内，处处泡水。板棚无取暖木柴，有煤，但未配备火炉。

凡有囚犯居住的场所一概脏乱不堪。2号农场160人挤在猪舍，根本不适合住人，又黑又潮。必需之家具如桌台、板凳等全无。

该农场还有8座粗帆布大帐篷，内有火炉取暖，可容纳最多300名囚犯。帐篷被雪覆盖，因为无窗所以昼夜阴暗，使用无罩小煤油灯照明，连帐篷带人都熏黑。其中绝大多数囚犯无铺盖，不穿暖鞋睡在草垫子上。伙食也无法令人满意，经常缺少油脂。发放奖金不认真，12月份的奖金一直没发。

全劳改营2130人，服装缺口巨大（毡靴868、短大衣163、被褥1290、棉袄919、手套1167、皮袄40及其他）。

已责成劳改营第3分队管理员对上述种种异常情况进行调查。同样在尤尔金斯科耶营进行调查。

临时代理边区检察长
（签名）莫基耶夫斯基

翻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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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2月23日-3月5日联共（布）中央在莫斯科召开全会，开启又一轮规模空前的大镇压。虽然苏联检察院成功进行了一场又一场“政治审判秀”，但国家领导人始终让检察机关在揭露“人民公敌”方面屈居第二，内务人民委员部才是主力。1935-1939年担任苏联总检察长的安德烈·维辛斯基积极参与、配合斯大林迫害无辜，作风果断、凶猛，人送外号“亚瓜列维奇”（译注：“美洲豹”），后世对他多有抨击。这种负面评价当然是有根据的，不过历史上的维辛斯基也有着另一面。

1936年12月11日苏联总检察长安德烈·维辛斯基出席一次普普通通的侦查员代表培训会，发表了一番颇不寻常的讲话。那个时候高级官员公开评议下级工作司空见惯，尤其考虑到斯大林“干部决定一切”的观点。所以总检察长在会上对检察机关侦查员提意见是很正常的，但维辛斯基指出，在座各位应当从新的、经济的角度看待工作中的错误：
“我们有很大比例的案件未经开庭审理就被法院退回补充侦查或彻底中止诉讼。此类案件数量高于理想水平。在涉及严重犯罪、可能被判处严厉刑罚的案件中，因这样或那样原因被法院退回的竟达45%。有些同志不考虑这意味什么，不明白这对我们整个国民经济和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最宝贵的元素、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最重要的资本：人力，造成了最大的破坏。许多人由于被起诉和频繁监禁白白脱离他们的本职工作。还有很多人因为被传唤出庭作证，浪费大量时间。某些情况下侦查员痴迷专家鉴定：为一点小事就传唤专家到庭，导致一名宝贵的专家扔下手头重要工作，这也很常见。”

维辛斯基举了侦查工作低劣的例子，指出不允许歪曲案件事实和伪造证据。又谈了不少关于侦查员教育和文化水平不高的事实。他说：
“到现在还时不时出现这种情况：如果一个人没地方处置，就送交司法机关，如果司法机关也处理不了，就扔给侦查员。结果这些侦查员干出来的事情，真让人替他们脸红”。

