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佚名

亲爱的读者，我在上一篇文章提到苏联餐饮业后厨偷肉、偷酸奶油的黑幕。今天咱们放眼观瞧，看看苏联其他经济部门从业者是怎样职务侵占的。

首先，从理论上谈谈社会主义条件下大规模盗窃的不可避免性：

国有化、集体化、取消私有财产权之后，苏维埃国家一切都归党的官僚掌握。百姓除镣铐外一无所有，苏联之父列宁同志看着是好的。根据他的伟大教导，恰恰是穷困潦倒的乞丐、无产者正确看清了人类历史必由之路。而那些资本家、有产者，整天吃野味、吃菠萝，猪油迷了眼。农民，由于其生产的私人性质，倾向于成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妓女，卑劣又腐朽，甚至不算个阶级。

为擦亮双眼，特规定全体苏联人属于身无长物之无产阶级。资本家枪毙一部分——免得妨碍人类福祉，“剥夺”一部分——很快淡化为遥远记忆。农民不再拥有土地和奶牛，成为农村无产者；知识分子不再享受非劳动报酬（例如发明奖励上限20000卢布），成为脑力无产者。

由于被剥夺了私有财产权，无产阶级群众领悟到“周围一切都是人民的，人民的就是我的”，对此深信不疑。无产者拿点儿东西，怎么能叫偷呢？叫“共产”！当然了，共产什么主要取决于工作地点和工作性质。

苏联商业工作者

食品售货员耍各种花招坑害顾客，比如包装材料计入重量和缺斤短两。撒漏、干缩、破碎、腐烂……都是销账好名目。“省”出来的生鲜货带回家自己享用，耐储存的拿去换日用工业品。

工业品售货员擅长“后门交易”、“柜台下交易”。比如商店进货一批捷克鞋，显然苏联人人都爱捷克鞋，但除了“布尔什维克厂”的“老头鞋”，买不到别的，因为外国货根本不上架销售。捷克鞋私下加价转让给熟悉的“贩子”、“倒爷”，他们拿去莫斯科之外的大小城市跳蚤市场，二次加价兜售。爱美的、赶时髦的人省吃俭用打扮自己，逛市场逛出了精品店扫货的感觉。

更巧妙的办法是走寄卖商店。这种商店转售“小白桦”出来的高级货，远洋水手捎带的舶来品、走私货，从住宅偷的好东西（赃物），以及国营店售货员私藏的稀缺品。

售货员做贼的另一种特殊形式叫“以物易物”。就是你把某件稀罕东西藏在你的商店，以“国家牌价”卖给她，她也把某件稀罕东西藏在她的店里，以“国家牌价”卖给你。这样一来就不必去跳蚤市场找投机商加价购买，所以你俩都“赚了”。

苏联工人

你说，要怎样从机器制造厂偷点儿有用东西，又如何在保密企业神不知鬼不觉盗窃？

我曾在一位受尊敬的苏联工人的储藏室看见如下物品：硬质合金钻头、各种目数金刚砂纸、氧化铬研磨膏、昂贵的成套针矬、切削螺纹的丝攻和丝板、凿子、各式金属丝（包括镀铬丝等）。您可能会问：他要这些干什么？不是每样东西都能随便买到。此人喜欢在家做手工，几乎每件家具都是自己亲手造的，还会用白铁丝给女人打首饰。顺便告诉您：别人家餐具橱放小象玩具，他家放涡轮叶片。

汽车工厂零配件失窃的数量很大。打个比方，假如“日古利”特别容易断裂的凸轮轴又缺货了，请到全国任意跳蚤市场选购。

简言之，广大人民群众从工厂盗取一切自家可用的东西。社会上管这号人叫“孽孙”，当年创作不少讽刺作品揭露他们。当然，肯定不是人人都甘愿做贼，毕竟这种行为既犯法又丢脸，可架不住许多人不在乎。

举本人经历为例，我不止一次见过占小便宜的家伙端出糖果店偷的大块巧克力，还曾买过一米长未切割香烟，显然是卷烟厂流失的。

熟食店员工把小灌肠缠绕身上，外面套件衣服——这时候就知道胖婶的妙处啦，不显眼嘛。汽车厂员工想要曲轴和配重块，曲轴挂后背，配重块挂前胸，皮袄一裹慢慢走，少眨眼，要看起来轻松愉快。您如果跟本厂开卡车运垃圾的驾驶员搞好关系，能偷的就更多了。

盖别墅的工人偷建材、工具和工作服，直接拎走就行。您家附近若有建筑工地，花几十卢布随随便便就能找他们买几立方混凝土砂浆和砖头。砖头按“碎裂”在账目上注销，但我认为砂浆根本没法算，天天有凝固浪费的。

货车车厢不挂锁，否则钥匙就得两地送。车门用铅封，但铁路工人懂得怎样撬开拿点儿东西再原样封好。众所周知枕木是建造温室、澡堂地基甚至整间别墅的优质材料，所以丢得特多。

某位装卸工对我讲过他的故事，当时我俩边休息边喝刚从卡车上偷的梨汁汽水。此人曾在乳品厂工作，围墙隔壁是酒厂。午休的时候，一袋袋牛奶和奶渣扔过去，装满酒的橡胶容器飞过来，喝完掷还人家。他是酒鬼，遂在邻厂谋个职位，畅饮之余用热水袋往家偷。有一次他跟司机合伙偷走一大桶，俩人连喝一星期，被开除。

再讲个活生生的例子：炼油厂开出装满汽油的罐车，驶入调车场。场站检查发现有泄漏，指示司机移动到另一条铁轨，同时通知炼油厂。厂代表今天过不来，60吨汽油泄漏到树林附近小沟，漫溢周边空地。铁路编组员和调车场司机看到这种情况，自己拎着油桶走向罐车……不久他们出现在调车场旁边公交站，把汽油卖给私家车主。既然罐车泄漏屡屡发生，调度员和场站经理也参与进来分一杯羹，只要尝到甜头，就开始蓄意破坏罐车。

苏联集体农民

集体农庄庄员也是能偷尽偷，包括粪便，这玩意儿在别墅度假者中间是畅销货，每车大约50-100卢布。有一回我和朋友喝醉了，临时起意到某个国营农场的大学同学家拜访。次日酒醒，我们六个人饱餐一顿丰盛午饭，有鸡肉沙拉、鸡杂面条和炸鸡块。同学他爸自豪地问：“你们猜猜老爹在哪儿上班？”我们说：“养鸡场啊！”

庄稼汉要盖房，就到当地林业局的土地上锯树，或者到木材厂偷板子。我小时候跟村中顽童偷过黄瓜，还曾在克里米亚偷葵花子，装满了“扎波罗热人”的后备箱。还有一次偷玉米，因为想煮着吃。当年我虽是小孩，但记得并不认为偷国营农场大田是犯罪。到别人后院偷才叫犯罪，我也干过——偷人家苹果。但其中动机是故意犯浑，我们知道自己在做贼，感觉很刺激。

驾驶员

驾驶员们拉什么偷什么，无论苹果或伏特加。然而最主要的是偷时间和汽油，把公家车用于私人营生，叫做“赚外快”。您搬家没车试试？而且找不着搬运工？这时候朋友托朋友，花几个钱就能解决难题。谁家有辆“伏尔加”，简直是香饽饽。出租车供不应求，收费便宜得多。

说到开出租的，没几个清白。首先，出车不开计价器，钱直接装自己兜里；其次，他们要按照各项规定向车队维修工和清洁工付费；第三，在汽油和零配件上动手脚。他们根据需要贿赂身边所有人，包括警察。

甚至电力机车司机也赚外快，想不到吧。有一次我坐在电力机车驾驶室跨城旅行，因为车票难买，多给司机十卢布无所谓啦。

苏联知识分子

您以为医生不偷吗？我朋友的妈妈当大夫，她不在家的时候，我和朋友悄悄喝她拿回家的医用酒精！

但我觉得老师不偷，学校有什么可偷的？

动物园员工偷饲料，还记得“狮子吃不饱”的传闻否？肉的情况我不敢乱讲，但亲眼见过女员工白天拿胡萝卜、卷心菜喂猴子，自己晚餐吃胡萝卜卷心菜沙拉。说实话，我没法责备她们，这些人大学文凭，开80卢布薪水，纯粹凭着一腔热忱忙工作。

如果设计师没机会到试验单位就职，只好偷“科希诺”牌铅笔、橡皮和回形针。如果有机会，那就随大流偷各种钻头和“美国真金”做首饰。

大客车载着工程师们到集体农庄菜地收卷心菜，巡逻队在外围监视。回城途中客车被截停，搜出一包又一包卷心菜。数以千计的工程师帮集体农庄无偿劳动，拿点儿胡萝卜、土豆是大家普遍默许的，连领导都不说什么。

不过总体而言，知识分子偷公家东西的机会较少。

手工业者

由于商品和服务短缺，一些手工业者略尽绵薄加以填补。他们从工厂车间偷出材料，制造不同于苏联垃圾的东西，或者修补这些垃圾，或者复制垃圾。

比如一切电器都有周期性故障。今天的消费者早已习惯一台电视一直用到坏换新的，可苏联电视每年至少坏一次。如果您说您家的“地平线”到现在还能看，请解释解释为什么当年开了那么多修理店，店内堆满那么多家用电器。

等候电视修好少则一月、多则一年——您翻翻旧报纸就知道了，“生活服务社”差劲到允许大家顺便批评的程度。所以某位工程师从军用通信设备厂偷点儿星级元件，收少许费用帮人装到电器上，可以延长使用寿命。业外人士看到这儿或许不明白，是这样：材料生产中的零件品质取决于公差，比如标称值百分比。苏联电器元件使用同样的流水线生产，但品质最好的（比如电阻接近标称值）打上星号供军工厂，次好的供民用工厂，最劣的进入修理店和零配件商店。所以，使用盗窃零件的家庭修理师傅只需更换四只功率晶体管，就能显著改善您“奥德赛”牌放大器的可靠性。

还有给脆弱、弯折的苏联木门包裹保温材料的师傅，用的是赃物人造革、工业用棉和家具铁钉。我记得这些东西直到九几年才有公开销售。您找找老房子看看，门几乎都包过，除非换过铁门。

地下商人

苏联式盗窃的最高境界是建立秘密制造业。关键在于那年头无需营销、品牌和什么推广招徕顾客。普通人有钱买不着好货，任何比苏联国标狗屎稍强点儿的东西必有人求购——当然国标狗屎也不愁卖啦。地下商人用失窃材料造出东西，通过已买通的商店经理销售。

干这种事不要求高超智慧，您所需的一切东西都由于管理不善摆在明处。写到这儿必须指出，计划经济时期始终存在库存过剩问题。国家计委规定产品目录，如果长筒女靴过时了，还可以继续生产两年，送去减价商店和农村商店再卖四年。

九十年代我结识几位曾经的地下商人，他们为苏联石油工业制造设备，其网络包括研究所和工厂。我不清楚人家怎么运作的，但从本质上讲，譬如不知从哪儿冒出一个闸阀，想办法把它卖给采油的就行了。九十年代他们直接收购工厂，告别了管理不善，却又遭遇新问题：敲诈、征税、保护伞……

总结

写这篇文章绝非贬低苏联各族群众，我的用意恰恰相反。某甲偷某乙历来是犯罪行为。只有把国家厚颜无耻攫取人民的全部财富偷回来，才不受人民谴责。

苏联人集体盗窃，因为没有主人，劳苦大众沦为赤贫乞丐，排队入住国有公寓，在国营工厂打工糊口，失去发小财的权利，留不下像样东西给子女，攒够棺材本就是好奔头。从本质上讲，干部官僚同样是乞丐花子，对工厂或集体农庄态度冷漠。苏共中央委员领导一切，但什么也卖不出去，所以拿着国家纯粹用于炫耀，比如导弹越造越多，跟美国人争风吃醋。

共产党人自己明白这一点，甚至想出个术语“管理不善”(бесхозяйственность)。真奇怪，起初把主人赶尽杀绝，之后又抱怨主人缺席。

您会说今天他们偷的比过去多万倍，不错，但如果他们在大半个世纪生活中，偷国家一点东西贴补家用不以为耻反为荣，怎么拦着人不偷呢？大家都知道，全苏联的消防柜除悬挂灭火器、长杆钩、斧头之类应急用品外，必备一两个倒锥形水桶。这种桶子底部尖尖，不是寻常那种平底，不能直立放置，应该没人偷。可我亲眼见过奥尔忠尼启则市（弗拉季高加索）中央市场旁边“赫鲁晓夫楼”某户阳台外面挂着一排尖底桶，当花箱用，颜色涂的很欢快。再过一个世纪原苏联的人民才会停止盗窃，开始认同国家、爱护国家，因为它对自己有益。

而且，唯有这种苏联残余才可以解释为什么新一代人继续糟蹋住宅楼刚装的单元门。似乎入户门里面的才是自己的，外面的都是“国家的”、“无主的”、“敌对的”。

再者，骂苏联不必然等于赞扬专制的国家资本主义，反而可能意味着不希望再出现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

延伸阅读：

苏联人民是否“更诚实”？

莫斯科显像管厂打工趣事

走后门买手风琴的一段经历

肉贩暴富殒命记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1898年财政大臣谢尔盖·维特呈交次年的国家预算草案供皇帝审阅，坦言：国家财政的坚固取决于国民物质福利。但与此同时，国内几百万人依然过着家徒四壁生活。帝国的学者们花费多年心血，试图厘清巨富、赤贫之间收入差别究竟多么大。

1880年莫斯科统计学家В.奥尔洛夫和И.博戈列波夫写道：“为了编制年度预算，我们挑选一户中等收入且户主详细记录其进项和支出的家庭。我们把户主报称的收支与同村其他居民进行了核对…… 在此基础上，我们认为自己编制的预算无可置疑”。

这个家庭是19世纪末居住在莫斯科省伏努科沃村的伊万·多罗费耶维奇·霍多夫一家，1879年收入489卢布50戈比。全家八口人：丈夫和妻子、大儿子和儿媳、以及另四个16岁、12岁、9岁和3岁的未成年儿子。他们有两间木屋、一间圆木仓库和一间谷物干燥室。饲养一匹带驹母马、两头母牛、两只绵羊。家中三个人分得份地，每人4.2俄亩（译注：1俄亩约1.09公顷）。他们在这12.6俄亩土地上播种了黑麦、燕麦、土豆和亚麻，收成92卢布10戈比。割干草、收麦秸、砍伐各种灌木烧火取暖。

养殖收入是：卖掉一头母牛27卢布、两头牛犊7卢布，自家食肉宰杀两只羊羔价值5卢布，两头牛产奶换钱20卢布——共59卢布。

该户又从本地神甫手中租赁一块耕地，租金8俄斗燕麦（译注：1俄斗散货约合26.24升）。播种10俄斗庄稼，收获40俄斗。扣除种子加租金，这块地产生19卢布80戈比利润。割草一次花费4卢布，得到8大车干草总重15普特（译注：1普特约16.38千克）。净收入21卢布60戈比。

去岁户主在制革厂上班，兼营马车运输，挣钱约40卢布。大儿子和儿媳在当地金银饰带厂工作，年薪100卢布。二儿子工资40卢布，三儿子12岁刚刚进厂，往家里挣12卢布。

1879年霍多夫家支出420卢布93戈比。其中用于食物储备：盐每普特80戈比、6.5普特合计5卢布20戈比；黑麦面粉每普特90戈比、合计72卢布60戈比，亚麻油3卢布20戈比，卷心菜5卢布，黄瓜2卢布，自家种的土豆15俄斗价值4卢布50戈比，1俄斗葱80戈比，3俄斗谷粒6卢布，酿克瓦斯之麦芽2卢布70戈比，20俄磅荞麦面粉1卢布，40俄磅小麦面粉2卢布40戈比。肉类：两只重约60俄磅的自家羊羔价值3卢布60戈比，过圣诞节购买10俄磅腌肉80戈比，圣周(Святая Неделя)购买5俄磅腌肉40戈比。5月26日教会节日买10俄磅腌肉80戈比。鱼类：过谢肉节买5俄磅鲇鱼50戈比，10月14日教堂节日买10俄磅鲇鱼1卢布，三个节日买10条鲱鱼共1卢布50戈比，又买5俄磅茶叶7卢布60戈比，16俄磅糖3卢布20戈比，饮用自产牛奶价值50卢布，全年过节买伏特加1.5维德罗（译注：1维德罗约12.3升）共6卢布。上列项目合计150卢布80戈比（彼得堡上层阶级每年餐饮费600-1200卢布，公费大学生每年领生活费300卢布）。

买出远门穿的鞋花销26卢布64戈比，衣服57卢布9戈比，牲畜饲料、垫料130卢布80戈比，各种生活用品25卢布60戈比。

三个人共缴税30卢布。全年开支合计420卢布93戈比。伊万·霍多夫略花小钱买“孩子礼物”。剩余40卢布存起来以备修缮房屋。

统计学家在莫斯科近郊波多利斯基县克列诺沃村农户Т.Н.沃尔科夫家也记录了大体相同的收支。该户夫妻二人及五个孩子不仅从事农业劳动，还制帽贩卖。家庭全年收入约440卢布，支出221卢布，其中买服装约70卢布，日常开销约50卢布，剩余每个钱都用在燃料、缴税、租赁割草场、支付牧人工资上面。

这就是不嗜酒的中等收入农民生活水平。但并非人人如此幸运，能够拥有土地、成家立业。长期以来乡村剩余人口普遍进厂打工，渐渐地一些大型企业有经验、吃苦耐劳的男青年月薪50卢布，代价是每天在毛纺厂机器前劳动14个小时。织布工的收入从7卢布到30卢布不等。但按照惯例，这些收入大多花在工厂自营的店铺了。

当过骑兵的小说家А.Д.阿普拉克辛写过不少当时上流社会人士的消费情况。在他关于1880年代彼得堡贵族生活的作品中有一个角色：Г.Н.斯维尔斯基伯爵，业已成年，每年靠着三万卢布过日子。因为他的叔叔、也就是他的前监护人告诉他：“这里是属于你的两份产业的全部文件。现款不多，因为我监护你三年，以你名义在银行只存了不值一提的四万两千。但你每年可有三万固定进项，凭这笔钱，我的朋友，你必不至于饥寒而死”。

于是年轻伯爵用起钱来特别谨慎。阿普拉克辛写道：“由于他与生俱来的‘端正品行’，他无法理解那些轻佻、放浪的狂欢：一个晚上花几百卢布喝名贵酒，豪掷几千给茨冈人合唱团，甚至砸镜子、摔碗盘，挥拳打向餐厅老板和仆人的脸”……

斯维尔斯基摇着铅笔算计每月能在住宅、仆从、马厩方面消费多少，又能剩下多少供自己零花，确信将会衣食无忧。那么多的军官——甚至就在他那个数一数二的团——收入还不及他一半，却四处臭显摆。当然，那些人出门没马骑，而伯爵除了两匹必须的侍从马，还养着一对双套车役马和另两匹单独拉车的马。这笔钱按照他的计算不成问题，所以，当两年后银行活期账户空空如也时，斯维尔斯基呆若木鸡。

嚯，发生了什么？也许是供货商故意欺瞒坑骗他，也许是一时兴起送了美女贵重礼品，反正在这两年间，斯维尔斯基的账户见底了。

诚然，对于一般贵族家庭，把年轻儿子送进军队实属沉重负担。昂贵的制服、马匹，盛大宴席和酒会，每月一次舞会，给战友和上级赠礼——凡此林林总总不是军官薪饷所能承受的。整个近卫军的军官每年花销高达200万卢布，骑兵军约50万，其他军种约100万。

