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赫尔曼·皮亚托夫年轻时代在乌兹别克斯坦学医，撰文回忆自己参加集体采棉的经历：

“或许医生做不成，肯定要当采棉工！”
——塔什干医学院学生名言，1983年

说起采摘棉花，我印象最深刻的不仅是无偿的、奴隶般的苦役劳动，还有名唤“女子卫生室”的一种“设施”。

请想象一下：在“社会主义”乌兹别克斯坦吉扎克州的饥饿草原上，平行排列着四座长条形简易木房。木房一侧是土路，路后有棉田，另一侧也是棉田。棉田和木房之间的一小块空地，是我们这些被强制参加采棉的医学生的“生活空间”。

这里放着几个储水罐、几个烧水大锅，再远些靠近棉田的地方，就是写着“女子卫生室”的设施——别误解了，不是厕所！该设施仅用于卫生程序，不解决排泄需要。

设施由四根凸板组成，你知道什么是“凸板”吗？就是把一根原木锯成方木之后，带着树皮的半圆形废料。这四根有小缺口的凸板约一人多高，垂直插入地面，就像木柱一样，中间可容纳人站立。

四根凸板外侧绷着粗麻布，但不是完全包裹，因为麻布要么一开始就没发够，要么被偷了。总之，宽度约60厘米——垂到地没意义，下面是脚；扯到顶也无必要，脸不怕看。大概从膝盖到腋窝那么个范围吧。

我们的女同学就在该设施内进行“卫生程序”，说白了就是洗澡。

这下你肯定明白了吧？继续想象：你是塔什干医学院一年级女生，在400个同学众目睽睽之下（每座木房住100人）走进仅20米开外的该设施进行“卫生程序”，也就是洗干净自己。如果有人经过，上面看到你的脸，下面看到你的小腿和脚。而且麻布只围三面，另一面留作出入口，对着田地方向，因为大家假设那边不会有“观众”。

我如今很希望当年人手一部智能手机，拍下这段历史。八十年代有照相机，但不知是否有同学带着。我当然不是说拍女学生洗澡，是拍那个“设施”，那个臊得我千方百计绕行的设施。毕竟如果你对孙辈讲起这件事，空口无凭的人家未必信。

厕所什么样？没厕所，只有露天挖的几条“沟”，上无片瓦、四面大敞，所以仅限夜间使用。白天都下田解决，400位大学生“脱裤施肥”两个半月。

宿舍高低床也是用凸板打的，女生睡下层，男生睡上层。女生想尽各种办法隔出一个私密空间，男的无所谓。从家背来褥子铺上。床单亦自带，父母来探望才换洗，否则一条床单用到底。

洗澡两星期一次，少数人用水舀子冲身，多数人用脏乎乎的浴盆。

早晨6点起床。半小时洗漱吃饭，再15分钟或半小时集合走路下地。7点钟太阳升起，进入棉田一干一整天（12小时），直到棉花堆成山。暮色四合，百人一队走回宿舍。队长和统计员是正常解剖学系的青年讲师。

大学生采棉任务量每人每天60千克。对于从未干过这活儿的城市大一新生来说任务太重，即便他身体强壮，最多摘到40千克；女生25-30千克。未完成“定量”的惩罚是把你揪到“总部”，四个队的队长、统计员，外加班级主任、系副主任和党小组长，围着你大叫大骂施加压力。吓得女生哭啼啼，边往外走边嚎啕。施压的主要手段是威胁开除——这可不是空话，因为你刚上课一个多月，半分之差就能被别人取而代之。

对于我这种没什么后台的人，开除是很可怕的：进医学院本就不易，靠自己难以办到。苏联时代的中亚共和国及哈萨克，没门路、不使钱的话休想跻身医学院。我和其他平民子弟多亏苏联总检察院查办了乌兹别克斯坦“棉花案”，暂时肃清各部门腐败纠葛，考学这才变得相对容易起来。否则，你要么有亲戚是学院领导或招生委员会领导，要么行贿——10000苏联卢布换毕业后100卢布月薪。相当于今天的400万。

所以总而言之，采棉“不够数”真不是小事情，许多同学因此陷入抑郁。但无论如何，60千克对于新手太不现实了。此中问题在于没经过长期锻炼的人背部肌肉无法适应12小时弯腰劳动。照片里的棉花都在人腰部高度，伸手可得。但实际上手工摘的是联合采收机够不到的低矮不标准植株，我们必须弯腰-直立-再弯腰-再直立……反反复复12小时！

更糟糕的活儿是“捡漏”：“净捡”或“高捡”即收集采收机遗漏的棉花，行走距离相同，所得甚少，40千克也难。“脏捡”或“底捡”则是拾起掉落地面的棉桃，混杂着残枝断叶。但“脏捡”的定额却是“净捡”两倍：120千克。

总之，经过第一学年两个半月“战斗洗礼”，第二年我终于达成每天供应国家60千克净棉的任务，这也是我给自己定的目标。可即便积累了经验，我也只能在未被采收机“席卷”的棉田完成60千克。那么分配到已经机摘过的棉田怎么办呢？我们就“打游击”，溜去其他正进行“第一次采摘”的棉田，有时要走3、4千米。上午先攒够40千克背回，下午再不慌不忙摘20千克。

文章开头我为什么说这是奴隶般的苦役？

首先，这项劳动是强制性的！不准拒绝，否则开除。即使生病也逃不掉，如果真病了，他们会让你在地区医院躺过整个摘棉季，这样领导就好汇报说：“全体学生一律下田”。我们全系只有一个女生——她是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指导员的女儿——不用采棉，其余人全得去。某位特别重大案件侦查员的儿子去了，副校长的儿子去了，有各种“后台关系”的人也都去了。还有个小伙子糖尿病，一天打三次胰岛素，照去不误。

其次，劳动十分艰苦，要求你挑战极限！否则如果是自由人，就该根据个人能力参加工作，按劳取酬，多劳多得。

第三，劳动违反规定！无视所谓“八小时工作”的一切规章制度，从日出到日落。哪个队白天没干够数，天黑后用拖拉机灯照着继续干。无休息日！

第四，这种劳动几乎无报酬！虽然严格来说每采摘1千克应得若干戈比，但这些钱通常还不够扣除的伙食费。

挣口吃的！奴隶劳动只为挣口吃的！而我们不光挣不下买饭钱，甚至倒欠他们的！那是不是我们三餐大吃黑鱼子酱，就像今日某些怀念苏联的人那样？非也。

我们的早饭是方面包、10克黄油、茶和糖。茶总有股柴油味儿，虽然是烧劈柴煮的，可容器不干净，茶水表面漂着一层“油花”。那些收到家里包裹的同学可以额外吃点儿奶酪、香肠、果酱和糖块，如果他们父母能搞到的话。大多数人没这好条件。

午餐和晚餐是某种介于头道菜和二道菜之间的食物，煮大米或煮面条，加入用植物油、番茄酱和烤肉熬制的酱汁调味，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是每个有机会偷吃的人吃完以后剩下的东西。植物油很可怕，让我反酸烧心。

另外，虽然我们出大力工作，燃烧很多卡路里，胃口却不好——因为许多人接触棉花脱叶剂罹患中毒性肝炎。脱叶磷是一种有机磷化合物，与用作化学武器的有机磷毒剂同属一类。使用联合采收机采棉，喷洒脱叶磷是必须步骤，但有时喷洒过后叶片不脱落，采收机无法工作，就派我们去。叶片被一层黏糊糊的东西包裹着，我们就用这双手吃饭，因为野外没条件及时洗手。田间饮用水不够喝，学生渴急了就喝沟渠的灌溉水，于是中毒性肝炎基础上又得了贾第虫病。

