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1940年代的拉夫连季·贝利亚是苏联最具实权的领导干部之一，因此在伟大卫国战争期间有着积极作为。

疏散

战争期间贝利亚在国防委员会担任高级职务，兼任最高统帅部常务顾问、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内务人民委员等。从重要性上看，他实际仅次于斯大林，也就注定了他在这些影响对德战争胜负的领域内的参与程度。

细究起来，贝利亚对最终胜利的贡献早在战前就开始了。1939-1941年在他直接过问下，乌拉尔地区和西伯利亚地区建立了2000多个生产设施，日后成为支撑战争的中流砥柱。德军入境，1941年6月22日苏联政府决定疏散有战略意义的企业，内务人民委员部(НКВД)用短短几个月时间转移1.5万多个单位、约百万人到东部国土。近千列火车几乎首尾相连，冒着轰炸和炮击将大量设备、材料运抵安全地带。

边防

战争头几天，苏联边防部队承受了入侵德军的沉重打击。边防军人进行忘我的、有组织的战斗，以惨痛损失为代价阻滞敌人前进脚步几天甚至几星期。

边防军隶属НКВД，因装备良好处于最佳备战状态。历史学家普遍承认贝利亚这方面贡献，战争爆发前他就有远见地下令为边防部队配备自动武器。拉夫连季·帕甫洛维奇之子谢尔戈·贝利亚说，边防军人的壮举不仅基于勇气和献身精神，还有赖良好的训练水平和军械供应——他父亲确保了每个边防哨所都有足够的步兵炮和反坦克炮。

1940年12月21日贝利亚命令：至1941年1月1日三年现役期满的7000名列兵和初级指挥员在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边防部队中再留1年，将这些现役军人派往障碍区补充边防部队。

特别小组

1941年6月22日苏联特务机关开始投入反侵略行动。战争第一天НКВД内部秘密成立特别小组，任务是潜入敌后从事情报搜集和颠覆破坏。传奇特务帕维尔·苏多普拉托夫和纳乌姆·爱丁贡当时是贝利亚的直接下属，战绩突出。有一次，苏多普拉托夫和爱丁贡以合格人员短缺为由建议贝利亚释放劳改营内前国安人员，贝利亚问：“难道你们缺了这些人民公敌就不能工作吗？”，二人答：“不能”。于是贝利亚采纳建议，必要人员立即获释参与到特别小组中去。

《斯大林的最后骑士贝利亚》一书作者叶莲娜·普鲁德尼科娃给出了反映内务部队行动的统计数据：整个战争期间敌占区活跃着2222个НКВД/НКГБ作战小组，其中约600人作为游击队员参战，共消灭德军官兵22.9万人，炸毁火车2852列、公路桥和铁路桥1326座……

胜利前几个月，内务部队的贡献同样突出。他们负责清扫已被红军正规部队解放的地区，打击德军残余力量、各类通敌分子和民族主义者。在这些任务中，内务军人奉贝利亚之命继续奋战一年多，因为此类行动要比前线作战更复杂更困难。

后勤

1941年6月30日拉夫连季·贝利亚进入国防委员会，大半年后（1942年2月）按照各委员分工，负责监督国防委员会关于生产武器、弹药决定的执行情况并准备有关问题。1943年1月党卫军官方报纸《黑色军团》刊文称：“广袤草原仿佛平地涌出越来越多的人员和设备，就像有个大巫师用乌拉尔的泥土批量造枪造炮”。

贝利亚在武器弹药制造和后勤供应方面的领导成绩获得政府肯定与奖励：1943年9月30日授予他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1945年7月9日授苏联元帅衔。

高加索活动

今人皆知贝里亚是1943-1944年大规模驱逐北高加索多个民族：库尔德人、车臣人、印古什人、卡拉恰伊人的罪魁祸首之一（斯大林批准、贝利亚执行）。却很少有人知道，1942年夏秋之际这位内务人民委员曾到高加索执行完全不同的任务，身份是国防委员会全权代表。

对于第三帝国领导层来说，占领高加索地区可以弥补粮食、原油、矿石等原材料缺口。反过来，失去高加索将对苏联战争实力造成极大破坏。所以直到1942年11月都认为高加索（而非斯大林格勒）是德军主攻方向。希特勒抽调17万官兵、1100多辆坦克、4500门各式火炮和约1000架飞机编入A集团军群扑向高加索。谢苗·布琼尼呈送大本营的报告指出：严重缺乏防御如此重要地区的兵员和军械。元帅表示当地只有约24万作战官兵、94架飞机，无坦克，弹药、食品和药品告急。

贝利亚甫一抵达高加索就命令改善部队供应。尤其关注部署于山地的官兵，要求增加他们的食品给养，额外补充炼乳和巧克力。贝利亚每次下部队视察都会调整干部配置，以适应不停变化的战场形势。1942年8月31日大本营和斯大林本人支持贝利亚的倡议：将北高加索方面军和外高加索方面军合二为一。历史证明了这个决定的正确性。

