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党魁阿道夫·希特勒最显著的外表特征就是他的胡须，理发师称为“小刷子”。令人好奇的是，伟大卫国战争期间许多苏联党政军领导人也拥有他们“死敌”那样的胡须。众所周知斯大林疑心甚重，身边同志的任何一点“蛛丝马迹”都会招致不信任，为什么却对如此明显的小胡子视若无睹？

实际上，希特勒并非这种胡须款式的发明者，二十世纪初它在欧洲各地十分流行，尤其军中。很难说第一位蓄“小刷子”的人是谁，但出现在苏联的时间显然早于希特勒上台掌权。

克里缅特·叶夫列莫维奇·伏罗希洛夫是老革命，苏联首批元帅之一，做了十五年国防人民委员。根据现存照片，他从内战时期就开始留“小刷子”，可谓工农红军小胡子典范。所以毫无疑问，苏联不会有人因此联想伏罗希洛夫“暗中同情”纳粹头子，因为大家都知道：小胡子伏罗希洛夫声名鹊起之日，希特勒算哪棵葱？

或者可以这样讲：“小刷子”在苏联是伏罗希洛夫的个人记号，而希特勒则像个猥琐模仿者，他脑门上长长的右偏分才是其本来特征。

苏联其他著名将领，比如库利克、巴格拉米扬、戈沃罗夫、潘菲洛夫、普利耶夫等人也拥有同样的胡须。

格里戈里·库利克因“冬季战争”的突出表现荣获“苏联英雄”称号，1940年5月授元帅衔。伟大卫国战争初期他在白俄罗斯前线遭德军包围几乎落入敌手，因此一度被捕。获释后又因1941年底撤军弃守刻赤半岛激怒斯大林，从元帅降为少将。1947年发表政治言论再次被捕，1950年以“参与反苏阴谋集团”的罪名冤杀，1957年彻底平反。他的遭遇和下场最凄惨。

其他小胡子将领则成为后世称颂的战争英雄：列昂尼德·戈沃罗夫保卫莫斯科、列宁格勒功名赫赫，1944年荣升元帅。伊万·巴格拉米扬1943年底指挥波罗的海第1方面军，是苏联唯一的非斯拉夫族方面军司令员，1955年荣升元帅、出任国防部副部长。伊万·潘菲洛夫少将率领316师在莫斯科郊外阻击德军，鼎鼎大名人所共知，1941年11月壮烈牺牲，次年追授“苏联英雄”。奥赛梯人伊萨·普利耶夫率机械化骑兵部队转战各地，两次获得“苏联英雄”称号，战后授大将衔，历任多个军区司令员。

显然这些人脸上的“小刷子”对他们并无负面影响。只不过巴格拉季扬和普利耶夫战后的小胡子稍微宽了些，而他俩战争年代的胡子则更接近“伏罗希洛夫式”。

另一位小胡子将领尼坎德尔·奇比索夫1943年指挥38军参加下第聂伯河攻势，荣获“苏联英雄”称号，后来却被免职。小说《将军和他的军队》主角：柯布利索夫将军即以其为原型塑造。

至于其他不太闻名的苏军指挥员，留小胡子者更多，包括：马克斯·列伊捷尔、尼古拉·基留欣、伊万·扎哈尔金、阿列克谢·丹尼洛夫、斯捷潘·阿基莫夫、格里戈里·索科洛夫、费奥多尔·列梅佐夫、伊万·费久宁斯基、彼得·马雷舍夫、瓦西里·莫洛佐夫、米哈伊尔·帕尔谢戈夫等……

继续列举的话，还有三位更加鲜为人知的“小胡子将领”：彼得·普申尼科夫中将曾任第3集团军司令员，1941年12月坐汽车触雷身亡。弗拉基米尔·利沃夫中将曾任第51集团军司令员，参与解放刻赤市，1942年5月遇空袭身亡。库兹马·波德拉斯少将率军参加第二次哈尔科夫战役被围，突围失败而死。

综上所述，从内战到伟大卫国战争，“伏罗希洛夫式”小胡子在红军队伍中极为普遍，没人把它跟“恶魔元首”混为一谈。

当然，斯大林本人也蓄须，通常不干涉其他苏联高官蓄须的方式。只有一则传说提到“美髯公”谢苗·米哈伊洛维奇·布琼尼偶然烧掉一绺胡子，嫌不好看想统统剃光，斯大林闻讯劝阻：“别乱来。现在胡子不是你自己的，是人民的。”