毕业之后好几年我的肝脏和胆囊总感觉不对劲。

如果你在棉田生了病，除非体温超过38.5℃才允许留在宿舍休息，否则就请轻伤不下火线吧。本人病过一次，要么是病毒感染要么着凉受寒，早晨下田劳动，吃过午饭状态相当不好，几乎无法站立。从农田到宿舍区区几千米路，我走回去后差点儿摔下床。体温39.5℃，意识模糊。

一望无垠的棉田仿佛监狱，虽没有铁丝网、没有持枪警卫，但你无论如何不会逃跑——被开除的威胁迫使人留下干活。就连当爹娘的也发现了棉田跟监狱或集中营的相似处。有些父母大清早来看孩子，正遇见排着队往地里走，很惊讶：“一百个17、18岁的学生，没人说话、开玩笑，皱着眉头苦着脸（起太早）沉默不语。像囚犯似的！”

我们真的笑不出来：每天夜里沾枕就睡，早晨睡醒整个后背从骶骨到脖颈酸痛！我也不例外，下田干活我得花好几分钟弯腰。

写到这里，估计很多苏联时代曾经下乡帮农的人该提出反对意见了，但不是在乌兹别克斯坦，而是俄罗斯、摩尔达维亚、乌克兰，而且他们的回忆没那么糟糕。我用一句话回答：

不错，苏联各地不一样！

苏联的中亚共和国、哈萨克斯坦，包括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这些高加索共和国，行政行为合法性比俄罗斯、乌克兰等少十倍。布尔什维克所谓“俄罗斯帝国民族边缘地区，除一般的资本主义压迫外，还增加了地方的、民族的剥削者压迫”之论述在此适用。这话绝对正确，只不过还得加上“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的状语。我故意把这俩词放在引号内，因为这里没有什么苏维埃和社会主义，只有苏联版封建主义、奴隶劳动、无公民权，以及屈辱。

我们这些城里孩子，上了大学才领略到棉田奴隶劳动的“妙处”。而在“社会主义乌兹别克斯坦”首都的环路之外，小学生也要下地帮农，而且一年两次：秋天采摘、春天除草。因此他们没多少时间学习，外省来的学生基础知识薄弱。他们在完全不会俄语的情况下进入医学院，第一学期就用俄语给他们授课，大部分人在课堂和讨论上听不懂任何内容。然后他们就都成了医生！但咱们今天不谈民族共和国专家水平低下的话题。

再说说奴隶制。

大学生、中小学生不光在棉田当奴工。比如第一学年后我们还到“建筑施工队”干了半年。诚然不远，就在塔什干的一个区帮忙建学校。后来我们某位同学——检察长之子——把这事儿对他爸讲了，我们才拿到工资。我个人的薪水是：5卢布！作为我从事混凝土工作一个半月的报酬！夏天40℃高温，我在烈日炙烤下每天把10-15吨砂浆铲进水泥搅拌机。

最有意思的是，我们心里从未感觉气愤或要求什么！我们早已习惯共产主义政权的做派，无视个人需求，强迫我们义务劳动，甚至没想过“争取权利”！

的确，苏联其他共和国也派人去刨土豆、收蔬菜，也不问个人意见、无视个人需求。党说：“干！”共青团员说：“是！”尽管他们生活条件可能舒适些，饮食丰富些，但劳动仍然是强迫性的，所以还是奴工。古罗马和废奴前美国的庄园主人也有给奴隶好吃好住的，却不能说他们的奴隶是自由人。

所以，倘若你们谁十分怀念苏联，何不去乌兹别克斯坦采棉花体验体验呢？那儿一向缺人手。苏联解体之后很久，“自由、民主”的乌兹别克斯坦的大中小学生依然下田采棉，直到2016年秋国际劳工组织认为乌兹别克斯坦已经停止有组织使用童工的做法。希望有人告诉我今天的情况，拍照片放上社交网络，我很乐意拜读。别拖啊！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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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反社会表现
扎波罗热市

1986年7月2日约09时，维特尔街商店准备出售昨天运到、在此放置一夜的大桶装克瓦斯时，发现桶盖铅封被破坏，桶内有异物。

将该容器送往无酒精饮料厂，捞出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旗一面和两个垃圾桶。推测这些东西是7月2日天亮前被不明身份人员投入克瓦斯大桶的。国旗系从附近的列宁斯基区执委会大楼扯下，垃圾桶原来就搁在商店旁边。

国家安全委员会管理局(УКГБ)正协助内务部门侦查、寻找实施这一行为的人员。共和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监督УКГБ的工作。

乌克兰共产党州委已知悉。

翻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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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春，梁赞州小城萨索沃出现一起奇异现象。居民被夜晚的巨响和晃动惊醒，窗玻璃震碎若干，目击者发誓看到奇怪的辉光和飞行球体。次日上午又在城郊田野发现直径30米的地坑。苏联专家提出各种猜测解释萨索沃现象，中央情报局甚至怀疑外星人造访。

奇怪的现象出现在1991年4月12日1:30左右，几十位市民听到越来越响亮的噪音，事后无一例外描述为“飞机掠过头顶那种声音”。之后出现明显晃动。一些人表示“地面摇动”，另一些人表示“墙壁颤抖、天花板剥落”。部分住自建小木屋的居民说地窖门被震开，好几个街区的楼房居民惊慌跑到街上躲避“地震”。

噪音和晃动持续几秒钟结束，随即传来巨大爆炸声，一切归于平静。无人员伤亡报告，但碎了许多玻璃窗，一些人说花盆掉地，还有人抱怨电视机被掀翻。

第二天天亮，在城郊田野赫然发现一个直径30米、深达4米的巨坑。消息不胫而走，全国皆知萨索沃夜间事件。

之后几天调查员广泛采访目击者，记录了100多份证词。这些证词基本描述一致：几乎所有人都提到“飞机轰隆声”、剧烈晃动和爆炸，但也有个别人表示看见夜空中的发亮飞行球体和爆炸大概位置的辉光。一位男士说事发前他打开收音机，却因干扰噪声什么也听不清。另几个人则说事发前几分钟突然感觉头晕头痛。

疑似爆炸位置的地坑也很奇怪。区执委会主席告诉当地记者，这场破坏让大家深感困惑：距离地坑几百米有个油库，150米远有个废旧的夏季牛棚，爆炸冲击波本该摧毁它们，但建筑完好无损。另一方面，萨索沃的住宅窗玻璃碎裂（仅限市内几条街道），附近几个村庄（比如20千米之遥的德穆什金）也有财产损失。事件还造成两处水管破裂，其中一处相隔15千米。

最初提出的事件原因是“硝酸铵爆炸”。地坑所在田野有个化肥临时存放点，属于本地国营农场，袋装化肥露天堆放无遮盖。从理论上讲这个猜测确实有可能，但化肥爆炸通常后果惨烈，比如2020年贝鲁特大爆炸和1947年德克萨斯城港口大爆炸——整个街区被夷为平地。

当然，破坏后果的差异可以用化肥数量来解释。贝鲁特和德克萨斯城涉及的化肥超千吨，而临时存放点的化肥粗略估计约30吨。但这又无法解释为什么150米外的木头破烂牛棚毫发无损，20千米之遥的村庄窗玻璃碎裂。
其次，爆炸周边未见燃烧痕迹，野草和灌木郁郁葱葱。大部分化肥袋散落在地坑附近几十米范围内。
第三，“化肥爆炸说”无法解释目击者集体经历的强烈轰隆声和地面摇动。

