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时代的大多数UFO目击事件属于机密。但政府没办法掩盖1965年9月18日中午12:20左右发生在科拉半岛上空的奇异事件，因为不仅本国军队，邻国芬兰的航空调度员也监测到了。

UFO空战

正如北方舰队防空专家和飞行员后来描述的，当天中午，对空雷达发现苏芬边界空域、民航空中走廊之外出现一个身份不详物体，信号强度类似飞机。

该物体在4000米高度由西北向东南移动，时速1200千米，表现异常。它以极短的时间间隔偏离初始航线6-10°并迅速返回，同时在200-400米高度区间频频爬升俯冲（儿按：明显的规避动作）。防空部队无线电呼叫无应答，芬兰方面通报他们也发现了该物体，并保证不是芬兰飞机。

短短几十秒，目标已经越过边界侵入苏联领空，开始向科拉半岛腹地深入。摩尔曼斯克派出两个战斗机中队紧急拦截，飞行员们接近目标位置却看不见任何物体，尽管4000米高度晴朗无云。地空导弹部队和高炮部队拉响警报，但仓促间来不及做有效反应。

突然，地面雷达屏幕“凭空冒出”第二个更大的物体，从22000米高度几乎第一个物体正上方以8000km/h的速度向其俯冲。

战斗机飞行员无论用目视或机载雷达都找不到这两个物体。就在地面报告第二个物体下降至约3500米高度之后片刻，空中忽然出现高亮闪光，飞行员被迫闭眼以免失明，飞机也剧烈颠簸。睁开眼后他看到某种爆炸，炽热的“涟漪”呈彩色同心圆状向外、向上扩散，闪着光快速变色——从亮蓝白色（仿佛电焊）到黄色再到橙色，熔融的液滴不停飞溅。为躲避这些不明残骸，中队长命令僚机向左上方机动，但耳机里只有噪声。机动过后队长立即目视寻找僚机，确认其正伴随飞行。巨大的发光圆环逐渐消散。

过了漫长的几分钟，无线电通讯恢复，但仍有吱吱啦啦的干扰。塔台下令返航，飞行员提升高度绕着爆炸区飞了一圈，返回机场。而在防空雷达屏幕上，第一个目标的最后位置出现模糊光点，1.5分钟后彻底消失。第二个目标急速升高，很快飞出探测范围。

军人并不是爆炸唯一目击者。“道路建设研究所”西北分部大地测量员托沃·艾吉年和工人谢苗·兰古索夫当时正在坎达拉克沙-基洛夫斯克公路旁作业。他俩被刺眼强光吓了一跳，本能反应发生了核爆！兰古索夫大喊：“炸弹！领导趴下！”双双按照民防课所学知识原地卧倒，两手抱头。短促爆炸声震耳欲聋，但未感受到冲击波。停了一会儿起身观望，见天空大团橙黄色彩云正在扩散，碎块坠落如流星，随后出现同心圆。艾吉年的防震腕表12:24停转，直到远离爆心7千米处自动恢复正常。

二人忍着眼睛涩痛，疲惫不堪返回宿营地，中途走走停停，因为兰古索夫总说不舒服。他们的队长也远远望见天空异象，正焦急等待，连忙拿出酒、炸鱼和饼干。二人又饮了些茶，钻进睡袋连睡12个小时！

委员会结论

克里姆林宫迅速获知科拉半岛上空发生的事件，专门成立了政府调查委员会，其中包括赫赫有名的极地飞行领航员、伟大卫国战争老兵、累计飞行时间28000多小时的瓦连京·阿库拉托夫。此人被纳入调查委员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从1950年代就多次在北极地区目击不明飞行物，进行过地面和空中观察。阿库拉托夫直到25年后才公开谈论委员会活动，因为保密期限已满。

当时参与处置的防空部队军官一律做笔录，飞行员写报告。由于事件原因的主要猜测是核爆炸，所以北德文斯克的一队民间专家三周后抵达现场。他们测量了辐射水平，未超过天然背景值10%。苔原上积雪厚达0.5-0.7米，未找到任何疑似残骸。

阿库拉托夫综合研究各项证据后，认为“外星智慧生命”才是爆炸的制造者。他表示，第一个物体是第二个物体的追击对象，因为第二个物体以不可思议的速度2.5分钟内从22千米高度俯冲到4千米，之后急速爬升。这种运动轨迹也表明第二个物体是受控制的：先接近——攻击成功——立即远离爆炸。任何人造飞行器都无法做到这些。

阿库拉托夫日后回忆：如果不是我在航空界的声望，那些空军和防空部队的高级军官根本不会听我讲话……

和往常一样，政府调查的结论肯定不能提及UFO，他们定义此次事件系一枚地空导弹试射失败导致。案卷被存档，很快被遗忘。

苏联解体之后该事件再次被提起。UFO研究机构“北极星中心”的热心人积极联系地面目击者——两位大地测量员，但没找到。寻找空中目击者（战斗机飞行员）的努力同样无果。一位叫埃米利·巴楚林的知名UFO研究者曾在坎达拉克沙的茫茫苔原搜索“飞碟残骸”，据说有收获。根据彼尔姆市“量子”金属检测公司2001年1月的鉴定报告，巴楚林提供的碎片含有99.9%的钨，以及微量的铁、铬、镍、钼、铪、铼杂质。巴楚林本人声称，这块残骸的特殊结构是其来自地外的无可否认的证据——也就是用超细钨粉以某种未知工艺制造的UFO零件。不过反对者指出，涡轮发动机叶片也有类似的金属成分和结构，这意味着碎片来自地球。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苏联跟欧美国家一样出现了许多UFO目击事件。人们或许感觉奇怪：几百年都没听说什么“外星人”，怎么突然满天“飞碟”啦？其实并非如此。历史资料保存了许多奇异事件的描写，令今人不禁怀疑外星访客是否老早就来过地球。