但另一方面，斯大林又好像不喜欢身边某些人留胡子。据说他刚发现拉扎尔·卡冈诺维奇开始蓄须，就威胁要亲自动手给人家剃光，还打了个相当难听的比喻挖苦他。

苏联时代，“背叛祖国”之人落网后多数被政府枪决，其家属的命运各有不同。一些人被迫忍气吞声低调生活，因为从未料到家人会做出“这种事”，另一些人受不了压力选择自杀。

许多影视作品（尤其西方国家电影、电视剧）喜欢描写苏联变节者亲属甚至上司、同事受牵连被枪杀，这种情况不能说绝对没有，但基本只存在于斯大林/贝利亚时期。

维克多·别连科1976年驾驶米格-25P截击机叛逃日本。塔斯社消息称：日本强行扣留苏军飞行员，此人因迷航进入外国领空，非自愿降落函馆机场。
别连科的母亲和妻子柳德米拉被迫出席“新闻发布会”，哭着表示她们不相信维克多故意叛国。现场禁止记者提问。之后多家西方媒体刊登了叛逃飞行员家属抹眼泪的照片。美国评论家约翰·巴伦写过一本关于别连科的书，声称别连科长大后极少跟母亲联系，妻子曾提出离婚。柳德米拉本人在罕见地接受采访时说，丈夫逃跑后他们家没怎么被国安部门骚扰，而她始终想不通别连科为什么出逃。

1978年，前ГРУ（总参情报总局，“格鲁乌”）军官维克多·苏沃洛夫（弗拉基米尔·列尊）携妻子和两个孩子从日内瓦叛逃英国。1999年他接受乌克兰电视台采访时说，留在苏联的亲属“必须为他的罪孽负责”（具体如何没讲）。
另一方面，据说列尊在切尔卡瑟帮哥哥买了一套房子，并两次邀请父母、岳父岳母赴英国探亲。其他消息来源无法证实或否定上述说法。鉴于此人在国外成了作家，经常在军事历史著作中提出争议性观点（例如“1941年春夏之交红军正准备入侵德国”），似乎不能排除弗拉基米尔·列尊对家人也喜欢“耍手段”。

原克格勃第一总局上校奥列格·戈尔季耶夫斯基1985年被美国中央情报局招募，向英国政府提供大量情报。国外称他是潘科夫斯基之后最重要的苏联内鬼，国内缺席判处他死刑。此人后来接受BBC主持人塞瓦·诺夫戈罗兹夫采访时透露，1989年苏联政府打算没收他妻子莱拉（同样出身克格勃家庭）和两个女儿在莫斯科的全部财产，但未实施。
1991年莱拉带着女儿去伦敦投奔丈夫，二人长时间分居，之后莱拉提出离婚，带孩子返回老家。戈尔季耶夫斯基对外表示离婚是克格勃的要求，说莱拉的家人一直被国安部门监视，早年的第一任妻子也经常被传唤审讯。

前面提到的ГРУ上校奥列格·潘科夫斯基1960-1962年向美、英情报部门提供绝密信息，包括击落U-2侦查机细节、“古巴导弹危机”苏联战略计划、核试验等。根据《论据与事实》的报道，国安部门详细调查了潘科夫斯基妻子维拉和大女儿玛丽亚（小女儿年幼），确信她俩对丈夫和父亲的叛国行为一无所知，因而未加迫害。维拉和玛丽亚改姓“加波维奇”，搬家继续生活，玛丽亚后来甚至在一个克格勃分部工作。

苏联解体后大量揭秘克格勃内幕的前上校奥列格·卡卢金曾透露：“苏联最有钱间谍”阿道夫·托尔卡切夫（电子工程师，1979-1985年向CIA出卖54项绝密情报，获酬78万卢布及200万美元海外存款）的妻子娜塔莉亚曾和他（卡卢金）在克格勃共事，丈夫被抓后她也被判叛国罪。1986年托尔卡切夫执行死刑，1990年代娜塔莉亚出狱。至于那笔海外存款的下落，各种传言满天飞，CIA发言人拒绝证实是否已给付托尔卡切夫遗孀。

文章最后介绍一下阿尔卡季·舍甫琴科，1973-1978年任联合国副秘书长，是冷战时期苏联最高级别的叛逃外交官，全家跟苏联外交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关系密切。1978年4月舍甫琴科滞留美国拒绝返苏，一个月后其妻列昂金娜自缢身亡。儿子根纳季后来回忆：母亲连日音讯全无，他去寻找，不料在衣柜发现尸体。
再后来他家莫斯科寓所内全部财产被没收。1979年根纳季被迫从外交部辞职，改名换姓一直到90年代。葛罗米柯为了避嫌只能保持距离，但仍然尽可能施以援手，包括安排列昂金娜下葬昆采沃公墓。