总检察长举了个具体事例，强调案卷中存在的文法错误和逻辑谬误：
“一位侦查员起草了这样的文件：‘此处有一具无名女性户体。请求进行解剖，查明怀孕和其他暴力致死迹象’等等。显然，按照这位侦查员的观点，怀孕也算暴力致死的一种迹象。勘查笔记如下：‘1936年10月13日西部州中布达地区人民侦查员戈里布诺夫（记住这个姓）等人踏足户体（“尸体”写成“户体”）被发现地点，当着见证人的面进行查验及确定（“确定”首字母大写）。在莫斯科至基辅（“基辅”全小写）铁路线和中布达市土路之间。在距离铁路1.5千米的树林。在土路西边1千米。在西部铁路格洛詹科会让站东边1千米。在核桃树丛附近躺着一个身份不明的女性，被外套和头巾覆盖，她南边有乌克兰文印刷的报纸碎片。户体旁边有不明显的人类鞋印。户体周围再没见其他痕迹。查看户体：无名女性大概22-23岁。头朝东北脚朝西南脸朝下，趴着。两腿伸直交叉（一腿压一腿）。左臂在头下弯曲。右臂在侧面弯曲（怎么弯的侦查员未写）。双手曾抓握泥土和草，是死亡之初乱抓地面所致（为何是死亡之初而非抵抗过程中）。双手有凹痕（擦伤）。黑色头发凌乱，发中有一个女式头饰和两个别针。户体盖着褐色呢绒女外套，衣领黑旧衬里磨损，头蒙着羊毛头巾，头下粘着钢灰色新鲜蘑菇，外套口袋内装两条白手帕和新鲜橡子…… 脚穿黄色旧高跟鞋，黑色丝袜，又穿黄色毛线衫。然后穿奶罩（估计指胸罩），内衣是纸色小衫，下穿白布内裤。脖子有带血凹痕。然后用一块手帕勒着，后面打两个结紧紧绑住。胸前有蓝色斑点，看似旧痕迹，无法预定。有金牙，闭着眼，张着嘴。户体已送往医院调查。’（签名）侦查员某某，见证人某某。”

维辛斯基强调，此类侦查案卷是业务能力低劣的极端表现：
“你们会说：这样的案子太罕见，根本凤毛麟角。当然，这种材料并不经常遇到，但遇到一份就足以令我们敲响警钟。”

苏联总检察长的讲话发表在报上，成了下属们的行动指南，开始揭发各级不合格检查干部。地区检察员В.梅斯洛夫写了一篇题为《关于组织工作的若干问题》的简讯，指出：
“尽管我们的干部在政治和文化上普遍成长，仍无法满足已经提高的要求。当一个中心大城市的检察员分不清上诉和发回重审的区别；当另一位同志听人谈论莎士比亚，声称他1933年似乎根据八七法‘办过’这个案子——多么像悲哀的笑话啊。”
（译注：‘八七法’即1932年8月7日颁布的所谓“三穗法”，亦称“五穗法”，首次引入“盗窃社会主义财产”之概念，开始在农村地区设岗防范、打击“偷粮”行为）

苏联检察院的В.扎伊采夫撰文提到地区、市、州和共和国检察干部的人员素质：
“过去我们已经有了对检察员/侦查员工作进行鉴定的经验。但应该直白地说：这套经验在绝大多数边疆区、州和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未获得令人满意的结果……”

比如，卡拉·卡尔帕克自治共和国检察员努尔扎诺夫同志提交对人民侦查员”Н. Н”的鉴定意见，说该人的特点是：“政治水平底，但阶级性纯粹”。
你是不是以为努尔扎诺夫同志会推荐该人去学习或直接以知识欠缺为由解职？错了——努尔扎诺夫的结论是：“宜晋升为地区检察员”。

奥伊罗特自治州检察员戈尔贝格同志提交对本州某区检察员的鉴定意见：
“联共（布）州委因长期酗酒和损害检察院声誉为由将Н. Н同志解除职务…… Н. Н同志的主要缺点是喝酒无度，若非这一点，他完全能够胜任区检察员。如果Н. Н同志今后不再酗酒，可让他做侦查员；考察一段时间，如果Н. Н同志彻底改正错误，那么还可以做回区检察员职务。否则他未来再酗酒的话，肯定会被开除党籍并撵出司法系统”。

哈卡斯自治州检察员扎罗夫同志的一份鉴定意见：
“……该人熟悉检察工作，但头脑笨拙，推一下动一下，不守纪律，缺乏主动性，在哈卡斯自治州内不受尊敬。作为富农的儿子，应当立即把他调离哈卡斯州派往其他边疆地区”。
按照扎罗夫同志的观点，似乎这位多次被开除党籍的富农之子如果调往其他地区就会受人尊敬，所以建议把他赶快从哈卡斯州打发出去。

