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诗人、作家弗拉基米尔·阿列克谢耶维奇·索洛乌欣活跃在上世纪六十、七十年代。他1924年生于弗拉基米尔省弗拉基米尔县阿列皮诺村（今弗拉基米尔州索宾斯基地区）农民家庭，是第十个孩子（老幺）。
俄罗斯农村始终是索洛乌欣文学作品的主题。苏共中央刊物《共产主义》杂志1982年第二期登载了对索洛乌欣的严厉批评，指责他“跟上帝调情”。索洛乌欣是最早公开提出重新思考列宁在俄罗斯历史中形象的人之一。“改革”年代流行一种观点，谓斯大林时代的罪行属于“歪曲列宁理论”，而索洛乌欣针锋相对指出：那其实是列宁政策的必然延续。
以下段落摘自他1976年散文集《最后的阶梯（同时代人的自白）》：
农民身上发生了什么？他们怎么变成今天这样？大家自己心里都清楚，我们的集体农庄一片狼藉，庄稼收成很少，冬天用树枝子(веточный корм)喂牛，牛就站在齐膝深屎尿里，人都跑进城了，没跑的终日烂醉……
复活节那天我决定去教堂，去叶洛霍沃大教堂。复活节夜晚教堂附近总是噪杂吵嚷如巴别塔底：大客车围成圈，警察拉警戒线，共青团小组、纠察队——尽一切手段阻拦年轻人进教堂。而在每座教堂周围，都有十座这种大教堂无法容纳的人群。
您知道吗，如今的女人想买点儿漂亮东西（短衫、裙子、高跟鞋），最简单的途径就是上厕所。对，没错，走进彼得罗夫卡街或“古姆”的某个公共厕所，里头是二道贩子倒卖外国服装的兴盛处。关键在于，警察不想管女厕所的事。这难道不是俄罗斯妇女的耻辱吗，这难道不丢脸吗！俄罗斯曾经遍地羊皮，如今我国女人为了求购一件保加利亚或加拿大的所谓熟羊皮大衣，不惜支付离谱价钱，一件上千卢布。这可是俄罗斯——毛皮之国。亚洲人来莫斯科排好几天队，买地毯带回地毯之乡中亚。
您知道吗，莫斯科的供应多多少少算体面了，其他几个大城市也差不多。奥廖尔人、库尔斯克人、坦波夫人、沃罗涅日人、弗拉基米尔人、喀山人、沃洛格达人到莫斯科采购，用网兜装着香肠、肉、鸡、蛋、奶渣、荞麦粒，有时甚至白面包回家。您知道吗，距离莫斯科50千米的地方买不着香肠和肉。更别提一个文明国家所应有的三十、四十种花样香肠了。就算在莫斯科您也买不着美味肠、熏肠、布伦瑞克肠等各式香肠，专为“有名有姓”之人服务的内部供应店除外。正如我们都知道的那个谁说的：“人民和党团结一心”。
您知道吗，有的城市整月不卖肉，油和奶经常断货。人家告诉我，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州委凭票发给病人和儿童牛奶。这可是西伯利亚，曾经泡在黄油里的地方。（还有两件小事。我朋友热尼亚·马利采夫1976年4月在叶列茨肉类市场亲眼目睹他们以每千克17戈比的价钱卖牛骨，天天如此。除了这些骨头，叶列茨不销售任何肉。我本人在纳尔奇克市见到如下场景：大型肉品商店，镀锌板柜台干干净净，顾客不见踪影，售货员闲得翻书。店内除了猪蹄一概全无，在这个穆斯林居民为主的城市，形同羞辱人。）
沃罗涅日人、奥廖尔人去莫斯科搬运香肠、鸡肉、鸡蛋。又托我买牛舌、买小牛肉，6卢布1千克的话就不要了。想想这价钱，再想想如今工资。您看看农村的国营店、村办商店，瞧瞧卖的都是些什么。这就是人民的幸福吗？这就是忍受煎熬折磨所换得的吗？
您打算做晚饭，心里想着：要么买两块牛里脊、小牛肉、牛肝、牛舌、牛肚，要么买猪蹄、猪肉、乳猪、鸡杂、火鸡、牛乳房、兔子。结果您进进出出二十间商店，只见一级牛肉和二级牛肉，且是冰冻的，或者一级、二级羊肉，最可能的情况是：光有牛腰子。这就是您的全部选项了。活在莫斯科您就偷着乐吧，外埠岂有这等好事。
您打算买蘑菇（我国森林盛产蘑菇），心里想着买哪种好呢：卷边乳菇、绒毛乳菇、丑乳菇、乳牛肝菌、红菇、鸡油菌、白菇、桦蘑、香菇，或者买块松露，或者买瓶酸腌凯撒菇？您连问一百间商店，要么根本没蘑菇，要么只有一种今天刚好进货的蘑菇。最可能的情况是：只卖酸腌牛肝菌。
唉，别考虑吃的啦。去花店吧。人家今天只卖菊花，虽然您很想要兰花、玫瑰、报春花、风信子、石竹花、鸢尾花、郁金香。您不能这样高要求，您正经历花卉短缺呢。
咱国家向工人销售汽车的时候，就跟投机商人没两样。一台‘日古利’（仿‘菲亚特124’）外销价1000美元左右，国内售价7500卢布；一台‘伏尔加’外销价2000块，卖给国内工人15000，就这还买不着呢。缺货啊，缺货，亲爱的朋友。
而这种专为“贵人”开的店，这些“小白桦”，难道不是天天打老百姓脸吗？同样的伏特加，为什么卖50卢布而不是4.12卢布？为什么搞得那么高级那么纯净？为什么店里一切东西都比外头贵至少五倍？而且，为什么这种商店有的国内其他商店没有呢？这也是为了劳动者利益吗？
