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伟大领袖与亲密战友认可这桩案子的话，办案人员本来可以获得荣誉和晋升——英勇的苏联“契卡”及时阻止刺杀斯大林、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的阴谋，恐怖分子被逮捕、揭穿、审判和严惩。但问题就在这里，无论办案人员怎样努力证明他们逮捕的人不同于国外特务，确实有机会在意想不到的时候突然发难消灭斯大林、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且不是单人作案而是属于22人紧密团伙，但克里姆林宫却不欣赏他们的热心。

倘若军队首长、医生、工程师或死不悔改的托派分子谋害伟大领袖，群众知道了必然不会放过他！可如果“恐怖分子”是个出身先进集体农庄的半文盲无产者，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克里姆林宫的农民

1935年莫斯科州内务人民委员局侦办10015号案件，根据РСФСР《刑法典》第58条指控季莫菲·朱宁及其同伙。朱宁是本案第一个被捕者，他的“自杀性供词”显示审讯前国安人员已经把他狠狠收拾了一顿：
— 我承认自己罪大恶极，由于我的反革命倾向，在与克里姆林宫职工宿舍副管理员帕维尔·阿尔塔莫诺夫的多次交谈中说过这样的话：“苏维埃政权的集体化和税收政策把农民变成叫花子。人人都跟被抢了似的，而斯大林领导的政府却因此荣华富贵。他们整天吃香喝辣，看不见人民饥寒交迫。这哪叫过日子啊，简直活受罪！”

发表这通“反动言论”不算完，季莫菲继续大放厥词：
— 然后我说：“我是地板打蜡工，去过斯大林、卡冈诺维奇、加里宁、伏罗希洛夫等领导的住宅，亲眼见过他们挥霍我的血汗钱逍遥快活。我们却在吃苦受罪。我真想赶快除掉这些领导！不要紧，等着瞧。比如我常在斯大林、卡冈诺维奇、加里宁和伏罗希洛夫家擦地板，不止一次见过他们，意识到如果有谁想杀他们其实非常轻松简单。曾有几次我在斯大林家干活，他从我身边走过。但我决定先杀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

侦查员当即追问：
— 你打算怎样动手？

— 我想从布哈林家偷勃朗宁手枪杀他们。大上个星期五我擦地板的时候见过那把转轮枪，就搁在床头柜。

— 你打算从哪里用什么方式进行暗杀？

— 我想趁着卡冈诺维奇走出大门上汽车的那一刻开枪打他。打蜡工房间的窗户正对着大门，距离汽车不超过10-15步。至于伏罗希洛夫，我希望他走出门的时候截住他。我枪法很准，百步穿杨。

— 什么原因使你对苏维埃政权及其领导人产生这种狼子野心？

— 原因很简单，集体农庄罪该万死！我是地里刨食的庄户人。1928年之前日子好歹过得去，强迫农民参加集体农庄以后生活就没法维持了。饥饿、寒冷、房子四面漏风，还要养老婆和三个小孩。所以来莫斯科找了地板打蜡的工作。如果我在某个小机关办公室打工，肯定不至于生怨恨，但我终究进了克里姆林宫。当我在领导人住宅擦地板的时候，比一比他们的生活和我们的生活，我彻底愤怒了。

— 你什么时候起意刺杀斯大林同志的？

— 好久了。我有克里姆林宫长期通行证。打蜡工人进出门岗他们不检查，所以随身带什么都行。但在宫里很难靠近斯大林，警卫太多了。而在家里我可以跟他面对面。

— 你朋友们有没有像你一样持反苏观点的？有没有熟人赞成你的恐怖主义阴谋？

— 我不知道他们赞不赞成我的观点，但我曾跟阿尔塔莫诺夫、沃罗帕耶夫、列昂诺夫、马卡洛夫、潘菲洛夫和马特维耶夫进行过反对苏维埃政权政策的谈话。他们也是打蜡工，除列昂诺夫外都在克里姆林宫上班。

可以想见，办案人员拿到上述口供心花怒发，因为这案子显然不是某个喝醉酒的打蜡工自导自演，而是牵涉整个团伙。团伙嘛，就是匪帮，确切地说——托洛茨基恐怖主义组织！被季莫菲·朱宁咬出来的人全部落网，先被肌肉发达的狱吏一通揉捏，做好充分准备后送进侦查员办公室受审。

通常而言，至此就可以结案了。但某次审讯中有人提及瓦西里·维诺格拉多夫的名字，他也是打蜡工，但不是克里姆林宫的，在大剧院上班。谨慎起见，侦查员决定查查这个维诺格拉多夫，果然柳暗花明又一村。

打蜡工恐怖组织

经查，莫斯科存在一个分支广泛的打蜡工反革命组织，成员皆是斯摩棱斯克州同一地区的亲戚或老乡。这伙人一组在克里姆林宫活动，另一组在大剧院活动，其中许多成员不时进入政府最高领导人住宅。这就意味着即便一个团伙行动失败，另一个团伙仍可发动刺杀。英勇的“契卡”铲除了克里姆林宫团伙，大剧院团伙依然逍遥法外，斯大林同志命在旦夕！任务十万火急，维诺格拉多夫立即被捕、押送卢比扬卡。

经过一番操作，维诺格拉多夫放弃抵抗。侦查员问他大剧院的打蜡工是否表现出对苏维埃政权的敌视态度，维诺格拉多夫口若悬河：
— 没错，我们这些人，包括我自己、克伦斯基、杜德金、科诺诺夫和索科洛夫持续发表对苏维埃政权不满的言论。我承认我是一切反苏谈话的主谋。由于我在打蜡工中间享有一定声望，所以我算这个团伙的领袖。

侦查员问：
— 你究竟跟同事们说了什么？

— 我说在苏维埃政权底下没法活命，农民家破人亡，陷入赤贫和饥荒，税收真能把人活活逼死。工人的日子也难过，薪水少、物价高。但斯大林、卡冈诺维奇和其他政府成员吃香喝辣，根本不关心老百姓需求。

— 没人打断你吗？没人反驳你吗？

— 有什么好反驳的？！就算我说这种日子是斯大林和卡冈诺维奇造的孽，要干掉他们，他们听了也不会反对。干掉他们很简单，等他们来剧院看戏，往政府包厢扔炸弹就行了。

— 真能办到吗？

— 当然能办到啦。没人严格监视地板打蜡工，所以混进内部演出没什么大不了的：你先把自己锁在打蜡工休息室，听见演出开始，就可以走入大厅为所欲为。

— 你还知道别的打蜡工吗？

— 非常多。莫斯科有个特殊的打蜡工帮派，统统来自斯摩棱斯克州新杜金斯基地区的乡村。

— 哦，说说都有谁？

— 比如有沃罗帕耶夫、朱宁、舒金、奥尔洛夫、朱拉夫廖夫、布罗夫、弗罗洛夫……

1935年8月初本案起诉书呈上首长案头。莫斯科州内务人民委员局领导在列举了从落网打蜡工口中诱导、拷掠出的全部情况后，不无得意地结论称：他们“揭露并消灭了一个反革命恐怖组织，该组织的目标是对斯大林、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等同志发动恐怖袭击”。

然而正如文章开头所言，勤奋的办案人员并未获得上级奖赏。相反，莫斯科州内务人民委员局第一副局长鲍里斯·巴克，和他远在巴什基尔从事国安工作的弟弟所罗门·巴克1937、1938年先后被捕并枪决。

庭审闹剧

于是“打蜡工行刺领袖案”被搁置一段时间，直到有人决定不能再拖下去了。起诉书和22名打蜡工被移交至莫斯科军区军事法庭，随即举行不公开审理。当问及被告是否认罪时，几乎每个人都表示不认罪，审判长斯捷利马霍维奇感觉很棘手，因为除有罪供述外再无旁证。但又不能宣布释放，这违背了最公平、最人道的苏联法院的准则。于是斯捷利马霍维奇指责诸被告翻供、撒谎，抓住他们自相矛盾的供词做文章，迫使打蜡工承认图谋恐怖袭击杀害党和国家领导人。

季莫菲·朱宁属于这些人里面比较强硬的。但他意识到继续挣扎徒劳无益，遂承认自己有罪。这里有个小细节，当谈及农民家庭情况尤其朱宁家时，他老乡伊万·马特维耶夫讲了这样一段话：
— 我听说朱宁家在集体农庄过的很糟糕。他告诉我，如果拿白面包回家，孩子们会把黑面包和白面包对半撕开，像三明治那样吃。

格奥尔基·潘菲洛夫选择另一种脱罪策略：矢口否认他本人和朱宁曾在布哈林家见过什么转轮手枪，更没谈过恐怖袭击。潘菲洛夫表示：
— 朱宁诬陷自己倒罢了，还拉我垫背。他算什么恐怖分子？他就是个双手发抖的酒鬼。而且他多次说自己无可救药，甚至要自杀。这王八蛋欠我三十卢布没还，血口喷人无非想赖账而已。

瓦西里·维诺格拉多夫表示：
— 我是说过刺杀斯大林和卡冈诺维奇的可能性，但不等于我准备这样做。我要强调的是我只说过往大剧院包厢扔炸弹的可能性，但我没有炸弹。那些都是醉话，我们天天喝大酒，上班也迷迷糊糊的。

法庭拒绝采信这套说辞。打蜡工坚决捍卫职业荣誉，异口同声保证他们不喝酒不出工。

普罗科菲·沃罗帕耶夫宣称遭逼供：
— 我有病。以前被炮弹轰过，这么多年一直头疼，疼的几乎裂开！那位侦查员，我想应该姓米洛夫，连续审问我二十五小时，所以他让我签什么我就签什么。

最后，有必要介绍诸被告中最卑劣、最突出之人：瓦西里·奥尔洛夫。读者还记不记得基于意识形态动机卖爹求荣的少先队员帕夫里克·莫罗佐夫？跟瓦西里·奥尔洛夫相比，莫罗佐夫纯属小巫见大巫。

瓦西里的爸爸安德烈·奥尔洛夫曾是个健壮农民，强制集体化后沦为三餐不济的流浪汉，被迫跑到莫斯科求老乡指条活路。大家同情他，介绍他做打蜡工。不得不说这份工作很沉重，即便体壮如牛的庄户人做完一个轮班也会累得腰酸腿软。虽然后来渐渐习惯了，但他付出的血汗远超其他工人。

安德烈·奥尔洛夫累死累活挣钱培养儿子，瓦西里中学毕业进学院深造，出来先当老师后当会计和经济学校分校长。在共青团积极表现，入了党堪称模范。到此时并无不妥之处，许多农家子弟都是这样的人生轨迹。然而奇怪的是，1930年瓦西里申请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批准买了一把转轮手枪。为什么教经济的老师需要手枪？国安部门为什么允许他买枪？

总之，瓦西里和父亲以及父亲的同事被一网打尽。如果说侦查期间瓦西里的行为尚且体面，那么出庭时的表现真无愧于团员、党员身份。轮到他陈述，他张口就讲：
— 十年来党和团组织教导我摒弃个人利益，所以我将知无不言。我的错误在于，当初没有对从父亲和他朋友那里听到的话语做出应有的阶级评价。现在我要纠正这个错误。我父亲和他最亲密的朋友卡利斯特拉特·弗罗洛夫（此人以前是社会革命党人）都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拥护者，众所周知，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主要人物是个体企业家，所以受富农情绪支配。他们也不曾隐瞒自己对十月革命的态度，认为十月革命是对农民的欺骗，是一群布尔什维克分子的夺权行动。另外，他们都支持立宪会议。但我并不是说我父亲谴责集体化！
尼基塔·舒金和我父亲多次说过：一切共产党员都该“被镇压”，在俄罗斯掌权的要么是犹太人要么是格鲁吉亚人。他们说犹太人应该撵回巴勒斯坦，格鲁吉亚人应该“处理掉”。他们还梦想打仗，确信一旦有人进攻苏联，农民肯定起来造反，苏维埃政权就垮台了……