当然，这是人类对宇宙空间拥有更深认知之后的一种解释。二十世纪快速发展的科技赋予我们研究神秘现象的新手段。另一方面，政府当局也不愿宣扬存在“地外访客”。传闻说苏联几乎每年都有不明飞行物的目击或坠落报告，甚至一年多次，其中一部分只在解密档案公开后才为人所知。本文简单举几个例子：

战前事件

德国对苏宣战前几天，顿河罗斯托夫以南发生一起UFO坠落事件，飞碟“着陆失败”地点位于绿岛。政府收到警惕民众的报告，迅速做出反应，НКВД卡车专门在夜晚通过浮桥登岛清理残骸。有资料显示，大战爆发前夕收集的这些不明飞行物碎片被送往卡普斯京亚尔靶场，但之后五年无影无踪。

当局向民众宣布“一架德国侦查机”坠毁。又过了很久，1980年代研究人员在绿岛发现不属于当地的稀有化学元素——这是当年坠落事件留下的唯一痕迹。

波-苏调查

1959年11月底，一个闪着红/橙色光芒的物体坠入格但斯克港附近水域。港口工人和路人等几十位民众共同目击。波兰政府和军队立即对此可疑事件展开调查，据说未发现UFO残骸。

两天后波兰边防军人在海滩寻获某种生物，依稀像个人形，明显伤势严重，身穿有金属光泽的不明材料制作的“连体服”。于是被送往距离现场最近的医院。

检验人员用剪切金属的大剪刀移除“连体服”，该生物快速死亡，推测是上肢佩戴的环状物被移除的缘故。解剖发现其体内有螺旋状供血系统，内脏结构与人类迥异。尸体随后交给苏联科学家并运抵莫斯科。据称该生物仍然存放在位于莫斯科霍罗舍夫斯基大道的生物医学问题研究所。

事件并未就此告终。据说苏联解体前夕，波兰人在格丁尼亚进行潜水作业时，在一层淤泥和垃圾底部发现一大块“地外飞行器”残骸。波兰并未和苏联分享这项发现，因为社会主义已经变得不受欢迎，“老大哥”也不再是“老大哥”了。所以残骸起初在格但斯克进行研究，后来送往华沙的实验室。

哈萨克斯坦偶遇

1959年秋，苏联空军某部在阿克托别州东部例行飞行时意外发现地面有个奇怪碟状物，底部带有用途不明的锯齿状缺口。莫斯科派出研究小组赶赴现场，寻获直径6米的坠毁UFO残骸及其飞行员——体长约80厘米的生物，早已死亡。据推测这具尸体同样存放于生物医学问题研究所。

直升机把残骸吊往阿赫图宾斯克（当年叫弗拉基米洛夫卡），之后运到卡普斯京亚尔靶场，在那里切割成几块，分送新西伯利亚、基辅和列宁格勒的研究机构。不幸的是，参与切割的5名工人全部快速死亡，很可能是受某种不明辐射所致。

1960年赫鲁晓夫在莫斯科亲自视察其中一块残骸。1971年勃列日涅夫指示进行第二次检验，1984年转移到莫斯科州南部的普罗特维诺（译注：高能物理研究所所在地）储存，如今应该还在那儿。

奥涅加湖事件

这起事件发生于1961年4月28日，在“飞碟学界”相当有名，当时甚至穿过“铁幕”被西方媒体得知。其实具体地点不在奥涅加湖上空而是东边的小湖科博泽洛，岸边有类似撞击痕迹。列宁格勒闻讯派遣部队前往，随后发出几支科考队。

调查者发现一些物体降落的痕迹，包括：地面严重破坏（一大块土壤消失）、微量辐射、植物损伤等。因为没找到飞行器残骸，后来推测这起事件不是UFO坠毁，而是土壤采样。

雅库特事件

1978年冬天，雅库特日甘斯克镇民夜晚十点左右目击一个UFO降落镇外。粗略估计飞行器高约4米、直径6.2米，呈圆顶形。附近雷达站毫无察觉。半年后，人们出动搜索一架在日甘斯克和上扬斯克之间地带失踪的雅克-40民航飞机，竟意外发现坠落UFO。军方迅速将这个物体运至雅库茨克，十几天后转移到“托木斯克-7”保密行政区（译注：即谢韦尔斯克）。

再后来，UFO送往普罗特维诺进行修复工作，因为专家发现飞行器坠落后受损似乎不重。据说1988年这项工作终于结束，UFO再次起飞，但离地高度无法超过5米。它进一步的情况尚不清楚，也许仍然停在某个仓库被继续研究？

哈萨克斯坦邂逅

这次发生的地点是乌拉尔斯克郊区，时间1979年。不同目击者的描述各有差异：UFO直径从12米到22米，触地方式或曰“降落”，或曰“失控砸入土中”。防空雷达正常发挥作用，及时探测到身份不明的飞行器进入空域，最近的机场、阿拉木图司令部和莫斯科州克林市分别出动部队奔赴处置。

事件现场外围被严密封锁，但观察员距离飞行器本身仍有一段距离，因为温度极高难以靠近。虽未测得辐射，众人却都经历了严重的偏头痛、耳膜压力和听到尖锐叮当声。这些讨厌的感觉必须远离50米开外才消失。

