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深的贝加尔湖充满神秘感，布里亚特人对其敬拜如神祗，各种上古传说仿佛就发生在昨天。另一方面，危险的暗流、夜间的火光、频繁的地震无不令人心生恐惧。

来到旅游胜地奥利洪岛(Ольхон)，白天听导游讲故事不觉得可怕，夏夜如湖面般静谧清澈，令人不由怀疑难道种种传说都是虚构？或许并没什么狂暴烈风从萨尔马河谷吹来，每年也没有几十个人不明不白死亡。但真正的贝加尔湖可能不像表面上那么“温柔”。

原潜艇军官、著名UFO专家弗拉基米尔·阿札札的书提到过贝加尔湖“黑色潜水员”的故事。据他说：1982年军队在贝加尔湖进行潜水员例行训练，至于训练的具体位置不得而知，大家普遍相信靠近北部水域。

当训练进行到水下50米深度，军事潜水员们发现一些人形生物，远看似人类，但体长三米又表明不是人类。这些生物的轮廓其实不是黑色而是银色，头戴某种透明球体，肯定不是什么“人鱼”。情况迅速报告指挥员，据说其中一位军官决定不惜代价捕获一只送交上级。没想到这些“泳客”不好惹，它们膂力奇大，把军事潜水员像玩具似的抛来抛去，甚至直接掷出水面。结果三名潜水员死于减压症，另四人进高压舱治疗。

听起来特不靠谱？一位当地记者谢尔盖·沃尔科夫准备揭穿这个怪异故事。他联系了北贝加尔斯克市（湖岸最大居民点），那里有个“独立第5海事培训中心”，联邦安全局、内卫部队和紧急情况部的潜水员都在此受训。可想而知，中心管理者直斥该故事“胡言乱语”：首先他们机构从未发生潜水员身亡事故，其次培训中心成立于1996年，历史没那么久远。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1982年的时候贝加尔湖没有潜水员训练？伟大卫国战争期间，巴拉克拉瓦海军潜水学校部分人员疏散至贝加尔湖南岸小城斯柳江卡，借住“铁路员工文化宫”。又建立了专用训练码头，把一些设备沉入浅层湖床供学员练习搜救和水下爆破等科目。1942-1943年冬季严寒，潜水学员被迫在极端条件下受训，冰窟窿很快被冰块填满，搭帐篷生炉子加热无济于事。直到1944年学校才迁回温暖的黑海边。

但贝加尔湖潜水训练并没中断太久。1976年建设贝阿铁路干线时曾有一支12艘巡逻艇组成的水上大队，也许他们就是故事的基础？潜水员完全有可能来自别的地区。

有意思的是，一些当地学者没把这个故事当谣传。例如布里亚特方志学家阿列克谢·季瓦年科就认为潜水员可能真的看见了什么——不是海豹。

据季瓦年科介绍，贝加尔湖渔民很重视所谓“银色泳客”的问题。距离斯柳江卡40千米的库尔图克村民尼古拉·基利耶夫曾告诉方志学家，他1990年代有一回和朋友在环贝加尔湖铁路附近捕鱼——必须指出这个地方的湖水深达1400米，夏天水温低于3摄氏度，万一掉进去凶多吉少。几个人白天捕鱼，半夜惊见巨大银色生物从冰冷湖底跃出水面嬉戏。由于害怕怪物掀翻汽艇，他们扔掉渔网、发动引擎逃回村子，再不敢去那附近打渔了。基利耶夫站在岸边把事发位置指给季瓦年科看，同行的渔民也大致描述了情况。但这些目击者中基利耶夫是唯一活着的，其他人随后都去世了。

“和平号”深潜器团队得知此事，颇感兴趣。2008-2010年进行大型综合科考活动，潜水160次，季瓦年科亦有幸参观贝加尔湖深处。他说当时下潜位置就是军事潜水员遭遇“泳客”的位置，可惜什么都没看到。

季瓦年科还表示，跟他交流过的紧急情况部专家不仅相信渔民的叙述，而且证实了1982年的事故。季瓦年科回忆起他在巴尔古津湾偶遇军人，问对方来做什么，士兵们含糊回答探测水深，因为“湖泊学家不完全了解水下生物”。

亚历山大·科洛蒂洛写的《贝加尔湖水兵》一书似乎能够间接证实季瓦年科的说法。书中谈到1960年代开始人们对贝加尔湖的研究兴趣再度高涨，地理学家和制图专家频繁来到岸边，考察船反复驶过湖面……

季瓦年科承认贝加尔湖有不少难解之谜：如果你在湖边点燃篝火连续宿营多日，可能会看见湖底深处的辉光、湖面游弋的“灯火”，听到令人胆寒的声响。

季瓦年科本人三次目睹湖上UFO现象。第一次是在博雅尔斯克火车站（湖东南岸）附近私人别墅，透过窗口望见湖面有个巨型白球静止不动，不像湖底逸出的可燃气体。第二次是在坦霍伊村的温暖夏夜，望见一个”小而黑”的物体从高空急速俯冲，眼看差几米接触水面，陡然改变轨迹。季瓦年科和朋友们（约10位）以为这个东西马上要撞击渔船了，岂料突然消失无踪，仿佛从没出现过。第三次是望见一个银色/橙黄色雪茄形物体从屯津斯卡亚山谷飞出，在贝加尔湖上空释出三个小球散开，继续奔向哈马尔达班山脉。季瓦年科估计该物体长约200米，宽约50米，事后听说乌兰乌德那边也目击到了。

季瓦年科查阅旧档案，意外看到两份惊人的文件。第一份记载1909年曾出现相似物体，人们在外贝加尔铁路目睹它飞向贝加尔湖。

至于“泳客”，季瓦年科找到了百年前托博尔斯克农民库兹明·莫罗科夫的证词。此人说他朋友——贝加尔湖岸居民费德切讲过贝加尔湖里“生活着法老”。有一次这些“法老”狂性发作，击沉一条小船，之后村民想到办法，抛出一张坚固的大渔网，把约50只“法老”拽上岸。“它们模样就像人，有脑袋、胳膊、手，惟腿下面融合的地方像鱼尾”。村民们鞭打“法老”，统统“扔回汪洋”，从此它们再没出现。

传说讲到这里，请广大读者自己判断可信不可信。一方面，阿列克谢·季瓦年科有点像个幻想家；另一方面，他的学术成就并非虚传。此人是外贝加尔民族学博物馆联合创始人之一，当过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档案馆馆长、西伯利亚和远东档案学家委员会委员，还是贝加尔自然资源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历史学副博士。他曾在布里亚特挖掘出史前鸵鸟蛋，揭露了500座古代遗迹，以及1650年在贝加尔被蒙古人杀死的俄罗斯使团成员耶罗费·扎波罗茨基的坟墓。此外，他还寻获了本地东正教圣徒瓦尔拉玛·奇科伊斯基的遗骨，在巴尔古津协助确定了失踪多年的匈牙利诗人裴多菲·山多尔之墓，还有古代圣地、堡垒、居民点等相当有意思的物体，甚至传说中沉入贝加尔湖底深不可及之处的高尔察克黄金！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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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罗斯版图上，雅库特地区乃是一片广袤的针叶林，未开发的原始土地充满未解之谜。这里人烟稀少、难以到达，比起两条腿的人类，四条腿的熊或狼更常见。

1978年一个不明飞行物坠落上扬斯克山脚日甘斯克村附近。1990年代莫斯科孔科沃区居民、原克格勃军官安德烈·彼得罗夫告诉记者他曾亲临现场，由于职务原因知道一些关于“飞碟”和“驾驶员”的情况。

彼得罗夫说，1978年2月17日22:13雅库特自治共和国境内发生不明飞行物坠落事件。位置距离日甘斯克约56千米，在勒拿河右岸、靠近支流贝吉扬河。该飞行物是一个带穹顶的闪亮圆盘，直径6.2米，高3.8米。当地居民表示坠落发生半小时前他们看见村庄上空发生了“UFO交战”。因为防空部队未发现有飞行器侵犯苏联领空，政府直到附近机场员工打电话报告才得知情况。但由于严重霜冻和短暂的冬季日照，军方拒绝出动搜索坠落物体，认为该事件系误报。

1978年6月，极地飞行员驾驶客机自日甘斯克飞往上扬斯克途中意外观察到地面有个银色物体。两次目击证明那里确实有东西，国家安全委员会派出14人特别小组从莫斯科赶赴雅库茨克，转乘两架米-8直升机抵达坠落位置。他们仔细检查了UFO外部，然后用某种特殊材料覆盖，外层包裹防水布。

克格勃军官彼得罗夫就在现场，但只是远远看着，没靠近也不愿靠近“飞碟”，因为近前检查的科学家很快生病了，有两位必须急送雅库茨克大医院抢救——他俩神志模糊，自述虚弱无力，其中一人在营地就开始掉头发。

但科学家还是设法探查了飞行器内部。发现有三层甲板，驾驶舱位于最底层，奇异的茧形座椅坐着两具“外星人”尸体，身长约1.5米，颅大无毛，眼睛大，上下肢皆有六根指头。身穿连体衣，纹饰不同：一个是正方形，另一个是内接三角形的圆形。

