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夏天，26岁的前游泳冠军弗拉基米尔·科米萨罗夫计划游过黑海投奔自由。幸运的是，他既未葬身鱼腹，也没被关进精神病院。

弗拉基米尔1939年生于列宁格勒，战争封锁期间随母亲逃往新西伯利亚。战后娘俩去德国住了几年，1949年回国定居莫斯科。这个10岁的男孩开始参加体育队，很快发现自己有游泳天赋。1958年他被邀请尝试现代五项运动，经过四个月勤奋训练，获当年苏联青年锦标赛第四名，1959年夺得冠军。

次年弗拉基米尔·科米萨罗夫和其他队友前往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参观。尽管不是资本主义西方世界，但他仍亲身体会到这些地方比苏联境内更自由，于是产生了逃跑念头。国外参赛期间申请政治避难是最直接的办法，但弗拉基米尔不愿这样做，免得牵连队友、教练和组织方。

此后五年科米萨罗夫一直在筹划可行的逃跑方式，即便失败也只需本人承担责任。因此他决定将运动才能不仅用于“为国争光”，也服务私人目的。1965年弗拉基米尔来到格鲁吉亚度假胜地巴统，花一个月时间观察、研究沙滩浴场地形和黑海海况，顺便参加当地游泳赛，拿了几个冠军。在此期间他得知：政府规定黑海游泳者不准离岸超过50米，每天21点之后禁止下水。为了绕开这些阻碍，科米萨罗夫决定趁着风暴实施逃跑计划，降低被沿海居民和边防部队发现的几率。

等待合适天气的日子里，弗拉基米尔和信得过的两位朋友到沙滩踩点。即使21点之后这里仍然人声鼎沸，许多度假者喜欢闲坐岸边吹风看光景。

终于有一天，大风刮起来了。深夜22点弗拉基米尔和朋友从沙滩边缘悄悄潜入，尽量远离无遮挡的中心区域。为防偶然目击者注意到三人过去、两人返回，他们耍了个小计谋：一位朋友走在远处，弗拉基米尔和另一位朋友紧紧搂抱着，使背影看起来就像一个人。4级风暴中游离海边并不是件容易事，弗拉基米尔被巨浪三次打回，第四次才在朋友奋力协助下深入黑海。

出于远离近岸礁石的本能，弗拉基米尔先横向游了2千米抵达巴统边界，再往南边土耳其进发。入水刚20分钟，他的小腿开始抽筋，这并非由于身体条件不佳，而是心理压力过大、神经紧张所致。弗拉基米尔用事先准备的大头针反复戳腿，肌肉放松下来不再痉挛。之后，他又被迫抛弃装有尼龙裤、衬衫和球鞋的小包，因为它们制造了额外阻力。

一旦进入公海，最重要的是不被边防部队察觉。弗拉基米尔之前听说潜艇装有某种侦测鱼群的科学设备，可以远距离探知游泳者呼吸和划水声。但在惊涛骇浪中，他并未因此被发现。另一大危险是遍布海岸线的强力探照灯，能够刺破黑暗5-7千米，万一被照到极易暴露。于是弗拉基米尔在光柱扫过瞬间潜入水下约半米，几秒后再露头呼吸，如此重复……

就这样，弗拉基米尔8个小时游泳25千米。虽然无法肯定位于土耳其一侧，但清晨6点必须就近登岸，因为巡逻直升机会出动低空搜寻越境者。他在岸上确实看见这些直升机了。之后弗拉基米尔·科米萨罗夫在土耳其住了四个月，被土耳其政府强迫会见苏联领事讨论回国问题。结果很可笑，当他与土耳其代表坐下后，苏联领事及秘书照例重复对每个越境者的那套话：“你父亲、母亲、哥哥和妹妹特别想让你回去”。弗拉基米尔当场反问：“对不起，你在哪儿找着我妹妹的？我没有妹妹！”领事尴尬地脸红了，会谈迅速告终。弗拉基米尔坐飞机从伊斯坦布尔抵达纽约。

科米萨罗夫在美国的生活可以说一帆风顺。起初落脚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在多所学校教游泳、足球和击剑。随着英语水平日渐提高，弗拉基米尔搬到佛蒙特州，进入某大学攻读俄罗斯文学硕士学位。1973年8月记者采访，他表示要继续深造俄罗斯文学、历史，争取留校做全职教师。至于长远计划，他说自己注意到美国人对美味佳肴的热烈追求，所以除了教书，当一名餐饮业者也不错。

17世纪初，即鲍里斯·戈东诺夫执政时期，俄罗斯向西欧派出了第一批留学生。

16-17世纪之交，俄罗斯同西欧的交流日渐密切。莫斯科朝廷急需医生、工程师等专家及通晓军事之人，上层社会也对西方物质财富和精神气质充满浓厚兴趣。沙皇鲍里斯·戈东诺夫（1598-1605在位）就是这种新思潮的代言人。他殷勤邀请各路专家赴俄贡献才智，并且在彼得大帝之前100多年就尝试建立高等教育机构，自然只有西欧能提供这方面的人才。

