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佚名

1969年滨海边疆区和中国接壤地区发生一次边境战争，即众所周知的“达曼斯基岛冲突”。其实自从进入1960年代，乌苏里江沿岸频繁发生大小斗争，要么拳打脚踢、要么暗放冷枪。边防军人数量不足，而且也不可能在漫长的针叶林遍布哨所…… 于是，苏联共产党边疆区委员会的某次会议上有人提议：“向边境地区全体居民发放武器”。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传遍整个滨海边疆区各城市、村庄。

那年头的人们大都不爱在狭小家中久坐，楼院活动热火朝天。男的玩多米诺、打扑克，“臭知识分子”下棋，孩子们进行各种游戏：跳绳、跳房子、踢球、你追我赶…… 或者就围成一个圈坐着分享秘密。那么我们从何得知秘密呢？当然是躲藏凉亭外面偷听大人谈话啦。某一天我们又听说一条秘密，几个大人在谈论自动武器：

— 要是有了自动步枪，我第一个打死领导，谁让他扣我奖金。然后再去杀中国人。
— 我啊，我先把丈母娘打死！拖到楼院开枪。老婊子喝光我的血，中国人还没害我这么惨呢。
— 干脆上街哒哒哒算了！全杀光！

我回家告诉爸爸：大家都等着发枪杀人，中国人排第二。爸爸安慰我：“不要紧！不会发自动步枪的，哪有这种蠢货”。

达曼斯基岛参战双方用自动武器交火，直到苏军突然发射БМ-21“冰雹”多管火箭炮。之后苏中边界上再未出现如此规模的冲突。

延伸阅读：

达曼斯基岛冲突的情报交锋

苏联人民对核战争的恐惧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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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表

供1991年6月12日投票用

您是否希望我们的城市恢复原本名称

— 圣彼得堡 —

是 否

保留一个回答，划掉另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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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调查根据1991年4月30日第21届列宁格勒市劳动者代表苏维埃

第7次会议25号决议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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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6月12日列宁格勒市举行市长选举的同时开展一项“问卷调查”（地方政府无权发起全民投票），54%的参加者赞成本市恢复历史名称：圣彼得堡。

列宁格勒市劳动者代表苏维埃会议速记记录保存着与会者关于问卷问题的六种措辞版本：

第1种措辞（Ю.克拉夫佐夫）：请居民从下表中选择他们想要的城市名称：列宁格勒、彼得堡、彼得格勒、圣彼得堡。

第2种措辞（С.巴索夫）：只提供一个选项：圣彼得堡，同时软化口吻，不写“……您是否希望……”，改为“……您认为是否可以……”。

第3种措辞（А. 阿尼金）：同意只写“圣彼得堡”，但要上报俄罗斯最高苏维埃（译注：1993年12月解散），这样人民就不会认为更名决定已成事实。而且问题措辞要写：“恢复城市诞生时的名称”。

第4种措辞（В.扎罗夫）：“您认为是否有必要恢复……之名”，并建议在问卷表中加入最初的“圣彼得堡”。

第5种措辞（А.科瓦廖夫）：“您是否希望我们的城市恢复原本名称圣彼得堡”

第6种措辞（Н.斯米尔诺夫）：建议如下：首先如果城市改名，则保留列宁格勒州名称，不要求列宁格勒市劳动者代表苏维埃非直属企业改名；其次问卷调查应当在希望改名者自愿捐款的条件下进行。

与会者投票表决，А.科瓦廖夫的建议得票最多——201票。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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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戈尔·舍甫丘克

乌克兰克格勃1954年成立，隶属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跟内务部是两套班子。但克格勃的前身可以上溯到1918年，即布尔什维克领袖之一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创建的肃反委员会（“契卡”）。该机构多次更名，任务始终如一：全面掌控国民生活，识别并镇压政权之敌。

“契卡”对党负责。然而1930年代党的高级干部无力影响契卡（译注：惟斯大林除外）。1953年斯大林死后，明确规定国家安全机关活动受党控制。

乌克兰克格勃成立后主要关注三种人。第一：广义的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包括所谓“六十年代知识分子”、持不同政见者、原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ОУН)成员及获释劳改犯、地下活动的乌克兰希腊礼天主教会信徒等。
第二：犹太人。战后苏联充斥着“犹太复国主义威胁论”，虽然强调绝大多数犹太人是好的，只有“复国主义者”是坏的，但国安部门几乎把复国主义团体全部成员都登记在册。尤其克格勃报告经常提及切尔诺夫策的犹太人，我想原因可能是那里邻近罗马尼亚边界，某些人认为独裁者尼古拉·齐奥塞斯库亲以色列、曾向他们卖过军火。另外，基辅每年举行娘子谷大屠杀遇难者纪念活动，克格勃特务严防民众携带亲以色列口号的花圈、标语，随时报告有无类似六芒星的图案。
第三：新教教徒，有许多这些人举行非法祷告仪式、散发被禁作品的报告。

阿富汗战争开始后，大学生群体受到密切关注。1980-1981年波兰兴起抗议浪潮，团结工会建立，克格勃把进入乌克兰的波兰人也视为一种威胁。同时开始留意工人积极分子，监听、记录其对话。而此前工人阶级一直被认为是政权的支柱。

总之，克格勃一旦盯上某个人就会对他立案调查。如果该人身边有眼线，那正好随时监视，否则招募几个。每项行动各有暗语名称，比如“МН措施”代表外围监视，“Д措施”代表秘密搜查…… 若窃听电话、拆阅信件、偷拍住所等手段达不到预期效果，克格勃还会“钓鱼执法”：派人假扮外国间谍接触目标，故意提出各种问题，要求对方传递机密，然后暗示说你已经犯罪了，不合作没好果子吃！

1960-1970年代冷战最“热”的时候，一个外国人可以因为乘火车拍摄田野、电线的照片或驾车驶入保密地区而被捕，这些行为被认为是窥探苏联的经济情况。先拘留，再拍照登记，最终驱逐出境。后来对外国人的监视变得愈发严格。另一方面，国安部门又竭力给在苏联采访的外国记者造成好印象。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后大量外国记者涌入乌克兰，他们不信官方通报，试图找普通民众谈话。可他们恐怕没想到，凡在火车站、码头之类地方愿意聊两句的基辅市民全是便衣特务。克格勃后来报称：他们的行动小组营造了国内形势的客观印象。搞得好像基辅人面对老外都满嘴扯淡一样。

战后的乌克兰约有5万名秘密国安人员。1980年特务数为58154，同年还雇佣了75000个苏联平民和26个外国人。换句话说，苏维埃乌克兰每850人就有一个特务。至于“编外人员”和“眼线”，他们无需签什么保密协议，也不使用化名。只要时不时地跟特务见个面，透露点儿信息，双方关系没太多约束。这些人确切数量不详，估计几万。

社会各界人士都得配合国安部门工作，他们本人或许对克格勃没兴趣，但克格勃对他们有兴趣，所以会被要求去赢取某个人的信任。同外国人有联系者属于重点关注对象。每个创作集体或运动团体都有暗藏的侦察员或特务，克格勃大网无所不盖。招募人文学科学者特别积极，因为这些人里头持不同政见的太多。技术知识分子由于公派出国、接触外国科学家之故也被着重关照，国安部门怕他们会被外国同行拐跑。