瓦西里·奥尔洛夫滔滔不绝，庭审逐渐接近落幕。短暂休庭后向被告宣读判决书。不出所料，判处瓦西里·奥尔洛夫五个月劳改，根据审前拘留三天算一天之规定当庭释放。瓦西里·奥尔洛夫之父安德烈·伊万诺维奇获刑十年，卡利斯特拉特·弗罗洛夫和米哈伊尔·列昂诺夫获刑十年，克伦斯基和朱拉夫廖夫无罪，季莫菲·朱宁、普罗科菲·沃罗帕耶夫和瓦西里·维诺格拉多夫死刑立即执行。其余人监禁2-7年不等。

尾声

二十五年后，这批打蜡工有的死在劳改营，有的出狱后患病身故。但劳改六年的加夫利尔·杜德金活了下来，提出申诉要求依法重申他的案子并恢复名誉。1961年1月苏联最高法院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宣布当年的判决无效，以无法证明犯罪事实为由终止此案。

苏联时代，司法机关的马蒂诺夫少校曾做过一番调查，认为莫斯科州内务人民委员局工作人员侦查打蜡工案件期间使用非法手段、违反社会主义法制。我想无需赘言“非法手段”具体包括什么。马蒂诺夫少校要求寻找参与刑讯逼供的侦查员，“如果他们未被起诉，那就要个解释”。然而笔者翻阅堆积如山的文件，始终没找到“解释”。这意味着少校的崇高努力未获上级许可，被悄悄踩了刹车，更意味着正义从未伸张。“官官相护”无论过去、今天或将来始终成立。

延伸阅读：

荒谬的1937年列宁格勒“聋哑人案”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2000年蒙古国首都乌拉巴托郊外新建居民小区，工人们掘开地面，惊见埋藏几百具人类遗骸的乱葬坑。其中多数颅骨前顶和额头有两个直径不足一厘米的圆孔。于是成立特别委员会，调查发现人骨属于1930年代被镇压杀害的蒙古僧侣。乱葬坑清理工作持续三年，运走满满两卡车骨骸。虽然规模令人触目惊心，但这些死者仅仅是受害者的一小部分。

为什么佛僧会变成“阻碍蒙古走向社会主义光明未来”的群体？简短回顾蒙古独立后的现代史，将有助回答这个问题。

从神权政治到共产主义

尽管蒙古是世界上最古老国家之一，13世纪成吉思汗开拓的疆域东至太平洋、西至黑海，但直到20世纪初依然被濒死的大清帝国统治。1911年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二千多年帝制传统，也推动了蒙古民族革命。同年12月蒙古宣布独立，佛教领袖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登基，称“博克多汗”，蒙古成为政教合一国家。

蒙古人寻求独立，靠的是俄罗斯帝国支持。虽然圣彼得堡只承认蒙古在清帝国内广泛自治，仍派兵进入蒙古首都京城库伦。八年后即1919年，中国军队趁俄国内战之机重新占领蒙古，废除博克多汗。1921年白军将领罗曼·冯·恩琴男爵挥师进入蒙古，打退中国驻军，再次扶植博克多汗即位。

就在1919-1921年中国短暂占领期间，蒙古出现了两个亲共产主义的革命团体，一个叫“领事坡”，一个叫“东库伦”，目的都是推翻中国统治。在与布尔什维克和共产国际取得联系后，两个革命团体采纳建议联合组党，于1920年形成蒙古人民党。1921年春在布尔什维克控制的俄蒙边境城镇恰克图组建临时政府，号召蒙古人民同白军决裂。

1921年7月恩琴男爵兵败逃亡布里亚特。蒙古人民党的军队在布尔什维克军队支持下开进京城库伦，迫使博克多汗承认临时政府，只保留其象征性的国家元首职位。1924年第八世哲布尊丹巴逝世，蒙古政府废除君主立宪，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按照藏传佛教传统，宗教领袖圆寂后须在民间寻找转世灵童，但蒙古人民党百般拖延，1928年12月决议“禁止哲布尊丹巴转世”。之后在苏联政府指示下着手消灭藏传佛教。

躲得过资本主义躲不过枪毙

废除君主立宪后，蒙古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快步前进：实施政教分离，没收大地主、大牧主的生产手段和土地，对富裕居民和僧众征收附加税，开始集体化，宣布“超越资本主义阶段向社会主义过渡”。

初掌政权的蒙古人民党员普遍不会管理现代国家，所以从一开始政府各部门就充斥着苏联“顾问”。克里姆林宫尤其关心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安机关，1922年7月仿照全俄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样板组建了蒙古国内卫队(ГВО)，成立之初几乎半数成员是苏联国安特务。

ГВО内部苏联顾问过多导致两国情报部门龃龉：ГВО的蒙古人员抱怨外国专家不仅只顾自己利益、公然越权干涉他们工作，甚至试图将ГВО领导转变为苏联代理人。作为回应，苏联国安特务反过来指责蒙古同事宗教思想太重、希望在佛教基础上复兴成吉思汗帝国，并向莫斯科报告白军分子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高层“占主导地位”。虽然早在1926年已经要求严格管理和限制苏联顾问在ГВО的活动，但苏联人、尤其国安人员对蒙古政治的影响依然巨大。

所以，按照苏联模板建立的蒙古国家安全机关十分适合进行权力斗争，斗争的结果是一个又一个党的领导人被宣布为“反革命”：1922年8月总理兼外交部长道格索姆·鲍道及14名支持者被枪决，1924年道格索姆生前主要政治对手索林·丹增被指控为“叛徒”，逮捕次日枪决……

1920-1930年代，除持续镇压党内干部、政府官员和军队将领之外，散居蒙古的布里亚特人亦遭迫害。1910年代末-1920年代初俄国内战激烈，许多布里亚特人逃入邻国蒙古。现在苏联政府将躲避内战的布里亚特人（许多是富裕养牛户）视为“白匪”，НКВД联手蒙古同行编制了这些人的名单。1929年6月苏联驻乌兰巴托大使馆报告莫斯科：蒙古境内一万五千余名布里亚特人是反革命分子。一年后苏蒙两国签署协议，同意将布里亚特“罪犯”引渡苏联受审。

蒙古政府自己当然也有能力消灭“罪犯”，曾枪毙数十名布里亚特移民，囚禁数百，其中包括被指控协助日本间谍活动，企图将布里亚特从苏联分离出去并在日本保护下建立“泛蒙古国”者。例如曾任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书记处书记、镇压过反共暴动的姜巴·勒库姆被控勾结日本，1934年6月处决。

总而言之，随着1930年代日本在远东地区实力增强，“防范日谍”成了苏联和蒙古实施镇压的主要理由。为应对日本在周边不断上升的地位和日军对满洲的侵略，苏联开始重点关注蒙古局势。1932年联共（布）中央成立常设蒙古委员会，克利缅特·伏罗希洛夫任委员会主席。1933年斯大林接见蒙古总理博勒吉德·根登，亲自过问蒙古僧侣情况。

斯大林反喇嘛

20世纪初的蒙古是世界佛教中心之一，哲布尊丹巴是达赖喇嘛、班禅喇嘛之后藏传佛教第三号领袖。俄联邦鄂木斯克州安全局资料显示：1930年蒙古五省共有妇女345350人、世俗男性260905人、喇嘛104106人，即僧侣约占男性人口的30%、总人口的15%。1920年代蒙古人民党领导层内部有过一种观点，认为应当拉拢蒙古精英阶层而不是恐吓他们。鄂木斯克州安全局档案材料留有扎木斯朗·策本（译注：学者、政治家）的一篇讲话，他建议吸收“喇嘛中最优秀的部分”入党，表示“党的目标和宗教的基础是一样的——帮助广大人民团结起来谋求共同利益”。

可惜克里姆林宫幕僚们不这样想。彼时苏联政府抓“间谍”上瘾，认为蒙古喇嘛是日本利益的代理人，不仅威胁蒙古人民革命，更威胁苏联在整个远东地区的影响力。党内权斗、НКВД监督和“左倾”卓有成效，主张善待僧众的党员被国安机关打成反革命分子，宗教政策变得愈发高压。政府开始强迫佛僧从事违背教义的世俗活动，比如服兵役。由于税收负担加重和信徒捐款减少，寺院财政难以为继，还要面临政府从法律层面施加的侵犯。

1929年10月召开第六次省党代会，决议将僧侣彻底排除于国家经济生活之外。禁止寺院从事农耕、手工业、贸易和未成年人教育活动。不准农耕和贸易是对僧众的沉重打击，等于砸碎他们饭碗，因为这道禁令既剥夺了富裕喇嘛的主要收入来源，也让穷人的生活变得难以为继……

即便做到这种程度，克里姆林宫仍然对蒙古同志的宗教政策感觉不满。1933年斯大林晓谕蒙古领导层：“这是国中之国。成吉思汗绝不会同意这样做，他一定会残酷惩罚他们（喇嘛）”。总理根登拒绝斯大林提出的肉体消灭僧侣的要求，后来他付出了生命代价。

到了1936年，霍尔洛·乔巴山成为权力斗争后幸存的少数几位建党元老之一。斯大林支持他掌权，在蒙古人民革命党全体会议上废黜根登，礼送苏联软禁。

霍尔洛·乔巴山1919年组织革命小组，次年同达木丁·苏赫巴托尔的革命小组合并，本人曾赴伊尔库茨克军官学校进修。恩琴男爵兵败，蒙古人民共和国建立，乔巴山开始担当要职：1924年至1929年任蒙古人民革命军总司令，1930年任外交部长，1931年至1935年任畜牧和农业部长，1936-1939年任内务部长，1937年至1952年再次出任蒙古人民革命军总司令，直到1952年逝世前一直是部长会议主席。他仰仗斯大林进行独裁统治。

至于失宠的前总理根登，软禁黑海度假地“疗养”一年，1937年被迫承认勾结日本“进行阴谋活动”，11月在莫斯科秘密处决。

勤奋的学生

乔巴山力压党内同僚，实施个人专权，开始执行斯大林消灭“不可靠分子”的计划。为此，斯大林专门把苏联大镇压“功臣”之一：米哈伊尔·弗里诺夫斯基派往乌拉巴托。弗里诺夫斯基根据既往经验，提出不由法院改由“三人小组”审案的做法。其中一个“三人小组”的成员是乔巴山本人、蒙古司法部长和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书记处书记。

1937年蒙古审理所谓“中央反革命集团案”，被告是几位高级僧侣，刑讯逼供之下无奈承认参与1932年暴动、从事有利于日本的间谍活动、阴谋反抗现政府。公审在剧院举行，电台、报社大肆宣传。同年斯大林批准乔巴山镇压党内同志、军队将领和普通民众，以政治恐怖手段巩固个人地位。187名高级军官、36名中央委员、25名政府高级干部被处决，乔巴山常常亲自出席对昔日同志的残酷审讯。

1937-1939年为“最终解决”喇嘛问题，蒙古逮捕17434名僧人，其中14201名根据乔巴山“三人小组”命令处决。僧人们既有后脑中弹逐一枪毙的，亦有在寺院墙下排队被机枪扫射的。检查发现的遗骸，部分僧人并非死于枪击——头骨开裂表明可能曾遭枪托打砸，另有一些遗骸胫骨断裂。本文开头提到的乌兰巴托郊外汉宾敖博乱葬坑，除人骨外还拾获遇害者个人物品，包括衣服和鞋子残片、陶器和宗教用具等。这些个人物品与尸体推入大坑掩埋，当时显然动用了建筑机械。

