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俄罗斯大作家尼古拉·果戈里毕生恐惧被活埋。但人死于棺中固然可怕，出生于棺中也可谓惊世骇俗。1819年初莫斯科省洛帕斯尼亚村就出了这样一件奇事：怀孕农妇阿库利娜·彼得罗娃突然病逝，几天后坟墓下却传出沉闷呻吟。

阿库利娜·伊万诺芙娜·彼得罗娃和丈夫费奥多尔·彼得罗夫住在莫斯科省洛帕斯尼亚村，1819年初怀孕，预计秋天诞下他俩的头生子。产期临近，费奥多尔和村中大多数人忙着下田，阿库利娜留在家中，由年幼的侄女玛芙拉“照顾”。

然而当阿库利娜宫缩阵痛发作时，玛芙拉吓得手足无措原地发呆。这个可怜的孕妇尖叫了大概三小时，婴儿也没露头，最后疼得失去意识。昏迷没多久，阿库利娜突然苏醒跳进院子，抱着谷仓木柱全身瘫软。玛芙拉终于回过神来，飞奔找大人求救。

按照1837年《阅读书丛》的描述，丈夫费奥多尔和亲戚们闻讯赶回，看到阿库利娜跟玛芙拉离开时的状态一样，搂抱木柱纹丝不动。大家勉强分开她僵硬的双臂，移至床上，发现呼吸已停，毫无生命迹象。

既已如此，村民们立即开始为早逝的孕妇准备后事。阿库利娜被擦洗干净，换身新衣服停于桌上。依着民间传统，死后第三天葬入村教堂附近公墓。之后两天悲伤的家人哀哭不已，邻人也纷纷表示惋惜。直到神甫的孩子在坟地玩耍时，听见地下隐约传出呻吟声。

神甫伊万大惊，跑去确认小孩所言不虚，立即叫几个人刨坟。他们撬开棺盖，赫然发现阿库利娜尸体姿态扭曲，脚边有个活的男婴。

新生儿抱出坟墓，并无大碍。阿库利娜·伊万诺芙娜已然窒息死透，只能重新填土掩埋。孩子取名彼得，1837年《阅读书丛》出版时还好好的，他父亲费奥多尔也健在。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1972-1981年，波兰前上校理查德·库克林斯基向美国提供了大量华约组织机密文件。卡特总统国安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称赞他是“北约在的波兰头号情报官”。

破碎童年

理查德·库克林斯基1930年生于华沙一个工人家庭。纳粹侵略波兰那天，正在上学的库克林斯基被响彻全城的凄厉警报吓呆了。

德占期间，库克林斯基亲眼目睹纳粹军队在华沙街头的暴行，一群人的酷虐和另一群人的苦难给他幼小心灵留下了深刻阴影。13岁的他试图参加抵抗运动“波兰家乡军”，因太年轻未被收留。于是转而加入地下组织“剑与犁”，协助大人满城张贴招募志愿兵的海报。

没多久悲剧降临他家。理查德爸爸也是抵抗运动成员，被盖世太保俘虏，暴打一通送进集中营。1945年战争结束，理查德从德国劳改营返回波兰，四处寻找父亲下落，起初徒劳无果，后来才知早已死于萨克森豪森集中营。

孤儿库克林斯基搬到波兰西南部找工作，曾在弗罗茨瓦夫一家肥皂厂看大门。1947年入伍波兰陆军，年仅17。

思想动摇

此后二十年库克林斯基的军旅生涯顺风顺水。1967年已担任高级军官，是制定波兰同华约其他国家举行联合军事演习计划的关键人物之一。虽然事业成功，但库克林斯基却被一个隐忧困扰：波兰军队“苏联化”倾向愈发严重，完全比照苏军进行改革。无论军事训练、教官、服装、思维方式等，任何偏离规定路线的行为都要受责罚。

入伍之初库克林斯基以为苏联的统治是暂时性的，希望有朝一日本国军官——比如自己——能够取代苏联指挥官，为波兰的利益而非苏联的利益服务。他厌恶苏联，盼着总有一天俄国人会停止对波兰的掌控。可惜事与愿违，苏联的铁手越抓越紧，沮丧的库克林斯基这才意识到波兰战后处境实际是新侵略者取代旧侵略者，人民终有一难。

库克林斯基陷入激烈思想斗争：我究竟为谁而战？为波兰人民，还是为苏联？二十年努力捍卫祖国利益，到头来竟沦为苏联镇压机器的一颗螺丝钉？！

突然变节

1967年库克林斯基作为国际管制委员会波兰代表团成员派驻越南六个月。该委员会主要负责监督1954年分割南、北越的《日内瓦会议宣言》执行情况。

苏联一向要求波兰实行反西方宣传，尤其妖魔化美国。库克林斯基在越南接触美国人，与他们面对面友好交流，发现人家并非青面獠牙。他早就知道苏联反西方言论夸大其词，越南之行让他亲身体会了其中虚伪。

从越南回国后库克林斯基受命参加“多瑙河行动”。表面看这次行动是多个华约国家在捷克斯洛伐克边境进行军事演习，但深入了解情况后库克林斯基发现真实目的是入侵该国镇压“布拉格之春”，因为当时的捷克共产党严重违背了苏联教师爷的意旨。1968年事件的结局和波兰军方的积极配合，令库克林斯基深感震惊、愤懑。