对于从事外交工作的人来说，学习外语十分重要。当时的俄罗斯缺乏通晓欧洲语言之人，在谈判中不得不依赖外聘翻译，他们有时会出于私利故意欺瞒、误导，令俄国利益受损。

于此背景下，1600年鲍里斯·戈东诺夫委托一个叫约翰·克拉默的外籍人去德国寻找各学科教授、博士，尤其注意教拉丁语等欧洲语言的老师，将他们请回俄国。但正如历史学家尼古拉·卡拉姆津的说法：“这一重要意图未能实现。据记载，神职人员向沙皇提出强烈反对，声称俄罗斯凭着统一的律法和语言屹立世界，而语言的变化可能引起思想的变化，将损害教会，任何情况下把青年人教育委于天主教徒和路德教信徒之手都是不明智的。”

鲍里斯·戈东诺夫只好放弃建立一所“西式”大学的想法，但未放弃用西方教育培养一批俄罗斯贵族的计划。18名年轻的波雅尔（大贵族）子弟被沙皇“送往伦敦、吕贝克和法国学习外语”。

卡拉姆津引用资料的来源是戈东诺夫朝臣德国人康拉德·布索夫的笔记。关于派往德国的留学生，史学家鲍里斯·库兹涅佐夫曾引用一份记载他们情况的外交文献，上面写着：1603年鲍里斯·戈东诺夫亲切接待了汉萨同盟使团，并指派5名俄罗斯青年留学生随他们一道返家。这些学生受命学习拉丁语和德语，以便回俄后进使馆工作。为了使学生们在外国继续保持东正教信仰，免受强制改宗，还特意做了预先声明。同年吕贝克市议会通知莫斯科，派来求学的俄罗斯贵族已平安入城。另外，瑞典大使彼得·佩特留斯也提到有多名学生前往斯德哥尔摩。

这样算来，戈东诺夫外派的留学生总数似乎不足18人（按布索夫记载，每国派6人）。因为虽然俄罗斯与英国的关系较其他西欧国家更佳，但实际只派遣4人。1602年7月30日他们从阿尔汉格尔斯克启航出发。

好景不长，1603年秋天伪德米特里一世在俄罗斯西南部横空出世，1605年夏入主莫斯科，国内一片混乱。次年（1606年）伪德米特里一世被推翻杀死，瓦西里四世登基，局势归于平稳。此时吕贝克市长致信大使馆，控诉俄罗斯留学生无心学业、打架闹事，其中二人大概已逃回老家。市长问剩下三人当如何处置？沙皇委托书记官答复称，逃跑的二人未在俄罗斯露面，但希望德国善待另三人，在其掌握语言之前不要遣返。没多久俄罗斯再次陷入动荡，这些学生的命运从此成谜。

留学英国的四个波雅尔子弟的遭遇更加有趣，他们是：尼基福尔·阿尔费里耶夫、阿法纳西·科茹霍夫、纳扎里·达维多夫、费奥多尔·科斯托马罗夫。这四人在英国分别娶妻成家，事业顺利，后来当俄罗斯结束动荡时，政府就要求他们回国。

1613年，沙皇米哈伊尔·罗曼诺夫遣使阿列克谢·久津赶赴伦敦，查明鲍里斯·戈东诺夫派去的留学生的情况，设法送回俄国。结果发现，阿尔费里耶夫就住在伦敦，跟大使见了面，但拒绝归国；科斯托马罗夫据说在爱尔兰担任王室秘书；科茹霍夫和达维多夫据说在印度工作。经过交涉，英国政府承诺安排阿尔费里耶夫和科斯托马罗夫回俄罗斯，另两人等他们从印度回来再安排。大使表示满意，返回莫斯科覆命。

然而莫斯科不相信英国政府的承诺，他们已经猜到英国暗中协助俄罗斯留学生成为移民，这是不可接受的。因为按当时观点，沙皇的臣民不可有自己的意志，必须执行沙皇意志。所以必须把“沙皇的人”还回来，哪怕他不愿意也不行——而这种做法又是英国政府不接受的。

于是，俄罗斯驻英使馆后来一项长期工作就是敦促英国交出俄国逃亡者，尽管这些逃亡者根本不愿从一个更自由、更繁荣的国度回老家。1615年、1617年、1621年，俄罗斯大使们频频造访国会和王宫纠缠此事，伊万·格里亚泽夫甚至不惜绑架阿尔费里耶夫，却被后者的英国朋友救出。

英国政府也不妥协，直接宣称科茹霍夫和达维多夫客死印度，科斯托马罗夫命丧爱尔兰！事实是否果真如此我们不得而知，但俄国使团别无选择，只能接受。对于“唯一活着的”尼基福尔·阿尔费里耶夫，问题变得更加棘手，因为他已改信英国国教，甚至当了牧师。这号“叛教”之人一旦回俄，多半被活活烧死。英王詹姆斯一世拒绝接受其被迫改宗的指控，后来俄国大使态度缓和，认为阿尔费里耶夫系“年幼无知”才背离东正教。英王毫不退让，说不能因为一个人选择跟国王相同的信仰就把他逮捕驱逐出境。最终俄国大使们一无所获。

尼基福尔·格里戈里耶维奇·阿尔费里耶夫在英国度过了漫长而充实的一生，养育8名子女。1660年在伦敦汉默史密斯区作为一名受人敬仰的牧师辞世。

虚假信息局是苏联的一个假消息宣传机构，1923年1月11日由苏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组建，1961年停止活动。