瓦莲京娜·列昂季耶娃是苏联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主持过《晚安，孩子们！》、《蓝灯》、《闹钟》等儿童节目，被人们亲切称作“瓦利娅姨妈”。然而1980年代后期，社会上传说她为英美情报机构服务。

瓦莲京娜·列昂季耶娃1923年生于彼得格勒，母亲是当地人，父亲瑞典裔。1954年她竞聘到电视台工作，逐渐当上播音员。1989年出版自传《爱的表白：中央电视台播音员札记》，首次披露在某个外地城市录节目期间，突然接到市委电话，要求她澄清自己是不是“英国女谍”。

从此之后列昂季耶娃就被这种怀疑持续纠缠，以至不敢亲自接打电话，因为谈到最后必定以“关于CIA”的问题收尾。这让她从事电视主持工作变得异常艰难，每次在镜头前亮相都要费尽周折。

好事的观众甚至致信《劳动报》、《文艺报》、《苏联文化报》等报刊编辑部，希望“落实”传言准确性。随着添油加醋愈发严重，出现了列昂季耶娃被捕的版本：

“这种可怕谰言像球状闪电般传遍全国，其中不乏骇人听闻的细节……有的说：我被捕时跳9楼身亡（我住4楼）；还有的说：我被‘抓’时开枪自杀……”

据说列昂季耶娃的主持生涯因此中断几个月，期间仍要面对观众们发现她“没死”、“没进去”的夸张表现。其他同事开始接到莫名其妙的热线电话，只能对列昂季耶娃的事情保持沉默。直到她再次现身荧幕，奇谈怪论才渐渐消失。

多年后列昂季耶娃透露了这场风波的缘由：原来她第二任丈夫尤里·维诺格拉多夫是苏联驻纽约外交人员，1960年代列昂季耶娃曾带着儿子去美国短暂居住，之后返回莫斯科继续工作。即使七十年代两人离婚，仍出国跟前夫见面。这次旅行登上报纸，记者话里话外暗示列昂季耶娃可能被外国情报机关“招募”，部分读者遂信以为真。

列昂季耶娃死前四年接受《论据与事实》记者采访表示：“我又放假了，所以决定去探望当时在美国工作的丈夫。那时候《全心全意》这个节目刚刚被取消，因为一位领导认为此节目没必要继续办。想来，外头的人不知内情，就臆造出《全心全意》取消的原因是我跟美国情报局有联系。”

顺便介绍一下，《全心全意》旨在记录普通人与失散亲属、久违好友重逢时刻的本能反应，非常受欢迎，1972-1987年播出（共制作52期）。尽管广大观众要求复播的呼声强烈，却始终未能回归电视。

总之，关于“瓦莲京娜·列昂季耶娃是中情局间谍”的传言，可以说是苏联时代都市传说的典型代表：简短且信誓旦旦，部分基于真实情节、部分编造。它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众对国安部门的恐惧，后者触角遍布全国每个角落，借助其代理人监控苏联全社会。我们不确定当局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故意给这种情绪加温，但列昂季耶娃的故事表明，他们可能会利用这种情绪维持“敌特环伺”的紧张气氛。另一方面，列昂季耶娃的某些同事认为最早散布这些传言者就是她自己，目的是维持她当时持续下降的人气。

瓦莲京娜·列昂季耶娃晚年摔倒骨折，从此无力外出。2005年视力开始丧失。2007年健康恶化卧床不起，5月20日因肺炎逝世，享年84岁。

众所周知，俄罗斯末代皇帝尼古拉二世全家1918年在叶卡捷琳堡一间地下室被杀害。关于皇帝、皇后夫妇及其子女有无机会避免可怕命运，各界至今仍存争议。但一些历史研究者尤其关注皇长女，因为她已到适婚年龄，如果出嫁能否躲过一劫？以及，为什么四位女大公都没结婚？

奥莉嘉(Ольга)

皇长女奥莉嘉遇难时22岁。尽管生命如此短暂，也曾不止一次坠入爱河。今天的我们诚然无法知晓她每一位爱人的身份，但1912年女大公差点儿嫁给尼古拉二世堂弟：德米特里·巴甫洛维奇大公却是不争的事实。俩人婚期已经定好，但皇后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芙娜断然反对这门亲，原因是德米特里·巴甫洛维奇大公对格里戈里·拉斯普京的公开仇视。后来（1916）大公直接参与刺杀拉斯普京。

四年后，也就是1916年，奥莉嘉二度面临婚姻。这次的追求者是另一位大公鲍里斯·弗拉基米罗维奇，而且迎娶女大公也是他母亲的心愿。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芙娜皇后又表示否决，因为在她看来鲍里斯配不上奥莉嘉——此人素以情场风流闻名，并且她坚信自己女儿不会真的把终身托付给这种男人。