两年后波兰发生经济危机，政府决定大幅提高食品和日用必需品价格。波兰人民被激怒了，因为大多数人现在连维持生活都力不从心。波兰北部遍地涌现不满和抗议的呼声。鉴于两年前的“布拉格之春”，共产主义执政党：波兰统一工人党担心抗议会动摇国家稳定。他们也害怕如果表现不够强硬，华约军队将不可避免地开入华沙。于是政府决心彻底镇压民间反抗情绪，哪怕采取最暴力的手段。

当硝烟散尽，44名抗议者被杀，1000多人住院。军内许多人认为政府的镇压正当且必要，但库克林斯基却非常愤怒。他想不通政府为什么如此对待国民，尤其他们只是为了争取活下去的机会。

库克林斯基早就对波兰军队失望透顶，1970年残酷镇压民众抗议是压倒他的最后一根稻草。如今他彻底明白了，波兰军队已经背叛波兰人民，他不愿为出卖波兰利益的集团继续服务。

此外，库克林斯基认为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是苏联而非西方国家，这方面他受到波兰总参谋长博列斯拉夫·霍哈观点的极大影响，此人曾私下表达过对波苏不平等关系以及与西方发生战争的忧虑。库克林斯基后来说，如果东西方阵营爆发大战，“我们的前线只会变成洒满波兰人血肉的红色帝国祭坛”，担心北约军队投放战术核武器轰炸快速推进的苏军，令波兰全境化作荒漠。

这就是他为什么向铁幕另一边寻求援助的原因。

首次接触

1972年8月，库克林斯基和其他几位波兰高级军官乘坐总参谋部游艇出访德国、荷兰及比利时的港口城市，执行观察任务。这次旅行给他提供了接触西方情报机关代表的绝佳机会，于是他在船上用蹩脚英文写了封信，寄给美国驻波恩使馆：

“亲爱的先生，抱歉我英文不好。我是一名来自共产党的前MAF。我希望跟美军军官（中校、上校）见面（秘密），8月18、19日阿姆斯特丹，或21日、22日奥斯坦德。没有更多时间了。我和同志一起他们不知道。”

美国情报机关经过研判决定重视这封信，派出特工到阿姆斯特丹会见库克林斯基。交谈中库克林斯基解释了自己的动机、与美国人合作的愿望，表示自己的职位能够接触高度机密文件，包括苏联涉及东欧和西欧的战略计划、最新军事演习数据、武器装备进步等重要信息，相信CIA会对这些材料感兴趣。

危险游戏

结束出访返回波兰，库克林斯基甚至没告诉妻子他私下接触美国人。对家庭成员隐瞒重大事项心里并不好受，但为了安全不得不如此。

在波兰与美国特工的首次见面中，库克林斯基交出18盒苏联绝密文件的照相胶片，对方回赠一只伪装成打火机的间谍相机，因为他每天烟不离手。此次见面双方还约定了行动细节，诸如交接包裹的地点和方法、粉笔暗号等。行动指示必须简明易懂，因为任何小失误都可能导致身份暴露，付出生命代价。

随后几年库克林斯基连续向美国人提供各种绝密材料，到1980年已交付了约3.5万页，其中包括：

• 揭示苏联动用战略核力量的计划和条件的文件。
• 当时最新型武器装备的战术-技术性文件，如T-72坦克和“箭-1”防空导弹。
• 波兰人民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防空基地的位置。苏联通过伪造、伪装躲避卫星侦查的各种方法。
• 苏联告知华约盟国其在对北约军队发动进攻性战争时的武装力量战略部署计划。
• 发生大规模冲突时华约国军队的指挥机制。文件显示除罗马尼亚军队外，战时华约各国军队统一划归苏联直接控制。波兰军队司令部的地位将被降为执行苏联指挥员的命令，仅负责联络和后勤保障。
• 华约国家军事演习的计划，透露出战争爆发时进行动员活动的细节。
• “信天翁”项目：位于波兰、苏联和保加利亚的三处地下大型掩体，全球战争时作为军队通信和指挥中心。这些文件包含波兰掩体的具体地点、构造数据和加密通信设备数据等。
• 多达几十种苏联先进武器和电子战系统手册。
• 在波兰实施戒严的计划（1981-1983）
• 及其他……

需要指出的是，库克林斯基上校从未收取美国人金钱报酬。他的间谍行动完全基于自己心中的反苏意识形态。

惊险逃离

尽管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但库克林斯基清楚自己就快暴露了。军队已经确信有人长期向西方泄密，只是查不出内鬼身份。库克林斯基侥幸躲过几次怀疑，可好运气总有用尽之日。

1980年团结工会成立，短时间吸引几百万人加入，在国内外获得了强有力支持。波兰政府原本默认民间组织独立工会，后来顶不住苏联压力翻脸，实施全国戒严，对工会成员展开政治迫害和军警镇压。

由于身居高位，库克林斯基很早就掌握政府的计划，可想而知多么焦虑。他急于把准备戒严的消息传递给美国，希望西方能防止团结工会崩溃、遏阻苏联可能的武装入侵。

相关文件交给美国人不久，库克林斯基被叫去开会，会上宣布发现了泄密事件。库克林斯基是有权接触这些文件的少数人之一，所以是重点怀疑对象，肯定会被逮捕审讯。库克林斯基通知CIA，自己、妻子和两个儿子面临急迫危险。后者迅速制定撤离计划，让库克林斯基偕家人在华沙指定地点与特工会面，带他们越境进入东德再去西德。

于是库克林斯基全家先被带往大使馆，藏身纸板箱装上卡车，直奔边境检查站。到了边检站遭遇意外情况，库克林斯基听见美国司机跟边防军人起了争执，原来这辆卡车的牌号事先未登记，所以有权搜查。