1922年12月22日，为配合国家过渡到和平状态及开放边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部下属的国家政治保卫局(ГПУ)副主席约瑟夫·温什里希特建议，在该局内部成立一个全新机构，专门向资本主义国家输出虚假消息。约瑟夫·温什里希特和罗曼·皮利亚尔致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电报中列明了虚假信息局的任务，主要包括：
统计、研究ГПУ和工农红军参谋部侦察局提交的外国情报资料；
统计、研究敌方感兴趣情报之性质；
摸清敌方对我方的了解程度；
编制、准备一整套假情报和文件提供给敌方，使他们对我方国内形势、红军组织结构及状态、政治活动、党和苏维埃机关领导、外交工作等情况产生误判；
上述假情报及文件通过ГПУ和侦察局的相关途径提供给敌方；
为期刊编写文章和简讯，为各种虚假信息的流通制造便利……

1923年1月11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开会审议温什里希特关于成立特别机构进行有组织误导活动的建议。计划抽调工农红军参谋部侦察局、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国家政治保卫局人员参与该机构工作。

表决时出现不同意见：
约瑟夫·斯大林和列夫·加米涅夫不反对设立该机构。
米哈伊尔·托姆斯基投弃权票，怀疑温什里希特计划的可行性。
列夫·托洛茨基赞成，前提是须由温什里希特或其他可靠人员亲自负责。
阿列克谢·雷科夫赞成，但提出严格限制机构活动避免误导苏联新闻界和党内同志，且由政治局秘书处逐项过问。
米哈伊尔·加里宁担心造假一旦失败，机构和上级部门将名誉扫地。
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赞成，前提是机构负责人必须经中央政治局批准。

最终，政治局在稍作修改、调整后采纳了温什里希特的建议。

根据现有资料，外交人民委员部事后才得知本部门要参加新成立的虚假信息局，对温什里希特计划持怀疑态度。副人民委员马克西姆·利特维诺夫致函约瑟夫·斯大林，认为ГПУ不具备处理虚假信息的能力，但外交人民委员部支持散布误导性消息，他本人也经常利用这些消息，并提出ГПУ发布虚假信息之前必须获得外交人民委员部主管代表同意。

虚假信息局首次执行中央任务，是在《真理报》和《消息报》上发表所谓波兰准备进攻德国的假消息，结果证明这会对苏联官方宣传造成干扰。于是虚假信息局转战外国媒体，1923年利用巴伐利亚的报纸成功诋毁了基里尔·弗拉基米罗维奇大公的名誉。此人系尼古拉二世堂弟，流亡德国自称全俄皇帝。诋毁文章“揭露”基里尔同情二月革命，导致他失去资金赞助和一众支持者。

大约同一时期，虚假信息局还尝试进行一种新式误导手段。君主主义者瓦西里·舒利金（1878-1976）在所谓地下反苏组织“托拉斯”的赞助下持假护照秘密访苏，由“契卡”便衣人员陪同参观（顺便寻找失踪儿子），之后又按该组织头目要求写出《三个国都》一书，描述他对苏联社会和新经济政策的印象，表达了总体乐观的看法。但他不知道，ГПУ全程操控这本书的出版，目的是降低国外“白色移民”的政治积极性、分化瓦解他们的组织（属于1921-1926年大型反情报“托拉斯行动”的一部分）。在诱捕著名反苏分子鲍里斯·萨文科夫及其党羽的“辛迪加-2”行动中，虚假信息局也发挥了关键作用。到1930年代，假新闻记者和资本主义国家政论家的工作大有改进，比如法国共产党员、作家亨利·巴比塞访苏后随即著书吹捧约瑟夫·斯大林的“功绩”。

1925年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米哈伊尔·伏龙芝收到一份关于虚假信息局工作的报告，指出由于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国家政治保卫局之间意见分歧，虚假政治信息并未广泛利用。另一方面，关于红军的虚假情报确实瞒住了部分资本主义国家，比如波兰、罗马尼亚、法国和爱沙尼亚就认为相关情报确实可信并据此制定计划。

后来伟大卫国战争期间，军队锄奸部(СМЕРШ)广泛利用无线电散播假情报欺骗敌军。20世纪50年代，苏联的“战略忽悠者”们成功制造了一场“细菌战”——声称美军在朝鲜战场投放生物武器，结果西方的左派媒体纷纷转载、扩散。苏联对外情报局前局长列昂尼德· 舍巴尔申回忆录提到：苏联后期，在西方世界找一个愿意收钱撰写亲苏文章的记者毫不困难，文章再被其他媒体转载（此过程也会受到苏联情报机关金钱刺激），影响力逐渐扩大。按照舍巴尔申的说法，当年绝大多数西方报社都曾有记者为了钱写苏联情报机关指定的文章，所谓“戈尔比现象”（指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产生很大程度上基于这种“另类宣传”。

前白军将军安东·伊万诺维奇·邓尼金在伟大卫国战争时期拒绝勾结纳粹，甚至资助红军一车药品。但这并不代表他认同苏维埃政权。1946年邓尼金致信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分享了他关于击败苏联的建议。