另一个大出血项目是出国旅行，因为贵族家庭不出国旅行的话会被认为不体面。曾有一本关于俄国贵族贫困化原因的小册子呼吁放弃这种愚昧传统，作者署名“史季格里茨”，写道：“经年累月毫无意义的出国旅行是一种恶习…… 我提醒诸位，生活在境外也就是欧洲主要国家的我们俄罗斯人数量如下：德国53000、奥匈22000、法国14357、英国47500、意大利1387，总计约138000人，其中三分之一为贵族，即46000人。如果把后一个数字换算成家庭，意味着每年至少11000个家庭花销不低于5000卢布，相当于俄罗斯大地每年流失5500万卢布…… 人居然在无利可图的情况下，追求一种想象的快乐，怀着某种痴迷，从我们国家带走几千几百万，那当然会变穷了。这种先生我们见的够多，大家都认识不少，他们不是暂停工作稍事休息，而是把虚度光阴、消磨闲暇认作时髦——不能再帮助这种人了。已经有太多贷款、单名期票和优惠被投入此类旅行，而非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和日常福利”。

俄帝国首都上流家庭每年最低预算7000卢布，相当于一名高级官员年薪。如果在彼得堡拥有可获利的房产，大概也能收入这么多。北方之都属于个人拥有的7840套住房中6894套常年出租，想在市中心租套像样点儿的住宅每年要1500卢布。而维持所谓“面子”的花销比这更大：一辆漂亮马车售价850卢布，最时髦的衣裳600卢布，狐皮女斗篷700卢布，彼得堡大剧院包厢席位6-14卢布，冬季一束鲜花10卢布，御用珠宝商Л.泽夫季根的钻石动辄数千卢布。

“史季格里茨”的小册子警告女人们：“我国许多妇女以这样的方式安排家庭生活，使得丈夫逃离她们奔向一切单身汉和失意者钟爱的场所：俱乐部、餐厅、酒吧等。妻子们则把全部时间花在舞会和交际…… 这种毫无意义的生活对丈夫和妻子来说都是灾难性的，不仅在道德层面：前者约狐朋狗友到餐厅大快朵颐、后者购买锦衣华服，无不需要巨额开支；花钱如流水一般，不理智消费越来越多，一点点侵蚀家庭经济…… 奢侈并不总是合宜。富人家奢侈一把很正常，甚至可说是必要的。而一个条件平平的中等收入者追求奢侈着实可笑…… 很多过日子的房间简直变成珍宝馆：堆满昂贵家具和大量金银摆设……”

日月如梭，多年后此种情况有增无减。1904年经济学家Б.Ф.勃兰特写道：“如果我们比较十年来最重要大众消费品价格的变化，就会发现1895-1899年较之1890-1894年，物价涨落如下：黑麦-24%，棉线+1%，茶叶+1%，砂糖+4%，煤油+12%，烟草+16%。西欧这些产品的价格都下降了，而我国惟有粮食跌价；庄稼人所必须的各种产品一概变贵，就连我们跟西欧一样都从亚洲进口的茶叶，以及我们对外出口的煤油和糖，在我国的售价也比外国更高……”

尽管如此，特权阶级的消费水平同样有增无减。例如特维尔棉纺厂老板之一М.А.莫罗佐夫1901年支出196675卢布用于个人需要，其中：“三餐饮食”9889卢布10戈比，葡萄酒12008卢布15戈比，办晚会7607卢布42戈比，租用三角钢琴153卢布，租用鲜花850卢布，杀灭蟑螂100卢布，购买油画、圣像之类12142卢布60戈比，马厩维护费10823卢布，看剧、听音乐门票595卢布20戈比，出国旅行18364卢布5戈比，在普罗斯库洛夫（译注：赫梅利尼茨基市）的别墅2398卢布25戈比，在克里木半岛的别墅4977卢布40戈比，房屋供暖3619卢布34戈比，照明6305卢布15戈比，以及其他各种开销……

反观平民阶级，二十世纪初地方自治会聘用的教师每月靠着30卢布度日，这笔钱使他们能够负担：20俄磅白面包，30俄磅黑面包，22俄磅肉，30瓶牛奶，2.5俄磅黄油，3俄磅植物油，30枚鸡蛋，5俄磅荞麦，4俄磅黍米，3俄磅大米，1俄磅豌豆，1俄磅通心粉，10俄磅卷心菜，1俄磅葡萄干，3俄磅砂糖，4.5俄磅碎糖块，半俄磅茶叶和半俄磅咖啡——上述合计17卢布。（莫斯科省）兹韦尼戈罗茨基县教师告诉统计学家：如果他们被迫减少这些食品开销，健康状况会立即恶化，因为工作压力太大。有位年轻女老师年薪156卢布，省吃省喝挤出钱来购买与职业相衬的体面服装。但冬鞋售价6卢布，夏鞋售价5卢布，高帮、矮帮套鞋6卢布，三块日常头巾20卢布，一件漂亮连衣裙31卢布，十二双长袜5卢布，内衣17卢布，床单11卢布，冬季厚呢子大衣30卢布，夏季外套10卢布，帽子5卢布。

至于餐具、沐浴、理发、洗衣、书籍、报纸等项，每年预算仅10卢布，即每月不足1卢布。

农民的购买力甚至更低。例如某家庭手工业者除了土里刨食果腹之外，还花费150天制作20000个勺子，以每千个3卢布的价格售出，赚回60卢布。原材料成本20卢布，利润仅40卢布每年。冬季一天工作15小时。

地方自治会头头Ф.Ф.克拉索夫斯基在乌法省缅泽林斯基县生活八年，他如此描写二十世纪初农民生活：
“首先，哪怕只看最表面，人们也会惊讶于村庄几乎赤贫的景象。这种贫困显然易见：残破的房舍使人不得不怀疑50-65平方米空间怎么容得下全家老小居住活动，牛群瘦弱、马具简陋、农具原始。再看看他们日常饮食，即使最好年景，村里最宽裕人家的饭桌也罕见肉类、牛奶和鸡蛋，全靠面包茶水充饥。极个别家庭的主妇能给午餐增添一道饮品，但仅限于把茶炊摆上桌……有必要设法降低一些必需品的价格，例如铁，否则铁烟囱、铁栅栏、煎锅、犁耙等务农必不可少之物将变成奢侈品。”

农民如此，工人也强不了多少，毕竟他们终日只在车间和工厂集体宿舍两点一线。

然而内需不足并非俄帝国经济的唯一不幸。大部分上层阶级家庭的财富实际建立在损公肥私基础上。国库出一笔建厂补贴，首先被厂主挪用花天酒地，剩下的钱才拿去盖房子、买机床。一旦工厂建成，发现预计的盈利要么“算错了”要么“达不到”。1903年春帝国技术协会举办“铁业代表大会”，工程师А.А.沃尔斯基作报告说：“全俄120家炼铁冶金企业，销售管理得当者甚至不足10家。毫不夸张讲，熟悉我国钢铁市场情况的不超过5家企业”。

同一年莫斯科大学教授И.Х.奥泽洛夫写道：“欠缺商业考虑的贷款往往发放给我国难以为继的企业，后者拿到贷款便不再操心自己生意的经济状况，因为他们确信，如果企业拿了国家银行贷款后陷入困境，要么银行再次伸出援手，要么国库会为了挽救国家银行的损失，给予企业优惠价格之政府订单”。

随着国库日渐空虚，政府增加了对农民和工人的苛捐杂税，内需进一步不足，形成恶性循环。上层人士年复一年讨论下层人士岌岌可危的经济状况。正如本文开头所写，财政大臣谢尔盖·维特早在1898年已经指出：“国家财政的坚固，无论其组织如何得当，最终取决于国民物质福利”。直言：“目前乡村百姓的经济状况仍不稳妥”。

奥泽洛夫教授解释个中原因：“我们在农业俄罗斯身上建立工业俄罗斯，靠借来的资本过活，目前通过大量人为干预勉力支持这个俄罗斯喝酒吃饭、穿衣打扮。培养工业的俄罗斯进一步吸干了农业俄罗斯。我们给俄罗斯穿上金色外衣，可她的小木屋正在倒塌、人民正在挨饿——这件衣服确实华丽，但对我们而言有些昂贵了，为了追求满身珠光宝气，不得不咬紧牙关，大量出口粮食、鸡蛋，甚至出卖自我……”

延伸阅读：

索洛乌欣笔下的七十年代生活

1933年关于中央黑土州企业职工供应情况的报告

1943年基洛夫州教师物质待遇情况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苏联汽车工业部
伏尔加乘用车制造联合会
伏尔加汽车厂技术维护管理局

尊敬的____同志，1977年9月22日 邀请您购买ВАЗ–2106汽车，售价7930卢布

每天____至____时销售

购买后请您对服务水平提出反馈意见并将此卡退回卖方

延伸阅读：

苏联1972年“寄生虫”登记卡

谈谈苏联的票证供应制度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 佚名

笔者读过一位老阿姨写的文章，题目叫《住手，犹太人》。她在这篇文章中哀哭苏联的公共餐饮、航空工业、疗养院和少先队夏令营，指着改革重组的“桑”咒骂犹太人的“槐”。

本人过了大半辈子艰难曲折生活，亲历不少地方，包括上述那些，甚至在其中工作过。我想说，就像许多苏联遗老，阿姨也在胡扯。下面分享我自己的记忆——仿佛1991年之后我什么都没看过没读过一样，只有记忆。

七十、八十年代苏联公共餐饮是贼窝子

苏联公共餐饮业活似窃贼集合之地，卑鄙又肮脏。从业者上至经理下至门卫几乎无人不偷，隔三岔五手拎鼓鼓囊囊的食品袋回家。除莫斯科和各共和国首都之外，大小城市普遍食品短缺，但没耽误狐群狗党监守自盗。

当然啦，损公肥私也需要技巧。当时不允许食堂、餐馆自行配菜，按照统一严格标准备餐，接受ОБХСС和其他营养不良的检查员监督。管理体系通常是这样：每个城市都有饮食业托拉斯（联合公司），聘用设计菜肴的人（我不知道他们叫什么）、研究生产工艺的人（技术员）以及核算生产成本与价格的人（核算员）。价格计算方法是物料成本×加价系数，后者取决于该机构等级。而这些机构烹饪饭菜的时候必须精确到克。

这就产生了动手脚的空间。例如用酸牛奶稀释酸奶油——蠢货才掺水呢，因为ОБХСС瞪着眼寻找混入酸奶油的水，却对酸奶视而不见。为防止牛奶过期变质，会加入小苏打。暗自设定一个“占便宜比例”，余下来的钱职工拿回去养家。此外还有破损、干耗、洒漏的允许标准，这些标准最后都百分之百“达到”了。

关于变质原料，行话叫“外快”。假设库房的某样稀缺材料——比如鸡——变味儿了，正好“捞外快”：把鸡用醋和水泡一宿，第二天送去工人食堂变成午餐。同理，如果盘中肉饼蒜味浓郁，你就知道是臭肉做的。

茶的制作方法是：满满一桶沸水，加焦糖和少许格鲁吉亚三级茶叶，微火熬煮一宿，次日早晨制得嗅之无味、尝之微甜的深棕色液体。无肉素汤很好喝，至于荤汤嘛，给你舀一勺联合油（动物油混合植物油），再放一小块肉（莫斯科）或鸡骨头（外埠）。

此外还有广泛存在的所谓“匿报”现象，以至各处普设“公平秤”，方便消费者及时发现缺斤短两。最高级的花招叫“商品换级”，意思是低等级商品冒充高等级商品销售，一般会混着卖。低级的便宜高级的贵，“省”出来的高级货中饱私囊……

结果，苏联公共餐饮业职工偷盗的食品不光自家吃用不尽，还能跟其他商贸从业者交换稀缺玩意儿，比如著名的“成套书”、水晶玻璃器、俗称“粗面粉”的胶靴、弹力纱等今朝没人要、当年人人爱的东西。

据笔者所知，基层的食堂和食品店偷盗现象猖獗，联合公司相对罕见——起码普通员工没什么机会。然而那年月很多东西每星期只供应一次，家里有个联合公司上班的亲戚实属有福。而且食堂员工薪资微薄：100-150卢布，国营商店同然。按我的理解，此乃职务犯罪之根。

吃什么

苏联食堂菜单大体如下。

沙拉：
糖醋卷心菜（勾兑醋，绝非葡萄醋或苹果醋），通常搭配半个水煮蛋。
酸腌卷心菜。
蛋黄酱盖鸡蛋（蛋黄酱用粗过滤的葵花籽油制作，有异味，不像如今的天然产品）。
酸奶油拌碎切甜菜根。
酸奶油拌碎切胡萝卜。

汤类：
俄罗斯古法罗宋汤1号：甜菜根、土豆、圆葱、醋、骨头（和/或联合油）。
俄罗斯古法罗宋汤2号：摩尔达维亚罗宋汤浓缩物、联合油。
青菜汤：卷心菜、土豆、胡萝卜、圆葱、骨头（或联合油）。

第二道菜：
肉饼：碎面包（80%）、肉、昨日剩菜（如煎蛋）。
煎牛排：碎面包（50%），其余同上。多半搭配鸡蛋上桌，是最贵的菜品之一。
煎肉排：同上，只不过用猪肉。
鸡肉：一小块清水煮鸡。鸡汤拿去做别的汤了。
鱼肉：油炸狗鳕或狭鳕背肉，通常裹面包屑。
配菜：灰色软烂通心粉、7.62毫米或9毫米口径软面疙瘩、灰色土豆泥（捣烂土豆加水）、象征性黄油少许、大麦米粥、水煮碎稻米。

饮料：
茶（见上文）。
牛奶咖啡或黑咖啡：取最廉价咖啡粉（越南产最宜），比例每杯四分之一匙，在加或不加牛奶的大罐水中熬煮。
果子羹：沸水煮化“果冻”，其原料是土豆淀粉和干燥糖浆。
果汁：自来水稀释的三升装大罐果汁。
以及最主要的——糖渍干果！只有苹果干，因为杏干和梨干都贵。

酸奶油：
整杯或半杯酸奶油本身就是一道“菜”，茶匙或汤匙舀着吃。端给你的酸奶油提前被水壶的水或酸牛奶稀释过了，没稀释的部分食堂自己留下。吃酸奶油的多是男性，因为饱腹感较强。某些地方的酸奶油还会加糖作为甜点。

面包：
两片或四片白或黑面包，既填饱肚皮，也是一种饮食习惯。有些食堂喜欢切厚厚的两片。

写到这里想起一件事。1997年我和一位约摸十九岁的姑娘去莫斯科某企业办事，因为没其他地方就餐，遂在该企业仍然保留苏联时代风貌的工厂食堂吃饭。本人出于怀旧心理，除罗宋汤和肉饼子又要了半杯酸奶油。我俩在桌前坐定，姑娘投来天真目光，厌恶地盯着杯中酸奶油，问：“你吃这玩意儿？”
年轻一代能如此，我欣慰地笑了。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在食堂吃顿午饭花销约70戈比-1卢布，下馆子吃一顿“套餐”，也就是现在的商务餐花销1.5卢布。村镇食堂20-30戈比，但国营农场职工的收入仅工人二分之一。这样算算似乎也并不廉价。当年一个收入非常体面之人的月薪大概能吃200次午餐，而当代莫斯科市一顿午餐，就说300-500卢布吧，人均月薪已至十万（通胀勿论）。但如果把餐食和服务“下降”到苏联那种水平，一顿也就值50-100卢布，且不会有几个人乐意掏钱。

对苏联优质食材和天然经济的印象

苏联的畜牧业好比苏联的公家牛——形销骨立、死气沉沉。如果你下乡看见一群牛，很轻松即可辨别哪些是个体养的、哪些是集体养的。个体牛和集体牛并排站好，如同拳击手挨着老瘸子——后者皮包骨头可怜兮兮。这大概也就是你在国营店排队两小时买牛肉，最后营业员扔给你一块带肉骨头的缘故吧，何况外埠每年仅供应几次而已。莫斯科人买牛肉还算轻松，为此受尽全国人民詈骂，说我们满城肥而天下瘦！

猪肉则是又肥又腻。猪在工业化牧场吃残羹剩饭和厨余垃圾长膘，这些所谓的“饲料”装在槽里当然都变质腐臭了。不过一些养猪场也有电炉子，长时间熬煮“饲料”以消毒。此外当年的普通养猪场内院、外院粪水横流，下雨天流入河道，毒害鱼虾及周边环境。个体养猪户不光用土豆喂猪，还会上合作社粮店买一种发黑、发黏、内部有洞的面包喂猪——每天供应一次，半小时售罄。大娘、阿姨、小媳妇们用网兜拎五个、十个面包回家，扔进食槽给猪吃，甚至自己也吃。

国营商店卖的猪肉什么样？一块肥肉连着同等大小的瘦肉兼一层猪皮，这层皮也称重算价钱。后来市面出现进口猪肉，产自丹麦等国，不带皮、不带肥油纯精肉，大家都震惊了。

1970年代中期城市居民免于饿死全靠加拿大小麦和米丘林生物学，于是中央启动各种国家计划，什么“非黑土地区发展”啦、什么“粮食纲要”啦之类。巨型集约化家禽养殖场如雨后春笋遍及全国，我敢说其使用的技术肯定是从西方腐朽国家引入的，结果外埠人民主要肉食就是鸡。虽然沙门氏菌控制不住，再不能生吃鸡蛋，可蛋白质摄入量终究有所提高。

村里人只负责种菜，收菜自有城里人代劳，航空企业工程师、大学生和中学生都是主力。每年9、10两月是全民保丰收大会战的月份。手工采收的卷心菜和土豆（收割机只把土豆刨出来，带着泥土留在原地）装车运往蔬菜储藏库，已半数腐烂。再派军工厂工程技术人员顶着恶臭弯腰分拣一遍。这也导致国营菜店永远有股怪味。冬末时节家家户户主妇扔一半土豆——烂了。话虽如此，七十年代平民家庭最美味的晚餐就是圆葱和自家腌菜炒土豆，如果幸运的话再加点儿煮灌肠，盘子都要舔三舔。除土豆外许多人家也吃通心粉，油炒一下不放肉，搁点儿阳台储存的各种自制腌菜。我认为我国人民高度热爱阳台的原因就在于此。

苏联完蛋之后，城市居民获得许多土地，充分利用起来栽种土豆、圆葱、大蒜、浆果和西葫芦，可以说当时全国相当部分地区过着自给自足生活。有一回我在北方温暖地带见到一座温室，里面居然生长着200（两百！）种西红柿，之前我根本不知道西红柿品种竟有这么多。另外某个据说是生产战略导弹核弹头的军工厂的工人家庭种植了：黄瓜、圆葱、豌豆、黄豆、覆盆子、草莓、苹果、樱桃、醋栗、西葫芦，还养鹅！从此我就明白了，关于“风险农业区”的一切嚎叫无非苏联天方夜谭。

军事航空航天农艺

七十年代农村经济半死不活，工厂以附属农场的形式创造自己的“替代农业”。说白了这也算国营农场，只不过列在厂子的资产负债表上。工厂也有自己的食品加工业，八十年代工厂香肠风行一时，半熏制的，几乎所有军工厂都做。而且很多军工厂、炼油企业和发电厂开始养鲤鱼，既供应内部食堂和食品工厂、少先队营地、医院，又分给广大职工。