此外，事件发生初期还流传着“军机意外掉落炸弹”的猜测，这个说法正好能解释“飞机掠过头顶声音”的来源。有人据此推测可能是田野遗留的炮弹或炸弹被引爆。然而目击者中有几位退役军人，他们指出听到的爆炸声跟军用弹药爆炸完全两样，何况地坑附近未找到任何弹片。

直接参与“萨索沃现象”调查的地球物理学家巴尔科夫斯基坚持“地震说”。他首先否认发生过化学爆炸，因为那样的话牛棚将荡然无存，油库也会受损。他认为全部目击者反应的情况都指向“地震”，强烈隆隆声、地面摇晃是其显著特点，不同位置水管破裂亦是例证。漏斗形地坑虽然罕见，但历史上也有记录。至于一些人提到的辉光和无线电干扰，同样属于较少见的地震现象。

他的观点很有说服力，但有一点：梁赞州不属于地震带，是俄罗斯地震最少的地区之一。

之后又有人提出“陨石撞击说”，符合轰隆声、明亮辉光和飞行球体这三个特征。然而经过彻底搜索未拾获疑似天体碎片，勘察地坑的专家表示周边背景辐射正常。

1991年苏联流行“UFO热”，国民对所谓天外来客的兴趣高涨。这种情况下，“萨索沃现象”不可避免地引起众多“UFO猎手”的关注，其中不乏外国人。虽然确实没发现外星飞碟坠毁的可靠证据，少数持激进观点的人根据“飞行球体”的描述仍坚持该观点。

与此稍有不同的版本则说UFO出于研究目的挖掘地球土壤。轰隆声、晃动和辉光是挖掘作业的副产品，挖完就飞走了。显然，这种说法仅仅是猜测而已。

苏联之外，据说美国人也通过情报部门关注着“萨索沃现象”。他们搜集整理苏联新闻界关于此事的公开报道，详细记录目击者的第一手证词。最终中央情报局得出结论：整件事无法查明，报告归档。

二十年后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宣布将在卸任前开放一批UFO档案，作为送给支持者的临别赠礼。2021年初档案解密，其中并无“萨索沃现象”的内容，可见美国人对这件怪事没啥进展。

1992年6月萨索沃城外几千米的田野又发生一次爆炸，未造成任何损害，遗留的地坑比前一次小了近三倍。这回田野上可真没化肥了，所以更加迷雾重重、难以解释。总之，“萨索沃现象”至今仍然是个谜。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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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时代，“从事肉类工作”无论在国营商店、食堂或市场皆属于油水丰厚、令人艳羡的肥差。商店卖肉的人可以在国家规定售价之外多赚一笔，而市场卖肉的门道就更多了。

今天故事的主角瓦季姆·阿克丘林曾三次犯盗窃罪入狱。1970年代末他时来运转，在萨拉托夫最大的“干草市场”谋得一份剁肉差事。当年的干草市场简直像个贼窝子，剁肉工一个班次能搞500卢布到手，非法收入相当可观。

阿克丘林在市场里属于“肉贩队”，队长叫尤里·阿尼西莫夫，人还不错，无犯罪前科。但手下员工普遍不信服他，觉得他办事不靠谱。

阿克丘林工作不久很快摸清门路，第一个发财途径是从来卖肉的朴实集体农民身上榨油水。如果集体农民不想排队耽搁时间，那就去找阿克丘林，虽然他的收购价比国家规定价格低一些，但很快完事儿。另外阿克丘林还在秤砣上动手脚，钻个洞灌铅增重。这套办法迅速被其他肉贩仿效，总之吃亏的是农民。

干草市场建有巨型冷库，不仅储存本市场销售的肉，也有准备分配给退伍军人、残疾人、儿童保育院和学校的政府储备肉。阿克丘林想办法破坏封条，把“公家的”肉当作农民交售的肉盗卖谋利，只找了另一个肉贩做帮手，因为干这事儿他信不过其他人。

经过一番操作，瓦季姆·阿克丘林迅速致富，在城郊建起豪华别墅，自己和老婆一人一台车、两套合作公寓（译注：公民合作自建住房）。巨额现金不敢存银行，花园挖个坑埋藏十万卢布，又买了不少钻石。名为剁肉工，实为大富翁。

金钱能带来快乐，却不能消除烦恼：阿克丘林每天都为一件事生闷气——队长尤里·阿尼西莫夫默许种种犯罪活动的条件是大笔分红。下班的时候，阿克丘林不得不从全队肉贩手里拿走一半的赃款交给阿尼西莫夫，后者声称要去打点检查部门。但阿克丘林认为队长真正用于行贿的钱寥寥无几，大部分都被他自己私吞了，于是决定减少上贡额度。

阿尼西莫夫很不高兴，想把阿克丘林踢出去，遂求助克格勃中校安德烈·卡普利尼克，此人过去常帮他解决跟执法机关之间的麻烦。但阿克丘林早已在州党委机关找好保护伞，所以虽然名义上被开除，但仍在干草市场赚黑钱。两人被迫继续合作，面和心不和。

又过了一段时间，阿克丘林的犯罪链条越来越顺滑，能够绕过阿尼西莫夫自行其事。阿尼西莫夫感觉自己队长的位置岌岌可危。1983年12月阿尼西莫夫去索契休假，回来发现阿克丘林趁他不在，以市场价格盗卖了40吨政府储备肉，而且没打算跟他分赃！

于是二人在切割盗窃肉的小屋爆发冲突：阿尼西莫夫揪住阿克丘林衣领，阿克丘林掏出手枪射击剁肉的木墩子示威。声音传遍整个市场，大家饶有兴趣地等着看他俩谁死谁活。

既已撕破脸，阿尼西莫夫掂量自己明面上斗不过阿克丘林，于是起了杀心。他暗中要求市场工人伊万·斯洛维斯诺夫帮助制造爆炸装置，酬金12000卢布。

阿克丘林被炸身亡，侦查员尼古拉·巴雷金奉命调查此案。巴雷金一进入干草市场就看出这里头没几个清白的，下班后众人各自开着最新款“伏尔加”或“日古利”扬长而去，很明显都不是靠固定工资生活的。巴雷金带着一队助手锁定伊万·斯洛维斯诺夫，他当即供出幕后主谋。尤里·阿尼西莫夫被判处极刑。

据说，巴雷金审讯一名肉贩期间开玩笑地问：“我也打算改行了，怎么样才能快速买上车、住上大别墅？”这名肉贩想了想，答曰：“听我说，你可能要工作很长时间——半年左右吧。”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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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时代，政府会以牵强附会的理由把人送入特种精神病院，炮制出毫无根据的“诊断”，再对患者进行“煞费苦心”的所谓“治疗”。现为媒体主编、记者的精神病学家、医学副博士彼得·卡缅琴科作为亲历者，为我们揭开了苏联“惩罚性精神病学”的一角：

学界弃儿

1983年全联盟神经病及精神病学会自愿退出世界精神病协会(WPA)。因为如果不这样做，在维也纳召开的下一届国际大会上就会被人家耻辱地逐出了。

时任克格勃主席维塔利·费多尔丘克就此事向苏共中央报告称：“敌方情报机关准备在1983年奥地利世界精神病学代表大会上实施新一轮反苏行动”。

WPA将苏联同行排斥在外的主要原因，是基于一个调查滥用精神病学的国际委员会的结论，该委员会收集了大量“苏联出于政治目的系统性滥用精神病学”的证据。而苏联自己直到1988年才承认利用精神病学迫害持不同政见者：当年1月5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通过了《关于给予精神病学救治的条件和方法的规定》，旨在取缔基于政治动机使用精神病学对公民施加法外迫害的现象。该《规定》是苏联历史上第一部规范精神病医疗服务的官方条例。

