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1940年代的拉夫连季·贝利亚是苏联最具实权的领导干部之一，因此在伟大卫国战争期间有着积极作为。

疏散

战争期间贝利亚在国防委员会担任高级职务，兼任最高统帅部常务顾问、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内务人民委员等。从重要性上看，他实际仅次于斯大林，也就注定了他在这些影响对德战争胜负的领域内的参与程度。

细究起来，贝利亚对最终胜利的贡献早在战前就开始了。1939-1941年在他直接过问下，乌拉尔地区和西伯利亚地区建立了2000多个生产设施，日后成为支撑战争的中流砥柱。德军入境，1941年6月22日苏联政府决定疏散有战略意义的企业，内务人民委员部(НКВД)用短短几个月时间转移1.5万多个单位、约百万人到东部国土。近千列火车几乎首尾相连，冒着轰炸和炮击将大量设备、材料运抵安全地带。

边防

战争头几天，苏联边防部队承受了入侵德军的沉重打击。边防军人进行忘我的、有组织的战斗，以惨痛损失为代价阻滞敌人前进脚步几天甚至几星期。

边防军隶属НКВД，因装备良好处于最佳备战状态。历史学家普遍承认贝利亚这方面贡献，战争爆发前他就有远见地下令为边防部队配备自动武器。拉夫连季·帕甫洛维奇之子谢尔戈·贝利亚说，边防军人的壮举不仅基于勇气和献身精神，还有赖良好的训练水平和军械供应——他父亲确保了每个边防哨所都有足够的步兵炮和反坦克炮。

1940年12月21日贝利亚命令：至1941年1月1日三年现役期满的7000名列兵和初级指挥员在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边防部队中再留1年，将这些现役军人派往障碍区补充边防部队。

特别小组

1941年6月22日苏联特务机关开始投入反侵略行动。战争第一天НКВД内部秘密成立特别小组，任务是潜入敌后从事情报搜集和颠覆破坏。传奇特务帕维尔·苏多普拉托夫和纳乌姆·爱丁贡当时是贝利亚的直接下属，战绩突出。有一次，苏多普拉托夫和爱丁贡以合格人员短缺为由建议贝利亚释放劳改营内前国安人员，贝利亚问：“难道你们缺了这些人民公敌就不能工作吗？”，二人答：“不能”。于是贝利亚采纳建议，必要人员立即获释参与到特别小组中去。

《斯大林的最后骑士贝利亚》一书作者叶莲娜·普鲁德尼科娃给出了反映内务部队行动的统计数据：整个战争期间敌占区活跃着2222个НКВД/НКГБ作战小组，其中约600人作为游击队员参战，共消灭德军官兵22.9万人，炸毁火车2852列、公路桥和铁路桥1326座……

胜利前几个月，内务部队的贡献同样突出。他们负责清扫已被红军正规部队解放的地区，打击德军残余力量、各类通敌分子和民族主义者。在这些任务中，内务军人奉贝利亚之命继续奋战一年多，因为此类行动要比前线作战更复杂更困难。

后勤

1941年6月30日拉夫连季·贝利亚进入国防委员会，大半年后（1942年2月）按照各委员分工，负责监督国防委员会关于生产武器、弹药决定的执行情况并准备有关问题。1943年1月党卫军官方报纸《黑色军团》刊文称：“广袤草原仿佛平地涌出越来越多的人员和设备，就像有个大巫师用乌拉尔的泥土批量造枪造炮”。

贝利亚在武器弹药制造和后勤供应方面的领导成绩获得政府肯定与奖励：1943年9月30日授予他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1945年7月9日授苏联元帅衔。

高加索活动

今人皆知贝里亚是1943-1944年大规模驱逐北高加索多个民族：库尔德人、车臣人、印古什人、卡拉恰伊人的罪魁祸首之一（斯大林批准、贝利亚执行）。却很少有人知道，1942年夏秋之际这位内务人民委员曾到高加索执行完全不同的任务，身份是国防委员会全权代表。

对于第三帝国领导层来说，占领高加索地区可以弥补粮食、原油、矿石等原材料缺口。反过来，失去高加索将对苏联战争实力造成极大破坏。所以直到1942年11月都认为高加索（而非斯大林格勒）是德军主攻方向。希特勒抽调17万官兵、1100多辆坦克、4500门各式火炮和约1000架飞机编入A集团军群扑向高加索。谢苗·布琼尼呈送大本营的报告指出：严重缺乏防御如此重要地区的兵员和军械。元帅表示当地只有约24万作战官兵、94架飞机，无坦克，弹药、食品和药品告急。

贝利亚甫一抵达高加索就命令改善部队供应。尤其关注部署于山地的官兵，要求增加他们的食品给养，额外补充炼乳和巧克力。贝利亚每次下部队视察都会调整干部配置，以适应不停变化的战场形势。1942年8月31日大本营和斯大林本人支持贝利亚的倡议：将北高加索方面军和外高加索方面军合二为一。历史证明了这个决定的正确性。