继续说回维辛斯基。总检察长不仅批评手下不合格的检察员，还在一次培训会上出人意料谈论法院在通过斯大林主义新宪法方面的重要性。此前检察机关对法院的态度很明确：有些法官爱对细枝末节问题吹毛求疵，阻碍检察员惩罚违反苏联法律的人。但这一次，总检察长的口风似乎突然转向：
“有些人总认为，法院的判决很糟糕，判错了，没有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手段来做出正确决定。这种观点不对。关于法院工作上的种种缺陷，不要忘记，是侦查限制了法院工作，那么，一条普遍的、绝不可动摇的原则就是：法院工作好不好取决于侦查，整个司法系统好不好取决于法院”。

维辛斯基接下来讲的更惊人，直接涉及部下的政治态度：
“某些人认为，客观性似乎是资产阶级偏见，是不问政治的、超阶级的，追求客观性就等于‘抛弃阶级斗争、阶级政治’。这不对。按我们的理解，客观性并不抵触我们在阶级斗争过程中的利益和使命。相反，客观性有助于我们准确反映现实…… 所以我们必须要求侦查员满怀政治热情客观工作。这话什么意思？首先，如果一个侦查员不尊重事实，忽略事实、歪曲事实，像人家说的，‘将就将就’（在座各位有不少‘将就’高手，请原谅），会使人怀疑侦查材料的可靠性”。

1936年12月15日苏联总检察长第777号令体现了维辛斯基的上述观点，该命令要求传达到全国检察人员：
“别科夫斯基地区执委会（萨拉托夫边疆区）屡次要求区检察员泽尔纳科夫同志对一些人提出非法起诉，例如：
1) 区执委会认为纳雷什金村火灾是阶级敌人对本村积极分子突击手佐尔科夫的进攻，希望检察院立即逮捕罪犯并组织公开审判。但泽尔纳科夫同志拒绝这一非法要求，查明佐尔科夫早年是诵经士，不是什么积极分子、突击手，火灾系其本人为了骗保自行纵火；
2) 一个9岁男孩向区执委会主席叶夫图申科乘坐的汽车投掷石块。叶夫图申科认为系恐怖活动，要求检察院立即组织对该9岁男孩的公开审判。泽尔纳科夫同志未执行这一非法要求。
泽尔纳科夫同志无视区领导的一系列非法要求，被后者视为反对区领导，九月份两次把泽尔纳科夫开除出党。党命令将此案提交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局，其决定已发表在1936年12月13日《真理报》。
由于注意到泽尔纳科夫同志特殊的坚定性、连续性和顽强毅力，以及他对自己在社会主义法制斗争中身为检察人员的职责的正确理解，特奖励他两个月工资，并以苏联检察院的名义向他表示感谢”。

1937年3月2日维辛斯基参加联共（布）中央全会的发言也体现了他的这种观点：
“不断感觉到，侦查机关在工作中存在一系列不足之处。如果细看那些没有引起我们这么多关注的案件，就会发现不足之处比比皆是。在我看来，这属于内务部门侦查工作和我们检察机关工作的一种基本缺陷，首先就是把侦查建立在被告口供之上的倾向。
我们的侦查员很少关注客观证据、实物证据，更别提专业鉴定了…… 但我重复一遍，实践中大多数情况的侦查工作主要追求获得被告本人供词。如果整个案件仅建立在被告的有罪供述上，将会带来相当大危险。倘若这种案件开庭审理，被告当场翻供收回自己以前供词，那么案子就可能败诉。这种情形下我们等于被彻底缴械了，因为我们没有任何材料来支撑被告的坦白交代，完全没办法反驳他的翻供”。