但在此之前一切都听部门指令，这些指令不登报刊载，外界无从得知。

1988年《规定》通过后，原由苏联内务部管辖的11所特种精神病院转隶苏联卫生部，另5所关门停业。77.6万名公民被从“精神病人登记册”上删除，次年又删除了约100万。同时修改精神病院收容、治疗患者的条例。

本人（投身新闻出版界之前）曾在精神病学领域工作十年半，其中六年（1982-1988）在莫斯科第15市立临床精神病院做精神科大夫。先声明：我从未专门研究过苏联滥用精神病学的问题，所以下面只讲自己亲眼目睹的事情。

从精神病院到建设岗位

苏联年间，把一个人送进精神病院比现在容易得多。对人进行治疗不需要本人同意。

正常情况下，准患者先到精神神经病防治所(ПНД)治疗，然后独自或由亲属陪同到精神病院住院。这个转诊过程需要医生开具《初诊书》和住院必要性理由。

接诊室的值班大夫对患者进行评估，出具《入院诊断》，根据患者病情程度、以及对本人和他人的危险性评定为“严重”或“普通”。若发现自杀倾向，则标注“自杀”。然后带患者洗澡、理发（如果需要）、换病号服，送至病房。病房按性别分男女，进一步细分为“急症”、“疗养”、“老年”（顾名思义）和“少年”病房。

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精神病院设有“酒精科”，收治慢性酒精中毒者。这类人也会被送去劳动医疗防治疗养所(ЛТП)，强制治疗酒精中毒的同时强制参加劳动，比如”ЗИЛ”汽车厂。后来精神病院的“酒精科”一律转到专门的成瘾性戒断医院。但在此之前，我还当了一段时间的市立15院“酒精科”（100张床位）主任呢。

为了把某个人合法送去ЛТП，必须满足下列条件：诊断为慢性酒精中毒2期或3期，2-3个疗程无效，被醒酒所收容，警局出具的申请书和工作单位的劣迹评定。然而警察厌恶游手好闲的酒鬼，常常不跟任何人商量就直接把他们扔进ЛТП。我这个大学刚毕业的毛头小子却要确定一群大男人的命运，只好尽力凭良心办事：劝说、治疗、弥合、打马虎眼……

确实没治的顽固酒鬼最后终究进了ЛТП，乖乖加入发达社会主义建设大军。可他们能干什么呢？有些接受劳动医疗防治的人一出来就迅速崩溃了。

假钱和政委之手

所以，大多数患者是自愿住院的，但也有强制收治的。对于已经登记注册的暴力型患者，可以呼叫精神病院出车接：值班大夫开单、护工用约束带捆绑，以最快速度送院。警察局、醒酒所和国家机关都有权呼叫精神病院接人，特殊情况下病人被径直带到值班的精神病医生面前，由他亲自开住院单。

如此一来，精神病院实际收容了许多外埠人：流浪的、告状的、突发奇想的、讨说法的，多数被从街头、火车站和国家机关接待室直接送来。

1985年春的某一天我正在值班，文化部接待室送来一位衣衫不整的男子，手里拎着塞满旧报纸的皮箱。他是科斯特罗马州人士，来莫斯科递交自己用旧报纸制作的胜利40周年纪念碑全尺寸设计稿。据他说纪念碑高约100米。

在护工监视下，我请这位民间艺术家展示纪念碑设计稿的局部。大约半小时后，诊室里出现一尊摇晃、歪斜的奇怪纸质结构。男子说这就是“政委之手”的样子，紧紧攥着被纳粹分子射杀的党员的党证。

必须承认，我缺乏空间想象力，所以没本事欣赏这尊造像的优点——运气欠佳的艺术家进了“急症”病房，祖国纪念碑艺术很可能因此失去潜在的杰作。

还有一次，警员逮捕送来一名“恶意造假币者”。这个倒霉蛋把报纸仔仔细细裁成长方形，圆珠笔写上“鲍里斯的卢布”，买东西付款时被抓。虽然他拒不认罪，但还是要接受治疗。

苏联游民在哪里

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苏联的街头看不到流浪者？很简单：警察会把外埠人集中送到市立精神病院值班室。流浪者洗个澡，暂时收入病房，医生想办法问明他从哪来、受了什么委屈。等攒够一批再统一送他们回老家。

到了老家医院，有亲戚找亲戚，没亲戚进当地精神病院。编个诊断出来根本不是问题。有没有脑震荡？有！那就写：“慢性酒精中毒导致的中枢神经系统功能性损伤”。

不肯住院的直接“绑来”——用宽条粗帆布捆扎。我印象里从没见过给人穿拘束衣的。到了病房，暴力倾向者在观察室打屁股针镇静，一般是氯丙嗪（2ml肌注），必要时用华夫格毛巾固定在床上，双臂双腿绑于床架，安全又牢靠。

观察室8-12张床，护工24小时值班，女观察室当然是女护工。市立15院的女护工传统上来自谢尔普霍夫，因为医院靠近卡希拉公路，从那边儿招人相对方便。这些五六十岁妇女身强力壮，训练有素、勇敢果断，可以闪电般击倒并捆绑暴力患者。病人进了病房门一锁，命运完全取决于大夫的专业技能和道德良心。

苏联精神病院收治的患者绝大多数存在明确指征，到今天也要承认这一点。包括各种因素导致的急性、慢性精神病：抑郁症、神经官能症、精神变态、反应性精神病、中枢神经系统功能性损伤、癫痫、各类先天及后天痴呆等…… 这些人如果到今天的医院，按照现行标准进行诊断，也是要收治的。可惜，当时不光有这些人。

观其行迹，查其心境

我当大夫那几年的精神病学实践基本在女性青少年病房。很大，一百张床，占据两层楼。“三个半”医生负责，也就是每人要管30位患者。

患者都是14-18岁有各种精神病态的女孩子。由于国内其他地方没有专门的青少年精神病机构，所以最难治的全送来首都了。患者多自然任务重，有时超额收治110-120人。好在工作人员业务熟练，药品不缺。社会主义一体化的作用于此体现：匈牙利和民主德国的制药业十分发达，足以向苏联和经互会成员国提供足够数量的高品质药物。

然而问题在于，许多青少年只是由于反社会行为就被送来。逃学、离家出走、饮酒、性交、反抗警察等都被认为是“该关疯人院”的充分理由。

那些往往来自不正常家庭的青少年可能仅仅因为晚九点后在单元门口、儿童广场或凉亭结伴同坐，或因举止无礼、地段警看不顺眼就被逮捕。先带到居住地警察局儿童室登记，接着办拘留，再叫父母来问话。多次警告之后，负责青少年事务的专员联络ПНД，送孩子进医院。不过话说回来，他们没进成人病房而是到了我们这儿，其实是件好事。

只要一个青少年“反社会分子”被照例送到医院做检查、被诊断患病（医生不可能写一份无诊断的含糊病历），那么警察就不再对这个“疯子”负任何责任，同时提高自己的业绩。

可医生怎么处置他们？一方面，是精神变态儿童、性乱交小流氓、女酒鬼和吵闹鬼。另一方面，那些实际被强制拖来的孩子，是安静忧郁的宅家少女、低能的精神分裂、患严重神经性厌食症的女优等生、恶性癫痫患者和一心求死的癔症患者…… 结果低级别医务人员和病人自己会把这些人根据“行为”和“心态”分作两类。对前者而言住院是一种惩罚，后者则需治疗甚至挽救。