调查一时难以进行。突然能见度急剧恶化，天气仿佛暴风雪。当一切平复如初，那个玩意儿已经不在原地了，仅剩测量分析数据和观察员绘制的草图。UFO学家猜测，飞行器驾驶员或者快速修复设备并飞走，或者联系了“救援力量”将自己撤离。这起事件的全部资料、报告据说存放于马格尼托戈尔斯克的军队实验室。

空中交战

1980年4月中旬，驻防乌拉尔的空军部队与来自外太空的“智慧生命”发生一场战斗。接近午夜时分，防空系统探测到3或4个不明物体飞越苏联领空。2架战斗机、2架直升机起飞拦截，稍后又补充2架直升机增援。

空中追逐持续45分钟，战斗机飞行员燃料耗尽返回基地。直升机滞空时间比较久，直到其中一个UFO开始危险冲撞，飞行员被迫开火，将UFO击落原始森林。

清晨一支装备反光连体衣和氧气瓶的军方搜索队赶赴坠落现场，成功找到一个高5米、直径26米的盘状物，推测失控原因是中心位置裂缝。打开驾驶舱拖出2具矮小尸体，装密封箱送往生物医学问题研究所。飞行器被运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经初步研究后移交普罗特维诺的UFO秘密专门机构。

这起事件的目击者包括军人和平民。他们对空战过程印象深刻，一些人甚至冒险写信给雅罗斯拉夫尔的“上级部门”和UFO学家反映情况。

延伸阅读：

雅库特“UFO坠落”事件的传说

苏联众多体育冠军之中，奥列格·科罗塔耶夫是少数几位坐过牢的之一，入狱原因是七十年代在餐馆跟人打架。如果寻常斗殴，考虑到他的“身份”，警察多半从轻发落，但这一次挨揍的偏偏不是“寻常人”，而是现任内务部长之子！勃列日涅夫统治末年发生在莫斯科的这起小闹剧当时知之者甚少，今天的我们正好借此一窥苏联权贵阶级习气。

话说1976年初，年仅27岁的三次苏联拳击冠军、欧洲拳击冠军、世界拳击冠军，绰号“俄国坦克”的奥列格·科罗塔耶夫尽情挥霍自己打比赛赚来的名誉和奖金。他流连于莫斯科各家餐馆、酒店，经常卷入冲突。同时代的人普遍认为他脾气火爆，一位朋友回忆道：“奥列格生性强硬，相当自负自傲，从不肯轻易对人低头。”

某一天，科罗塔耶夫到“罗斯”餐馆（或曰“童话”餐馆）消费，命运让这位拳击冠军跟另一位不好惹的人——内务部长尼古拉·晓洛科夫儿子伊戈尔相遇。伊戈尔年轻时在共青团系统干过，认识许多苏联干部子女。而位于市郊萨尔特科夫卡的“罗斯”餐馆是三教九流最爱光顾的地方，什么纨绔子弟、运动健将、演员艺人甚至强盗匪徒都混迹其中。

目前仍不知道引起冲突的具体原因，但醉汉们动手还需要理由吗？目击者描述：伊戈尔·晓洛科夫抓起装水的长颈玻璃瓶“跳到”科罗塔耶夫身上，结果以悲剧收场——用体育术语来说，内务部长儿子被“击倒”了，住院两个月。

次日，警察前往奥列格·科罗塔耶夫家中将其逮捕。值得一提的是，此君根本没料到警察会来找他，甚至没打算低调躲藏。就在被捕前几小时他刚又打完一架，在“华沙”酒店餐厅（或曰电梯间）暴揍并抢劫一名西德商人，原因是不喜欢这个老外跟他“抢”妓女。此事件成了逮捕的正式理由。

搜查过程中，警察在拳击冠军身上发现大麻制剂（尽管朋友们坚称科罗塔耶夫从不吸食麻醉品）。又在他家搜出美国警察赠送的“柯尔特”手枪子弹，定性为“弹药”，以及菲德尔·卡斯特罗亲手颁发的奖品砍刀，定性为“冷兵器”。

虽然内务部长晓洛科夫暗中施加压力，但科罗塔耶夫头顶也有“保护伞”，所以这起治安案件起初被捂了起来。岂料1976年2月苏共二十五大召开期间，一封当众宣读的匿名举报信迫使调查重启。3月份奥列格·科罗塔耶夫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最后一次登台比赛（惜败），随即被关进看守所。昔日的拳击冠军因致他人重伤、持有武器和毒品的罪名出庭受审。许多人相信这些纯属构陷、栽赃。总之，1977年法院判处科罗塔耶夫5年监禁（一说8年）。

八十年代初奥列格出狱，从此体育界再无这号人物，黑道上经常出现他的身影。1983年再次因流氓行为和致人重伤入狱，之后逐渐结识各路“老大”，黑、白生意做得风生水起，换车如同换手套。1992年去美国避风头当旅游公司副总，二婚。1994年1月12日在纽约布莱顿海滩（俄裔聚居区）头部中枪身亡，享年44岁。刺客一直没找到，传言或称“俄罗斯黑手党”所为，或称普通仇杀。棺材运回莫斯科，下葬瓦甘科沃公墓，几百人——包括运动员、犯罪头目和律贼等——专程到场送别。

至于那位打架败北的伊戈尔·晓洛科夫，在高官父亲被撤职、开除党籍并开枪自杀后变得寂寂无闻。再后来苏联解体，他又因为是另一位“丑名官二代”加琳娜·勃列日涅娃的密友重新受到媒体关注。