延伸阅读：

三位学者谈贝利亚的历史作用

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支援巴解组织恐怖活动致勃列日涅夫报告
（1974年4月23日）

绝密
特别卷宗
莫斯科市

致勃列日涅夫同志

国家安全委员会自1968年起一直保持同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政治局委员、外事部领导人瓦迪亚·哈达德的秘密接触。

在今年4月举行的同克格勃驻黎巴嫩头目的会晤时，瓦迪亚·哈达德以秘密交谈的方式阐述了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恐怖破坏活动的前景纲领，该纲领主要总结如下：

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特殊行动的主要目的是提高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反对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和美帝国主义的效率。从这一点出发，该组织恐怖破坏活动的主要方针是：
——继续以阿拉伯各国的“石油战”为特殊手段反对支持以色列的帝国主义势力；
——在第三国实施反对美国及以色列人员的行动以获取关于美国和以色列计划和打算的情报；
——在以色列领土进行恐怖破坏活动；
——对其固定资本属于以色列、英国、比利时和西德公司的金刚石托拉斯采取破坏活动。

与此相适应，现在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对一系列特殊行动进行准备，其中包括打击世界各地区（沙特阿拉伯、波斯湾、香港等）的大油库，消灭油船和超级油轮，针对美国和以色列驻伊朗、希腊、埃塞俄比亚、肯尼亚的代表采取行动，袭击特拉维夫金刚石中心大楼等等。

哈达德请求我们援助他的组织以便获得进行单独破坏性作业所需要的几种特殊技术手段。

哈达德在同我们合作和请求援助时清楚地体会到我们对恐怖（主义）原则上持否定态度，没有对我们提出与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这方面活动有关的问题。

同哈达德关系的性质使我们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外事部的活动，对他施加有利于苏联的影响，同时还能利用他的组织的力量保守必要秘密的情况下采取对我们有利的积极措施。

考虑到上述情况，在定期会晤时总体上肯定瓦迪亚·哈达德关于给予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援助（特别资金）的请求是适宜的。至于涉及提供援助的具体问题，那么应该注意，这些问题只有在分别考虑苏联利益并防止给我国安全带来损害的情况下才能得到解决。

请审批。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安德罗波夫（签字）

（文件上方批示：“向苏斯洛夫、波德戈尔内、柯西金、格列奇科、葛罗米柯同志报告”）

列宁格勒被纳粹军队围困期间，城内并不是每个人都忍饥挨饿，更非每个人都具有高尚道德情操。后者中的一些人昧着良心盗取平民赖以存活的食物，再把多余的转手卖出。高级党员、售货员、食堂工人和“投机商”通过各种途径消耗、囤积大量食品，他们不但没受过饥饿折磨，甚至还会将吃不完的丢弃。

叶利谢耶夫食品店

列宁格勒被围时期，市内最大的食品店：叶利谢耶夫商店宣布关门歇业。但据工作人员妮娜·斯皮罗娃说，艰难年代这里其实是富足王国，特权阶层可以从中分一杯羹。历史学家尼基塔·洛马京也证实，叶利谢耶夫商店在列宁格勒前线军事委员会的文件中被叫做：“1号食品店”。

政府用木板封死商店正面窗户和涅瓦大街正门，造成停业假象。但里面有个秘密特供中心，一直运行到战争结束。货架摆满鲜肉、水果、巧克力、咖啡、罐头、糖果、酒精饮料和各种香肠，仅限名单人员购买，也就是企事业单位负责人、科学家、文艺界代表等。为防止排队引起物议及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抢购，特供中心实行特别制度：每张保密名单上的一百多个人必须在严格指定的时间前来，从小花园街后门悄悄进店。

党的干部

伊戈尔·博格丹诺夫著作《列宁格勒大封锁面面观》介绍了当时城内高级党员的丰富生活，其中就包括食品特供制度。比如干部聚餐时根本无人计算酒菜数量，放开肚皮随便吃喝。他翻遍各种档案，没找到任何一个政府官员饿死的证据，反而在市委组织部工作人员尼古拉·利布科夫斯基的日记中瞧出一点端倪：

从1941年12月第一笔日记可知，此人饮食与平日无异：早餐吃黄油粥、饮甜茶两杯，午餐喝汤，晚餐照常吃肉。1942年3月住进市委医院，把这里比作安逸的疗养所，详细记录三餐饮食，包括禽肉、羊肉、各种鱼、香肠、奶酪、鱼干、鱼子酱、馅饼、炼乳、茶、咖啡、可可饮料、红葡萄酒、波特酒等，黑面包和白面包每人每天300克。