延伸阅读：

三位学者谈贝利亚的历史作用

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支援巴解组织恐怖活动致勃列日涅夫报告
（1974年4月23日）

绝密
特别卷宗
莫斯科市

致勃列日涅夫同志

国家安全委员会自1968年起一直保持同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政治局委员、外事部领导人瓦迪亚·哈达德的秘密接触。

在今年4月举行的同克格勃驻黎巴嫩头目的会晤时，瓦迪亚·哈达德以秘密交谈的方式阐述了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恐怖破坏活动的前景纲领，该纲领主要总结如下：

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特殊行动的主要目的是提高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反对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和美帝国主义的效率。从这一点出发，该组织恐怖破坏活动的主要方针是：
——继续以阿拉伯各国的“石油战”为特殊手段反对支持以色列的帝国主义势力；
——在第三国实施反对美国及以色列人员的行动以获取关于美国和以色列计划和打算的情报；
——在以色列领土进行恐怖破坏活动；
——对其固定资本属于以色列、英国、比利时和西德公司的金刚石托拉斯采取破坏活动。

与此相适应，现在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对一系列特殊行动进行准备，其中包括打击世界各地区（沙特阿拉伯、波斯湾、香港等）的大油库，消灭油船和超级油轮，针对美国和以色列驻伊朗、希腊、埃塞俄比亚、肯尼亚的代表采取行动，袭击特拉维夫金刚石中心大楼等等。

哈达德请求我们援助他的组织以便获得进行单独破坏性作业所需要的几种特殊技术手段。

哈达德在同我们合作和请求援助时清楚地体会到我们对恐怖（主义）原则上持否定态度，没有对我们提出与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这方面活动有关的问题。

同哈达德关系的性质使我们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外事部的活动，对他施加有利于苏联的影响，同时还能利用他的组织的力量保守必要秘密的情况下采取对我们有利的积极措施。

考虑到上述情况，在定期会晤时总体上肯定瓦迪亚·哈达德关于给予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援助（特别资金）的请求是适宜的。至于涉及提供援助的具体问题，那么应该注意，这些问题只有在分别考虑苏联利益并防止给我国安全带来损害的情况下才能得到解决。

请审批。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安德罗波夫（签字）

（文件上方批示：“向苏斯洛夫、波德戈尔内、柯西金、格列奇科、葛罗米柯同志报告”）

斯大林的小儿子瓦西里·约瑟夫维奇是第二任妻子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1924年所生。1932年娜杰日达“自杀”身亡，幼小的瓦西里失去母亲，平常由负责斯大林警卫工作的尼古拉·弗拉希克将军及下属代为照顾。

众所周知，斯大林溺爱独生女斯韦特兰娜胜过其他孩子。但当小女孩渐渐长大，不堪忍受父亲的专制作风，从而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

斯大林和两个儿子的关系则更加复杂，尤其是自幼顽劣的瓦西里。这个男孩精力旺盛，成天跟一群没什么道德品质和自制力的男人（警卫员）厮混，早早学会了抽烟喝酒，让斯大林身边工作人员和学校老师深感头痛。他喜欢爬墙、爱搞恶作剧，坚信自己无论做什么都不受惩罚，这无疑对他的人格形成极其有害。

目前能见到的历史档案中，斯大林曾多次要求下属管教幼子。例如1933年9月致信祖巴洛沃别墅警卫队长叶菲莫夫，让他“好好看着瓦夏，别让他胡闹，不要放纵瓦夏，对他一定要严格要求。如果瓦夏不听保姆的话，或者惹她生气，你们就给我罚他。”

当然，瓦西里的行为、心态与缺乏纠正直接相关，毕竟哪个苏联人敢真正责罚斯大林儿子？他从“风气不好”的学校转入莫斯科第25模范学校，大多数老师对其劣迹视选择而不见，甚至在“自家孩子”跟前表现谄媚——这样做等于火上浇油。终于他们最后一丝耐心耗尽，不得不给斯大林写信，请求最高领袖约束闹腾的儿子。

斯大林对此类“告状信”一向抱着理解和宽容。做父亲的心里很清楚，瓦西里的成长环境把他惯坏了，令他本就不易相处的个性更加难缠。所以斯大林不仅阅读老师的信，还亲自回信，其中一封1938年6月写给“马尔特申同志”的保存至今：

致马尔特申老师：
您的关于瓦西里·斯大林的不良行为的信我已经收到了。谢谢您的来信。
由于工作耽误了给您回信，请原谅。
瓦西里，一个被惯坏的且天分一般的少年，是一个没有教养的人（粗野型的），往往偷奸耍滑，喜欢恫吓软弱的“师长”，经常厚颜无耻，意志薄弱，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无组织性。
各种各样的“干爸”和“干妈”有时过分强调他是“斯大林的儿子”，从而把他宠坏了。
我很高兴，在您身上我看到了一位有自尊心的老师，对待瓦夏能像对待所有学生那样并要求这个厚颜无耻的家伙遵守学校全部规定。瓦西里是被校长们惯坏了，就像您提到的那位。这些弱骨头的人，学校不是他们呆的地方。而如果说瓦夏这厚颜无耻的家伙还没有来得及毁掉自己，那么这恰恰是因为在我们国家还有这样一些不放纵纨绔子弟的老师。
我的建议是对瓦夏要更加严格地要求，不要害怕这任性的家伙以“自杀”来进行虚张声势的讹诈性的威胁。在这方面我将支持您。
很遗憾，我不可能亲自管教瓦西里。但是，我保证会时常过问他的情况。