在拥挤的环境中，几乎不可能把二者完全隔离。“行为有病”的会跑去欺负“心态有病”的，躲着工作人员辱骂嘲笑她们，抢东西，甚至动手打。早晨查房，“安静房间”的病号多半有点鼻青脸肿。不用说，患者、家属包括工作人员都不乐意发生这种事。我们不得不采取惩罚措施。

索佛新交叉

企图逃跑、攻击病友、偷窃和在病房吸烟属于最严重的违规。对于轻微违规，惩罚可能是剥夺散步时间或延迟出院，但多数时候这样做没什么用。就连父母、老师和警察在“外头”都没法子管制他们。何况真正的患者和工作人员也该受到保护。

最有效的行为矫正手段是“索佛新”——桃油溶解的无菌硫磺注射液。这种热疗法药物在苏联原本针对精神分裂症和梅毒，肌肉注射会导致明显发热效应，体温急剧升高，促进新陈代谢，帮助精神类药品更好吸收。不过，它更多地作为一种惩罚手段在临床应用。

虽然它不会对健康的身体造成实质损害，但40℃以下发烧和注射部位剧痛足以令不良少女记忆深刻。她们被告知索佛新是住院治疗的重要环节。打过这种药之后，该上厕所上厕所，该进食堂进食堂，再无意愿和力气违反管理制度。

注射位置通常在一侧臀部，偶尔在双臀或肩胛骨下方。还有所谓“索佛新交叉”：同时在双臀和两侧肩胛骨四点注射。我们病房从没用过，但我知道成人“急症”病房有用作惩罚手段。

我见过最恶劣的做法是在没有矫正器(корректор)的情况下联合使用索佛新与氟哌啶醇。索佛新导致发烧和注射部位剧痛，氟哌啶醇引发肌肉抽搐，真是地狱般的体验！而这正是我行医初期短暂干过的男性“急症”病房主任惩罚患者的方式。

一个疗程的索佛新之后，女患者行为彻底改观：信誓旦旦向父母、警察、老师、医生保证做全世界最好、最听话的人，考试拿满分，永不来医院。这番经历对许多人来说刻骨铭心，有助她们在“外头”举止得体，至少不被抓住。

“教她们吧！娶她们吧…… 每个都得治！”

无论患者是因为“行为”或“心态”来到我们这里，我们都替她们感到遗憾，竭尽所能施以援手。但做到这一点有时并不容易。

有一次我安排了若干人9月1日之前出院，好让她们准时开学。否则难免要补很多课，更容易出现旷课。上午开会，我们戏称为“房顶工碰头会”，医院的主任医生得知将有许多人出院，大发雷霆——因为他之前曾遇过这种情况。发火的原因是今年夏天医院未完成床位日计划，所以禁止任何人出院。我告诉他孩子们需要上学，主任医生面红耳赤，跳脚尖叫：“教她们吧！娶她们吧…… 每个都得治！”

但我终究放她们走了，有些人已进入康复休假阶段，有些人根本没病，只是被假病案困住，再不让出院就形同犯罪了。

对于那些没病的患者，如何写诊断是个大问题。如上所述，当务之急是把病案存档、下出院诊断。此外，为了统计需要，还得按照官方的精神疾病分类法进行编码。

不存在“精神健康”这一说，做这行的原则是“来人就要下诊断”。我既要想办法让这些人不被列入精神病人登记册，又要避免自己被抓住。

比如下面这个案例。某17岁女生十年级毕业后的暑假在法院做助理文员，同事们不友好，屡屡欺负她。某日女生再次被训斥，情绪失控，因为是最后下班的人，正好放火焚烧案卷。虽然她登时后悔，奋力扑救，可惜无济于事。结果，一个歇斯底里、灰头脏脸的“疯丫头”进了疯人院。

这女生挺可爱，我能理解她遭遇的麻烦。最后我写了既难以据此追究刑事责任、也无法送她去精神神经病防治所的诊断：“一个有行为和情绪偏差的青少年的急性应激反应”。我甚至找不到适当的分类代码。此类情况真不少。

克格勃分处和告密医生

1980年代初西方人权组织不断指责苏联精神病医生迫害持不同政见者，其结果是全联盟神经病及精神病学会被世界精神病协会除名（虽然我们提前退了）。这些指控几分真实、几分宣传，我不知道。

关于这个问题，我能告诉大家的是，市立15院一号楼四层有“克格勃分处”。至少医院同事是这么叫的。虽然名义上属于15医院，但地位特殊，普通大夫无权入内。即便夜间查房的时候，值班医生也是站在第一道铁门和第二道铁门之间做记录。有人说那里头是治疗精神错乱国安官员的地方，究竟关没关异议分子我也不清楚。

改革之后从可靠渠道得知，市立15院几乎每个科室都有克格勃线人，他们定期汇报与世隔绝的医院门后发生的一切事情。医院的头头是地方党组织负责人，因为这份工作他经常得到公费出国机会。

女良心犯

说起来我也见过一次持不同政见者。1984或1985年，具体记不太清，进来一位叫娜斯佳的16岁少女，姓什么忘了。警察在她母亲陪同下把她送入病房。

在他们看来，娜斯佳最近一年的行为很不像话。她在学校频频找老师辩论，声称苏联是灾祸帝国，苏联体制是法西斯集中营，国家领导人是白痴。拿到国内护照，她直接在上面画纳粹党标志，涂写脏话，要求警察局逮捕她，或者干脆作为人民公敌关进监狱。

值班警员打电话叫她妈妈把这个“持不同政见者”领回家好生管教。从此娜斯佳就不上学了，跑到阿尔巴特街混社会，头不梳脸不洗浑身邋遢，在家熬夜不睡觉，自称嬉皮士。只吃纸盒装的速食汤，拒绝妈妈做的饭，偷偷带东西出门，说有克格勃监视她，还用剃刀划手。母亲最后实在无奈，找到ПНД，在警察协助下送娜斯佳进医院。

娜斯佳在病房情绪激动，侵略性强，言语粗暴，乱扔用过的护垫，说自己“被克格勃下令关在疯人院”，全院职工都是这个组织的成员，声言自己多么多么憎恨苏联…… 诸如此类。

问娜斯佳为什么只吃盒装汤，她说“妈妈做饭的时候，自己脑子里会涌出不好的念头，所以才不吃她做的饭”。很显然这姑娘病了，需要接受治疗，我迅速制定治疗方案。

探视时间来了几个熟人要求见她，我就给他们解释娜斯佳得了什么病，严重程度怎样。几天后“自由电台”播出消息，说一名“良心犯”被莫斯科市立15精神病院强制关押，并在克格勃授意下被注射了强效精神药物。而我本人则被形容为惩罚性精神病学的代表。

再后来不知是谁说动了娜斯佳妈妈，反正她坚决要求女儿立即出院。很遗憾事情变成这样。以上就是我实际经历的惩罚性精神病学。

后记

最后我必须为自己这辈子相当一段时间所从事的职业辩护几句。苏联精神病学一直被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为犯罪或惩罚手段，我认为这至少是不公正的。

人们不能用今天的法律和道德去评判另一个时代、另一个国家的人和事。我们当今社会认为的许多可怕的、反常的事情在苏联年间稀松平常，反之亦然——我们当今坦然接受的许多事情在那时被视为极不道德、无法容忍的。