伪造票证

由于仓库确实有这么多等待配发的食物，给了投机者和伪造票证者大显身手的机会。曾经受工厂同事们尊敬的津克维奇同志和扎罗马耶夫同志就是其中代表。他俩找了个印刷厂的清洁女工当同伙，把她偷出来的废公文纸加工一番，伪造成食品供应票，在一家可靠的销售点变现。他们诈骗三个月，结果拥有了一座真正的食品仓库，囤积200个罐头、800千克肉、100千克糖、几十千克通心粉和谷物、百余包卷烟、600瓶伏特加，以及……4吨面包！

这种从饥民口中夺食的恶劣行径一直持续到他们被ОБХСС（打击盗窃社会主义财产和投机倒把局）侦查员抓捕才告终止。另一个姓霍洛德科夫的商人也在类似案件中被抓，后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果然报应难逃。

食堂职员

还有一类列宁格勒人借助职务之便免受饥馁，那就是暗中克扣的食堂员工。普通百姓看在眼里恨在心头，举报信如雪片般飞向内务人民委员局。

比如一封信里说：“在食堂、商店、面包厂上班的人生活很好，而我们要花很多时间才能获得很少一点食物”。另一封信指出：每个人的口粮名义上均等，但“食堂工作的人偷了不少。如果发给各人回家做饭，确实能吃饱。但在食堂吃，该有的根本吃不到”。

于是每个被困列宁格勒的厨师都要经受良心考验：正人君子不该偷窃挨饿之人的口粮，可那些敢于冒险的坏蛋即便被抓，身后也总有大批效仿者继续作案。

投机商贩

消息灵通的人无论什么年月总能发现“商机”。当一些人涌进兵役局参军入伍的时候，另一些人则跑去食品店抢购不易腐烂的必需食品。仓库储存的这些植物油、糖、面粉和罐头，加之分配机构内部的“关系”与“门路”，促使被围困的列宁格勒市内形成投机商群体。他们通过黑市私下销售，收取珠宝、家具等实物，价格一天比一天高。

整个大封锁困难时期，ОБХСС刑事起诉了14545名投机商，没收价值73420卢布的3284块金表、1255千克黄金制品、23317736卢布现金和面值4081600卢布的政府债券。

其中典型代表，如“莫斯科”市场的一位小店经理达列夫斯基，侦查员在此人仓库发现重约一公担的黑市食品，继而搜查其公寓，小小的房间竟塞满了古玩、水晶玻璃器皿、油画、瓷器、勋章、金币和贵重书籍，总价值估计30万卢布。

再如卢克申团伙的曝光引起社会强烈反响。团伙成员大多出身珠宝生意世家，乘国难之际低价收购黄金首饰或以物易物，倒卖给投机分子。

最令侦查员震惊的案子大概是某个叫卡日丹的人，他有办法把阿富汗大米辗转偷运至列宁格勒，放在亚沙·芬克尔经营的照相馆出售，获利丰厚。他公寓里不但有各种绘画、瓷器、金银器等，还从婴儿床的两个床垫中分别搜出70万卢布钞票和36万美元钞票，以及藏在花盆的金币、金锭。最终从他和6个同伙处缴获150万卢布现金、3.5千克黄金制品、30块金表等贵重物品，总价值400万卢布。作为参考，1943年一架雅克-3战斗机或一辆T-34坦克造价10万卢布。

延伸阅读：

观点：列宁格勒围城时期食物分配不均

НКВД官员的1942年围城日记

内战后侨居日本的“白俄”移民大多生活在东京、神户等大城市，也有少数人选择长崎、广岛这样的“偏僻地方”，他们无法预知1945年8月份从天而降的可怕命运。

帕维尔·博尔任斯基

二战结束之际，身在广岛的俄国侨民共计14名，相比当地30万人口不啻沧海一粟，但其他国家的侨民其实更少。迄今已知有5名俄裔死于“小男孩”原子弹，即商人洛巴诺夫一家四口，和前上校帕维尔·博尔任斯基。后者1945年10月去世，曾对另一位俄国侨民德米特里·阿布里科索夫讲述了自己的遭遇。

博尔任斯基跟广岛的多数俄国人一样以零售为生。核爆炸令他失去全部财产，只剩半条命苟延残喘。他和其他难民暂时栖身广岛郊外某佛寺，一段时间后转移至神户，在那里得到了人数更多的俄裔侨民社区的救助。死亡原因推测是他内战时期的旧伤口因辐射恶化、发炎，最终发展成坏疽，日本医生无力医治。

帕利奇科夫家

说来讽刺，轰炸后最早进入广岛的美军士兵之一：尼古拉·帕利奇科夫是俄罗斯移民的后代。他父母于内战结束后侨居广岛，他本人在这座小城出生、长大，16岁离家赴美留学。由于熟悉日本社会，1945年8月尼古拉和战友被司令部派往广岛，监督投降执行情况。毫无疑问，他最关心的是父母能否从核爆中幸存。谢天谢地，悲剧发生三周后他得知家人还活着。