为了进一步研究尸体、飞行器和其中的未知技术，找来最大吊运能力8吨的米-6重型直升机，首先把精心包裹的“飞碟”带到雅库茨克，10天后经由乌斯季库特、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运抵“托木斯克-7”保密行政区，即谢韦尔斯克。此地有生产高浓缩铀的设施，经常接收绝密货物，所以无论送来什么都不会引起注意。另外苏联科学家猜测飞行器可能配备核能发动机，谢韦尔斯克正好驻扎着大批物理学家及工程师。

据说他们把飞行器停放在用于储藏核废料的地下掩体，来自苏联各地的科学家对其进行了长时间研究。彼得罗夫声称亲临谢韦尔斯克观看UFO的甚至包括苏联原子科学泰斗阿纳托利·亚历山德罗夫院士，随行的是理论物理学家、物理学/数学博士阿纳托利·洛古诺夫院士。

又过了一年半时间，约在1979年末，飞行器秘密送至苏联高能物理研究所所在地：莫斯科郊外科学城普罗特维诺，安全保存在机库内。科学团队继续研究了近十年光阴，1988年使其再次起飞，可惜只升到离地5米高度就砸落发射台，人类试飞员受伤。从此修复工作暂停，苏联解体后彻底封存。所以飞行器目前状态不明，可能仍在俄罗斯某个仓库，也可能被美国或西欧国家获得？

至于外星飞行员尸体，据称1978年送往伏努科沃机场附近的秘密军事研究所，在地下室进行解剖研究。这些内容超出了原克格勃军官安德烈·彼得罗夫的知密范围，他无法介绍什么。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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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体至今，总有人哀嚎“人民失去了怎样的国家”。本文简单摘录互联网上一些只言片语，希望对回答这个问题有所帮助。请注意，个别回忆描述听起来像都市传说，这自然是难免的。

“……黑海度假结束，我们坐车回家。大巴车半路坏了不能前进，司机一检查，发现连接燃油装置的某根橡胶波纹管破了。于是套上几个安全套，凑合着跑完剩下300公里……”

“……我父母离开拉脱维亚，到科加雷姆市住了几年。我妈原来是专职教钢琴的老师，结果派她去挥舞铲子卸水泥……”

“……35戈比的圆珠笔不能用来写字，但可以在墙上凿个洞，把螺丝钉拧进去……”

“……9年级和10年级之间的暑假棒极了，去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交流旅行。幸运名单提前一年公布，大家想方设法挤掉别人、换上自己，没人相信你这么渴望去布拉格仅仅是为了看建筑。犹太男生女生从开始就没列入名单，这事儿不必明说，也不用讨论。当同学们从布拉格回来，都穿着一模一样的白色胶底运动鞋，鞋面印着捷克斯洛伐克三色旗……”

“……你们还记得吗，八十年代因为奥运会的缘故，学校食堂出现带吸管的纸盒果汁、新西兰黄油和色彩鲜艳的芬兰果酱。包装盒都留下了，试图让它们焕发第二次生命……”

“……最酷的跑鞋是‘苏联阿迪达斯’，因为总跟礼服正装搭配着穿……”

“……本市最酷的商店是二手寄卖店，因为那里有一台进口双卡带录音机……”

“……食用熏香肠，宜利刀薄切，务求片片如纸同，能随轻风入云中。因为您下回再看见这东西，已经是半年后了……”

“……您是否曾在电影院门口被共青团员巡逻队检查日记本？”

“……新年夜强打精神熬着不睡觉，就为了凌晨3点收看‘外国节目’，比如东德电视台、玛丽莱·罗多维奇、卡雷尔·戈特和意大利歌曲……”

“……那时候认为‘麦当劳’属于高级餐厅……”

“……9月1日，我带着封面印有‘奥林匹克-84’图样的日记本走进学校。这个图样是按照‘国际旅行社’宾馆垃圾桶内寻获的一个可口可乐罐体图案不精确描摹复制的……”

“……直到九十年代中期，牙科仍然使用19世纪的某些技术。举个例子，补牙的充填料是1885年某位德国人发明的，成分完全相同。一旦投入量产，他们没什么理由改变。还有绳索传动的低转速钻牙机，你见过这东西吗？砒霜‘杀神经’止痛术呢？也是19世纪产物，而最糟糕的是根本不止痛……”

“……还有手表，自然是‘火箭’表的外壳加‘胜利’表的机芯。六十年代末父亲把自己手表传给儿子，属于全社会司空见惯的做法……”

“……有个狡黠的幼儿园女老师，带孩子出门散步的时候，偶尔会领上3、4个娃娃去附近食品店买那些按人头限购的东西……”

“……很多东西在1980年奥运会之前消失了，甚至黄油。于是所谓的‘面包片黄油’闪亮登场，主要原料是水……”

“……莫斯科郊外有一家机械制造厂，还有水泥厂和钢筋混凝土构件厂。白班结束，也就是下午四点之后，几乎每一丛灌木底下皆坐着工人。到了夜里九点，他们或被老婆揪出、或自己手脚并用爬出。这些无产阶级的宿舍除了桌子、柜子再没什么像样家具，最高级的文化用品乃是退伍军人纪念相册。从1985年起家家户户门口飘出劣酒味儿，因为都在酿私酒呢……”

“……1975年我妈在莫斯科生下我妹，她讲的经历我永远不忘：首先他们把她衣裤剥光，再用生锈的剃刀刮毛，而且床上没铺床单……”

“……粘飞机模型要用到二氯乙烷溶剂。我记得我爸破口大骂，说二氯乙烷在他们研究所是当作有毒物品保管的，居然做成胶水卖给小孩子。他说的对，这种物质通过吸入、口服或皮肤接触可能损害肝、肾、肺和神经系统……”

“……1987年，一个小男孩的玩具枪包括М-16А1、巴拉贝鲁姆P-08手枪和伯莱塔92F手枪，都是父母从国外买的。但这些高级玩具没什么用，因为无论如何不可拿出家门。傻瓜都知道楼下那帮小混蛋要么直接抢走要么扔树上：‘少跟我臭显摆，我没有你凭什么有’……”

“……当年我在学校拥有绝对的瑰宝——铝制小手枪，是我拿100张口香糖包装纸换的。这玩意儿的确没啥用，但来自同学的艳羡和尊敬却是顶级的……”

“……差不多就在那个时候，有人送我爸爸一个红色的一次性打火机。我爸从来是个不按规矩出牌的人，于是连续两年给打火机注油、换火石，直到最后用裂了……”

“……1986年列宁格勒‘伏龙芝’百货商店，我被乐器柜台孤零零摆着的一个乌克兰铃鼓惊到了……”

“……冬天一些妇女（包括小姑娘甚至男人）不用安全卫生的唇膏，而用‘貂牌’凡士林硬膏涂嘴唇……”

“……想起这事儿我就打哆嗦：乌拉尔某城市的小吃店，出售颜色像淡茶水的液体，女服务员认为这就是浓咖啡……”

“……我奶奶至今留着一些苏联时代买的储备物资。当我看到1981年生产的像石头一样梆梆硬的一袋盐，心脏都快跳出来了……”

“……勃列日涅夫时代自行车价格相对低廉（就这样也得攒钱），但备用零件总是短缺。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气门嘴难弄，引得个别人做贼。比如你把自行车停在面包店外1分钟，出来就发现气门嘴被拧走了……”

“……六岁那年冬天我妈领我去门诊部。从外头进来一个女人，可能是被到处缺货惹烦了吧，竟提出想买我身上穿的儿童皮袄……”

“……不久前奶奶对我说：你别把小块肥皂都扔了，应该拿旧的化纤袜子装好继续用……”

“……法国著名演员热拉尔·菲利普严重冒犯了全体苏联妇女的尊严。这人参加莫斯科电影节，临走前跑到商店买买买，回去就在巴黎举办苏联女式内衣展。法国人对苏联内衣的款式、颜色和面料感觉不可思议，大姑娘小媳妇看见苏联纺织工人的奇思妙想，被逗得嗤嗤笑：淡蓝和粉红的衬裤仿佛退了色，长棉袜的花色和质感活像瓦楞纸板……”

“……条纹阔腿裤特时髦特流行！用窗帘缝的……”

“……某个认识的叔叔到阿拉斯加办事，花12美元买了双美国产儿童冬靴。但大人禁止我穿去学校，只能出门做客穿，因为在学校会被瞬间偷走……”

“……领退休金的老军人住着拐杖排‘优先队’，也就是跟普通排队者平行，颤颤巍巍一个挨着一个。这事儿我可忘不了……”

“……每天上完8小时的班，我们只能尽力而为。你想想看，现在的时尚杂志《女职工》当年会刊登怎样用丈夫旧衬衫给孩子做衣服的建议——这不是笑话……”

“……1978年莫斯科，百货商店开业，我特意早去免得排队。顾客越聚越多，大门一开蜂拥往里挤，某位男士的手指被门边的装饰格栅卡住了，随即被旁人撞倒，手指断裂……”

“……我忘了具体什么情况，反正有个卖肉的欠我爸爸不少。所以八十年代的时候我们家吃肉不成问题……”