邓尼金信件的主旨跟杜鲁门的世界观十分吻合。按照这位前白军将领的说法，苏联必不放弃满世界传播共产主义的计划，如果想试图“安抚”斯大林，就像当年希特勒曾经采取的外交措施那样，只会徒劳无益。邓尼金认为，局部战争、罢工、暴动和红色宣传都是克里姆林宫实现“世界布尔什维克化”的工具。

面对这一威胁，邓尼金建议“英语国家”共同行动，不给苏联任何贷款。邓尼金认为：从西方民主国家获得的任何款项都会被斯大林投入“枪炮、飞机和原子弹”。苏联领导人不希望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除非世界各国因内部动荡变成“容易的目标”。邓尼金声称，一旦布尔什维克获得原子弹就会立刻向西方开战（实际没发生）。

邓尼金在表示支持杜鲁门反苏意愿的同时，告诫他切勿重蹈希特勒覆辙。邓尼金说，元首的策略错就错在跟全俄罗斯人为敌，而非单单跟布尔什维克为敌。

邓尼金对此强调：“应当区分苏联政府和俄罗斯人民、刽子手和受害者”。他提醒美国总统，红色统治者令俄罗斯大地陷入“可怕的赤贫”。如果俄罗斯人发现有谁企图肢解他们，把周边国家分离出去，他们就会把美国人视为祖国的仇敌。
（儿按：欢迎联想）

邓尼金回忆近十几年发生的事情说：“当战争在国际主义的大旗下展开，芬兰战争的惨痛后果和红军前往莫斯科途中的灾难，世人有目共睹。但后来战争性质变成殊死捍卫祖国，结果却是德国溃败。”

如果西方国家同深受爱国主义教育的俄军士兵作战，鉴于“俄罗斯巨大的战争潜力和难以攻占的辽阔领土”，邓尼金认为将难以取胜。相反，如果战争爆发时西方国家郑重宣布不侵犯俄罗斯边界，苏维埃政权就有可能被人民起义或政变推翻。邓尼金相信后一种方案——即更换莫斯科的政府——是最可取的。

如其不然，万一外军占领俄国，邓尼金建议杜鲁门立即成立俄罗斯自治政府，邀请侨民返乡参政。而且，邓尼金坚决反对邻国插手俄国事务，认为波兰的觊觎是一个特别严重的威胁，俄罗斯人民绝不会答应。为此他在信中着重强调内战时期白军坚持的“统一和完整的俄罗斯”主张。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邓尼金的信可能部分促使杜鲁门放弃核打击苏联的计划。而西方情报部门日后的行动表明，他们并未采纳邓尼金意见，不仅暗暗支持俄罗斯境内的反苏势力，还扶持各共和国的分离运动。这些行动无疑对苏联的最终解体起了或多或少的推动作用，许多俄罗斯人，甚至反苏的俄罗斯人都认为这一结局导致传统领土损失，西方应该负责。

1947年8月7日安东·邓尼金心脏病发作，死于密歇根大学医院。

在苏联最后的十年间，有两个专门小组具备官方权限调查任何异常现象和UFO事件。它们由不同科学领域重量级专家组成，一直工作到苏联解体。

缘起

1977年9月20日凌晨，卡累利阿、列宁格勒州和芬兰边境几千居民看见空中出现一个奇异物体，史称“彼得罗扎沃茨克现象”。该物体形似明亮的章鱼或水母，水滴状光线从其许多根“触手”发出。目击者称他们当时正熟睡中，忽然因某种莫名其妙的焦虑感醒来，走近窗户看到UFO悬停在彼得罗扎沃茨克上空，保持可见状态约20分钟。

之后几天，陆续有城市居民反映窗玻璃出现小孔。小孔的成因饱受争议，一些研究者认为与UFO无关，而是小流氓气枪射击造成的；另一些研究者认为不可能是气枪钢珠或其他射弹造成，但也跟UFO无关；第三类研究者则认为系UFO“扫描光线”瞄准玻璃时留下的痕迹。

总之，此次事件在社会和政府高层引发广泛讨论，主要媒体都做了报道。几周后经苏联科学院主席阿纳托利·亚历山德罗夫倡议，军工部门科学技术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参会者都是来自国防或相关领域的权威专家。另外，尽管官方表示亚历山德罗夫是会议的主要发起者，但许多人猜测时任克格勃主席尤里·安德罗波夫才是幕后推手。

会上讨论了苏联科学界最近日益增多的异常现象报告，包括来自军队的通报。这种情况下不能继续视而不见，有必要成立专门机构进行调查研究。科学技术委员对此表示支持，决定将其列入研究工作计划，吸收国防部专家参与活动。

于是1978年成立了两个专门小组，平时独立工作，特殊情况联合办案。

第一个小组来自军队，基地设在梅季希的第22科学研究所，时任所长、雷达技术专家维克多·巴拉绍夫中将兼任小组长。该研究所隶属国防部，主要从事无线电设备研发。所以小组又被称为“МО网络”（МО即国防部）