2001年，77岁高龄的尼古拉接受采访时表示，广岛核爆前几天他的家人幸运地搬到了远离爆心的一座房子，所以活了下来。当他们劫后重聚，短暂的快乐很快被战争的惨痛淹没。家人告诉他：爆炸后人们奔向水边，很多人走着走着就死了，还有些人皮肤脱落，全都绝望地四处找水。

尼古拉走在遍地废墟的广岛市内，被“原子阴影”吓坏了——这些阴影系原子弹强烈的光辐射形成，已死之人的剪影留在残垣断壁上。尼古拉·帕利奇科夫起初相信投放原子弹是杜鲁门总统结束战争的必要之举，但战后多年他彻底转变了立场，认为任何核武器都是不人道的。

帕拉舒京夫妇

费奥多尔·帕拉舒京出身乌拉尔农村，1917年入伍俄帝国军队时已有一儿一女。后来跟着高尔察克打仗，溃败逃亡哈尔滨俄裔社区做小生意，二婚。1926年他和第二任妻子移居日本，开个欧洲服装店，生活渐渐富裕起来。

1945年8月6日早晨，两口子勉强从倒塌的房屋中逃出，四周漆黑如夜，尘土飞扬，一时辨不清方向。直到被人领到河边，用浸水的蒲席覆盖全身，靠着救济粥活了一星期。而附近的难友们就没这么幸运，每天都有人痛苦死去。

再后来，两口子和博尔任斯基一样转移到神户，承蒙同胞及热心人帮助，重新做起小生意勉强度日。核辐射损害了费奥多尔的健康，使他罹患喉癌，手术后丧失说话能力。1980年代中期逝世，葬于神户。

谢尔吉耶夫和伊万诺夫

关于长崎俄罗斯侨民受核爆影响的情况历来少有人知，曾有报道说爆炸部分损坏了一处俄人公墓。

“胖子”原子弹爆炸后一周，苏联外交官戈尔曼·谢尔吉耶夫和米哈伊尔·伊万诺夫试图访问长崎。日本人劝阻他俩不要参观被摧毁的市区，说正有一种神秘疾病杀死废墟间的幸存者。但谢尔吉耶夫和伊万诺夫仍然进入了现场，甚至帮助日本人扒开灰烬，收敛烧焦的尸体。几星期后谢尔吉耶夫逝世，成为已知的唯一“俄罗斯遇难者”。伊万诺夫活到95岁，坚称那次出差时喝的酒救了他一命。

人人皆知苏联游击队在沦陷区后方的辉煌战绩，他们至少消灭了几千个法西斯分子，倾覆了几百辆火车…… 然而在这一部战史中，某些地区的游击队有着“不宜公开”的秘密，曾长期被苏联官方历史学家刻意掩盖。

之一：游击队员拿钱作战

文艺作品往往将游击队描写为“人民战争”，农民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而实际上，农民并没什么特别动机自愿参加游击队——除了1941年。大多数农民是“被征召”加入的，也就是森林战士途经村庄时拉人入伙，德国占领者称之为“绑架”。历史学家则认为农民在游击战争中是一类“孤立的”、“消极的”群体。主要问题在于，集体农庄庄员不同于其他身份的游击队员，他们无权领取国家支付的报酬。相比之下，在游击队打仗的工人、职员和大学生每月可获得300卢布现金补贴，指挥官则完全保留他们和平时期的收入水准甚至更多（支队长至少750卢布每月）。

之二：女性被迫陪睡

苏联政府积极鼓励女性参加敌后游击队，她们约占游击队总人数5%。然而，出于保家卫国之心投身“人民复仇”的年轻妇女却有可能遭遇性剥削。部分游击队领导认为叫女战士陪睡是他们的“特权”。其实这种性侵红军内部也时有发生，但游击队深在敌人后方，受害者根本无法向上级反映。

之三：吸纳囚犯

许多游击队员曾是囚犯，这类人在芬兰占领的卡累利阿地区尤其多、行动尤其频繁。因为该地区的游击队损失严重，卡累利阿-芬兰共和国及邻近俄罗斯北方地广人稀，不足以快速补充伤亡战士。因此，劳改营（“古拉格”）囚犯被允许加入游击作战“以血赎罪”。按照维克多·斯捷潘柯夫在其描写俄罗斯突击队深入芬兰领土进行破坏的专著中指出，囚犯约占卡累利阿游击队总人数的40%。