“最终解决”之结果：全国800多座佛教寺院关闭殆尽，大部分被拆毁，寺产收归国有，宗教法器回炉熔炼，木制建筑沦为劈柴。斯大林宠臣乔巴山打着追捕“日本间谍”的幌子，两年时间从肉体上彻底消灭了蒙古文化阶层。1938年9月-1939年4月期间26000名蒙古人被定性为“人民公敌”，其中20474人处决。各方估算镇压受害者总数多达5万-10万，当年全国人口仅70多万。1921-1939年近2.8万人死于非命，绝大部分是男性，等于说镇压机器消灭了十分之一的男性人口。

蒙古镇压既然效仿苏联开启，收尾自然也跟苏联一样——刽子手和党内高官被陆续卸磨杀驴。最大的不同或许在于蒙古镇压组织者是在外国判决、处死的。

1939年斯大林命令乔巴山停止镇压，因为党内反对派已然全灭，日本军事入侵威胁日益严重。1939年4月内务部开会，乔巴山为首的“三人小组”认为苏联教师爷和过于积极的“实地执行者”应当对国内恐怖状态负责。于是大镇压直接组织者被迅速逮捕押送莫斯科，包括内务部长和副部长、ГВО领导和蒙古人民革命党干部。最终乔巴山“三人小组”之一的中央书记处书记道尔扎布·鲁布桑沙拉布也被逮捕，指控他从事反革命活动，在莫斯科囚禁两年，1941年7月被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判处死刑，同日陪斩的还有斯大林认为不忠于莫斯科的几位蒙古人民革命党干部。

1952年乔巴山逝世，蒙古镇压偃旗息鼓。1990年代民主化之后这些话题得以公开讨论，数千蒙冤者获平反。然而广袤的蒙古国大地埋藏了太多恐怖历史，两卡车人骨只是小小缩影。

延伸阅读：

苏联时代的东正教会

工厂拔地起，教堂钟鸣息

俄国革命后大规模没收教会财产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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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纳托利·希克曼
（历史学家，作家，教师）

我的祖父莫利斯从美国移民苏联。我母亲原本的未婚夫死于伟大卫国战争。这两件事使得侥幸复员回家的帕维尔·莫利索维奇·希克曼建立了除户主美国出身之外一概平平无奇的莫斯科家庭。多年来，政府官员阅读本人填写的各种调查表，看到我父亲出生地一栏（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总会提出白痴问题：“他怎么生在那儿？”我解释说他父母住那儿。之后提问者沉默深思，好像他们理解并知道了一切似的。

怎样成为苏联人

与我父亲不同，我祖父莫利斯·鲍利索维奇的出生地不在美国。他家本是波兰某小镇贫穷犹太人，过着看不到希望的生活。这位油漆工半饥半饱的日子随着他面临被征入俄皇军队而改变，1913年偕年轻妻子奔赴加拿大，辗转进入美国，最终定居纽约。

当现实变得虚幻，人就会重新评价过去。1920年代美国新公民的生活同苏联社会主义神话般进步相比似乎太不公平，亟待改变——虽然莫利斯家的条件较之许多东欧移民还算不错了。祖父当年是熟练机械师，祖母伊达教德语，起码吃穿不愁，业余时间叫上俩孩子：保罗和诺玛一起用意地绪语写故事，发表在犹太人报纸《自由之晨》儿童专栏。

这些豆腐块文章被剪下来仔仔细细粘成一大册，视如传家宝小心珍藏。参加社会主义集会让他们感觉自己是反抗资本主义压迫的斗士，前路虽然困难重重，却充满光明和意义。

1929年纽约“黑色星期四”之后，千百万同莫利斯一样“给老板打工”的人深陷大萧条，成了被遗弃者。他不愿靠妻子工资养活坐等好事发生，听说世界唯一的苏维埃国家不仅不存在失业，而且招聘外国专业人才。美国共产党员伊达劝说无党派丈夫只有去苏联才有未来、孩子才能接受高等教育。

1931年莫利斯带儿子登上纽约至列宁格勒的班轮，船上的美国公民大部分是东欧裔。次年夏天伊达带女儿探望父子俩，得知头年一起乘船的美国人无一人留在顿巴斯郊外的“沙赫杰尔”国营谷物农场。大家用各种语言说着同一句话：“在这个国家活不下去”。而莫利斯同一位密友发生了持续毕生的争论：“几百万人能在这儿活，就你个金枝玉叶不能！”所以希克曼家留了下来，1933年12月莫利斯被农业人民委员调动到当时的伊万诺沃州、今天的弗拉基米尔州巴夫列内镇担任技术检查员，之后当拖拉机机器修配厂技检科主任。同年又抵达70位美国专家，虽然第二年只剩7位，但莫利斯总算有几个聊天的人。工作和家务占据全部时间，他住在一间有火炉、没自来水的小屋，伊达在区中心科利丘吉诺当老师住宿舍，星期天跟丈夫见面，不过两口子不后悔。保罗和诺玛则在莫斯科外语学院附属速成中学继续念书。天下无数父母喜欢把未完成的心愿托付孩子身上，这个自学成才的人实现了让孩子接受高等教育的梦。1936年全家获得苏联公民身份。

历史怎样开启

从小我就听说祖父被捕下落不明。八岁那年我和亲戚在莫斯科火车站见到七年劳改释放归来的诺玛姨妈，她那件女式棉袄惊得我至今记忆犹新。1974年本人上夜大，学院教授口出狂言曰：“随便哪个梅毒患者都宣称自己是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牺牲品”，我当即“针锋相对”回敬：“这样的梅毒患者咱国家有多少？”虽然如此，又过了很久我才真正体悟阴森历史的骇人本质。姨妈诺玛·希克曼是她家活得最长的，九十年代初返回美国，我在她公寓顶柜翻出父亲那本破旧的《韦氏词典》，里面夹着一摞对祖母伊达和父亲查询祖父莫利斯·希克曼信件的回复，包括：“无资料”、“未列入登记”、“未居住”、“本单位声明，你应就此事联系警察机关”、“《真理报》不刊登寻亲启事”……

这些敷衍答复冷淡无情之处在于，其实问题的准确答案就明摆在那里。1990年7月24日寄给诺玛·莫利索芙娜·希克曼的一封信写道：“多年之后，苏联克格勃弗拉基米尔州机关今天才可以告知您父亲的真实命运……”

这封信有一点错误——写错了莫利斯·鲍利索维奇的逮捕日期；还有一通谎言——伊达·格里戈利耶芙娜1979年死于莫斯科，从未领到丈夫的平反证明。但这些并不是最令人惊讶之处。

假设莫利斯确实犯下指控他的罪，当局就没必要遮遮掩掩，而他们正是这样做的。1956年官方已承认“无犯罪”，他的亲属却继续被蒙蔽所折磨。

怎样成为或不成为间谍

身为技检科主任，也算是检查员（技术熟练但未经过专门培训），莫利斯·希克曼不肯接收未故障拖拉机，虽然这些拖拉机几天后必然要返回修配厂。他毕竟不是真正苏联人，不明白“干工作”和“完成计划”之间的微妙区别。

1938年1月15日地区报《科利丘吉诺之声》刊登关于农业领域破坏活动的消息：“在巴夫列内拖拉机机器修配厂……个别员工明显在从事破坏活动。例如某科瓦廖夫和希克曼为了阻挠修理工作进度，拒绝发动机和其他机器上完全可用的零件。修配厂厂长克里沃舍因同志纵容这些‘不可或缺’的工人”。

赶巧的是，被点名之人没能第一时间阅读这篇揭露报道。1月15日那天莫利斯和伊达·希克曼正在莫斯科出席儿子案件的庭审。

此人因缺乏警惕性被共青团除名，跟同班同学合住一个寝室，又被当局宣布为人民公敌。他本可以低调生活，但保罗——已经被护照发证机关改名叫“帕维尔”——1937年12月31日深夜打砸商店橱窗玻璃，坐等警察来抓。他拒绝律师，上法庭自我辩护，称自己行为的动机是失去奖学金无法生活，而且找不到工作——单位一看他是“美国人”就不要他。遂得出结论：既不让他劳动，那就批准他去美国吧，过什么日子都认了。莫利斯·希克曼发表简短但有说服力的陈述，请法庭考虑帕维尔来苏联的时候“语言不通”，跟着大人受尽颠沛；自己情愿陪儿子到服刑地。结果帕维尔被判缓刑、赔偿橱窗玻璃，当庭释放。

好不容易忙完官司，莫利斯和伊达·希克曼得知地区报的文章已经太迟了，我本人也是多年后在俄罗斯国家图书馆报刊室查阅到的。然而这区区几句话标志着祖父“案件”的开始。1月15日文章见报，1月21日修配厂“个别员工”落网。

办案人员允许他给家属写几句话，这张带编号的纸订在他女儿诺玛·希克曼的侦查案卷内，一面写着不通顺俄文：“我不知为什么被抓。别担心。钱我放在衣柜外衣。文章我都带走了。保重身体。好好活着找到38.1.21抓我的原因。”另一面用希伯来文写：“别跑，别找。我和乌克兰人都被抓。我们去科利丘吉诺。保罗的判决对我没好处”。

这些就是我祖父留在人间的最后话语，其他手写的、带他签名的皆不是出自他本人，从而证明尤里·特尼扬诺夫所言非虚：“文件像人一样会撒谎”。

我曾在联邦安全局档案馆阅览室翻看“撒谎文件”：写错名字的逮捕令、狗屁不通的审讯口供、“坦率而全面”的被告认罪——其遣词用句令人毫不怀疑作者身份（“我，希克曼，是在……活动的反革命破坏集团积极成员”），还有起诉书以及“三人小组”的枪毙决定和关于执行1938年10月4日判决的材料。大规模杀人的各项手续都齐全了。另一个信封单独装着逮捕两年前刚发的苏联国内护照。

21日他还不知为何被捕，六天后已招供从事破坏活动，关押两个月承认充当美国间谍。在声明侦查终结的1938年4月2日笔录上，有他艰难写下的扭曲签名。

我永远无法知道他们对我祖父做了什么，生生把一桩“案子”塑造成一串案子：殴打？剥夺睡眠？辱骂？或对他妻儿表示同情怜悯？案卷没记载，就像只字不提那本珍贵的剪报册——“都是我们写的”。

世界飞快变化，记忆迅速消退。“今天不可能确定М.Б.希克曼的准确埋葬地点”。

伊达·希克曼1938年2月8日因涉嫌反苏和间谍活动被捕，1939年2月19日释放，认为“没有审判她的理由”。翻阅她的侦查案卷，“理由”并不难找。她同事作证说：课间休息时学生朝领袖相片扔抹布，“她未出面制止”；她比较美国和苏联的教师生活，不赞成后者；她在某次开会时宣称“НКВД机关同样会犯错”；他丈夫最终承认了破坏和间谍活动。既然“三人小组”还没废除，又何须庭审呢？

所以这种情况下被释放绝不是办案人员失误或天降奇迹。1938年斯大林授权拉夫连季·贝利亚搜集尼古拉·叶若夫的黑材料，取而代之接任内务人民委员。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贝利亚上台必不肯留用叶若夫的“旧人”，开始清洗НКВД，复审一些案件。于是出现了1939年“逆流”。跟我祖父同案被捕的乌克兰人（也是“美国人”）已经枪决，但报纸点名的另一位工程师科瓦廖夫活着放出来了。伊达·希克曼就像大多数大恐怖幸存者一样搞不清状况，认为若非恶棍斯大林掌国，共产主义早已胜利，更不会有那么多人蒙冤受屈。她一度住在哈萨克斯坦，距离女儿诺玛劳改的地方不远，后来住莫斯科，直到生命尽头仍盼着被杀多年的丈夫忽然推门回家。

