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格兰特·阿普列西扬
《新观点报》 1993
出于可理解的原因，这名男士要求匿名接受媒体采访。以前他是国家安全部门高级官员，后因病辞职。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时候，该人曾做过失足妇女监护者，她们在克格勃“保护伞”底下跟外交官、外商和贸易代表团成员进行性交易。
我国至今绝对禁止报道卢比扬卡国安人员活动，所以我请受访者详细谈一谈。
（译注：从访谈内容判断，此人可能曾在负责外勤跟踪监视的克格勃第7局）
受访者介绍：据他所知，此类业务活动是在一位副局长：萨维诺夫将军（已去世）的积极倡导下开始讨论的。将军是个精力充沛之人，特殊的工作风格近乎冒险。也许这就是他挑起这副担子的原因吧。克格勃第2总局——最高反间谍机关——基于各种原因已经从此类业务中抽身，称之为与风险类型的代理人合作。为什么说有“风险”？因为她的任何错误举动都可能给我们招来非常不好的意外后果，可能使我们同警察、同大使馆身后的外国公民发生冲突。失足妇女说不定哪天就会“出卖”你，变成“双面间谍”，为谁效劳都搞不清楚了。毕竟她们就是靠着满足人类本能讨生活，陪酒、陪睡，拿钱拿好处。这已经离人格堕落不远了。故只有少数新手愿意找这类代理人合作。
尽管如此，萨维诺夫的局仍决定组建相关队伍，既要控制、利用可能的代理人，又要从外国人里面寻找潜在的易招募者。
— 这是专属贵局的特权吗？
— 是的。除了跟踪监视，本单位还要保卫大使馆和外国人公寓，包括把卖淫女带过去。否则她们自己很难进去。有些女人常年足不出户，唯恐走在街上被巡逻的抓住。
我们成立了七人小分队，队长是我们副处长谢尔盖·安德烈耶维奇·罗曼诺夫，他也去世了，是个优秀的人，真正的国安人员。
工作开始。技术装备十分简陋，主要凭着失效的安全保卫系统在干活。我们同内务部建立了区域性联络，因为抓人之后得请女士走一趟警察局。另外还有别的办法来处理“妓女问题”。有时候采取行动的形式。
卖淫女年龄在15-40岁之间。命都不怎么好：父母酗酒、或没爹或没妈、自己早早沾染酒瘾、缺吃少穿…… 一些女人到莫斯科考学或找工作，因为种种原因最终流落街头，无固定住所，大街小巷游荡，偶然认识外国人，给一条连裤袜或一双亮面高筒皮靴就跟着走了。
那时候莫斯科的皮条客们已经划分了地盘，他们保护、照顾接外国客的妓女。我们有这些妓女的档案，任务是对正在发生的事情进行客观描述。要掌控这个过程。类别分为陪侍外交官的、陪侍商人的、陪侍其他外国公民的，他们为了办各自的业务进入莫斯科。
当然，我们也有自己的办法检查卖淫女，维护跟她们的关系。顺便说一句，我对她们多数人的印象非常好，她们是有公民良心的。总之挺有用。
有的外国人跟一名女子同居数年，就像养个妾。还有的人同时跟五、六个甚至十多个女子交往。
— 您最开始怎样跟她们联系的？是否要求她们签保证书？
— 从预防性谈话开始。假设一个卖淫女和外国人过夜，第二天走出旅馆，我们请她去警察局谈谈。对她说：已经知道您跟某某人长期同居…… 接着告诉她将有何种后果。当然了，她们不会承认犯法，我们进行的是不出示证据的公民逮捕。查明身份信息，由于这些人基本不带国内护照，所以要去问住址查询处。这时候人的反应就表现出来了。找各种借口逃避。有的尖叫不配合，有的大言不惭说：“这样吧，领导，你拿钥匙锁上门，我现在就陪你睡，咱俩和平解决。给钱也行，我今天挣了不少。就没必要写材料了吧”。第三种人直接讲：“记我电话，随时效劳。这种场面我见得多了，你又不是第一个……”
— 您亮明国安身份吗？