琢磨人是克格勃的长项，揣测某甲喜欢什么，观察某乙生活缺什么。日夜思考论文答辩的研究生肯定关心科研前程，倒卖欧美爵士乐唱片的小贩子最看重的是别被民警和共青团员巡防队抓住。合作吧，合作就能实现心愿。但是不准碰党委书记级别以上的人。

阅读近年解密档案，我发现斯坦尼斯拉夫·普什卡尔的故事值得一提。此人当时在现已关闭的基辅市“第2兵工厂”工作，三个朝鲜实习生跟他接触，打听苏联不外销的反坦克导弹系统。后来三人招募了普什卡尔，让他拍摄军事秘密文件多年，送到莫斯科交给使馆人员。又让普什卡尔盗窃无线电部件。除现金酬劳外，朝鲜方面还用人参酒和干人参做答谢，号称包治百病——正好他爱喝酒，母亲健康不佳。此案是苏联国安部门查获的第一起朝鲜间谍窃密案，众所周知该国与苏联关系友善。

克格勃档案多数时候只写化名，留心他们的活动就不怕改名。比如一个案件中“瑙莫夫”消失了，“伊万诺夫”出现了，根据行动可知俩人实为一人。由此我追踪到莫斯科大学力学研究所现任所长、科学博士、一大堆奖项获得者尤里·奥库涅夫曾在基辅为克格勃工作过。写信约他见面，人家不理我。

我还在档案中看过一些人的姓名，但他们不是特务而是证人和怀疑对象。某个案件提到画家列斯·波德维扬斯基，早年他练过空手道。曾有一段时间空手道运动普及率激增，大批人报班学习，但很多教练不具备正式身份，不交税，也无法监控。克格勃害怕民众学会空手道对抗政府，就散播谣言说练这玩意儿能一拳把人打死。教练们被指控组织“教派”，某位知名大师出庭受审时邀请波德维扬斯基作证，但他没露面。

作家、诗人弗拉基米尔·索秀拉之妻玛丽亚早在1941年就被国安机关招募，1949年因泄露机密（吹嘘自己身份）被捕。现在发现她出卖过一个年轻的“班杰拉分子”尼古拉·加尔彼，此人拜访索秀拉时大谈乌克兰独立。

1970年代某个基辅人举报邻居，说邻居行为可疑，跟不三不四的人交往，开车出门去向不明。案卷指出这俩人曾在公寓的一个房间爆发争执。事情就此结束。

乌克兰安全局档案中还包括乌克兰克格勃向共和国高层汇报的其他材料，内容多种多样：政治事件、逮捕异议者、大规模骚乱、著名外国人入境、党员被威胁和杀害、克格勃工作人员的事故、反苏传单、流行病、军队单位发生枪击等。这些事儿从不见报道，因此形同一部非公开编年史。

而从详细记录下来的窃听录音稿中可以得知许多日常事务。例如人们谈论上哪儿能买到毛线帽，或别列兹尼基不卖啤酒了，得跨过第聂伯河去佩切尔斯克。

1990年莫斯科下达密令：烧毁业务案卷。虽有被烧毁的文件清单，却也被处理掉了。我的一位同事找到了“销毁已销毁文件清单的记录”。

延伸阅读：

苏联的“战略忽悠局”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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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三十二岁的斯坦尼斯拉夫·普什卡尔继续在基辅“第2兵工厂”担任无线电设备调校员。下班回到第聂伯河左岸别列兹尼亚基区的家里陪伴父母和年幼儿子（离婚无妻），闲暇喜欢摄影、钓鱼，曾不止一次因非法垂钓遭罚款。

当时厂里安排他跟三名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派来的见习人员金泽汉、崔德利、丁圣基（音译）一起工作，三人正在基辅军校培训，学习苏联援助朝鲜的反坦克导弹系统。工友们只知道他们仨的姓氏，金俄语最流利，充当翻译。没多久三人就和普什卡尔交上朋友，时常邀请他和各位同事下馆子吃饭，播放朝鲜电影。

随着交情日深，朝鲜人开始到普什卡尔家做客，赠送人参等礼物，比如给普什卡尔的参酒和给他抱恙母亲的参膏，号称能治百病。普什卡尔工作能力强，酒瘾也大，而且在厂里有着“唯利是图”、“乱搞男女关系”的恶名，喜欢进口商品，极少参加车间公共活动。朝鲜人不会不知道这些，每每把他灌醉后进行严肃对话。

1971年2月朝鲜人见习期满，到普什卡尔家饮酒庆祝，赠送金笔、人参酒。席间金和崔表示此次见习太短了，他们仍有事情没做完，希望能复制工厂档案室存放的2K8“方阵”反坦克导弹系统图纸（绝密材料，外国人无权接触）。目前尚不清楚普什卡尔是否理解这一要求的实质，也不清楚他是否犹豫过，反正他不仅同意，还提出给图纸拍照。于是朝鲜人送他一部瑞士产“特熙纳”微型照相机，请他把胶卷送到莫斯科（并留旅费25卢布），往朝鲜使馆打电话找“尼古拉”，自称“基辅的斯拉瓦”。但普什卡尔没用这部相机，午休时间进档案室带出密件，回家用自己的“泽尼特”拍照，然后送回工厂。档案室保密员当然违反了规定，但她觉得熟人同事进进出出没什么大不了。

朝鲜驻外间谍机构给普什卡尔的代号叫“老乡”。“老乡”直到1971年底才把胶卷送往莫斯科——在另两位朝鲜间谍“朴”和“洪”携带崔的信、各种礼物外加500卢布登门拜访之后。接下来几年普什卡尔的朝鲜联络人和任务多次变化，除图纸外还被要求提供零件和仪器。1972年朝鲜人吩咐普什卡尔盗取他无权接触的防空系统图纸，他只好求助技术检查科的朋友根纳季·瑙莫夫。普什卡尔带领联络人去瑙莫夫家，由于家人都在，联络人必须在厕所、厨房或阳台悄悄跟瑙莫夫谈话。瑙莫夫对此拿捏不定，询问普什卡尔，普什卡尔说“那些二百五愿意为这种区区小事付很多钱”，最终瑙莫夫同意与朝鲜人合作。

后来的案卷显示，根纳季·瑙莫夫不是一个人行动：他早在1971年12月就被克格勃招募为线人监视斯坦尼斯拉夫·普什卡尔。事情的起因是：由于克格勃怀疑朝鲜见习人员从事非法情报活动，秘密搜查其宿舍，发现了普什卡尔的相片及写有他姓名的纸。同时奔萨方面情报称基辅一家保密工厂的某个工程师正向朝鲜间谍传递材料。克格勃判断此人即普什卡尔，开始安排人监视。据说瑙莫夫在被克格勃招募之前已经对普什卡尔起了疑：他警觉地注意到普什卡尔曾炫耀朝鲜人赠送的“特熙纳”相机，日常消费也忽然阔绰起来。此外，普什卡尔的车间主任和另几位同事也暗中帮克格勃盯梢。