当斯大林终于有时间亲自管教，瓦西里就遭殃了。虽然他家没有哪个工作人员敢透露严父责打儿子，但瓦西里定期受训斥的情况人人皆知。甚至传出一则故事：某次又挨训时，瓦西里顶撞父亲说自己也姓“斯大林”——意即爸爸你位高权重，干嘛抡起破拖鞋打“皇子”的屁股呢？

斯大林闻言神情自若——他总能沉得住气——回答：“你，不是斯大林。连我自己也不是斯大林”。然后指着墙上悬挂的画像说：“斯大林他在这儿”。这句话的意思是，一切光环或名耀都来自国家元首的官方形象。家门之内，你我之间，父子关系而已。

不知顽劣儿子是否理解了父亲的训教，但他一生始终活在斯大林阴影之下。1953年3月瓦西里·约瑟夫维奇被撵出空军，逮捕，指控其“贪污”、“诽谤政府”等罪名，判刑8年。狱中患多种疾病半残，刑满流放喀山市，每月领退休金。1962年3月逝世——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内报告赫鲁晓夫称死因是“过量饮酒”，建议就地安葬。

1953年3月9日

我国人民的伟大领袖，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逝世了。一种伟大的、道德的、社会的力量消失了，我国人民在这种力量中感受到了自己的力量，并在其指导下从事建设性劳动和经营，享受多年平安喜乐。伟大领袖的深邃目光深入每一个领域，科学界惊讶于他对各种科学知识的领会贯通，以及他天才的科学概括；军人们服膺他的军事才能；各行各业的人总会从他那里获得坚强支持和宝贵指导。作为一个才华卓越的人，他每每能够见常人所不能见、及常人所不能及。

他在伟大卫国战争期间紧张操劳，运筹帷幄，巧妙指挥军事行动，使我们战胜了强大的敌人，战胜了法西斯主义。他每日面对浩繁的治国政务，发表的讲话和文章详尽又令人信服，尤其是在这最后告别的今天，在他的葬礼上，在他的亲密同事中间。作为世界和平的捍卫者，他的姓名和光辉事迹将永世长存。

当我们聚在一起为他祷告时，无法回避他对我们教会需求的一贯友善、关切的态度。我们向他提出的任何问题，他都不拒绝，他满足我们的全部请求。由于他的崇高威望，我国政府也为我们教会做了许多有益的好事。

他的音容笑貌令我们难以忘怀，我们俄罗斯东正教会沉痛哀悼他的离去，衷心祈祷愿他最后的旅程“行遍全地”。

在这悲伤的日子里，我们收到来自祖国各地高级僧侣、普通神职人员和信徒，以及外国东正教会、非东正教会领袖和代表的大量电报，联系我们为他祷告，并对我们的不幸损失表示慰问。

当他病重的消息传来时，我们曾祈祷他康健。现在他走了，我们祈祷他不朽的灵魂安宁。

昨天由以下人员组成的东正教会代表团：尼古拉都主教，西伯利亚高级僧侣、普通神职人员和信徒代表，帕拉季大主教，乌克兰高级僧侣、普通神职人员和信徒代表，尼洪大主教和尼古拉大神甫，在他棺前敬献花圈，并代表俄罗斯东正教会向他尊贵的遗体鞠躬。

信主之人充满爱的祈祷可以直达神前。我们相信，我们为已故之人的祷告也能蒙上帝悦纳。

我们怀着深切而热烈的爱宣告无限追忆，为亲爱的、永志不忘的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祈祷。

《莫斯科教区杂志》，1953年4月第4期。

• 苏联时代的东正教会
• 工厂拔地起，教堂钟鸣息
• 俄国革命后大规模没收教会财产
• 尼古拉·叶若夫关于神职人员和教派分子的特别报告

莫斯科大公瓦西里三世的第二任妻子叶莲娜·瓦西里耶芙娜·格林斯卡娅出身立陶宛，父亲是立陶宛王子瓦西里·利沃维奇·格林斯基，母亲是塞尔维亚军政长官之女。1508年格林斯基家族发动叛乱失败，被迫逃亡莫斯科避祸。据历史学家А. В.库兹明研究，格林斯基家族是留里克王朝奥利戈维奇家族的分支；另一种观点则称，系金帐汗国摄政马麦后人。

1526年，瓦西里三世因婚后20年无嗣，不顾教会反对，与发妻所罗门尼娅·尤里耶芙娜·萨布洛娃离婚，将其送进修道院。另娶立陶宛美女叶莲娜·格林斯卡娅，希望获得继承人。叶莲娜果然生下两个儿子：伊凡（1530）和尤里（1532），前者日后登基，后者“智力欠缺”（实为聋哑）。可惜这段婚姻持续时间不长，1533年瓦西里大公病逝，遗嘱年仅3岁的伊凡继位。瓦西里生前叶莲娜经常帮他处理政务，所以守寡后她确实有手段捍卫权力并保护两个幼子的性命。