当边防军人走近卡车，库克林斯基和家人吓得不敢喘气，生怕他打开后车厢乱翻。所幸车门没开，又等了一会儿，司机点火发动继续前进……

身份转变

全家抵达弗吉尼亚州的第二天，CIA授予库克林斯基“杰出情报勋章”，表彰他在重大任务中的出色表现。1982年CIA局长威廉·卡西致信罗纳德·里根总统，称“过去四十年里，没有谁比那个波兰人对共产主义造成的破坏更大……”。

美国人不吝赞美之词，家乡对他的态度则复杂得多。1984年5月波兰军事法庭缺席判处库克林斯基死刑，1989年改判25年有期徒刑，1995年宣告无罪——认为他当时的行为在冷战大背景下符合波兰利益。

1998年库克林斯基终于重返祖国。迎接他的是欢呼雀跃的人群、合唱团、阅兵和庆典。返程前库克林斯基面向全国发表人们期待已久的讲话，他说：“我认为自己仅仅是一名共和国的兵，履行了为陷入困境的祖国服务的神圣职责。我和众多参与到波兰及欧洲历史变革之中的人的不同点或许是，我的使命（及其后果）的特殊性。因此，我仍然很难相信自己现在经历的一切是真实的。”

2004年2月理查德·库克林斯基因中风在佛罗里达州逝世。CIA为他举行葬礼，棺椁运回华沙军人公墓安葬。格但斯克、克拉科夫等几座大城市追认他为名誉市民，2016年波兰政府追授准将军衔。

尾声

库克林斯基的长子1994年8月在美国某大学校园内被一辆无牌卡车碾死。次子1993年12月驾驶小船在风平浪静的海面翻覆，不幸溺亡。库克林斯基从未表示两个儿子遭克格勃暗杀，但也没排除这种可能性。

一种声音认为理查德·库克林斯基是苏联情报总局（“格鲁乌”）的双重间谍，持这种观点的人包括苏联驻波兰武官尤里·雷列夫、历史学家帕维尔-维乔凯维奇、前波兰陆军副总参谋长弗朗西舍克·普哈拉等。据说波兰人民共和国前内务部长切斯拉夫·基什恰克曾言：“库克林斯基背叛了国家。我们怎样定义波兰不重要，无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波兰始终是波兰，是我们的祖国。”鉴于库克林斯基服役期间待遇很好，加之他逃亡出境后苏联没追究负责反情报工作的切斯拉夫·基什恰克，似乎间接表明库克林斯基的另一重身份。

还有些历史学家指出库克林斯基的作用被夸大了，因为他根本拿不到波兰军官无权接触的苏联绝密材料。

延伸阅读：

沙波什尼科夫将军拒绝射杀新切尔卡斯克示威群众

宁肯杀头也不能做历史的罪人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儿按：今天是“八月政变”三十周年，特刊此文）

1991年8月政变发生后，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党、政、军领导慌了神，不知向谁表示效忠。小道消息说时任太平洋舰队司令员根纳季·赫瓦托夫海军上将随即“请病假”住院。当官的尚且如此，平民百姓焦虑情绪可想而知。8月20日大批市民打着横幅前往舰队总部质问武装力量支持哪一方，被卫兵阻拦。

乌利斯湾军港码头，之前参加完海上检阅的“641”级Б-855号柴电潜艇正停泊在船厂待修，武器和大部分设备已拆除，燃料仅够返回基地。艇长回家休息，只剩16名留守人员无所事事晒太阳，甚至开小差溜进市里玩——毕竟他们再过一个月就该退役了。

8月20日深夜-21日凌晨，留守副艇长安德烈·麦德维杰夫海军大尉和战友们看电视，得知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派人飞赴克里姆半岛福罗斯度假别墅软禁戈尔巴乔夫，深感愤慨。麦德维杰夫召集全体艇上人员，发表言辞激烈的讲话，主要意思是：“人民手无寸铁，我们必须做点什么！”经过短暂考虑，大家一致同意他的计划：悄悄驶离船厂，沿途用无线电呼叫舰队和过往民船，宣布不接受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无条件支持民主改革。哪怕这么做很困难——潜艇额定40人，而他们总共只有16人。

说干就干。趁天亮前的黑暗解开缆绳，潜艇缓缓离开码头，以4节低速驶向东南50公里的阿斯科尔德岛。起初他们没惊动任何人，但艇长弗拉基米尔·日基列夫海军中校一宿没睡，在家（一栋俯瞰乌利斯湾的多层楼房）守着电视关注莫斯科事态发展。熬到清晨他去阳台抽烟，竟远远望见自己的潜艇移动了！艇长给总部打电话，没人知道怎么回事儿，他再次确认那确实是Б-855号，各种不好的念头瞬间涌出，再次致电总部发出警告。

那为什么船厂和附近军舰都毫无察觉？原来那些军官也熬夜看电视呢。

安德烈·麦德维杰夫和战友们暂时不知道这些。离港后大尉找到鱼雷组长阿列克谢·佩斯特列夫商量：“不升旗的军舰没法航行，想想我们升什么旗？”经过一番讨论，认为既然是一艘“逃跑”的船，就必须有自己的旗帜。肯定不能挂海盗旗——人家没法理解；也不能挂旧的苏联海军旗——因为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势不两立；那就只剩三色旗和圣安德鲁旗可选了。但找不到制作三色旗的红布，于是拿张白床单，把蓝毯子裁两条斜着交叉缝在上面，悬于旗杆。同时发无线电呼叫过往民船：我们已升起圣安德鲁旗、支持叶利钦。