我很幸运，曾经与许多优秀的专家、卓越的同事一起工作，我怀着崇敬之心想念他们，成千上万病人经他们治疗恢复健康。但很不幸，确实有其他案例。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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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海员帕维尔·瓦维洛夫的故事不像鲁滨逊漂流记那样有名，但艰难程度远超后者——他在喀拉海的一个北极熊出没的无人荒岛坚持了37天。

帕维尔·伊万诺维奇·瓦维洛夫1909年生于雅罗斯拉夫尔乡村，小学毕业在基涅什马干装卸工，1927年到列宁格勒谋了份河船水手的差事。1937年北方海路管理总局调他去海船做锅炉工，之后又当轮机员，参加了1939年苏芬战争。

伟大卫国战争爆发，32岁的帕维尔·瓦维洛夫在传奇破冰船“亚历山大·西伯利亚科夫号”上工作。这艘船是1908年英国建造，曾在纽芬兰沿岸猎捕海兽。1915年卖给俄帝国，重新命名在白海航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往返协约国运输货物。

1932年弗拉基米尔·沃罗宁船长指挥”西伯利亚科夫号”尝试开辟北极航线，从阿尔汉格尔斯克出发抵达楚科奇海，在厚重的冰层间艰难前行，结果丢失螺旋桨。船员们奋勇自救，一针一线缝制了简易船帆，用它成功退至白令海峡安全水域，由苏联轮船接应回国。同年全体船员荣获劳动红旗勋章。

但这艘船的冒险并未结束。1936年它在新地岛暗礁搁浅，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脱困。1939年修复，继续在北极圈航行，为偏远的居民点和气象站供应食品、燃料。1941年8月“亚历山大·西伯利亚科夫号”安装了两门76mm炮、两门45mm炮和两门“厄利孔”高射炮，划归白海舰队调遣。但并不参加战斗，主要任务仍是为极地站点运输货物和轮班人员。

尽管如此，1942年8月25日这艘武装民船却不得不与法西斯军舰进行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战斗。

8月24日船长阿纳托利·卡恰拉瓦中尉指挥“西伯利亚科夫号”从迪克森港驶往北地群岛莫洛托夫岬，科考人员将在那里新建一座站点。船上载着100名乘客（科考员和建筑工）、349吨物资（燃料、建材、食品、雪橇犬等）。谁都没想到会在偏远的极地撞见纳粹分子。

8月25日，破冰船突然在白鲸岛、中央岛和椭圆岛之间海域遭遇德国“舍尔上将号”重巡洋舰，它当时正在执行狩猎盟军补给船队的任务。后来人们查明北方海路管理总局早就掌握一艘纳粹军舰在喀拉海活动的情报，奇怪的是“西伯利亚科夫号”从未接到警告。

遭遇发生在下午13:17，“舍尔上将号”耍了个诡计：悬挂美国国旗，请求“西伯利亚科夫号”告知冰层情况，假装自己毫无敌意。然而卡拉恰瓦船长怀疑有诈，命令全速驶往10海里外白鲸岛方向，希望甩掉德军。船上拉响战斗警报，海员们纷纷进入炮位，同时向陆地发密码电报：“遭遇外国巡洋舰。正在监视我们”。陆地则回电：“喀拉海没有苏联或德国舰艇”。

尽管“西伯利亚科夫号”的火力无法跟德国巡洋舰相提并论，但海员们还是准备博一下。13:45陆地连续收到两条电报：“炮击开始，等候”、“我船被炮击”。当两船距离缩小到64链（1链约等于182.8米），卡拉恰瓦下令反击。可惜力量悬殊，德军炮弹迅速摧毁无线电天线、电话线、船尾货物和部分救生艇，船首甲板的燃料桶破裂，柴油四溢，许多人员和雪橇犬被烧伤。蒸汽锅炉也被打坏，“西伯利亚科夫号”失去动力，继续抵抗。

卡拉恰瓦船长胳膊负重伤，仅剩一层皮连着。政委泽里克·埃利梅拉赫接过指挥权，开炮至最后时刻，下令打开通海阀自沉，结果他和执行命令的轮机长波楚尔柯随船牺牲。14:05陆地接收最后一条电报：“政委命令弃船，起火了，永别”。

德国人对两条救生小艇上的幸存者毫不留情，射杀了一条，捕获另一条。试图抵抗的锅炉工马特维耶夫中弹，几名海员被迫跳进冰海躲避。重伤的卡拉恰瓦、报务员、科考站站长等22人沦为俘虏。

帕维尔·瓦维洛夫也是在冰海漂浮的人之一。15点左右破冰船沉没，他紧紧抓住碎裂的残骸逃出漩涡，奋力划水爬上那条无人救生艇，顺手捞起一只烧伤的雪橇犬。可惜这只狗伤太重，没多久就死了。

为免冻毙，瓦维洛夫不得不脱下马特维耶夫尸体的干衣服保暖。清点物资发现，艇上有小桶淡水、饼干盒、火柴、麸皮、睡袋、手枪和斧头。就这样飘了几小时，根本辨不清方向，终于看见陆地。那是白鲸岛，一块1千米长的荒凉巨石，瓦维洛夫别无选择只能靠岸。

这座岛以前有人来过，建起木制灯塔，现已废弃。瓦维洛夫刚上岸就看见好几头饥饿的北极熊徘徊，不被吃掉的唯一办法就是藏身灯塔最顶层。木板千疮百孔，挡不住黑夜凌冽的寒风。要在这里住多久？又能够坚持多久？只有天知道！

之后几天瓦维洛夫望见有船经过，他大喊大叫、鸣枪、挥衬衫，甚至点燃珍贵的木板做篝火，很遗憾人家没发现他。他心里怎么想的我们不得而知，或许已经做好了永别妻儿的准备。困居荒岛者多数以悲剧收场，连坟墓都没有，尸体会变成熊的晚餐。再过几十年，勇敢的探险家大概能找到他的饭盒与斧头。

万幸老天眷顾，苦熬了一个月，帕维尔·瓦维洛夫被途径此地的“萨科号”轮船发现。那一天最后的柴火烧光了，“萨科号”派出的小艇因海况恶劣无法靠近。瓦维洛夫深感绝望，不知如何继续下去。但被人发现终究还有一线生机，正是这点念想支撑着他不倒下。

次日早晨飞来一架水上飞机，因暴风雨不能降落，扔下一包衣服、食物和香烟。包裹附纸条，写着天气允许时会有人来救援。

又过了三天，功勋飞行员伊万·切列维奇内（1949年苏联英雄）接连尝试四次降落海面，搀扶着虚弱的瓦维洛夫登上飞机。帕维尔·伊万诺维奇的磨难终于结束，迎接他的是拥抱、肉汤和上级问话——他们想知道“西伯利亚科夫号”的具体遭遇。

如果换成别人，或许一辈子远离大海，但瓦维洛夫拥有钢铁般坚强的意志。身体恢复后他继续当海员直到战争胜利。和平年代曾在三艘破冰船：“格奥尔基·谢多夫号”、“列宁号”和“梅列霍夫船长号”工作，先后获得列宁勋章、纳西莫夫奖章、“劳动英勇”奖章、“1941-1945年伟大卫国战争战胜德国”奖章和“荣誉极地勘察者”、“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