巧合（或讽刺）的是，前内务部长尼古拉·晓洛科夫同样葬在瓦甘科沃公墓。此二鬼若泉下有知，不知将如何“相处”？

纳粹党魁阿道夫·希特勒最显著的外表特征就是他的胡须，理发师称为“小刷子”。令人好奇的是，伟大卫国战争期间许多苏联党政军领导人也拥有他们“死敌”那样的胡须。众所周知斯大林疑心甚重，身边同志的任何一点“蛛丝马迹”都会招致不信任，为什么却对如此明显的小胡子视若无睹？

实际上，希特勒并非这种胡须款式的发明者，二十世纪初它在欧洲各地十分流行，尤其军中。很难说第一位蓄“小刷子”的人是谁，但出现在苏联的时间显然早于希特勒上台掌权。

克里缅特·叶夫列莫维奇·伏罗希洛夫是老革命，苏联首批元帅之一，做了十五年国防人民委员。根据现存照片，他从内战时期就开始留“小刷子”，可谓工农红军小胡子典范。所以毫无疑问，苏联不会有人因此联想伏罗希洛夫“暗中同情”纳粹头子，因为大家都知道：小胡子伏罗希洛夫声名鹊起之日，希特勒算哪棵葱？

或者可以这样讲：“小刷子”在苏联是伏罗希洛夫的个人记号，而希特勒则像个猥琐模仿者，他脑门上长长的右偏分才是其本来特征。

苏联其他著名将领，比如库利克、巴格拉米扬、戈沃罗夫、潘菲洛夫、普利耶夫等人也拥有同样的胡须。

格里戈里·库利克因“冬季战争”的突出表现荣获“苏联英雄”称号，1940年5月授元帅衔。伟大卫国战争初期他在白俄罗斯前线遭德军包围几乎落入敌手，因此一度被捕。获释后又因1941年底撤军弃守刻赤半岛激怒斯大林，从元帅降为少将。1947年发表政治言论再次被捕，1950年以“参与反苏阴谋集团”的罪名冤杀，1957年彻底平反。他的遭遇和下场最凄惨。

其他小胡子将领则成为后世称颂的战争英雄：列昂尼德·戈沃罗夫保卫莫斯科、列宁格勒功名赫赫，1944年荣升元帅。伊万·巴格拉米扬1943年底指挥波罗的海第1方面军，是苏联唯一的非斯拉夫族方面军司令员，1955年荣升元帅、出任国防部副部长。伊万·潘菲洛夫少将率领316师在莫斯科郊外阻击德军，鼎鼎大名人所共知，1941年11月壮烈牺牲，次年追授“苏联英雄”。奥赛梯人伊萨·普利耶夫率机械化骑兵部队转战各地，两次获得“苏联英雄”称号，战后授大将衔，历任多个军区司令员。

显然这些人脸上的“小刷子”对他们并无负面影响。只不过巴格拉季扬和普利耶夫战后的小胡子稍微宽了些，而他俩战争年代的胡子则更接近“伏罗希洛夫式”。

另一位小胡子将领尼坎德尔·奇比索夫1943年指挥38军参加下第聂伯河攻势，荣获“苏联英雄”称号，后来却被免职。小说《将军和他的军队》主角：柯布利索夫将军即以其为原型塑造。

至于其他不太闻名的苏军指挥员，留小胡子者更多，包括：马克斯·列伊捷尔、尼古拉·基留欣、伊万·扎哈尔金、阿列克谢·丹尼洛夫、斯捷潘·阿基莫夫、格里戈里·索科洛夫、费奥多尔·列梅佐夫、伊万·费久宁斯基、彼得·马雷舍夫、瓦西里·莫洛佐夫、米哈伊尔·帕尔谢戈夫等……

继续列举的话，还有三位更加鲜为人知的“小胡子将领”：彼得·普申尼科夫中将曾任第3集团军司令员，1941年12月坐汽车触雷身亡。弗拉基米尔·利沃夫中将曾任第51集团军司令员，参与解放刻赤市，1942年5月遇空袭身亡。库兹马·波德拉斯少将率军参加第二次哈尔科夫战役被围，突围失败而死。

综上所述，从内战到伟大卫国战争，“伏罗希洛夫式”小胡子在红军队伍中极为普遍，没人把它跟“恶魔元首”混为一谈。

当然，斯大林本人也蓄须，通常不干涉其他苏联高官蓄须的方式。只有一则传说提到“美髯公”谢苗·米哈伊洛维奇·布琼尼偶然烧掉一绺胡子，嫌不好看想统统剃光，斯大林闻讯劝阻：“别乱来。现在胡子不是你自己的，是人民的。”

但另一方面，斯大林又好像不喜欢身边某些人留胡子。据说他刚发现拉扎尔·卡冈诺维奇开始蓄须，就威胁要亲自动手给人家剃光，还打了个相当难听的比喻挖苦他。

苏联时代，“背叛祖国”之人落网后多数被政府枪决，其家属的命运各有不同。一些人被迫忍气吞声低调生活，因为从未料到家人会做出“这种事”，另一些人受不了压力选择自杀。

许多影视作品（尤其西方国家电影、电视剧）喜欢描写苏联变节者亲属甚至上司、同事受牵连被枪杀，这种情况不能说绝对没有，但基本只存在于斯大林/贝利亚时期。

维克多·别连科1976年驾驶米格-25P截击机叛逃日本。塔斯社消息称：日本强行扣留苏军飞行员，此人因迷航进入外国领空，非自愿降落函馆机场。
别连科的母亲和妻子柳德米拉被迫出席“新闻发布会”，哭着表示她们不相信维克多故意叛国。现场禁止记者提问。之后多家西方媒体刊登了叛逃飞行员家属抹眼泪的照片。美国评论家约翰·巴伦写过一本关于别连科的书，声称别连科长大后极少跟母亲联系，妻子曾提出离婚。柳德米拉本人在罕见地接受采访时说，丈夫逃跑后他们家没怎么被国安部门骚扰，而她始终想不通别连科为什么出逃。