舰队总部迅速成立包括日基列夫艇长在内的应对小组，赫瓦托夫司令员的“病”也立刻好了。全体导弹艇和巡逻艇拉战斗警报。由于状况不明，提出两种猜测：第一，潜艇留守人员被武装恐怖分子劫持；第二，麦德维杰夫出于某种目的劫持潜艇。

与此同时，Б-855号联系通了几艘商船。商船的船员赞同水兵立场，提出分享食物、燃料，甚至要把潜艇围在中间保护，水兵们谢绝了。

没多久，三艘鱼雷艇和导弹艇、一艘边防巡逻艇、一艘鱼雷扫捞船和一艘救援船紧跟而来，向天鸣炮示警。由于携带燃料很少，潜艇关闭引擎开始无动力漂流。但追击军舰不敢轻举妄动，保持三百米距离，因为他们不知道潜艇此时是无武装的。僵持了一会儿，双方军官开始对话，在谁对谁错的问题上发生短暂争论。

很快这六艘军舰形成合围圈，派武装小组乘小艇强攻，但潜艇水兵们发动螺旋桨制造巨大波浪，阻止他们登艇。又过一会儿，一位海军将军作为特使乘船赶来，水兵们允许他登艇谈判。了解完事情起因，将军劝说麦德维杰夫大尉投降，因为“叶利钦上了坦克”，政变已经流产。水兵们收听“灯塔”电台确认此消息真实性，决定返回符拉迪沃斯托克。

靠港时他们发现码头上停满了黑色“伏尔加”，舰队指挥官、反情报官员和持枪军人已等候多时。安德烈·麦德维杰夫被立即带往医院检验血液酒精浓度，并由精神科大夫进行评估，随后送保卫部审讯。赫瓦托夫司令员走上前大喊大叫，年轻水兵们直接告诉他没必要躲医院，又对现场人员解释私自离港的动机和立场。

每个参与事件的水兵都经受了长时间审讯，试图迫使他们承认“劫持潜艇叛逃日本”。所幸负责案件调查的海军中校兼滨海边疆区人民代表维克托·切列普科夫仗义执言，还让水兵在自制的圣安德鲁旗上签字，承诺亲自展示给叶利钦看。各路记者也纷纷来拍照、撰稿，形成社会舆论压力。

最终，由于水兵们已到服役期，都顺利退役了。安德烈·麦德维杰夫被开除军籍，返回阿尔泰经营铸造公司为生。曾有二次入伍的机会，被他拒绝。外国记者去采访，麦德维杰夫声称不后悔当年的决定：“舰队司令部把我的行为归咎于醉酒。我不能说那一刻自己是完全清醒的，但我冷静地向水兵们解释了一切，没强迫任何人。（因为）我知道有人下星期结婚……当潜艇被包围，我打算开枪自杀，但水兵们不让我死，说：我们跟随了你，升起圣安德鲁旗，你不可以抛弃我们。”

时隔多年，安德烈·麦德维杰夫仍然相信民主：“虽然‘右派’不成器，一盘散沙。但无论如何，现在这种生活比共产党统治好。”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1965年夏天，26岁的前游泳冠军弗拉基米尔·科米萨罗夫计划游过黑海投奔自由。幸运的是，他既未葬身鱼腹，也没被关进精神病院。

弗拉基米尔1939年生于列宁格勒，战争封锁期间随母亲逃往新西伯利亚。战后娘俩去德国住了几年，1949年回国定居莫斯科。这个10岁的男孩开始参加体育队，很快发现自己有游泳天赋。1958年他被邀请尝试现代五项运动，经过四个月勤奋训练，获当年苏联青年锦标赛第四名，1959年夺得冠军。

次年弗拉基米尔·科米萨罗夫和其他队友前往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参观。尽管不是资本主义西方世界，但他仍亲身体会到这些地方比苏联境内更自由，于是产生了逃跑念头。国外参赛期间申请政治避难是最直接的办法，但弗拉基米尔不愿这样做，免得牵连队友、教练和组织方。

此后五年科米萨罗夫一直在筹划可行的逃跑方式，即便失败也只需本人承担责任。因此他决定将运动才能不仅用于“为国争光”，也服务私人目的。1965年弗拉基米尔来到格鲁吉亚度假胜地巴统，花一个月时间观察、研究沙滩浴场地形和黑海海况，顺便参加当地游泳赛，拿了几个冠军。在此期间他得知：政府规定黑海游泳者不准离岸超过50米，每天21点之后禁止下水。为了绕开这些阻碍，科米萨罗夫决定趁着风暴实施逃跑计划，降低被沿海居民和边防部队发现的几率。

等待合适天气的日子里，弗拉基米尔和信得过的两位朋友到沙滩踩点。即使21点之后这里仍然人声鼎沸，许多度假者喜欢闲坐岸边吹风看光景。

终于有一天，大风刮起来了。深夜22点弗拉基米尔和朋友从沙滩边缘悄悄潜入，尽量远离无遮挡的中心区域。为防偶然目击者注意到三人过去、两人返回，他们耍了个小计谋：一位朋友走在远处，弗拉基米尔和另一位朋友紧紧搂抱着，使背影看起来就像一个人。4级风暴中游离海边并不是件容易事，弗拉基米尔被巨浪三次打回，第四次才在朋友奋力协助下深入黑海。

出于远离近岸礁石的本能，弗拉基米尔先横向游了2千米抵达巴统边界，再往南边土耳其进发。入水刚20分钟，他的小腿开始抽筋，这并非由于身体条件不佳，而是心理压力过大、神经紧张所致。弗拉基米尔用事先准备的大头针反复戳腿，肌肉放松下来不再痉挛。之后，他又被迫抛弃装有尼龙裤、衬衫和球鞋的小包，因为它们制造了额外阻力。