叶莲娜发动宫廷政变，将丈夫临终指定的7位顾命大臣统统撤职，其中包括她的亲族，而这些人原本计划至少摄政到伊凡15岁。叶莲娜成了实际统治者，由于是外国媳妇，大贵族和平民都不真心支持，所以一些人认为叶莲娜只能依靠娘家男人。然而真实情况是，1534年她把亲伯伯米哈伊尔·格林斯基也关进大牢，此人后来和瓦西里三世的两个弟弟都饿死狱中。

此外，叶莲娜的兄弟和母亲也因为反对她执政而短暂入狱，但很快获释。1537年瓦西里三世亲弟弟安德烈·伊万诺维奇（斯塔里茨基）兵变未遂，死在狱中。由此，叶莲娜·格林斯卡娅扫除了主要政敌，一举成为基辅大公夫人奥莉嘉之后第二位掌握罗斯政权的女主。

尽管如此，统治合法性不足的问题依然很明显。据16世纪古书《复活纪事》(Воскресенская летопись)的记载，瓦西里三世曾托付妻子掌权直到儿子成年，并命令大贵族们“亲吻十字架”发誓服从。但在某位宫廷近臣撰写的《瓦西里三世疾病和死亡纪事》中，这个问题就很含糊了。我们可以推断，瓦西里大公的确给了妻子一些权柄，但未必是全部。总之，叶莲娜面临的局势困难重重，除了潜藏的内敌，她还急需寻找盟友抗衡虎视眈眈的邻国——克里米亚汗国和立陶宛。

瓦西里三世死后一年，立陶宛和波兰向罗斯宣战，虽然初期攻势很猛，但遭遇顽强抵抗，难以扩大战况。克里米亚汗曾答应帮助波兰国王兼立陶宛大公齐格蒙特一世，却因国内问题未出兵。波兰和立陶宛的国内困境也阻碍了他们继续作战。

1537年2月叶莲娜迫使齐格蒙特签署和平协议，结束了持续三年的战争。双方互相让步，罗斯保留战时建立的谢别日、扎沃洛奇耶等堡垒及周边土地，割让戈梅利州给立陶宛。另外，叶莲娜还和利沃尼亚签订协议，加强了同瑞典、摩尔达维亚及“金帐汗国遗存”——诺盖汗国和阿斯特拉罕汗国的关系。

内政方面，叶莲娜因两项重大举措名留青史——货币改革和行政改革。这实际上延续了当年瓦西里二世的路线，巩固了朝廷对基层的掌握。

在此之前，各公国都有自己的钱币。叶莲娜通过发行新银币、开办国家铸币厂，成功建立起统一的货币体系。0.34克的银币叫“登加”（后来指代半戈比铜钱），0.17克的银币叫“波鲁什卡”（后来指代四分之一戈比铜钱），1个卢布等于100戈比，1俄磅银锭价值10戈比……这不仅打击了1533年之前盛行的假币和王公贵族私铸的劣币，还有助于充实国库、消除赤字。

叶莲娜试图把公国长官的部分权力移交给选举产生的地方自治机构（识字贵族和贵族子女组成），使他们能够审理刑事案件、保本乡平安。遇到自治机构难以裁决的刑案，则移送莫斯科的刑事衙门(Разбойный приказ)。经过这轮改革，罗斯境内拦路抢劫盗匪变少，东方和欧洲的客商更愿意往来贸易。

如果叶莲娜·格林斯卡娅继续执政，或许会给罗斯大地带来更多改变。但很遗憾，1538年她因汞中毒辞世，葬于克里姆林宫升天修道院（译注：1929年拆毁，取出遗骨研究）。关于中毒原因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是大贵族舒伊斯基谋杀所致，也有人认为是化妆品的汞进入身体——这种液态金属经皮吸收的危害当时罕有认识。无论如何，叶莲娜死后舒伊斯基推翻了她的拥护者，监禁了“智障”小儿子尤里，扶持未成年的伊凡四世（雷帝）即位并摄政。

前白军将军安东·伊万诺维奇·邓尼金在伟大卫国战争时期拒绝勾结纳粹，甚至资助红军一车药品。但这并不代表他认同苏维埃政权。1946年邓尼金致信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分享了他关于击败苏联的建议。

邓尼金信件的主旨跟杜鲁门的世界观十分吻合。按照这位前白军将领的说法，苏联必不放弃满世界传播共产主义的计划，如果想试图“安抚”斯大林，就像当年希特勒曾经采取的外交措施那样，只会徒劳无益。邓尼金认为，局部战争、罢工、暴动和红色宣传都是克里姆林宫实现“世界布尔什维克化”的工具。