维辛斯基接着举例说明内务部门侦查员的工作方式：
“我需要指出的是，内务部门工作人员绝大多数是优秀的，能够理解并正确完成我党交付的任务。但这些人身边还有些人至今不理解党对他的要求，做不好工作。这方面有几个例子。我手边这份材料是1936年12月19日的审讯笔录摘要，来自黑海舰队军事检察员沃伊捷克同志。
这份摘要显示了某些内务部门工作人员是怎么审讯的。提问：‘卑鄙谎言根本蒙不了谁。你知道这件事，就像你也知道马被毒死了’。答：‘我听说有人要偷东西，不知道偷了什么’。问：‘你的回答纯属打自己脸。你是不是脸皮厚的都没感觉了’。答：‘没，没感觉……’（笑声）。这算什么审讯？这算什么侦查？这叫什么事儿？就为了听被告说句：‘对，我有感觉’，等开了庭，被告反悔说：‘不，我没感觉’，检察员可怎么办呢？（笑声）”

内务人民委员尼古拉·叶若夫听了无言反驳：
“维辛斯基同志刚才讲的都对，我还可以补充更惊人的事实。很遗憾，我们下级机关的情况很不好。有出色的人，但也有低能的人。这方面不仅我们有罪，侦查机关的罪同样不少。应该加以纠正，我们也会进行纠正”。

维辛斯基讲话的核心意思是，如果一起政治案件除了被告口供没有别的证据，压根就不该起诉和开庭。否则不仅欠考虑，而且跟刚通过的斯大林主义宪法相违背。而以当时的检察员和侦查员实际素质，这种情况不会很快得到纠正。于是维辛斯基推动斯大林及身边人绕开检察院和法院进行镇压，也就是通过“三人小组”和“二人小组”。

如此一来，苏联总检察长巧妙摆脱了大量极不愉快的工作和随之而来的责任。他可以替自己辩称：州、边疆区和共和国的检察干部参加“三人小组”，依职权有责任监督内务部门侦查，他们大多数时候“未看到”任何明显违法活动。后来开始对政治镇压受害者进行平反，罪责首先落在内务机关头上。所以啊，那阵子的苏联检察员们真该感谢“老谋深算”的安德烈·维辛斯基。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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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行动命令
1937年8月15日
莫斯科市
№ 00486

接此命令后，立即着手镇压自1936年8月1日起被军事委员会和一级、二级军事法庭判决有罪的叛国者和托洛茨基右派间谍破坏分子之妻子。

执行此项业务时，遵循以下要求：

行动准备

1) 仔细检查每个拟定进行镇压的家庭，注意搜集补充资料和毁誉材料(Компромат)。

根据所搜集的材料，制定：
а) 家庭总体情况的一般性说明：被定罪户主的名和父名，因何种罪行、何时、由谁做出何种处罚；家庭成员名单（包括被定罪者的全部被抚养人和共同生活者）；每个家庭成员的详细背景资料；关于被定罪者妻子的毁誉材料；15岁以上少年的社会危险性评估；家中是否有需要照料的高龄父母、是否有重病号或传染病号、是否有需要看护的儿童。
б) 关于15岁以上少年的社会危险性及反苏行为能力的单独简报。
в) 15岁以下学前和学龄儿童名单。

2) 报告和名单由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和边疆区及州一级内务部门负责人审核。

之后：
а) 授权逮捕和搜查叛国者妻子；
б) 确定对被捕者子女采取的措施；
в) 指示对被定罪者父母与其他亲属、被抚养人和其他共同居住者采取的措施。

进行逮捕和搜查

3) 逮捕拟被镇压者。办逮捕证。

4) 罪犯被逮捕时，与其有合法或事实婚姻关系的妻子也应逮捕。

已经与罪犯离婚的妻子，属于下列情况的可以逮捕：
а) 参与该犯反革命活动的；
б) 包庇该犯的；
в) 明知该犯反革命活动却未告知政府有关部门的。

5) 不应逮捕者：
а) 孕妇；照顾哺乳期婴儿的、患重病或传染病的罪犯之妻；患病需要照料的儿童；高龄老者。
对这类人的措施暂时限于要求签署保证书不离开居住地，密切监视。
б) 罪犯妻子揭发自己丈夫、向有关部门交待情况的，构成对丈夫进行深入调查和逮捕的依据。