1978年，前ГРУ（总参情报总局，“格鲁乌”）军官维克多·苏沃洛夫（弗拉基米尔·列尊）携妻子和两个孩子从日内瓦叛逃英国。1999年他接受乌克兰电视台采访时说，留在苏联的亲属“必须为他的罪孽负责”（具体如何没讲）。
另一方面，据说列尊在切尔卡瑟帮哥哥买了一套房子，并两次邀请父母、岳父岳母赴英国探亲。其他消息来源无法证实或否定上述说法。鉴于此人在国外成了作家，经常在军事历史著作中提出争议性观点（例如“1941年春夏之交红军正准备入侵德国”），似乎不能排除弗拉基米尔·列尊对家人也喜欢“耍手段”。

原克格勃第一总局上校奥列格·戈尔季耶夫斯基1985年被美国中央情报局招募，向英国政府提供大量情报。国外称他是潘科夫斯基之后最重要的苏联内鬼，国内缺席判处他死刑。此人后来接受BBC主持人塞瓦·诺夫戈罗兹夫采访时透露，1989年苏联政府打算没收他妻子莱拉（同样出身克格勃家庭）和两个女儿在莫斯科的全部财产，但未实施。
1991年莱拉带着女儿去伦敦投奔丈夫，二人长时间分居，之后莱拉提出离婚，带孩子返回老家。戈尔季耶夫斯基对外表示离婚是克格勃的要求，说莱拉的家人一直被国安部门监视，早年的第一任妻子也经常被传唤审讯。

前面提到的ГРУ上校奥列格·潘科夫斯基1960-1962年向美、英情报部门提供绝密信息，包括击落U-2侦查机细节、“古巴导弹危机”苏联战略计划、核试验等。根据《论据与事实》的报道，国安部门详细调查了潘科夫斯基妻子维拉和大女儿玛丽亚（小女儿年幼），确信她俩对丈夫和父亲的叛国行为一无所知，因而未加迫害。维拉和玛丽亚改姓“加波维奇”，搬家继续生活，玛丽亚后来甚至在一个克格勃分部工作。

苏联解体后大量揭秘克格勃内幕的前上校奥列格·卡卢金曾透露：“苏联最有钱间谍”阿道夫·托尔卡切夫（电子工程师，1979-1985年向CIA出卖54项绝密情报，获酬78万卢布及200万美元海外存款）的妻子娜塔莉亚曾和他（卡卢金）在克格勃共事，丈夫被抓后她也被判叛国罪。1986年托尔卡切夫执行死刑，1990年代娜塔莉亚出狱。至于那笔海外存款的下落，各种传言满天飞，CIA发言人拒绝证实是否已给付托尔卡切夫遗孀。

文章最后介绍一下阿尔卡季·舍甫琴科，1973-1978年任联合国副秘书长，是冷战时期苏联最高级别的叛逃外交官，全家跟苏联外交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关系密切。1978年4月舍甫琴科滞留美国拒绝返苏，一个月后其妻列昂金娜自缢身亡。儿子根纳季后来回忆：母亲连日音讯全无，他去寻找，不料在衣柜发现尸体。
再后来他家莫斯科寓所内全部财产被没收。1979年根纳季被迫从外交部辞职，改名换姓一直到90年代。葛罗米柯为了避嫌只能保持距离，但仍然尽可能施以援手，包括安排列昂金娜下葬昆采沃公墓。

瓦莲京娜·列昂季耶娃是苏联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主持过《晚安，孩子们！》、《蓝灯》、《闹钟》等儿童节目，被人们亲切称作“瓦利娅姨妈”。然而1980年代后期，社会上传说她为英美情报机构服务。

瓦莲京娜·列昂季耶娃1923年生于彼得格勒，母亲是当地人，父亲瑞典裔。1954年她竞聘到电视台工作，逐渐当上播音员。1989年出版自传《爱的表白：中央电视台播音员札记》，首次披露在某个外地城市录节目期间，突然接到市委电话，要求她澄清自己是不是“英国女谍”。

从此之后列昂季耶娃就被这种怀疑持续纠缠，以至不敢亲自接打电话，因为谈到最后必定以“关于CIA”的问题收尾。这让她从事电视主持工作变得异常艰难，每次在镜头前亮相都要费尽周折。

好事的观众甚至致信《劳动报》、《文艺报》、《苏联文化报》等报刊编辑部，希望“落实”传言准确性。随着添油加醋愈发严重，出现了列昂季耶娃被捕的版本：

“这种可怕谰言像球状闪电般传遍全国，其中不乏骇人听闻的细节……有的说：我被捕时跳9楼身亡（我住4楼）；还有的说：我被‘抓’时开枪自杀……”

据说列昂季耶娃的主持生涯因此中断几个月，期间仍要面对观众们发现她“没死”、“没进去”的夸张表现。其他同事开始接到莫名其妙的热线电话，只能对列昂季耶娃的事情保持沉默。直到她再次现身荧幕，奇谈怪论才渐渐消失。