“……为了去拍护照相片，问邻居借‘阿迪达斯’运动服穿。这是真事儿，不是编的段子……”

“……日本磁带的包装膜留着不扔。用刀尖仔仔细细从侧面划开，做成取放磁带的‘小抽屉’，或者就把普通的苏联磁带插进去，反正一眼瞧不出来……”

“……学院发食物‘餐包’，既有稀缺商品，也有大麦米这种没人要的玩意儿。起码八十年代的彼得堡是如此……”

“……我们大学附近（1989年前后）有个店‘投放’波兰化妆品……正门紧闭，顾客涌到后门抢购，深冬12月大排长队……后来传出消息说不卖了，店主把货藏起来给二道贩子留着呢……哎呀，那种愤恨，冻在脸颊的泪珠，还有屈辱感，简直了。这事儿千真万确，天寒地冻站5个小时，我的脚都快冻坏了，就为买几管口红，可能还买别的……”

“……我爸酒量不行，但逢着节日还是愿意喝点儿。小摊买两杯克瓦斯，却不能走远躲开那些醉汉，女售货员会喊：‘站窗前让我看见你们’，生怕把杯子给拿跑了……”

“……我妈以前在食堂工作，七十年代的时候她给我讲过一位从集体农场往城里运牛奶的送货员如何被警察抓现行的故事。这伙计停车在路边，每桶牛奶倒出些来，再往里掺水稀释，随地捡个木棍搅拌……”

“……格鲁吉亚和克拉斯诺达尔的茶叶分等级，最差的二级搀着碎草木屑，‘特级’则是‘本土茶’和印度或锡兰茶的混合品……”

“……商店摆着桦树汁罐头，巴掌长短的腌黄瓜和腌菜。没肉。集市上有肉，但比商店贵好几倍。售货员先把骨头拿出来卖，骨头卖光了才卖肉……”

“……我曾经买回一个写着‘午餐’的罐头，用土豆、圆葱和大蒜炒了，很好吃。第二天人家告诉我这是喂猫的鸡肉罐头。但确实好吃啊！比如今俄罗斯的那些给人吃的肉罐头更好！”（摘自开战斗机叛逃日本又定居美国的维克多·别连科的回忆录）

“……咱国家向工人销售汽车的时候，就跟投机商人没两样。一台‘日古利’（仿‘菲亚特124’）外销价1000美元左右，国内售价7500卢布；一台‘伏尔加’外销价2000块，卖给国内工人15000，就这还买不着呢。缺货啊，缺货，亲爱的朋友……”

“……你知道吗，如今的女人想买点儿漂亮东西（短衫、裙子、高跟鞋），最简单的途径就是上厕所。对，没错，走进彼得罗夫卡街或‘古姆’的某个公共厕所，里头有二道贩子倒卖外国服装。关键在于，警察不想管女厕所的事……”

“……进入罗斯托夫，找到汽车宿营地……领回床单——这件事我得专门讲讲——感觉不但没洗净，而且潮乎乎的。展开一看，我们都惊得心悦诚服：床单有个大窟窿，但是他们折叠的特别巧妙，你去领的时候根本发现不了……”

“……莫斯科‘索科利尼基’体育场举行苏联-加拿大青年冰球赛，结果以悲剧收场。加拿大人出于好意派发口香糖，不料引起争抢踩踏，21人身亡……”

“……拿旧裤衩或旧汗衫做月经带，剪成几个长条形缝在一起。使用后洗净（煮沸），晾干……”

“……秋季为了保持足部干燥，先往脚上套塑料袋，再穿靴子。当然，塑料袋是洗过晾干重复使用的……”

“……有一回堂兄从远东来做客，捎给我家一箱橙子。我们把橙子拿到外面像球似的滚来滚去，直到有人指出这是水果……”

“……厕纸永远供不应求，所以但凡看见哪儿排队一定要挤进去。而且大家都尽可能多买（限购），十卷、二十卷用绳穿起来，手里拎、脖上挂……”

“……你去买土豆，发现小得像豌豆，偶尔还有烂的，而且摆成一排不准拣选。刚想动手，女售货员立即尖叫：‘挨着拿，不让挑！’去的晚了，牛奶只有别人买剩下的，要么漏了要么涨袋了，你拿起其中还算像样的，小心翼翼捧回家……”

“……我记得一位朋友的的故事，她是萨哈林人。那个地方常有从日本漂来的各种垃圾冲上海岸，当地人就收集起来，倒不是卖废品，而是取用其中可‘回收’的东西——小盒子、小罐罐之类，以及日本旧鞋……他们把鞋面、鞋帮切掉，只留鞋底，再自制上半部分粘牢。据说人人都穿这种‘便鞋’……”

延伸阅读：

重返苏联便捷指南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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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赫尔曼·皮亚托夫年轻时代在乌兹别克斯坦学医，撰文回忆自己参加集体采棉的经历：

“或许医生做不成，肯定要当采棉工！”
——塔什干医学院学生名言，1983年

说起采摘棉花，我印象最深刻的不仅是无偿的、奴隶般的苦役劳动，还有名唤“女子卫生室”的一种“设施”。

请想象一下：在“社会主义”乌兹别克斯坦吉扎克州的饥饿草原上，平行排列着四座长条形简易木房。木房一侧是土路，路后有棉田，另一侧也是棉田。棉田和木房之间的一小块空地，是我们这些被强制参加采棉的医学生的“生活空间”。

这里放着几个储水罐、几个烧水大锅，再远些靠近棉田的地方，就是写着“女子卫生室”的设施——别误解了，不是厕所！该设施仅用于卫生程序，不解决排泄需要。

设施由四根凸板组成，你知道什么是“凸板”吗？就是把一根原木锯成方木之后，带着树皮的半圆形废料。这四根有小缺口的凸板约一人多高，垂直插入地面，就像木柱一样，中间可容纳人站立。

四根凸板外侧绷着粗麻布，但不是完全包裹，因为麻布要么一开始就没发够，要么被偷了。总之，宽度约60厘米——垂到地没意义，下面是脚；扯到顶也无必要，脸不怕看。大概从膝盖到腋窝那么个范围吧。

我们的女同学就在该设施内进行“卫生程序”，说白了就是洗澡。

这下你肯定明白了吧？继续想象：你是塔什干医学院一年级女生，在400个同学众目睽睽之下（每座木房住100人）走进仅20米开外的该设施进行“卫生程序”，也就是洗干净自己。如果有人经过，上面看到你的脸，下面看到你的小腿和脚。而且麻布只围三面，另一面留作出入口，对着田地方向，因为大家假设那边不会有“观众”。

我如今很希望当年人手一部智能手机，拍下这段历史。八十年代有照相机，但不知是否有同学带着。我当然不是说拍女学生洗澡，是拍那个“设施”，那个臊得我千方百计绕行的设施。毕竟如果你对孙辈讲起这件事，空口无凭的人家未必信。

厕所什么样？没厕所，只有露天挖的几条“沟”，上无片瓦、四面大敞，所以仅限夜间使用。白天都下田解决，400位大学生“脱裤施肥”两个半月。

宿舍高低床也是用凸板打的，女生睡下层，男生睡上层。女生想尽各种办法隔出一个私密空间，男的无所谓。从家背来褥子铺上。床单亦自带，父母来探望才换洗，否则一条床单用到底。

洗澡两星期一次，少数人用水舀子冲身，多数人用脏乎乎的浴盆。

早晨6点起床。半小时洗漱吃饭，再15分钟或半小时集合走路下地。7点钟太阳升起，进入棉田一干一整天（12小时），直到棉花堆成山。暮色四合，百人一队走回宿舍。队长和统计员是正常解剖学系的青年讲师。

大学生采棉任务量每人每天60千克。对于从未干过这活儿的城市大一新生来说任务太重，即便他身体强壮，最多摘到40千克；女生25-30千克。未完成“定量”的惩罚是把你揪到“总部”，四个队的队长、统计员，外加班级主任、系副主任和党小组长，围着你大叫大骂施加压力。吓得女生哭啼啼，边往外走边嚎啕。施压的主要手段是威胁开除——这可不是空话，因为你刚上课一个多月，半分之差就能被别人取而代之。

对于我这种没什么后台的人，开除是很可怕的：进医学院本就不易，靠自己难以办到。苏联时代的中亚共和国及哈萨克，没门路、不使钱的话休想跻身医学院。我和其他平民子弟多亏苏联总检察院查办了乌兹别克斯坦“棉花案”，暂时肃清各部门腐败纠葛，考学这才变得相对容易起来。否则，你要么有亲戚是学院领导或招生委员会领导，要么行贿——10000苏联卢布换毕业后100卢布月薪。相当于今天的400万。

所以总而言之，采棉“不够数”真不是小事情，许多同学因此陷入抑郁。但无论如何，60千克对于新手太不现实了。此中问题在于没经过长期锻炼的人背部肌肉无法适应12小时弯腰劳动。照片里的棉花都在人腰部高度，伸手可得。但实际上手工摘的是联合采收机够不到的低矮不标准植株，我们必须弯腰-直立-再弯腰-再直立……反反复复12小时！