克格勃考虑了逮捕普什卡尔的各种方案，包括强迫他成为双重间谍的方案。但1975年1月发生的一桩意外导致逮捕推迟：普什卡尔携儿子再次前往莫斯科，察觉自己被跟踪，但他并不确定究竟是身份暴露，还是因为醉醺醺坐飞机的时候大喊大叫惹了麻烦，总之他注意到有个灰衣人开着同一辆黑色“伏尔加”多次出现。于是取消本次接头。

瑙莫夫告诉克格勃，普什卡尔被吓坏了，犹豫着要不要结束跟朝鲜人的合作。然后他冷静下来，仍不敢主动联系，朝鲜人也没找他。普什卡尔申请去民主德国工作未获准，1977年离开兵工厂到一家木材厂上班。1978年克格勃决定将该案归档，原因似乎是无法根据目前搜集到的材料提起刑事指控。同年普什卡尔继续跟朝鲜人见面，克格勃不知情。

1979年底情况突变。当时在莫斯科领导朝鲜驻苏情报机构的助理武官玄基谢（音译）指派代理人去基辅见普什卡尔，交付一张朝鲜方面所需物资的清单，包括“中子弹防护材料、视距800米的夜视仪器和激光测距仪”。该代理人已被克格勃控制，于是玄被驱逐出境，另一个克格勃线人（代号“卡恰洛夫”）飞去基辅，在医院探望肠道手术后的普什卡尔，交付清单并用隐藏式麦克风记录二人谈话内容。

克格勃迅速行动，把案子“合法化”，也就是“编造克格勃如何侦知这一切，绝口不提多年来的起伏”，以便刑事立案。根纳季·瑙莫夫提交给克格勃一份正式说明，其中描述前同事普什卡尔怎样怎样跟朝鲜间谍合作，特别强调自己是读了克格勃第一副主席谢苗·茨维贡《秘密战线》一书才决定举报的。

1980年10月30日普什卡尔被民警逮捕（理由是公共场合骂粗话），接着克格勃官员出场，吓唬他说朝鲜联络人已尽数落网，坦白是唯一出路！普什卡尔信以为真，对所作所为供认不讳，用“愚蠢和怯懦”解释自己罪行，表示之所以拖到今天仅仅为了让儿子完成学业。

1981年7月斯坦尼斯拉夫·普什卡尔出庭受审，认罪忏悔并请求宽大处理。法院判决其“以间谍活动形式叛国”罪名成立，处十年严管劳改。之后在“彼尔姆-36”劳改营当电工，服刑中亡故。据同样监禁在该劳改营的持不同政见者奥列西·舍甫琴科介绍，死因大概是急性胃溃疡或肠道出血。“第2兵工厂”试图追回普什卡尔盗取的零件价值535卢布65戈比，劳改营机关答复称不可能追索款项，因为“该犯已死亡”。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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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佚名

中学毕业，妈妈非常希望我考大学，但这很难，因为我九年级、十年级几乎没怎么念书。我本来拿不到毕业证的，考了三个2分，可当年的人不会把2分写在毕业证上，得要“维护学校声誉”，所以给我改成3分。妈妈坚持让我到外语学院上预备班，我确实去了一次，倍感无聊，遂在一家工厂找个钳工学徒的活儿。那时候阿富汗战事正激烈着，许多人被派往前线。妈妈整天忧心忡忡，邻居儿子就装在“200号货物”里送回来了。

说来也巧，妈妈有个朋友叫沃洛嘉叔叔，是“赫罗马特隆”彩电显像管厂总工程师。妈妈请他安排我去厂里上班，其中奥妙在于沃洛嘉叔叔托关系让显像管厂的兵役部门不把我列入登记册——这在以前是强制性的。于是我顺理成章进了生产组。

这份工作太酷了！生产组里都是些壮实汉子，年龄比我大，技能比我强。刚入职就拿120卢布月薪，相当于青年工程师的工资。上班第一天，一台铸铁车床翻倒，机械剪刀差点切掉我三根脚趾。我一只脚踏进盐酸桶，幸亏穿着帆布靴，十分钟后靴子几乎化没了。有惊无险捱到收工，大家认为最适合我的工作是排队买伏特加。此后约一年时间我常帮他们买酒，他们也教我技术。

莫斯科“赫罗马特隆”厂为苏联电视机生产人所共知的有瑕疵彩色显像管。数千人致力于改良这些残次品。一批产品下线，挑出最好的供应电视机维修店更换烧坏的屏幕，最差的（为数不少）拆卸砸碎，送专用垃圾场，最后装船卖给意大利。其中奥妙在于，意大利人很需要高品质含铅屏幕玻璃，他们进口我们的“玻璃碴子”生产水晶玻璃器皿。所以，外销碎玻璃比向国家交售显像管利润更高。

我们组负责修理工厂传送带，这项工作只在预防检修日或突然发生故障时进行。预防检修安排在周末，我们很乐意干这事儿，因为是收入主要来源。周末工资两倍到三倍，我的月薪也从120卢布涨到300卢布。这笔钱可丰厚，相当于大学教授水平。同组工友甚至更高，达700卢布，因为他们专业技术更熟练。与之相比，北方边疆地区的直升机飞行员挣800卢布。这里头奥妙在于：“工作日出工少出力，留着劲儿休息日大干”。

所以我们工作日上班玩多米诺牌，一把接一把。朋友，别拿这个游戏挑战我，你赢不了的。

按规定只许午休时间玩牌，而我们一玩一整天，必须有人望风以防主任时不时出现。为了吓跑他，我们在地面铺一大块钢板，厚1厘米。一旦望风的发现主任朝这边走来，立即发暗号，另一位工友迅速跳下桌子，手握铁锤使出吃奶的力气猛砸钢板。那种声音无法用言语形容，好似世界末日地狱钟鸣。我们死死堵住耳朵，脑子简直要爆炸。主任忽闻巨响，先是放慢脚步，接着立定不前，半分钟后拔腿往回走。我们继续玩牌，谁输了谁去商店买东西。

玩归玩，其他事情总要做的。照顾和装饰家庭为重。

组里男人俱是酒徒，擅长顺手牵羊。但他们的妻子爱他们，因为每家的住房总要比邻居好一点。这不仅是钱多钱少的问题，屋里几乎每样东西都是手工自制的。比如我们会做漂亮的刀具、餐具、门把手和走廊、浴室用的挂钩，优质不锈钢找工具车间的同事交换就行，鲜艳的彩色塑料聚苯乙烯怎么办呢？从隔壁“茨维特”厂偷嘛。

“茨维特”厂和我们是同行，使用敝厂出品的瑕疵显像管生产劣质小型彩色电视。珍贵的彩色聚苯乙烯塑料用在机身外壳上，得想办法盗窃、折断、偷运至敝厂。问题在于，绝大部分机身外壳是难看的灰色，约10%的特别款通体彩色，它们既是狩猎目标也是重点保卫对象。

“茨维特”厂与敝厂之间有一堵五米高水泥墙，我们挖了隧道。每次都要重新挖，因为会被保安发现填平。隧道挖好，最灵活的人钻进去，片刻之后电视机外壳“逾墙而过”。这边的“接收方”用脚踩碎中间部分，只留两面侧板——此即挂钩原料。