只有老邦达尔丘克能把设计局和总工艺师室职员收割卷心菜的场面拍成如画美景，别人没这本事。您站立地头，极目远眺，广阔的田野上一部分是绿油油卷心菜，另一部分是不同性别、不同尺寸的设计师屁股。他们手持自己发明制造的小刀、砍刀和斧头猛击菜根，其他人把菜扔进高栏货车。大家都穿橡胶靴、帆布防水衣。戴头巾的规范控制员、描图员脸蛋红扑扑，优雅穿行在一排排朝天屁股之间。

一个月或一个多月一次，年轻技术员被派去做“纯技术工作”——卸食品。然后发给每个人相同的食品包，内装一听罐头半听油的中国“长城牌”肉罐头，以及必有的糖和通心粉。当然，不免费。另有一种“定货柜台”，即工厂内部商店，也做食品包，不清楚具体情况。

餐饮输送系统

苏联食堂作为一种大规模餐饮输送系统，起初是1930年代借鉴的美国做法，却自行发展出一套可憎的、侮辱人的运行方式。老太婆用脏抹布擦拭铝餐盘（后来改塑料餐盘），桌面油腻腻，桌腿摇晃晃。厨师助手拖着两大桶饭菜走来走去，满脸凶相、态度粗鲁，却不知为何永远累不瘦。食堂的布局意味着总有几十个人排队等饭，而排队时间就占了午休大半。吃完的人自己把餐具放上传送带，后厨洗得慢且洗不净，新来者再取下油乎乎的铝叉和铝勺——没刀，反正不切肉。擦嘴纸是裁成若干片的粗糙包装纸，叠一下塞入带棱玻璃杯。

至于菜单，全国统一式样：罗宋汤、青菜汤、通心粉配肉饼子。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苏联工厂管理层有独立小食堂，有女服务员、体面的奶油汤配烤面包块、鳟鱼、猪排和煎土豆，但只接待厂领导。我曾进去过，很喜欢。

工人酗酒

普通苏联工人每天从老婆手里拿1卢布，花在午餐和抽烟上。为什么找老婆要？因为七十年代这个国家——至少俄罗斯联邦——妇女确实顶起半边天。阿姨们照样参加铁路铺设，只不过干油漆工罢了。航空企业的女性从事车床工、工艺师、会计员和技术检查科控制员，而男工爱酗酒。所以半边天只要管住月薪和预支工资，就能压下来镇住他们。

同理，苏联的公共餐饮业，就跟托儿所、幼儿园和少先队营地一样，无非是为了帮助广大妇女挣脱家务束缚，吸引她们操作各式各样机器。

航空厂和其他军工厂男工酗酒的路子如下。首先伏特加几乎不可能带进单位（除非保温瓶装）——因为门口有警惕的保安。那么贿赂卡车司机10卢布，这些本事人自有办法给你搞酒。第二种选择是酒精，计算中心消耗量很大，用于擦拭苏联自产电子计算机的部件，因此酒精品质很好，一部分流入车间。第三种选择是酒精清洗液，例如所谓“香波”，即设备去污的含酒精溶液，用于去除维修部件的油灰、积碳。酒鬼们如果幸运的话拿到没开封的，喝就行了。如果是已经用过的，那就把装满黑色液体的溶剂瓶放入冷库，酒精会浮在杂质上层，倒出来即可。

发薪日肯定要喝一顿，不然工厂附近车库和幼儿园是干什么用的？！酒鬼们聚在这些地方畅饮伏特加，吃很简单的点心，有时干啃面包。老太婆们像狼似的在醉汉周围逡巡，瞅机会捡空瓶子，能卖10戈比。

工人酗酒一旦被抓，每个车间都有同志审判会，由工会积极分子组成。审判会谴责酒鬼和旷工者，偶尔也谴责缺德之人和家暴男（应妻子要求）。车间画家把有罪者面孔画成讽刺海报，张贴醒目处，起精神惩罚之作用。物质惩罚包括停发奖金、取消冬季休假，最严厉的是在脱瘾诊所强制治疗。辞退极少——毕竟国家需要飞机、坦克。

宿舍

苏联航空工人和工程师分配集体宿舍，人均面积5平米，但前提条件是来自外地。本地职工只好跟父母挤着住。

集体宿舍分三种：男宿舍、女宿舍、家庭宿舍。家庭宿舍被公认为文化和高尚道德情操中心。女宿舍则是放荡中心，青工们在这里当着目击者或众人的面失去贞洁。一间宿舍四张床，男友夜晚来访，宿管老太太或二楼邻居劝说无效，俩人钻被窝办事，尽量不发出声音。舍友闭眼装睡。

宿舍也有混合型的。由于离婚或找关系走后门的缘故，家庭宿舍出现了单人间，男、女宿舍出现了家庭间。婴儿在家庭宿舍降生，很多住到当兵为止——这样的本人就认识一个。每层楼一间公厕，条件好的四个宿舍一间。公共浴室在底层，女性用6天，男性用1天。大厨房同样每层一间，水槽若干、炉灶若干。倘若发生罗宋汤被盗案，无非吵闹一场。

大家都在自己屋里洗、晾尿布和其他内衣裤。八十年代宿舍流行“婴儿”牌小型洗衣机，一桶水解决问题。

少先队夏令营

多数父母乐意把孩子送夏令营一个月，自己好清静清静。那些酗酒家庭的孩子可能住的时间更久。除了堪比疗养院的“阿尔捷克”和其他高级夏令营，普通少先队夏令营确实只是个“营地”。七十年代典型夏令营就是几座板房组成，10个孩子一间屋，户外旱厕撒着石灰、没手纸，附近大概也没有洗手盆。此类厕所其实是男孩们第一次接受“性教育”的地方，在厕所墙上打个洞偷看女同学

典型夏令营也要有大食堂、足球场、操场、带木头看台的集合列队场以及河畔浴场，四周栅栏围合，禁止父母随意跨越。夏令营入场券10-15卢布不等，不足部分由税收和剩余价值进行补贴。顺便提一句，苏联长期征收无子女税，民间鄙称“蛋蛋税”，等于让没孩子的人出钱养别人孩子。贫穷未嫁女性和婚后没娃男性对此怨气冲天。（儿按：无子女税规定了多种减免资格，1992年实质废除）

夏令营的小营员们20-30人一队，一位保育员和一位辅导员共同管带，这就好比工农红军指挥员加政委。白天孩子们遭受宣传轰炸，包括研读少先队英雄帕夫里克·莫洛佐夫、马拉特·卡泽伊等人生平事迹。

三餐貌似多样实则简单：早饭稀粥和牛奶，午饭参见前述苏联食堂菜单，午后点心是饼干或果冻蛋糕或果汁，晚饭肉饼和通心粉。孩子们总感觉吃不饱，其实是不合口吃不惯，眼巴巴盼着家长探视日。这一天的意义主要在于爹妈来送东西，什么苹果、草莓、水晶糖，饼干、炼乳、华夫饼…… 炼乳似乎是无价之宝，一整罐炼乳啊！孩子们互相炫耀自己拿到什么好东西了。

娱乐活动包括体育竞赛、喜剧足球（译注：成年人穿滑稽衣服，无固定规则）、“海王星节”（译注：7月16号戏剧表演）、撕下敌方纸肩章的“启明星”战斗游戏、给熟睡女孩身上涂牙膏和大型篝火晚会——这些都很有趣很不赖。此外，每天早晨固定集合列队、齐步走、听讲座是孩子们不喜欢的，忍了吧。

我不认为少先队夏令营是坏事情，但也不会把它理想化。如果有人还不知道，那么这种制度最初源于美国童子军野营。

苏联工业为什么会垮掉

因为缺乏竞争力。汽车、电视机、电熨斗等日用百货都是次品，刚出厂就落后了，品质低劣、外观丑陋，若非没得选根本没人买。总书记赫鲁晓夫亦说我国产品质量怎么也无法赶上资本主义国家。至于航空工业就复杂了，我自己也感觉遗憾。世界上本就没几个国家真懂造飞机。

任何一个走访过食堂以外的航空厂的人都能证实，七十年代航空工业已经千疮百孔。违反工艺标准的情况比比皆是，惟有数量难以置信的检查员们忙于补救，但他们使用的却是爷爷级检查设备。西方、德国和瑞士的检查设备令大家艳羡不已。举例来说，铸件计划废品率有时候高达80%。铸造和冲压工艺很少，多数情况下使用昂贵的金属切削工艺。我们的机床普遍过时，甚至有二十、三十年代许可转让的——本人亲眼所见。1970年代虽已进口日本、意大利等国精密数控机床，但数量不多。本国的数控机床非常落后，改良速度缓慢。各种先进技术如激光切削、爆炸成形、精密锻造等只在试验生产阶段。机器人技术恍如外星科技。

根本不存在自动化设计，只有试验。设计师手握布拉迪斯表格、对数尺，趴在捷克绘图台上拿铅笔画线。飞机零件造出来也是手工调整，通常用锉刀、针锉、金刚砂纸和打磨膏。在某些地方，第一级发动机叶片是工人用毛毡围着胸口、顶在磨床上打磨的。凡此种种皆发生在拥有无限军事预算的封闭国家，但显然没法跟其他国家生产商相提并论。而且航空厂自行生产螺栓、螺母、钻头和车刀，因为当时国内缺乏合乎标准的工具制造企业。

我的一位朋友九十年代初曾参与建立苏美合作航空企业，美国人和加拿大人为此展开竞争。结果共产党人把这事儿搅黄了，他们相信美国人为了消灭对手将故意毁掉一切。于是美国同行走进餐馆放松，他们之间发生了一段非正式对话：
— 你知道我们要怎么做才能杀死苏联航空工业吗？
— 怎么做？
— 袖手旁观！

文章最后，关于犹太人

我不记得见过犹太厨师，当然也不敢断言没有。但在航空和其他军工设计局里面，恰如反犹主义患者爱说的那样：犹太人多得不成比例。

譬如苏联州一级军校有自己的精英专业：机械动力及机械强度系。这个专业极其复杂，除了需要好脑子，还得有发奋掌握它的顽强毅力和钻研科学的天赋。如果缺少该专业培养出来的材料强度工程师，任何东西都无法正常开动、起飞和射击而不断裂。恰恰犹太人做这行的人数从某种程度上说多得不成比例。这还只是例证之一。如果您喜欢苏联的军事、航天和航空技术，请不要忘记犹太人的贡献。

因此，每当我听说以色列又造出什么尖端军事装备，真的不惊讶。

PS:
如果东正教苏维埃信徒读完这篇文章感觉焦虑，那么我告诉你们，本人十七岁那年被一个臭烘烘的苏联肉饼毒害，只因斯堪的纳维亚金发蓝眼大高个厨子们在潜伏犹太复国主义分子头目的带领下偷光了好肉。我暗下决心离开这个吃不饱的国家寻求美国伙食。但众所周知，苏联已经被犹太复国主义分子占据，只批准最纯正的犹太人移民。所以我折腾老娘整整一星期，千方百计从她家族寻找哪怕一丝丝犹太血统，可我失败了——上推12代，俺家只有本地通古斯人。
所以我很想加入你们的愤慨，毕竟苏联犹太设计师把纯种盎格鲁撒克逊和条顿设计师的创意都剽窃干净了嘛。但你们休想叫我这个通古斯人“犹太佬”，这不行。我还想说，二十世纪中叶苏联形成了新族群：统一苏维埃族，这个族群的代表利用职务之便大肆盗窃祖国财产，从乌兹别克斯坦的棉花到俄罗斯的毡靴。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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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我印象中的苏联食堂

70年代末-80年代初彼尔姆州人民来信

莫斯科显像管厂打工趣事

作曲家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的另一重身份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第六届至第九届）。虽然此项“副职”算是强加的，但他却认真履行代表职责，几乎有求必应。这一点很快家喻户晓，请愿信似雪片般飞来（他还亲自面见群众）。虽然肖斯塔科维奇向上级反应的大部分请求都以“办不到”作答，但他偶尔——通常在与官员长久沟通后——能够让平头百姓的生活变得轻松些。

肖斯塔科维奇收到的群众来信主要诉说当时民生的种种苦难：梦魇般的集体住房、赤贫、残疾问题、领导干部专横、不公正审判、劳改营环境等，结核病患者数量也令人吃惊。本文摘录一小部分。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信件撰写时间并非战争刚结束的四十或五十年代，而是1966-1975年。

来信之一

Д.Д.肖斯塔科维奇：
居民点切尔努哈、谢杰利尼科沃、米舒科沃的选举人向您写信。
请求我们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肖斯塔科维奇帮助解决腌渍鱼和冰鲜鱼短缺的问题，这些产品几乎没有，非常稀少。难道我们没有渔民吗？我们有许多渔民，江河湖海遍布，却没有鱼吃，就连最差的鱼都没得吃，没腌鳕鱼和冰鲜鳕鱼，没鳊鱼，没鲤鱼，没狗鱼和江鳕。劳驾亲爱的代表费心提出这个问题，少送些鱼给邻国，优先供应本国百姓和农民。请您尽力而为吧。
（署名）通沙耶夫斯基地区的选举人

来信之二

恳求您研究我的申请，因为我是个多子女的女人，住18.5平米私人住宅，但房子摇晃、潮湿，眼看要倒，地下室已经垮了。我家七口人，18.5平米真的很小，他们睡里屋，我睡门边，没有足够空间。七口人五个孩子，三个上学，我不能给这仨念书的方便条件。我自己从1941年就在机器制造厂上班，工作二十五年从没得到任何帮助，我说什么人家都拒绝，不仅拒绝，甚至不理睬我。我抛下孩子上班究竟为了什么，让他们无人照管像孤儿一样，自己却在厂里无休息日做工，甚至两班倒。
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恳求您研究我的申请，因为我是多子女的女人，没有任何条件让自家学生念书，甚至连睡觉都像牛躺在地面。
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求求您答应我帮我家修好房子，要么转告政府，为孩子创造学习条件。
请您满足我的请求。
（署名）Р.М.波波娃

来信之三：

你好！亲爱的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请接受我们的祝贺并收下我们的请求。我们非常清楚祖国的文化和美丽生活健康繁荣。只可惜我们看不到也听不到。我告诉你，看不到是因为我双眼全盲，听不到是因为我们村没通电、没收音机。我70岁了，30年没见过光亮。国家给我一点点养老钱。但我想听广播。广播！这个词意义重大。报纸上有我国各个角落的生活，我以前能看见能劳动，如今瞎了再不能手捧报纸。
周围所有村子都电气化，唯独通往我们村的电线闲着无用。电线杆立在田地6年了，很快会倒，村里却没有灯光。无人照顾我们太委屈了，因为我们村大部分是残废，显然没人拿我们当人。
敬爱的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我们想要伊里奇灯泡（译注：即普通白炽灯，因列宁推广电气化，故有此谓），想要广播！苏维埃政权即将五十岁了，我们这点儿东西都没有。
恳请您帮帮我们。
尼古拉·安东诺维奇·斯米尔诺夫（70岁），阿尼西娅·埃斯塔菲耶芙娜·鲍里索娃（90岁）
（女学生М.Н.代笔）

来信之四

……我是69岁鞑靼族老女人。含着眼泪请求您——我们高尔基民族区的代表——帮我解决困难：拿回我以前住的房间钥匙，房间被巴拉赫纳市房管局从我手中夺走了，因为我儿子在普拉夫金斯克居住生活，有个一居室公寓，他结婚了，很快就会生孩子，已经不需要我了。我在巴拉赫纳住了20多年，在那个失去钥匙的房间住了9年，退休金24卢布。眼下我能去哪儿？丈夫在伟大卫国战争死了。我找过各种部门，没人愿意好好对待我。求您作为民族院代表（译注：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院）帮助我。毕竟他们从我手里拿走钥匙的那个房间至今空着，所以请帮我索回钥匙，让我住到生命尽头，反正我没几年可活了……

来信之五

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
我对您倾诉就像对自己的代表。
我身有残疾：缺两条腿、一条胳膊，在高尔基电视台演播室工作8年了。我不是爱发牢骚的人，也不是悲观主义者，过着有意义的、丰富多彩的生活。唯一折磨我的是痛苦的居住条件。我、妻子和女儿家住11层。本人从1955年起忙着换房，已多次排到第1位，但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被某种原因延后。最近一次直接把我从第1位挪到第18位。
没人能够向我解释这种情况因何发生，这种欺侮何时结束。
我请求您，敬爱的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介入此事帮助我。
谨此，弗拉基米尔·谢苗诺维奇·祖布连科夫

来信之六

亲爱的肖斯塔科维奇，我今年34岁。14岁到19岁参加劳动，在捷尔任斯基地区农村。19那年双腿瘫痪，成了一等残废。在床上躺几年，我坚决要求截肢。1956-1961年动九次手术，终于甩掉两条废腿，只剩活动能力很有限的胳膊。尽管如此我仍然坚持活动，用一辆小型轮椅，总比像个会喘气的尸首躺着强啊。六三年我在捷尔任斯克找份工作，在家接活做手工。经历这么多磨难，我无法继续住农村，因为轮椅不能在沙地和泥地前进。我的身体条件也开不了摩托四轮车（译注：即残疾人微型车）。所以搬进城里，住在私人住宅。结了婚。我的情况很不容易找到公寓，只得勉强在偏僻市郊找个私人住宅安身。这附近缺少基本生活设施，最重要的是没有沥青路。沥青对我而言就是腿。
房子是填平房，寒冷，7平米，转不开身。请注意，我在家工作。我洗澡也在家里，用儿童浴盆。不能再去公共澡堂了，三年得了两次传染病（真菌），把媳妇也传染了。这没什么奇怪，因为我必须光着屁股在澡堂脏地爬（请恕直言）。离开澡堂回家路程整整4千米。想象一下我洗完澡是个什么样子吧，比没洗之前脏五倍。
冬天的时候大小便也在家，因为厕所在外面。风雪弥漫，我必须硬着头皮咬着牙。我工作的企业直到下个五年计划之前都不会分房子，所以市苏维埃执委会把我列入排队名单。可惜啊！我排名第60。
我急切地恳求您援助，帮我摆脱做室内困兽的境地。求您帮个忙吧，在市里有沥青的地方找个房子。给我一点点机会活得像个苏联平等公民。
期待您的意见。希望从您那儿而不是遥远的地方获得答案。
（署名）卢科亚诺夫

来信之七

最高苏维埃民族院代表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肖斯塔科维奇：
我拿到修房的木料三年了，屋顶的木料却不给我。房子正在腐烂，允诺的屋顶盖不上。找过本地部门，答应的都挺好。我恳请代表帮助解决屋顶木瓦250片。在此请您不要拒绝。
请求人叶罗费耶夫