一旦进入公海，最重要的是不被边防部队察觉。弗拉基米尔之前听说潜艇装有某种侦测鱼群的科学设备，可以远距离探知游泳者呼吸和划水声。但在惊涛骇浪中，他并未因此被发现。另一大危险是遍布海岸线的强力探照灯，能够刺破黑暗5-7千米，万一被照到极易暴露。于是弗拉基米尔在光柱扫过瞬间潜入水下约半米，几秒后再露头呼吸，如此重复……

就这样，弗拉基米尔8个小时游泳25千米。虽然无法肯定位于土耳其一侧，但清晨6点必须就近登岸，因为巡逻直升机会出动低空搜寻越境者。他在岸上确实看见这些直升机了。之后弗拉基米尔·科米萨罗夫在土耳其住了四个月，被土耳其政府强迫会见苏联领事讨论回国问题。结果很可笑，当他与土耳其代表坐下后，苏联领事及秘书照例重复对每个越境者的那套话：“你父亲、母亲、哥哥和妹妹特别想让你回去”。弗拉基米尔当场反问：“对不起，你在哪儿找着我妹妹的？我没有妹妹！”领事尴尬地脸红了，会谈迅速告终。弗拉基米尔坐飞机从伊斯坦布尔抵达纽约。

科米萨罗夫在美国的生活可以说一帆风顺。起初落脚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在多所学校教游泳、足球和击剑。随着英语水平日渐提高，弗拉基米尔搬到佛蒙特州，进入某大学攻读俄罗斯文学硕士学位。1973年8月记者采访，他表示要继续深造俄罗斯文学、历史，争取留校做全职教师。至于长远计划，他说自己注意到美国人对美味佳肴的热烈追求，所以除了教书，当一名餐饮业者也不错。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17世纪初，即鲍里斯·戈东诺夫执政时期，俄罗斯向西欧派出了第一批留学生。

16-17世纪之交，俄罗斯同西欧的交流日渐密切。莫斯科朝廷急需医生、工程师等专家及通晓军事之人，上层社会也对西方物质财富和精神气质充满浓厚兴趣。沙皇鲍里斯·戈东诺夫（1598-1605在位）就是这种新思潮的代言人。他殷勤邀请各路专家赴俄贡献才智，并且在彼得大帝之前100多年就尝试建立高等教育机构，自然只有西欧能提供这方面的人才。

对于从事外交工作的人来说，学习外语十分重要。当时的俄罗斯缺乏通晓欧洲语言之人，在谈判中不得不依赖外聘翻译，他们有时会出于私利故意欺瞒、误导，令俄国利益受损。

于此背景下，1600年鲍里斯·戈东诺夫委托一个叫约翰·克拉默的外籍人去德国寻找各学科教授、博士，尤其注意教拉丁语等欧洲语言的老师，将他们请回俄国。但正如历史学家尼古拉·卡拉姆津的说法：“这一重要意图未能实现。据记载，神职人员向沙皇提出强烈反对，声称俄罗斯凭着统一的律法和语言屹立世界，而语言的变化可能引起思想的变化，将损害教会，任何情况下把青年人教育委于天主教徒和路德教信徒之手都是不明智的。”

鲍里斯·戈东诺夫只好放弃建立一所“西式”大学的想法，但未放弃用西方教育培养一批俄罗斯贵族的计划。18名年轻的波雅尔（大贵族）子弟被沙皇“送往伦敦、吕贝克和法国学习外语”。

卡拉姆津引用资料的来源是戈东诺夫朝臣德国人康拉德·布索夫的笔记。关于派往德国的留学生，史学家鲍里斯·库兹涅佐夫曾引用一份记载他们情况的外交文献，上面写着：1603年鲍里斯·戈东诺夫亲切接待了汉萨同盟使团，并指派5名俄罗斯青年留学生随他们一道返家。这些学生受命学习拉丁语和德语，以便回俄后进使馆工作。为了使学生们在外国继续保持东正教信仰，免受强制改宗，还特意做了预先声明。同年吕贝克市议会通知莫斯科，派来求学的俄罗斯贵族已平安入城。另外，瑞典大使彼得·佩特留斯也提到有多名学生前往斯德哥尔摩。

这样算来，戈东诺夫外派的留学生总数似乎不足18人（按布索夫记载，每国派6人）。因为虽然俄罗斯与英国的关系较其他西欧国家更佳，但实际只派遣4人。1602年7月30日他们从阿尔汉格尔斯克启航出发。

好景不长，1603年秋天伪德米特里一世在俄罗斯西南部横空出世，1605年夏入主莫斯科，国内一片混乱。次年（1606年）伪德米特里一世被推翻杀死，瓦西里四世登基，局势归于平稳。此时吕贝克市长致信大使馆，控诉俄罗斯留学生无心学业、打架闹事，其中二人大概已逃回老家。市长问剩下三人当如何处置？沙皇委托书记官答复称，逃跑的二人未在俄罗斯露面，但希望德国善待另三人，在其掌握语言之前不要遣返。没多久俄罗斯再次陷入动荡，这些学生的命运从此成谜。

留学英国的四个波雅尔子弟的遭遇更加有趣，他们是：尼基福尔·阿尔费里耶夫、阿法纳西·科茹霍夫、纳扎里·达维多夫、费奥多尔·科斯托马罗夫。这四人在英国分别娶妻成家，事业顺利，后来当俄罗斯结束动荡时，政府就要求他们回国。