联邦安全局怎样纠正历史“错误”

诺玛姨妈走在莫斯科街头，往往吸引人盯着瞧。严寒天气她也不戴帽子，因为劳改的时候她从不在长官面前脱帽表露女人身份。她到了美国住波士顿，冬天不太冷。她的英语、俄语和意第绪语专业、流利，桃李遍布大西洋两岸。她迈步轻快、敏捷，不容易跟上，在莫斯科地铁通道好似一阵风。82岁那年她拿着深蓝色美国护照飞回俄罗斯查阅自己的侦查案卷。

双亲被捕后当局要求她断绝关系，她不仅没答应，还不听别人劝阻，在共青团开会时表示父母被宣告无罪的那天迟早会来到！于是她被逐出共青团，理由是“勾结人民公敌，不信任НКВД”，但允许完成学业。十一年后她因叛国坐牢，在给身边人看的日记中她写道：“我不愿生活在我父亲无辜受难的国家”。侦讯、特别会议、刑期、押解、杰兹卡兹甘（她从这里写信给母亲说别等她），无路可走了……

联邦安全局工作人员礼貌客气地说：“日记的问题尚未解决。但，看来能够顺利解决…… 也许，明天就能…… 我个人认为应当返还。在此期间您可以先了解您的案子”……

我曾在多个档案馆工作过，但还是头一次陪诺玛进档案馆。她在空荡荡的房间阅读本人案卷，时而埋怨时而低语着停下来说：“这不是真的！”接着对我解释些已经真相大白的事。虽然苏联时代她就彻底平反了，但作为一位享有充分权利的、过着曾遭摧残却功成名遂生活的美国公民，仍试图说服那位肯定不在人世的侦查员一些事情。

几天后我用公文包拎回联邦安全局返还她的日记本，也就是50年前作为物证从她手中没收并保存至今的日记本。她之前留给客气的联邦安全局员工一张写着案卷目录的纸，请他代为复印。他虽然同意了，却是在诺玛飞回美国之后。我心里明白，如果要帮诺玛实现心愿，那就得立刻行动。于是我询问这位彬彬有礼的员工要怎样才能查阅我祖父祖母的案卷，他说诺玛必须给我书面委托。太荒谬了，我没再多言。过了一段时间我在家接到电话，通知我可以复印，但部分文件禁止复印。

没拿什么书面委托，提交普通申请而已。几天后档案馆喊我去看亲属案卷。女员工交给我一个公文夹，里面是我感兴趣的文件，但其中一部分用纸包裹，写明：“49-64页不提供”。女员工面带礼貌微笑告诉我这是联邦安全局弗拉基米尔州机关的决定，如有任何意见可找他们讨说法。

“纪念”协会的朋友很早以前设法给过诺玛一些案卷材料副本，诺玛复印了从波士顿寄给我，这部分文件也在公文夹内。我对女员工说，不提供给我的那几页，不仅不涉及今日俄罗斯的秘密，甚至没有苏联的秘密。这不是假设，我知晓其内容。

— 您已经看过这个案子了吗？
— 没。但我有美国寄来的手写副本。如果弗拉基米尔州联邦安全局对此有任何意见，可以找我讨说法。

我当然没找弗拉基米尔州联邦安全局要什么“说法”。我能猜到为什么那几页材料对我保密。那上面盖着“秘密”或“苏密”章子，虽然是1955年的，但无所谓，这几页显然是表明指控之荒谬的铁证，叫人读了不得不“感谢”其作者。我和我的美国姨妈共同面对的是任何苏联俄罗斯公民都心知肚明的禁忌，好比阿夏·波卢宁（译注：名演员，擅长小丑）口头禅：“不能啊！”

这种“不能啊”，就像把捷尔任斯基纪念碑送回原址的企图一样，可以简单解释为愚蠢或惰政，阴魂不散、绕梁千日。然而，此起彼伏的“大国复兴”呼声令人不由自主假设并想起科济马·普鲁特科夫之问：“开始之结束又当如何开始？”(Где начало того конца которым оканчивается начало)

怎样以及何人为“大国”付账

普通的俄罗斯人，只要稍微熟悉各级国家机关活动和我国立法实践，肯定知道无论他财富如何，实际一无所有。即便属于个人名下的住房，他拥有的只是天花板到地板的空间。一觉醒来银行账户就可以被归零，“床垫下”藏的可自由兑换的货币也可以被宣布为赃款。他可以被随随便便剥夺自由、健康和性命，但他自幼坚信自己生活在大国。

“大国”概念使得多数公民心怀玄乎自豪感。В.达尔（译注：语言学家）定义“大”这个词：“超过普通尺度”。例如，彼得一世推行触及社会方方面面之改革，俄罗斯成为俄罗斯帝国，跻身欧洲列强之一。这些改革的代价，以人命衡量相当于人口七分之一。历史学家兼作家纳坦·埃德尔曼讲的更形象：“于彼得年间而言，这就仿佛我国今天突然没了4000万人！”同时活下来的人要缴纳三倍税款，却并未变得更自由更快乐。其他不“大”的国，照样建立舰队、工厂，照样办报纸甚至刮胡须……事实是，我国统治者“希望奴隶自觉自愿做奴隶”（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语）。而“斯大林同志”领导的国空前伟大，经由屠戮几百万人“超过普通尺度”——根据现在的资料其数如此，几乎没什么意义。

至于当代政治、经济、宗教和其他领域的行为，我对30年前一桩事件的进展感到震惊。事件被称为“苏中武装冲突”，争夺的土地中国叫“珍宝岛”、我们叫“达曼斯基岛”，1969年我方在此阵亡58人、负伤94人。30年后，显然这个小岛不属于我们，闹了半天问题原来该让外交官而非军队出面解决（译注：指1991年俄罗斯承认该岛归属中国）。谈不上谁对谁错，因为互不相干的两拨临时工交接权力，惟国家之棺早已朽矣。

如果今天的联邦安全局老板懂事理，应该明白既然他心甘情愿坐这个位子，不能不对自己前任的决定负责。一个无辜女人失去亲爱的父亲，在斯大林劳改营服刑七年，失去家庭和为人母的幸福…… 既然她想复印自己案卷，既然整份材料都摆在眼前了，怎么就不能把那几张愚蠢的文件一并提供呢？至少可以略微抚平她的伤痛、照亮她残缺的生活。但这正是问题所在，从上到下没有哪个当官的对任何事、任何人负责。首先因为他身居高位，或者因为他也在执行上级命令。然后来了另一个人，或自愿或非自愿赦免他的前任，“清清白白”开始履职。这就是“社会主义”时代的情况，至今没什么改变。读者，你们想没想过：“谁是我国的主人？”

随手援引弗拉基米尔·普京会见速记记录的几句话。2000年8月22日普京同“库尔斯克号”潜艇水兵家属面谈：

“妇女：我儿子在北方舰队当兵15年！吃不上喝不上，没钱给小孩买东西。只有死了才给我们家挣回一套房子！为什么？应该多照顾活人啊！普京：我本不想谈这些，但既然您提出来了。在我担任总统的100天里，我准备好了回答。剩下15年我准备好和您坐一条板凳问别人这个问题”。

看到了吧，这番回答果然是一个前任被革命推翻后，从水暖钳工荣登总统宝座之人所能说出来的。

遗憾的是我国绝非独一无二。俄罗斯之外亦有别的此类“大国”。但本人不愿生活在大国，更希望住在为人民服务的正常之国，在那里变化的法律不会把公民抛在身后，政治家不仅为了升官发财而步入政途。

当政府忙于自我完善和自我保护的时候，那些坚信老子天下第一之人的数量正飞速增长。他们穿大街过小巷，坐公交坐地铁，要么模仿广告、要么互相模仿，边走边喝各种饮料，喝完甩手丢掉。他们满嘴跑火车，喷吐唾沫星子标记身边空间，不念叨脏话就言不成句。他们在楼梯间放尿，在电梯呕吐，在休息的地方留下一堆垃圾。他们开车奋不顾身，人行横道有人也不减速。为了证明他们确实天下第一，“比特察”小批发市场围墙上明晃晃大剌剌写着：“你好我的莫斯科！你好世界最佳首都！”

开始和结束怎样相结合

我父亲的生活称不上幸福。梦想成为工程师的他就读莫斯科外语学院，因为这是唯一不会因语言问题阻碍学习的院校。1940年他以优秀成绩毕业，应征入伍工农红军。自1942年夏天在列宁格勒前线作战，两年后负重伤，治疗康复调动到莫斯科军事外语学院当老师。1949年“反世界主义运动”（译注：夹杂反犹太的群众政治运动），父亲被单位开除，无法在全国任何城市重新任教，失去了靠自己专业养家糊口的可能。他拿着红色文凭和保障其公民劳动权的《宪法》到教育部上访，人家告诉他是有这个权利，但宪法没规定可不可以在城市或军事院校工作。好歹在我国辽阔大地上给他提供了三个可选择的就业地点，父亲伸手指着第一个地点，于是到了诺夫哥罗德州柳贝京斯基地区科马罗沃村当英语老师。直到“伟大领袖”去世，父亲才得以返回莫斯科，从事翻译工作。他是个尽职尽责的人，每天在打字机旁久坐10-12个小时，各种俄英专业词典堆成小山，不知疲倦翻查他那本《韦氏》。这项虽然寂寞但能养活全家的工作的壮丽尾声是把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的《小地》译成英文。然而，帕维尔·希克曼终生没机会出国，他死于63岁生日前夕，就在我姐姐儿子出生前几天，娃娃也叫帕维尔。

这个娃娃如今长大了，改名保罗，随我姐姐和我们的老母亲一起住在田纳西州首府纳什维尔。姐姐决定出国的原因是不愿独生儿子被拉去从军，在那个地方，欺凌、出阵等各种情况皆有可能。人活着难免有各种问题，但这些问题应当分等级。保罗上了大学，将来时机合适的话，他也会像我姐姐一样回俄罗斯——以游客身份。

于是，在我祖父和父亲登上纽约至列宁格勒班轮六十五年后，幸存的家庭成员全部重返或移民美国。

只有我还留在古老的“新俄罗斯”，因为我很想住在家里。但那些令人极端反胃的熟悉面孔兴高采烈地不断重复着同样的陈词滥调。结束又当如何开始……

莫利斯·希克曼是在我出生之前十年遇害的。但，既然2000年我这个52岁的孙子读着永远45岁祖父的“案子”，没让他的经历隐入历史，那么这一切肯定有某种意义存焉。

（儿按：阿纳托利·希克曼2008年因健康问题退休，2016年移民美国，2022年入籍）

延伸阅读：

法国裁缝投奔苏联却身陷古拉格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 佚名

请想象您自己是某个大型会计部门的主管。这种部门照例女多男少，个个话痨，一有机会就往商店跑。她们每天早晨端着茶杯和自制小面包开始上班，工作时间的百分之十用于讨论穿着打扮。她们的孩子三天两头生病，所以频频请假回家照顾或医院陪床。她们还经常产生内部矛盾，处理不好就爆发争吵。而且特别喜欢传播您这位主管的谣言！凡此种种，导致您部门的业绩惨不忍睹。

怎么办？可选项如下：

方案之一：低效管理

授予女员工灵活工作计划，方便她们商店购物和照顾子女。制定并不断改进奖金制度，使人人明白到手收入与工作表现紧密挂钩。举办各种团队建设活动，增进感情、化解纠纷。

宽容看待传播谣言的行为——女人嘛，算啦算啦。相反，要定期更换桌椅柜架，保证空调高效运行，让大家感到被关心。

这套方案实施起来颇复杂，效果不彰，难以持久，而且不得不一直花样翻新。当然，傻子都明白您的用意，所以没人特别喜欢您。

方案之二：高效管理

您阔步走进会计处，揪住最碎嘴女员工头发，把她拖进您的办公室，她愿意嚎就嚎吧。约三十分钟后放她回去——遍体青紫，衣衫开裂，妆面模糊，涕泗横流，站在房间中央接受女同事围观。