之四：射杀伤病战友

据一些老游击队员回忆，由于卡累利阿地区环境艰苦，一些游击队存在枪杀重伤、虚弱同志（“短命鬼”）的残酷做法，因为无力医治、照料他们。最早谈及这一黑暗秘密的人是当年“战友”支队的老战士德米特里·古萨洛夫——编年体小说《仁慈之外》的作者。但他也坦言，并未把卡累利阿密林中发生的一切都写出来。

之五：抢劫、杀害老乡

在心狠手辣方面，一些游击队丝毫不输德国宪兵队，动辄杀死被指控“协助纳粹”或是仅仅表现出不合作的乡民。苏联解体后，立陶宛人公开讨论卡纽凯村大屠杀（译注：游击队进村杀害46名波兰裔平民，包括22名未成年人），白俄罗斯社会怀念德拉日诺村和纳利波卡赫村遇难者（译注：纳利波卡赫村129名波兰人被游击队屠杀，包括3名妇女和几位少年）。游击队员写报告的时候往往把这类行动描述为惩治伪警察，但事实上并非次次如此。另外，为获取食物而勒索、抢劫居民的行为也屡见不鲜。历史学家厄尔·济姆克指出：“粮食供应不稳定，一支队伍可以连续几星期甚至几个月吃饱喝足，然后又在同样长的日子里面临饿死。”

情妇也是导致纪律涣散、滋扰平民的因素之一。第1反法西斯游击队原政委伊万·季姆丘克就曾写道，对于指挥员的女人，“要尽量叫她吃好、穿好，而这些一切势必从农民那里获得”。

20世纪初，一名俄帝国普通士兵的每日份粮如下：700克黑麦面包干或1000克现烤黑麦面包、100克谷物（西伯利亚严寒地区200克）、400克新鲜肉或300克罐头肉（战斗连队每天至少消耗一头小公牛，一年就要几百头）、20克黄油或脂油、17克煮糊糊的面粉、6.4克茶叶、20克糖、0.7克胡椒粉。此外，一个兵每天还能获取250克左右的新鲜蔬菜或20克菜干（干燥白菜、胡萝卜、甜菜根、芜菁、洋葱、旱芹和香芹的混合），主要通过喝汤吃。跟今天不同，100年前的俄罗斯并未普及土豆，即便送至前线也都扔进汤锅当配料了。

宗教斋期内，俄帝国军队的肉食通常以鱼类（鱼干，且多数是河鱼而非海鱼）和蘑菇类（煮汤）代替，黄油则以植物油代替。谷类大量添加到菜汤中，做成了菜粥，当时部队吃的多是二粒小麦、燕麦、大麦和黍米(Пшенная крупа)，稻米极少。

海军则有自己的饮食规定，在保证热量摄取的前提下替换某些食物，比如面包少而通心粉多。舰上供应酒，这一点跟陆军不同，此外为补充维生素会多吃腌白菜或鲜菜。特殊部队如航空兵、装甲兵的份粮也很丰富。

一般而言，士兵的份粮供给由三部分组成：粮食、副食品钱和茶钱，规定以实物形式（即餐食）发放。粮食直接做成饭了，副食品和茶钱则根据部队驻扎地点的市场价格定量采购发放。如此，俄帝国士兵每天餐食总重量接近2千克，摄取热量超过4300大卡，高于后来的红军和苏军士兵水平。茶叶方面，苏联战士定量仅1.5克，如果按照“沙皇兵”的习惯每天三杯，根本不够。

战争爆发后，士兵的份粮起初大增（尤其肉类，每天达615克），但随着战事进入僵持阶段，后勤资源减少，新鲜肉逐渐被咸肉代替。但总体而言，直到1917年革命天下大乱，帝国政府仍能维持士兵餐饮的定量标准，只是品质下降了。用今天的话讲，其中重要原因在于物流困难。路网不成熟，军需官必须算着日子驱赶大群牲畜抵达前线，沿着坑坑洼洼的道路运送几十万吨面粉、蔬菜和罐头。前线后勤占用几乎全部铁路运力，进而影响了大城市的民生供应。此外，当年冷藏业刚刚起步，数量庞大的牛肉、鲜菜和谷物不得不采取各种办法避免运输和储存中腐烂。类似“波将金号”战舰供应变质肉的事情其实经常发生，但并不都是因为军需官懈怠或贪污所致。

连队的行军灶由军需兵采购、管理，通常低级军官监督全过程。而且炊事员（伙夫）和军需兵是根据全连意见民主推选的，连长负总责。指挥部始终密切关注士兵的饮食问题，尽管它们未必能保证供应不断。例如1916年1月25日第3骑兵军Ф.А.凯勒尔伯爵命令：“鉴于肉食供应减少，我命令各单位负责人采取一切措施，避免餐食品质受影响。要求：红菜汤和白菜汤要飘着一层油，粥里要放足够多的脂油，尤其晚饭的粥不准稀薄。各单位负责人应随时设法储备足够数量食物。”