来信之八

Д.Д.肖斯塔科维奇：
判决书：
1967年2月10日谢苗诺夫斯基配件厂管理处同志审判会审理了人民法院转交的仓库保管员З.А.卡特舍娃侮辱和殴打塔季扬娜·阿列克谢耶芙娜·科马罗娃的案件。
同志审判会认定如下：
1964年1月份，不享受分配套房资格的总机械师办公室电焊工М.И.卡特舍夫收到了加加林街3号公寓7号房间（14.8平方米）的住房证，另一个10.8平米房间分配给铸造车间女工В.Ф.帕申娜，两家合用厨房。
搬进新家头几个月，卡特舍夫两口子很高兴能住房间。З.А.卡特舍娃投稿《中央报》表示：“漂泊私人住宅12年之后，我终于得到一个房间，心满意足啦”。然而共同居住一段日子后，卡特舍娃决定驱逐室友扩大自己的生活空间。她开始持续挑衅帕申娜：“你没交电费！你不擦地板！”卡特舍娃不仅口头侮辱对方，甚至动手打人，有一回她在帕申娜即将分娩前两星期踢她肚子。于是帕申娜另外分得独立住房搬出，卡特舍娃得偿所愿，但由于夫妻俩无资格分配套房，空出来的房间给了铸造车间女工Т.А.科马罗娃。卡特舍娃得知此事扬言：“想进门除非从我尸体上跨过”，拆除了隔断房间的砖墙，企图紧紧锁闭厨房通往科马罗娃房间的门。1966年7月1日铸造车间主任和房屋管理员陪同科马罗娃搬入指定给她的房间。当科马罗娃收拾屋子时，卡特舍娃宣称：“你的努力是徒劳的！反正我不会让你活太久！”于是从第一天起卡特舍娃就不停侮辱科马罗娃，纠缠鸡毛蒜皮小事，殴打她，采取一切手段令她无法忍受，于是科马罗娃腾房。
1966年12月22日卡特舍娃袭击科马罗娃，抓伤其脸部，只因科马罗娃动了动炉灶的火钩子。
1967年1月23日卡特舍娃再次攻击科马罗娃，揪掉她一缕头发。
州苏维埃代表М.Е.西罗京在审判会上证明：“卡特舍娃一直都敢当着我的面击打科马罗娃脸部”，铸造车间工长兼同志审判会主席库拉莫诺夫表示：“卡特舍娃企图在我们面前伸手打科马罗娃脸”。审判会获得保健站出具的证明，指出科马罗娃曾遭殴打。
整个审判期间卡特舍娃表现挑衅，口出污言秽语干扰证人和代表……

来信之九

尊敬的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
您的信收悉，衷心致谢。
我约见了区执委会主席别克托夫同志，跟他说我兄弟自愿上前线作战，回来就生病，周期性发作，多次送进精神科，已在精神病防治所登记挂号了。但别克托夫同志说像我兄弟这样的人很多很多，不能因此就分房子。我告诉别克托夫同志我见过您，您跟医生谈过，他却说我对肖斯塔科维奇同志指手画脚。别克托夫同志的冷漠态度我无话可说了。我现在叫我兄弟自己去见他，又担心后果，因为他可能会在头脑发热的状态下做出什么事来……
尊敬的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哪怕让他们给我兄弟只有一个房间的公寓也好啊。祝您健康长寿。
再见，Р.А.梅利琴娜

来信之十

莫斯科市
苏联著名杰出作曲家
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肖斯塔科维奇：
我们备受尊敬的苏联作曲家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请允许我：一个您不认识的普通劳动者向您致意。
本人12、13岁第一次参加劳动。1932年建设共青城，我作为一名普通工人加入共青团。岁月如梭，1938年4月18日下班后我和许多人一起被拉到哈巴罗夫斯克，那里有当时远东边疆区内务人民委员局的三人小组。我和许多人一样被判刑3年，流放马加丹州科雷马极北地区，在那里的矿井、钻孔和矿山工作。1941年4月18日释放，我仍然干钻探工、矿工、采煤工从事体力劳动，开发极北地区。
就这样一直在井下工作到1945年9月8日，发生了一桩我没听说的案子，他们把邪恶手段归咎于我，我稀里糊涂地被指控犯抢劫罪、谋杀罪，接着根据167条第2款判我十年。
于是我以囚犯身份继续做最辛苦的工作：采煤工、钻探工，一直在极北最严酷有害的劳动环境伐木、劈柴13年多，无论是管理部门让我干的活，还是在纳切耶沃港跟潜水员一起工作，我都无可指责地完成了。我们亲爱的杰出的苏联大作曲家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当冤罪强加于我的时候，当我被专横指控的时候，当我在北方艰苦环境日复一日劳动了16年2个月失去健康之后，难道不委屈吗？我请求您帮助我这个无辜的劳动者，在你们那边研究一下我的情况。倘若我这辈子做过对不起人的事，或者伤害过谁，甘愿受最严厉惩罚。可我只知道工作也只会工作。
自从我在北方丧失健康变成残废那天起差不多过去三十年了。我请求您亲自帮我一把……
罗斯托夫州维申斯基地区巴兹科夫斯卡亚
（署名）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别斯图热夫

来信之十一

最尊敬的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
我们向您请求援助。
我们在这处房子生活五年，也被折腾了五年——没别的词形容，在苏联这样对待我们是不允许的。我家窗外（一层）几乎紧挨着长椅，各年龄段的居民在长椅上一坐坐到深夜，喊声和噪音使我们没法休息。
本人：伊娃·鲍里索夫娜，身患疾病，是共和国规定的养老金领取者，今年72岁，尽管如此我仍然在政治犯之家（译注：指革命前的政治犯和流放犯）从事社会工作。我的第一个错误是申请移走长椅，第二个错误是生为犹太人。我丈夫瓦西里·谢苗诺维奇·雅科夫列夫以前是政治犯，俄罗斯人，女儿们也是俄罗斯人。而我是犹太人，他们在我家里，在苏联，当着我的面骂我，说我是犹太狗、“犹婆子”，还有各种不堪入耳的话。
本人：兹韦兹达·瓦西里耶夫娜·雅科夫列娃，女儿，做两份工作：第一产科医院和儿科门诊部。我们俩都是早晨7点出门，9点以后才回来。住在楼里的人基本见不着我们，可我家窗玻璃多次被打破，棍子扔进屋内，这种实物证据我们有一整套。
参与这些卑鄙活动的人根本不认识我们，无缘无故指责我们犯了滔天大罪。组织、教唆这些卑鄙活动的人名唤帕维尔·斯捷潘诺维奇·加夫里洛夫，1938年党员，退役中校，在苏联军队当兵26年。似乎这种人本来不应该允许谁当着他的面用“犹婆子”、“犹太狗”、“母狗”之类脏话侮辱人的，可是坏小子杜尔涅夫、涅恰耶夫扔棍子砸玻璃的时候，П.С.加夫里洛夫却不吭声走开了，纵容坏小子继续他们所谓的“娱乐”。
至于警察在这些卑鄙活动中的表现，警方代表认为没必要起草一份关于砸窗玻璃的报告，也不知道窗什么样了。
恳请您，肖斯塔科维奇同志，找找党组织，因为他们是我们事业的缔造者。
此致，敬礼。
（署名）Е.雅科夫列娃，З.雅科夫列娃

来信之十二

Д.Д.肖斯塔科维奇：
本人是集体农庄女农民，1958年起在楚瓦什自治共和国亚德林地区“战士”集体农庄劳动，有四个年幼孩子：大儿子根纳读二年级，9岁。另三个：鲁道夫、阿道夫和埃尔诺，最小的4岁，还没上学。
1964年5月我丈夫米哈伊尔·德米特里耶维奇·德米特里耶夫被判处七年监禁，罪名是触犯俄联邦刑法典第103条，现关押在切博克萨雷市ИТК-4劳改队。指控我丈夫的事由是，他的姊妹赫列斯京妮娅·德米特里耶芙娜·格里戈利耶娃在自己丈夫死后跟同村人公开同居，我丈夫М.Д.德米特里耶夫有一回当着街边妇女的面责骂他姊妹各种不检点行为，于是二人争吵。然而我丈夫并没动手杀他姊妹。第二天早晨在格里戈利耶娃家院子发现她的尸体，我丈夫就被捕了，说什么“他当着满街众人揭穿丑事，有可能杀她”。就这样侦查员提出的不成熟动机被带上8月21日庭审。时至今日我丈夫刑期过半仍然坐牢。我想强调的是我丈夫对法律一窍不通，被捕后5天，以斯梅尔洛夫中尉为首的警察用各种方式虐待我丈夫，拳打脚踢，撕碎他的衣服，4天不给饭吃，生生把我丈夫——原共产党员、红海军战士变成罪犯。
过去三年半时间，我这个犯人家属，尽管如您所知带着这么多小孩，却未享受任何优待政策，相反他们却被各种部门和集体鄙视，我和孩子们经受了多么大的痛苦和悲哀。虽然在一个正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回忆起贫穷是落后行为，但我的孩子毕竟遭受了这种残余，小小年纪就去捡面包片吃。虽然这个周年纪念（译注：十月革命胜利五十周年）给全体苏联人民带来欢乐，但我家并没摆脱赤贫、饥饿和寒冷。我无法想象未来会怎样。我和我的孩子年复一年走向死亡。我无力阻止这种结果，尽管我在集体农庄认真劳动……
（署名）女选举人维拉·菲利波芙娜·德米特里耶娃，选民册编号214

来信之十三

……本人А.Д.佐托夫1943年3月8日在鲁萨站附近受伤，失去一腿，三等残废。家住本地农村，在兹尼亚科夫斯基村务农。我们这里没有任何交通工具，本人每天必须拄拐徒步单程行走3-4千米。仅存的好腿因超负荷开始疼痛。为了保住这条腿，我不得不向高尔基州社会保障科申请一辆谢尔布霍夫斯基厂制造的手扶车。去年医务复查委员会拒绝发给手扶车，医生表示我还有“长残肢”，无权使用手扶车。这话就好像我的长残肢还能发挥什么作用，其实长而沉重，没法靠它走路。高尔基市的残废人都用手扶车，市里也有交通工具：电车、大客车、无轨电车。我住乡下，只能拄拐步行劳动……
我在前线失去一条腿并不感觉委屈，但和平年代在家乡再失去一条腿又为了什么？很懊恼。
再次向您声明，只要我第二条腿不那么疼了，能够相对轻松上班回家的时候，我不会再申请使用手扶车。而现在我要求保住这条腿，保住我的劳动能力，免于沦为废人。
我也不愿放弃国营农场工作——抚恤金不够生活，良心不允许我去干别的。
请您帮助我。
（署名）佐托夫

来信之十四

……本人三等残废，没有双腿。我有一辆摩托四轮车。本市苏维埃没给这辆车提供停车棚，四轮车放在街边生锈，被恶劣天气和路人破坏了。我是有工作的残废人，需要经常使用摩托四轮车，所以车应当停放在残废人住宅不远的地方。我找过不少地方，但都没结果。请帮我解决这个情况。
敬礼。
（署名）阿列克谢·西罗特金

来信之十五

德米特里·德米特里奇·肖斯塔科维奇：
本人尼古拉·尼坎德罗维奇·楚巴诺夫，想找您求助我的脚疼六年了没有旁人扶着走不满一百米。我有劳动能力的时候一直参加工作买过一辆轻便摩托车骑着它行动非常自由，1967年车坏了我修过几次可它已经彻底不行了。我请求您帮我买辆新的。我自己买不起。妈妈也是二等残废所以没人能在经济方面帮我父亲死在前线。
请帮我买辆轻便摩托车这样我才有希望。
（署名）二等残废劳动者尼古拉·尼坎德罗维奇·楚巴诺夫

来信之十六

……亲爱的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恳请您协助我们买一台电锯。对我们而言它意义重大。电锯好像不难买，但到处买不着。我们多次找过地区农业管理局、地委、地区农机联合会、州农业管理局，答复只有拒绝。
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再次恳请您帮我们买一台电锯。
（署名）集体农庄主席В.А.什干诺夫，党小组长Л.亚木津

来信之十七

投诉
请求您，肖斯塔科维奇同志帮我们安排电灯。五年多来，我们杰亚诺沃村列宁遗训集体农庄庄员一直忍受无电灯之苦，费用按月缴纳，开灯只有一缕红丝。孩子们没法上课，总不能像原始人似的举火坐着。以前找过国家电力，他们答复没有装配工，现在有装配工了，又缺电线。五年来一直如此……
此致（18人签名）

来信之十八

Д.Д.肖斯塔科维奇：
亲爱的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这种日子我们怎么活啊？
根本没厕所怎样生活？现在家家户户都用桶子当厕所，拎到街上倒掉。没厨房怎样生活，只有一条阴暗闷热的走廊，搁着三个煤气热水器，两个煤气炉，我们都在这儿烧饭，挨着当厕所的桶子洗衣服晾衣服，旁边还摆着桌子等。
亲爱的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我们彻底没力气了，不想活了。
我们希望获得您的援助，别像我们高尔基的领导冷酷无情。除了您，我们的代表，还有谁能帮我们。
应21、22、23、23-а室租户之请
（署名）В.乌尔特明采娃

延伸阅读：

彼得·布莱科致斯大林的两封告状信

赤贫的胜利者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 叶夫根尼·日尔诺夫

苏联的药品价格问题向来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一方面当局必须对人民表示关怀、降低药价，另一方面又不愿因药品成本和售价的巨大差额蒙受损失。每逢重要公共节假日前夕，关于降价的争论总会热闹起来，例如十月革命50周年纪念。

十月革命50周年纪念的筹备工作早在1965年就开始了。纪念活动也被赋予特殊含义：因为这是1964年11月克里姆林宫政变——推翻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波德戈尔内“三人同盟”上台——之后的第一个重大事件。新领导层需要表现出对人民的关心，所以委托国家价格委员会草拟降低物价（包括药品）的提案。

此时国家早已在必需品的价格制定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或许是1935年斯大林政府进行的巧妙操弄，当时情况明摆着：如果再不提高医务工作者薪资，卫生保健系统，尤其各省的卫生保健系统很快就要难以为继了。但预算一如既往地稀缺，因此决定把上涨的疾病防治费用转嫁给病人本身。

从表面上看，一切都像是党和政府关怀劳动群众。1935年7月2日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批准决议，规定：
“药品现行价格降低三倍，现价3卢布的处方费用下降至90戈比。将非处方药和药房商品的现价降低2-3倍。”

但又规定了：
“在保留医院、诊疗所、门诊部等机构向病人提供完全无偿之服务和药品救助的同时，由于已经大幅降价，停止免费送药上门”。

然而那些远离中心城市的广大偏远地区从来就没有过药房，卫生所是贫困病人赖以获得药品的唯一机构。村民们纷纷写信，试图告诉领袖他们的生活和保健变得多么艰难。但因此节省的1.2亿卢布预算似乎更有用：7000万提高医务工作者薪水、2300万提高药剂师薪水。

1957年赫鲁晓夫耍的是另一套手段。在经济日益困难、国债注定违约的背景下，政府决定尽力为十月革命40周年献礼，并降低部分药品价格。苏联部长会议的一项决议指出：
“认为有必要从1957年8月1日起将苏联卫生部企业生产的下列药品现行零售价平均降低50.3%：安乃近、异戊巴比妥、生霉素、伐力多、维生素B12、谷氨酸、苯巴比妥、青霉素、黄体酮、链霉素、异烟肼和爱他唑尔”。

这样做意义何在？虽然一些药降价，连锁药房的销售指标却没变化，这就意味着为了完成计划，除了处方和必需药品外，药剂师不得不把一些没用的、昂贵的药千方百计卖给顾客。

接替赫鲁晓夫者别无选择，只能准备再次降低药价，否则就会有人说遭罢黜的“亲爱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把人民照顾得更好，甚至成为反对者在权力斗争中的口实。可损失预算收入也是不愿意见到的。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下属的国家价格委员会副主席А.库兹涅佐夫1965年12月11日打报告给苏共中央说：
“药品的生产和销售利润丰厚。例如氯霉素（10片）成本18戈比，零售价64戈比；安乃近（10片）成本8戈比，零售价45戈比”。

但他同时指出，较低的价格将促进药品销售：
“由于目前的药品零售价格，尤其抗生素、维生素、激素等有效制剂的价格，尽管对它们需求很多，却未能实现这些药品的扩大生产。预计药品产量的增长，尤其是启用一系列生产有效制剂的工厂和车间带来的高增长，将有可能使得经由连锁药房向居民销售之药品从1965年的4.65亿卢布增加到1970年的8.8亿卢布，涨幅90%”。
“有必要规定在五年内将药品零售价格至少降低20%…… 降低的药价使医疗机构能够增加药品采购量，并改善向居民提供的现代有效药物治疗”。

这些论据看起来很有分量，勃列日涅夫和其他领导人1966年的讲话都提到包括药品在内的诸多商品降价的问题。这份赠予人民的礼物当然也有政治因素，新领导层的一些同志对职位安排心怀不满，以前领导苏联共青团中央的那些人——即所谓“团派”表现特别活跃，他们的领袖是中央政治局委员А.Н.谢列平。如果拒绝降价，就会成为他们批评执政“三人同盟”的绝佳把柄。

眼瞅着十月革命周年纪念越来越近，必须把言语落实到行动上。1967年春苏共中央化学工业部、科学和教学部起草了《关于降低药品价格的措施》决议草案，送交相关部委审议。

然而苏联财政部和国家计委明确反对药品降价。1967年6月29日财政部第一副部长Ф.Н.马诺伊洛报告中央：
“苏共中央《关于降低药品价格的措施》决议草案建议，责成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苏联财政部、苏联国家计委下属的国家价格委员会、苏联卫生部和苏联药品工业部在一个月内制定并向苏联部长会议呈交关于降低药品价格的方案，意图将实行该措施的时间安排在苏维埃政权成立50周年之际。
根据苏联卫生部初步计算，参照药品产量和零售价降低8%水平，1967年药价下降总额可达3000万卢布，11-12月份约1400万卢布，1968年总额8800万卢布，这种程度的价格下降将导致国家预算资源的减少……
鉴于本年度和1968年国家财政资金紧张状态，苏联财政部请求推迟研究降低药品零售价格的问题”。

苏联国家计委主席Н.К.巴伊巴科夫也持相似观点，他1967年6月14日报告称：
“苏联国家计委认为……关于在苏维埃政权成立50周年之前降低药价的问题，其目的是将个别药品降价30-40%，相当于药品总价平均下降8%。
目前约44%的药品和包扎用品由居民在零售店购得，56%在医院使用，以及为某些类别的门诊病人免费或折扣提供……
1968年国家预算因药价下降蒙受的损失将达8800万卢布，每年居民从中直接受益约4000万卢布。
在计算苏维埃政权成立50周年之际和1968-1970年居民生活水平提高时，没有预见到药品零售价降低的因素。鉴于财政资源严重短缺，通过增加国家开支来实行这些措施可能并不适宜。”

决议草案作者——也就是上述两个苏共中央部门的头头В.М.布舒耶夫和С.П.特拉佩兹尼科夫同样向上级提出自己的反对意见。1967年8月14日他俩建议，为了减轻预算损失，可以分阶段降低药价，又补充说：
“苏联部长会议不久前通过了一项发展医疗工业的重要方案。计划中的药品生产规模不仅能弥补售价上的损失，还能为预算提供大量进款。”

他俩还提到降低药价的显著社会意义。但国家领导层的权力结构已经发生变化，勃列日涅夫和亲密战友通过把“团派”分子调到各种无关紧要岗位上，削弱了他们的影响力。那么理所当然的，也就没再落实药品普遍降价措施。毕竟人人都知道，领导者仅仅在权力面临严峻威胁的时刻才会认真对待问题。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1941年6月22日战争在苏联边境爆发，这天基辅工学院女生妮娜·格拉西莫娃开始用一本棕色笔记本写日记，详细记录她的战时经历和偶尔矛盾的思绪。同年10月冒着生命危险在弗拉基米尔街64号自宅收留一对姓格林伯格罗夫的犹太夫妇，使他们免遭娘子谷大屠杀。因此慈悲义举，1998年妮娜·格拉西莫娃被“娘子谷纪念基金会”授予“乌克兰义人”证书。