面对这一威胁，邓尼金建议“英语国家”共同行动，不给苏联任何贷款。邓尼金认为：从西方民主国家获得的任何款项都会被斯大林投入“枪炮、飞机和原子弹”。苏联领导人不希望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除非世界各国因内部动荡变成“容易的目标”。邓尼金声称，一旦布尔什维克获得原子弹就会立刻向西方开战（实际没发生）。

邓尼金在表示支持杜鲁门反苏意愿的同时，告诫他切勿重蹈希特勒覆辙。邓尼金说，元首的策略错就错在跟全俄罗斯人为敌，而非单单跟布尔什维克为敌。

邓尼金对此强调：“应当区分苏联政府和俄罗斯人民、刽子手和受害者”。他提醒美国总统，红色统治者令俄罗斯大地陷入“可怕的赤贫”。如果俄罗斯人发现有谁企图肢解他们，把周边国家分离出去，他们就会把美国人视为祖国的仇敌。
（儿按：欢迎联想）

邓尼金回忆近十几年发生的事情说：“当战争在国际主义的大旗下展开，芬兰战争的惨痛后果和红军前往莫斯科途中的灾难，世人有目共睹。但后来战争性质变成殊死捍卫祖国，结果却是德国溃败。”

如果西方国家同深受爱国主义教育的俄军士兵作战，鉴于“俄罗斯巨大的战争潜力和难以攻占的辽阔领土”，邓尼金认为将难以取胜。相反，如果战争爆发时西方国家郑重宣布不侵犯俄罗斯边界，苏维埃政权就有可能被人民起义或政变推翻。邓尼金相信后一种方案——即更换莫斯科的政府——是最可取的。

如其不然，万一外军占领俄国，邓尼金建议杜鲁门立即成立俄罗斯自治政府，邀请侨民返乡参政。而且，邓尼金坚决反对邻国插手俄国事务，认为波兰的觊觎是一个特别严重的威胁，俄罗斯人民绝不会答应。为此他在信中着重强调内战时期白军坚持的“统一和完整的俄罗斯”主张。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邓尼金的信可能部分促使杜鲁门放弃核打击苏联的计划。而西方情报部门日后的行动表明，他们并未采纳邓尼金意见，不仅暗暗支持俄罗斯境内的反苏势力，还扶持各共和国的分离运动。这些行动无疑对苏联的最终解体起了或多或少的推动作用，许多俄罗斯人，甚至反苏的俄罗斯人都认为这一结局导致传统领土损失，西方应该负责。

1947年8月7日安东·邓尼金心脏病发作，死于密歇根大学医院。

1980年12月26日，莫斯科“日丹诺夫”地铁站（维欣诺站）发生一起刑事案件，最终导致苏联政府实权人物之一：内务部长尼古拉·晓洛科夫下台。

俄罗斯大地几百年来从无政治公开化的传统，重大事项一贯在幕后暗箱决定——过去是皇帝、后来是总书记。1970-1980年代之交，苏联的政治生活在外界看来似乎安定平静：老迈的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继续指挥国家朝着发达社会主义缓慢前进。但只有“内部人”才知道，一场争夺“勃列日涅夫遗产”的风暴正酝酿中。

两大安全部门首长——克格勃主席尤里·安德罗波夫和内务部长尼古拉·晓洛科夫之间的矛盾尤其尖锐。在苏联政府体系中，国家安全委员会无疑地位更高、权柄更大，但晓洛科夫也有独特优势：与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的几十年友谊，使他能够大大扩张本部门触角。

安德罗波夫和晓洛科夫都明白，勃列日涅夫一旦咽气，他俩就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一山绝容不下二虎。同时，两人长期以隐蔽手段暗中较劲，因为如果公开斗争，很容易使自己背上“破坏苏联社会稳定”的骂名，落入过早失败的境地。但谁也没料到，1980年12月底莫斯科东南郊发生的一起案件竟成了事情转折点……

1980年12月26日，40岁的克格勃第8总局（通信机要局）少校维亚切斯拉夫·阿法纳西耶夫已经请了一星期的病假，这天正要去机关门诊部看病，顺便召集好友参加生日聚会。尽管妻子曾告诫说不要庆祝40岁生日，否则不吉利，但少校不是那种迷信的人，承诺最晚十点回家。

晚九点生日聚会顺利结束，维亚切斯拉夫·阿法纳西耶夫和朋友们坐地铁各回各家。少校随身携带丰富寿礼：一根烟熏香肠、大马哈鱼罐头、保加利亚番茄罐头、一瓶伏特加和一瓶白兰地，以及他买给女儿的礼物：南斯拉夫凉鞋。

然而阿法纳西耶夫始终没到家。12月27日上午克格勃值班人员接紧急通知，今晨8:20左右在莫斯科郊外通往贝科沃机场公路边发现遍体鳞伤、昏迷不醒的维亚切斯拉夫·瓦西里耶维奇。该人无任何证件随身，通过衣兜内的病历单得知其克格勃少校身份，救护车就近送往柳别尔齐市中心医院抢救。