第一个表达不满的人也被拖进办公室，随后员工们听见枪声。您回去巡视，再没人抗议了。

往地板上扔一包蓝色工作服，强迫大家换装。从此不准攀比谁更会穿衣服。

挑选最胆小最害怕的女人，揪头发拖进办公室，先揍一顿，接着嘘寒问暖表达关怀。从此您就知道谁背着您说什么了。

宣布新规定：下班不准离开单位，打地铺睡觉。第一个问孩子怎么办的人被您揪头发拖进办公室，遍体青紫、妆面模糊跑出来。您站在房间中央审视每个人。

宣布新激励政策：完不成工作计划的挨揍，屡次不完成的枪毙。连续六个月完成计划的有糖吃，告发同事的有糖吃。

每张办公桌摆放您的照片，窗户都用白漆粉刷。早晨唱《部门之歌》、做集体操。

由于实行这些改革，您部门的业绩提高700%。肃静和绝对秩序笼罩会计处。

一年后，您发现半数女员工用呆滞眼神看您。两年后人人都爱慕您，除了两个冥顽不灵之人——这俩人被揪着头发拖进办公室，两声枪响。您走进大家中间，掌声如雷，女员工眼中闪烁幸福光芒。

如今，每当您把违纪者拖进办公室，总有些女人投来嫉妒目光。偶尔您狠揍严重违纪者，而她会不自觉地亲吻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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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究竟想说什么？

我是个敬爱妇女的人。但我试图描述斯大林的统治和民众对他的迷恋的时候，脑海中就出现了上述令人作呕的场景。

为什么拿女人打比方？因为倘若一个男人迷恋斯大林，那他就不是男人而是女人。

延伸阅读：

斯大林主义者十项特征

“斯大林主义者”眼中的理想农民形象

图哈切夫斯基元帅母亲遭镇压而死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 叶芙根尼娅·利茨

奥莉佳·利沃芙娜·斯利奥斯贝格的生活原本幸福美满。她生于萨马拉富裕犹太人家庭，父母同为裁缝，收入颇丰，毕竟萨马拉的上流贵妇几乎都是母亲顾客。城内曾经发生反犹暴动，母亲向顾客之一：省长夫人诉苦，暴动分子就被警察驱散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各国实施歧视性的“犹太人配额”，限制犹太青年上大学，俄罗斯亦不例外，但奥莉佳·斯利奥斯贝格未受影响，从私立中学毕业，1919年考入莫斯科大学经济系。后来全家其他人也陆陆续续移居莫斯科。

1928年，芳龄二十六岁的奥莉佳和尤德尔·卢维莫维奇·扎克海姆喜结连理。此人虽出身虔诚家庭，但坚信共产主义，利用自己对《圣经》的充分掌握来宣传科学无神论。他还是个出色的演说家，学生时代就被请去莫斯科大学宣讲政治常识。尤德尔很快成为两个教研室的副教授，十年后人们忽然发现这位优秀科学家居然没有大学文凭——误会迅速纠正了，他通过论文答辩后被立即授予博士学位。

扎克海姆参加了一个研究医学史的科学小组，投入大量精力。1936年初该达尔文主义小组被定性为“恐怖组织”，扎克海姆被捕。契卡分子旋即扑向在轻工业人民委员部皮革工业总局上班的奥莉佳，先把她扔进卢比扬卡监狱，又移送布提尔卡监狱。她在大牢苦等起诉，而这正是刽子手的伎俩：置人于疑惧之中慢慢煎熬。此期间奥莉佳亲眼目睹狱友们接二连三蒙受冤案，听闻丈夫被杀噩耗。

奥莉佳在牢里结识热妮娅·戈茨曼，二人后来成为毕生挚友。热妮娅·戈茨曼的丈夫叫伊万·菲利普琴科，诗人，是玛丽亚·乌里扬诺娃（列宁妹妹）的学生，所以像乌里扬诺夫家的人一样，他也对斯大林态度轻蔑。但热妮娅当年是党员、忠实的斯大林主义者，自认有义务报告丈夫对领袖的每句评论。于是“愿他消失”这句话就被曲解为图谋刺杀斯大林，热妮娅既是案犯之妻，难逃身陷囹圄。即便如此，热妮娅仍寻求斯大林庇护，成天写信鸣冤。尽管她未在“暗杀口供”上签字，菲利普琴科到底遭枪决了（1937年3月）。

最后奥莉佳终于被起诉，据说她可能听过斯大林老婆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自杀身亡而非官称“死于阑尾炎”的传言，但未报告。奇怪的是，审判时这项案由被改为“准备暗杀卡冈诺维奇”。奥莉佳回忆录写道：“起诉书措辞胡言乱语，说我丈夫的大学同学穆拉托夫告诉某个莫连科，他把我招募进了暗杀卡冈诺维奇的恐怖组织，而且我‘能够听到’我丈夫和穆拉托夫1935年12月5日的谈话内容”。奥莉佳当庭发表一通优秀自辩，指出：“什么叫‘斯利奥斯贝格能够听到谈话’？本来能听到，但实际未听到。总不能因为某人‘能够听到’什么就杀了吧！”而且请求法庭考虑她6岁儿子和4岁女儿年幼从轻发落，可惜于事无补。奥莉佳·斯利奥斯贝格因“参与阴谋”的罪名被判处在严管劳改营服刑八年、剥夺权利四年。

判决后囚犯们押送索洛维茨基劳改营，包括奥莉佳、热妮娅在内的五名“狱中女友”被关在一处。她们制定了一套日常起居程序，避免自己陷入绝望、沦丧人性。每天从起床做操开始，然后有计划地阅读、学习语言甚至数学，无论精神和身体都比那些昏昏沉沉的囚徒更佳。怎奈好景不长，1937年底劳改营换了上司，禁止女犯体育锻炼、唱歌甚至大声谈话。奥莉佳回忆：最痛苦的折磨是剥夺书籍，图书室的书被拿去擦屁股，“当我们在厕所看见最喜欢的书撕成单页，感觉特别难受。有一次我拿到半张海涅，另一次拿到托尔斯泰《哥萨克人》片段”。

奥莉佳说：“我开始琢磨听到的每个故事，牢记看到的身边一切。我可以保证，这个深思熟虑的决定使我的生活充满了新内容。日子变得更有意义了”。不久女犯们又转移到喀山和苏兹达尔，最后抵达马加丹。她们在马加丹劳改营获得工作机会——诚然刚开始经历过无所事事的铁窗岁月，感觉有点活儿干似乎挺好的，随即得知工作内容是挥铲清理冻土，而且规章制度惨无人道，热情瞬间消退。某个当官的盯上奥莉佳，让她做情妇，回报是安排办公室职位，奥莉佳拒绝了。再后来奥莉佳调动到相对轻松合理的农场工作，劳动再次成为她生活的乐趣和意义。

奥莉佳回忆录的宝贵之处就缘于这些经历，包括其中记载了“古拉格”系统骇人听闻的性别歧视：“随便哪个狱卒都来欺辱我们，我们只有忍受，他们可以深夜闯入宿舍，命令衣衫不整的女人站成一排，借着搜查的理由翻动我们床铺、内衣，阅读信件、日记。不知什么原因，女澡堂有男工在服务”。此外，劳改营管理者厚颜无耻，竟然组织女囚卖淫。

自打奥莉佳入狱，父母一直为争取女儿获释四处奔走，问过检察院、找过加里宁的接访室。母亲态度尤其坚决，以致被当局威胁逐出莫斯科。不过最终等来好消息，奥莉佳·斯利奥斯贝格收到电报：“1940年6月3日，根据苏联最高法院第某某某号裁定，你已完全恢复名誉。顺祝幸福”。奥莉佳喜出望外，期盼着早日跟父母、子女见面，总算能对孩子解释妈妈的去向了。然而夏去秋来，另一个饥饿寒冷的冬季降临科雷马，奥莉佳每天同狱友劳作，释放遥遥无期。

一封新电报解释了一切——暗杀卡冈诺维奇的罪名确实撤销，但仍有“余罪”。妈妈通知她：“苏联检察员抗诉最高法院的裁定，案件二审时你由于未举报丈夫被判八年监禁。鼓起勇气吧”。于是奥莉佳振作精神回电：“我挺得住。还有三年四个月，我能坚持。四十个月，能坚持。我保证，妈妈。你等我吧。挺得住”。

1944年4月底奥莉佳终于走出劳改营：“我如期释放。其他人一直熬到1947年。妈妈的奔波免我三年苦楚”。但这并不算真正自由，因为不仅不允许奥莉佳回莫斯科跟子女团聚，还要求她“永远”在科雷马定居。分她一间宿舍，派到仓库当会计，随即又让她去亚戈德内村夜校教文学。

夜校学员都是НКВД职工，基本目不识丁。1944年战争进行到第三年，有一次上课奥莉佳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曾高度评价普希金诗歌。

“某学员起立提问：
— 我们为什么要知道这些德国人的看法？
这问题令我惊讶，我说：
— 我讲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咱们的导师啊！”

第二天有人告发奥莉佳上课号召学习德国人。所幸校长是正人君子，提醒她注意防备。之前短暂工作过的那间仓库的经理尼古拉·阿达莫夫提出一条出路：俩人结婚，改冠夫姓就容易从亚戈德内村消失了。奥莉佳同意这个方案，之后通过当雷达工程师的娘家兄弟米哈伊尔找关系，获批暂时离开科雷马“到莫斯科探亲14天”。短短两星期转眼即逝，奥莉佳舍不得孩子和年迈爹娘，决定非法滞留莫斯科。于是阿达莫夫也成了首都一隅的“黑户”。偶有访客登门，她就藏身衣柜躲避，直到1949年行迹暴露被抓。盲眼老父哭着发誓女儿只是短期来访，岂料竟成终身永诀——奥莉佳从此再没见过双亲。

昔日重演，同一个布提尔卡监狱，同一个105号牢房。但不同的是囚徒：除了“二进宫”，还有“小朋友”，镇压青年一代的浪潮正在袭来。奥莉佳深情回忆第二段铁窗岁月，说自己这个久经关押的中年妇女，设法成了跟女儿同龄的年轻狱友、“人民公敌家属”的精神支柱：“我努力引领她们，让她们看到即便经历最可怕的科雷马劳改营依然有可能保留人性。我在黑暗监狱给她们带来微弱灯火，这是我今生做的最好的事情”。

这次判决比较宽松：不进劳改营，只需流放卡拉干达。奥莉佳在流放地的服务社裁缝棉袄、棉背心，很快担任工作队长，彻底重振了之前不挣钱的亏本事业。卡拉干达这个地方的难友多是曾经的“囚徒”，后来出了若干位人权活动家，其中最优秀者，如亚历山大·叶赛宁-沃尔平、瓦莲京娜和尤里·艾亨瓦尔德夫妻等人成了奥莉佳的好朋友。尼古拉·阿达莫夫虽然没犯什么罪，甘愿跑来陪伴妻子流放，莫斯科的子女利用假期探望妈妈。奥莉佳总算过上一点正常生活。