1613年，沙皇米哈伊尔·罗曼诺夫遣使阿列克谢·久津赶赴伦敦，查明鲍里斯·戈东诺夫派去的留学生的情况，设法送回俄国。结果发现，阿尔费里耶夫就住在伦敦，跟大使见了面，但拒绝归国；科斯托马罗夫据说在爱尔兰担任王室秘书；科茹霍夫和达维多夫据说在印度工作。经过交涉，英国政府承诺安排阿尔费里耶夫和科斯托马罗夫回俄罗斯，另两人等他们从印度回来再安排。大使表示满意，返回莫斯科覆命。

然而莫斯科不相信英国政府的承诺，他们已经猜到英国暗中协助俄罗斯留学生成为移民，这是不可接受的。因为按当时观点，沙皇的臣民不可有自己的意志，必须执行沙皇意志。所以必须把“沙皇的人”还回来，哪怕他不愿意也不行——而这种做法又是英国政府不接受的。

于是，俄罗斯驻英使馆后来一项长期工作就是敦促英国交出俄国逃亡者，尽管这些逃亡者根本不愿从一个更自由、更繁荣的国度回老家。1615年、1617年、1621年，俄罗斯大使们频频造访国会和王宫纠缠此事，伊万·格里亚泽夫甚至不惜绑架阿尔费里耶夫，却被后者的英国朋友救出。

英国政府也不妥协，直接宣称科茹霍夫和达维多夫客死印度，科斯托马罗夫命丧爱尔兰！事实是否果真如此我们不得而知，但俄国使团别无选择，只能接受。对于“唯一活着的”尼基福尔·阿尔费里耶夫，问题变得更加棘手，因为他已改信英国国教，甚至当了牧师。这号“叛教”之人一旦回俄，多半被活活烧死。英王詹姆斯一世拒绝接受其被迫改宗的指控，后来俄国大使态度缓和，认为阿尔费里耶夫系“年幼无知”才背离东正教。英王毫不退让，说不能因为一个人选择跟国王相同的信仰就把他逮捕驱逐出境。最终俄国大使们一无所获。

尼基福尔·格里戈里耶维奇·阿尔费里耶夫在英国度过了漫长而充实的一生，养育8名子女。1660年在伦敦汉默史密斯区作为一名受人敬仰的牧师辞世。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虚假信息局是苏联的一个假消息宣传机构，1923年1月11日由苏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组建，1961年停止活动。

1922年12月22日，为配合国家过渡到和平状态及开放边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部下属的国家政治保卫局(ГПУ)副主席约瑟夫·温什里希特建议，在该局内部成立一个全新机构，专门向资本主义国家输出虚假消息。约瑟夫·温什里希特和罗曼·皮利亚尔致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电报中列明了虚假信息局的任务，主要包括：
统计、研究ГПУ和工农红军参谋部侦察局提交的外国情报资料；
统计、研究敌方感兴趣情报之性质；
摸清敌方对我方的了解程度；
编制、准备一整套假情报和文件提供给敌方，使他们对我方国内形势、红军组织结构及状态、政治活动、党和苏维埃机关领导、外交工作等情况产生误判；
上述假情报及文件通过ГПУ和侦察局的相关途径提供给敌方；
为期刊编写文章和简讯，为各种虚假信息的流通制造便利……

1923年1月11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开会审议温什里希特关于成立特别机构进行有组织误导活动的建议。计划抽调工农红军参谋部侦察局、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国家政治保卫局人员参与该机构工作。

表决时出现不同意见：
约瑟夫·斯大林和列夫·加米涅夫不反对设立该机构。
米哈伊尔·托姆斯基投弃权票，怀疑温什里希特计划的可行性。
列夫·托洛茨基赞成，前提是须由温什里希特或其他可靠人员亲自负责。
阿列克谢·雷科夫赞成，但提出严格限制机构活动避免误导苏联新闻界和党内同志，且由政治局秘书处逐项过问。
米哈伊尔·加里宁担心造假一旦失败，机构和上级部门将名誉扫地。
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赞成，前提是机构负责人必须经中央政治局批准。

最终，政治局在稍作修改、调整后采纳了温什里希特的建议。

根据现有资料，外交人民委员部事后才得知本部门要参加新成立的虚假信息局，对温什里希特计划持怀疑态度。副人民委员马克西姆·利特维诺夫致函约瑟夫·斯大林，认为ГПУ不具备处理虚假信息的能力，但外交人民委员部支持散布误导性消息，他本人也经常利用这些消息，并提出ГПУ发布虚假信息之前必须获得外交人民委员部主管代表同意。

虚假信息局首次执行中央任务，是在《真理报》和《消息报》上发表所谓波兰准备进攻德国的假消息，结果证明这会对苏联官方宣传造成干扰。于是虚假信息局转战外国媒体，1923年利用巴伐利亚的报纸成功诋毁了基里尔·弗拉基米罗维奇大公的名誉。此人系尼古拉二世堂弟，流亡德国自称全俄皇帝。诋毁文章“揭露”基里尔同情二月革命，导致他失去资金赞助和一众支持者。