第二个小组由苏联地磁、电离层和无线电波传播研究所(ИЗМИРАН)的专家学者组成，科学院其他机构如宇宙研究所、地球物理研究所等单位的同事也参与其中。科学院通讯院士、ИЗМИРАН主任弗拉基米尔·米古林兼任小组长，因此又被称为“АН网络”（АН即科学院）。

这两个小组都有高级专家加入，足可见苏联政府的重视程度。毕竟当时冷战正酣，UFO难保不是北约潜在对手的秘密武器，当然也不排除来自地外空间的可能性。

运作方式

“МО网络”仅调查部队和飞行员提交的报告。苏军各单位、警备部队和空军基地都被告知一旦遭遇异常现象应该向谁通报。“АН网络”借助目击者描述（他们通常会给报社、杂志社写信，再由后者转交）以及气象或其他部门的数据材料进行调查研究。如前所述，两个小组平时独立工作，除非情况特殊必须分享成果。

例如，如果部队报告说观察到异常现象、不明飞行器，而且伴有地面或空中的机械故障，两个小组就会立刻赶赴现场联合调查。军方小组的主要任务是确定或否定异常现象对人体及机械的影响，科学院小组则试图运用现代知识对现象进行解释。

苏联政府规定事发地的党组织、科研机构等单位必须为小组成员提供一切可能的协助。项目对外称“大气和宇宙异常现象综合研究”。

异象

两个小组存在的13年间共调查了约3000起报告，其中仅10%属于难以解释的现象。但即使这10%通常也有科学上的猜测，只是从严格意义上说它们出现的概率极低。

大多数事件是火箭或卫星发射、气象观测设备及罕见自然现象导致的误报。例如1983年10月“赫梅利尼茨基现象”：当时战略火箭军某师官兵观察到遥远的地平线上有明亮发光物体盘旋，同时电子设备失灵，指挥部收到导弹发射系统故障的信号。

两组专家用最快速度抵达现场。经过调查得出结论，原来距离该部队400千米之遥的靶场进行了照明弹投掷训练，虽然此类训练定期举行，但过去几乎不受人注意。这次之所以会被远距离观察到，是因为一种罕见的超折射效应。至于导弹系统故障则被认为属于巧合。

不过并非每一起报告都能得到解释。例如鲍里索格列布斯克航空枢纽有多个相邻的军用机场，1984-1987年间他们观察到几十次不明物体，包括地面雷达探测和飞行员的舱内目视。某些情况下不明物体出现还导致了事故。两个小组的专家始终无法判别这些现象的性质。

阴谋论

UFO和异常现象研究机构行事隐秘，难免会产生阴谋论。这方面的“先驱人物”是天文学家菲力克斯·西格尔，曾任莫斯科航空学院副教授，也是苏联第一位UFO普及者。

由于莫斯科航空学院参与了“АН网络”的工作，西格尔得以结识其中成员，甚至多次列席会议。他毫不掩饰对某些专家的怀疑态度，认为对后者来说“一切不属于大气现象范畴的东西都是哗众取宠的恶意虚构”。西格尔因此表示：专门小组的管理层对研究UFO现象兴趣寡然。

后苏联时代的一些俄罗斯飞碟学家也认为，专门小组的设立是为了掩盖UFO信息，防止体制外好奇者探索研究。他们特别提到某些专门小组成员后来断然否认13年的工作中曾接获UFO降落或外星人目击的报告，不过事实好像并非如此。飞碟学家相信至少有一起此类事件被隐藏了，即1980年5月在哈萨克斯坦杰尔扎温斯克的调查。当地人说他们看见发光球体降落，小山顶有烧灼痕迹和“非常高大的人形”。据称，作为调查的一部分，高温研究所曾派出几位专家前往勘测。他们为安抚居民情绪，宣布是流氓混混吓唬人的恶作剧。怀疑者则认为确实有人搞恶作剧，但专家们搜集大量证据后故意隐瞒了许多事情。
（译注：杰尔扎温斯克是战略火箭军第38导弹师驻地，该部队1996年解散）

无论如何，两个异常现象调查小组存在了13年，苏联解体后都被撤销，再未恢复。

苏联时代的大多数UFO目击事件属于机密。但政府没办法掩盖1965年9月18日中午12:20左右发生在科拉半岛上空的奇异事件，因为不仅本国军队，邻国芬兰的航空调度员也监测到了。

UFO空战

正如北方舰队防空专家和飞行员后来描述的，当天中午，对空雷达发现苏芬边界空域、民航空中走廊之外出现一个身份不详物体，信号强度类似飞机。

该物体在4000米高度由西北向东南移动，时速1200千米，表现异常。它以极短的时间间隔偏离初始航线6-10°并迅速返回，同时在200-400米高度区间频频爬升俯冲（儿按：明显的规避动作）。防空部队无线电呼叫无应答，芬兰方面通报他们也发现了该物体，并保证不是芬兰飞机。

短短几十秒，目标已经越过边界侵入苏联领空，开始向科拉半岛腹地深入。摩尔曼斯克派出两个战斗机中队紧急拦截，飞行员们接近目标位置却看不见任何物体，尽管4000米高度晴朗无云。地空导弹部队和高炮部队拉响警报，但仓促间来不及做有效反应。