需要指出的是，阿法纳西耶夫被路人发现的地点距离克格勃员工别墅区——佩霍尔卡村不远。当时身边没什么物证，只有一个烟头、类似血迹的褐色污渍和一支断裂钢笔，后来在15公里外的热列兹诺多罗日内市火车站寻获少校的工作证。

由于这是克格勃第8总局今年失踪的第二位工作人员（第一位是秘密潜逃美国的维克多·舍伊莫夫，当时怀疑全家遇害），尤里·安德罗波夫亲自听取情况汇报，命令调集精干国安人员查清真相。12月29日警方材料统一汇总到克格勃侦查部门。

人们起初希望维亚切斯拉夫·阿法纳西耶夫亲口讲述当晚遭遇，但他终究未能脱离昏迷，1981年1月1日死亡。

克格勃调查人员把同事的亡故当成一项亟需攻克的挑战，设法还原了12月26日案发当晚细节：参加生日聚会的朋友说阿法纳西耶夫喝了200克伏特加。由于酒精作用及本身疾病，身穿便衣的少校在地铁车厢睡过站，直到停靠“日丹诺夫”总站才被查票员唤醒。那个年代，地铁醉汉不会受到什么友好待遇。查票员认为此人神志不清，便将其交给总站警局值班警员。地铁司机证实他曾帮忙把阿法纳西耶夫的随身物品搬至警局内。另外，醒酒所救护队例行到“日丹诺夫”站接走被扣留醉汉的时候也曾见过阿法纳西耶夫，但警察不知何故未将他移交。

显然，苏联内务部“日丹诺夫”地铁站警察分局同克格勃少校的死关系密切。调查人员讯问12月26日值班警员，发现供述混乱、回答模糊，怀疑进一步加深。尤其是其中一名警察持有阿法纳西耶夫的笔记本，上面清楚显示姓名、职衔和克格勃工作电话号码。

经过一番努力，这些警察终于供认实情。原来，当晚三名值班警察：尼古拉·洛巴诺夫、尼古拉·拉索欣、亚历山大·波波夫严重醉酒，认为携带美食和两瓶酒的维亚切斯拉夫·阿法纳西耶夫是个“绝佳猎物”。三人遂以“检查”为借口把阿法纳西耶夫强行推拽入办公室，尽管有确凿证据证明后者多次高喊自己是克格勃少校并出示证件，但三人并未理会——虽然他们明知法律禁止以任何理由扣留克格勃军官。警察揍了阿法纳西耶夫一顿，把他扔出走廊，继续饮酒。

换作其他人，完全可以好汉不吃眼前亏先撤离，等第二天再算账。但“别过四十生日”的告诫仿佛成了某种诅咒。走廊没有通往出口的指示牌，少校转了一圈又折回警局办公室，大叫：“你们要为一切负责！”

仨警察扑上去暴打，阿法纳西耶夫后脑两次撞墙，倒地昏迷。三人这才去找他们的局长鲍里斯·巴雷舍夫。巴雷舍夫迅速赶至，立刻意识到情况不妙——警察扣押、袭击、抢劫克格勃军官属于严重犯罪，遂决定用伪装抢劫杀人的办法摆脱此事。奄奄一息的维亚切斯拉夫·阿法纳西耶夫被塞进巴雷舍夫的ГАЗ-24小车运出城，遗弃在克格勃员工别墅区外的叶戈里耶夫斯科耶公路边。巴雷舍夫指挥拉索欣和波波夫扒下阿法纳西耶夫外衣，又继续踢打他多次才离开。

调查至此，案件基本告破。但获知内情的不仅安德罗波夫一人，晓洛科夫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掩盖此事。熟稔克里姆林宫阴谋手段的尤里·安德罗波夫判断这种情况下不宜硬碰硬，1981年1月12日他约见苏联总检察长亚历山大·列昆科夫，随后“日丹诺夫地铁站杀人案”被移交苏联总检察院。

总检察院委派特别重大案件侦查员弗拉基米尔·卡利尼琴科负责联合调查小组（其中还包括莫斯科州执委会的人），克格勃暗中进行保护。据卡利尼琴科透露，他们从一开始就不断受到内务部各种压力，以至于克格勃第7局的“阿尔法”特种部队派兵保护他和家人长达两年！并且，案件嫌疑人不是像通常那样羁押在内务部看守所，而是关在克格勃自己的“列福尔托沃”监狱。

内务部长尼古拉·晓洛科夫很清楚，尤里·安德罗波夫不会放过借阿法纳西耶夫少校遇害案葬送自己仕途的大好机会，却无力阻止。被拘留的警察眼见内务系统保不住他们，所作所为又面临死刑，索性全数招供之前造的各种孽：这帮家伙竟然涉及约40起针对公民的刑事犯罪，长期掠夺、殴打醉酒或未醉酒乘客。洛巴诺夫还曾在家杀人分尸、抛尸（该案当时未破）。他们自信能够永远逍遥法外，因为背后站着巴雷舍夫少校，少校后面站着他的上级，上级又有上级……直到晓洛科夫部长，此公管理内务部的信条是“不抛弃自己人”。