大约同一时期，虚假信息局还尝试进行一种新式误导手段。君主主义者瓦西里·舒利金（1878-1976）在所谓地下反苏组织“托拉斯”的赞助下持假护照秘密访苏，由“契卡”便衣人员陪同参观（顺便寻找失踪儿子），之后又按该组织头目要求写出《三个国都》一书，描述他对苏联社会和新经济政策的印象，表达了总体乐观的看法。但他不知道，ГПУ全程操控这本书的出版，目的是降低国外“白色移民”的政治积极性、分化瓦解他们的组织（属于1921-1926年大型反情报“托拉斯行动”的一部分）。在诱捕著名反苏分子鲍里斯·萨文科夫及其党羽的“辛迪加-2”行动中，虚假信息局也发挥了关键作用。到1930年代，假新闻记者和资本主义国家政论家的工作大有改进，比如法国共产党员、作家亨利·巴比塞访苏后随即著书吹捧约瑟夫·斯大林的“功绩”。

1925年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米哈伊尔·伏龙芝收到一份关于虚假信息局工作的报告，指出由于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国家政治保卫局之间意见分歧，虚假政治信息并未广泛利用。另一方面，关于红军的虚假情报确实瞒住了部分资本主义国家，比如波兰、罗马尼亚、法国和爱沙尼亚就认为相关情报确实可信并据此制定计划。

后来伟大卫国战争期间，军队锄奸部(СМЕРШ)广泛利用无线电散播假情报欺骗敌军。20世纪50年代，苏联的“战略忽悠者”们成功制造了一场“细菌战”——声称美军在朝鲜战场投放生物武器，结果西方的左派媒体纷纷转载、扩散。苏联对外情报局前局长列昂尼德· 舍巴尔申回忆录提到：苏联后期，在西方世界找一个愿意收钱撰写亲苏文章的记者毫不困难，文章再被其他媒体转载（此过程也会受到苏联情报机关金钱刺激），影响力逐渐扩大。按照舍巴尔申的说法，当年绝大多数西方报社都曾有记者为了钱写苏联情报机关指定的文章，所谓“戈尔比现象”（指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产生很大程度上基于这种“另类宣传”。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前白军将军安东·伊万诺维奇·邓尼金在伟大卫国战争时期拒绝勾结纳粹，甚至资助红军一车药品。但这并不代表他认同苏维埃政权。1946年邓尼金致信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分享了他关于击败苏联的建议。

邓尼金信件的主旨跟杜鲁门的世界观十分吻合。按照这位前白军将领的说法，苏联必不放弃满世界传播共产主义的计划，如果想试图“安抚”斯大林，就像当年希特勒曾经采取的外交措施那样，只会徒劳无益。邓尼金认为，局部战争、罢工、暴动和红色宣传都是克里姆林宫实现“世界布尔什维克化”的工具。

面对这一威胁，邓尼金建议“英语国家”共同行动，不给苏联任何贷款。邓尼金认为：从西方民主国家获得的任何款项都会被斯大林投入“枪炮、飞机和原子弹”。苏联领导人不希望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除非世界各国因内部动荡变成“容易的目标”。邓尼金声称，一旦布尔什维克获得原子弹就会立刻向西方开战（实际没发生）。

邓尼金在表示支持杜鲁门反苏意愿的同时，告诫他切勿重蹈希特勒覆辙。邓尼金说，元首的策略错就错在跟全俄罗斯人为敌，而非单单跟布尔什维克为敌。

邓尼金对此强调：“应当区分苏联政府和俄罗斯人民、刽子手和受害者”。他提醒美国总统，红色统治者令俄罗斯大地陷入“可怕的赤贫”。如果俄罗斯人发现有谁企图肢解他们，把周边国家分离出去，他们就会把美国人视为祖国的仇敌。
（儿按：欢迎联想）

邓尼金回忆近十几年发生的事情说：“当战争在国际主义的大旗下展开，芬兰战争的惨痛后果和红军前往莫斯科途中的灾难，世人有目共睹。但后来战争性质变成殊死捍卫祖国，结果却是德国溃败。”

如果西方国家同深受爱国主义教育的俄军士兵作战，鉴于“俄罗斯巨大的战争潜力和难以攻占的辽阔领土”，邓尼金认为将难以取胜。相反，如果战争爆发时西方国家郑重宣布不侵犯俄罗斯边界，苏维埃政权就有可能被人民起义或政变推翻。邓尼金相信后一种方案——即更换莫斯科的政府——是最可取的。

如其不然，万一外军占领俄国，邓尼金建议杜鲁门立即成立俄罗斯自治政府，邀请侨民返乡参政。而且，邓尼金坚决反对邻国插手俄国事务，认为波兰的觊觎是一个特别严重的威胁，俄罗斯人民绝不会答应。为此他在信中着重强调内战时期白军坚持的“统一和完整的俄罗斯”主张。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邓尼金的信可能部分促使杜鲁门放弃核打击苏联的计划。而西方情报部门日后的行动表明，他们并未采纳邓尼金意见，不仅暗暗支持俄罗斯境内的反苏势力，还扶持各共和国的分离运动。这些行动无疑对苏联的最终解体起了或多或少的推动作用，许多俄罗斯人，甚至反苏的俄罗斯人都认为这一结局导致传统领土损失，西方应该负责。

1947年8月7日安东·邓尼金心脏病发作，死于密歇根大学医院。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在苏联最后的十年间，有两个专门小组具备官方权限调查任何异常现象和UFO事件。它们由不同科学领域重量级专家组成，一直工作到苏联解体。

缘起

1977年9月20日凌晨，卡累利阿、列宁格勒州和芬兰边境几千居民看见空中出现一个奇异物体，史称“彼得罗扎沃茨克现象”。该物体形似明亮的章鱼或水母，水滴状光线从其许多根“触手”发出。目击者称他们当时正熟睡中，忽然因某种莫名其妙的焦虑感醒来，走近窗户看到UFO悬停在彼得罗扎沃茨克上空，保持可见状态约20分钟。