更糟糕的活儿是“捡漏”：“净捡”或“高捡”即收集采收机遗漏的棉花，行走距离相同，所得甚少，40千克也难。“脏捡”或“底捡”则是拾起掉落地面的棉桃，混杂着残枝断叶。但“脏捡”的定额却是“净捡”两倍：120千克。

总之，经过第一学年两个半月“战斗洗礼”，第二年我终于达成每天供应国家60千克净棉的任务，这也是我给自己定的目标。可即便积累了经验，我也只能在未被采收机“席卷”的棉田完成60千克。那么分配到已经机摘过的棉田怎么办呢？我们就“打游击”，溜去其他正进行“第一次采摘”的棉田，有时要走3、4千米。上午先攒够40千克背回，下午再不慌不忙摘20千克。

文章开头我为什么说这是奴隶般的苦役？

首先，这项劳动是强制性的！不准拒绝，否则开除。即使生病也逃不掉，如果真病了，他们会让你在地区医院躺过整个摘棉季，这样领导就好汇报说：“全体学生一律下田”。我们全系只有一个女生——她是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指导员的女儿——不用采棉，其余人全得去。某位特别重大案件侦查员的儿子去了，副校长的儿子去了，有各种“后台关系”的人也都去了。还有个小伙子糖尿病，一天打三次胰岛素，照去不误。

其次，劳动十分艰苦，要求你挑战极限！否则如果是自由人，就该根据个人能力参加工作，按劳取酬，多劳多得。

第三，劳动违反规定！无视所谓“八小时工作”的一切规章制度，从日出到日落。哪个队白天没干够数，天黑后用拖拉机灯照着继续干。无休息日！

第四，这种劳动几乎无报酬！虽然严格来说每采摘1千克应得若干戈比，但这些钱通常还不够扣除的伙食费。

挣口吃的！奴隶劳动只为挣口吃的！而我们不光挣不下买饭钱，甚至倒欠他们的！那是不是我们三餐大吃黑鱼子酱，就像今日某些怀念苏联的人那样？非也。

我们的早饭是方面包、10克黄油、茶和糖。茶总有股柴油味儿，虽然是烧劈柴煮的，可容器不干净，茶水表面漂着一层“油花”。那些收到家里包裹的同学可以额外吃点儿奶酪、香肠、果酱和糖块，如果他们父母能搞到的话。大多数人没这好条件。

午餐和晚餐是某种介于头道菜和二道菜之间的食物，煮大米或煮面条，加入用植物油、番茄酱和烤肉熬制的酱汁调味，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是每个有机会偷吃的人吃完以后剩下的东西。植物油很可怕，让我反酸烧心。

另外，虽然我们出大力工作，燃烧很多卡路里，胃口却不好——因为许多人接触棉花脱叶剂罹患中毒性肝炎。脱叶磷是一种有机磷化合物，与用作化学武器的有机磷毒剂同属一类。使用联合采收机采棉，喷洒脱叶磷是必须步骤，但有时喷洒过后叶片不脱落，采收机无法工作，就派我们去。叶片被一层黏糊糊的东西包裹着，我们就用这双手吃饭，因为野外没条件及时洗手。田间饮用水不够喝，学生渴急了就喝沟渠的灌溉水，于是中毒性肝炎基础上又得了贾第虫病。

毕业之后好几年我的肝脏和胆囊总感觉不对劲。

如果你在棉田生了病，除非体温超过38.5℃才允许留在宿舍休息，否则就请轻伤不下火线吧。本人病过一次，要么是病毒感染要么着凉受寒，早晨下田劳动，吃过午饭状态相当不好，几乎无法站立。从农田到宿舍区区几千米路，我走回去后差点儿摔下床。体温39.5℃，意识模糊。

一望无垠的棉田仿佛监狱，虽没有铁丝网、没有持枪警卫，但你无论如何不会逃跑——被开除的威胁迫使人留下干活。就连当爹娘的也发现了棉田跟监狱或集中营的相似处。有些父母大清早来看孩子，正遇见排着队往地里走，很惊讶：“一百个17、18岁的学生，没人说话、开玩笑，皱着眉头苦着脸（起太早）沉默不语。像囚犯似的！”

我们真的笑不出来：每天夜里沾枕就睡，早晨睡醒整个后背从骶骨到脖颈酸痛！我也不例外，下田干活我得花好几分钟弯腰。

写到这里，估计很多苏联时代曾经下乡帮农的人该提出反对意见了，但不是在乌兹别克斯坦，而是俄罗斯、摩尔达维亚、乌克兰，而且他们的回忆没那么糟糕。我用一句话回答：

不错，苏联各地不一样！

苏联的中亚共和国、哈萨克斯坦，包括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这些高加索共和国，行政行为合法性比俄罗斯、乌克兰等少十倍。布尔什维克所谓“俄罗斯帝国民族边缘地区，除一般的资本主义压迫外，还增加了地方的、民族的剥削者压迫”之论述在此适用。这话绝对正确，只不过还得加上“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的状语。我故意把这俩词放在引号内，因为这里没有什么苏维埃和社会主义，只有苏联版封建主义、奴隶劳动、无公民权，以及屈辱。

我们这些城里孩子，上了大学才领略到棉田奴隶劳动的“妙处”。而在“社会主义乌兹别克斯坦”首都的环路之外，小学生也要下地帮农，而且一年两次：秋天采摘、春天除草。因此他们没多少时间学习，外省来的学生基础知识薄弱。他们在完全不会俄语的情况下进入医学院，第一学期就用俄语给他们授课，大部分人在课堂和讨论上听不懂任何内容。然后他们就都成了医生！但咱们今天不谈民族共和国专家水平低下的话题。

再说说奴隶制。

大学生、中小学生不光在棉田当奴工。比如第一学年后我们还到“建筑施工队”干了半年。诚然不远，就在塔什干的一个区帮忙建学校。后来我们某位同学——检察长之子——把这事儿对他爸讲了，我们才拿到工资。我个人的薪水是：5卢布！作为我从事混凝土工作一个半月的报酬！夏天40℃高温，我在烈日炙烤下每天把10-15吨砂浆铲进水泥搅拌机。

最有意思的是，我们心里从未感觉气愤或要求什么！我们早已习惯共产主义政权的做派，无视个人需求，强迫我们义务劳动，甚至没想过“争取权利”！

的确，苏联其他共和国也派人去刨土豆、收蔬菜，也不问个人意见、无视个人需求。党说：“干！”共青团员说：“是！”尽管他们生活条件可能舒适些，饮食丰富些，但劳动仍然是强迫性的，所以还是奴工。古罗马和废奴前美国的庄园主人也有给奴隶好吃好住的，却不能说他们的奴隶是自由人。

所以，倘若你们谁十分怀念苏联，何不去乌兹别克斯坦采棉花体验体验呢？那儿一向缺人手。苏联解体之后很久，“自由、民主”的乌兹别克斯坦的大中小学生依然下田采棉，直到2016年秋国际劳工组织认为乌兹别克斯坦已经停止有组织使用童工的做法。希望有人告诉我今天的情况，拍照片放上社交网络，我很乐意拜读。别拖啊！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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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反社会表现
扎波罗热市

1986年7月2日约09时，维特尔街商店准备出售昨天运到、在此放置一夜的大桶装克瓦斯时，发现桶盖铅封被破坏，桶内有异物。

将该容器送往无酒精饮料厂，捞出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旗一面和两个垃圾桶。推测这些东西是7月2日天亮前被不明身份人员投入克瓦斯大桶的。国旗系从附近的列宁斯基区执委会大楼扯下，垃圾桶原来就搁在商店旁边。

国家安全委员会管理局(УКГБ)正协助内务部门侦查、寻找实施这一行为的人员。共和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监督УКГБ的工作。

乌克兰共产党州委已知悉。

翻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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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春，梁赞州小城萨索沃出现一起奇异现象。居民被夜晚的巨响和晃动惊醒，窗玻璃震碎若干，目击者发誓看到奇怪的辉光和飞行球体。次日上午又在城郊田野发现直径30米的地坑。苏联专家提出各种猜测解释萨索沃现象，中央情报局甚至怀疑外星人造访。

奇怪的现象出现在1991年4月12日1:30左右，几十位市民听到越来越响亮的噪音，事后无一例外描述为“飞机掠过头顶那种声音”。之后出现明显晃动。一些人表示“地面摇动”，另一些人表示“墙壁颤抖、天花板剥落”。部分住自建小木屋的居民说地窖门被震开，好几个街区的楼房居民惊慌跑到街上躲避“地震”。

噪音和晃动持续几秒钟结束，随即传来巨大爆炸声，一切归于平静。无人员伤亡报告，但碎了许多玻璃窗，一些人说花盆掉地，还有人抱怨电视机被掀翻。

第二天天亮，在城郊田野赫然发现一个直径30米、深达4米的巨坑。消息不胫而走，全国皆知萨索沃夜间事件。

之后几天调查员广泛采访目击者，记录了100多份证词。这些证词基本描述一致：几乎所有人都提到“飞机轰隆声”、剧烈晃动和爆炸，但也有个别人表示看见夜空中的发亮飞行球体和爆炸大概位置的辉光。一位男士说事发前他打开收音机，却因干扰噪声什么也听不清。另几个人则说事发前几分钟突然感觉头晕头痛。