被抓警察甚至承认“谋害了”克格勃失踪少校维克多·舍伊莫夫及妻女，事后证明纯属胡言。

结果，位于“日丹诺夫”地铁站的第5警察分局全体人员被解雇，其他线路分局的几百个人也遭遇同样命运。

1982年7月21日，警察杀害克格勃少校维亚切斯拉夫·阿法纳西耶夫案宣判：局长鲍里斯·巴雷舍夫、警员尼古拉·拉索欣、尼古拉·洛巴诺夫和亚历山大·波波夫死刑，警员尼古拉·沃祖利亚13年监禁，阿列克谢·捷雷舍夫和维亚切斯拉夫·皮克萨耶夫分别10年监禁，亚历山大·萨拉托夫5年监禁。

这还没完。总检察院在安德罗波夫的建议下开始对莫斯科警察局所有部门进行全面检查，80多名内务部官员因严重犯罪及窝藏包庇被判刑。后来针对警察机构的“大清洗”波及数百、数千人。

尼古拉·晓洛科夫身为国家精英的威信化为乌有。但安德罗波夫岂肯就此罢手，他在严格审查的前提下允许报刊发表有关调查和审判内务部官员的信息。这对当年的苏联民众犹如晴天霹雳，和善友好、随时准备伸出援手的“警察叔叔”形象从此崩塌。莫斯科周边流言四起，说地铁站遍布被抢、被杀的市民尸体，地铁民警则像麻风病人一样被大家避之不及。

1982年11月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逝世，尤里·安德罗波夫接班成为新任总书记。12月17日尼古拉·晓洛科夫被免去苏联内务部部长职位，开始对他十六年来领导内务部的工作进行调查，很快发现许多滥权行为。1983年2月晓洛科夫之妻斯韦特兰娜自杀身亡。1984年2月尤里·安德罗波夫逝世，但这无法改变晓洛科夫的既定命运——1983年6月15日逐出中央委员会，11月16日剥夺大将衔，12月7日开除党籍，12月12日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决定收回他除伟大卫国战争时期军功章之外的全部国家奖章和“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

次日（12月13日）尼古拉·晓洛科夫在别墅用猎枪射击头部自杀，“脑组织四溅”。死前三天致信康斯坦丁·契尔年科，表示“没违反法律，没背叛党的路线，没拿国家任何东西”，请求保护自己儿女免遭迫害。他被葬在莫斯科瓦甘科沃公墓。

尼古拉·阿尼西莫维奇·晓洛科夫工人出身，参加过卫国战争，担任苏联内务部长期间为提高苏联警察勤务效率、改善苏联内务部人员社会地位和权威做了不少工作。但他同时也在内务部系统内创造了有罪不罚、官官相护的“潜规则”，催生出几十甚至上百个“肩章恶棍”。丑陋内幕总有暴露之时。1980年12月26日不仅对克格勃少校维亚切斯拉夫·阿法纳西耶夫是个致命的日子，对尼古拉·晓洛科夫大将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延伸阅读:

“解冻”时期举报警察滥权的群众来信

亚历山大·阿纳托利耶维奇·什莫诺夫1952年生于列宁格勒，童年家庭幸福。参军退伍后进入科尔皮诺市国营伊若拉工厂当钳工，平日和妻子、女儿住公共宿舍。

据报道，此人1978年曾被列宁格勒精神病医院诊断患精神分裂症，1981年计划刺杀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因其自然死亡，未实施。1980年代后期什莫诺夫加入俄罗斯社会民主党，政治观点愈发激进，认为现任总书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应该对1989年4月9日镇压第比利斯群众集会和1990年1月20日镇压巴库群众集会负责，必须将之从肉体上消灭，以保证民主选举总统。另有说法称，亚历山大·什莫诺夫早在1987年就打算刺杀戈尔巴乔夫，多次秘密张贴打字传单，号召镇压党政领导人。

总之，为实施刺杀计划，什莫诺夫花900卢布合法购买（有警方颁发的许可证）一杆德国双筒猎枪，锯短枪管、磨平准星，反复练习12秒内从长外套下抽枪射击——他认为警察来不及在如此短时间内做出反应。起初决定1990年5月1日行刺，后延期。11月5日什莫诺夫前往莫斯科，11月7日上午给猎枪装填自制大威力子弹，自己粘假胡子、戴假发伪装。为躲过金属探测器搜查，他往外套上缝了一块橡胶垫，又在枪身贴一张纸，写着：“巩固国家！”，让枪看起来像标语牌。最后，裤兜内装遗书，曰：“万一我死了，是因为我想消灭苏联总统М.С.戈尔巴乔夫”。

什莫诺夫事后供称：如果第一枪顺利命中戈尔巴乔夫，就用第二发子弹打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阿纳托利·卢基扬诺夫。

中午11:09，什莫诺夫混进游行群众，缓缓接近戈尔巴乔夫和其他苏联领导人站立的列宁墓看台。由于他藏身拿鲜花、举标语的游行队伍中，警察和克格勃军官都没起疑。当距离列宁墓约47米时，什莫诺夫抽出猎枪瞄准戈尔巴乔夫头部扣动扳机。警察上士安德烈·梅利尼科夫在最后一刻紧急抓住枪管往上推，两颗子弹一颗飞向天空，另一颗击中“古姆”外墙。现场的克格勃第九局军官迅速支援，什莫诺夫被捆绑带走。