可惜微小的幸福也难长久。尼古拉·阿达莫夫不肯一辈子装聋作哑，经常在工作和私下场合跟人谈论没收生产手段和土地政策的恐怖、镇压和酷刑。他内心明白自己行为的后果，认为这是唯一能做到的抗争手段。1951年5月阿达莫夫被捕，审讯期间全力鼓动、游说侦查员，导致后者害怕自己遭牵连变成“人民公敌”，因为他听说过这种计谋。尼古拉·阿达莫夫获刑十年，1955年患严重结核病提前释放，1957年平反恢复名誉。

就在最艰难的这段时期——尼古拉入狱、无休止的排队和等候亲属接济——奥莉佳在艾亨瓦尔德家结识了温情的优秀诗人“艾姆卡·曼德尔”（笔名），这个青年认为与其等着被当局流放卡拉干达，不如自己先去。奥莉佳给他提供住所，事实上扮演养母角色。通过关爱别人，自己也回归了生活。日后瑙姆·科尔扎文（真名）为奥莉佳回忆录第一版所撰序言写道：“凡有人处必有苦难。她从人的角度、而非政治的角度看待一切，仅此而已”。

1954年奥莉佳·斯利奥斯贝格的终身流放判决撤销，她重返莫斯科开始筹备写回忆录。1955年获平反恢复名誉，已故前夫尤德尔·扎克海姆也被追认平反。1991年12月奥莉佳·利沃芙娜与世长辞，享年89岁，安葬新顿斯科伊公墓第二任丈夫身边。两周之后苏联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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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裁缝投奔苏联却深陷古拉格

“无名女郎”的曲折命运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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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什么时代，一些被授予权力的人总是滥用权力，无论他身为国家领导人或基层执法者。现存信件显示，苏联部分警察把赫鲁晓夫的“解冻”歪曲成了“劫动”。

摘自1957年苏联内务部收到古科沃市Н.波利亚科夫的信：

6月15日星期六，“古科沃煤业”托拉斯15/16矿井的几位工人决定出城玩一天。就在去兹韦列沃站途中，我们的车被兹韦列沃警察局醉酒警员拦截，没收司机的行程单。当我试图询问他为何这样做时，叶尔米洛夫警员用皮靴踢我胸口，接着把我拖下车。然后叶尔米洛夫拔出手枪要杀人，同志们冲过来把他的枪打掉了。此事报告给兹韦列沃警察局长，但他处于酒后不冷静状态，未查明情由，反而在小孩面前（我们和家人共同出行）破口大骂，威胁让我们坐牢。事实上，就在这次谈话后不久，本人，以及古科沃第1建筑工程局高级施工员И.Я.博利涅尔和同一部门施工员С.С.希多格利泽被殴打并拘留。后来叶尔米洛夫警员持铁器打我左眼，传唤审讯时又多次打我。直到凌晨2点录取书面口供后才放我们回家。我被打得失去工作能力，在古科沃门诊部治疗很长时间。

摘自1957年苏联内务部收到莫斯科市Н.谢廖金的信：

6月24日我和兄弟去电视机修理部。在巴巴耶夫工厂站登上40路公交车时，突然有人抓我头发向下摁我头、反剪我双手。我问为什么袭击我，听到一通脏话回应。然后我发现袭击者是警察，其中包括警员叶尔绍夫上尉。他们把我拖到沥青路上，打断我的胳膊和腿，把我扔进一辆车。后来我在莫斯科第98警察局苏醒，他们对我进行搜查，拿走我的共青团员证和通行证。我在警察局关了几个小时，有人告诉我抓错人了。第二天早上救护车把我送到奥斯特罗乌莫夫医院，我被诊断为“脑震荡”，住院10天。

摘自1957年苏联内务部收到诺夫哥罗德州赫沃伊诺耶镇Н.П.斯坦丘科夫的信：

1957年7月2日在赫沃伊诺耶镇“海燕”体育场，警员晓戈列夫走到我面前让我给他买伏特加。我没给他买伏特加，然后警员斯米尔诺夫把我抓进警察局。他二人都喝醉了，砸坏我的假肢，撕破我的外套、上衣和内衣，把我赤身裸体用绳捆着打。
我向地区和州警察局投诉，可他们未采取任何措施，斯米尔诺夫警员反而对我立案，威胁要驱逐我和全家。请保护我不被警察欺辱。

摘自1957年苏联内务部收到莫洛杰奇诺市Г.С.达什克维奇的信：

1938年出生的共青团员В.П.斯卡宾被打伤，住进莫洛杰奇诺铁路医院。他说，打人者是莫洛杰奇诺警察局警员。
他说：1957年8月18日跟同事们分手后，独自从市公园回家。快到家的时候遇见一个警察，反扭他胳膊打他，接着吹响哨子，又跑来三个警察群殴斯卡宾。打他的腹部、后背和脸，昏迷失去知觉，在警察局剧痛苏醒。
市警察局长说可以放过他，警告斯卡宾不准把挨揍的事告诉任何人，甚至让他写了字据，表示他斯卡宾不对警察局提出任何索赔。
我们惯常认为警察是秩序维护者，但胡乱打人算什么秩序？这是第二起案件。1938年出生的В.П.维亚尔6月22或24日也被警察殴打，抢走随身手表一块，至今未归还。

摘自1957年苏联内务部收到科特拉斯市Е.А.沃罗比约夫的信：

1957年7月18日，我和“诺金斯克号”轮船水手В.库尔涅科夫、Н.П.马肯、Д.斯米尔诺夫四人在科特拉斯市河运站。
17点左右一个少校（不知其姓名）领着7-9个警察走向我们。不警告，也没检查我们证件就扭我们胳膊。我们问什么事，对方不答，反而打我们脸，把我们拽进科特拉斯市河运站派出所狠揍，拳打脚踢。我和同事呼救，河运站派出所外人群越聚越多，这时殴打才停止。警察把我们塞进一辆封闭式汽车，拉去市警察局。我们在车内继续遭殴打。
我两眼乌青，左臂肘部破裂，鼻子断了，同事们和我的衣服上血迹斑斑。我两天站不起身，还咳血。
被抓之后五天才送我们到科特拉斯第2监狱，十天后才让我们去科特拉斯医院诊治，但接诊大夫跟警察谈了很长时间话，没给我做检查，写证明说我未受伤。
科特拉斯警察打人的事情并不罕见。1957年4月15日公民В.扎波尔斯基（家住卢那察尔斯基街53号）在看守所被殴打，1957年7月6日施皮岑斯基厂工人М.Д.波波夫和其他几名公民也遭殴打。
本人至今仍在科特拉斯第2监狱。没有任何调查。请帮助加急处理我的投诉。

摘自1957年苏联内务部收到利沃夫市А.К.萨兰丘克的信：

利沃夫市发生如下案件：4月6日-7日公民Б.П.沃隆离家未归，4月7日他夫人卓雅·沃隆娜得知噩耗，丈夫因突发心脏病死于利沃夫第2警察局醒酒所，遗体在停尸房。
沃隆的夫人和母亲看到死者遍体鳞伤，几乎无法辨认，当时只有36岁。
于是死者亲属从基辅请来法医检验，发现：两根肋骨骨折、肾脏受损、鼻梁断裂。
对负责该醒酒所的警员提出刑事诉讼。
庭审期间查明，Б.П.沃隆在醒酒所遭三名警员殴打。庭审中出示两份文书：第一份声称沃隆是在轻度醉酒的健康状态下进入醒酒所的，第二份则称沃隆被送到醒酒所时烂醉如泥，死于心脏病。
这两份文书都是古尚斯基医生在同一天起草的，但第二份晚了几个小时，也就是沃隆死亡之后。大概他们忘记销毁第一份文书。
许多曾进过醒酒所的出庭证人描述了警察如何殴打被拘留者、如何在男人面前剥光女人衣服，以及不归还查扣的公民贵重物品和钱款。庭审还发现许多被拘留者抓进醒酒所时并未饮酒。
现已查明，醒酒所是经济核算制单位，有特殊的“生产财务计划”，因为每接收一个人可得40卢布。
一些证人告诉法庭，他们曾向市和州警察部门投诉醒酒中心的虐待行为，但投诉没得到回应。
法庭判决导致Б.П.沃隆死亡的罪犯刑期不等的监禁，但纵容此等恶行和胡作非为的领导干部也应受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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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比斯克警民冲突骚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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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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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6月2日政治局批准了一份“三人小组”主席名单，包含16个人。众所周知，“三人小组”是苏联大恐怖时期执行法外镇压的机关，通常由НКВД地方负责人、州党委书记和检察院代表组成。

在名单上签字的是：斯大林、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其他政治局成员通过电话一致表示同意。那么，被授予巨大权力、能够决定苏联公民生死的16人结局如何？

日后这份名单中：枪毙11人、死于监狱2人、死于劳改营1人、1人未定罪但自杀、1人服刑15年释放。您没瞧错，16个人居然有15个变成了“人民公敌”。如此看来，是否应该枪毙以斯大林为首的整个政治局？否则如何解释他们重用的人94%是“坏蛋”呢？

这些人的姓名和简介如下：

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纳谢德金（1897-1940），国家安全少校，曾任白俄罗斯内务人民委员等职，1938年12月20日逮捕，枪决。未平反。

亚科夫·阿巴莫维奇·捷依奇（1898-1938），三级国家安全政委，曾任罗斯托夫州内务人民委员局局长等职，1938年3月2日逮捕，死于狱中（可能受刑而死）。未平反。

维克多·巴甫洛维奇·朱拉夫廖夫（1902-1946），国家安全高级少校，曾任莫斯科州内务人民委员局局长等职，1946年12月18日死于赴莫斯科途中，据称系“自杀”。

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格列丘欣（1903-1939），国家安全少校，曾代理乌克兰内务人民副委员等职，1938年12月3日逮捕，枪决。未平反。

维克多·瓦西里耶维奇·赫沃罗斯特扬（1903-1939），国家安全少校，曾任亚美尼亚内务人民委员等职，1939年2月逮捕，死于布提尔卡监狱（莫斯科）。未平反。

德列尼克·扎哈洛维奇·阿普列斯扬（1899-1939），国家安全少校，曾任乌兹别克内务人民委员等职，1938年11月20日逮捕，枪决。未平反。

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扎格沃兹金（1898-1940），国家安全高级少校，曾任塔吉克内务人民委员等职，1939年2月9日逮捕，枪决。未平反。

阿尔图尔·伊万诺维奇·米赫尔松（1898-1939），国家安全少校，曾任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等职，1938年12月逮捕，枪决。未平反。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米哈伊洛夫（1901-1940），国家安全大尉，曾任鞑靼自治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等职，1939年1月逮捕，枪决。未平反。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梅德韦杰夫（1900-1940），国家安全大尉，曾任巴什基尔自治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等职，1939年1月逮捕，枪决。未平反。

瓦西里·安德烈耶维奇·特卡乔夫（1896-1941），国家安全上校，曾任布里亚特-蒙古自治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等职，1940年12月20日逮捕，枪决。

纳扎尔·瓦西里耶维奇·卡尔瑙赫（1900-？），国家安全大尉，曾任卡巴尔达-巴尔卡尔自治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等职，1939年1月22日逮捕，判处20年监禁。1954年7月7日因病提前释放。未平反。

谢苗·扎哈洛维奇·米尔京（1901-1940），曾任北奥塞梯自治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等职，1939年1月逮捕，枪决。未平反。

尼基塔·伊万诺维奇·伊万诺夫（1900-1940），国家安全少校，曾任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等职，1939年1月7日逮捕，枪决。未平反。

伊万·彼得洛维奇·洛茨马诺夫（1903-1940），国家安全上校，曾任吉尔吉斯内务人民委员等职，1939年2月3日逮捕，枪决。2013年法院撤销“叛国”等罪，改判“滥用职权罪”。

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沃洛济科（1888-1951），国家安全少校，曾任哈萨克内务人民副委员等职，1939年1月7日逮捕，判处15年劳改。1951年在沃尔库塔第6特别劳改营病逝。未平反。