我们返回车间，分赃完毕，开始创作阶段。先画草图并讨论，做出模子来，把聚苯乙烯切成片状坯件，涂抹丙酮粘住，再用夹具小心翼翼固定。过个两三天，得到三层或五层的聚苯乙烯块，直接切割、车削并抛光即可。抛光好的钩子交给焊工梅杰尔金，他用乙炔喷枪来回烧两遍，钩子就像刷了漆似的闪闪亮。这种毛巾挂钩一套三个，价值半升工业酒精——“赫罗马特隆”厂的“硬通货”。

另外我们也自制“碳化木板”。这种东西今天司空见惯，当年不容易买到，被视为世界上最漂亮的装饰材料。所以我们自己造，为此需要日本高精度程控车床、木工刨子、清漆和焊工梅杰尔金。

厂里曾进口十几台日本高精度程控车床，堆在院子角落吃灰，并不着急安装，因为可能会搅黄卖碎玻璃给意大利人的好生意。

日本车床非常精确，不依赖人手操控，加工出来的成品优质达标。但无瑕疵的显像管无利可图，何必行此蠢事，所以听凭车床在空地日晒雨淋生锈。首先，外包装被人剥去（如你所知，用来制作“家用板材”），又陆陆续续拧下“日本产”操作杆、旋钮和LED灯管。车床失去了二次出售的可能，遂遭公开肢解。员工无法带回家或郊外别墅的零部件散落泥淖，实在不像样子。几个月后上级秘密召见我们，要求我们签署保密承诺，许以三倍工资和酒，让我们乘着夜黑风高把车床切割、填埋到工厂院子后面。可惜啊，每台车床售价200万-800万美元。

跑题了，说回木板。日本车床的包装板子也是好东西，标准长度2.60！立起来完全贴合我们宿舍的墙壁高度。把这些木板拿砂纸额外打磨抛光一遍，两侧用木工刨子仔仔细细做出斜面，照样交给我们的超级焊工梅杰尔金。乙炔喷枪烧一烧，表面就呈现焦黑纹路了。之后以十比一的比例用酒精换点儿清漆刷上，偷运出厂即可——有“投手”专门干这个。

“投手”属于装卸队，本就在院子工作，人人都认识，无论晃到哪儿都没人怀疑，而且他们出入自由，不必在门岗交出和领回通行证。其中奥妙在于，我们厂十分偶然的时候可能会有极少量一批高品质、无瑕疵显像管离开流水线。这往往是那些年轻刚毕业的工艺师所为，他们进厂时间短，尚不了解真正的生产任务，更不知道卖给意大利碎玻璃的事情。

反正只要出现这种1级显像管，就绝不可能让它们运出工厂大门。一律堆放墙角，等打包好了交给“投手”。“投手”为挣酒精酬劳，利用午餐时间扛着1级显像管走到秘密位置，大力抛过刚才说的5米围墙。墙另一侧也有“投手”，他接住显像管藏在灌木丛下，并将具体位置告知“货主”，后者下班直接来取。

能当“投手”的工友少之又少，因为需要极大臂力和高超灵活性。显像管重达20千克，这边扔过去那边必须准确接住，否则1级品当场变废品，毕竟电视属于精密电器。“投手”扔显像管的酬劳是1升工业酒精，相当于6个塑料钩子；扔1立方木板2升酒精。我们组必须埋头苦干才行。

工业酒精只发给精密制造车间，用来擦拭娇贵的零部件。当然，没人真用酒精擦它们，精密制造车间的也是些普通人，同样想要挂钩、雕花金属柄小刀和碳化木墙板等奢侈生活用品。怎么要？拿酒精换。

我们组每天人均饮酒150克、拿去做交易150克，另备50克以应不时之需。八个人每天合计2800克。考虑到来源只能是跟人家交换，有点儿头疼…… 可也并非完全没办法。

别忘了我们的主业是机械装配，工厂养我们就是摆弄金属的：给我们铁，把它折弯、拉直、焊接…… 我们发挥特长，帮厂办托儿所做搁东西的架子、给工会委员会和共青团委做架子、为五一节游行活动焊接道具、为宣传画制造画框，甚至给我们的“小鹤”少先队夏令营做了高20米的铁制新年枞树。这些是我们的骄傲，酬劳只收酒精。

回想那阵子，每天傍晚我们像被掏空的行尸走肉，耷拉着胳膊醉醺醺往家挪。哎呀！黄金岁月啊……

（儿按：可能有读者疑惑：喝工业酒精不会死吗？其实少量饮用甲醇含量低的优质工业酒精，并不会立即中毒，但肯定有慢性的健康损害）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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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轻工业为什么一直落后

苏联各行业的小偷小摸

▢ 佚名

我小的时候，需要一部手风琴。但乌苏里斯克没有乐器店，大家都去符拉迪沃斯托克，那里有整个滨海边疆区唯一销售巴拉莱卡、胶合板吉他和铜管乐器的店。售货员说：键盘式手风琴和键钮式手风琴（巴扬琴）每年会有一两次小批量进货，想买的话报名排队。但不是在店里报名，有个人每星期来一趟统计数量。我们空着手回家了，我继续在学校学琴，每周练习两次，每次一小时，白白荒废在家时间。

直到有一天爸爸说：“我们今天去买手风琴！”于是带着我坐公交车抵达城市另一头，下车过小街穿小巷。爸爸也没来过这边，经常停步问路。终于找着地方，敲开木门，原来是乌苏里斯克警备区仓库。人家拿出手风琴，我选了一部樱桃红色带”Weltmeister”商标的。爸爸教德文，说这是“世界大师”的意思，德国货。

回家路上爸爸突然严肃叮嘱：“你千万别告诉别人在哪儿买的手风琴”。我听了很惊讶：那么友善的一个阿姨抱出四部手风琴任我选，有什么不妥吗？

“咱是找门路买的，不光彩”。

我又问关于“门路”的问题，爸爸就避而不谈了。当天的细节虽然时隔多年记忆模糊，但我觉得爸爸胡说，平常他总是条理清晰地把事情讲明白。

音乐学校每半年举行一次汇报演出，全班合奏几首曲子，然后每个学生独奏一曲。提前一个月排练，各人带自己乐器参加。我赫然发现：本班几乎一半人都抱着”Weltmeister”手风琴！

还记得“社会主义六个基本悖论”老笑话吗？
1.没有失业者，但无人在工作。
2.无人在工作，但计划都完成。
3.计划都完成，但货架总空空。
4.货架总空空，但人民皆富足。
5.人民皆富足，但个个不开心。
6.个个不开心，但全投赞成票。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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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9月5日欧洲马术三项赛在基辅盛大开幕，时任国际马术总会主席爱丁堡公爵菲利普亲王莅临乌克兰首都。

尽管苏联主办的国际赛事通常选在莫斯科举行，但莫斯科跑马场从1964年开始的翻修工程迟迟未完，厩房、场地、自动起跑栏等都没造好。所以到了1973年初，政府认为肯定无法赶在秋季之前竣工（实际次年才重新启用），决定将比赛改到四年前基辅新建的现代化赛马场。主席菲利普亲王对此表示同意，经常关心、了解基辅大赛的筹备进度。