突然，地面雷达屏幕“凭空冒出”第二个更大的物体，从22000米高度几乎第一个物体正上方以8000km/h的速度向其俯冲。

战斗机飞行员无论用目视或机载雷达都找不到这两个物体。就在地面报告第二个物体下降至约3500米高度之后片刻，空中忽然出现高亮闪光，飞行员被迫闭眼以免失明，飞机也剧烈颠簸。睁开眼后他看到某种爆炸，炽热的“涟漪”呈彩色同心圆状向外、向上扩散，闪着光快速变色——从亮蓝白色（仿佛电焊）到黄色再到橙色，熔融的液滴不停飞溅。为躲避这些不明残骸，中队长命令僚机向左上方机动，但耳机里只有噪声。机动过后队长立即目视寻找僚机，确认其正伴随飞行。巨大的发光圆环逐渐消散。

过了漫长的几分钟，无线电通讯恢复，但仍有吱吱啦啦的干扰。塔台下令返航，飞行员提升高度绕着爆炸区飞了一圈，返回机场。而在防空雷达屏幕上，第一个目标的最后位置出现模糊光点，1.5分钟后彻底消失。第二个目标急速升高，很快飞出探测范围。

军人并不是爆炸唯一目击者。“道路建设研究所”西北分部大地测量员托沃·艾吉年和工人谢苗·兰古索夫当时正在坎达拉克沙-基洛夫斯克公路旁作业。他俩被刺眼强光吓了一跳，本能反应发生了核爆！兰古索夫大喊：“炸弹！领导趴下！”双双按照民防课所学知识原地卧倒，两手抱头。短促爆炸声震耳欲聋，但未感受到冲击波。停了一会儿起身观望，见天空大团橙黄色彩云正在扩散，碎块坠落如流星，随后出现同心圆。艾吉年的防震腕表12:24停转，直到远离爆心7千米处自动恢复正常。

二人忍着眼睛涩痛，疲惫不堪返回宿营地，中途走走停停，因为兰古索夫总说不舒服。他们的队长也远远望见天空异象，正焦急等待，连忙拿出酒、炸鱼和饼干。二人又饮了些茶，钻进睡袋连睡12个小时！

委员会结论

克里姆林宫迅速获知科拉半岛上空发生的事件，专门成立了政府调查委员会，其中包括赫赫有名的极地飞行领航员、伟大卫国战争老兵、累计飞行时间28000多小时的瓦连京·阿库拉托夫。此人被纳入调查委员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从1950年代就多次在北极地区目击不明飞行物，进行过地面和空中观察。阿库拉托夫直到25年后才公开谈论委员会活动，因为保密期限已满。

当时参与处置的防空部队军官一律做笔录，飞行员写报告。由于事件原因的主要猜测是核爆炸，所以北德文斯克的一队民间专家三周后抵达现场。他们测量了辐射水平，未超过天然背景值10%。苔原上积雪厚达0.5-0.7米，未找到任何疑似残骸。

阿库拉托夫综合研究各项证据后，认为“外星智慧生命”才是爆炸的制造者。他表示，第一个物体是第二个物体的追击对象，因为第二个物体以不可思议的速度2.5分钟内从22千米高度俯冲到4千米，之后急速爬升。这种运动轨迹也表明第二个物体是受控制的：先接近——攻击成功——立即远离爆炸。任何人造飞行器都无法做到这些。

阿库拉托夫日后回忆：如果不是我在航空界的声望，那些空军和防空部队的高级军官根本不会听我讲话……

和往常一样，政府调查的结论肯定不能提及UFO，他们定义此次事件系一枚地空导弹试射失败导致。案卷被存档，很快被遗忘。

苏联解体之后该事件再次被提起。UFO研究机构“北极星中心”的热心人积极联系地面目击者——两位大地测量员，但没找到。寻找空中目击者（战斗机飞行员）的努力同样无果。一位叫埃米利·巴楚林的知名UFO研究者曾在坎达拉克沙的茫茫苔原搜索“飞碟残骸”，据说有收获。根据彼尔姆市“量子”金属检测公司2001年1月的鉴定报告，巴楚林提供的碎片含有99.9%的钨，以及微量的铁、铬、镍、钼、铪、铼杂质。巴楚林本人声称，这块残骸的特殊结构是其来自地外的无可否认的证据——也就是用超细钨粉以某种未知工艺制造的UFO零件。不过反对者指出，涡轮发动机叶片也有类似的金属成分和结构，这意味着碎片来自地球。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苏联跟欧美国家一样出现了许多UFO目击事件。人们或许感觉奇怪：几百年都没听说什么“外星人”，怎么突然满天“飞碟”啦？其实并非如此。历史资料保存了许多奇异事件的描写，令今人不禁怀疑外星访客是否老早就来过地球。

当然，这是人类对宇宙空间拥有更深认知之后的一种解释。二十世纪快速发展的科技赋予我们研究神秘现象的新手段。另一方面，政府当局也不愿宣扬存在“地外访客”。传闻说苏联几乎每年都有不明飞行物的目击或坠落报告，甚至一年多次，其中一部分只在解密档案公开后才为人所知。本文简单举几个例子：