6) 逮捕的同时进行彻底搜查。没收下列物品：武器、子弹、爆炸物和化学品，军用设备，复印设备（胶印机、玻璃版印刷机、打字机等）、反革命书刊、往来信件、外币、贵金属、硬币和制品、个人文件与货币文件。

7) 没收属于被捕者的个人财产（被捕者随身必需的内衣、外衣、鞋子、被褥等除外）。查封被捕者住所。
家中如有成年子女、父母和其他亲属与被捕者同住，除保留他们的个人物品外，还应从没收查封财产中留下必需的居住空间、家具及日用品。

8) 逮捕和搜查之后押送罪犯之妻进入监狱。同时严格按照下述要求运送儿童。

办案制度

9) 为每个被逮捕者和每个15岁以上具有社会危险性的少年建立侦查案卷，其中除规定文件外，还应包括专门报告（第一条”а”、”б”款）及简短起诉结论。

10) 侦查案卷上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НКВД)特别会议审核。
远东、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和东西伯利亚州的内务部门负责人不要将被逮捕者侦查案卷呈送特别会议，而要发电报汇报关于罪犯家庭的一般情况（第一条”а”款）供特别会议审议。特别会议将通过电报回复内务人民委员局负责人对每个家庭的处理决定，同时指定监禁地点（劳改营）。

案件审办和刑罚标准

11) 宣判有罪的叛国者妻子和15岁以上子女，其具有社会危险性及实施反苏行为能力者，由特别会议审理。

12) 宣判有罪的叛国者妻子，视其社会危险程度在劳改营关押不超过5-8年。

13) 对社会有危险的罪犯子女，视其年龄、危险程度和改正可能性，在劳改营或НКВД劳改队关押，或安置于各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所辖之特种保育院。

14) 特别会议的判决通过电报传达给各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及边疆区、州内务部门负责人，以便遵照执行。

15) 侦查案卷一律存放在苏联НКВД档案室。

执行判决的程序

16) 已经特别会议裁定的叛国者妻子，送苏联НКВД劳改营管理总局专门指定之捷姆尼科夫劳改营（译注：摩尔多维亚境内）服刑。
押送劳改营的程序遵照现行规定。

17) 被定罪的叛国者妻子，如因其本人患病或照顾患病子女未被捕者，待痊愈后逮捕并押送劳改营。
带哺乳期婴儿的叛国者妻子，判决下达后不在监狱关押，直接送劳改营。
年老的罪犯妻子亦照此办理。

18) 有社会危险性的罪犯子女，其第一类、第二类依照НКВД劳改营管理总局特别命令、其第三类依照苏联НКВД行政管理局命令送劳改营、НКВД劳改队或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所辖之特种保育院。

安置罪犯子女

19) 罪犯定罪后遗留的无人照顾之孤儿均按下列规定安置：
а) 1岁、1岁半到3岁的幼儿安置于罪犯居住地的共和国保健人民委员所辖之保育院和托儿所。
б) 3岁到15岁的儿童可安置于其他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所辖之保育院，或除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第比利斯、明斯克及沿海、边境城市之外的边疆区和州的保育院。

20) 15岁以上少年视情况单独决定。根据其年龄、靠劳动独立生活的能力，或被其他有抚养能力亲属收留的可能性，这些少年可以被：
а) 依照第19条”б”款遣送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所辖之保育院。
б) 遣送到其他共和国、边疆区和州（除上述城市外）参加劳动或上课学习。