乌克兰国民经济成就展览馆为盛装舞步单独开辟了场地，障碍赛设置在朱利亚内车站附近，越野赛在皮罗戈沃村。

除了履行身为国际马术总会主席职责，爱丁堡公爵飞来基辅还有另一个原因：安妮公主将和其他骑手同场竞技。1971年她在英国举行的上一届欧洲赛荣获个人冠军，女儿力争蝉联，当父亲的肯定要亲自支持了。

陪同他们父女的包括服务人员、英国驻苏大使、使馆职员及新闻记者等共46人。公爵下榻地点安排在原著名大糖商列夫·布罗德斯基女婿亚科夫·波利亚科夫建于1910年的公馆，其他随员入住基辅最高级宾馆套房。

这么多外国人入境，克格勃当然绷紧神经。贵宾光临前一周（8月31日），乌克兰克格勃副主席谢拉菲姆·克里昆少将报告乌克兰共产党中央：“为在爱丁堡公爵到访及欧洲马术赛举办期间组织和管理反情报工作，成立了由乌克兰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М.З.特罗亚克少将负责的指挥部”。（引用克里昆少将的话皆出自解密文件，下同）

“在公爵及随员居住和逗留的地点，将对其身边人、尤其使馆工作人员进行有效监视”。
“为及时发现并阻止8名英国使馆人员可能出现的情报搜集活动……已计划并准备实行必要的国安措施”。

当然，莫斯科指示过乌克兰方面不得在菲利普亲王访问期间执行任何“积极活动”（例如试图招募英国人之类），以免引发国际丑闻。而其他活动则未加限制，所以计划要在来参赛的骑手和观赛的游客中间开展“反情报工作”。

贵客即将抵达前夕，克里昆少将向乌克兰党的领导人汇报第一批工作成果：
“截至1973年9月4日，爱丁堡公爵来访和欧洲马术赛开幕之际，已有英国驻莫斯科大使馆2人、英国记者13人、美国记者6人、英国马术队28人进入基辅。另外还有来自英国、美国、联邦德国及荷兰的232名游客进入基辅。”

克格勃特别关注记者，各国新闻团队都被严密监视。最活跃的是“英国记者，他们携带大量照相、录影和录音设备。他们认真研究形势以及参与接待和服务英国代表团的苏联公民。个别记者企图使用磁带录音机秘密记录同苏联公民的对话”。

克格勃特务发现《太阳报》记者“未经许可”游览娘子谷，对该地发生的惨剧被遗忘深感愤慨（第一座大屠杀纪念碑1976年才建成）。

克格勃特务又发现另一名《星期日泰晤士报》记者也准备参观娘子谷，此人明明懂俄语却耍花招假装不懂。而《每日镜报》摄影记者据说尖锐批评了苏联服务业，又抱怨西方缺少言论自由，甚至大言不惭告诉同行：安妮公主一旦坠马，他就能拍到轰动世界的照片了。

最让克格勃头疼的是BBC记者，他们“跑去拍摄比萨拉比亚市场，排队打车、买水果等”。相反，他们“拒绝拍摄永恒荣耀纪念碑”，其中一人“声称乌克兰不是独立自主的共和国”。还有一位BBC记者“对我国态度不友好，对本次大赛缺少广告宣传的情况表达不满，试图甩脱翻译游览基辅”。

克里昆少将报告说：“对于上述记者，我们已制定计划并采取措施监视其行为，查明并阻止他们的敌对活动”。

但克格勃还发现另一位BBC俄罗斯分部的记者毫不掩饰自己对苏联的好感，“他欣喜地对导游说：每来贵国一次我总能看到生活改善，商店的货品又丰富了”。

参赛骑手同样受到严密监视。比如记录显示英国队拒绝参加“国际旅行社”提供的游览项目，反而要求每天到场地训练。

英国队的9位饲马员住在“戈洛西耶夫斯基”宾馆，距离赛场最近。克格勃特务很快发现有个人根本不管马，立刻瞪起眼睛：他是不是间谍呀？而当英国使馆的公使衔参赞提出安排此人住到骑手们住的“莫斯科”宾馆时，可疑度迅速增加。

最令克格勃关注的是安妮公主，尤其听闻一位外国摄影记者评价她“任性、傲慢、不聪明”之后。结果恰恰相反，特务们看见的是一位让人赏心悦目的年轻女子。监视报告称：“下榻‘莫斯科’宾馆的安妮公主生活低调，同其他运动员关系友善，回避外国记者。安妮公主身边总有警卫陪同，警卫是‘苏格兰场’的高级警督，住隔壁房间”。

苏联骑手们则对公主本人亲自擦洗照顾赛马感觉吃惊，她骑着这匹马赢得上一届欧洲赛冠军。

爱丁堡公爵9月5日亲自驾驶私人小飞机降落，随即去视察即将比赛之场地，当晚出席十月宫的开幕仪式。

可惜安妮公主未能再次取得好成绩。9月8日比赛第三天，她在皮洛戈夫村越野赛进行最困难项目时意外落马，身体轻微擦伤。众人大呼小叫，爱丁堡公爵却平静地说：“这不是她第一次挨摔。”

最后，莫斯科骑手亚历山大·叶夫多基莫夫摘取本次大赛桂冠。此前蝉联乌克兰马术冠军的弗拉基米尔·索罗卡（尼古拉耶夫）仅入围前十。团体冠军由联邦德国队夺得，亚军是苏联队，季军英国队。

比赛圆满结束，菲利普亲王在下榻公馆举行招待会。次日开着私人飞机和安妮公主返回伦敦。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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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深的贝加尔湖充满神秘感，布里亚特人对其敬拜如神祗，各种上古传说仿佛就发生在昨天。另一方面，危险的暗流、夜间的火光、频繁的地震无不令人心生恐惧。

来到旅游胜地奥利洪岛(Ольхон)，白天听导游讲故事不觉得可怕，夏夜如湖面般静谧清澈，令人不由怀疑难道种种传说都是虚构？或许并没什么狂暴烈风从萨尔马河谷吹来，每年也没有几十个人不明不白死亡。但真正的贝加尔湖可能不像表面上那么“温柔”。

原潜艇军官、著名UFO专家弗拉基米尔·阿札札的书提到过贝加尔湖“黑色潜水员”的故事。据他说：1982年军队在贝加尔湖进行潜水员例行训练，至于训练的具体位置不得而知，大家普遍相信靠近北部水域。

当训练进行到水下50米深度，军事潜水员们发现一些人形生物，远看似人类，但体长三米又表明不是人类。这些生物的轮廓其实不是黑色而是银色，头戴某种透明球体，肯定不是什么“人鱼”。情况迅速报告指挥员，据说其中一位军官决定不惜代价捕获一只送交上级。没想到这些“泳客”不好惹，它们膂力奇大，把军事潜水员像玩具似的抛来抛去，甚至直接掷出水面。结果三名潜水员死于减压症，另四人进高压舱治疗。