资料来源：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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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11月НКВД内卫部队第11步兵师接到37集团军司令部命令，要求消灭卡巴尔达-巴尔卡尔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切列克峡谷的土匪叛乱，理由是盘踞在地区中心穆霍尔（切列克巴尔卡尔斯基河左岸）的匪帮夺取了一门高射炮并杀死多名战士。于是11步兵师展开清剿行动，导致1500平民遇害。事件主要发生在卡巴尔达-巴尔卡尔自治共和国切列克地区五个村庄：格拉舍沃村、萨乌图村、上巴尔卡利亚村、上切格特村、昆尤姆村。

事件背景

8月7日：由于德军在苏联南部的攻势，包括卡巴尔达-巴尔卡尔自治共和国在内的北高加索部分地区宣布戒严。

8月9日：德军占领皮亚季戈尔斯克，导致战线移动至巴克桑河岸。

10月25日：德军猛攻纳尔奇克，突破37集团军防线。

10月28日：卡巴尔达-巴尔卡尔自治共和国全境沦陷，37集团军退路被切断。

11月1日-17日：37集团军残余部队突围，撤退到上巴尔卡利亚村附近时遭遇切列克地区多个武装匪帮拦截。这些匪帮的头目包括Б.И.塔巴克索耶夫、И.М.赞季希耶夫（上巴尔卡利亚村苏维埃前主席）、Н.Л.阿斯马诺夫、М.Ш.察克斯夫、К.3.库奇尤科夫、А.К.马图耶夫等人。一些匪帮联合起来，组成了由Я.Д.詹古扎罗夫领导的多达200人的大型匪帮，该人曾投靠德军，获德国军官衔，指挥部就在上巴尔卡利亚村。来自纳尔奇克的红军前上校马哈拉泽统管匪帮全局，他也曾投靠德军。

11月21日：37集团军一支小分队和匪帮发生短暂交火，双方无人员损失。但联共（布）切列克地区委员会和区执委会联合办公的苏维埃之家被烧毁，切列克地区所有党政机构停止活动。

11月22-24日：红军逃兵及当地人组成的匪帮和集团军残部在切列克峡谷交火，匪帮夺取一门高射炮，杀死炮组成员。37集团军司令部因此命令消灭上巴尔卡利亚匪帮。НКВД第11步兵师师长Е.И.希金向部队下达第20号战斗命令称：“……а)消灭位于上巴尔卡利亚的匪帮。使用最坚决手段铲除这个匪帮。在必要情况下对匪徒及同伙采取最坚决措施，包括当场枪毙、烧毁其房屋和财产……”

11月24日：部队在蓝湖和上巴尔卡利亚之间的道路打死五人，逮捕另外五名平民。

11月25日：前一天被捕的五人在医院附近被枪决，所有部队脱离峡谷。11步兵师师长Е.И.希金命令部队：“……对匪帮及同伙开展最坚决斗争，当场消灭匪帮及同伙，彻底焚烧建筑物及其财产，摧毁一切可供匪帮复活的土壤。任何情况下即使对间接的帮凶也不准表现怜悯……”

事件可能过程

11月27日夜晚-28日：第11步兵师派出Ф.Д.纳金大尉指挥的152人分队，在游击队员护送下进入切列克峡谷开始剿匪。该分队兵分两路：30人先去格拉舍沃村再去上切格特村，纳金率领其余人直奔萨乌图村。于是萨乌图村被占领，积极协助匪帮的村民被消灭。天亮后分队包围封锁萨乌图村。之后几天点名统计发现，该村310人被杀，包括150名未满16岁的儿童。

11月28日：打下萨乌图村的纳金分队转移到300米外的上切格特村。几个侥幸逃出萨乌图村的人把夜晚发生的事情告知附近村庄，于是下巴尔卡利亚、中巴尔卡利亚和上巴尔卡利亚村的一些居民进山准备抵抗。纳金大尉报告希金师长：“战斗从昨晚23点开始，42年11月28日5点扫平萨乌图村，部分匪徒逃出萨乌图溜进上巴尔卡利亚。尸体共计1200人。1)上巴尔卡利亚村敌军估计有150个附敌分子。武器包括重机枪、手提机枪和一门炮，攻打上巴尔卡利亚的尝试受挫。2)据附敌分子说，穆霍尔有80个德国冲锋枪手、200个武装匪徒，也有炮。16点收到穆霍尔敌军送来的最后通牒，我一并发给你们。敌人的计划是使用一切手段控制通往胶合板厂的道路，该计划是我们侦察确定的。我部牺牲战士2人，负伤5人。我决定占领通往胶合板厂的道路及3150高地。占领了萨尔图村环形防御阵地。等待进一步指示。有报告说从兹尔吉村到什坎特村的人全体造反。”

11月30日：纳金分队夺取上巴尔卡利亚村、昆尤姆村。纳金再次报告：“42年11月30日5点控制了上巴尔卡利亚和昆尤姆。我们一天之内消灭了居民和建筑……炸毁弹药库一座。打死300人。42年11月27日至42年11月30日摧毁上巴尔卡利亚、萨尔图、昆尤姆、上切格特和格拉舍沃五个居民点，焚烧前三个。歼灭1500人。凭借附敌分子的协助消灭匪徒90人、能够携带武器者400人（男性），其余是妇女儿童。大炮夺回……”

12月1日：射杀平民停止。希金师长回复纳金大尉：“您的报告收悉。接下来的任务是继续扫清居民点，首先是穆霍尔……采取措施侦察中巴尔卡利亚到热姆塔拉的道路，匪徒似乎从那边联络德国人。立即设法清理尸体，为此要利用当地人的力量。如果人手够用的话把大炮拖出来，如果不够就留在自己身边等待有利时机……”

12月3日：37集团军司令员П.М.科兹洛夫命令希金确定真实情况，查明被杀死的匪帮合作者身份。一种观点认为他觉得“1500”这个数字太大，肯定有冤死的。希金命令НКВД分队不要去招惹跟匪帮无涉的本地人。

12月4日：沙乌尔达特村附近约40名匪徒同纳金分队交火，但未受损失即撤退。

12月5日：匪徒逮捕5名游击队员，指责他们是杀人帮凶，一名匪徒杀死5人为亲戚报仇。

12月7日：科兹洛夫再次下令，要求联系驻扎在山口的1157步兵团的一个连，让他们协同纳金分队把中巴尔卡利亚村从匪徒手里解放出来。

12月14日：НКВД第11步兵师解散，官兵奉命编入近卫第2师。

事后调查

战后北高加索军区军事检察院响应遇害者亲属的申请，委托特别重大案件调查员亚历山大·莫克利茨基进行调查，确认未抵抗的格拉舍沃村63人被杀。而且他发现切列克峡谷行动结束后军队曾展开内部调查，认为纳金大尉“非法射击……超过63名平民，包括儿童……”。由于Ф.Д.纳金1943年1月初身亡，此案终结。所以亚历山大·莫克利茨基请亲属代表将情况“转告全体相关人员”——也就是当年被НКВД分队打死的村民遗属。

1990年代卡巴尔达-巴尔卡尔自治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研究了关于切列克峡谷事件的材料，承认约700平民遇害，其中367人有名有姓（包括150个儿童）；519间房屋焚毁。最高苏维埃委员会在国防部中央档案馆发现，“特别部队指挥官”Ф.Д.纳金“因功”获颁一级卫国战争勋章的时间恰恰是切列克峡谷行动的时间。1992年委员会将这起事件定性为种族灭绝，委员会成员之一：卡巴尔达-巴尔卡尔农业大学副教授鲍里斯·捷穆库耶夫根据调查材料撰写文章向报社投稿，但编辑认为“暂时不宜发表”，2007年才公诸于世。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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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7月，参加过基辅保卫战的原内务人民委员部第4摩托化步兵团通信连长、敌后游击队队长、苏联英雄（1944）彼得·布莱科给斯大林写了两封信，反映乌克兰农村现状和乌克兰游击运动司令部的某些情况。之后布莱科被捕，出庭受审，剥夺称号和军功章。

第一封信（1945.7.20）：

亲爱的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

伟大卫国战争期间我曾在以两次苏联英雄称号获得者科夫帕克少将命名的乌克兰第1游击师担任3团团长。

我从后方摧毁了可恶的法西斯，我为尽快打败希特勒德国付出全部力量和本领。由于我的勇敢，除获得许多政府嘉奖之外，1943年5月又授予我一级卫国战争勋章。由于我参加喀尔巴阡突袭，1943年10月授予我列宁勋章。这些勋章到了乌克兰游击运动司令部，大概被束之高阁，只是对我保证下一次命令就发给我，但“下一次”出现多次，至今什么都没拿到手。1944年授予我二级波格丹·赫梅利尼茨基勋章，1944年9月师部替我申请最高奖励：第二枚“金星”奖章，后来听说未获批准，代之以一级波格丹·赫梅利尼茨基勋章。

战争年间承诺信誓旦旦，一旦打完仗却只剩空谈。而且不仅我自己，我们部队上百名值得高度褒扬的战士和军官都没拿到奖励。

也许我的想法不正确，但我认为：如果一个同志理当获勋，那么无论他是继续作战或被派往其他地方工作都不应改变这一点。

乌克兰游击运动司令部处理政府嘉奖的方式是：如果某人三次、四次获勋，则拒绝发放下一枚勋章（无论他立下何等军功），理由是过去的奖励已经够多。在我看来，发食品配给卡可以这样做，但授勋只能根据功绩而非需要。眼下不少战士和军官从各地写信询问为什么没拿到嘉奖？乌克兰第1游击师的授奖材料都在联共（布）乌克兰中央Н.С.赫鲁晓夫处，但至今没个结果。我曾就此问题给乌克兰游击运动司令部、科夫帕克、斯特罗卡奇（译注：季莫菲·斯特罗卡奇，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将）和Н.С.赫鲁晓夫写信，不知何故渺无回音。

我想问，应得的军功章到底还有没有？

所以我找您，亲爱的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打扰了请原谅。

第二封信：

亲爱的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

打扰了请见谅，但我要给您写一封不长的信。

我休假一个月，去了乌克兰，回到家乡切尔尼戈夫州巴图林地区米特琴基村我年迈的妈妈家。

途中我顺路拜访了并肩抗击德国侵略者的同志们，参观了苏梅州的科诺托普地区、克罗列韦茨地区。我想向您简单谈谈集体农庄的真实生活和领导干部的工作。

米特琴基村原本是地区最大、文化水平最高的村庄之一。战前，虽然村领导、地区领导把好东西都吃喝光了，可日子挺富裕。集体农民劳动日报酬实发2-3千克粮食，但能挣5-7千克。确实，集体农庄管理者从未发过现金报酬，想必他们手头紧吧。尽管集体农民都知道自己的领导胡吃海喝、挥霍集体财产，只顾个人私利，却仍然为有粮食果腹而高兴，不辞辛劳工作着。

而现在令我惊讶的是，农民们不愿在集体农庄干活了。小组长催促大家每天劳动12个小时，但没几个人听他的。

每个集体农民都给自己找一块地，在这块地或自家菜园子种各种东西：黑麦、小麦、大麦、黍子之类。收获了就在家脱壳、晾晒。

集体农民们都在问，集体农庄什么时候解散？

记得战前，每个能干活的人黎明跑到集体农庄，恳求小组长给他分配工作，甚至让后者觉得很难办。所有的集体农民，包括我自己，从天亮一直干到天黑。

我想了很久，得出结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乌克兰的集体农庄管理不善。

春天农忙，集体农民缺少口粮，除了少数人（后面我会具体说是哪些人）之外，农民们甚至没有土豆吃，更别提油脂了。他们每天下田不是耕作，而是找那些埋着腐烂土豆的坑坑，刨出来剁碎，做成土豆粉。