— 不用，警察先上。我们跟大使馆所在区域的警方有合作关系，必要的时候专门找个房间便于我们跟她们谈话。
— 您本人亲自谈过吗？
— 谈过八百次了，什么样的都见过。应该说她们的品行程度各不相同。曾经见过一个女皮条客，相当稀有，从她口中得知许多有价值信息。您现在常见的小广告：二十四小时亲密服务，电话号码多少多少…… 当年她就已经是行家里手了。她养着一批接送妓女的司机，有专职妇科大夫、公寓和外国客户群，她可以这样跟后者说话：“你个傻逼，我送女孩子给你，你只付她一戈比。剩下的钱明天赶紧派人送来，老娘不找警察也能收拾你！”她用自己方式照顾她们：给予住所和精神支持，监护保障她们身体健康。
有的卖淫女凭借语言能力、交际技巧和艺妓礼仪大把挣外汇。也有的农村妞一路走过大杂院、停车场、火车站，最后靠青春拯救自己。这就说来话长了。
罗蒙诺索夫斯基大街38号外国外交官公寓，门卫注意到近一年来有个貌似未成年的少女频频出入某非洲国家大使馆参赞房间。按照我国法律，对这种事向来睁只眼闭只眼，虽然住户拥有外交豁免权，但我们也可以就此施加压力找他谈谈。而且这位先生已经结婚，家人住在莫斯科。我们决定先访一访少女。
有一天参赞让她下车之后，我走过去请她进警察局。查明果然十五岁。既然未成年，我就遵守预防性谈话的一切规定和她交流，讲明是非，问她为什么去非洲人房间等问题。她回答的很含糊，满脸通红，不明白要她做什么。
我又去找她妈谈话。她母亲是党员，在研究所上班。我直截了当问：“您知道您女儿放学去哪儿吗？”她说：“是的，我知道，跟非洲人在一块儿。”
我试图摆出各种道理说服她，她心平气和都给我顶了回来。我就提议：“您最好能写一份声明。然后我们去用另一种方式找那位先生谈话。您想想看，在我们国家跟未成年同居…… 何况他有家庭有孩子”。这就是苏联人惯用的说辞，凡事总扯高尚道德。
她妈说：“你们政府以前在哪儿啊？怎么不来谈道德呢？丈夫领我到莫斯科，把我和小孩扔在街头不管。没地方吃没地方住。这么些年我俩面包蘸水勉强过活，从没见什么官方机构来帮我，多亏善良人伸援手”。
她轻松熟练把我摆平了。我提醒她党员身份，她回答：“您想让我立刻退党吗？您说的是早就锈烂锈穿的杠杆，只给官老爷服务，不问凡人死活。没错，我是故意迈出这一步的，我绝不会伤害这个人。为什么？因为他给她吃给她喝，给她买衣服。还帮她雇了英语老师。他是个非常正派的人。感谢命运让她认识他。我们关系很好。所以我什么东西也不签。理解理解我这个做母亲的吧。实际上她到二十岁就会结婚，凭她的教育、礼貌和打扮，我对此毫不怀疑。而且她会很幸福”。
我只剩惊讶。这事儿可不寻常，她缴了我们的枪，拒绝继续交流。我们悲惨地失败了。
我们有一位女联系人与一家奥地利航空厂的总经理保持着密切关系，此人在圈内声望卓著。而且，这位女士当过时装模特，是个非常美丽、优雅的人。
— 她为你们工作吗？
— 什么叫“为我们工作”？她同意跟我们合作，保护国家利益、国家安全。我们需要她探听他泄漏的任何信息、可能对苏联造成的任何损害，以及有可能出现的商业贪腐。
— 可她为什么同意呢？仅仅因为她拥有高尚的无产阶级情操还是什么别的原因？
— 她爸爸是苏联有头有脸的人，富于创造力，在市委工作，能给女儿优质教育。那些年苏联公民寻求涉外婚姻是很扎眼的行为，但她不这样认为。他对她感情很深，而且这个女人头脑机灵，模样也漂亮。
再者，我们必须知道某个人的一言一行，掌握他对苏联的看法和意愿。我们没必要招募他，通过日常生活调查了解就行了。这些她都不在话下。
这样的女代理人我们有许多。但之所以把她单独拿出来讲，是因为我俩发生过不寻常的事情。就像传闻描述的，我也会去她家里，不经常去，大约一个月一次，持续三年。
— 她只和您联系吗？