21) 被定罪母亲携带的哺乳期婴儿一并送入劳改营，待其1岁到1岁半时交由共和国保健人民委员所辖之保育院和托儿所抚养。

22) 3-15岁的儿童属于国家保障人群。

23) 如果遗留的孤儿情愿被其他亲属（未被镇压者）收养，成为其被抚养人——不必阻止。

接收和分配儿童的准备

24) 执行本次行动的每个城市要有下列设施：
а) 接收分配中心，儿童在母亲被捕后将立即送至这里，接着转送保育院。
б) 设立专门设施，收容НКВД特别会议裁定的具有社会危险性的少年。
对上述少年，有条件的可使用НКВД劳改队收容儿童设施。

25) 指定接收罪犯子女的教育人民委员所辖儿童保育院所在地之内务部门负责人，应当协同州国民教育局负责人或代表检查保育院工作人员，解雇那些政治上不可靠的、反苏的、腐化堕落的。用通过审查的、政治上可靠的人取代他们，以教育、教管抵达的少年儿童。

26) 内务部门负责人有权决定保健人民委员所辖之哪些保育院和托儿所可以接收3岁以下儿童，并确保立即无条件接收他们。

27) 各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和边疆区、州的内务部门负责人，应亲自用电报向苏联НКВД行政管理局副局长什内尔松同志汇报母亲被逮捕的儿童名单。名单必须包括：儿童的姓、名、父名、出生年月、学校年级。该名单要对儿童进行分组，分组时不可将有亲属关系或朋友关系的儿童分配在同一保育院内。

28) 苏联НКВД行政管理局副局长最终决定儿童的具体分配。他将通过电报告知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和边疆区、州内务部门负责人，哪个儿童分配到哪所保育院。电报副本将发给相应保育院负责人，作为其接受儿童的凭据。

29) 逮捕罪犯之妻时，他们的子女连同其个人文件（出生证明、学生证）一并带走，内务部门委派男、女工作人员专职陪同，送入：
а) 3岁以下儿童送保健人民委员所辖之保育院和托儿所；
б) 3-15岁儿童送接收分配点；
в) 15岁以上有社会危险性的少年送指定专门设施。

移送儿童到保育院的程序

30) 儿童由接收分配点主任或НКВД劳改处儿童接收主任和国家安全局特别任命之男、女业务员负责接收。
设立专用登记册记录接收的每个儿童，他们的文件用信封分别密封。
之后这些儿童按照目的地分组，由专人陪同分批送往教育人民委员所辖之保育院，抵达后连同其个人文件移交给保育院负责人签字接收。

31) 3岁以下幼儿必须交由保健人民委员所辖保育院或托儿所负责人本人签字接收。幼儿的出生证明必须同时移交。

罪犯子女登记

32) 安置于各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保健人民委员所辖之保育院和托儿所的罪犯子女，由苏联НКВД行政管理局登记造册。
15岁以上少年及具有社会危险性的罪犯子女由苏联НКВД国家安全总局第8处登记造册。

对罪犯子女的监督

33) 各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和边疆区、州的内务部门负责人负责监督罪犯子女的政治情绪，关注他们的学习和日常教养。

报告制度

34) 每三天发电报向我本人汇报业务进度。任何意外和特殊情况必须立即报告。

35) 镇压被定罪叛国者妻子的行动定于今年10月5日结束。

36) 今后一切被定罪叛国者、托洛茨基右派间谍之妻子，均按照本命令规定的程序随其丈夫一同被捕。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
国家安全总委员
（叶若夫）

翻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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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特尔命令无情镇压被占领国家的解放运动并处决俘虏
最高统帅部 1941年9月16日

自从开展对苏维埃俄罗斯的军事行动以来，整个德国占领区都出现了共产主义反抗活动。这些活动的特点各不相同，有宣传演讲、有针对德军个别军人的阴谋、也有公开叛乱和有组织游击作战。