多年后列昂季耶娃透露了这场风波的缘由：原来她第二任丈夫尤里·维诺格拉多夫是苏联驻纽约外交人员，1960年代列昂季耶娃曾带着儿子去美国短暂居住，之后返回莫斯科继续工作。即使七十年代两人离婚，仍出国跟前夫见面。这次旅行登上报纸，记者话里话外暗示列昂季耶娃可能被外国情报机关“招募”，部分读者遂信以为真。

列昂季耶娃死前四年接受《论据与事实》记者采访表示：“我又放假了，所以决定去探望当时在美国工作的丈夫。那时候《全心全意》这个节目刚刚被取消，因为一位领导认为此节目没必要继续办。想来，外头的人不知内情，就臆造出《全心全意》取消的原因是我跟美国情报局有联系。”

顺便介绍一下，《全心全意》旨在记录普通人与失散亲属、久违好友重逢时刻的本能反应，非常受欢迎，1972-1987年播出（共制作52期）。尽管广大观众要求复播的呼声强烈，却始终未能回归电视。

总之，关于“瓦莲京娜·列昂季耶娃是中情局间谍”的传言，可以说是苏联时代都市传说的典型代表：简短且信誓旦旦，部分基于真实情节、部分编造。它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众对国安部门的恐惧，后者触角遍布全国每个角落，借助其代理人监控苏联全社会。我们不确定当局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故意给这种情绪加温，但列昂季耶娃的故事表明，他们可能会利用这种情绪维持“敌特环伺”的紧张气氛。另一方面，列昂季耶娃的某些同事认为最早散布这些传言者就是她自己，目的是维持她当时持续下降的人气。

瓦莲京娜·列昂季耶娃晚年摔倒骨折，从此无力外出。2005年视力开始丧失。2007年健康恶化卧床不起，5月20日因肺炎逝世，享年84岁。

众所周知，俄罗斯末代皇帝尼古拉二世全家1918年在叶卡捷琳堡一间地下室被杀害。关于皇帝、皇后夫妇及其子女有无机会避免可怕命运，各界至今仍存争议。但一些历史研究者尤其关注皇长女，因为她已到适婚年龄，如果出嫁能否躲过一劫？以及，为什么四位女大公都没结婚？

奥莉嘉(Ольга)

皇长女奥莉嘉遇难时22岁。尽管生命如此短暂，也曾不止一次坠入爱河。今天的我们诚然无法知晓她每一位爱人的身份，但1912年女大公差点儿嫁给尼古拉二世堂弟：德米特里·巴甫洛维奇大公却是不争的事实。俩人婚期已经定好，但皇后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芙娜断然反对这门亲，原因是德米特里·巴甫洛维奇大公对格里戈里·拉斯普京的公开仇视。后来（1916）大公直接参与刺杀拉斯普京。

四年后，也就是1916年，奥莉嘉二度面临婚姻。这次的追求者是另一位大公鲍里斯·弗拉基米罗维奇，而且迎娶女大公也是他母亲的心愿。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芙娜皇后又表示否决，因为在她看来鲍里斯配不上奥莉嘉——此人素以情场风流闻名，并且她坚信自己女儿不会真的把终身托付给这种男人。

塔季扬娜(Татьяна)

皇次女塔季扬娜遇难时21岁。起初她被许配给塞尔维亚国王亚历山大·奥布雷诺维奇之子，两家人还见了面，但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婚事推迟了。塔季扬娜跟随母亲和姐姐到医院护理伤兵，似乎这个女孩对谈恋爱兴趣不大。

然而有说法称，女大公在医院期间结识一位名叫德米特里·马拉玛的骑兵少尉。塔季扬娜被他深深吸引，以至于旁人都看出来了。马拉玛同样钟情女大公，特别是当他得知塔季扬娜喜欢动物，立即送她一条法国斗牛犬。值得一提的是，皇后对马拉玛也有好感，但地位的悬殊注定了这段关系不会有好结果。

玛丽亚(Мария)

皇三女玛丽亚遇难时19岁。她渴望爱情，盼着嫁人生子。未来的罗马尼亚国王卡罗尔二世当初很想迎娶女大公，但尼古拉二世皇帝认为玛丽亚年纪尚幼，不适合结婚。

所以通常认为，玛丽亚始终被大家视为孩子。就连她跟皇室卫队的军官尼古拉·杰缅科夫短暂交往后，姐姐妹妹还拿这事嘲笑她，说杰缅科夫是个“胖汉”。玛丽亚与情人书信往来，经常电话交谈，甚至亲手给杰缅科夫缝制衬衫一件，但终究不了了之。

阿纳斯塔西娅(Анастасия)

皇四女阿纳斯塔西娅遇难时年仅17岁。虽然不再是个小姑娘，但身边人对她的印象却相反。阿纳斯塔西娅害羞自己略显富态的体型，姐妹们也送她外号叫“坛子”。尽管如此，她依然孩子气般活泼开朗，成天蹦蹦跳跳逗人发笑。

阿纳斯塔西娅跟拉斯普京关系不错。据未证实的说法：四位女大公的家庭教师索菲娅·秋切娃对于拉斯普京“随意出入玛丽亚和阿纳斯塔西娅卧室”深感震惊，向尼古拉二世报告。皇帝本人赞同女老师的主张，但皇后和两位女大公则替拉斯普京辩护。秋切娃被解雇，宫廷秘事在圣彼得堡不胫而走，社会上充满拉斯普京与皇后、女大公及女官安娜·维鲁博娃之间“关系”的各种流言蜚语和低俗漫画，皇亲国戚们十分恼火。尼古拉二世被迫让拉斯普京暂时离开首都去“朝圣”以平息丑闻。