战前事件

德国对苏宣战前几天，顿河罗斯托夫以南发生一起UFO坠落事件，飞碟“着陆失败”地点位于绿岛。政府收到警惕民众的报告，迅速做出反应，НКВД卡车专门在夜晚通过浮桥登岛清理残骸。有资料显示，大战爆发前夕收集的这些不明飞行物碎片被送往卡普斯京亚尔靶场，但之后五年无影无踪。

当局向民众宣布“一架德国侦查机”坠毁。又过了很久，1980年代研究人员在绿岛发现不属于当地的稀有化学元素——这是当年坠落事件留下的唯一痕迹。

波-苏调查

1959年11月底，一个闪着红/橙色光芒的物体坠入格但斯克港附近水域。港口工人和路人等几十位民众共同目击。波兰政府和军队立即对此可疑事件展开调查，据说未发现UFO残骸。

两天后波兰边防军人在海滩寻获某种生物，依稀像个人形，明显伤势严重，身穿有金属光泽的不明材料制作的“连体服”。于是被送往距离现场最近的医院。

检验人员用剪切金属的大剪刀移除“连体服”，该生物快速死亡，推测是上肢佩戴的环状物被移除的缘故。解剖发现其体内有螺旋状供血系统，内脏结构与人类迥异。尸体随后交给苏联科学家并运抵莫斯科。据称该生物仍然存放在位于莫斯科霍罗舍夫斯基大道的生物医学问题研究所。

事件并未就此告终。据说苏联解体前夕，波兰人在格丁尼亚进行潜水作业时，在一层淤泥和垃圾底部发现一大块“地外飞行器”残骸。波兰并未和苏联分享这项发现，因为社会主义已经变得不受欢迎，“老大哥”也不再是“老大哥”了。所以残骸起初在格但斯克进行研究，后来送往华沙的实验室。

哈萨克斯坦偶遇

1959年秋，苏联空军某部在阿克托别州东部例行飞行时意外发现地面有个奇怪碟状物，底部带有用途不明的锯齿状缺口。莫斯科派出研究小组赶赴现场，寻获直径6米的坠毁UFO残骸及其飞行员——体长约80厘米的生物，早已死亡。据推测这具尸体同样存放于生物医学问题研究所。

直升机把残骸吊往阿赫图宾斯克（当年叫弗拉基米洛夫卡），之后运到卡普斯京亚尔靶场，在那里切割成几块，分送新西伯利亚、基辅和列宁格勒的研究机构。不幸的是，参与切割的5名工人全部快速死亡，很可能是受某种不明辐射所致。

1960年赫鲁晓夫在莫斯科亲自视察其中一块残骸。1971年勃列日涅夫指示进行第二次检验，1984年转移到莫斯科州南部的普罗特维诺（译注：高能物理研究所所在地）储存，如今应该还在那儿。

奥涅加湖事件

这起事件发生于1961年4月28日，在“飞碟学界”相当有名，当时甚至穿过“铁幕”被西方媒体得知。其实具体地点不在奥涅加湖上空而是东边的小湖科博泽洛，岸边有类似撞击痕迹。列宁格勒闻讯派遣部队前往，随后发出几支科考队。

调查者发现一些物体降落的痕迹，包括：地面严重破坏（一大块土壤消失）、微量辐射、植物损伤等。因为没找到飞行器残骸，后来推测这起事件不是UFO坠毁，而是土壤采样。

雅库特事件

1978年冬天，雅库特日甘斯克镇民夜晚十点左右目击一个UFO降落镇外。粗略估计飞行器高约4米、直径6.2米，呈圆顶形。附近雷达站毫无察觉。半年后，人们出动搜索一架在日甘斯克和上扬斯克之间地带失踪的雅克-40民航飞机，竟意外发现坠落UFO。军方迅速将这个物体运至雅库茨克，十几天后转移到“托木斯克-7”保密行政区（译注：即谢韦尔斯克）。

再后来，UFO送往普罗特维诺进行修复工作，因为专家发现飞行器坠落后受损似乎不重。据说1988年这项工作终于结束，UFO再次起飞，但离地高度无法超过5米。它进一步的情况尚不清楚，也许仍然停在某个仓库被继续研究？

哈萨克斯坦邂逅

这次发生的地点是乌拉尔斯克郊区，时间1979年。不同目击者的描述各有差异：UFO直径从12米到22米，触地方式或曰“降落”，或曰“失控砸入土中”。防空雷达正常发挥作用，及时探测到身份不明的飞行器进入空域，最近的机场、阿拉木图司令部和莫斯科州克林市分别出动部队奔赴处置。

事件现场外围被严密封锁，但观察员距离飞行器本身仍有一段距离，因为温度极高难以靠近。虽未测得辐射，众人却都经历了严重的偏头痛、耳膜压力和听到尖锐叮当声。这些讨厌的感觉必须远离50米开外才消失。

调查一时难以进行。突然能见度急剧恶化，天气仿佛暴风雪。当一切平复如初，那个玩意儿已经不在原地了，仅剩测量分析数据和观察员绘制的草图。UFO学家猜测，飞行器驾驶员或者快速修复设备并飞走，或者联系了“救援力量”将自己撤离。这起事件的全部资料、报告据说存放于马格尼托戈尔斯克的军队实验室。