已经确定这是一场由莫斯科统一部署的大规模活动……

元首已命令在各地采取果断措施，以期最短时间镇压这种活动。只有采取伟大民族扩张统治史上一贯被证明有效的方式，才能恢复秩序和安宁。

为将不满情绪扼杀在萌芽状态，必须从一开始就采取最坚决有力的手段加强占领机关的权威，预防叛乱活动进一步蔓延。

必须注意到，有关国家人员的生命在大多数情况下无任何价值，惟有通过特别残酷之手段方能收到震慑效果。凡一名德军战士被杀，必须集中处决50-100个共产党员以抵偿。执行死刑的方式应当有利于增强震慑力度。

（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原文是德文）

师长关于焚烧村庄并枪决帮助游击队的村民的布告
1941年11月28日

乌克兰的农民们！

最近几天德国军队消灭了多个匪帮，其成员已被枪毙，头目处以绞刑。

经查明，这些匪帮曾获得民众协助。因此采取了以下措施：

1) 焚毁巴拉诺夫卡村，
2) 焚毁奥布霍夫卡村，枪毙居民，
3) 在各村庄处决大批联络人。

你们也想要这种结局吗？

谁跟匪帮有联系，给他们提供住所、饮食，以任何方式帮助他们或对其藏身处知情不报，一律受死刑惩处。而且把自己全家、全村也拖累了。

考虑到这一点，任何爱自己家庭、希望在自己土地上安生工作的人，都应该立即向最近的部队或警察通报匪帮的位置。

在乌克兰的战斗已经结束。谁再打下去谁就是土匪。凡提供关于匪帮头目和政委的消息使其被抓获的，将给予最高1万卢布奖赏。你们，乌克兰人，要和我们携起手来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制度、压迫和奴役。

（波尔塔瓦州国家档案馆，原文是乌克兰文）

凯特尔授权部队采取任何手段打击游击队员和协助他们的民众的命令
最高统帅部，1942年12月16日，秘密

元首掌握了一些材料，表明参与打击匪帮的德军个别人员后来因其战斗行为被起诉。

因此元首命令：

1.敌人利用受过共产主义教育的战斗人员组成狂热匪帮，实施暴力不惜代价。现在，“做或不做”的问题比任何时候都更重要。这种斗争无关士兵的骑士精神，也无关日内瓦公约。

如果在东部和巴尔干地区不以最残酷的手段打击匪帮，那么现有的力量将很快被证明不足以应对这场瘟疫。因此部队有权力也有义务在这场斗争中不受限制地采取任何手段，包括对妇女和儿童，只要能够夺取胜利。

任何软弱表现都是对德国人民和前线士兵的犯罪，他们亲身承受着土匪袭击的后果，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土匪及其同伙可以逃脱惩罚。

上述原则应构成《在东部打击匪帮条令》的基础。

2.凡参加打击匪帮作战的德国人，不得因其打击匪帮和同伙的行为承担纪律和法律责任。

（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原文是德文）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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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萨莉亚·萨莫伊洛芙娜·泽姆利亚奇卡1876年3月20日生于莫吉利廖夫市富裕的犹太家庭，父亲萨穆伊尔·马尔科维奇·扎尔金德是第一公会商人（译注：可进行全国范围贸易或海外贸易）。罗萨莉亚基辅女中毕业，里昂大学医学系文凭，1893年追随社会革命党人从事革命活动，1896年成为俄罗斯社会民主运动成员、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党员。化名：“恶魔”、“奥西波夫”、“瓦列里娅”、“安雅阿姨”。1901年起担任列宁创办的《火星报》在敖德萨和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市（第聂伯罗市）的代理人，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敖德萨市委二级代表，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三级代表。1903年增补进入党中央。1905年成为“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委员。

1905年起在乌拉尔地区代表“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进行活动。2月16日写信给娜杰日达·克鲁普斯卡娅：“我发现这里的情况非常糟糕。委员会全面失败。各城市团体都未成立委员会。”之后担任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市委书记，在布尔什维克军事组织工作。多次被捕。