疑似爆炸位置的地坑也很奇怪。区执委会主席告诉当地记者，这场破坏让大家深感困惑：距离地坑几百米有个油库，150米远有个废旧的夏季牛棚，爆炸冲击波本该摧毁它们，但建筑完好无损。另一方面，萨索沃的住宅窗玻璃碎裂（仅限市内几条街道），附近几个村庄（比如20千米之遥的德穆什金）也有财产损失。事件还造成两处水管破裂，其中一处相隔15千米。

最初提出的事件原因是“硝酸铵爆炸”。地坑所在田野有个化肥临时存放点，属于本地国营农场，袋装化肥露天堆放无遮盖。从理论上讲这个猜测确实有可能，但化肥爆炸通常后果惨烈，比如2020年贝鲁特大爆炸和1947年德克萨斯城港口大爆炸——整个街区被夷为平地。

当然，破坏后果的差异可以用化肥数量来解释。贝鲁特和德克萨斯城涉及的化肥超千吨，而临时存放点的化肥粗略估计约30吨。但这又无法解释为什么150米外的木头破烂牛棚毫发无损，20千米之遥的村庄窗玻璃碎裂。
其次，爆炸周边未见燃烧痕迹，野草和灌木郁郁葱葱。大部分化肥袋散落在地坑附近几十米范围内。
第三，“化肥爆炸说”无法解释目击者集体经历的强烈轰隆声和地面摇动。

此外，事件发生初期还流传着“军机意外掉落炸弹”的猜测，这个说法正好能解释“飞机掠过头顶声音”的来源。有人据此推测可能是田野遗留的炮弹或炸弹被引爆。然而目击者中有几位退役军人，他们指出听到的爆炸声跟军用弹药爆炸完全两样，何况地坑附近未找到任何弹片。

直接参与“萨索沃现象”调查的地球物理学家巴尔科夫斯基坚持“地震说”。他首先否认发生过化学爆炸，因为那样的话牛棚将荡然无存，油库也会受损。他认为全部目击者反应的情况都指向“地震”，强烈隆隆声、地面摇晃是其显著特点，不同位置水管破裂亦是例证。漏斗形地坑虽然罕见，但历史上也有记录。至于一些人提到的辉光和无线电干扰，同样属于较少见的地震现象。

他的观点很有说服力，但有一点：梁赞州不属于地震带，是俄罗斯地震最少的地区之一。

之后又有人提出“陨石撞击说”，符合轰隆声、明亮辉光和飞行球体这三个特征。然而经过彻底搜索未拾获疑似天体碎片，勘察地坑的专家表示周边背景辐射正常。

1991年苏联流行“UFO热”，国民对所谓天外来客的兴趣高涨。这种情况下，“萨索沃现象”不可避免地引起众多“UFO猎手”的关注，其中不乏外国人。虽然确实没发现外星飞碟坠毁的可靠证据，少数持激进观点的人根据“飞行球体”的描述仍坚持该观点。

与此稍有不同的版本则说UFO出于研究目的挖掘地球土壤。轰隆声、晃动和辉光是挖掘作业的副产品，挖完就飞走了。显然，这种说法仅仅是猜测而已。

苏联之外，据说美国人也通过情报部门关注着“萨索沃现象”。他们搜集整理苏联新闻界关于此事的公开报道，详细记录目击者的第一手证词。最终中央情报局得出结论：整件事无法查明，报告归档。

二十年后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宣布将在卸任前开放一批UFO档案，作为送给支持者的临别赠礼。2021年初档案解密，其中并无“萨索沃现象”的内容，可见美国人对这件怪事没啥进展。

1992年6月萨索沃城外几千米的田野又发生一次爆炸，未造成任何损害，遗留的地坑比前一次小了近三倍。这回田野上可真没化肥了，所以更加迷雾重重、难以解释。总之，“萨索沃现象”至今仍然是个谜。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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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时代，“从事肉类工作”无论在国营商店、食堂或市场皆属于油水丰厚、令人艳羡的肥差。商店卖肉的人可以在国家规定售价之外多赚一笔，而市场卖肉的门道就更多了。

今天故事的主角瓦季姆·阿克丘林曾三次犯盗窃罪入狱。1970年代末他时来运转，在萨拉托夫最大的“干草市场”谋得一份剁肉差事。当年的干草市场简直像个贼窝子，剁肉工一个班次能搞500卢布到手，非法收入相当可观。

阿克丘林在市场里属于“肉贩队”，队长叫尤里·阿尼西莫夫，人还不错，无犯罪前科。但手下员工普遍不信服他，觉得他办事不靠谱。

阿克丘林工作不久很快摸清门路，第一个发财途径是从来卖肉的朴实集体农民身上榨油水。如果集体农民不想排队耽搁时间，那就去找阿克丘林，虽然他的收购价比国家规定价格低一些，但很快完事儿。另外阿克丘林还在秤砣上动手脚，钻个洞灌铅增重。这套办法迅速被其他肉贩仿效，总之吃亏的是农民。

干草市场建有巨型冷库，不仅储存本市场销售的肉，也有准备分配给退伍军人、残疾人、儿童保育院和学校的政府储备肉。阿克丘林想办法破坏封条，把“公家的”肉当作农民交售的肉盗卖谋利，只找了另一个肉贩做帮手，因为干这事儿他信不过其他人。

经过一番操作，瓦季姆·阿克丘林迅速致富，在城郊建起豪华别墅，自己和老婆一人一台车、两套合作公寓（译注：公民合作自建住房）。巨额现金不敢存银行，花园挖个坑埋藏十万卢布，又买了不少钻石。名为剁肉工，实为大富翁。

金钱能带来快乐，却不能消除烦恼：阿克丘林每天都为一件事生闷气——队长尤里·阿尼西莫夫默许种种犯罪活动的条件是大笔分红。下班的时候，阿克丘林不得不从全队肉贩手里拿走一半的赃款交给阿尼西莫夫，后者声称要去打点检查部门。但阿克丘林认为队长真正用于行贿的钱寥寥无几，大部分都被他自己私吞了，于是决定减少上贡额度。

阿尼西莫夫很不高兴，想把阿克丘林踢出去，遂求助克格勃中校安德烈·卡普利尼克，此人过去常帮他解决跟执法机关之间的麻烦。但阿克丘林早已在州党委机关找好保护伞，所以虽然名义上被开除，但仍在干草市场赚黑钱。两人被迫继续合作，面和心不和。

又过了一段时间，阿克丘林的犯罪链条越来越顺滑，能够绕过阿尼西莫夫自行其事。阿尼西莫夫感觉自己队长的位置岌岌可危。1983年12月阿尼西莫夫去索契休假，回来发现阿克丘林趁他不在，以市场价格盗卖了40吨政府储备肉，而且没打算跟他分赃！

于是二人在切割盗窃肉的小屋爆发冲突：阿尼西莫夫揪住阿克丘林衣领，阿克丘林掏出手枪射击剁肉的木墩子示威。声音传遍整个市场，大家饶有兴趣地等着看他俩谁死谁活。

既已撕破脸，阿尼西莫夫掂量自己明面上斗不过阿克丘林，于是起了杀心。他暗中要求市场工人伊万·斯洛维斯诺夫帮助制造爆炸装置，酬金12000卢布。

阿克丘林被炸身亡，侦查员尼古拉·巴雷金奉命调查此案。巴雷金一进入干草市场就看出这里头没几个清白的，下班后众人各自开着最新款“伏尔加”或“日古利”扬长而去，很明显都不是靠固定工资生活的。巴雷金带着一队助手锁定伊万·斯洛维斯诺夫，他当即供出幕后主谋。尤里·阿尼西莫夫被判处极刑。

据说，巴雷金审讯一名肉贩期间开玩笑地问：“我也打算改行了，怎么样才能快速买上车、住上大别墅？”这名肉贩想了想，答曰：“听我说，你可能要工作很长时间——半年左右吧。”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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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时代，政府会以牵强附会的理由把人送入特种精神病院，炮制出毫无根据的“诊断”，再对患者进行“煞费苦心”的所谓“治疗”。现为媒体主编、记者的精神病学家、医学副博士彼得·卡缅琴科作为亲历者，为我们揭开了苏联“惩罚性精神病学”的一角：

学界弃儿

1983年全联盟神经病及精神病学会自愿退出世界精神病协会(WPA)。因为如果不这样做，在维也纳召开的下一届国际大会上就会被人家耻辱地逐出了。

时任克格勃主席维塔利·费多尔丘克就此事向苏共中央报告称：“敌方情报机关准备在1983年奥地利世界精神病学代表大会上实施新一轮反苏行动”。

WPA将苏联同行排斥在外的主要原因，是基于一个调查滥用精神病学的国际委员会的结论，该委员会收集了大量“苏联出于政治目的系统性滥用精神病学”的证据。而苏联自己直到1988年才承认利用精神病学迫害持不同政见者：当年1月5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通过了《关于给予精神病学救治的条件和方法的规定》，旨在取缔基于政治动机使用精神病学对公民施加法外迫害的现象。该《规定》是苏联历史上第一部规范精神病医疗服务的官方条例。