听起来特不靠谱？一位当地记者谢尔盖·沃尔科夫准备揭穿这个怪异故事。他联系了北贝加尔斯克市（湖岸最大居民点），那里有个“独立第5海事培训中心”，联邦安全局、内卫部队和紧急情况部的潜水员都在此受训。可想而知，中心管理者直斥该故事“胡言乱语”：首先他们机构从未发生潜水员身亡事故，其次培训中心成立于1996年，历史没那么久远。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1982年的时候贝加尔湖没有潜水员训练？伟大卫国战争期间，巴拉克拉瓦海军潜水学校部分人员疏散至贝加尔湖南岸小城斯柳江卡，借住“铁路员工文化宫”。又建立了专用训练码头，把一些设备沉入浅层湖床供学员练习搜救和水下爆破等科目。1942-1943年冬季严寒，潜水学员被迫在极端条件下受训，冰窟窿很快被冰块填满，搭帐篷生炉子加热无济于事。直到1944年学校才迁回温暖的黑海边。

但贝加尔湖潜水训练并没中断太久。1976年建设贝阿铁路干线时曾有一支12艘巡逻艇组成的水上大队，也许他们就是故事的基础？潜水员完全有可能来自别的地区。

有意思的是，一些当地学者没把这个故事当谣传。例如布里亚特方志学家阿列克谢·季瓦年科就认为潜水员可能真的看见了什么——不是海豹。

据季瓦年科介绍，贝加尔湖渔民很重视所谓“银色泳客”的问题。距离斯柳江卡40千米的库尔图克村民尼古拉·基利耶夫曾告诉方志学家，他1990年代有一回和朋友在环贝加尔湖铁路附近捕鱼——必须指出这个地方的湖水深达1400米，夏天水温低于3摄氏度，万一掉进去凶多吉少。几个人白天捕鱼，半夜惊见巨大银色生物从冰冷湖底跃出水面嬉戏。由于害怕怪物掀翻汽艇，他们扔掉渔网、发动引擎逃回村子，再不敢去那附近打渔了。基利耶夫站在岸边把事发位置指给季瓦年科看，同行的渔民也大致描述了情况。但这些目击者中基利耶夫是唯一活着的，其他人随后都去世了。

“和平号”深潜器团队得知此事，颇感兴趣。2008-2010年进行大型综合科考活动，潜水160次，季瓦年科亦有幸参观贝加尔湖深处。他说当时下潜位置就是军事潜水员遭遇“泳客”的位置，可惜什么都没看到。

季瓦年科还表示，跟他交流过的紧急情况部专家不仅相信渔民的叙述，而且证实了1982年的事故。季瓦年科回忆起他在巴尔古津湾偶遇军人，问对方来做什么，士兵们含糊回答探测水深，因为“湖泊学家不完全了解水下生物”。

亚历山大·科洛蒂洛写的《贝加尔湖水兵》一书似乎能够间接证实季瓦年科的说法。书中谈到1960年代开始人们对贝加尔湖的研究兴趣再度高涨，地理学家和制图专家频繁来到岸边，考察船反复驶过湖面……

季瓦年科承认贝加尔湖有不少难解之谜：如果你在湖边点燃篝火连续宿营多日，可能会看见湖底深处的辉光、湖面游弋的“灯火”，听到令人胆寒的声响。

季瓦年科本人三次目睹湖上UFO现象。第一次是在博雅尔斯克火车站（湖东南岸）附近私人别墅，透过窗口望见湖面有个巨型白球静止不动，不像湖底逸出的可燃气体。第二次是在坦霍伊村的温暖夏夜，望见一个”小而黑”的物体从高空急速俯冲，眼看差几米接触水面，陡然改变轨迹。季瓦年科和朋友们（约10位）以为这个东西马上要撞击渔船了，岂料突然消失无踪，仿佛从没出现过。第三次是望见一个银色/橙黄色雪茄形物体从屯津斯卡亚山谷飞出，在贝加尔湖上空释出三个小球散开，继续奔向哈马尔达班山脉。季瓦年科估计该物体长约200米，宽约50米，事后听说乌兰乌德那边也目击到了。

季瓦年科查阅旧档案，意外看到两份惊人的文件。第一份记载1909年曾出现相似物体，人们在外贝加尔铁路目睹它飞向贝加尔湖。

至于“泳客”，季瓦年科找到了百年前托博尔斯克农民库兹明·莫罗科夫的证词。此人说他朋友——贝加尔湖岸居民费德切讲过贝加尔湖里“生活着法老”。有一次这些“法老”狂性发作，击沉一条小船，之后村民想到办法，抛出一张坚固的大渔网，把约50只“法老”拽上岸。“它们模样就像人，有脑袋、胳膊、手，惟腿下面融合的地方像鱼尾”。村民们鞭打“法老”，统统“扔回汪洋”，从此它们再没出现。

传说讲到这里，请广大读者自己判断可信不可信。一方面，阿列克谢·季瓦年科有点像个幻想家；另一方面，他的学术成就并非虚传。此人是外贝加尔民族学博物馆联合创始人之一，当过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档案馆馆长、西伯利亚和远东档案学家委员会委员，还是贝加尔自然资源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历史学副博士。他曾在布里亚特挖掘出史前鸵鸟蛋，揭露了500座古代遗迹，以及1650年在贝加尔被蒙古人杀死的俄罗斯使团成员耶罗费·扎波罗茨基的坟墓。此外，他还寻获了本地东正教圣徒瓦尔拉玛·奇科伊斯基的遗骨，在巴尔古津协助确定了失踪多年的匈牙利诗人裴多菲·山多尔之墓，还有古代圣地、堡垒、居民点等相当有意思的物体，甚至传说中沉入贝加尔湖底深不可及之处的高尔察克黄金！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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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罗斯版图上，雅库特地区乃是一片广袤的针叶林，未开发的原始土地充满未解之谜。这里人烟稀少、难以到达，比起两条腿的人类，四条腿的熊或狼更常见。

1978年一个不明飞行物坠落上扬斯克山脚日甘斯克村附近。1990年代莫斯科孔科沃区居民、原克格勃军官安德烈·彼得罗夫告诉记者他曾亲临现场，由于职务原因知道一些关于“飞碟”和“驾驶员”的情况。

彼得罗夫说，1978年2月17日22:13雅库特自治共和国境内发生不明飞行物坠落事件。位置距离日甘斯克约56千米，在勒拿河右岸、靠近支流贝吉扬河。该飞行物是一个带穹顶的闪亮圆盘，直径6.2米，高3.8米。当地居民表示坠落发生半小时前他们看见村庄上空发生了“UFO交战”。因为防空部队未发现有飞行器侵犯苏联领空，政府直到附近机场员工打电话报告才得知情况。但由于严重霜冻和短暂的冬季日照，军方拒绝出动搜索坠落物体，认为该事件系误报。

1978年6月，极地飞行员驾驶客机自日甘斯克飞往上扬斯克途中意外观察到地面有个银色物体。两次目击证明那里确实有东西，国家安全委员会派出14人特别小组从莫斯科赶赴雅库茨克，转乘两架米-8直升机抵达坠落位置。他们仔细检查了UFO外部，然后用某种特殊材料覆盖，外层包裹防水布。

克格勃军官彼得罗夫就在现场，但只是远远看着，没靠近也不愿靠近“飞碟”，因为近前检查的科学家很快生病了，有两位必须急送雅库茨克大医院抢救——他俩神志模糊，自述虚弱无力，其中一人在营地就开始掉头发。