1966年1月帕维尔·瓦维洛夫早逝，葬入阿尔汉格尔斯克市库兹涅切夫斯基公墓。1962年喀拉海的一个小岛、1982年摩尔曼斯克航运公司的一艘货轮以他姓氏命名。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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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要介绍的所谓UFO访问卡累利阿风景如画的韦德洛泽洛湖的故事，始于1928年11月25日。湖东南岸舒克纳沃洛克村民费奥多尔·叶戈罗夫1988年接受“斯芬克斯”异常现象研究会调查员阿列克谢·波波夫采访时回忆：当年他才9岁，但清楚记得一个圆柱形、像农舍一样大的UFO从森林后方出现，无声低空飞行，缓缓滑过舒克纳沃洛克村和韦德洛泽洛村，突然坠落砸穿薄冰。费奥多尔·叶戈罗夫信誓旦旦保证这个物体掠过他头顶300米，在场目击者约50人。

巨型物体入水瞬间掀起巨浪，冲倒了齐拉克岛的树木。如果没有这个小岛浪头就会直奔舒克纳沃洛克村伤人毁屋，何其万幸。

当地人怀疑该物体是不友好邻国芬兰的某种飞机，立即报官。据说国安部门首先派员赴现场，划船来回查看。但由于UFO坠落位置水深达7米，隔着秋末冬初的浮冰又能看见什么呢？

尽管如此，后来军队还是设法定位了UFO，发现其上沿距离水面约70厘米。国安部门想把这个“金属大桶”打捞出水，却苦于没有合适设备而未遂。转年炎热夏季，附近男孩子喜欢游到UFO附近，站在“大桶”顶部玩耍。个别勇敢的试图下潜看个究竟，但没法潜很深，因为下层水冰冷刺骨，光滑、闪亮的“桶”壁没有任何突出物。偶尔也会有成年渔民站在上面拽网。

大概就从那时起，韦德洛泽洛村和舒克纳沃洛克村的百姓开始目击某种奇怪生物。男孩们说那玩意儿一见人就跳回水中，很难看清长相。另一些居民表示那是一种矮小的人形生物，高约1米，身穿类似现代潜水服或飞行服的连体衣，腿细胳膊细，头大，眼睛在黑暗中闪绿光…… 大家刚开始都很害怕，渐渐习惯了，给它起个名字叫“耶格尔卡”，认为是水生动物。

那些没见过“耶格尔卡”的外地客或初来乍到的渔民会被它吓跑。一些人说“耶格尔卡”曾靠近他们进行“精神接触”，“潜入”熟睡者的大脑。但唯物主义的苏联公民既不相信魔鬼也不懂什么叫UFO，总是扔石头把它赶走。

就这样时间进入1933年，某天低沉的黑云从湖对面飘来，把一种怪异的凝胶状物质洒向地面，覆盖几十平米。村民们本想用扫帚、铁铲打扫，后听从乡土草药师玛丽亚·奥加尔科娃的建议，收集了一些装瓶留做药用。结果证明真有疗效，伟大卫国战争期间妇女们用这东西拯救了许多儿童和伤员。

事儿还没完。自1937年开始，UFO落水的韦德洛泽洛湖面开始出现彩色光环，天空也散发辉光。据说每到这种时候村民家的收音机就坏了，灯泡乱闪。

战争年代韦德洛泽洛湖地区被芬兰占领，水下有未知物体的传闻不可能不引起纳粹好奇。他们把附近村民统统撵走，开始进行某种考察活动。发现了什么不得而知，只知道卡车运来不少纳粹分子潜入湖中。

战后百废待兴，水下“大桶”被遗忘了好久好久。直到1980年代初这里再次被人注意，包括水面的光环、空中的辉光，以及森林和湖上频繁现身的各种UFO。舒克纳沃洛克村民收集了大量证据，比如不明飞行物在湖上盘旋的录像带——它们排成队列鱼贯而行，既有巨型白色圆球和红色闪光圆球，也有三角形、金字塔形的“经典”UFO。

于是韦德洛泽洛湖现象引起科学家、探险者等群体的关注，他们定期来这儿自行研究。但毫无成果，因为苏联和俄罗斯的官方学者似乎并不感兴趣。有种猜测认为体制内科学家之所以保持沉默，恰恰是他们确实掌握一些情况。部分当地人表示1982年曾在湖区进行过一次克格勃牵头、军队参加的大规模科考，出动大型货运直升机、潜水员甚至起重机。据称最后两手空空收兵撤离。

1990年起韦德洛泽洛湖成了民间“UFO学家”和搜索者的一大圣地，人们在不同位置潜水，用船载着设备穿梭。然而几十年沉积的淤泥阻碍了他们发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与此同时，光环仍然出现，飞碟依旧掠过，讨厌的“耶格尔卡”照样跑出来吓唬渔夫和游客。2008年4月湖区几个村庄的居民目击一个闪光球体，飞过头顶时震得窗玻璃叮当响。许多人抓起电话联系紧急情况部，所以大家印象都很深。

不过，种种奇异现象背后，大自然本身才是最大变数：近百年来韦德洛泽洛湖变浅了，岸边成了沼泽，水体更加浑浊。若水位持续下降，也许有一天“金属大桶”会露出水面挣脱淤泥飞走——假如它真的存在。

延伸阅读：

苏联的“UFO坠落”传闻

雅库特“UFO坠落”事件的传说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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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俄罗斯大作家尼古拉·果戈里毕生恐惧被活埋。但人死于棺中固然可怕，出生于棺中也可谓惊世骇俗。1819年初莫斯科省洛帕斯尼亚村就出了这样一件奇事：怀孕农妇阿库利娜·彼得罗娃突然病逝，几天后坟墓下却传出沉闷呻吟。

阿库利娜·伊万诺芙娜·彼得罗娃和丈夫费奥多尔·彼得罗夫住在莫斯科省洛帕斯尼亚村，1819年初怀孕，预计秋天诞下他俩的头生子。产期临近，费奥多尔和村中大多数人忙着下田，阿库利娜留在家中，由年幼的侄女玛芙拉“照顾”。

然而当阿库利娜宫缩阵痛发作时，玛芙拉吓得手足无措原地发呆。这个可怜的孕妇尖叫了大概三小时，婴儿也没露头，最后疼得失去意识。昏迷没多久，阿库利娜突然苏醒跳进院子，抱着谷仓木柱全身瘫软。玛芙拉终于回过神来，飞奔找大人求救。

按照1837年《阅读书丛》的描述，丈夫费奥多尔和亲戚们闻讯赶回，看到阿库利娜跟玛芙拉离开时的状态一样，搂抱木柱纹丝不动。大家勉强分开她僵硬的双臂，移至床上，发现呼吸已停，毫无生命迹象。

既已如此，村民们立即开始为早逝的孕妇准备后事。阿库利娜被擦洗干净，换身新衣服停于桌上。依着民间传统，死后第三天葬入村教堂附近公墓。之后两天悲伤的家人哀哭不已，邻人也纷纷表示惋惜。直到神甫的孩子在坟地玩耍时，听见地下隐约传出呻吟声。

神甫伊万大惊，跑去确认小孩所言不虚，立即叫几个人刨坟。他们撬开棺盖，赫然发现阿库利娜尸体姿态扭曲，脚边有个活的男婴。

新生儿抱出坟墓，并无大碍。阿库利娜·伊万诺芙娜已然窒息死透，只能重新填土掩埋。孩子取名彼得，1837年《阅读书丛》出版时还好好的，他父亲费奥多尔也健在。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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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1981年，波兰前上校理查德·库克林斯基向美国提供了大量华约组织机密文件。卡特总统国安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称赞他是“北约在的波兰头号情报官”。