但在此之前一切都听部门指令，这些指令不登报刊载，外界无从得知。

1988年《规定》通过后，原由苏联内务部管辖的11所特种精神病院转隶苏联卫生部，另5所关门停业。77.6万名公民被从“精神病人登记册”上删除，次年又删除了约100万。同时修改精神病院收容、治疗患者的条例。

本人（投身新闻出版界之前）曾在精神病学领域工作十年半，其中六年（1982-1988）在莫斯科第15市立临床精神病院做精神科大夫。先声明：我从未专门研究过苏联滥用精神病学的问题，所以下面只讲自己亲眼目睹的事情。

从精神病院到建设岗位

苏联年间，把一个人送进精神病院比现在容易得多。对人进行治疗不需要本人同意。

正常情况下，准患者先到精神神经病防治所(ПНД)治疗，然后独自或由亲属陪同到精神病院住院。这个转诊过程需要医生开具《初诊书》和住院必要性理由。

接诊室的值班大夫对患者进行评估，出具《入院诊断》，根据患者病情程度、以及对本人和他人的危险性评定为“严重”或“普通”。若发现自杀倾向，则标注“自杀”。然后带患者洗澡、理发（如果需要）、换病号服，送至病房。病房按性别分男女，进一步细分为“急症”、“疗养”、“老年”（顾名思义）和“少年”病房。

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精神病院设有“酒精科”，收治慢性酒精中毒者。这类人也会被送去劳动医疗防治疗养所(ЛТП)，强制治疗酒精中毒的同时强制参加劳动，比如”ЗИЛ”汽车厂。后来精神病院的“酒精科”一律转到专门的成瘾性戒断医院。但在此之前，我还当了一段时间的市立15院“酒精科”（100张床位）主任呢。

为了把某个人合法送去ЛТП，必须满足下列条件：诊断为慢性酒精中毒2期或3期，2-3个疗程无效，被醒酒所收容，警局出具的申请书和工作单位的劣迹评定。然而警察厌恶游手好闲的酒鬼，常常不跟任何人商量就直接把他们扔进ЛТП。我这个大学刚毕业的毛头小子却要确定一群大男人的命运，只好尽力凭良心办事：劝说、治疗、弥合、打马虎眼……

确实没治的顽固酒鬼最后终究进了ЛТП，乖乖加入发达社会主义建设大军。可他们能干什么呢？有些接受劳动医疗防治的人一出来就迅速崩溃了。

假钱和政委之手

所以，大多数患者是自愿住院的，但也有强制收治的。对于已经登记注册的暴力型患者，可以呼叫精神病院出车接：值班大夫开单、护工用约束带捆绑，以最快速度送院。警察局、醒酒所和国家机关都有权呼叫精神病院接人，特殊情况下病人被径直带到值班的精神病医生面前，由他亲自开住院单。

如此一来，精神病院实际收容了许多外埠人：流浪的、告状的、突发奇想的、讨说法的，多数被从街头、火车站和国家机关接待室直接送来。

1985年春的某一天我正在值班，文化部接待室送来一位衣衫不整的男子，手里拎着塞满旧报纸的皮箱。他是科斯特罗马州人士，来莫斯科递交自己用旧报纸制作的胜利40周年纪念碑全尺寸设计稿。据他说纪念碑高约100米。

在护工监视下，我请这位民间艺术家展示纪念碑设计稿的局部。大约半小时后，诊室里出现一尊摇晃、歪斜的奇怪纸质结构。男子说这就是“政委之手”的样子，紧紧攥着被纳粹分子射杀的党员的党证。

必须承认，我缺乏空间想象力，所以没本事欣赏这尊造像的优点——运气欠佳的艺术家进了“急症”病房，祖国纪念碑艺术很可能因此失去潜在的杰作。

还有一次，警员逮捕送来一名“恶意造假币者”。这个倒霉蛋把报纸仔仔细细裁成长方形，圆珠笔写上“鲍里斯的卢布”，买东西付款时被抓。虽然他拒不认罪，但还是要接受治疗。

苏联游民在哪里

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苏联的街头看不到流浪者？很简单：警察会把外埠人集中送到市立精神病院值班室。流浪者洗个澡，暂时收入病房，医生想办法问明他从哪来、受了什么委屈。等攒够一批再统一送他们回老家。

到了老家医院，有亲戚找亲戚，没亲戚进当地精神病院。编个诊断出来根本不是问题。有没有脑震荡？有！那就写：“慢性酒精中毒导致的中枢神经系统功能性损伤”。

不肯住院的直接“绑来”——用宽条粗帆布捆扎。我印象里从没见过给人穿拘束衣的。到了病房，暴力倾向者在观察室打屁股针镇静，一般是氯丙嗪（2ml肌注），必要时用华夫格毛巾固定在床上，双臂双腿绑于床架，安全又牢靠。

观察室8-12张床，护工24小时值班，女观察室当然是女护工。市立15院的女护工传统上来自谢尔普霍夫，因为医院靠近卡希拉公路，从那边儿招人相对方便。这些五六十岁妇女身强力壮，训练有素、勇敢果断，可以闪电般击倒并捆绑暴力患者。病人进了病房门一锁，命运完全取决于大夫的专业技能和道德良心。

苏联精神病院收治的患者绝大多数存在明确指征，到今天也要承认这一点。包括各种因素导致的急性、慢性精神病：抑郁症、神经官能症、精神变态、反应性精神病、中枢神经系统功能性损伤、癫痫、各类先天及后天痴呆等…… 这些人如果到今天的医院，按照现行标准进行诊断，也是要收治的。可惜，当时不光有这些人。

观其行迹，查其心境

我当大夫那几年的精神病学实践基本在女性青少年病房。很大，一百张床，占据两层楼。“三个半”医生负责，也就是每人要管30位患者。

患者都是14-18岁有各种精神病态的女孩子。由于国内其他地方没有专门的青少年精神病机构，所以最难治的全送来首都了。患者多自然任务重，有时超额收治110-120人。好在工作人员业务熟练，药品不缺。社会主义一体化的作用于此体现：匈牙利和民主德国的制药业十分发达，足以向苏联和经互会成员国提供足够数量的高品质药物。

然而问题在于，许多青少年只是由于反社会行为就被送来。逃学、离家出走、饮酒、性交、反抗警察等都被认为是“该关疯人院”的充分理由。

那些往往来自不正常家庭的青少年可能仅仅因为晚九点后在单元门口、儿童广场或凉亭结伴同坐，或因举止无礼、地段警看不顺眼就被逮捕。先带到居住地警察局儿童室登记，接着办拘留，再叫父母来问话。多次警告之后，负责青少年事务的专员联络ПНД，送孩子进医院。不过话说回来，他们没进成人病房而是到了我们这儿，其实是件好事。

只要一个青少年“反社会分子”被照例送到医院做检查、被诊断患病（医生不可能写一份无诊断的含糊病历），那么警察就不再对这个“疯子”负任何责任，同时提高自己的业绩。

可医生怎么处置他们？一方面，是精神变态儿童、性乱交小流氓、女酒鬼和吵闹鬼。另一方面，那些实际被强制拖来的孩子，是安静忧郁的宅家少女、低能的精神分裂、患严重神经性厌食症的女优等生、恶性癫痫患者和一心求死的癔症患者…… 结果低级别医务人员和病人自己会把这些人根据“行为”和“心态”分作两类。对前者而言住院是一种惩罚，后者则需治疗甚至挽救。

在拥挤的环境中，几乎不可能把二者完全隔离。“行为有病”的会跑去欺负“心态有病”的，躲着工作人员辱骂嘲笑她们，抢东西，甚至动手打。早晨查房，“安静房间”的病号多半有点鼻青脸肿。不用说，患者、家属包括工作人员都不乐意发生这种事。我们不得不采取惩罚措施。

索佛新交叉

企图逃跑、攻击病友、偷窃和在病房吸烟属于最严重的违规。对于轻微违规，惩罚可能是剥夺散步时间或延迟出院，但多数时候这样做没什么用。就连父母、老师和警察在“外头”都没法子管制他们。何况真正的患者和工作人员也该受到保护。

最有效的行为矫正手段是“索佛新”——桃油溶解的无菌硫磺注射液。这种热疗法药物在苏联原本针对精神分裂症和梅毒，肌肉注射会导致明显发热效应，体温急剧升高，促进新陈代谢，帮助精神类药品更好吸收。不过，它更多地作为一种惩罚手段在临床应用。

虽然它不会对健康的身体造成实质损害，但40℃以下发烧和注射部位剧痛足以令不良少女记忆深刻。她们被告知索佛新是住院治疗的重要环节。打过这种药之后，该上厕所上厕所，该进食堂进食堂，再无意愿和力气违反管理制度。

注射位置通常在一侧臀部，偶尔在双臀或肩胛骨下方。还有所谓“索佛新交叉”：同时在双臀和两侧肩胛骨四点注射。我们病房从没用过，但我知道成人“急症”病房有用作惩罚手段。