— 只和我联系。然后有一天她说：“给您个惊喜”。我紧张起来：“什么惊喜？”她说：“不，不，别害怕，不用叫警察，您不会有麻烦的。就是他送我一辆车，我决定转送给您。钥匙和文件都在这儿，您自己办手续吧”。
这种事情当然不允许。这样的礼物怎么能收呢？！最新款绿色“大众”啊。无论如何我都有义务汇报上级。跟罗曼诺夫讲了，他听完建议：“何不把这辆车用作掩护车呢？反正你也留不下”。
他对自己的主意很热情，给韦尼阿明·阿列克谢耶维奇·科兹洛夫将军（译注：时任克格勃7局副局长）打电话，他不反对。接着汇报更上层，他们说：“你干什么呢？什么掩护车，万一藏着窃听器怎么办？”按下葫芦浮起瓢，我开始接二连三写报告，因为上头警觉了，怀疑我是不是叛变了。
再一次跟女士见面，她说：“我没驾驶证，不能开车，你快把车弄走”。
我只好推脱，三推两推入了冬，车顶盖满一层雪，新车变成顽童的冰滑梯。好好一辆车就因为我们的人过度警惕给毁了。如果检查、测试一番，这车是能用的。但我们铁的指示丝毫不可违背。把事情原原本本告诉女主人，她决定：“让它见鬼去吧，只要您别有麻烦就行”。
— 你们手下这么多特工女郎，有没有谁带来过真正有价值的信息？
— 问题在于反间谍部门认为我们玩的是小把戏，尤其我们的地位不允许我们自主行动——这是最高反间谍机构垄断的特权。我们把材料准备好交给交上去，他们往往不屑一顾。
可是有一天开会，上级领导突然问：“你们的大专家某某是哪位？” 罗曼诺夫叫我：“报告你掌握的情况”。
我有一位十分聪明的女护士，她跟一个伊拉克人同居。根据我们的情报，此人与间谍机关有联系。伊拉克人非常信任女护士，甚至允许她动他的保险柜。她发现里面放着一大堆苏联证件、护照及各种证明材料。我让她统统拍下来。
每当伊拉克人开车出门工作的时候，总让女护士帮他望风，比如后面有车尾随的话就记下牌号。这情况很可疑，足以证明他属于某个间谍机关。那么证件和护照是替谁准备的？他的祖国伊拉克还是第三国？要么是美国人在背后操纵他？可以有各种说法，但我重复一遍，最初信息是非常重要的。这些就是我报告领导的内容。然后总局对此采取了一些措施。
— 您的同事果真去监视伊拉克人了？
— 真去监视了。把女护士讲的情况跟我们查到的一对照，很多地方相符。他也注意到我们了。
我还有几个“联系人”跟阿拉伯人交往，这些家伙往往是潜在的投机商或外汇贩子。只要和他们谈起钻石，立刻两眼放光、呼吸急促。这次行动涉及法鲁克两兄弟，案值巨大。为了阻止他们，必须出动多个部门的力量。
我的一位被保护人塔季扬娜虽然五官不好看，但性格很有吸引力。她有个笔记本，写满了她所谓的“我的外国朋友”。
她的工作方向是探听联邦德国来的商人，这些商人同我国部级官员有官方联系。我的职责不包括直接接触德国人，虽然塔季扬娜好心建议我这样做。但如果我们要求她对这家公司或那家公司的老板施加压力，我认为她能够胜任。
然而最厉害的是，塔季扬娜和一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公使衔参赞关系密切。有时候他会在下班时间、没有官方活动和来宾的情况下带她进大使馆。塔季扬娜熟悉门卫，门卫也很熟悉她，而且她的英语、德语非常流利。
塔季扬娜的一大壮举，是六九或七零年《共青团真理报》的一篇文章，详细介绍莫斯科外国使馆工作人员不光彩的生活方式，其中信息都是塔季扬娜提供的。
— 那么文章是按要求定制的？
— 这是一次行动。记者撰稿，文末有署名。
姑娘们提供了关于我国官员和外国商人交往的大量情况。我们知道他们找谁买东西、怎么买的，平日可以视而不见，除非发现某些部长、副部长，更不用说部门负责人直接叛国。曾发生过为了晶体管出卖经济秘密的案子，或者以对外国人最有利、对我国最不利的条件签署合同。