之后几天，陆续有城市居民反映窗玻璃出现小孔。小孔的成因饱受争议，一些研究者认为与UFO无关，而是小流氓气枪射击造成的；另一些研究者认为不可能是气枪钢珠或其他射弹造成，但也跟UFO无关；第三类研究者则认为系UFO“扫描光线”瞄准玻璃时留下的痕迹。

总之，此次事件在社会和政府高层引发广泛讨论，主要媒体都做了报道。几周后经苏联科学院主席阿纳托利·亚历山德罗夫倡议，军工部门科学技术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参会者都是来自国防或相关领域的权威专家。另外，尽管官方表示亚历山德罗夫是会议的主要发起者，但许多人猜测时任克格勃主席尤里·安德罗波夫才是幕后推手。

会上讨论了苏联科学界最近日益增多的异常现象报告，包括来自军队的通报。这种情况下不能继续视而不见，有必要成立专门机构进行调查研究。科学技术委员对此表示支持，决定将其列入研究工作计划，吸收国防部专家参与活动。

于是1978年成立了两个专门小组，平时独立工作，特殊情况联合办案。

第一个小组来自军队，基地设在梅季希的第22科学研究所，时任所长、雷达技术专家维克多·巴拉绍夫中将兼任小组长。该研究所隶属国防部，主要从事无线电设备研发。所以小组又被称为“МО网络”（МО即国防部）

第二个小组由苏联地磁、电离层和无线电波传播研究所(ИЗМИРАН)的专家学者组成，科学院其他机构如宇宙研究所、地球物理研究所等单位的同事也参与其中。科学院通讯院士、ИЗМИРАН主任弗拉基米尔·米古林兼任小组长，因此又被称为“АН网络”（АН即科学院）。

这两个小组都有高级专家加入，足可见苏联政府的重视程度。毕竟当时冷战正酣，UFO难保不是北约潜在对手的秘密武器，当然也不排除来自地外空间的可能性。

运作方式

“МО网络”仅调查部队和飞行员提交的报告。苏军各单位、警备部队和空军基地都被告知一旦遭遇异常现象应该向谁通报。“АН网络”借助目击者描述（他们通常会给报社、杂志社写信，再由后者转交）以及气象或其他部门的数据材料进行调查研究。如前所述，两个小组平时独立工作，除非情况特殊必须分享成果。

例如，如果部队报告说观察到异常现象、不明飞行器，而且伴有地面或空中的机械故障，两个小组就会立刻赶赴现场联合调查。军方小组的主要任务是确定或否定异常现象对人体及机械的影响，科学院小组则试图运用现代知识对现象进行解释。

苏联政府规定事发地的党组织、科研机构等单位必须为小组成员提供一切可能的协助。项目对外称“大气和宇宙异常现象综合研究”。

异象

两个小组存在的13年间共调查了约3000起报告，其中仅10%属于难以解释的现象。但即使这10%通常也有科学上的猜测，只是从严格意义上说它们出现的概率极低。

大多数事件是火箭或卫星发射、气象观测设备及罕见自然现象导致的误报。例如1983年10月“赫梅利尼茨基现象”：当时战略火箭军某师官兵观察到遥远的地平线上有明亮发光物体盘旋，同时电子设备失灵，指挥部收到导弹发射系统故障的信号。

两组专家用最快速度抵达现场。经过调查得出结论，原来距离该部队400千米之遥的靶场进行了照明弹投掷训练，虽然此类训练定期举行，但过去几乎不受人注意。这次之所以会被远距离观察到，是因为一种罕见的超折射效应。至于导弹系统故障则被认为属于巧合。

不过并非每一起报告都能得到解释。例如鲍里索格列布斯克航空枢纽有多个相邻的军用机场，1984-1987年间他们观察到几十次不明物体，包括地面雷达探测和飞行员的舱内目视。某些情况下不明物体出现还导致了事故。两个小组的专家始终无法判别这些现象的性质。

阴谋论

UFO和异常现象研究机构行事隐秘，难免会产生阴谋论。这方面的“先驱人物”是天文学家菲力克斯·西格尔，曾任莫斯科航空学院副教授，也是苏联第一位UFO普及者。

由于莫斯科航空学院参与了“АН网络”的工作，西格尔得以结识其中成员，甚至多次列席会议。他毫不掩饰对某些专家的怀疑态度，认为对后者来说“一切不属于大气现象范畴的东西都是哗众取宠的恶意虚构”。西格尔因此表示：专门小组的管理层对研究UFO现象兴趣寡然。

后苏联时代的一些俄罗斯飞碟学家也认为，专门小组的设立是为了掩盖UFO信息，防止体制外好奇者探索研究。他们特别提到某些专门小组成员后来断然否认13年的工作中曾接获UFO降落或外星人目击的报告，不过事实好像并非如此。飞碟学家相信至少有一起此类事件被隐藏了，即1980年5月在哈萨克斯坦杰尔扎温斯克的调查。当地人说他们看见发光球体降落，小山顶有烧灼痕迹和“非常高大的人形”。据称，作为调查的一部分，高温研究所曾派出几位专家前往勘测。他们为安抚居民情绪，宣布是流氓混混吓唬人的恶作剧。怀疑者则认为确实有人搞恶作剧，但专家们搜集大量证据后故意隐瞒了许多事情。
（译注：杰尔扎温斯克是战略火箭军第38导弹师驻地，该部队1996年解散）

无论如何，两个异常现象调查小组存在了13年，苏联解体后都被撤销，再未恢复。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