妮娜的日记1945年7月25日结束，共88页。本文摘录其中部分内容，作者拼写和标点符号未改动。

1941.6.22
战争。今天凌晨四点德国飞机空袭基辅。七点钟我在睡梦中听见炸弹爆炸，还以为是例行训练。早晨市里的人们都很紧张焦虑，却没人知道发生了什么。很多人觉得是一次演习。上午10点我去学院，听说情况非常严重，索洛缅卡区机场起火，有人受伤。已经没人怀疑这些传言的真实性。12点钟通知将有莫洛托夫广播讲话。大家齐聚食堂。莫洛托夫宣布，德国从芬兰、罗马尼亚等国边境对我们发动多处进攻。轰炸了基辅、日托米尔、塔林和塞瓦斯托波尔。大家默默听着，然后散去回家。基辅200人遇难和受伤。我不担心，我很平静，虽然城市处于巨大威胁之中。我不相信会有任何坏事发生在我身上。感觉到某种奇怪的平静。我患了轻微头痛和感冒。基辅真的会被摧毁吗？！

1941.6.25
昨天平静过去了。今天七点早饭时听见发动机噪声和爆炸。我透过窗户看见高射炮发射。人们纷纷跑出小饭馆。我在炸弹爆炸声中独自吃完自己的早饭。所有人都集中在走廊。

1941.8.2
我从凌晨两点就没睡着。远处某个地方炮弹爆炸，飞机飞个不停，高射炮砰砰，枪砰砰。看来，基辅附近开火了。听说两个坦克师突破防线，瓦西里基夫（译注：基辅西南方向）正在交战。电台播放着欢快歌曲，而某处却有人死去。莫斯科实行了票证供应。

1941.8.4
昨天傍晚德国飞机临空扫射。妈妈吓得大哭。整晚听见炸弹爆炸。莫斯科天天挨空袭，起火了。基辅早晨拉警报。彼得罗夫卡区桥上有战斗。市场没人卖东西。这些天列宁格勒遭遇17次空袭，都被打退。

1941.8.7
枪炮轰隆隆响不停。德国人到戈罗西耶沃附近了。戈罗西耶沃的居民早晨涌入城内。街头挤满汽车和马车，载着各种行李。基辅也要钉马掌了。看得出来前线正在迫近。没人指望基辅还能守住。天黑不能睡觉。我们把东西全塞进皮箱和包袱，以防万一。妈妈去朋友家过夜，我不想去。我不怕死，我惴惴了这么久，已经受够了，没什么好遗憾的。我早就死了。妈妈一直在哭泣和焦虑。恐怕对我来说，这有点惊讶又有点好笑。毕竟她对我做了这么多错事，无情破坏我的成功，如今却慌起来了。真好笑。

1941.9.5
不加选择派人进战壕，连小孩子也去。可显然要不了这么多人。很多又回来了。

1941.9.6
夜晚静悄悄过去。物价太吓人。脂油卖100卢布。

1941.9.18
基辅正在发生可怕的事情，爆炸声、轰隆声、射击声不停，烟尘遮天蔽日。火电站、库房和别的建筑被炸。烟雾从四面八方飘来。早晨停水，六点钟广播也停了。军用马车望不到头。
汽车和卡车进城了。天气越来越冷。很多人受伤，成群的女人哭哭啼啼。看来，正在进行撤退。今天大概是最后一晚了。写不下去，满耳朵雷鸣般巨响。我第一次感受震波冲击。基辅一切宝贵的东西都被毁了。窗玻璃叮叮当当响个没完。我在窗边放了垫子和枕头，以免被碎玻璃扎伤。妈妈一直哭。我不觉得好笑，心情相对平静。各个方向都有火光。建之愈久，毁之愈速。

1941.9.19
在忐忑中熬过昨夜。我平生第一次和衣而卧。
昨傍晚火光冲天。我走到外头。看见铁道后方烈焰熊熊。之后开始密集射击，四周轰隆隆震动着。我原以为城里开战了。但今天发现是舍甫琴科花园整个被炸翻。花园的一些树树皮剥落、枝叶落地，看了叫人伤感。小伙子们在收集弹壳。附近建筑的玻璃窗都被震碎。早晨气温低，阴天。狂风吹过天空，乌云密布。我不认识这座城了。仿佛这儿不是基辅。空洞，脏乱。死寂的城市。
凌晨商店被抢劫，但基本没抢着什么。东西都搬走了。冷冷的太阳现在露出来脸。我去赫雷夏蒂克街。街面几乎没人，三三两两的往回跑，害怕城里有德国人。听说，牛奶店附近躺着死尸。住户已收殓了。基辅不战而降。
德军骑摩托车进城。漠然又冷淡的目光盯着他们。基辅的商店外面真热闹。他们把能找到的东西都拖出来了，尤其玩具。做路障的麻袋运走了。可他们人数不多，显得挺害怕。碎玻璃、碎纸满大街。今天特别阴冷。
只有赫雷夏蒂克街的犹太人捧着面包和盐欢迎德国人。这样做无法原谅！！！完全有可能俄罗斯人也将被逐出基辅，使这儿变成彻彻底底的乌克兰城市。

1941.9.20
传说发布了什么通告。犹太人被吓坏了。我宁愿建立起某种秩序来。德国人打死……（注：此处字迹不清）他们在家门口大力敲打。我开不了门，锁被砸坏了。他们大喊大叫，用枪威胁。从邻居家抢走糖、果酱、枕头。从……（注：字迹不清）抢走手表，她甚至没来得及反应。我感觉糟透了。据说列宁格勒被占领，波尔塔瓦、莫斯科被包围！

1941.9.26
普希金巷、音乐巷起火。建筑爆炸，什么也做不了。没水。大宅院出来的人都扛着包袱在街上走。许多人露宿街头。今天一大群犹太人被驱逐。
夜很黑。赫雷夏蒂克街方向窜出浓密烟雾。我家楼顶天空有一大片火光，甚至把地面照成粉红色。我们一直能看到火光、听见房屋爆炸。很晚才睡。半夜被Еф. Ив.叫醒。不知从哪儿听的，说德国广播宣布全市必须疏散。弗罗连科街（译注：即作者居住的街道，后改名弗拉基米尔街）要被炸毁。妈妈慌了，开始收拾东西，气冲冲的。这太可怕了。所有值钱东西都搬走廊上。
一些邻居走向田野。我和另一部分人走到街上。带孩子的人，拖着行李箱和包袱，步履艰难，努力逃生，看着好痛苦。我们拦住一些人打听，究竟谁要求离开的，全都说法不一。有人说全市将被炸毁，有人说只炸部分城区。
我家房子旁边靠近第45学校的地方有个德国岗哨。大家都不敢凑过去问哨兵，怕被打死。我受够了，所以自己去问。虽然德语不算太好，但我觉得多少可以提出问题，听懂回答。
那个德国兵尽力说明，解释说我们这个街区安全，需要离开歌剧院区。我回来告诉邻居们。我邀请了收留的一家人：丈夫、妻子和老太婆。他们十分感激，表示情愿在楼梯间过一夜。但我请他们进家，喝点儿茶。玛丽亚·费奥多萝芙娜发现自己证件全丢了。她四处找，可惜没找到。快天亮了才睡下。我今天留他们在身边。菲利普·伊格纳季耶维奇是律师。今早晨他很迷人地感谢我的招待。我感觉有点不舒服。玛丽亚·费奥多萝芙娜始终静不下来，丢失证件令她忧心忡忡。

1941.9.28，20:00
每小时都有新消息。今天中午向犹太人下达了可怕的命令：明天9月29日，必须早八点之前携带证件和保暖衣物到卢基扬诺夫卡（娘子谷）报到。没出现的人将被枪毙。
看来，他们都要被逐出基辅。犹太人群情惶恐。看他们痛苦我也难受。他们许多人相信自己会死。玛丽亚·费奥多萝芙娜来了，十分焦急，说她们是犹太人，明天也得走。不过证件写着俄罗斯人，可惜丢了。看菲利普·伊格纳季耶维奇努力忍住眼泪暗暗哭，我好难过。我给了他缬草药水。
犹太人绝没料到竟会这样。傍晚维克多来找Ф. И.（译注：菲利普·伊格纳季耶维奇）玩抽傻瓜（译注：一种纸牌玩法）。我劝他别去，可他怕引起怀疑，因为全体邻居都认为他家是俄罗斯人。没多久回来了。柳达对我说，阿隆奇克告诉她犹太人将被驱逐到苏联境内。我高兴地跑去告诉我的Ф. И.，他信了，也很兴奋，说：“妮诺齐卡，你让我心头大石落了地，请允许我亲你一下”，接着吻在我脸颊。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吻。我亲自去阿隆奇克家询问情况。
我劝说明天先让老太婆去，反正他们不能把她一个人送走，我们在家等等看。
老太婆80岁了。她请求我永远不要丢弃她送我的扑粉盒，永远记住她的祈祷与我同在。我帮她做了白面包干路上吃。一大早犹太人成群结队扛着包袱、皮箱和孩子沿街走。场面很伤感，没听见哭泣，众人默默挪步，也没有哪个俄罗斯居民对他们不礼貌。我不准Ф. И.和М. Ф.（译注：玛丽亚·费奥多萝芙娜）出去。他们听我的话。很可能俄罗斯人也要被逐出基辅，使之变成完全的乌克兰城市。
希望战争早日结束！

1941.9.30
得知犹太人在娘子谷被枪杀。谁都没想到啊。幸亏没让Ф. И.和М. Ф.出去。Ф. И.说他宁可亲手毒死他老娘。但谁知道呢。她真没法常住我家。楼里全是俄罗斯人，他们还没引起任何怀疑。可怕可怕。

1941.10.10
提心吊胆走过赫雷夏蒂克街，除了废墟什么都没啦。尼古拉街也没了，马戏团完蛋了。普罗列兹街一片狼藉。哪还有什么街道，甚至看不见路面，一切都被残砖断瓦覆盖。梅林街、学院街和部分列宁街被毁。愤慨之情难以言表。暴行滔天！毁灭市中心毫无意义。

1941.11.19
日子没法过，物价飙升，我瘦了好多，因为营养不良，身体虚得很。到目前为止我还没工作过。我恨莉，她活得倒舒服，什么也不缺。赖莎是个可怕的危言惑众者，她害怕挨饿，害怕无辜的人被枪决。为了杀一儆百。她们心里愁云惨雾，只有我怀着希望向前看，不抱怨也不哭。我天不怕地不怕，内心平静。

1941.12.31
可怕的今年即将结束。我怀着最好的希望迈向新年。愿我和妈妈无病无灾，愿这场恐怖的战争快快结束，愿我今年能够毕业。
我祝自己新年快乐。又有多少人见不到新年啊！一晚上多少人受伤、死亡。冬天，而且是严寒的冬天。我无法想象前线惨况。祝大家好运吧，新年快乐，尤其正在直接参战的人们。
希望战争结束！到时将有无数人发出喜悦的呼喊。何日结束啊？！我也希望冬天过去，温暖归来。整个星期零下17度。祝各位新年快乐！

1942.1.28
自今年初以来毫无改观。

1942.4.6
明天是复活节。维克多·伊万诺维奇一身正装向我正式求婚。他请我考虑考虑，因为他是礼节齐备来提亲的。我感谢他对我的情意。当然，我和妈妈今后也会有保障，但跟他结婚绝无可能！
我才不要为了妈妈和现实利益毁掉自己人生，想都别想。В. И.（译注：维克多·伊万诺维奇）允诺明天帮我找份急需的工作，因为有命令要遣送25000-30000个基辅人出城，无业者先走。我对工作没兴趣，但对好饭菜有兴趣。城里情况不好。东西全都那么贵，物资短缺。黍米15卢布一杯。十个土豆卖100-120卢布，黑面粉10卢布一杯，面包每星期供应0.5千克。日子太难了。

1942.5.1
小雨下了一整天。原本有游行活动，因下雨取消。我的心情恰如天气。不指望发生什么好事。
4月8号那天我开始在一家工厂上班，同一天通知我和妈妈去德国。我很快就解脱了，因为我拿出了就业证明。妈妈的情况比较难办，他们肯定想把她弄走。我不得不花费一番力气，反正终究把她留下了。几天后德祖尔来说“布尔什维克”厂有份专业对口工作，我没答应。我是俄罗斯人！（译注：该厂是机械制造厂，战争初期生产军火。基辅沦陷期间，战俘和工人在车间修理火车头）
全市人心惶惶，纷纷谈论遣送德国的事。先让医生查体，然后押上货车车厢去德国。不给时间安排家事。都匆匆忙忙的，骨肉被生生拆散，护照注明这个人自愿前往德国。
捶胸顿足，泪如泉涌！刚安静没多久，又下达新命令：14岁以上儿童遣送德国。这下子更可怕了，谁也没料到。火车站发生了可怕的事情。简直像集体出殡，哭喊和歇斯底里，哀嚎和昏厥。管乐队大力吹奏把声音盖住了。当火车开动时，被分离的孩子和父母们尖叫、哭号不绝于耳。人的悲苦没法形容。暴虐行径罄竹难书。我以前写的关于德国人的一切在现实面前无比苍白。
这些人到了德国住板棚，被人押着干活。人沦为奴隶，甚至更惨。漂亮女孩成了家政妇。我恨透德国人。我现在对一切都漠不关心。没什么可惋惜的。我已经习惯了逃不出德国人掌心的想法。

1942.8.14
我刚才很激动，浑身发抖。我刚把妈妈送去卡扎京（译注：在基辅西南方向）。送她坐上火车，都没来及说句话。心里直打鼓。她没带钱也没带什么东西就走了。只求一切顺利。明天凌晨三点我再去找这趟车。希望她没事。不知道她会不会生病？索恩采夫说把她送去农村能吃得更好些，否则会病倒的。她体重2.5普特（译注：约41千克）。

1942.8.15
妈妈安全抵达。途中请人家帮了帮忙。拜托火车司机助手给我捎信。

1942.8.18
收到维嘉送的鲜花。维长得很好看，温和又柔情，有点儿像斯拉瓦。

1942.8.30
据说有个大型征集活动，招人去德国。没收到妈妈的新消息。市场东西都很贵。伪警察被派赴前线。我仍然一无所有。没钱，但领了口粮：黍米、0.5千克细面条、二十个土豆。这些东西吃一个星期。我决定卖掉我的面包改买土豆。面包对我来说太奢侈。昨天维来了，我对他挺冷淡，看着他那张俊脸就很好。

1942.9.8
收到妈妈来信。她在卡扎京住下了。看样子挺好的。那边儿什么东西都比这儿便宜好几倍。她希望我去找她。目前我还有不少蔬菜度日：卷心菜、西红柿。所以眼下还能坚持。
9月6日新罗西斯克被占领。

1942.11.4
现在楼里就我一个人。大家都搬走了。白天独自走出公寓是很吓人的。今天，经过一番折腾和努力，我把妈妈送上去伊万科沃的汽车。这几天我疲惫不堪。没钱，心里想的全是吃什么、卖掉什么。此外，德国方面总有风波。我暂时免于被遣送德国。工作中维克多·伊万诺维奇不停责骂我。已经没力气了。他不接受我拒绝他。他知道他的吹毛求疵已经把我逼到极限。真不是人。对我而言如今最重要的是设法让妈妈安定下来。她总归会过得比在这儿好。我欠债1000卢布，可兜里只有1卢布。没关系。我有54千克土豆，怎么样都能活。
我对人心太失望了。他们是大流氓。也许这就是他们的本性，否则也活不到今天。我个人无法适应并跟上这种生活，所以我才这么艰难。希望战争快结束！

1942.11.5
人居然能下流卑劣到如此程度，我太轻信了。我的神经再也不能承受。我想换个地方上班，但恐怕他们不会让我去德国。我心情十分沉重。很希望妈妈来信说点儿她的情况。我需要看病，没钱。

1942.12.31
可怕的今年即将告终。1943年新年就要到来，但我没指望会发生什么好事。到处都是无边的黑暗。战争看不到头。再次等着招人去德国。我撑得住吗？
现在我独自一人。穿了身漂亮衣服，收拾一番，房间还算暖。吃大麦面包喝茶。小油灯勉强照亮桌面。冬季真可怕。一个炉子就把我折腾得够呛。没工作。В. И.也没劲儿可使了。圣诞节我要去接妈妈（译注：东正教圣诞节在1月7日）。德国人没打几个好仗——光忙着防守了。我们在进攻。所以说想击败俄罗斯人没那么容易。
如何能在除夕夜欢笑、跳舞和歌唱？此时血流遍野，每分钟都有人死去和受苦。新年会有什么新气象？只要不比现在更糟就行。为了我和妈妈的健康至少不能离开基辅。愿战争结束。

1943.1.6
这三天我一直要去找妈妈却走不成。大雪阻碍。路全被封住。我明天去波迪尔区。兴许能有车捎着我。累死了，筋疲力尽。今天是圣诞前夜。我一直很喜欢这天的夜晚。总是那么干净、舒适，枞树也装扮上了。

1943.1.14
我受的苦无法形容！室内零上2度，炉子点不着，黑烟滚滚，脏死了。这炉子昨天把我折磨坏了，倒在沙发大哭一场。后面这个炉子能做什么就很可笑了。1月7号我去波迪尔，坐车20千米。接着步行5-6千米，又坐车，到了距离基辅65千米的地方，再次步行15千米。非常疲惫。找个小农舍过夜，整宿没睡，有个吓人的东西咬我。次日走路30千米，坐车4.5千米。天气好极了，可以尽情呼吸。很快找到妈妈。她看见我很高兴。她恢复的挺好，攒了挺多东西。1月10号我带着猪油、黄油、面粉和麦粒返家。这一路很艰难。步行2千米，一辆车把我送进基辅，只好再步行8千米到波迪尔。已经累坏了。走4千米，坐上车回到家。现在气温很冷。至少再找份工作吧。

1943.1.27
我的生日，我最喜欢的日子，可这一天从没这么惨过。寒冷，肮脏，不舒服。班上每个人都来祝贺我，觉得我很有趣。今天的情况令人非常不安，街上大部队转移：有卡车有大炮，都刷了白漆。火车满载军人，禁止平民搭乘。市场所有东西都涨价。大圆面包1.5千克卖140卢布。我很高兴找妈妈之行结果顺利，现在我什么都有了。修好了鞋。花费300卢布，很划算。人家要价500卢布。
今天街头绞死一个食人魔。大批围观群众早已等候多日。这人是没本事的监察员科尔尼年科。从他那儿查获女性尸体。有传言说他杀死28个人，肉做成灌肠和馅饼出售。全市都轰动了。今天的报纸说，他曾因性动机杀害一个15岁少女。割她的肉煮熟吃。
想到前线迫近，令人心惊胆战。到时候会有轰炸，基辅将被摧毁。得找个地方躲躲。可怕，可怕，尤其冷天远行。

1943.2.18
我们现在仿佛生活在火山口，大事变即将来临。很紧张，人人谈论的都是战局。市内交通繁忙。汽车飞驰急如流星。德裔人口尤其焦虑，他们活该。我遇上麻烦事。巴连科把我名字提交给赴德工作介绍所。糟糕，得做点儿什么。德国人拿着名单到我们单位，叫走四个人。没叫我，但Б.（译注：巴连科）的出现改变了一切。他到车间说他把我挑出来了，因为我没完成定额，对工作不热情(!)。我回答说我静候他的任何卑劣伎俩，离开车间。他让我去他家。不能不去。他挺客气，说如果我做他老婆就不用去德国。我怒火中烧，回答说宁愿去德国也不做他老婆。我的脊柱疼。这兴许管点儿用。
物价惊人！一盒火柴50卢布，黄油每千克3000卢布，黍米75卢布一杯。很遗憾把妈妈带来这个地狱。但我觉得一切都会好转。