而且部队允许士兵自己找老百姓买吃的，有些军官甚至明确规定了哪些东西能买、哪些东西不能。

М. И.佩斯特热茨基少将（译注：1869-1941，原帝国军官，参加白色运动“俄罗斯南方武装力量”）在回忆录中写道：部队进攻期间士兵无法获得份粮补给。穿行在荒村废墟，能找到甜菜根就算不错了。士兵袋中的面包干碎裂、霉变，吃下肚有害健康。进入奥地利境内，一些村子虽有人烟，却对俄军没什么好脸色。最后，派往前方的侦察兵发现一处庄园有存粮，还有蒸汽脱粒机和磨坊。团里一位精明能干的准尉安排非战斗人员忙碌起来，用附近大量生长的啤酒花做面包，足够满足未来若干天的口粮需求。“奥地利庄园管家目睹俄国人烤面包的速度和组织性，询问这套流程是不是俄军条令规定好的”。

20世纪初士兵吃的面包干可不是今人佐茶的那种金色面包干，说白了就是一整条面包切片。如果长期只吃这种东西，人体将缺乏维生素，严重者还会肠道功能紊乱。所以要在前线现烤面包，既用寻常的俄式炉，也有专门的野战炉。

当年的罐头工业已经蓬勃发展。为满足军需，俄罗斯的罐头厂推出多个品种圆柱形马口铁罐头：“炒牛肉”、“焖牛肉”、“肉菜汤”、“肉和豌豆”等。而且100多年前“沙皇的”肉罐头跟苏联的肉罐头不一样，更像现代产品：只取牛后半段和肩胛处的高品质肉进行生产。另外，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制造肉罐头是预先做熟而非连罐焖煮（把生肉块和配料装进罐头再加热）。

俄罗斯陆军条令禁酒，但士兵在特定日子可以获得酒类供应，包括各种节日和纪念日。出于“医疗目的”也准许饮酒。

最后，一个俄帝国士兵的背包内除了各种装备，还有所谓”НЗ”——“应急储备”（一个罐头和一袋饼干）。据尝过的人说：“白面饼干十分可口，鲟鱼肉罐头（整块肉）滋味绝佳。”

那么其他参战国军队呢？

法国士兵份粮从1915年起分为三类：常规、加强（战时）和干燥（应急）。常规口粮包括750克面包（或650克面包屑）、400克新鲜牛肉或猪肉（或300克肉罐头，或210克腌肉/熏肉）、30克油或脂油、50克干燥的浓缩汤精、60克稻米或菜干（四季豆、豌豆、小扁豆、土豆或甜菜根“浓缩物”）、24克盐、34克糖。加强口粮则在此基础上增加50克鲜肉、40克稻米、16克糖、12克咖啡。

这些东西与俄军份粮大致相似，只是用咖啡代替了茶和酒。战前俄军士兵仅节日饮酒（每年十次），战时禁酒。同时期的法国兵则开怀畅饮：起初每天250克红酒，至1915年增加到半升1瓶（或1升啤酒/苹果酒）。战争中期酒类配额达750克啤酒，以激发士兵的乐观和无畏精神。自己掏钱买酒也被默许，结果一到夜晚堑壕就挤满了说不清楚话的醉鬼。此外，法国兵每日份粮还包括15-20克烟草。

前线相对平静地段士兵们对自己的餐食满意度较高。1916年2月，151步兵团一名下士写家信表示：“我们本星期吃了两次带腌猪肉的碗豆汤，两次甜的牛奶米汤，一次稻米汤，还吃了一次绿四季豆和扁豆、一次焖炖蔬菜。都很好吃，甚至可以说美味了，但我们仍时不时责骂伙夫，免得他偷懒。”

英国军队必须用货轮（冒着德国潜艇威胁）从本土运送给养，或在作战国就地采购（这种情况下他们甚至不愿转卖给盟友，因为自己本身不够吃）。所以英国兵的口粮比俄军和法军低劣。虽然战争期间想方设法向派驻法国和比利时的军队输送了320余万吨食品，但仍不令人满意。

具体而言，一个英国兵的每日份粮除了面包或饼干外，只有283克罐头肉、170克蔬菜。1916年肉食定量也减为170克，但并不意味着天天有，预备役部队三天才吃一次肉，每日3574大卡的热量标准已无法满足。跟德国对手一样，英军也在烤面包时添加芜菁以补面粉之不足。战死的马匹可不敢浪费，基本都吃了。大名鼎鼎的英国茶也越来越有“菜味儿”。为保持士兵健康，英军每天给他们喝黄柠檬或青柠檬汁，豌豆汤则用随处可见的荨麻或其他半可食野草同煮。每天一包卷烟或一盎司烟叶。