据说现场电视直播11:10被掐断，插播古典音乐会，11:25恢复。当晚的《时代》节目报道：“有人在古姆附近红场举行的游行活动上开枪。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新闻处表示，一名列宁格勒市民持猎枪向天射击两次后被拘留。无人员伤亡。正在进行调查……”

后来专家们肯定地表示，锯短枪管发射的子弹不可能击穿总书记西装下面的防弹背心，除非命中头部。而什莫诺夫自言服役时枪法很好，只是红场上他没法仔细瞄准……

亚历山大·什莫诺夫在看守所关了一年，坚称神智清醒、脑子没病，却也表示不会再进行恐怖活动，因为“反正现在人民自己会把戈尔巴乔夫选下去”。最终他被判定精神异常，送精神病院治疗4年，此期间妻子跟他离婚，带走女儿。出院后又被评为“二级残废”，干了1年左右的水暖工，攒钱创办一家名叫“一吨黄金”的建筑维修公司，当起了小老板，好像经营不顺。数年后什莫诺夫热心参与社会活动，1998年出版小书，题为《我如何以及为何要射杀极权主义国家头目М.戈尔巴乔夫》。1999年试图在圣彼得堡竞选国家杜马代表，但被地方选举委员会拒绝登记——尽管他收集了许多支持签名。此路不通，什莫诺夫摇身变成人权捍卫者，组织发起6次社会政治活动，积极保护那些被精神病医生“迫害”的人，呼吁停止对未犯罪者进行非自愿的精神病治疗。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不相信什莫诺夫当真打算取他性命，甚至说：“我认为此次图谋不过是精心策划的表演，由于当时国内群情沸腾，局势紧张，有些人就觉得应该吓唬吓唬总书记。所以我压根没怎么重视这件事。自始至终就是情报机关和克格勃上演的独角戏。”

周恩来致斯大林电：请苏联派遣细菌学专家(1952年3月7日)

菲利波夫同志!（儿按：即斯大林）

为了采取有效的措施，同敌人在朝鲜战线和东北领土投放的细菌生物作斗争，同时，为了防止因此可能会引发的各种流行病，我们在继续加强预防流行病的力量。

我们请求苏联政府尽快向中国派出9名预防流行病的专家：预防流行病小组组长1名，高水平的防疫和细菌微生物学实验医师1名，昆虫寄生物学专家1名，生产疫苗，并且了解培植疫苗的细菌专家2名，使疫苗标准化的实验专家2名，消毒和灭鼠专家1名，流行病专家1名。

此外，必须使上述专家，特别是要使细菌学专家在来的时候带上必要的准备和细菌设备，以便进行微生物学的、细菌学的以及其他的研究。

请把您就这一问题做出的决定告知我们。

此致

敬礼!

周恩来

1952年3月7日

周恩来致斯大林电：请苏联提供防止流行病药品(1952年3月10日)

菲利波夫同志!

由于敌人继续向东北投放大量的昆虫细菌，我们估计，我们在今年3月7日发出的申请中要求提供的防止三种流行病的帮助是不够的。

我们请求苏联政府除了提供今年3月7日的申请中提供的数量的帮助以外，另外再向我们提供如下防止流行病的物资：纯滴滴涕600吨，抗鼠疫的疫苗2000万剂，四联疫苗(肠伤寒、副伤寒A、副伤寒B、霍乱)2000万剂。

如果可以的话，请求苏联政府及时把上述所述的部分物资以及我们在今年3月7日请求提供的部分物资空运到北京。

请把这一订货纳入双方贸易的账单中。

能否供货请告知。

此致

敬礼!

周恩来

1952年3月10日

斯大林致周恩来电：苏联同意提供专家和疫苗(1952年3月14日)

周恩来同志!

您在3月7日、8日和10日发送的电报收到了。

1.根据您的请求，我们向中国派遣了您在3月7日的电报中指出的9名专家，并使他们带上必要的试验样品和装备。这些专家将在3月25日到达中国，为期3个月。

2.4月10日之前将向中国发送如下疫苗：预防鼠疫的疫苗5百万剂，预防霍乱的疫苗380万剂，预防肠伤寒的疫苗和副伤寒A、副伤寒B的疫苗850万剂。第一批预防鼠疫的疫苗100万剂，将在3月25日之前空运到北京。

此外，6月1日之前将会另外提供如下疫苗：预防鼠疫的疫苗500万剂，预防霍乱的疫苗320万剂，预防肠伤寒、副伤寒A、副伤寒B的疫苗400万剂。

苏联没有生产您在电报中提出的四联疫苗，但是将会发送在苏联加工过的疫苗制剂以取代四联疫苗。

4月10日之前还将提供100吨纯滴滴涕，并在5月1日之前另外再发送100吨滴滴涕。

菲利波夫

1952年3月14日

（本文来源：《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