1943.2.19
上门诊部找大夫，跟人家讲实话，说我没病，但需要时间找路脱身。他同意开具病情证明。明天到手。面粉10000卢布一普特，面包400卢布，盐180卢布。

1943.3.4
在激动中过完今天。介绍所赦免我了。我曾梦到此事。我看到了全部细节。伪警察本来应该今晚抓我。已经签发逮捕令，抓住我直接送走。我及时赶到介绍所。混蛋巴连科见我被赦免，不敢相信自己眼睛。介绍所甚至没要证明。他不知道还能做什么阻止我。
电台报道，英国大规模空袭德国。汉堡受损严重，居民死伤无数。德国空袭伦敦，造成大破坏。

1943.4.18
莉彻底投靠德国人。我从没预料会这样。她忘了自己丈夫还在前线。我不认为德国人给她各种东西单纯出于好意，当然也不是像她说的仅仅亲吻她。她在除夕夜跟德国人见面！莉就是这种人！衣衫妖艳、涂脂抹粉，整天陪德国人看戏。如果我被人瞧见在德国人身边会自觉羞耻，而她却为自己的“成功”骄傲。
她的形象粗俗无比，叫人看了难受。可我说她她不听啊。

1943.5.10
5月8号夜晚九点半基辅遭空袭。我刚睡下，爆炸和闪光就开始了。迅速穿好衣服。一颗炸弹命中歌剧院，穿过乐池在地下室爆炸。有伤亡。另一颗炸弹击中正在维修的空房子。某个地方的谷仓被炸，猪死了。议论纷纷。

1943.8.23
电台报道哈尔科夫已疏散，化为一片废墟毫无价值。悲惨的城市，那里发生了什么？难道同样命运也在等着我们？想到所有的街道都会变成废墟，真让我害怕。基辅的未来艰难啊。
8月19号我在货运站跟哈尔科夫来的人交谈。他们说俄罗斯人对居民冷嘲热骂。大规模抓人。此外凡是跟德国人有勾搭的妇女一律逮捕、凌辱。这我倒不怕，因为我从没跟任何德国人说过话，更不想认识勾搭他们。这些与我无关。
倒是我的莉怎么办呢，她真变成德国牧羊犬了。她甚至觉得上我家去不舒服。很快她将踏上一条不归路。而我确实可以自信自豪。听说有从波尔塔瓦疏散出来的德裔人口。我毫不可怜这些出卖灵魂的人。

1943.9.17
今天是全市疏散的第一天。满载行李乃至家具的汽车遍布街头。德国人和乌克兰人拖家带口出城。人人心情都很焦躁。许多人不知道自己该不该走。我们的人对待被占领城市的居民太恶劣了，拿枪对着他们。我要留下来，但恐怕之后也将不得不空手离开。等着瞧吧。或许基辅会不战而降。
新罗西斯克和布良斯克被打下了。

1943.9.21
夜晚在紧张不安中过去，好几次被爆炸巨响惊醒。第聂伯河方向火光燎天。今天我累得不行。分几次拖回来一立方米木柴。人家要1000卢布送货费。但我没钱。只有50卢布。

1943.9.22
虽然预计会有轰炸，但夜晚平静过去。全城戒严宵禁。晚七点之前允许走动。面包卖500-600卢布。一杯面粉200卢布。牛奶300卢布一升。
有传言说波迪尔区被收复。今天我领到一份特殊配给：皮革、鞋子、布料、铁锅、盐、苹果、西瓜和三个月的钱，都是无偿发的。
几天前发过16种东西的配给，包括糖、盐、蘑菇、酒和四季豆。
电台报道波尔塔瓦和斯摩棱斯克附近交战。
意大利一个地方的共产党人已接管政权。传言说德国革命了。今晚将如何发展？明天我就收拾行李，必须做好准备。

1943.9.27
在新住处。昨晚几乎累死。房间像个垃圾场。光土豆就堆了20普特。奇臭无比。甚至没地方坐下。

1943.10.31
我在纳什季什卡住了三天，大村子。借宿医生家，一个刚愎自用的女人。起初她热情欢迎我们，希望我们和她住一起，但和这种人共同生活不容易。感觉不到自由。莉达原来竟是个不知感恩的猪。自从她和我们一起生活，我们给过她不少帮助。我年龄越大越发现人就该为自己而活，别管旁人，别为他们办好事，顾自己就行了。整个基辅已经迁空。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
克里沃罗格易手。我没报纸看。希望能够再找个房间好歹安顿下来。但愿这一切结束。太累了。

1943.11.4
昨天入住新房间。又冷又潮湿。我在这儿感到放松自得。今天读报，意大利站在英国一边打德国。基辅地区的战斗进行中。
打下梅利托波尔。
昨晚我的女房东被狗咬，没想到能咬得这么严重。

1943.11.23
德国人一大早离开。看来他们也厌倦了战争。

1943.12.2
昨天去拉基特诺耶。那边吊死三个抢东西的小伙子，他们父母被枪决。

1943.12.31
炮击从昨晚开始越来越猛烈。在维拉·伊万诺芙娜家，她吓得不停划十字。我让她别听大炮响，努力振作心情。关于白采尔科维的种种传言显然不实。那边相对平静。无人被疏散。11点躺下。睡不沉。
今早村里一阵慌乱。男人们奔走躲藏，女人们手舞足蹈尖叫。我们小屋的人也胆颤心惊。妈妈在窗户之间来回跑。我自己表现镇定去影响他们，他们也静下来了。过路的志愿兵告诉我，他们在距此12千米的地方打了一仗。我们的队伍可能快来临。也许明天。现在是最紧张的时候，希望能熬过去。
可怕的一年终于要结束。但愿新的1944年别这么艰难。今年我受了太多苦，失去了多年积攒的一切。未知在新的一年等着我。唯一的心愿是战争结束重返基辅。
我会从事我的专业，或者去当护士。我能做个好护士。

1944.1.5
熬过可怕的一夜。前线压过来了。昨天爆炸震耳欲聋，但我还是脱下衣服才睡着。半夜11点炮弹呼啸，火光闪闪——是机枪在射击。我迅速穿好衣服。只有妈妈忙的找不齐衣裙。把所有东西扔进地窖，坐在里面躲避几个钟头。等稍稍安静一些才敢回屋。清晨我睡死过去。晚上坦克来了，看样是一支被打散的部队。今上午发生了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们在地窖一直坐到12点。机枪嘶吼，大炮隆隆，还能听见步枪响。显然俄罗斯人打来了。所有人都找地方躲藏。我只是受不了飞机嗡嗡声。开始空战。密集射击。德国飞机落荒而逃。又开火了……

1944.1.6
我们的人终于来了。真正的俄罗斯西伯利亚棒小伙。年轻，朝气蓬勃，对胜利充满信心。昨天进攻开始的时候来不及吃饭。大炮、飞机、坦克轰隆隆响不停。真吓人！我们爬出地窖的时候天色已黑。不久我又能看到基辅！想起那儿心底好难受。住什么地方？

1944.1.9
今天收拾行李准备回基辅。我很担心妈妈身体。她一直咳嗽。好想回基辅啊。村里死了不少人，有些人哀哭，有些人为丈夫和儿子归来欢笑。对我来说战争结束了。我要回家了。德国当然已经被打败无力挥师反攻。但乌克兰人并不情愿再次上前线。他们的心情无疑是阴郁的。俄罗斯人却情愿为乌克兰人而战。多好的民族啊！我今天才认识到这个民族的全部光荣！我真想快点儿离开这儿。一群忘恩负义小人。

1944.2.16
无法描述这段时间遭受了多少波折和痛苦。饱尝艰辛。1月10号我背个小包离开村子去基辅。没走多远，一些同路人就转身回村了。我继续向前，然后也累得回头了。在村子附近遇上一辆马车，人家把我捎到切尔卡瑟，下来步行，接着搭汽车到瓦西里基夫。
第二天早晨暴风雪强劲，路难走，但我坚持出发。两三个小时后我搭上汽车。傍晚六点进入基辅。浑身几乎冻僵。走过城市，看到更多破坏。红军战士街、萨克萨甘斯基街、柯罗连科街、塔拉索夫街部分被烧毁。
我心里好难受，重回基辅却高兴不起来。去找莉达。她跟个少校住一块儿。开始我很惊讶，后来想想这再正常不过了。她又改换一副嘴脸。应该以她为榜样向她学习。可我做不到，我性格太耿直。打扰她俩了，但我又累又冷无处落脚。夜晚睡在没暖气的房间，还以为会感冒。我开始徒劳找住处。终于在五楼找到间很糟糕的。旧家被人占了，东西全没了。得上法庭。
放下所有东西去找妈妈。路特别难走。车都陷在泥巴里。10千米花了六小时。凌晨三点我找到妈妈。她面色苍白，身体瘦弱还总咳嗽，主要是她不会照顾自己。离开我就生重病。
回村一天。我把东西都留给维拉·伊万诺芙娜。依靠某人还是很难的。1月15号到基辅车床厂求职，受到热情欢迎。如今我在厂里当化学工程师。这些天休假，从2月2号休到2月18号。明天想找妈妈拿点儿东西和食品。昨天我去学院。被录取到化学系四年级白天课组。
生活如火如荼向前推进。市内电影院、剧院、工厂重新营业。面包凭证供应300克。每天从凌晨三点排队。
我们节节胜利，拿下许多城市。柏林被轰炸，但战争还看不到终点。据说德国单独向英国提出停战。后来英国否认。报纸连续刊登德国人的暴行，做了大量调查。我是如此疲倦，以至于没精力操心别的，没劲儿采购弄东西。难啊，太难。收到伊戈尔妈妈的信。她对我的关系令我十分感动。遇见格里沙。他因为是犹太人受了不少罪。他对我很坦率。很惋惜他的遭遇。

1944.3.21
电台报道打下了文尼察。据说那边已经燃烧若干天。又听说德国攻陷匈牙利。
我过得不好，没法买任何家具。社会上充斥着受贿和专横独断行为。家具只能通过熟人行贿买到。老实人寸步难行。这些丑恶现象令人愤慨。

1944.4.13
今天一个苍白瘦削的红军战士走到我面前乞要面包。我给他三卢布。祖国保卫者沦落如此境地，我深感悲哀和耻辱。一位过路妇女说红军战士经常向市民讨面包，给面包干也乐意。

1944.4.28
我活不动了：疲劳已达极限。

1944.6.22
三年前的今天第一颗炸弹落在基辅，和平生活戛然而止。多少好人牺牲捐躯，多少恶棍和无赖兴旺发达，而他们做的最多的是高喊爱国，差遣别人替自己送死。

1944.7.10
颁布了关于成立家庭和离婚的法律。宗教生活恢复，重新施行中学毕业证书和金牌、银牌制度。问题来了，早先为什么要毁掉这一切？

1944.8.20
8月16号德军战俘游街示众。他们的样子自然糟透了：灰头土脸，疲惫不堪。不值得可怜，活该。、

1944.11.10
11月6号听斯大林讲话。听他说话挺困难。此人完全没有演说天赋，但总归比以前讲得好了。

1944.11.26
房间冷，小油灯徒增愁闷。我从早忙到晚。市内盗匪活动猖獗。天擦黑就脱衣上床。没有哪一天阳光明亮。总是工作工作再工作。看来我天生忙碌命。几乎没什么休息日。

……

延伸阅读：

伊万·沙巴林少校的战地日记

НКВД官员的1942年围城日记

翻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 弗拉基米尔·奥利尼克

很难在地图上寻找一个完全没有乌克兰裔居民的国家。换句话说，乌克兰是全世界人口流散最多的国家之一。据最保守估计，生活在前苏联疆域内（乌克兰除外）的部分或完全属于乌克兰族的人口约600万-1000万，500多万人生活在澳大利亚、南北美洲、非洲、西欧和东欧。在这些多民族聚居之地中，乌克兰裔侨民多半保留了自己的民族特征：语言、习惯、文化、宗教信仰和日常传统。只不过在全球化的今天，乌克兰人被外语环境同化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尤其北美、南美诸国和俄罗斯联邦。

大部分乌克兰侨民生活在俄罗斯联邦（据各种统计约200万-500万），摩尔多瓦（及外德涅斯特）40多万，哈萨克斯坦约40万，白俄罗斯约16万，波罗的海国家约10万…… 1990年代初马加丹州乌克兰裔占总人口16%，亚马尔-涅涅茨民族区（今称涅涅茨自治区）约18%，基希讷乌市约14%，哈萨克斯坦库斯塔奈州约17%。俄联邦秋明州现在还生活着20多万乌克兰人。更早年代，1926年符拉迪沃斯托克附近的什马科夫卡地区67%人口是乌克兰裔，切尔尼戈夫70%、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加里宁地区75%，北高加索的乌克兰人总数3106852。但今天大多数有乌克兰血统的俄罗斯公民并不愿意承认，人口普查时自报“俄罗斯人”，这种情况主要存在于库班、远东和西伯利亚及俄罗斯各个大城市。

放眼遥远美国，根据美国学者估算的非官方数字，那里约有200万乌克兰裔，几乎占全国人口1%。加拿大有约120万乌克兰裔，次于英裔（英格兰人、苏格兰人、威尔士人、爱尔兰人）、法裔、德裔和意大利裔，排名第五位。

移民海外是许多国家历史上的固有现象，乌克兰亦不例外。那么，究竟哪些原因促使一代代乌克兰农民、小市民和手艺人背井离乡，去往他们认为更合适的地方追寻更好的生活？动机当然很多，往往相辅相成。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经济因素，即贫穷驱使人们远走高飞。

乌克兰人大规模飘洋过海（主要航向北美和南美）始于19世纪下半叶，最早走的一批人多出自奥匈帝国的乌克兰乡土（加利西亚、布科维纳、外喀尔巴阡）。如前所言，耕地不足和农村生活水平下滑是产生大规模移民的主要因素，而美洲广阔的土地、有利的发展前景和政府对外来者的物质支持使其成为乌克兰人首选目标。

1870年几十个外喀尔巴阡乌克兰人率先到宾夕法尼亚州煤矿打工，加利西亚的农民和列姆科夫希纳的穷人紧随其后。慢慢地，乌克兰东部人口也逐渐抵达（虽然数量少很多）。1880年代巴西和阿根廷是最具吸引力的移民目标国，1890年代中期美国和加拿大最受青睐，其次是澳大利亚、新西兰、夏威夷群岛和太平洋、远东其他地区。乌克兰历史学家亚罗斯拉夫·格里恰克说：“1890-1900年78000人迁出加利西亚，到20世纪头十年已有22.4万余人离开这个国家。粗略估计1890-1913年间走出去的人数相当于新增人口三分之一”。

随着美国、加拿大和拉丁美洲国家政府对移民表现出兴趣，运输公司千方百计宣传新大陆创业的好处。乌克兰西部地区约有5000名代理人招募移民，广泛派发明信片介绍大洋彼岸幸福生活。由于这些代理人招募一个成人可得5美元酬劳、招募一个儿童可得2美元（这笔钱19世纪末不算少），所以他们绞尽脑汁、鼓舌如簧，力求拉来更多易受影响者。

本地热心人也对移民浪潮起了推波助澜作用。1895年利沃夫中等师范学校教授约西普·奥列西基夫在“启蒙”协会的资助下赴加拿大考察，回国写成两本宣传册：《自由之地》、《移民事宜》。这两本书和作者声望（译注：此人是农学家）成为鼓励移民加拿大的有利手段，亚罗斯拉夫·格里恰克说：出国“突然成了件大好事。美洲移民和欧洲季节工人把大部分收入节省下来寄回家，结果加利西亚的农民破天荒第一次有了钱，开始拿钱购买主要财富——土地。这些土地通常是波兰地主的，徭役制度废除后他们无法适应新的经营方式”。

19世纪末-1920年25.61万乌克兰人进入美国，其中23.5万出自奥匈帝国境内，其余出自俄罗斯帝国境内（沃利尼亚省、波多利亚省、基辅省、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和赫尔松省）。同时期加利西亚和布科维纳走出4.73万人去巴西，1.5万人去阿根廷。按照加拿大学者彼得·克拉夫丘克的说法，1895-1914年间仅东加利西亚的移民数就超过30.2万人。而俄帝国境内乌克兰人较少去美洲的原因是帝国政府鼓励他们开发“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南部、东部地区。

19世纪曾有些乌克兰人迁居库班。只是这种迁居具有周期性，取决于年景收成。1868年《基辅人报》写道：“说起当地歉收（指波尔塔瓦省普里卢基），农民和哥萨克心中的移民愿望是如此强烈，到了朝思暮想的程度。县里许多村子全员表示已经准备好了。他们根据自己条件推选几个办事机灵的人，凑钱派他们去考察适宜迁居之地，主要是高加索地区，两年前由于高加索总督的邀请已经过去了若干家庭。他们向亲戚朋友介绍自己在大自然慷慨馈赠的地方过着怎样的自由生活。而且不仅普里卢基县有移民愿望，其他县和省亦然…… 离开的热情十分高涨，以至于许多富裕哥萨克和小市民情愿变卖自家产业搬去高加索…… ‘别人上哪儿我上哪儿’。”

移民在新地方建立定居点时会沿用他们家乡的名称。库班生活着许多扎波罗热哥萨克后代，因此村镇就叫卡涅夫斯卡亚、克里木斯卡亚、波尔塔夫斯卡亚、乌曼斯卡亚、巴图林斯卡亚、别列赞斯卡亚等。1868年4月20日颁布新法，规定人们无须申请军事当局和镇公社批准即可在库班军域内定居及获取财产，于是迁入者愈众。据1897年第一次全俄人口普查结果，高加索地区生活着130.55万乌克兰人（根据语言统计，未考虑民族自我认同和籍贯起源），分布在北高加索、库班州、斯塔夫罗波尔省和捷列克州。

早年俄国沙皇命令开发伏尔加河下游的埃利通盐湖（译注：伊凡雷帝时代此处已有规模采盐业），乌克兰跑出来的“楚马科夫”（逃亡农奴）就被“聘请”为这方面专家，1747年起他们把从这里开采的沉积盐贩运至伏尔加河流域城市。关于此事，1889年《萨拉托夫档案委员会丛刊》第3期写道：“萨拉托夫省各乡主要是18世纪末逃出乌克兰和沃伦地主家的农奴后人居住。他们开荒获得土地，1795年被国家统一管理后人均分给15俄亩土地，每头牛亦得此数。之所以分地，是因为他们负责将盐从埃利通湖运至萨拉托夫（酬劳每普特13戈比），再运往卡米辛（7戈比）。无牛之人则在湖边采盐（每普特3戈比）。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820年代盐运停止，将迁入者视同其他官家农民，而大俄罗斯人开始在附近定居，只按人头分地”。

于是盐运路线上出现了乌克兰人建立的自由民大村庄：波克罗夫斯克（恩格斯市）、尼古拉耶夫卡（尼古拉耶夫斯克市），克拉斯尼科夫卡等。1797年来自十五个自由民大村庄的人在埃利通湖盐场劳作，乌克兰人在伏尔加河下游地区共建立六十多个定居点，人口约20.05万。

自19世纪下半叶开始，移民西伯利亚、远东、哈萨克斯坦和中亚地区的乌克兰人大幅增长。据乌克兰研究者叶莲娜·科瓦利丘克估算，1895-1897年仅从乌克兰九省迁往西伯利亚长期居住的就达16.1万人，其中2.25万后来因各种缘故返回故乡。另据1910-1917年征税人口调查，在西伯利亚的乌克兰人多达47.23万，其中37.59万在西部地区（托博尔斯克省、托木斯克省），约占总人口5.7%。