1909年任巴库党组织书记，随后流亡海外。1915-1916年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中央莫斯科局委员。

1917年10月在罗戈日斯基-西蒙诺夫斯基地区领导工人武装暴动。在莫斯科市工人免费夜校授课。

十月革命后成为党和苏维埃领导人。多次被选为联共（布）中央及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1918年被任命为旅军事委员。1918-1919年工农红军第8军政治部主任，1919-1920年第13军政治部主任。1919年4月曾作为第8军政治部代表参加卢甘斯克保卫战。1920年出任北方铁路政治部主任。

1919年3月俄共（布）八大“军事反对派”成员。

1920年11月-1921年2月任俄共（布）克里米亚州委执行书记。1920年11月4日成立克里米亚革命委员会，推选库恩·贝洛为主席，罗萨莉亚是委员之一。她和格奥尔基·皮达科夫在克里木半岛发动“红色恐怖”，大规模屠杀平民和彼得·弗兰格尔军被俘官兵。起初枪决，后为“节省子弹”改用集体溺毙。部分尸体悬挂在路灯、公园树木或纪念碑上示众。这些做法后来在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东方局主席米尔赛德·苏丹-加里耶夫致莫斯科报告的促使下逐渐停止，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也承认在克里米亚的恐怖手段过火。克里米亚民族志学家彼得罗夫认为能够证实的受害者至少2万人。统计资料显示1921年克里米亚城市人口较1917年减少10.6万。

米尔赛德·苏丹-加里耶夫对这一时期的泽姆利亚奇卡有如下回忆：

“萨莫伊洛娃（泽姆利亚奇卡）同志是个极度神经质的病态女人，在她自己的工作中否认任何信仰体系，几乎每个在她身边工作过的人都留下了‘阿拉克切耶夫时代’的记忆。她常发无名火，跟几乎所有同志谈话时调门都太高，要求特别严格…… 任何人只要胆敢‘持有个人观点’或单纯‘心怀不满’，她就对人家施以不公正惩罚…… 萨莫伊洛娃同志在克里木任职期间吓得人人胆颤心惊，不敢违背她哪怕最糊涂、最错误的命令。”

（译注：“阿拉克切耶夫时代”意指19世纪初残酷的军警统治）

尼基塔·赫鲁晓夫描述泽姆利亚奇卡是个“性格与众不同的人”，时人都说她是穿裙子的男人。在与各种反党言行作斗争时不讲情面，坚持不懈，直来直去，铁面无私……

历史学家扎鲁宾认为：罗萨莉亚·萨莫伊洛芙娜对待“党内同志”的这种态度，表明她对“阶级敌人”绝不会丝毫留情。

1921年罗萨莉亚·泽姆利亚奇卡因在政治教育和提高红军部队战斗力方面的贡献，被授予“红旗勋章”。她是首位获此勋章的妇女。

1922-1923年任莫斯科河南岸区委会书记。1924-1928年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东南局委员。1926-1931年交通人民委员部委员会委员，俄共（布）第八、第九至第十三届大会代表。1924年俄共（布）八大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34年联共（布）十七大选为苏维埃监察委员会委员，后担任副主席、主席。

1942年罗萨莉亚·泽姆利亚奇卡监督有关部门将莫斯科大学从阿什哈巴德迁往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并于次年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迁回莫斯科。

联共（布）十八大当选联共（布）中央委员。1939-1943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39年5月-1940年9月苏联人民委员会苏维埃监察委员会主席，1943-1947年联共（布）中央党监察委员会副主席。

第一届、第二届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

家住莫斯科滨河街公寓(Дом на набережной)，据说她晚年频繁在楼梯间“涂写”对公寓其他住户的控诉和谴责。

1901年第一次结婚，次年丈夫自杀。1920年再婚。无子女。

1947年1月21日（列宁忌日）逝世。骨灰葬入红场克里姆林宫墙。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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