但科学家还是设法探查了飞行器内部。发现有三层甲板，驾驶舱位于最底层，奇异的茧形座椅坐着两具“外星人”尸体，身长约1.5米，颅大无毛，眼睛大，上下肢皆有六根指头。身穿连体衣，纹饰不同：一个是正方形，另一个是内接三角形的圆形。

为了进一步研究尸体、飞行器和其中的未知技术，找来最大吊运能力8吨的米-6重型直升机，首先把精心包裹的“飞碟”带到雅库茨克，10天后经由乌斯季库特、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运抵“托木斯克-7”保密行政区，即谢韦尔斯克。此地有生产高浓缩铀的设施，经常接收绝密货物，所以无论送来什么都不会引起注意。另外苏联科学家猜测飞行器可能配备核能发动机，谢韦尔斯克正好驻扎着大批物理学家及工程师。

据说他们把飞行器停放在用于储藏核废料的地下掩体，来自苏联各地的科学家对其进行了长时间研究。彼得罗夫声称亲临谢韦尔斯克观看UFO的甚至包括苏联原子科学泰斗阿纳托利·亚历山德罗夫院士，随行的是理论物理学家、物理学/数学博士阿纳托利·洛古诺夫院士。

又过了一年半时间，约在1979年末，飞行器秘密送至苏联高能物理研究所所在地：莫斯科郊外科学城普罗特维诺，安全保存在机库内。科学团队继续研究了近十年光阴，1988年使其再次起飞，可惜只升到离地5米高度就砸落发射台，人类试飞员受伤。从此修复工作暂停，苏联解体后彻底封存。所以飞行器目前状态不明，可能仍在俄罗斯某个仓库，也可能被美国或西欧国家获得？

至于外星飞行员尸体，据称1978年送往伏努科沃机场附近的秘密军事研究所，在地下室进行解剖研究。这些内容超出了原克格勃军官安德烈·彼得罗夫的知密范围，他无法介绍什么。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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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体至今，总有人哀嚎“人民失去了怎样的国家”。本文简单摘录互联网上一些只言片语，希望对回答这个问题有所帮助。请注意，个别回忆描述听起来像都市传说，这自然是难免的。

“……黑海度假结束，我们坐车回家。大巴车半路坏了不能前进，司机一检查，发现连接燃油装置的某根橡胶波纹管破了。于是套上几个安全套，凑合着跑完剩下300公里……”

“……我父母离开拉脱维亚，到科加雷姆市住了几年。我妈原来是专职教钢琴的老师，结果派她去挥舞铲子卸水泥……”

“……35戈比的圆珠笔不能用来写字，但可以在墙上凿个洞，把螺丝钉拧进去……”

“……9年级和10年级之间的暑假棒极了，去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交流旅行。幸运名单提前一年公布，大家想方设法挤掉别人、换上自己，没人相信你这么渴望去布拉格仅仅是为了看建筑。犹太男生女生从开始就没列入名单，这事儿不必明说，也不用讨论。当同学们从布拉格回来，都穿着一模一样的白色胶底运动鞋，鞋面印着捷克斯洛伐克三色旗……”

“……你们还记得吗，八十年代因为奥运会的缘故，学校食堂出现带吸管的纸盒果汁、新西兰黄油和色彩鲜艳的芬兰果酱。包装盒都留下了，试图让它们焕发第二次生命……”

“……最酷的跑鞋是‘苏联阿迪达斯’，因为总跟礼服正装搭配着穿……”

“……本市最酷的商店是二手寄卖店，因为那里有一台进口双卡带录音机……”

“……食用熏香肠，宜利刀薄切，务求片片如纸同，能随轻风入云中。因为您下回再看见这东西，已经是半年后了……”

“……您是否曾在电影院门口被共青团员巡逻队检查日记本？”

“……新年夜强打精神熬着不睡觉，就为了凌晨3点收看‘外国节目’，比如东德电视台、玛丽莱·罗多维奇、卡雷尔·戈特和意大利歌曲……”

“……那时候认为‘麦当劳’属于高级餐厅……”

“……9月1日，我带着封面印有‘奥林匹克-84’图样的日记本走进学校。这个图样是按照‘国际旅行社’宾馆垃圾桶内寻获的一个可口可乐罐体图案不精确描摹复制的……”

“……直到九十年代中期，牙科仍然使用19世纪的某些技术。举个例子，补牙的充填料是1885年某位德国人发明的，成分完全相同。一旦投入量产，他们没什么理由改变。还有绳索传动的低转速钻牙机，你见过这东西吗？砒霜‘杀神经’止痛术呢？也是19世纪产物，而最糟糕的是根本不止痛……”

“……还有手表，自然是‘火箭’表的外壳加‘胜利’表的机芯。六十年代末父亲把自己手表传给儿子，属于全社会司空见惯的做法……”

“……有个狡黠的幼儿园女老师，带孩子出门散步的时候，偶尔会领上3、4个娃娃去附近食品店买那些按人头限购的东西……”

“……很多东西在1980年奥运会之前消失了，甚至黄油。于是所谓的‘面包片黄油’闪亮登场，主要原料是水……”

“……莫斯科郊外有一家机械制造厂，还有水泥厂和钢筋混凝土构件厂。白班结束，也就是下午四点之后，几乎每一丛灌木底下皆坐着工人。到了夜里九点，他们或被老婆揪出、或自己手脚并用爬出。这些无产阶级的宿舍除了桌子、柜子再没什么像样家具，最高级的文化用品乃是退伍军人纪念相册。从1985年起家家户户门口飘出劣酒味儿，因为都在酿私酒呢……”

“……1975年我妈在莫斯科生下我妹，她讲的经历我永远不忘：首先他们把她衣裤剥光，再用生锈的剃刀刮毛，而且床上没铺床单……”

“……粘飞机模型要用到二氯乙烷溶剂。我记得我爸破口大骂，说二氯乙烷在他们研究所是当作有毒物品保管的，居然做成胶水卖给小孩子。他说的对，这种物质通过吸入、口服或皮肤接触可能损害肝、肾、肺和神经系统……”

“……1987年，一个小男孩的玩具枪包括М-16А1、巴拉贝鲁姆P-08手枪和伯莱塔92F手枪，都是父母从国外买的。但这些高级玩具没什么用，因为无论如何不可拿出家门。傻瓜都知道楼下那帮小混蛋要么直接抢走要么扔树上：‘少跟我臭显摆，我没有你凭什么有’……”

“……当年我在学校拥有绝对的瑰宝——铝制小手枪，是我拿100张口香糖包装纸换的。这玩意儿的确没啥用，但来自同学的艳羡和尊敬却是顶级的……”

“……差不多就在那个时候，有人送我爸爸一个红色的一次性打火机。我爸从来是个不按规矩出牌的人，于是连续两年给打火机注油、换火石，直到最后用裂了……”

“……1986年列宁格勒‘伏龙芝’百货商店，我被乐器柜台孤零零摆着的一个乌克兰铃鼓惊到了……”