塔季扬娜(Татьяна)

皇次女塔季扬娜遇难时21岁。起初她被许配给塞尔维亚国王亚历山大·奥布雷诺维奇之子，两家人还见了面，但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婚事推迟了。塔季扬娜跟随母亲和姐姐到医院护理伤兵，似乎这个女孩对谈恋爱兴趣不大。

然而有说法称，女大公在医院期间结识一位名叫德米特里·马拉玛的骑兵少尉。塔季扬娜被他深深吸引，以至于旁人都看出来了。马拉玛同样钟情女大公，特别是当他得知塔季扬娜喜欢动物，立即送她一条法国斗牛犬。值得一提的是，皇后对马拉玛也有好感，但地位的悬殊注定了这段关系不会有好结果。

玛丽亚(Мария)

皇三女玛丽亚遇难时19岁。她渴望爱情，盼着嫁人生子。未来的罗马尼亚国王卡罗尔二世当初很想迎娶女大公，但尼古拉二世皇帝认为玛丽亚年纪尚幼，不适合结婚。

所以通常认为，玛丽亚始终被大家视为孩子。就连她跟皇室卫队的军官尼古拉·杰缅科夫短暂交往后，姐姐妹妹还拿这事嘲笑她，说杰缅科夫是个“胖汉”。玛丽亚与情人书信往来，经常电话交谈，甚至亲手给杰缅科夫缝制衬衫一件，但终究不了了之。

阿纳斯塔西娅(Анастасия)

皇四女阿纳斯塔西娅遇难时年仅17岁。虽然不再是个小姑娘，但身边人对她的印象却相反。阿纳斯塔西娅害羞自己略显富态的体型，姐妹们也送她外号叫“坛子”。尽管如此，她依然孩子气般活泼开朗，成天蹦蹦跳跳逗人发笑。

阿纳斯塔西娅跟拉斯普京关系不错。据未证实的说法：四位女大公的家庭教师索菲娅·秋切娃对于拉斯普京“随意出入玛丽亚和阿纳斯塔西娅卧室”深感震惊，向尼古拉二世报告。皇帝本人赞同女老师的主张，但皇后和两位女大公则替拉斯普京辩护。秋切娃被解雇，宫廷秘事在圣彼得堡不胫而走，社会上充满拉斯普京与皇后、女大公及女官安娜·维鲁博娃之间“关系”的各种流言蜚语和低俗漫画，皇亲国戚们十分恼火。尼古拉二世被迫让拉斯普京暂时离开首都去“朝圣”以平息丑闻。

1918年7月17日深夜，阿纳斯塔西娅、奥莉嘉、塔季扬娜、玛丽亚、皇太子阿列克谢和他们的父母同时被杀。

斯维亚托戈尔斯基修道院位于普斯科夫州普什基诺戈尔村，诗人亚历山大·普希金在此长眠。1941年7月12日纳粹德军占领这里，三年后他们被迫撤离时，在许多地方埋设地雷，甚至包括普希金坟墓。

伟大卫国战争爆发之际，斯维亚托戈尔斯基修道院及普希金坟墓属于“米哈伊洛夫斯科耶”文物保护区范围内，德军占领后陈列馆继续开放。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文化程度最低的纳粹士兵也知晓普希金作品，因为他们都看过1940年第三帝国根据普希金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驿站长》。

但随着时间推移，人们逐渐发现德国人保留陈列馆并非出于热爱俄罗斯文化，而是打算抢劫珍宝。1942年担任馆长的林学家、作家库兹马·阿法纳西耶夫无力阻止国防军上士从普希金庄园拿走他喜欢的古董、油画和旧书。1943年秋天，普希金卫戍司令部派来10辆卡车运走了剩余文物。之后占领者把“米哈伊洛夫斯科耶”变成战区，挖掘掩体、壕沟，大量埋设地雷，甚至普希金保姆阿琳娜·罗季昂诺夫娜的小木屋也不放过。

得知红军步步逼近，德国人一把火烧掉旧庄园和斯维亚托戈尔斯基修道院，故居陈列馆及两座教堂也被毁。整个地区爆炸物密布，最过分的是他们挖了一条20米长隐蔽隧道直通普希金墓，在其中堆放反坦克地雷和10枚120千克航弹。墓碑附近同样埋有地雷，上面盖着木板伪装。法西斯分子明白这里对俄罗斯人的重要意义，相信红军工兵必然首先来此排雷并蒙受损失——结果表明他们奸计得逞。