2009年去世的英国最后一位一战老兵哈利·帕奇享年111岁，他回忆堑壕战岁月说：“我们曾享过福，喝茶配李子酱或苹果酱。但饼干太硬，简直是喂狗的，我们就给扔了。后来两只失去主人的狗不知从哪跑来，开始争抢饼干，咬得你死我活。我就想啊，唉，真费解……两只畜生在这里为了活下去拼命，而我们两个高度文明的国家，打的又是什么？”

比起法国“大餐”和俄国饱饭，德国兵的份粮显得尤其寡淡。德国相对较小，又持续两线作战，注定了慢性营养不良。无论从中立邻国进口食品、掠夺被占领土或实施国家粮食专营都无济于事。战争头两年德国农业生产几乎减少一半，不仅平民陷入困境（“芜菁之冬”饿死近80万人），亦对部队后勤造成灾难性影响。战前德军热量摄入标准规定每天3500大卡，1916-1917年竟低于1500-1600大卡。于是“代食品”变得十分普遍：芜菁甘蓝代替土豆、人造黄油代替动物黄油、糖精代替糖、大麦粒或黑麦粒代替咖啡……那些经历过1917年饥荒和1945年饥饿的人日后回忆，第一次世界大战比第三帝国崩溃更难熬。

具体来说，德国士兵每日份粮包括：250克饼干、200克肉或170克熏肉、150克罐头蔬菜、25克咖啡。指挥官有权根据情况发放酒类——瓶装啤酒、散啤酒或1杯白兰地。指挥官通常不允许士兵在行军期间喝酒，但堑壕中可以适度饮用。

然而到了1915年底，这种纸面上的定量也难以为继。前线战士甚至连掺杂芜菁甘蓝和木粉的面包都不够吃！份粮的蔬菜也被芜菁甘蓝取代，1916年6月肉食开始不定时配给。和法国人一样，德国兵也抱怨战线附近水质恶劣，甚至泡过腐烂的尸体。虽有过滤水但无法满足需求（一个军用水壶装0.8升，人体每日需要2升），马匹就更别提了。严格禁止饮用生水的规定形同虚设，导致各类本不该出现的疾病蔓延，非战斗减员严重。

本文提到的这艘货轮是1920年美国堪萨斯州怀恩多特郡“底特律造船公司”建造的，下水时名叫“范登湖号”。登记总吨位2674吨，长77米，发动机功率1500马力，最高航速10节，最少配备54名船员。

下水十年后，这艘轮船被远东外贸委员会的代表在纽约买下，改名“楚科奇人”号，作为生产海鲜罐头的“浮动工厂”一直使用到1932年。之后调往工农红军舰队充当水文考察船，三年后隶属太平洋舰队水文调查部门。

这一时期的“楚科奇人”号主要用于向极北偏远地区输送小艇，以及考察符拉迪沃斯托克——勘察加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航线的水文情况。它曾参与从卡拉加海岸到杰日尼奥夫角的白海沿岸水文调查，1934-1936年对日本海西北方洋流进行了探测。

苏德战争爆发使“楚科奇人”的工作被迫中断，这艘远东水文考察船被改造为布雷舰和巡逻舰，后又编入辅助舰队充当军用运输船。1943年阿列克谢·库兹米奇·斯塔托夫斯基上尉出任船长，此人是伏龙芝高级海军学校毕业生，年仅28岁。除了他另有7位军官和47名非军职水手在船上工作。

1943年5月25日10时45分，“楚科奇人”号驶出鲁德纳亚湾踏上不归路。船舱载着航空燃料、252枚水雷、引信、深水炸弹、锯材及3名押运人员，目的地是勘察加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海军基地。

当时的海上形势十分凶险。5月12日-8月16日，美军决定夺回日军控制的阿留申群岛（即“阿图岛战役”和“茅舍行动”），派出14400士兵、100艘军舰和263架飞机对战日军8500士兵和20架战斗机。为阻止敌方增援，美国海军封锁了包括小千岛群岛在内的周边海峡和岛屿。

斯塔托夫斯基上尉必须指挥无武装的“楚科奇人”号通过这些危险海域。也就是说，从萨哈林和日本北海道之间的宗谷海峡进入鄂霍次克海，再通过第四千岛海峡进入太平洋最终抵达勘察加。那几天天气很好，鄂霍次克海水域也未结冰。由于彼时苏联尚未向日本宣战，所以日军知悉该船的出发时间和航线。

“楚科奇人”在日本海和鄂霍次克海行驶期间保持无线电畅通，斯塔托夫斯基船长最后一次联系指挥部时位于得抚岛西北130海里处，但临近第四千岛海峡时通讯中断。经多番搜索无果，6月10日上级意识到这艘货轮肯定沉没了。1943年8月12日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宣布“楚科奇人”号全体船员“执行任务死亡”，不过所有军官均排除在人员名单之外。