我见过最恶劣的做法是在没有矫正器(корректор)的情况下联合使用索佛新与氟哌啶醇。索佛新导致发烧和注射部位剧痛，氟哌啶醇引发肌肉抽搐，真是地狱般的体验！而这正是我行医初期短暂干过的男性“急症”病房主任惩罚患者的方式。

一个疗程的索佛新之后，女患者行为彻底改观：信誓旦旦向父母、警察、老师、医生保证做全世界最好、最听话的人，考试拿满分，永不来医院。这番经历对许多人来说刻骨铭心，有助她们在“外头”举止得体，至少不被抓住。

“教她们吧！娶她们吧…… 每个都得治！”

无论患者是因为“行为”或“心态”来到我们这里，我们都替她们感到遗憾，竭尽所能施以援手。但做到这一点有时并不容易。

有一次我安排了若干人9月1日之前出院，好让她们准时开学。否则难免要补很多课，更容易出现旷课。上午开会，我们戏称为“房顶工碰头会”，医院的主任医生得知将有许多人出院，大发雷霆——因为他之前曾遇过这种情况。发火的原因是今年夏天医院未完成床位日计划，所以禁止任何人出院。我告诉他孩子们需要上学，主任医生面红耳赤，跳脚尖叫：“教她们吧！娶她们吧…… 每个都得治！”

但我终究放她们走了，有些人已进入康复休假阶段，有些人根本没病，只是被假病案困住，再不让出院就形同犯罪了。

对于那些没病的患者，如何写诊断是个大问题。如上所述，当务之急是把病案存档、下出院诊断。此外，为了统计需要，还得按照官方的精神疾病分类法进行编码。

不存在“精神健康”这一说，做这行的原则是“来人就要下诊断”。我既要想办法让这些人不被列入精神病人登记册，又要避免自己被抓住。

比如下面这个案例。某17岁女生十年级毕业后的暑假在法院做助理文员，同事们不友好，屡屡欺负她。某日女生再次被训斥，情绪失控，因为是最后下班的人，正好放火焚烧案卷。虽然她登时后悔，奋力扑救，可惜无济于事。结果，一个歇斯底里、灰头脏脸的“疯丫头”进了疯人院。

这女生挺可爱，我能理解她遭遇的麻烦。最后我写了既难以据此追究刑事责任、也无法送她去精神神经病防治所的诊断：“一个有行为和情绪偏差的青少年的急性应激反应”。我甚至找不到适当的分类代码。此类情况真不少。

克格勃分处和告密医生

1980年代初西方人权组织不断指责苏联精神病医生迫害持不同政见者，其结果是全联盟神经病及精神病学会被世界精神病协会除名（虽然我们提前退了）。这些指控几分真实、几分宣传，我不知道。

关于这个问题，我能告诉大家的是，市立15院一号楼四层有“克格勃分处”。至少医院同事是这么叫的。虽然名义上属于15医院，但地位特殊，普通大夫无权入内。即便夜间查房的时候，值班医生也是站在第一道铁门和第二道铁门之间做记录。有人说那里头是治疗精神错乱国安官员的地方，究竟关没关异议分子我也不清楚。

改革之后从可靠渠道得知，市立15院几乎每个科室都有克格勃线人，他们定期汇报与世隔绝的医院门后发生的一切事情。医院的头头是地方党组织负责人，因为这份工作他经常得到公费出国机会。

女良心犯

说起来我也见过一次持不同政见者。1984或1985年，具体记不太清，进来一位叫娜斯佳的16岁少女，姓什么忘了。警察在她母亲陪同下把她送入病房。

在他们看来，娜斯佳最近一年的行为很不像话。她在学校频频找老师辩论，声称苏联是灾祸帝国，苏联体制是法西斯集中营，国家领导人是白痴。拿到国内护照，她直接在上面画纳粹党标志，涂写脏话，要求警察局逮捕她，或者干脆作为人民公敌关进监狱。

值班警员打电话叫她妈妈把这个“持不同政见者”领回家好生管教。从此娜斯佳就不上学了，跑到阿尔巴特街混社会，头不梳脸不洗浑身邋遢，在家熬夜不睡觉，自称嬉皮士。只吃纸盒装的速食汤，拒绝妈妈做的饭，偷偷带东西出门，说有克格勃监视她，还用剃刀划手。母亲最后实在无奈，找到ПНД，在警察协助下送娜斯佳进医院。

娜斯佳在病房情绪激动，侵略性强，言语粗暴，乱扔用过的护垫，说自己“被克格勃下令关在疯人院”，全院职工都是这个组织的成员，声言自己多么多么憎恨苏联…… 诸如此类。

问娜斯佳为什么只吃盒装汤，她说“妈妈做饭的时候，自己脑子里会涌出不好的念头，所以才不吃她做的饭”。很显然这姑娘病了，需要接受治疗，我迅速制定治疗方案。

探视时间来了几个熟人要求见她，我就给他们解释娜斯佳得了什么病，严重程度怎样。几天后“自由电台”播出消息，说一名“良心犯”被莫斯科市立15精神病院强制关押，并在克格勃授意下被注射了强效精神药物。而我本人则被形容为惩罚性精神病学的代表。

再后来不知是谁说动了娜斯佳妈妈，反正她坚决要求女儿立即出院。很遗憾事情变成这样。以上就是我实际经历的惩罚性精神病学。

后记

最后我必须为自己这辈子相当一段时间所从事的职业辩护几句。苏联精神病学一直被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为犯罪或惩罚手段，我认为这至少是不公正的。

人们不能用今天的法律和道德去评判另一个时代、另一个国家的人和事。我们当今社会认为的许多可怕的、反常的事情在苏联年间稀松平常，反之亦然——我们当今坦然接受的许多事情在那时被视为极不道德、无法容忍的。

我很幸运，曾经与许多优秀的专家、卓越的同事一起工作，我怀着崇敬之心想念他们，成千上万病人经他们治疗恢复健康。但很不幸，确实有其他案例。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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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海员帕维尔·瓦维洛夫的故事不像鲁滨逊漂流记那样有名，但艰难程度远超后者——他在喀拉海的一个北极熊出没的无人荒岛坚持了37天。

帕维尔·伊万诺维奇·瓦维洛夫1909年生于雅罗斯拉夫尔乡村，小学毕业在基涅什马干装卸工，1927年到列宁格勒谋了份河船水手的差事。1937年北方海路管理总局调他去海船做锅炉工，之后又当轮机员，参加了1939年苏芬战争。

伟大卫国战争爆发，32岁的帕维尔·瓦维洛夫在传奇破冰船“亚历山大·西伯利亚科夫号”上工作。这艘船是1908年英国建造，曾在纽芬兰沿岸猎捕海兽。1915年卖给俄帝国，重新命名在白海航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往返协约国运输货物。

1932年弗拉基米尔·沃罗宁船长指挥”西伯利亚科夫号”尝试开辟北极航线，从阿尔汉格尔斯克出发抵达楚科奇海，在厚重的冰层间艰难前行，结果丢失螺旋桨。船员们奋勇自救，一针一线缝制了简易船帆，用它成功退至白令海峡安全水域，由苏联轮船接应回国。同年全体船员荣获劳动红旗勋章。

但这艘船的冒险并未结束。1936年它在新地岛暗礁搁浅，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脱困。1939年修复，继续在北极圈航行，为偏远的居民点和气象站供应食品、燃料。1941年8月“亚历山大·西伯利亚科夫号”安装了两门76mm炮、两门45mm炮和两门“厄利孔”高射炮，划归白海舰队调遣。但并不参加战斗，主要任务仍是为极地站点运输货物和轮班人员。

尽管如此，1942年8月25日这艘武装民船却不得不与法西斯军舰进行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战斗。

8月24日船长阿纳托利·卡恰拉瓦中尉指挥“西伯利亚科夫号”从迪克森港驶往北地群岛莫洛托夫岬，科考人员将在那里新建一座站点。船上载着100名乘客（科考员和建筑工）、349吨物资（燃料、建材、食品、雪橇犬等）。谁都没想到会在偏远的极地撞见纳粹分子。

8月25日，破冰船突然在白鲸岛、中央岛和椭圆岛之间海域遭遇德国“舍尔上将号”重巡洋舰，它当时正在执行狩猎盟军补给船队的任务。后来人们查明北方海路管理总局早就掌握一艘纳粹军舰在喀拉海活动的情报，奇怪的是“西伯利亚科夫号”从未接到警告。

遭遇发生在下午13:17，“舍尔上将号”耍了个诡计：悬挂美国国旗，请求“西伯利亚科夫号”告知冰层情况，假装自己毫无敌意。然而卡拉恰瓦船长怀疑有诈，命令全速驶往10海里外白鲸岛方向，希望甩掉德军。船上拉响战斗警报，海员们纷纷进入炮位，同时向陆地发密码电报：“遭遇外国巡洋舰。正在监视我们”。陆地则回电：“喀拉海没有苏联或德国舰艇”。