1944年7月12日，红军解放了被占整整三年的“米哈伊洛夫斯科耶”文物保护区。排雷工作随即展开，修院墓地入口外放置一块警示牌，上写：“А.С.普希金墓已布雷，不准进入——斯塔尔切乌斯上尉”。苏联工兵发现法西斯分子使用了此前没见过的一种地雷：80厘米长金属棒，每个内藏5千克TNT，伸出5根引信，而且部分引信的位置使其几乎无法安全拆除。尽管危险重重，工农红军第12工兵旅战士最终成功清理了“死亡隧道”。一些资料称普希金墓排雷任务系工兵阿纳托利·胡迪舍夫与助手共同完成（但他们的功勋未见官方记录）。

当年参与任务的连长卡扎科夫回忆：“普希金墓发现的反坦克地雷‘暗藏乾坤’：上层地雷有化学引信，一段时间后自行起爆，下层第二枚地雷则装了拉力引信。”

由于此类诡雷的迷惑性，7月13日清理普希金墓周边时发生爆炸，上尉弗拉基米尔·科诺诺夫、排长谢尔盖·波基多夫和另外七名工兵不幸牺牲。整个修院及附近区域共计约3000枚地雷，此后几天不断有苏联公民误踏身亡。纽伦堡大审判期间，对希特勒同伙宣读的起诉书中直接提到了上述罪行。

1929年，苏联推进工业化急需进口大量机械设备。为获取资金，政府开始集中抛售古董珍玩——包括国立埃尔米塔日博物馆藏画作。

俄罗斯历代皇帝在冬宫收藏的各国名画可谓琳琅满目，对这些珍品的集中抛售后来被称作“埃尔米塔日灾难”，持续三载之久直到1932年。研究者指出，早在1928年2月，埃尔米塔日博物馆和国立俄罗斯博物馆就被要求编制提交一份总价值200万卢布的绘画出口名单。博物馆工作人员曾试图阻止但失败，几乎每幅名画都被定价待沽。当时的教育人民委员部发放出口许可证，“古董办公室”负责销售，布尔什维克画家埃内斯特·齐瓦尔特领导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初步估价，最后送往伦敦和柏林的拍卖行面向各国买主。

据统计，三年间总共从冬宫展厅和仓库挑选了2880件画作拍卖，其中350件具有重要艺术价值，59件被公认为世界名画，包括委拉斯开兹、鲁本斯、提香、拉斐尔等古代巨匠作品。

今天看来，这些名画的成交价格十分低廉，博物馆方面估计至少低于市场价2倍。部分原因在于大萧条时期极少有买家愿意掏几百万买一副画。

即便如此，曾任美国财政部长的银行家、收藏家安德鲁·梅隆还是成了最大买主。他先后豪掷6654000美元购得21件名画，其中包括：拉斐尔的《圣乔治与龙》（745000美元）、《阿尔巴圣母》（1166400美元）、提香的《镜前维纳斯》、扬·范艾克的《天使报喜》、《伊莎贝拉·勃兰特肖像》、波提切利的《三博士来朝》等。梅隆死后，这些巨作全部捐赠给华盛顿国家美术馆。

加卢斯特·古尔本基扬号称“亚美尼亚第一位亿万富翁”，在中东大发石油财。鲁本斯的《海伦娜·福门特肖像》、伦勃朗的《帕拉斯·雅典娜》、《老人肖像》、伦勃朗的《提图斯肖像》等被他收入囊中。这些巨作目前分散在多个博物馆。

参观冬宫的普通访客注意到展品消失，往往将此归咎于博物馆工作人员，甚至给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写举报信。解说员亦被告知不得当众谈论这个问题。

所幸在大家共同努力下，1931年4月25日政治局通过一项决议，规定了不得外销的画作名单。1932年斯大林复信后来升任埃尔米塔日博物馆馆长的约瑟夫·奥尔别利，称“已禁止对外贸易人民委员接触博物馆东方部藏品”。工作人员拿到这封信如获至宝，宣布凡是涉及东方元素的西方艺术作品统统不准卖（比如描绘了东方物品），成功索回11件名画。然而遗憾的是，政治局做出决议之后仍有至少8件作品被售出。

除绘画外，当年苏联政府还出口了一批古代手稿、珠宝、钱币、家具、金银器等珍贵物品。据历史学家估算，“古董办公室”所获资金仅占国家总收入的1%，对工业化进程并无突出贡献，却严重损害了全民文化遗产和苏联的国际声誉。1933年1月中央宣布提前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卖艺术品换钱变得不再急迫。纳粹党在德国崛起，“古董办公室”随之失去了重要的销售渠道。1933年斯大林指示主管文化和宣传工作的阿列克谢·斯捷茨基了解情况，后者促使政治局最终于1933年11月15日通过决议，明令停止从埃尔米塔日或其他博物馆出口画作。