1918年7月17日深夜，阿纳斯塔西娅、奥莉嘉、塔季扬娜、玛丽亚、皇太子阿列克谢和他们的父母同时被杀。

斯维亚托戈尔斯基修道院位于普斯科夫州普什基诺戈尔村，诗人亚历山大·普希金在此长眠。1941年7月12日纳粹德军占领这里，三年后他们被迫撤离时，在许多地方埋设地雷，甚至包括普希金坟墓。

伟大卫国战争爆发之际，斯维亚托戈尔斯基修道院及普希金坟墓属于“米哈伊洛夫斯科耶”文物保护区范围内，德军占领后陈列馆继续开放。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文化程度最低的纳粹士兵也知晓普希金作品，因为他们都看过1940年第三帝国根据普希金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驿站长》。

但随着时间推移，人们逐渐发现德国人保留陈列馆并非出于热爱俄罗斯文化，而是打算抢劫珍宝。1942年担任馆长的林学家、作家库兹马·阿法纳西耶夫无力阻止国防军上士从普希金庄园拿走他喜欢的古董、油画和旧书。1943年秋天，普希金卫戍司令部派来10辆卡车运走了剩余文物。之后占领者把“米哈伊洛夫斯科耶”变成战区，挖掘掩体、壕沟，大量埋设地雷，甚至普希金保姆阿琳娜·罗季昂诺夫娜的小木屋也不放过。

得知红军步步逼近，德国人一把火烧掉旧庄园和斯维亚托戈尔斯基修道院，故居陈列馆及两座教堂也被毁。整个地区爆炸物密布，最过分的是他们挖了一条20米长隐蔽隧道直通普希金墓，在其中堆放反坦克地雷和10枚120千克航弹。墓碑附近同样埋有地雷，上面盖着木板伪装。法西斯分子明白这里对俄罗斯人的重要意义，相信红军工兵必然首先来此排雷并蒙受损失——结果表明他们奸计得逞。

1944年7月12日，红军解放了被占整整三年的“米哈伊洛夫斯科耶”文物保护区。排雷工作随即展开，修院墓地入口外放置一块警示牌，上写：“А.С.普希金墓已布雷，不准进入——斯塔尔切乌斯上尉”。苏联工兵发现法西斯分子使用了此前没见过的一种地雷：80厘米长金属棒，每个内藏5千克TNT，伸出5根引信，而且部分引信的位置使其几乎无法安全拆除。尽管危险重重，工农红军第12工兵旅战士最终成功清理了“死亡隧道”。一些资料称普希金墓排雷任务系工兵阿纳托利·胡迪舍夫与助手共同完成（但他们的功勋未见官方记录）。

当年参与任务的连长卡扎科夫回忆：“普希金墓发现的反坦克地雷‘暗藏乾坤’：上层地雷有化学引信，一段时间后自行起爆，下层第二枚地雷则装了拉力引信。”

由于此类诡雷的迷惑性，7月13日清理普希金墓周边时发生爆炸，上尉弗拉基米尔·科诺诺夫、排长谢尔盖·波基多夫和另外七名工兵不幸牺牲。整个修院及附近区域共计约3000枚地雷，此后几天不断有苏联公民误踏身亡。纽伦堡大审判期间，对希特勒同伙宣读的起诉书中直接提到了上述罪行。

1929年，苏联推进工业化急需进口大量机械设备。为获取资金，政府开始集中抛售古董珍玩——包括国立埃尔米塔日博物馆藏画作。

俄罗斯历代皇帝在冬宫收藏的各国名画可谓琳琅满目，对这些珍品的集中抛售后来被称作“埃尔米塔日灾难”，持续三载之久直到1932年。研究者指出，早在1928年2月，埃尔米塔日博物馆和国立俄罗斯博物馆就被要求编制提交一份总价值200万卢布的绘画出口名单。博物馆工作人员曾试图阻止但失败，几乎每幅名画都被定价待沽。当时的教育人民委员部发放出口许可证，“古董办公室”负责销售，布尔什维克画家埃内斯特·齐瓦尔特领导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初步估价，最后送往伦敦和柏林的拍卖行面向各国买主。

据统计，三年间总共从冬宫展厅和仓库挑选了2880件画作拍卖，其中350件具有重要艺术价值，59件被公认为世界名画，包括委拉斯开兹、鲁本斯、提香、拉斐尔等古代巨匠作品。

今天看来，这些名画的成交价格十分低廉，博物馆方面估计至少低于市场价2倍。部分原因在于大萧条时期极少有买家愿意掏几百万买一副画。

即便如此，曾任美国财政部长的银行家、收藏家安德鲁·梅隆还是成了最大买主。他先后豪掷6654000美元购得21件名画，其中包括：拉斐尔的《圣乔治与龙》（745000美元）、《阿尔巴圣母》（1166400美元）、提香的《镜前维纳斯》、扬·范艾克的《天使报喜》、《伊莎贝拉·勃兰特肖像》、波提切利的《三博士来朝》等。梅隆死后，这些巨作全部捐赠给华盛顿国家美术馆。

加卢斯特·古尔本基扬号称“亚美尼亚第一位亿万富翁”，在中东大发石油财。鲁本斯的《海伦娜·福门特肖像》、伦勃朗的《帕拉斯·雅典娜》、《老人肖像》、伦勃朗的《提图斯肖像》等被他收入囊中。这些巨作目前分散在多个博物馆。