尽管“西伯利亚科夫号”的火力无法跟德国巡洋舰相提并论，但海员们还是准备博一下。13:45陆地连续收到两条电报：“炮击开始，等候”、“我船被炮击”。当两船距离缩小到64链（1链约等于182.8米），卡拉恰瓦下令反击。可惜力量悬殊，德军炮弹迅速摧毁无线电天线、电话线、船尾货物和部分救生艇，船首甲板的燃料桶破裂，柴油四溢，许多人员和雪橇犬被烧伤。蒸汽锅炉也被打坏，“西伯利亚科夫号”失去动力，继续抵抗。

卡拉恰瓦船长胳膊负重伤，仅剩一层皮连着。政委泽里克·埃利梅拉赫接过指挥权，开炮至最后时刻，下令打开通海阀自沉，结果他和执行命令的轮机长波楚尔柯随船牺牲。14:05陆地接收最后一条电报：“政委命令弃船，起火了，永别”。

德国人对两条救生小艇上的幸存者毫不留情，射杀了一条，捕获另一条。试图抵抗的锅炉工马特维耶夫中弹，几名海员被迫跳进冰海躲避。重伤的卡拉恰瓦、报务员、科考站站长等22人沦为俘虏。

帕维尔·瓦维洛夫也是在冰海漂浮的人之一。15点左右破冰船沉没，他紧紧抓住碎裂的残骸逃出漩涡，奋力划水爬上那条无人救生艇，顺手捞起一只烧伤的雪橇犬。可惜这只狗伤太重，没多久就死了。

为免冻毙，瓦维洛夫不得不脱下马特维耶夫尸体的干衣服保暖。清点物资发现，艇上有小桶淡水、饼干盒、火柴、麸皮、睡袋、手枪和斧头。就这样飘了几小时，根本辨不清方向，终于看见陆地。那是白鲸岛，一块1千米长的荒凉巨石，瓦维洛夫别无选择只能靠岸。

这座岛以前有人来过，建起木制灯塔，现已废弃。瓦维洛夫刚上岸就看见好几头饥饿的北极熊徘徊，不被吃掉的唯一办法就是藏身灯塔最顶层。木板千疮百孔，挡不住黑夜凌冽的寒风。要在这里住多久？又能够坚持多久？只有天知道！

之后几天瓦维洛夫望见有船经过，他大喊大叫、鸣枪、挥衬衫，甚至点燃珍贵的木板做篝火，很遗憾人家没发现他。他心里怎么想的我们不得而知，或许已经做好了永别妻儿的准备。困居荒岛者多数以悲剧收场，连坟墓都没有，尸体会变成熊的晚餐。再过几十年，勇敢的探险家大概能找到他的饭盒与斧头。

万幸老天眷顾，苦熬了一个月，帕维尔·瓦维洛夫被途径此地的“萨科号”轮船发现。那一天最后的柴火烧光了，“萨科号”派出的小艇因海况恶劣无法靠近。瓦维洛夫深感绝望，不知如何继续下去。但被人发现终究还有一线生机，正是这点念想支撑着他不倒下。

次日早晨飞来一架水上飞机，因暴风雨不能降落，扔下一包衣服、食物和香烟。包裹附纸条，写着天气允许时会有人来救援。

又过了三天，功勋飞行员伊万·切列维奇内（1949年苏联英雄）接连尝试四次降落海面，搀扶着虚弱的瓦维洛夫登上飞机。帕维尔·伊万诺维奇的磨难终于结束，迎接他的是拥抱、肉汤和上级问话——他们想知道“西伯利亚科夫号”的具体遭遇。

如果换成别人，或许一辈子远离大海，但瓦维洛夫拥有钢铁般坚强的意志。身体恢复后他继续当海员直到战争胜利。和平年代曾在三艘破冰船：“格奥尔基·谢多夫号”、“列宁号”和“梅列霍夫船长号”工作，先后获得列宁勋章、纳西莫夫奖章、“劳动英勇”奖章、“1941-1945年伟大卫国战争战胜德国”奖章和“荣誉极地勘察者”、“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

1966年1月帕维尔·瓦维洛夫早逝，葬入阿尔汉格尔斯克市库兹涅切夫斯基公墓。1962年喀拉海的一个小岛、1982年摩尔曼斯克航运公司的一艘货轮以他姓氏命名。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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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要介绍的所谓UFO访问卡累利阿风景如画的韦德洛泽洛湖的故事，始于1928年11月25日。湖东南岸舒克纳沃洛克村民费奥多尔·叶戈罗夫1988年接受“斯芬克斯”异常现象研究会调查员阿列克谢·波波夫采访时回忆：当年他才9岁，但清楚记得一个圆柱形、像农舍一样大的UFO从森林后方出现，无声低空飞行，缓缓滑过舒克纳沃洛克村和韦德洛泽洛村，突然坠落砸穿薄冰。费奥多尔·叶戈罗夫信誓旦旦保证这个物体掠过他头顶300米，在场目击者约50人。

巨型物体入水瞬间掀起巨浪，冲倒了齐拉克岛的树木。如果没有这个小岛浪头就会直奔舒克纳沃洛克村伤人毁屋，何其万幸。

当地人怀疑该物体是不友好邻国芬兰的某种飞机，立即报官。据说国安部门首先派员赴现场，划船来回查看。但由于UFO坠落位置水深达7米，隔着秋末冬初的浮冰又能看见什么呢？

尽管如此，后来军队还是设法定位了UFO，发现其上沿距离水面约70厘米。国安部门想把这个“金属大桶”打捞出水，却苦于没有合适设备而未遂。转年炎热夏季，附近男孩子喜欢游到UFO附近，站在“大桶”顶部玩耍。个别勇敢的试图下潜看个究竟，但没法潜很深，因为下层水冰冷刺骨，光滑、闪亮的“桶”壁没有任何突出物。偶尔也会有成年渔民站在上面拽网。

大概就从那时起，韦德洛泽洛村和舒克纳沃洛克村的百姓开始目击某种奇怪生物。男孩们说那玩意儿一见人就跳回水中，很难看清长相。另一些居民表示那是一种矮小的人形生物，高约1米，身穿类似现代潜水服或飞行服的连体衣，腿细胳膊细，头大，眼睛在黑暗中闪绿光…… 大家刚开始都很害怕，渐渐习惯了，给它起个名字叫“耶格尔卡”，认为是水生动物。

那些没见过“耶格尔卡”的外地客或初来乍到的渔民会被它吓跑。一些人说“耶格尔卡”曾靠近他们进行“精神接触”，“潜入”熟睡者的大脑。但唯物主义的苏联公民既不相信魔鬼也不懂什么叫UFO，总是扔石头把它赶走。

就这样时间进入1933年，某天低沉的黑云从湖对面飘来，把一种怪异的凝胶状物质洒向地面，覆盖几十平米。村民们本想用扫帚、铁铲打扫，后听从乡土草药师玛丽亚·奥加尔科娃的建议，收集了一些装瓶留做药用。结果证明真有疗效，伟大卫国战争期间妇女们用这东西拯救了许多儿童和伤员。

事儿还没完。自1937年开始，UFO落水的韦德洛泽洛湖面开始出现彩色光环，天空也散发辉光。据说每到这种时候村民家的收音机就坏了，灯泡乱闪。

战争年代韦德洛泽洛湖地区被芬兰占领，水下有未知物体的传闻不可能不引起纳粹好奇。他们把附近村民统统撵走，开始进行某种考察活动。发现了什么不得而知，只知道卡车运来不少纳粹分子潜入湖中。

战后百废待兴，水下“大桶”被遗忘了好久好久。直到1980年代初这里再次被人注意，包括水面的光环、空中的辉光，以及森林和湖上频繁现身的各种UFO。舒克纳沃洛克村民收集了大量证据，比如不明飞行物在湖上盘旋的录像带——它们排成队列鱼贯而行，既有巨型白色圆球和红色闪光圆球，也有三角形、金字塔形的“经典”UFO。

于是韦德洛泽洛湖现象引起科学家、探险者等群体的关注，他们定期来这儿自行研究。但毫无成果，因为苏联和俄罗斯的官方学者似乎并不感兴趣。有种猜测认为体制内科学家之所以保持沉默，恰恰是他们确实掌握一些情况。部分当地人表示1982年曾在湖区进行过一次克格勃牵头、军队参加的大规模科考，出动大型货运直升机、潜水员甚至起重机。据称最后两手空空收兵撤离。

1990年起韦德洛泽洛湖成了民间“UFO学家”和搜索者的一大圣地，人们在不同位置潜水，用船载着设备穿梭。然而几十年沉积的淤泥阻碍了他们发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与此同时，光环仍然出现，飞碟依旧掠过，讨厌的“耶格尔卡”照样跑出来吓唬渔夫和游客。2008年4月湖区几个村庄的居民目击一个闪光球体，飞过头顶时震得窗玻璃叮当响。许多人抓起电话联系紧急情况部，所以大家印象都很深。

不过，种种奇异现象背后，大自然本身才是最大变数：近百年来韦德洛泽洛湖变浅了，岸边成了沼泽，水体更加浑浊。若水位持续下降，也许有一天“金属大桶”会露出水面挣脱淤泥飞走——假如它真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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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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