可惜这些事实得不到重视。毕竟调查就得深挖，可某些人不能深挖，人家官儿大。我可以举很多例子，求见高级官员处处碰壁，反倒被责骂说：“抓你们的间谍去，别乱来啊”。
姑娘们为促成签署有利合同做了力所能及的贡献。其中一位与奥地利某航空公司业务代表走得很近，成功卖出几架客机。她说：“我就对我的小傻瓜明讲：你到底买不买？买了！”
在这些被保护者之中，我遇见过有趣的，有时甚至是杰出的人物。她们语言流利，掌握某种文艺——或者擅长写诗、或者会唱歌、或者厨艺高超，还有的兼具以上特长。
从我们的角度来讲，总是尽量帮助手下姑娘们。
— 物质上？精神上？
— 嗯，物质帮助比较有限。但我们努力做到最好，比如保护她们免遭来自内务部门和社会组织的可能麻烦。我经常半夜出门救“女友”，她们在宾馆、饭店被突击搜查堵住，让警察给我打电话，我就直奔警局。有时候到醒酒所捞人。
— 这些女人的经济状况比您好吗？
— 那当然。我们的收入跟她们比简直可笑。
塔季扬娜有一次跟我说：“我坐的士出台，你坐无轨电车。我给你钱吧，你就可以打车来找我。这点钱对我不算什么，你能用上”。她讲这番话绝没有别的意思。
所以她们都挺慷慨。
— 有没有哪位女士嫁给外国人、出国生活之后继续为您服务的？
— 这倒没有。曾经有个男的居留期满，俩人戏剧性分手，但女的怀孕了，生下小孩。于是他继续跟她保持联系，我们尽可能利用这种联系。
— 这些女人后来命运怎样？
— 在国内结婚成家的不少，嫁给苏联丈夫就不能再陪老外了。但我们记得她们的贡献，给我们带来过一定好处，所以会帮她们安排工作，比如难进的大使馆。在这种地方上班，当驾驶员、女清洁工、女佣，可不是随便谁都行。但我们找到漏洞，能够渗透进去，也算办件好事吧。如果将来需要探听什么信息，总归有人可用。
— 您个人怎么评价您的女联系人？
— 某些人值得钦佩。尽管她们扮演的角色一言难尽，仍然保留了做人的尊严和自豪感。我们尤其赞赏那些办过不少好事的人——既是充满爱国精神的普通人，又是对自己人生定位有清晰认知的明白人，同时也是尽到公民义务的热心人。
但大部分人确实婊子，和她们相处一段时间就像传染病似的缠着你。轻信某些女人很危险，求着你跟她在某些问题上达成协议，一旦她翻脸，我们就不好看了。将会演变成丑闻的口实，对某个特定的人施加压力。
— 发生过这种事吗？
— 屡屡发生。有时候您认为一切正常，其实她已经拿走想要的信息了，您却毫无察觉——这种情况下您如何自保？我们采取了可靠的措施，通过技术手段检查、面对面监督和“外勤”。
— 您喜欢这工作吗？
— 很有意思的工作。能让人在你面前坦言许多不为公众所知的事情。当年这种行为属于道德败坏，国家想法设法拯救失足女——出席大会的模范女共青团员陪老外睡觉，那不跟噩梦一样嘛。但我们心里明白没必要采取思想专政的法子斗争青年人。姑娘们向我们寻求支持和保护，知道我们某种程度上代表国家。她们信任我们，我们帮助她们。
后记：我当然不了解那些曾经扮演秘密角色、在床上取悦法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的女性对国家安全做出过多大贡献，估计只有极少数当官的对此心知肚明。无论怎样，本文揭开了曾经全能的克格勃的又一秘密篇章，没准档案馆里就藏着60、70、80年代女共青团员执行危险勤务的惊奇故事。那些虽未参加修造贝阿铁路、卡马河汽车厂的人儿，为祖国立下的功劳也许并不少于建设者们？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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