伟大卫国战争结束后，斯大林命令提高酒类产量、增加饮酒场所数量。1950年代初苏联侦查机关发现，古比雪夫私酒贩子田吉兹·阿拉比泽利用管理当地酒厂之便，靠制造私酒赚取数十万卢布。他将利润的很大一部分输送给远在莫斯科的“保护伞”——葡萄酒酿造业总局副局长尼古拉·米尔卓扬茨。

当时参与调查这起大案的是莫斯科刑事侦查局官员费奥多尔·涅夫佐罗夫和打击盗窃社会主义财产和投机倒把局(ОБХСС)的同事，他们讲述了国家干部尼古拉·米尔卓扬茨怎样把巨大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由于他可以任命苏联任何一家葡萄酒厂的负责人，所以获得这桩美差者自然要好好孝敬米尔卓扬茨。

通常而言，从格鲁吉亚出来的人都挺有钱。国安部门老同志主办的《克格勃信息》杂志曾报道说，米尔卓扬茨手下最大的“孝子贤孙”叫田吉兹·阿拉比泽，以前当过第比利斯浴池-洗衣店联合企业的领导，在某个公共浴室秘密开设妓院，获利20万卢布，对于交“保护费”一类规矩并不陌生。他为了当上新成立的古比雪夫葡萄酒厂经理，向米尔卓扬茨行贿17万卢布。

阿拉比泽和喽啰们的赚钱计划其实不复杂：从格鲁吉亚采购桶装酿酒原料，其浓缩物所含糖分和酒精高出国家规定值，所以稀释装瓶量也就比计划多1.5倍。由于玻璃瓶不够用，他们在酒厂附近开设空瓶回收点，每个5戈比，吸引了整个古比雪夫的市民来排长队卖瓶子。

而且阿拉比泽销售私酒的路子也很宽：无论单位食堂、餐厅或商店，凡卖酒的地方，打点打点就能谈成。ОБХСС侦查发现，阿拉比泽的酒厂一年灌装了3.5万瓶（约25吨）计划外私酒，还都是缺斤少两、兑水、兑劣质酒精的。瓶身标签用一台偷来的印刷机印制。每个月犯罪收入几万卢布。

那么，这帮家伙究竟是如何露馅的呢？原来，1950年初费奥多尔·涅夫佐罗夫受上级指派，调查几名从苏联各地来莫斯科活动的旅客。他们行为举止十分可疑，长期住宾馆不说，还经常进出高级餐厅大吃大喝。ОБХСС的线人反映，这些外地客涉及葡萄酒生意。他们某次醉酒后因琐事与人吵闹斗殴，最终招致警察干预。

涅夫佐罗夫经过一番工作，认为事情并不简单。他察觉这几位阔绰生意人跟米尔卓扬茨有联系，从而逐渐揭开了葡萄酒企业阴谋集团的秘密。此阴谋集团不光在古比雪夫，还在格鲁吉亚、摩尔达维亚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地有同伙，因为上述地方都有葡萄酒或其他酒类的原料厂。莫斯科刑事侦查局派员到古比雪夫秘密调查，酒厂工人透露：格鲁吉亚来的原料居然一点就着（曾不慎把燃烧的火柴棒掉进酒杯）——“我干这行好多年了，从没见过这种事，跟纯酒精似的！”——于是打开容量为500升的木桶取样化验，糖和酒精浓度果然是规定值的两倍。

田吉兹·阿拉比泽犯罪集团共16人被迅速逮捕。他在格鲁吉亚的供应商先于涅夫佐罗夫抵达国营农场之前携款潜逃，对该国营农场进行盘点，发现库存浓缩原料大量亏空。

田吉兹·阿拉比泽团伙后来的命运我们目前知之甚少，就连他们的刑期也不清楚。至于保护伞尼古拉·米尔卓扬茨，侦查机关在其寓所（一说在情妇寓所）搜出一百万卢布现金，1952年判处10年监禁。

此案告破并未能终结苏联境内的私酒、假酒制造，勃列日涅夫时代及苏联晚期这种事情又多次出现。

大概很少人知道，俄罗斯最伟大的画家之一：伊利亚·列宾既不接受十月革命，也未在苏联领土上生活——尽管他屡次被邀请回国，甚至包括斯大林本人。

列宾有过两次正式婚姻，与前妻薇拉·舍夫佐娃生育四名子女。苏联艺术学家阿列克谢·菲奥多罗夫-达维多夫在书中写道，这些孩子十月革命后主要居住在芬兰，即库奥卡拉的“佩纳特”庄园。