全体国民，除了高级领导，都被屈辱的、难以忍受的排长队困住了。事实上这种情况已持续约六十年。不仅商品短缺，精神上也受损害。一位经济学家曾告诉我，即使到今天我国消费领域仍存在故意的“剪刀差”，即需求大于供给。这不仅是个商业问题，也是政策问题。毕竟求大于供的情况下顾客无从挑选，任何破烂货、残次品总归有人买。但最要紧的是，排长队的人不再是完整的人，他沦为忍气吞声、低三下四的“半人”，忘了尊严，忘记自己是个自由、自尊的人。
莫斯科有个泳池，名字就叫“莫斯科”泳池。没错，广大劳动群众是在基督救世主大教堂原址上游泳。但泳池边的小木屋怎么回事？知情者叫它“木房子”，是个专门的芬兰浴室，有地毯和捷克啤酒，前厅还有壁炉。来吧，随便什么工人、农民甚至知识分子都进来享受吧，可惜人家只招待少数人。这类人还有特别汽车、特供食品（所谓“黄米”）、公家别墅、特权疗养院（第4局）（译注：指苏联卫生部第四总局，为党的最高层干部服务，今俄联邦总统事务管理局之前身）、特殊门诊部和医院、特级多房间优质住宅、内部影片、免排队买电影票的入场券、专门保留的火车票，以及一拨就通、免着急上火的服务电话，不用像我们打“09”的时候永远占线忙音。这算哪门子平等啊？
— 但是人民有休假的权利，有去疗养院和休养所(Дом отдыха)的权利。
— 我本想告诉你：这些休养所一个房间睡四个人，闲极无聊沿着公园小路乱走，喝点儿酒，钻进灌木丛寻开心，在所谓“群众文化工作者”带领下合唱《喀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跳麻袋。但我想说另一个问题。著名的工会工作者В. В.波尔托拉诺夫曾对我讲，我国每年仅2%的工人和职员能够踏入疗养院、休养所。就是说，一个工人如果老实排号不走后门的话，五十年才有一次疗养休假机会，而且别忘了集体农民压根不在这2%范围内。所以真正享受这套福利的人微乎其微。
社会主义竞赛最荒谬可笑的情况：警察部门为了减少发案率，对某些违法犯罪行为不登记、不立案、不处理，采取纵容和隐匿的态度。
此外，我跟一些厂子的工人聊过…… 他们憎恨那些比自己工作卖力好几倍的同事。此中缘由很简单，就是生产指标。比方说本来一个班次制造一百个零件，工资4卢布。如果其中某人造出三百个零件，并且证明现用的机床具备这个能力，那么生产指标将立即翻三番。从此每个人都必须挥汗如雨制造三百个零件，而工资却没增加，更别说翻三番了。革新者和突击手无非在第一天能拿到产量翻三番的额外奖励，之后他们也得完成增长了的指标。所以这种“定额”制度本质上是保守的，悖谬之处在于其目的不是发展和繁荣，而是隐藏生产潜力。
同样道理，生产主管也对用新工艺取代旧工艺，或新产品替换旧产品兴趣寡淡。既然冲压制造老式勺子既能完成计划又对他有利（拿奖金），干嘛花时间研发新式勺子、完不成计划、拿不到奖金呢。何况没有哪个工人会因为新工艺取代了旧工艺而收入增加。所以何苦费时费力去冒险呢？冲压制造老式勺子岂非更安全吗？
库存过多怎么办？已经滞销好几个月了。但愿能从某个地方获知我国每年积压多少产品……
诚然，如今中等教育尤其高等教育惠及民众的程度远远超过革命前。但当年办教育注重实效，而非在宣传上大哄大嗡。农艺师、工程师、桥梁和船舶建设者、医生和教授都是根据需要培养的，不是为了统计报表好看，也不是为了追求持文凭的人数。
那时候教出来一个农艺师，他就是农艺师；教出来一个兽医，他就做兽医。现在大量女青年从农艺专业和畜牧专业毕了业，报表交上去，实际分配到集体农庄无所事事，随便干个什么职务，每月领区区九十卢布工资。
以前我在《星火》杂志做记者的时候，某个拥有四万九千工人、七千工程技术人员的大型冶金厂厂长对我讲：如果他自己说了算，宁可每10-15位工程师里头只保留1位真才实学的。倘若给这个人开1000甚至2000卢布月薪，而不是现在的150卢布，你让他干什么他就能干什么。但即使从生产效益上考虑，也不会允许厂长这样处置工程师们。他们已经培训出来了，已经拿到文凭了，总得有地方就业吧。于是塞给各生产企业，收入比工人少，整天混日子，在工人面前毫无权威，东戳一下西戳一下，实际成了企业躯体的寄生虫。您可能会问他们究竟干些什么？请看：“社会学家采访了某大型机床制造厂领导，发现该厂每月开56次业务问题会、15次特别问题会”。等于说每月开会70多次。而且厂领导肯定少算了，减去周末的话平均每天开三次会。每次开会连到齐带解散至少一小时，多则两小时，纯属浪费光阴。这是我从1975年10月《鳄鱼》杂志上读到的。
这种情况遍及我国整个经济部门，都是些平庸、平淡的半吊子，因为我们的教育似大水漫灌，不努力追求高度和深度……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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