参观冬宫的普通访客注意到展品消失，往往将此归咎于博物馆工作人员，甚至给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写举报信。解说员亦被告知不得当众谈论这个问题。

所幸在大家共同努力下，1931年4月25日政治局通过一项决议，规定了不得外销的画作名单。1932年斯大林复信后来升任埃尔米塔日博物馆馆长的约瑟夫·奥尔别利，称“已禁止对外贸易人民委员接触博物馆东方部藏品”。工作人员拿到这封信如获至宝，宣布凡是涉及东方元素的西方艺术作品统统不准卖（比如描绘了东方物品），成功索回11件名画。然而遗憾的是，政治局做出决议之后仍有至少8件作品被售出。

除绘画外，当年苏联政府还出口了一批古代手稿、珠宝、钱币、家具、金银器等珍贵物品。据历史学家估算，“古董办公室”所获资金仅占国家总收入的1%，对工业化进程并无突出贡献，却严重损害了全民文化遗产和苏联的国际声誉。1933年1月中央宣布提前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卖艺术品换钱变得不再急迫。纳粹党在德国崛起，“古董办公室”随之失去了重要的销售渠道。1933年斯大林指示主管文化和宣传工作的阿列克谢·斯捷茨基了解情况，后者促使政治局最终于1933年11月15日通过决议，明令停止从埃尔米塔日或其他博物馆出口画作。

伟大卫国战争结束后，斯大林命令提高酒类产量、增加饮酒场所数量。1950年代初苏联侦查机关发现，古比雪夫私酒贩子田吉兹·阿拉比泽利用管理当地酒厂之便，靠制造私酒赚取数十万卢布。他将利润的很大一部分输送给远在莫斯科的“保护伞”——葡萄酒酿造业总局副局长尼古拉·米尔卓扬茨。

当时参与调查这起大案的是莫斯科刑事侦查局官员费奥多尔·涅夫佐罗夫和打击盗窃社会主义财产和投机倒把局(ОБХСС)的同事，他们讲述了国家干部尼古拉·米尔卓扬茨怎样把巨大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由于他可以任命苏联任何一家葡萄酒厂的负责人，所以获得这桩美差者自然要好好孝敬米尔卓扬茨。

通常而言，从格鲁吉亚出来的人都挺有钱。国安部门老同志主办的《克格勃信息》杂志曾报道说，米尔卓扬茨手下最大的“孝子贤孙”叫田吉兹·阿拉比泽，以前当过第比利斯浴池-洗衣店联合企业的领导，在某个公共浴室秘密开设妓院，获利20万卢布，对于交“保护费”一类规矩并不陌生。他为了当上新成立的古比雪夫葡萄酒厂经理，向米尔卓扬茨行贿17万卢布。

阿拉比泽和喽啰们的赚钱计划其实不复杂：从格鲁吉亚采购桶装酿酒原料，其浓缩物所含糖分和酒精高出国家规定值，所以稀释装瓶量也就比计划多1.5倍。由于玻璃瓶不够用，他们在酒厂附近开设空瓶回收点，每个5戈比，吸引了整个古比雪夫的市民来排长队卖瓶子。

而且阿拉比泽销售私酒的路子也很宽：无论单位食堂、餐厅或商店，凡卖酒的地方，打点打点就能谈成。ОБХСС侦查发现，阿拉比泽的酒厂一年灌装了3.5万瓶（约25吨）计划外私酒，还都是缺斤少两、兑水、兑劣质酒精的。瓶身标签用一台偷来的印刷机印制。每个月犯罪收入几万卢布。

那么，这帮家伙究竟是如何露馅的呢？原来，1950年初费奥多尔·涅夫佐罗夫受上级指派，调查几名从苏联各地来莫斯科活动的旅客。他们行为举止十分可疑，长期住宾馆不说，还经常进出高级餐厅大吃大喝。ОБХСС的线人反映，这些外地客涉及葡萄酒生意。他们某次醉酒后因琐事与人吵闹斗殴，最终招致警察干预。

涅夫佐罗夫经过一番工作，认为事情并不简单。他察觉这几位阔绰生意人跟米尔卓扬茨有联系，从而逐渐揭开了葡萄酒企业阴谋集团的秘密。此阴谋集团不光在古比雪夫，还在格鲁吉亚、摩尔达维亚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地有同伙，因为上述地方都有葡萄酒或其他酒类的原料厂。莫斯科刑事侦查局派员到古比雪夫秘密调查，酒厂工人透露：格鲁吉亚来的原料居然一点就着（曾不慎把燃烧的火柴棒掉进酒杯）——“我干这行好多年了，从没见过这种事，跟纯酒精似的！”——于是打开容量为500升的木桶取样化验，糖和酒精浓度果然是规定值的两倍。

田吉兹·阿拉比泽犯罪集团共16人被迅速逮捕。他在格鲁吉亚的供应商先于涅夫佐罗夫抵达国营农场之前携款潜逃，对该国营农场进行盘点，发现库存浓缩原料大量亏空。

田吉兹·阿拉比泽团伙后来的命运我们目前知之甚少，就连他们的刑期也不清楚。至于保护伞尼古拉·米尔卓扬茨，侦查机关在其寓所（一说在情妇寓所）搜出一百万卢布现金，1952年判处10年监禁。

此案告破并未能终结苏联境内的私酒、假酒制造，勃列日涅夫时代及苏联晚期这种事情又多次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