长女薇拉·伊利尼奇娜，离开亚历山大剧院之后在父亲的庄园生活一段时间，迁居赫尔辛基直到1948年逝世。次女娜杰日达小薇拉两岁，曾在医院工作，因罹患精神疾病与父亲同住，几乎不离开房间，1931年过世，只比爸爸多活了几个月。

小女儿塔季扬娜（和丈夫亚泽夫）在列宾死后移民法国，她是兄弟姐妹中最长寿的，1957年逝世。

列宾独子尤里排行老三，追随父业成为一名画家。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他在芬兰工作生活，可惜始终没能取得艺术上的成功，1954年跳楼自杀。此中原因之一是他儿子季伊在苏联境内失踪，尤里曾致信苏联国立文学馆馆长邦奇-布鲁耶维奇和斯大林询问下落，未获回复。

苏联传记作家索菲娅·普罗罗科娃认为：列宾“不理解革命”，故拒绝返回革命后的俄罗斯，《俄罗斯报》的一篇文章也提到苏联政府高层多次邀请伊利亚·列宾回国（普罗罗科娃称为“沟通不畅”）。画家本人提出的条件是：“把十月革命后征用的银行存款还给我”（数额可观），苏联政府对此报以“外交式沉默”。

所以除了季伊·列宾，伊利亚·列宾的后人都不曾踏入苏联领土。索菲娅·普罗罗科娃在其1960年出版的《伟人生活》系列《列宾》一书中对画家孙子的悲惨遭遇更是只字未提。

谢尔盖·舒米欣在《天才之孙出奔》一文中透露了季伊的命运（这份材料得到丘古耶夫市“伊利亚·列宾”艺术纪念馆藏资料和解密档案的证实）。原来，季伊·列宾1930年代希望进入祖父的母校——列宁格勒无产阶级艺术学院（原全俄艺术学院）深造，被苏联政府拒绝。又报考巴黎艺术学院，未录取。

结果他思来想去还是向往祖父母校，遂于1935年2月28日偷越苏芬边境，遭国安部门逮捕。季伊表示自己越境目的是进入苏联求学念书，国安人员不信。1935年7月，季伊被以“专门派往苏联从事颠覆活动的恐怖组织成员”罪名枪决。

尤里·列宾至死都不知晓儿子命运，他相信季伊就在苏联某处生活工作，只是不愿露面而已。1991年季伊·列宾作为斯大林镇压遇难者获得平反、恢复名誉。

延伸阅读：

“无名女郎”的曲折命运

1970年代初，勃列日涅夫的亲弟弟亚科夫·伊里奇问他是否相信共产主义。据亚科夫后来回忆，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直截了当回答：“你说什么呢，亚沙？什么（脏话）共产主义？皇帝被杀了，教堂被炸了，人民总得相信点儿什么……”

1970年西德总理威利·勃兰特初次会见勃列日涅夫，曾听他用赞成的态度讲反苏笑话，可见其立场。

其中一个故事版本是这样描述的：“一名宣传员到集体农庄宣讲共产党为民谋福利的丰功伟绩：同志们，如今大家人人能吃饱、人人有房住，衣服够穿，还有钱每年买新鞋！话音刚落，坐在墙角的老奶奶说（勃兰特回忆，勃列日涅夫学着老女人嗓音）：哦，是的！就跟有皇帝那会儿一样！”

故事第二个版本则称，勃列日涅夫是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勃兰特。勃兰特接受采访称：“我记得，他（勃列日涅夫）有一次给我说了个视察集体农庄的笑话。他当时在大厅里对着集体农庄农民讲话，谈起当前五年计划即将取得的成就——孩子们每天喝牛奶，所有人每星期吃一次肉，钱足够花，每年都能买新靴子，妇女们每年至少买两块布料做衣服。然后，勃列日涅夫说，大厅后排有个老太婆发言：‘总书记同志，可以提问吗？’他回答：‘可以，请讲。’老太婆说：‘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你是想让我们相信，一切很快会跟皇帝统治时期一样好吗？！’”

勃列日涅夫分享给勃兰特的政治笑话大概不止一条。勃兰特还记得另一个故事，说：勃列日涅夫死后到了阴间，遇见尼古拉二世，后者问：

— 嘿，廖尼亚，我们干的怎么样啦？军队强大吗？世界畏惧我们吗？
— 是的，皇上，我们已经征服半个欧洲，并将继续前进。
— 那就好。廖尼亚，国内政权稳固吗？
— 很稳固，皇上，不比你那会儿差。
— 伏特加还好喝吗？还是38度的？
— 不，皇上，如今都40度了！
— 听着，廖尼亚，就为了这两度，值得发动革命吗？！