空中交战

1980年4月中旬，驻防乌拉尔的空军部队与来自外太空的“智慧生命”发生一场战斗。接近午夜时分，防空系统探测到3或4个不明物体飞越苏联领空。2架战斗机、2架直升机起飞拦截，稍后又补充2架直升机增援。

空中追逐持续45分钟，战斗机飞行员燃料耗尽返回基地。直升机滞空时间比较久，直到其中一个UFO开始危险冲撞，飞行员被迫开火，将UFO击落原始森林。

清晨一支装备反光连体衣和氧气瓶的军方搜索队赶赴坠落现场，成功找到一个高5米、直径26米的盘状物，推测失控原因是中心位置裂缝。打开驾驶舱拖出2具矮小尸体，装密封箱送往生物医学问题研究所。飞行器被运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经初步研究后移交普罗特维诺的UFO秘密专门机构。

这起事件的目击者包括军人和平民。他们对空战过程印象深刻，一些人甚至冒险写信给雅罗斯拉夫尔的“上级部门”和UFO学家反映情况。

延伸阅读：

雅库特“UFO坠落”事件的传说

苏联众多体育冠军之中，奥列格·科罗塔耶夫是少数几位坐过牢的之一，入狱原因是七十年代在餐馆跟人打架。如果寻常斗殴，考虑到他的“身份”，警察多半从轻发落，但这一次挨揍的偏偏不是“寻常人”，而是现任内务部长之子！勃列日涅夫统治末年发生在莫斯科的这起小闹剧当时知之者甚少，今天的我们正好借此一窥苏联权贵阶级习气。

话说1976年初，年仅27岁的三次苏联拳击冠军、欧洲拳击冠军、世界拳击冠军，绰号“俄国坦克”的奥列格·科罗塔耶夫尽情挥霍自己打比赛赚来的名誉和奖金。他流连于莫斯科各家餐馆、酒店，经常卷入冲突。同时代的人普遍认为他脾气火爆，一位朋友回忆道：“奥列格生性强硬，相当自负自傲，从不肯轻易对人低头。”

某一天，科罗塔耶夫到“罗斯”餐馆（或曰“童话”餐馆）消费，命运让这位拳击冠军跟另一位不好惹的人——内务部长尼古拉·晓洛科夫儿子伊戈尔相遇。伊戈尔年轻时在共青团系统干过，认识许多苏联干部子女。而位于市郊萨尔特科夫卡的“罗斯”餐馆是三教九流最爱光顾的地方，什么纨绔子弟、运动健将、演员艺人甚至强盗匪徒都混迹其中。

目前仍不知道引起冲突的具体原因，但醉汉们动手还需要理由吗？目击者描述：伊戈尔·晓洛科夫抓起装水的长颈玻璃瓶“跳到”科罗塔耶夫身上，结果以悲剧收场——用体育术语来说，内务部长儿子被“击倒”了，住院两个月。

次日，警察前往奥列格·科罗塔耶夫家中将其逮捕。值得一提的是，此君根本没料到警察会来找他，甚至没打算低调躲藏。就在被捕前几小时他刚又打完一架，在“华沙”酒店餐厅（或曰电梯间）暴揍并抢劫一名西德商人，原因是不喜欢这个老外跟他“抢”妓女。此事件成了逮捕的正式理由。

搜查过程中，警察在拳击冠军身上发现大麻制剂（尽管朋友们坚称科罗塔耶夫从不吸食麻醉品）。又在他家搜出美国警察赠送的“柯尔特”手枪子弹，定性为“弹药”，以及菲德尔·卡斯特罗亲手颁发的奖品砍刀，定性为“冷兵器”。

虽然内务部长晓洛科夫暗中施加压力，但科罗塔耶夫头顶也有“保护伞”，所以这起治安案件起初被捂了起来。岂料1976年2月苏共二十五大召开期间，一封当众宣读的匿名举报信迫使调查重启。3月份奥列格·科罗塔耶夫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最后一次登台比赛（惜败），随即被关进看守所。昔日的拳击冠军因致他人重伤、持有武器和毒品的罪名出庭受审。许多人相信这些纯属构陷、栽赃。总之，1977年法院判处科罗塔耶夫5年监禁（一说8年）。

八十年代初奥列格出狱，从此体育界再无这号人物，黑道上经常出现他的身影。1983年再次因流氓行为和致人重伤入狱，之后逐渐结识各路“老大”，黑、白生意做得风生水起，换车如同换手套。1992年去美国避风头当旅游公司副总，二婚。1994年1月12日在纽约布莱顿海滩（俄裔聚居区）头部中枪身亡，享年44岁。刺客一直没找到，传言或称“俄罗斯黑手党”所为，或称普通仇杀。棺材运回莫斯科，下葬瓦甘科沃公墓，几百人——包括运动员、犯罪头目和律贼等——专程到场送别。

至于那位打架败北的伊戈尔·晓洛科夫，在高官父亲被撤职、开除党籍并开枪自杀后变得寂寂无闻。再后来苏联解体，他又因为是另一位“丑名官二代”加琳娜·勃列日涅娃的密友重新受到媒体关注。

巧合（或讽刺）的是，前内务部长尼古拉·晓洛科夫同样葬在瓦甘科沃公墓。此二鬼若泉下有知，不知将如何“相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