多年来“楚科奇人”号下落不明，海员们推测它由于某种原因葬身第四千岛海峡水底。

直到2001年历史学家康斯坦丁·斯特列利比茨基向美国档案馆查询后才发现，“楚科奇人”号很可能被美国潜艇当作日本货轮误击。斯特列利比茨基说，当时有两艘美军潜艇在附近海域巡弋：小罗伯特·基廷格指挥的S-34和艾尔文·赫特曼指挥的S-41，他们分别于5月31日、6月1日发现了误以为日本船只的“楚科奇人”，用鱼雷齐射将之击沉。

斯特列利比茨基倾向于相信小罗伯特·基廷格舰长（S-34）是造成58名苏联人死亡的肇事者，认为他1943年5月31日于北纬50°29’、东经156°28’使用潜望镜发现排水量3000吨的货轮，19:00发射三枚鱼雷、两枚命中。基廷格描述该船爆炸时火柱冲天，无人跳海逃生，间接证明系运载燃料和弹药的“楚科奇人”号。

退休海军上校亚历山大·格鲁兹杰夫对此持不同观点，认为是赫特曼舰长（S-41）击沉“楚科奇人”号，因为他当时的位置（北纬50° 04’、东经156° 32’）与“楚科奇人”航线重合，基廷格舰长的坐标则不符。基廷格舰长消灭的目标或许是驶向或驶离幌筵岛的船只，岛上有日军柏原基地。另外，赫特曼舰长击沉的货轮被鱼雷命中后发生剧烈爆炸和大火，推测携带高爆物质或易燃液体。

显然，很可能是这两位美国艇长中的一位误击苏联“楚科奇人”号货轮，杀死船上所有人。

斯维亚托戈尔斯基修道院位于普斯科夫州普什基诺戈尔村，诗人亚历山大·普希金在此长眠。1941年7月12日纳粹德军占领这里，三年后他们被迫撤离时，在许多地方埋设地雷，甚至包括普希金坟墓。

伟大卫国战争爆发之际，斯维亚托戈尔斯基修道院及普希金坟墓属于“米哈伊洛夫斯科耶”文物保护区范围内，德军占领后陈列馆继续开放。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文化程度最低的纳粹士兵也知晓普希金作品，因为他们都看过1940年第三帝国根据普希金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驿站长》。

但随着时间推移，人们逐渐发现德国人保留陈列馆并非出于热爱俄罗斯文化，而是打算抢劫珍宝。1942年担任馆长的林学家、作家库兹马·阿法纳西耶夫无力阻止国防军上士从普希金庄园拿走他喜欢的古董、油画和旧书。1943年秋天，普希金卫戍司令部派来10辆卡车运走了剩余文物。之后占领者把“米哈伊洛夫斯科耶”变成战区，挖掘掩体、壕沟，大量埋设地雷，甚至普希金保姆阿琳娜·罗季昂诺夫娜的小木屋也不放过。

得知红军步步逼近，德国人一把火烧掉旧庄园和斯维亚托戈尔斯基修道院，故居陈列馆及两座教堂也被毁。整个地区爆炸物密布，最过分的是他们挖了一条20米长隐蔽隧道直通普希金墓，在其中堆放反坦克地雷和10枚120千克航弹。墓碑附近同样埋有地雷，上面盖着木板伪装。法西斯分子明白这里对俄罗斯人的重要意义，相信红军工兵必然首先来此排雷并蒙受损失——结果表明他们奸计得逞。

1944年7月12日，红军解放了被占整整三年的“米哈伊洛夫斯科耶”文物保护区。排雷工作随即展开，修院墓地入口外放置一块警示牌，上写：“А.С.普希金墓已布雷，不准进入——斯塔尔切乌斯上尉”。苏联工兵发现法西斯分子使用了此前没见过的一种地雷：80厘米长金属棒，每个内藏5千克TNT，伸出5根引信，而且部分引信的位置使其几乎无法安全拆除。尽管危险重重，工农红军第12工兵旅战士最终成功清理了“死亡隧道”。一些资料称普希金墓排雷任务系工兵阿纳托利·胡迪舍夫与助手共同完成（但他们的功勋未见官方记录）。

当年参与任务的连长卡扎科夫回忆：“普希金墓发现的反坦克地雷‘暗藏乾坤’：上层地雷有化学引信，一段时间后自行起爆，下层第二枚地雷则装了拉力引信。”

由于此类诡雷的迷惑性，7月13日清理普希金墓周边时发生爆炸，上尉弗拉基米尔·科诺诺夫、排长谢尔盖·波基多夫和另外七名工兵不幸牺牲。整个修院及附近区域共计约3000枚地雷，此后几天不断有苏联公民误踏身亡。纽伦堡大审判期间，对希特勒同伙宣读的起诉书中直接提到了上述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