勃兰特和他的随员还记得，他们再次访问莫斯科的时候，勃列日涅夫问：“你们知道马克思如果今天活着会怎么说？——全世界无产者，请原谅我！”这一则轶闻从勃兰特嘴里传遍德国和东欧，某位匈牙利共产党干部表示听后深感震惊。

再者，勃兰特同勃列日涅夫初次见面时自己也说过反共笑话：“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是什么？资本主义人剥削人，而社会主义相反！”勃兰特表示勃列日涅夫喜欢这个笑话，鉴于上述情况，毫不稀奇。

曾任克格勃第一副主席、迫害过持不同政见者的菲利普·博布科夫将军表示：“人家说，他（勃列日涅夫）以前担任州委秘书的时候，处理过一起逮捕传播反苏笑话者的案子。勃列日涅夫要求查清楚笑话内容，以及是怎么传播‘反苏’的。结果发现，笑话之一是此人排队买牛奶时说的，之二是他买到变质面包跟人吵嚷时说的。勃列日涅夫宣布，此人没什么好抓的——我们不应该斗争讲笑话的人，而应该斗争那些供应变质面包和制造买牛奶长队的人！”

勃列日涅夫至少在1930年代末就已经把苏联的“宗教”——马克思列宁共产主义思想本身——等同为邪恶空虚的无稽之谈。关于这一点，可以从他跟当时的意识形态负责人、后来的反苏分子雅科夫列夫的一段对话中得知。雅科夫列夫回忆，这段对话使他第一次发觉，苏联最高领导人根本不信教，却以宗教的形式进行统治。雅科夫列夫写道：“……我本人保证，当勃列日涅夫谈论意识形态工作重要性的时候，他是虚伪的。有一回在扎维多沃的座谈会上，勃列日涅夫说起他在第涅伯罗彼得洛夫斯克（1930年代末）工作时，如何被推荐担任负责意识形态的秘书职务。勃列日涅夫说：‘……我极力谢绝，因为我讨厌这种东西，不喜欢研究没完没了的废话……’说完，勃列日涅夫抬头微笑看着我，补充道：‘就是这样’。”（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时任中央宣传部长）勃列日涅夫的另一句话也表达了类似意思：“意识形态？与我无关。我们党有苏斯洛夫主管这摊事儿。”

另外，苏共中央总书记对苏联制度的稳定性及其导致的人民道德素养评价不高。
据他侄女回忆，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在某次谈话时说：“要改革就改革吧，来吧！我甚至不敢大声打喷嚏。上帝禁止滚石头，（因为）雪崩紧随其后。咱们的人民，根本不了解真正的自由，也不知道用什么态度对待资本主义。经济自由会引发混乱。人与人之间的撕咬……就要开始了。”

前苏联和现代俄罗斯的精英特战力量——“阿尔法”小队成立于1974年7月29日，但长期执行的是保卫外宾、护送政治犯或异议人士同西方交换之类任务。直到1979年3月28日，他们迎来了首次作战行动。

根纳季·扎伊采夫少将1977-1988年担任“阿尔法”小队指挥员，他曾在采访中详谈这次行动。3月28日早晨，乌克兰赫尔松市居民尤里·弗拉先科携带自制爆炸物进入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控诉称自己无法进入莫斯科大学读书，要求美国方面替他解决“赴美上学”问题。

情况迅速报给时任克格勃主席尤里·安德罗波夫，他立即命令“阿尔法”小队抵达现场。计划是尽量跟恐怖分子谈判，但为了以防万一，安德罗波夫批准扎伊采夫动用武力。美国大使馆也同意了在使馆内开枪的方案。

扎伊采夫回忆，行动和谈判之初他就怀疑弗拉先科心智不正常，后来果然证实该人患精神疾病。和疯子进行沟通十分困难，这次亦不例外，和平解决问题的努力宣告失败。恐怖分子拒绝交出爆炸物，右手始终放在点火位置，随时准备引爆。

最后决定发起强攻的是安德罗波夫本人。“阿尔法”小队试图向恐怖分子右肩和上臂开枪打掉爆炸物，可惜未能奏效。弗拉先科躲入一间办公室启动炸弹，幸而只发生小规模爆炸，部分家具损毁燃烧，其本人受致命伤。

根据亚历山大·谢韦尔在《克格勃特种部队解密》一书中的说法，事后检查发现，自制爆炸装置分为三部分，其中两个隔舱装填火药和TNT炸药，第三隔舱的苦味酸由于储存失当未被引爆，才使得大使馆免遭严重破坏。

这起事件除财产损失和恐怖分子殒命之外无人伤亡。大使馆任务虽然称不上圆满完成，但在1979年末，“阿尔法”小队通过攻占阿明宫殿的行动证明自己确实是一支强悍可靠的特战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