而且农民们告诉我，1944年庄稼长势并不差，但打下来的少，没组织起来收割。只够交售国家征购和其他的，种子都没留足。劳动日报酬200克——仅限本村“古比雪夫”集体农庄，别的集体农庄颗粒无有。

我很关心这个问题，找了很多农民谈话，参加了村苏维埃的、集体农庄的各种会议，感觉一片茫然。我问自己：村庄和地区的规章制度究竟怎么啦？

村干部不顾念集体农庄，不考虑人民和国家，光想着他们自己。想着自己怎么吃饱喝足，怎么巴结上级。

村积极分子以前是附敌分子，过去服务德国人，现在服务苏维埃政权。他们有粮吃、有酒喝，啥都不缺。他们出席各种会议，管理集体农庄，有权制定和宣布决定，只不过自己不执行，就算执行也是做做样子。他们在酒桌上跟村领导、地区领导套近乎，得到后者大力撑腰。

1944年集体农庄未向糖厂交售甜菜，扔在大田过了冬，然后拿来做自酿酒，等于半数被盗。谁盗的？首先就是“积极分子”。村里受贿成风，比如村医基塞尔同志，你不给他一只鸡、半升酒，他不给你包手指。

丈夫在红军服役的女集体农民，带着3、4个孩子，为了下田割秸秆取暖，必须送给小组长1升伏特加、若干下酒菜，她若拿不出这些，就全家挨冻吧。或者深更半夜带绳子下田偷秸秆，或者偷挖甜菜回来自酿酒满足小组长、割草喂小组长的马，或者挨冻，或者因盗窃受审判。

米特琴基村成了本地区伏特加供应中心（注：原文如此）。

内务部门和国家安全部的地区部门着手打击，他们派人进村没收伏特加，从那些被认为给小组长酿过酒的人手里夺走酒具，转交常务酿酒者——“积极分子”。所以伏特加源源不断流入本地区。领导干部和以前的亲德分子推杯换盏，保护他们高枕无忧。

问集体农民：为什么不愿在集体农庄工作？他们回答：“我们为什么去干活？我们得不到任何回报。他们会把一切都喝光”。

村领导、地区领导无视广大前线红军战士家属的呼声，不关心她们的疾苦。更糟的是，都不肯跟她们好好谈谈。饱受战火蹂躏的集体农民至今住房不足。

存在严重违反人民委员会(СНК)决议、尤其1944年关于合同采购牛群的决议的情况。

本地区盗窃国家财产现象猖獗。不久前巴图林的乳脂厂耍阴谋诡计，盗卖黄油、奶酪等制品。

凡应该供应本地区集体农民、残废人和教师的各种商品货物，都莫名其妙失踪了，就算运进村庄也会瞬间消失，根本到不了普通庄员手中。

村庄和整个地区钳制批评，农民们瑟瑟发抖，会上谁也不谈缺点，尤其不敢提庄员和领导者的疏忽过错。最近已没人乐意去开会了，说：“反正不听我们的”。

早年的村领导奔赴战场，如今从前线回来，看到这些不公不义，试图写信向地区领导举报，却很快被送回红军，哪管他身有残疾，要不就撵到西乌克兰，免得干扰“现任领导”继续“忙工作”。费奥多尔·巴甫洛维奇·奥特基达奇和伊万·叶夫缅诺维奇·叶尔莫雷琴科就遭遇了这种事。其他人瞧在眼里，愈发不敢说话。也有人向上级写举报信，甚至有投书中央的，但信压根没送出去，区里对此心知肚明，显然他们那儿也有果戈里的邮政局长。反正写信之人倒霉。

今年2月我提笔给联共（布）乌克兰党中央书记科罗特琴科同志（译注：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二书记杰米扬·科罗特琴科）写信反映，他许诺派代表调查。代表是派了，但看来只下到巴图林，而且是悄悄到的，除监察委员会书记以外谁都不知情。既然没去最基层，所谓检查自然没导致什么变化，惟区执委会主席古泽耶夫被免职，事后有人好言劝他：“你最好走掉，否则连累大家”。

苏梅州的科诺托普地区、克罗列韦茨地区亦有类似情况，但最大不同在于：这两个区的监察委员会书记Ф. Е.卡纳韦茨同志和Ф. Д.马秋申科同志（原科夫帕克部队指挥员）都是诚实、公正的工作者，全心全意为国为民，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他们身为地区主官，敢于同不公不义作斗争，驱逐见利忘义的奸人，既从普通集体农民也从前线战士里面培养领导干部，考察监督他们。人民认为公平正义比天大，所以态度完全不一样，甘愿下力气劳动。

但不幸的是在乌克兰这种领导少之又少，利欲熏心者居多。这些人什么样呢？

这些人被战争吓破胆，一直躲在远东的某个地方，等着“叔叔们”打跑德国人，给他们个温暖小窝重新生活。他们终于等来这一天，能够放开手脚贪求无厌了，通过掠夺和欺压集体农民换取苏维埃政权的赏识，吃光喝尽国家财产和公款，叫嚷着：“我们不是干部！”，甚至因成功欺骗政府受嘉奖。而且很多时候，这些躲在后方早已丧失党性的人很容易跟那些在乌克兰被占领期间同德国人合作的人勾肩搭背。他们狼狈为奸，敌视前线战士，也就是游击队员。他们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看到了自己的覆灭，因此对我们怀着仇恨和警惕。

如果有人肢体残疾返乡，这些人觉得他比自己更有才干、更诚实、更坚强，就会毫不犹豫把他送回前线免得碍事，或者想方设法吸引他参加团伙。

巴图林地区的领导干部：联共（布）乌克兰监察委员会、区执委会、区兵役委员会、内务人民委员部地区部门、国家安全部地区部门等机关充斥着一群脱离群众及群众利益的人，他们为所欲为。

以上就是乌克兰许多地区的秩序。我不明白联共（布）切尔尼戈夫州委为什么知情纵容。

我在这里指出的只占现实百分之一，整体情况难以充分描写。如果可以的话，我能够讲出所有细节来向您展示一幅真实画卷。

会见了在乌克兰其他地方工作的许多游击队员后，我敢说乌克兰其他各地区也有类似情况。

结论：

造成此种情况的原因只能是，异己分子、腐朽分子趁着战乱混进党和苏维埃机关。而他们得逞的原因可能是缺乏广泛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些所谓“干部”死死压制人民的自由言论，利用战争在后方胡作非为（结果证明他们手段高——更准确地说，擅长欺骗政府）。

那么，怎样纠正这种迟早会让我国人民和我国经济付出高昂代价的病态现象？答案是：我们需要做严厉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并对人们参加卫国战争的积极性进行审查。需要清洗乌克兰的党和苏维埃机关，把躲在大后方坐享胜利果实的德国走狗、懦夫和惊慌失措者清理出去。应该提拔那些经受过战火历练的新人。越快越好。

1948年9月（或10月）彼得·布莱科被捕，案件由苏联国家安全部特别重大案件侦察组长米哈伊尔·留明主管。留明倒台后得知：抓彼得·布莱科的目的是搜集针对格奥尔基·朱可夫元帅的黑材料。总之，1949年5月布莱科被判处10年劳改（后减刑5年）、剥夺一切军功章。1953年平反恢复名誉，证章发还。1960年转入预备役，在高尔基文学院深造毕业，生前发表十余部描写战争的著作。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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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伯利亚临时代理边区检察长莫基耶夫斯基致联共（布）西西伯利亚州委书记Р.И.埃赫的函：

№ 51/с 1935年1月21日
新西伯利亚市
秘密

1935年1月14日，我要求НКВД驻西伯利亚劳改营检察员雅科夫采夫同志检查西伯利亚劳改营和阿尔柳克独立营囚犯的关押和生活情况。

西伯利亚劳改营下辖之尤尔金斯科耶营成立较早，居住设施和其他建筑条件比别的独立营更好。然而检查发现，关押囚犯的部分营房处于不卫生状态，尤其关押女犯的营房潮湿，未安装冬窗，火炉破旧未修，取暖燃料不够，常被其他囚犯盗取，这在囚犯中间造成了不健康的情绪。一些房间根本没放洗脸盆。也没有用来烘鞋和衣服的烘干箱。灶间处于不卫生状态，伙食是用劣质原料（冻烂的土豆和各种蔬菜）制作，热值很低，往往完全不见油花。由于营养不良，消瘦衰弱的囚犯占很大比例。

营养不良同样会影响劳动生产率，导致缺勤。伙食不够的一个事例是：1934年12月两名囚犯雷布金、斯米尔诺夫捕杀一条闯入营地的流浪狗食用。管理部门明知此事却未采取措施核查，而第3分队管理员波维尔柯同志对此表示：狗是被囚犯雷布金、斯米尔诺夫出于流氓行为吃掉的。

相当数量的囚犯缺少床上用品、贴身内衣和保暖服装。由于内衣不够换洗，囚犯们只能连续穿脏内衣，因此营房虱子、跳蚤横行。由于上述缺陷，囚犯的政治道德水平很差。

同样在尤尔金斯科耶营，第2农场管理员、囚犯谢列布里亚科夫1934年12月份要求宰杀18头怀孕母猪。屠宰场抛弃浪费168头乳猪。该谢列布里亚科夫系根据58条2-7款和11款被定罪（译注：即武装暴动、里通外国、间谍、破坏等罪名），频繁醉酒，同女犯发生性关系。12月20日他喝醉后出现在农场乳品作坊，睡着了。劳改营管理部门知晓此事但未采取果断措施。

阿尔柳克营。该独立营主要从事耕种和养牛等农业生产。收割运动期间营管理部门未充分使用囚犯采收作物。未能建立常设生产队，农具和劳动力在田间分布不均。农艺人员的部署同样不均衡，遂导致大量播种在雪地进行。刨收土豆时制定在押人员劳动定额错误，按公顷计算而不是按土豆重量计算，所以下田的在押人员只追求收获更大面积，遗漏很多，大量土豆弃之泥土。而且刨收时间拖延到晚秋，土豆已被降雪冻烂。

在1号农场附近的谷仓有191吨脱粒燕麦堆垛存放。每垛25吨，已经发热升温，降雪融化蒸汽氤氲。整仓燕麦面临完全腐烂的危险。

1935年春播运动准备极不充分，下述事实足以证明：在离农场相当远的地方发现两台被铁锈和积雪覆盖的拖拉机，动弹不得。

劳改营囚犯被安置于农场新建的板棚，这些板棚尚不具备居住条件。人员拥挤，室温寒冷，部分板棚（如3号农场）没有屋顶。雨雪渗入屋内，处处泡水。板棚无取暖木柴，有煤，但未配备火炉。

凡有囚犯居住的场所一概脏乱不堪。2号农场160人挤在猪舍，根本不适合住人，又黑又潮。必需之家具如桌台、板凳等全无。

该农场还有8座粗帆布大帐篷，内有火炉取暖，可容纳最多300名囚犯。帐篷被雪覆盖，因为无窗所以昼夜阴暗，使用无罩小煤油灯照明，连帐篷带人都熏黑。其中绝大多数囚犯无铺盖，不穿暖鞋睡在草垫子上。伙食也无法令人满意，经常缺少油脂。发放奖金不认真，12月份的奖金一直没发。

全劳改营2130人，服装缺口巨大（毡靴868、短大衣163、被褥1290、棉袄919、手套1167、皮袄40及其他）。

已责成劳改营第3分队管理员对上述种种异常情况进行调查。同样在尤尔金斯科耶营进行调查。

临时代理边区检察长
（签名）莫基耶夫斯基

翻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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