“……冬天一些妇女（包括小姑娘甚至男人）不用安全卫生的唇膏，而用‘貂牌’凡士林硬膏涂嘴唇……”

“……想起这事儿我就打哆嗦：乌拉尔某城市的小吃店，出售颜色像淡茶水的液体，女服务员认为这就是浓咖啡……”

“……我奶奶至今留着一些苏联时代买的储备物资。当我看到1981年生产的像石头一样梆梆硬的一袋盐，心脏都快跳出来了……”

“……勃列日涅夫时代自行车价格相对低廉（就这样也得攒钱），但备用零件总是短缺。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气门嘴难弄，引得个别人做贼。比如你把自行车停在面包店外1分钟，出来就发现气门嘴被拧走了……”

“……六岁那年冬天我妈领我去门诊部。从外头进来一个女人，可能是被到处缺货惹烦了吧，竟提出想买我身上穿的儿童皮袄……”

“……不久前奶奶对我说：你别把小块肥皂都扔了，应该拿旧的化纤袜子装好继续用……”

“……法国著名演员热拉尔·菲利普严重冒犯了全体苏联妇女的尊严。这人参加莫斯科电影节，临走前跑到商店买买买，回去就在巴黎举办苏联女式内衣展。法国人对苏联内衣的款式、颜色和面料感觉不可思议，大姑娘小媳妇看见苏联纺织工人的奇思妙想，被逗得嗤嗤笑：淡蓝和粉红的衬裤仿佛退了色，长棉袜的花色和质感活像瓦楞纸板……”

“……条纹阔腿裤特时髦特流行！用窗帘缝的……”

“……某个认识的叔叔到阿拉斯加办事，花12美元买了双美国产儿童冬靴。但大人禁止我穿去学校，只能出门做客穿，因为在学校会被瞬间偷走……”

“……领退休金的老军人住着拐杖排‘优先队’，也就是跟普通排队者平行，颤颤巍巍一个挨着一个。这事儿我可忘不了……”

“……每天上完8小时的班，我们只能尽力而为。你想想看，现在的时尚杂志《女职工》当年会刊登怎样用丈夫旧衬衫给孩子做衣服的建议——这不是笑话……”

“……1978年莫斯科，百货商店开业，我特意早去免得排队。顾客越聚越多，大门一开蜂拥往里挤，某位男士的手指被门边的装饰格栅卡住了，随即被旁人撞倒，手指断裂……”

“……我忘了具体什么情况，反正有个卖肉的欠我爸爸不少。所以八十年代的时候我们家吃肉不成问题……”

“……为了去拍护照相片，问邻居借‘阿迪达斯’运动服穿。这是真事儿，不是编的段子……”

“……日本磁带的包装膜留着不扔。用刀尖仔仔细细从侧面划开，做成取放磁带的‘小抽屉’，或者就把普通的苏联磁带插进去，反正一眼瞧不出来……”

“……学院发食物‘餐包’，既有稀缺商品，也有大麦米这种没人要的玩意儿。起码八十年代的彼得堡是如此……”

“……我们大学附近（1989年前后）有个店‘投放’波兰化妆品……正门紧闭，顾客涌到后门抢购，深冬12月大排长队……后来传出消息说不卖了，店主把货藏起来给二道贩子留着呢……哎呀，那种愤恨，冻在脸颊的泪珠，还有屈辱感，简直了。这事儿千真万确，天寒地冻站5个小时，我的脚都快冻坏了，就为买几管口红，可能还买别的……”

“……我爸酒量不行，但逢着节日还是愿意喝点儿。小摊买两杯克瓦斯，却不能走远躲开那些醉汉，女售货员会喊：‘站窗前让我看见你们’，生怕把杯子给拿跑了……”

“……我妈以前在食堂工作，七十年代的时候她给我讲过一位从集体农场往城里运牛奶的送货员如何被警察抓现行的故事。这伙计停车在路边，每桶牛奶倒出些来，再往里掺水稀释，随地捡个木棍搅拌……”

“……格鲁吉亚和克拉斯诺达尔的茶叶分等级，最差的二级搀着碎草木屑，‘特级’则是‘本土茶’和印度或锡兰茶的混合品……”

“……商店摆着桦树汁罐头，巴掌长短的腌黄瓜和腌菜。没肉。集市上有肉，但比商店贵好几倍。售货员先把骨头拿出来卖，骨头卖光了才卖肉……”

“……我曾经买回一个写着‘午餐’的罐头，用土豆、圆葱和大蒜炒了，很好吃。第二天人家告诉我这是喂猫的鸡肉罐头。但确实好吃啊！比如今俄罗斯的那些给人吃的肉罐头更好！”（摘自开战斗机叛逃日本又定居美国的维克多·别连科的回忆录）

“……咱国家向工人销售汽车的时候，就跟投机商人没两样。一台‘日古利’（仿‘菲亚特124’）外销价1000美元左右，国内售价7500卢布；一台‘伏尔加’外销价2000块，卖给国内工人15000，就这还买不着呢。缺货啊，缺货，亲爱的朋友……”

“……你知道吗，如今的女人想买点儿漂亮东西（短衫、裙子、高跟鞋），最简单的途径就是上厕所。对，没错，走进彼得罗夫卡街或‘古姆’的某个公共厕所，里头有二道贩子倒卖外国服装。关键在于，警察不想管女厕所的事……”

“……进入罗斯托夫，找到汽车宿营地……领回床单——这件事我得专门讲讲——感觉不但没洗净，而且潮乎乎的。展开一看，我们都惊得心悦诚服：床单有个大窟窿，但是他们折叠的特别巧妙，你去领的时候根本发现不了……”

“……莫斯科‘索科利尼基’体育场举行苏联-加拿大青年冰球赛，结果以悲剧收场。加拿大人出于好意派发口香糖，不料引起争抢踩踏，21人身亡……”

“……拿旧裤衩或旧汗衫做月经带，剪成几个长条形缝在一起。使用后洗净（煮沸），晾干……”

“……秋季为了保持足部干燥，先往脚上套塑料袋，再穿靴子。当然，塑料袋是洗过晾干重复使用的……”

“……有一回堂兄从远东来做客，捎给我家一箱橙子。我们把橙子拿到外面像球似的滚来滚去，直到有人指出这是水果……”

“……厕纸永远供不应求，所以但凡看见哪儿排队一定要挤进去。而且大家都尽可能多买（限购），十卷、二十卷用绳穿起来，手里拎、脖上挂……”

“……你去买土豆，发现小得像豌豆，偶尔还有烂的，而且摆成一排不准拣选。刚想动手，女售货员立即尖叫：‘挨着拿，不让挑！’去的晚了，牛奶只有别人买剩下的，要么漏了要么涨袋了，你拿起其中还算像样的，小心翼翼捧回家……”

“……我记得一位朋友的的故事，她是萨哈林人。那个地方常有从日本漂来的各种垃圾冲上海岸，当地人就收集起来，倒不是卖废品，而是取用其中可‘回收’的东西——小盒子、小罐罐之类，以及日本旧鞋……他们把鞋面、鞋帮切掉，只留鞋底，再自制上半部分粘牢。据说人人都穿这种‘便鞋’……”

延伸阅读：

重返苏联便捷指南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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