起初，有意在帝国无人区定居的移民们实实在在获得了好处。比如免税2-3年（视地区而定），达到征兵年龄的人免服兵役2-3年，并有权获得前往移居地的路费减免、贷款和白白分配的土地。

1882年6月1日俄罗斯帝国议会通过关于组织移民迁居南乌苏里斯克边疆区的决议，规定十年内从帝国南部省份迁移2500个家庭（每年250户）到远东。同时指派敖德萨临时总督约瑟夫·罗梅科-古尔科采办粮食、种苗、农具、建材等移民所需物品。又成立了由阿穆尔边疆区学会创始人费奥多尔·布瑟主持的专门委员会负责安置移民生活。

为此算了一笔细账：“从敖德萨迁移250个家庭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假定每户5人，每人花费60卢布，则共需75000卢布。购买燕麦250俄石（译注：1俄石散货约210升）、豌豆125俄石、小麦500俄石、黍米150俄石外加菜园种子（全部用于播种）约需10000卢布。供应移民抵达后最初一年半的食品：每人每月面粉1.5普特共33750普特，谷物10普特共5625普特，外加盐，总额75000卢布。置办农具如生铁器皿、大镰刀、弯镰刀预计拨款10000卢布。购买木工和细木工器械以便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为移民建造仓库需款10000卢布。为移民建造住宅（每户1000卢布）需拨款25000卢布。此外还为移民准备马车轮子2000个、磨坊磨石40个及鞋靴和衣裳。因此，250个家庭的总花费需要17.5万-20万卢布”。

此外，政府还给每个移民家庭无偿提供役牛和15俄亩土地。小东西亦在考虑之列：“每户各样铁器5普特，钢片20普特，大镰刀5个、弯镰刀5个、斧头3个、刨子2个、凿子2个、门环1个、炉门1个等”。决议起草者客观评估了迁移途中的艰险，坦率指出无可避免的人命损失：“考虑到大部分移民系妇女尤其儿童组成，难以承受旅途辛苦，可以说能够抵达新环境的家庭将不超过200个。所以，每个移民家庭将要耗费公款1000卢布”。应当指出的是，政府每年20万卢布的移民预算当时足够在西南三省购买4000俄亩耕地。

1883年以前从乌克兰出发进入远东的移民必然要经过西伯利亚，或者乘火车、或者赶大车、或者步行。许多人受不了西伯利亚的低温和坎坷颠沛，转身返家去也。1883年敖德萨至符拉迪沃斯托克南线海路开通，移民们多了一项选择。1890年《基辅人报》通讯员如此描述坐船迁居符拉迪沃斯托克的痛苦：“来自切尔尼戈夫省和波尔塔瓦省的967名移民搭乘内政部地方自治局租用的法国‘坎通号’轮船抵达符拉迪沃斯托克。他们从敖德萨出发时共1027人，途中亡故63人，出生3人。死者包括患麻疹不治的未满五岁儿童，这种情况是由于船舱过度拥挤、卫生条件恶劣所致。甚至眼下仍有移民在临时营地内死去，符拉迪沃斯托克已经夭折了40多个小孩。过往经验表明，轮船航行如此遥远距离（10000多海里）耗时42-45天，穿越不同气候地区——尤其不健康的红海，载着大批人员而没有大的损失是做不到的。而轮船本身虽然拥有载客设备，但在目前条件下无法满足太多卫生要求。比如移民们抱怨缺水。轮船很难使用蒸馏淡水装置供应足额饮水（每人每天1-2升，其中1.5升开水），而众所周知，一个家庭，尤其在这样的旅途中，吃着腌牛肉，这点儿水量根本不够。部分乘坐‘坎通号’抵达的移民已经萌生返回俄罗斯的愿望，许多人考虑到贷款不敢退缩。今年迁居滨海边疆州的移民合计2240人，包括30户曾经住在列瓦河谷的库班农民”。

1905年始自车里雅宾斯克、终点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建成，奔赴远东的移民们转而使用火车。据乌克兰国家科学院通讯院士费奥多尔·扎斯塔夫宁估算：1906-1917年间约10.26万乌克兰人进入滨海地区，6.42万人进入阿穆尔河沿岸地区，分别占这两个地区移民总数的61.2%和49.8%。乌克兰人在新疆域建立定居点，依照传统沿用家乡名称，一直保留到今天：阿尔希波夫卡、别廖佐夫卡、格里博夫卡、伊万诺夫卡、罗姆内、彼得罗巴甫洛夫卡、切尔尼戈夫卡、斯拉维扬卡、康斯坦丁诺夫卡、波克罗夫卡、卡缅卡……

既然寻求新生活的人越来越多，政府很快就不得不停止向移民提供福利。但帝国并未放弃开垦生荒地的愿望。1890年7月底《切尔尼戈夫省公报》刊载：“切尔尼戈夫省长宣谕本省居民，内政部将于1891年迁移500个农民和哥萨克到南乌苏里斯克边疆区。自愿移民者必须拥有：无论年龄每人100卢布从敖德萨至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旅费，每户600卢布在当地购置家当，每件行李1卢布8戈比运费。移民申请可写信或通过地方长官提交省长，将会获得有关移民情况的最详细信息，也可口头告知移民愿望。申请书应使用普通纸张书写，无须支付印花税。1890年11月1日之后将不再受理申请。所有迁移款项及必备家当不迟于1890年12月1日办妥，1891年2月1日之前决定移民的人必须做好出发准备”。

乌克兰建立苏维埃政权后，乌克兰人民又面临一项挑战：“垦殖存量”移民。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1926年7月30日决议指出：移民措施最主要的任务是迁出乌克兰人口过多地区居民到远东、萨哈林、西伯利亚和卡累利阿-摩尔曼斯克边疆区。该计划打算在1925-1931年迁移17.7万个乌克兰家庭。由于各种原因计划被延迟15年，文件也不再提“家庭”，改为“人”。1926-1940年288.5万乌克兰人被重新安置到远东、北高加索、南乌拉尔、伏尔加河地区及卡累利阿-芬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同时期221464人被从白俄罗斯、高尔基州、西部州、伊万诺沃州和中央黑土州重新安置到乌克兰。

1930-1931年集体化过程中，6.3万户富裕农民（即所谓富农和富农狗腿子）被国家最高当局未经审判强制迁移到乌拉尔、西伯利亚东部西部、远东和雅库特地区。

乌克兰战后时期可说是第二次“全民移民”，相当一部分乌克兰人并非出于自愿生活在异乡，而几乎每三个人就有一人被迫变成“特殊定居者”。自二战结束至1952年仅乌克兰西部领土就有203662人被驱逐到苏联偏远地带，其中包括“地下民族主义匪帮”成员家属、“通匪者”（包括乌克兰希腊礼天主教会神职人员）及家属182543人，富农及家属12135人，耶和华教派成员及家属8984人。

19世纪-20世纪初的移民浪潮，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内战，1921-1922、1932-1933、1946-1947年大饥荒，强制集体化时期没收生产手段和土地，斯大林大镇压，纳粹分子入侵，大屠杀，驱逐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和乌克兰起义军及家属出境，驱逐波兰人、德裔人、克里米亚鞑靼人、希腊人、保加利亚人、亚美尼亚人、意大利人、最终驱逐乌克兰人出境，建设社会主义移民，开发北方、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处女地、撂荒地、石油及其他自然资源等，深刻改变了乌克兰的民族构成。被驱逐者大部分被迁入的俄罗斯人取代，这对人口状况产生了根本影响，余波至今仍能感受得到。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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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坦尼斯拉夫·查利克

苏联时代城市平民改善自家居住条件只有一种办法：跟别人交换寓所。其间暗箱操作、非法经纪人和私下付款屡见不鲜。

1972年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访问基辅，市执委会主席弗拉基米尔·古谢夫奉命做介绍，时间两分半 （!），包括翻译。

主席是这么说的：“总统先生，现在基辅每天新建80套住宅，一年25000”。

寥寥数语令外宾印象深刻，尼克松当天在玛丽亚宫（马林斯基宫）举办的政府招待会上随口引用了这个数字。

如果我们去查阅1970年代基辅市官方材料，将看到一幅貌似兴旺的景象：城市住房平方米数逐年增加。比如1970年基辅可用住房2120万平米、1971年2240万、1972年2360万、1973年2480万、1974年2610万、1975年2720万…… 那么根据官方数据，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首都每年新增约120万平米住宅。但实际上公寓短缺十分严重，新建速度远远落后于需求增长——这一点就连苏联自己的宣传部门也承认，但他们认为跟“腐朽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代表工农利益的先进国家的公寓是免费提供的。

可仔细想想就会发现这种骄傲的理由怪可疑。毕竟建设免费分配的住房属于赔钱方案，而国家预算投入社会规划方面从来不算慷慨。因此建成的住房面积比市民需求的少百倍，许多人排队苦等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才领到政府吹嘘的免费住房。

请想象一下：你是个1970年代的基辅人，有一天需要改变居住条件——比如搬出父母家，到离单位近些的地方生活。但不可能卖掉旧房另买一套！因为房子是国家的，不归居住者拥有，你们属于租户、房客。

为解决这个问题，有另一套机制：交换而非买卖住房。市苏维埃执委会专门成立了经济核算制机构：住房交换局，局里有大文件柜，你可以在值班检查员协助下寻找合适公寓。那么理论上讲，你只要去到火车站街7号（就在火车站旁边），请那位经济核算魔法师打开柜子拿出秘藏地址卡，然后找到心仪的公寓，跟现任住户好好商量商量，乔迁之喜就近在眼前啦……吗？

可惜，现实生活要复杂得多。

首先，面见检查员并不容易，办公室外排大队，因为挨个看地址是很缓慢的，你可能等待数小时都进不去门。其次，查阅地址卡收费1卢布（这笔钱足够坐无轨电车上下班半个月）。第三，该部门并未包含全部可交换公寓，最具吸引力的房源由于某种缘故未列入其中。

所以跑一趟“黑市”更管用，它就位于交换局外头（后来转移到地铁“大学”站后面的植物园广场）。你在这里会遇见同样有意交换住宅的人，想问什么当场问清，还可顺便了解他是否对你家感兴趣。一两个钟头谈十几位，大大提高找房效率。

那怎么知道谁需要什么？很简单，人们在胸前举个纸板，写明自己意向。比如“3 = 2 + 1”，意思是这人想把三室一厅换成二室一厅加一室一厅（两套），所以会注意寻找有没有举“2 + 1 = 3”的。然而找房算术有时候也奇怪：常有人举着“1 + 1 = 3”的纸板。小学生见了拽拽妈妈袖子说：“叔叔写错啦，我们去告诉他让他改！”小朋友不知道，“叔叔”打算用两套一室一厅换一套三室一厅。有额外付费，但不能写明，因为是违法的。

公寓幸运女神只对精力充沛之人展露微笑。如果你真想改变住房条件，每星期至少到“黑市”站2、3次，有时持续好几年。常客们互相都认识，记得谁寻找什么，碰巧了就推荐一下。而那边那位看起来精明的男士是中间人，当年叫掮客（苏联解体后叫经纪人）。掮客们大多是科研机构拿半薪的兼职人员充当，所以有空出来在“黑市”帮人找房。全职的干不了这活儿：任何公民连续四个月或半年不工作，警察可以将其列为“寄生虫”——属于刑事罪名。

与公办中介机构不同，掮客提供的房源信息颇具优势和吸引力。为此你得付一大笔钱，相当于该人在科研机构工资的3-4倍。然而不能只看贼吃肉不看贼挨打，《刑法》规定“私营企业主活动和商业中介”最高判五年并没收财产。所以掮客们很小心，尽量只跟熟面孔合作。

无论如何，你总算跟“黑市”上真正管点儿用的人搭上话了。咨询住房信息一般先问问在市中心还是在坡地？1970年代的市中心通常指赫雷夏蒂克街、利沃夫广场、胜利广场一带以及佩切尔西基区。如果想从坡地搬到市中心，你或者接受较小的面积（譬如3 + 1 = 3），或者加钱（数额好商量）。

如果邻里关系没矛盾，再问问楼层。底层最不受欢迎（不像今天），因为公寓大多无阳台，夏天恐怕有人翻窗入室。顶层亦然——漏不完的水，找不完的房管处。

继续问：砖砌房还是预制板房？后者评价不高，1970年代初基辅曾流传一种说法，称预制板房住户更容易生病，水汽不能充分蒸发，聚集起来释放有害物质。很难讲这话有几分依据，但事实是这种房子的墙壁往往潮湿，因为是用松香（松脂）抹混凝土板之间接缝。混凝土本身品质也差，发行量颇大的《基辅晚报》曾写过一篇小品文，轰动半座城。

而我们今天选房注重户型：客厅几平方？卧室几平方？布局怎样？外阳台内阳台？有独立淋浴房吗？集中供暖或烧锅炉？诸如此类。

所以当年找到心仪的住房难归难，终究有机会。可是你看中房子的现任房客未必看中你的房子。为了抓住来之不易的机会，你又开始帮人家找房。一通忙活下来，换套房子往往要涉及5、6个环节（听说基辅曾出过涉及10个环节的宏大交换，叹为观止！），可如果其中任何一个环节中途生变，或发现了更优选，那么交换告吹……

假使一切顺利，各方达成一致，你以为就能搬了吗？慢来。现在最主要的是征得房屋所有者——“国家”——之同意。每个地区都有住房登记和分配部门，负责该部门的检查员就是你接下来必须面对的命运仲裁者。检查员将核查准备交换的两套住房是否等值：首先为了杜绝私下支付非法款项，其次是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一个大家庭故意搬进较小住房，人均面积不足6平米，从而立即进入排队名单要求分房子。总之，只要检查员不签字，你之前的努力统统无效。

除交换外，改善居住条件的另一途径是加入住房建筑合作社。说合作社成员“盖合作社”或“盖房子”，并非指他们一砖一瓦自己动手，而是指住房建筑合作社实际帮他们盖。1973年热门电视剧《大课间》带火了这个词：“你老盯着我干嘛？” “你又想干嘛？盖合作社啊？”

如果你蠢蠢欲动打算参加合作社，请谨记门槛不低。比如基辅鲁萨诺夫卡区一栋九层板房公寓，三楼的两居室花费1800卢布，八楼的三居室2000卢布。社会平均月工资144卢布。首付款只占房屋造价40%，其余60%属于国家贷款（译注：几乎无息），住房建筑合作社成员还款期25年。那么以前述八楼41平米三居室为例，每月需还贷32卢布。很贵啊，毕竟类似的国有公寓租金仅一半左右。

早在1960年代，当基辅第一批合作建房户喜气洋洋乔迁新居后，他们的亲戚朋友仿佛大梦初醒。城市一派繁荣景象。自此你也想入社的话，就必须贿赂理事会成员，数额相当于住房首付款50%。

1979年基辅拥有36个住房建筑合作社，名称大多根据主管部门设立，比如“国家计委工作人员”、“艺术学”、“苏联科学”、“心脏病专家”、“邮电工作人员”、“1路公共汽车”、“大学”、“动力工程师”、“飞行员”。

不过在苏联社会条件下，公民自掏腰包造房并非解决居住问题的万灵药。毕竟住房建筑合作社不是你想加入就能入，只接受“急需者”——人均面积小于6平米的家庭（1975年放宽至7.5平米）。此外为避免社会贫富分化，合作住房有面积限制（每人不超过13.65平米），房间数量不得多于家庭人数。所以就算合作社成员再有钱，也不能买下相邻的两套房变成一套大房。

合作房屋和国有房屋一样，条件谈妥也能交换。“黑市”上诞生了新概念：“未偿付合作房”，就是说拿国有房屋换合作房屋（通常户型较佳）的人将承担25年还贷义务。

合作住房的最大优点是可以继承，国有住房不行。后者住户如果死了，家里又没有其他登记居住者，那么国家收回再分配。很多老人的子女和孙辈不惜代价保住房子，实现的方式包括：
第一：用两套住房（自己的和父母的）换取一套共同的。这个法子的缺点是寻找合适房源可能耗时太久，新房装修加搬家不可避免要一笔大开支。
第二：家庭内部交换，比如奶奶（一室一厅）跟孙子换，而孙子跟父母同住。这个法子的优点是实际上每个人都留在原地，只改一改户口登记，而且不产生装修及搬家费用。

总而言之，最后种种的焦虑、手续、感受和在官员办公室的踱步都成为过去式。你终于拿到交换许可证和新住房证，必须抓紧时间：许可证有效期为签发之日起10天，须在期限内提交给新居住地房管处。搬家期限为一个月。

搬家同样不简单。一般来讲分两次，易碎物品如餐具、茶具、玻璃器皿、瓶装果酱、自制罐头等物品打出租车运走，如果有开车的朋友就借人家车拉。家具、书籍、行李箱等杂物用厢式货车。倘若东西少，还有一种货运出租车。叫这些车请找弗拉基米尔街29号基辅运输代理处，每车基础费用2卢布，按里程加价（每千米25戈比）。而搬家最大花销是装卸费，取决于家具和重物件数、楼内有无电梯及搬家工的胃口。

随着别列兹尼亚基区、奥博隆区、维诺格拉达尔区的成片新建住宅大规模入住，搬家量急增，政府又开设专门的家庭用品运输机构。1979年基辅有八个这种机构，分别负责若干市区。

1995年乌克兰实行住房商品化，从此人们都买卖房子，再没交换的了。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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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尔盖·别利亚科夫

普遍平等恐怕是人类最难实现的梦想。我们早已飞上太空，很快将重返月球甚至踏足火星。鼠疫和霍乱已不成问题，完全有理由相信冠状病毒和艾滋病毒未来将被控制。稳坐家中跟远在美国、澳大利亚的朋友对话何其轻松惬意，环球旅行也不再是伟大冒险，成了度假休闲。也许人类终有一天能够把自己分分秒秒传送至地球任何角落。除了普遍平等，万事皆有可能。

新精英阶层

人在“平等”的名义下死亡和被杀，但就算战时共产主义时期也不存在平等，新经济政策时期及后来更是如此。市井庸人即便不明白其中道理也发觉：“普通的仆役，派头倒像政委！”小说家尤里·奥列沙写道：“我给一家大报写诗体小品文，每篇稿酬相当于养路工人一个月薪水。有时一天写两篇”。当时是1920年代，1930年代他就很少动笔了，依然有钱在“国民”餐厅一坐一整天，甚至管自己叫“国民大公”。

讽刺作家、剧作家维克多·阿尔多夫也喜欢“国民”和“大都会”。有一次，正在受穷的列夫·古米廖夫偕老婆去列宁格勒拜访阿尔多夫，被维克多·叶菲莫维奇叫了出租车带往餐厅吃饭。文学评论家艾玛·戈什坦因回忆录写道：“阿尔多夫家给他（列夫·古米廖夫）留下的印象，用他自己话说：贵族上流气派。那里只有光芒四射的女性：比如维罗妮卡·波隆斯卡娅（译注：女演员），或最高检察长的女儿，或伊利夫（译注：犹太裔作家兼记者）的妻子……妮娜·安东诺夫娜（阿尔多夫之妻）的沙发床上方挂着钟情于她的著名诗人的相片，比如米哈伊尔·斯维特洛夫…… 而古米廖夫就坐她脚边”。

暂时不清楚艾玛·戈什坦因所谓“最高检察长女儿”是谁。苏联没这头衔，只有总检察长，1936年担任此职的是安德烈·维辛斯基，他只有一个同样从事法律工作的女儿季娜伊达，不到30岁。如果阿尔多夫家的真是她，那就证明1930年代名媛玛露西亚· 塔拉先科（伊利夫之妻）能够跟苏联最高级干部之一：维辛斯基的女儿平起平坐。

鲍里斯·皮利尼亚克（译注：苏联早期著名作家，1938年逝世）月收入3200卢布，十倍于普通劳动工人（当然得缴税：1200卢布）。这种水平的薪金按照苏联标准算得上“男爵”了，可如此成功富有的莫斯科人依然没法跟格鲁吉亚作家相提并论。“万民慈父”故乡的作家月收入20000-30000卢布，高到令人难以置信。不过莫斯科也不是绝对没有这种富翁，尤其剧作家群体。据说尼古拉·波戈金一个月挣四万，他的作品《拿枪的人》在全国几乎所有剧院上演，1938年还被改编为电影。

比起波戈金、维什涅夫斯基、叶夫根尼·彼得罗夫之辈，从西欧返回苏联的玛琳娜·茨维塔耶娃就有点小巫见大巫了。她不是作家联盟会员，直到1941年才被“分配”到国立文学出版社。她的诗集几乎没出版过，靠着翻译维持生活。茨维塔耶娃自己估算，1940年1月15日-6月15日的翻译和编辑酬劳为3840卢布，平均每月768卢布。这个数三倍于医生工资，两倍于大部分熟练工（“斯达汉诺夫式”除外）。如果茨维塔耶娃不在翻译上精益求精，她还能收入更多：“我终日忙碌，但由于每首四行诗——波德莱尔或弗兰科——我至少要译出四个版本，所以每天最多只能写20行（草稿80行），而别的译者（实话实说！）每天200行甚至400行清稿（此处茨维塔耶娃用了斜体字）”。事实的确如此，“别的译者”月入7000-14000甚至更高。

那个年代演员的收入超过作家、诗人。米哈伊尔·左琴科出过一册薄薄的短篇小说，得2000卢布。当时颇受欢迎的演员弗拉基米尔·亨金拿去登台朗诵，仅三场演出就挣到2000卢布。而且作家所得税率比演艺人员更高。“灰色收入”就更别提了——有个笑话：旁人问亨金参加没参加过“灰色”演出，他大惊：“还有别的演出吗？！”
（译注：“灰色演出”也有“左派演出”之意，亨金的意思是难道允许“右派”演出吗？）

有句夸赞人的话叫“穿得像女演员”。成为莫斯科高尔基模范艺术剧院、瓦赫坦戈夫剧院首席演员，当上莫斯科大剧院或列宁格勒“基洛夫”剧院（马林斯基剧院）主角、独唱，乃是苏联人能够梦想的职业天花板之一。作家和演艺人员之外，运动员也属于苏联社会精英一分子，主要是效力于顶级足球俱乐部的球员们。足球早在战前就是苏联职业运动之一，至少”А”级（最高级）联盟如此。足球史学家阿克塞尔·瓦尔塔尼扬曾发现一份有意思的档案：1941年2月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列夫·梅赫利斯签署命令，规定“红军中央俱乐部和志愿体育协会主队”的足球运动员、教练、按摩师（梅赫利斯同志不知为何忘了队医）的工资水平。根据规定，高级教练工资1200-1500卢布，一级球员（10人）1200卢布，二级球员（12人）1200卢布，三级球员800卢布。这种工资很丰厚了。即便三级球员（可能是替补）的月薪也是新入职工程师的两倍。但苏联最优秀球员未必欢迎梅赫利斯的工资规定，因为他们有机会挣更多钱：“……打一场灰色比赛每人拿500卢布，实实在在”。

时髦如在巴黎

挣钱多还不够，得会花钱——享受一掷千金的快感。佛靠金装人靠衣装，但苏联国内漂亮衣裳和日用消费品远远不能满足高档需求，有钱难寻好料子。外国人到了苏联，想买点儿特产回家真犯愁。比如法国诗人安德烈·纪德甚至在莫斯科买不着带回巴黎送朋友的纪念品，他说：“商品，除了极少数例外，都是劣质货。甚至让人联想，是不是故意把纺织品、日用品等东西造得尽可能无吸引力，好让人们仅仅出于需求而非喜爱去购买”。

纪德访苏同一年也就是1936年，法国作家路易-费迪南·塞利纳到苏联领取他的小说《茫茫黑夜漫游》俄文版稿酬。翻译娜塔莉随行，二人闲逛列宁格勒购物。塞利纳说他哪怕在利比亚和喀麦隆也不敢把这种东西卖给客人：“……简直没法下手啊。我说苏联商品是‘无用的垃圾’，绝非夸大其辞。我和娜塔莉把他们商业街的店铺全走遍了，这辈子没见过的大粪也敢摆出来卖。想在此地穿衣打扮，必须是天才。他们的纺织品纯属粗制滥造，线头都没缝好……”

塞利纳是个反共产主义、反犹太人士，经常被指责亲法西斯，所以他或许不是最可信的来源。但有意思的是，塞利纳的观察不仅跟立场客观的纪德部分吻合，也跟亲苏的利翁·福伊希特万格吻合。后者试图向世人介绍苏联民生光亮面，但也被莫斯科人简陋粗劣的服装所震惊：“……对于第一次造访莫斯科的人来说，市民的打扮似乎相当难看。的确，你能够买到必需品……但舒适性阙如。如果一个人——无论男女——想要穿得好、穿得有品味，必须付出极大努力，且永远无法完全达成目标”。

这就是当时极少数人有资格享受的国外旅行为什么如此重要和珍贵的原因。伊利亚·伊利夫第一次到巴黎，给老婆买了外套、裙子、四块面纱、鳄皮手袋、镯子、帽插羽毛、两条腰带（皮革和橡胶）、一盒香粉、两盒胭脂外加两个黑色睫毛膏。叶夫根尼·彼得罗夫也在巴黎给老婆买了一顶帽子（花两小时挑选）、鞋和衣料。

1935年7月1日，在纪念室内剧院成立20周年晚会上，奥莉加·克尼佩尔-契诃娃身穿巴黎时装和皮大衣闪亮登场，引起轰动。出国旅行是置办令大家羡慕的行头的宝贵机会，尽管1938年莫斯科高尔基剧院新巴黎巡演期间克尼佩尔-契诃娃嘴上说：“法郎不经花……好东西都很贵”，仍然豪掷1075法郎给自己置办外套、两顶帽子、若干内衣。莫斯科的女演员们还喜欢抢购虽不耐用但十分奢华的金银线头巾——用特殊真丝绸缎和金属线缝制。

1930年代俄罗斯的企业家经营尚未被摧毁净尽。私人裁缝如同私人医生一样受重视，昂贵稀缺的面料被委托给她们裁剪。号称“俄罗斯可可·香奈儿”的娜杰日达·拉玛诺娃（译注：时装设计师、戏装设计师）1940年仍健在，革命前她曾为皇后亲姐伊丽莎白·费奥多萝芙娜女大公服务，客户包括富商妻女和实业家、糖厂老板的情妇。如今她已年老，继续为首都特权剧院的女演员和外交官妻子们提供时装。奥莉加·克尼佩尔-契诃娃也是二十、三十年代拉玛诺娃工作室常客，1936年她夸耀说：“我做了件新大衣，非常漂亮雅致，拉玛诺娃缝的，而且很轻”。剧院赴远东巡演，拉玛诺娃为女演员们裁制各种颜色绉绸裙子：索菲娅·皮利亚夫斯卡娅穿浅黄色、奥莉加·拉布金娜穿粉红色…… 亚历山德拉·利亚明娜、叶莲娜·叶菲莫娃也为莫斯科高尔基剧院女演员们缝制贵得出名的衣裙，还有瓦尔瓦拉·丹尼林娜——战后她成为莫斯科收费最高的裁缝，客户包括柳博芙·奥尔洛娃和奥莉加·列佩申斯卡娅。

餐厅

莫斯科高级餐饮的水准曾经胜过服装。茨维塔耶娃1941年春写道：“我们吃得好，莫斯科应有尽有……”。战前，人们在莫斯科的商店甚至可以买到罗克福尔干酪、卡芒贝尔软酪和林堡奶酪，更不用说螃蟹、新鲜鲟鱼、熏鱼、熟猪肉、香肠和“美妙的熏脂肪”——也就是茨维塔耶娃口中的“培根”。这些美味诚然很贵，就像首都的高级餐厅一样，仅少数人能够消费。举个例子，在“国家”餐厅吃顿四道菜的正餐不低于13卢布，三道菜的不低于11卢布。饶是如此，这些餐厅从来门庭若市。瓦季姆·科津（译注：男高音歌手、作曲家）在“大都会”餐厅吃早饭很轻松，可到了夜晚，即使他这个明星有时也得跟别人拼桌。作家阿纳托利·雷巴科夫妹妹赖莎曾回忆：“各色人等齐聚好饭店：什么工程师、科学家、演员，多多少少都有点钱，身边当然跟着漂亮妞儿……”

战前莫斯科每个高级餐厅都以自己的菜单、装修、传统和音乐扬名。尤里·纳吉宾（译注：作家、编剧）是一位大鉴赏家、“生活享受家”，他回忆说“国家”餐厅的苹果派和奶油咖啡最出名，“大都会”的布里欧面包和油炸圈最出名，位于艺术剧院巷的“艺术”餐厅炸麻花和可可饮料最出名。这个名单其实还可以扩充下去。

1940年5月7日高尔基街“阿拉戈维”餐厅开业，标志着格鲁吉亚美食逐渐超越法餐和俄罗斯本土菜肴。浇汁肉丁与长馅饼慢慢淡出人们视线变成书籍插图，“萨茨维”、“恰霍赫比利”、“查纳基”、库帕特肠等取而代之。“萨沃伊”、“大都会”、“国家”的旧荣耀在新星“阿拉戈维”面前黯然失色，后者一步步登上莫斯科最贵最著名餐厅宝座。不过在战争前夕，格鲁吉亚美餐和高加索食俗才刚刚进入首都市场，莫斯科的名老餐馆仍然保留着所谓“耐普曼气派”（译注：指新经济政策时期暴发户派头）甚至十月革命前风貌。比如彼得罗夫斯基街2号“极光”餐厅招牌菜是俄式薄煎饼和全城最棒的露馅饼，“大都会”的招牌菜是鸡肉、鹧鸪肉加黑鱼子酱沙拉，而且他家的招牌冰淇淋配有巧克力酱和烤扁桃仁。

逢年过节期间，餐厅还会办一些主题节目。如1940年11月18日-1940年元旦这段时间“大都会”装扮成了“俄罗斯木版画风格”，举行“奇妙开心夜”，邀请茨冈合唱团在红色大堂表演，之后来的是“奥尔洛夫”茨冈人歌舞团。“萨沃伊”餐厅毫不示弱，雇佣“卡尔捷茨基”茨冈人歌舞团吸引食客。走进“国家”的人白天听着沙龙乐团进餐，夜晚欣赏著名的亚历山大·茨法斯曼爵士乐队。说实话，现场音乐和舞蹈彼时属于高级餐厅之必备。“萨沃伊”的“音乐和舞蹈之夜”持续到半夜，“国家”到凌晨四点，“大都会”也要到三点钟，而夏天在凉台上能一直跳到东方既白。

那年月苏联作家已经有了自己的内部餐厅，服务优良，收费相对便宜。用常客尤里·奥列沙（译注：小说家、编剧）的话说，这种地方“一顿饭的价格就像‘国家’的衣帽架那么高”。正如《大师和玛格丽特》所写，菜单有烤羊肉串、小鲈鱼、银锅烧鲟鱼，以及“虾颈肉和新鲜鱼子酱”、“热那亚式烤鹌鹑”、“鸫鸟肉片汤”乃至松露。别惊讶，松露无须从法国、意大利进口，供应莫斯科顶级餐馆的白松露产自伊万诺沃州和莫斯科州地界，多在亚历山德罗夫、扎戈尔斯克周边。

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妻子说他更喜欢“大都会”，但也光顾作家餐厅：“一顿不错的晚餐：鱼子酱、鲜黄瓜、榛鸡——主要是吃得开心。饭后米沙和鲍里斯·罗伯托维奇找别列津斯基打台球，米沙赢了。然后我们遇见米哈尔科夫两口子，跟他们和艾尔雷吉斯坦（译注：苏联国歌词作者之一）饮咖啡……总之，美妙的夜晚”。

小汽车和疗养院

私家车在苏联算奢侈品，就连人民委员和司令员们也坐公务车。但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首席演员米哈伊尔·加博维奇有自己的小车，莫斯科音乐厅明星瓦莲京娜·托卡尔斯卡娅也有——这个女人魅力四射、衣着光鲜，“托卡尔斯卡娅是战前莫斯科最富有女演员”的神话竟流传至今。

作家鲍里斯·皮利尼亚克不仅有车还自己驾驶。1936年的一天他开着敞篷车从列宁格勒送安娜·阿赫玛托娃去莫斯科，行至加里宁市（译注：特维尔）附近忽然抛锚。集体农民迅速围过来，险些把这位苏联老爷打死。一名农妇恨恨嚷道：“看不出来吗？她是个贵族婆娘……”

甚至乘坐出租车也是某种社会地位标志。苏联消费者可能还不知道“经济”、“舒适”、“商务”、“特级”或“豪华”的概念，但已经有了相当正式的出租车等级划分，比如М牌轿车 (ГАЗ-М-1)比“吉斯”便宜。出租车司机不去工人宿舍区拉客，更不服务首都边缘的无产阶级，涂成各种颜色（蓝、黄、深红）的“吉斯”只在“莫斯科”宾馆、大剧院和斯维尔德洛夫广场地铁站附近趴活。这些舒适的豪华轿车载着艺术家和上等人观众，稳稳驶向首都的精英公寓或郊外特权疗养院。

不曾读过奥莉加·克尼佩尔-契诃娃书信的苏联人是幸运的，否则他们压根无法想象莫斯科高尔基剧院演员以及苏联的作家和剧作家们战前过着何种生活。这位著名女演员乐滋滋地描述她不仅在战前、而且在战时怎样享受人生。奥莉加经常到巴尔维哈（译注：莫斯科州度假胜地，有旧庄园、城堡）度假治疗，弗谢沃洛德·维什涅夫斯基、科尔涅伊·楚科夫斯基、瓦西里·卡恰洛夫等人战前也多次到访这个地方，但只有奥莉加留下了生动的、甚至可说是津津有味的描写。

奥莉加·克尼佩尔-契诃娃1936年7月24日写给玛丽亚·契诃娃（译注：契诃夫胞妹）的信说：“疗养院规模宏大，我的房间赏心悦目，松树在窗前摇曳沙沙作响，森林环绕，百花齐放……菜肴是一流的，供应鳟鱼、铁钎子烤肉、各种馅饼——我加糖精吃。面包几乎不碰，一天两块糖”。

奥莉加说自己“几乎不碰面包”，现代读者可能要皱眉。今天的营养学家建议我们“每天摄入100克黑面包”，可在战前，面包并不是胃口大开美食家丰盛餐桌的点缀，而是几百万人果腹的主食。极少数“不碰面包”之人照样活得好好的，因为他们有鳟鱼、烤肉外加“各种馅饼”。

令人惊讶的是，战争期间克尼佩尔-契诃娃依旧不改她的战前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1945年4月苏军正准备攻打泽洛高地，大后方莫斯科的糖、谷物和油脂实行票证供应，工人每天800克面包、职员600克、被抚养者400克。而奥莉加身在巴尔维哈，七点钟起床。她写道：“八点钟女按摩师来给我的身体做舒适按压。十点半吃早餐：两盘小菜，奶油咖啡搭配优质黑面包和黄油…… 可选的美食琳琅满目：打泡奶油大馅饼、果冻、汤羹、各式熟肉、鳕鱼、各种精致素菜……他们每天给我送菜单让我自己点。你看，我活得像地主婆”。

但这位“地主婆”的收入可能无法与电影明星及流行歌手柳博芙·奥尔洛娃、克拉夫季娅·舒利任科、利季娅·鲁斯兰诺娃相提并论。战前鲁斯兰诺娃正处于声望顶峰，穿金带银，喜欢收藏钻石、祖母绿、蓝宝石、红宝石、珍珠…… 是啊，人民歌手没有珍珠怎么行呢？她和第三任丈夫：著名幽默演员米哈伊尔·加尔卡维收集古玩、圣像和俄国画家名作，两人位于拉弗卢申斯基巷的住宅俨然特列季亚科夫画廊分廊。

“为了官爷们”

所以渐渐地，在斯大林和战友们宣称的“平等”与表演性俭朴之下，斯大林的苏联变成了等级社会，普通人、低收入者、无特权者和新贵之间形成虽非正式但众目昭彰的分化。此处我们只谈莫斯科等大城市的“自由民”，如果算上数百万没有国内护照的集体农民，以及“古拉格”系统关押的囚徒，那么苏联的真实状况离着平等何止十万八千里。

苏联顶级精英、党政领导、军队和经济部门高级干部小心翼翼藏富扮低调，不仅对苏联人民，如果可能的话也对外国人装样子。1935年4月23日美国大使馆办招待会，尼古拉·布哈林身穿旧款长大衣，卡尔·拉狄克（译注：共产主义宣传家、外交官）“穿着某种野外服装”，教育人民委员安德烈·布勃诺夫“穿迷彩服”光临——看来是指军便服和马裤。伊万·别尔谢涅夫、弗谢沃洛德·梅耶霍德和亚历山大·泰罗夫（译注：三人都是演员兼导演）穿燕尾服、黑色礼服，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全套黑西装。他们的女伴：索菲娅·吉阿钦托娃、吉娜伊达·莱赫、阿丽西娅·科宁、叶莲娜·布尔加科娃自然穿着她们最好的晚礼服。

尽管如此，纸永远包不住火。

安德烈·纪德感叹：苏联正变得愈发“资产阶级化”，而政府对此持认可、鼓励态度。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离共产主义兄弟情谊越来越远：“那些身为或自以为‘当权者’的人面对‘手下’、劳工、女清洁工、保姆等表现出的蔑视或至少是冷淡，怎能不让人心生反感”。

罗曼·罗兰没有试图深入了解苏联社会，却也关注到不平等现象，尤其坐小车在莫斯科郊外行驶的时候。他提请人们注意农民小木屋与“领导及其贵客和受宠作家”大别墅的天壤之别：“在环绕莫斯科的这一地区，分散建着许多别墅，可它们并未标在地图上，这些别墅或者是专为政府首脑建的，或者是留给首脑的客人的，或者是分配给有成就的作家的。用硬石铺就的宽敞林荫道修建了好几条，人们会问这路到底通向何方呢？有人会告诉你：“从莫斯科通向别墅”。在这条路上，隔不远就站一个警察，再不然他们就躲在树林里担任警戒。有一座疗养院，整座建筑都是白色的，在林中勾勒出它那美丽的轮廓。我问这是为谁建的，人们答道：“是为政府的高官哩”。我接着问，那么石油大亨祖巴洛夫那戒备森严的广阔领地如今被派何用场，人们答道：“那儿现在已为高官建了别墅，成了他们的疗养地”。在路上，我们与鲍里斯·皮里尼亚克的车迎面相遇，他像其他作家一样在郊外有自己的别墅……我们在路上还碰到了许多农夫和工人，他们向我们投来忧郁的目光。一位上了年纪的妇女竟然向我们挥起了拳头……”

延伸阅读：

索洛乌欣笔下的苏联七十年代生活

列宁格勒围城时期的盛宴

斯大林生活待遇管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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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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