破碎童年

理查德·库克林斯基1930年生于华沙一个工人家庭。纳粹侵略波兰那天，正在上学的库克林斯基被响彻全城的凄厉警报吓呆了。

德占期间，库克林斯基亲眼目睹纳粹军队在华沙街头的暴行，一群人的酷虐和另一群人的苦难给他幼小心灵留下了深刻阴影。13岁的他试图参加抵抗运动“波兰家乡军”，因太年轻未被收留。于是转而加入地下组织“剑与犁”，协助大人满城张贴招募志愿兵的海报。

没多久悲剧降临他家。理查德爸爸也是抵抗运动成员，被盖世太保俘虏，暴打一通送进集中营。1945年战争结束，理查德从德国劳改营返回波兰，四处寻找父亲下落，起初徒劳无果，后来才知早已死于萨克森豪森集中营。

孤儿库克林斯基搬到波兰西南部找工作，曾在弗罗茨瓦夫一家肥皂厂看大门。1947年入伍波兰陆军，年仅17。

思想动摇

此后二十年库克林斯基的军旅生涯顺风顺水。1967年已担任高级军官，是制定波兰同华约其他国家举行联合军事演习计划的关键人物之一。虽然事业成功，但库克林斯基却被一个隐忧困扰：波兰军队“苏联化”倾向愈发严重，完全比照苏军进行改革。无论军事训练、教官、服装、思维方式等，任何偏离规定路线的行为都要受责罚。

入伍之初库克林斯基以为苏联的统治是暂时性的，希望有朝一日本国军官——比如自己——能够取代苏联指挥官，为波兰的利益而非苏联的利益服务。他厌恶苏联，盼着总有一天俄国人会停止对波兰的掌控。可惜事与愿违，苏联的铁手越抓越紧，沮丧的库克林斯基这才意识到波兰战后处境实际是新侵略者取代旧侵略者，人民终有一难。

库克林斯基陷入激烈思想斗争：我究竟为谁而战？为波兰人民，还是为苏联？二十年努力捍卫祖国利益，到头来竟沦为苏联镇压机器的一颗螺丝钉？！

突然变节

1967年库克林斯基作为国际管制委员会波兰代表团成员派驻越南六个月。该委员会主要负责监督1954年分割南、北越的《日内瓦会议宣言》执行情况。

苏联一向要求波兰实行反西方宣传，尤其妖魔化美国。库克林斯基在越南接触美国人，与他们面对面友好交流，发现人家并非青面獠牙。他早就知道苏联反西方言论夸大其词，越南之行让他亲身体会了其中虚伪。

从越南回国后库克林斯基受命参加“多瑙河行动”。表面看这次行动是多个华约国家在捷克斯洛伐克边境进行军事演习，但深入了解情况后库克林斯基发现真实目的是入侵该国镇压“布拉格之春”，因为当时的捷克共产党严重违背了苏联教师爷的意旨。1968年事件的结局和波兰军方的积极配合，令库克林斯基深感震惊、愤懑。

两年后波兰发生经济危机，政府决定大幅提高食品和日用必需品价格。波兰人民被激怒了，因为大多数人现在连维持生活都力不从心。波兰北部遍地涌现不满和抗议的呼声。鉴于两年前的“布拉格之春”，共产主义执政党：波兰统一工人党担心抗议会动摇国家稳定。他们也害怕如果表现不够强硬，华约军队将不可避免地开入华沙。于是政府决心彻底镇压民间反抗情绪，哪怕采取最暴力的手段。

当硝烟散尽，44名抗议者被杀，1000多人住院。军内许多人认为政府的镇压正当且必要，但库克林斯基却非常愤怒。他想不通政府为什么如此对待国民，尤其他们只是为了争取活下去的机会。

库克林斯基早就对波兰军队失望透顶，1970年残酷镇压民众抗议是压倒他的最后一根稻草。如今他彻底明白了，波兰军队已经背叛波兰人民，他不愿为出卖波兰利益的集团继续服务。

此外，库克林斯基认为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是苏联而非西方国家，这方面他受到波兰总参谋长博列斯拉夫·霍哈观点的极大影响，此人曾私下表达过对波苏不平等关系以及与西方发生战争的忧虑。库克林斯基后来说，如果东西方阵营爆发大战，“我们的前线只会变成洒满波兰人血肉的红色帝国祭坛”，担心北约军队投放战术核武器轰炸快速推进的苏军，令波兰全境化作荒漠。

这就是他为什么向铁幕另一边寻求援助的原因。

首次接触

1972年8月，库克林斯基和其他几位波兰高级军官乘坐总参谋部游艇出访德国、荷兰及比利时的港口城市，执行观察任务。这次旅行给他提供了接触西方情报机关代表的绝佳机会，于是他在船上用蹩脚英文写了封信，寄给美国驻波恩使馆：

“亲爱的先生，抱歉我英文不好。我是一名来自共产党的前MAF。我希望跟美军军官（中校、上校）见面（秘密），8月18、19日阿姆斯特丹，或21日、22日奥斯坦德。没有更多时间了。我和同志一起他们不知道。”

美国情报机关经过研判决定重视这封信，派出特工到阿姆斯特丹会见库克林斯基。交谈中库克林斯基解释了自己的动机、与美国人合作的愿望，表示自己的职位能够接触高度机密文件，包括苏联涉及东欧和西欧的战略计划、最新军事演习数据、武器装备进步等重要信息，相信CIA会对这些材料感兴趣。

危险游戏

结束出访返回波兰，库克林斯基甚至没告诉妻子他私下接触美国人。对家庭成员隐瞒重大事项心里并不好受，但为了安全不得不如此。

在波兰与美国特工的首次见面中，库克林斯基交出18盒苏联绝密文件的照相胶片，对方回赠一只伪装成打火机的间谍相机，因为他每天烟不离手。此次见面双方还约定了行动细节，诸如交接包裹的地点和方法、粉笔暗号等。行动指示必须简明易懂，因为任何小失误都可能导致身份暴露，付出生命代价。

随后几年库克林斯基连续向美国人提供各种绝密材料，到1980年已交付了约3.5万页，其中包括：

• 揭示苏联动用战略核力量的计划和条件的文件。
• 当时最新型武器装备的战术-技术性文件，如T-72坦克和“箭-1”防空导弹。
• 波兰人民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防空基地的位置。苏联通过伪造、伪装躲避卫星侦查的各种方法。
• 苏联告知华约盟国其在对北约军队发动进攻性战争时的武装力量战略部署计划。
• 发生大规模冲突时华约国军队的指挥机制。文件显示除罗马尼亚军队外，战时华约各国军队统一划归苏联直接控制。波兰军队司令部的地位将被降为执行苏联指挥员的命令，仅负责联络和后勤保障。
• 华约国家军事演习的计划，透露出战争爆发时进行动员活动的细节。
• “信天翁”项目：位于波兰、苏联和保加利亚的三处地下大型掩体，全球战争时作为军队通信和指挥中心。这些文件包含波兰掩体的具体地点、构造数据和加密通信设备数据等。
• 多达几十种苏联先进武器和电子战系统手册。
• 在波兰实施戒严的计划（1981-1983）
• 及其他……

需要指出的是，库克林斯基上校从未收取美国人金钱报酬。他的间谍行动完全基于自己心中的反苏意识形态。

惊险逃离

尽管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但库克林斯基清楚自己就快暴露了。军队已经确信有人长期向西方泄密，只是查不出内鬼身份。库克林斯基侥幸躲过几次怀疑，可好运气总有用尽之日。

1980年团结工会成立，短时间吸引几百万人加入，在国内外获得了强有力支持。波兰政府原本默认民间组织独立工会，后来顶不住苏联压力翻脸，实施全国戒严，对工会成员展开政治迫害和军警镇压。

由于身居高位，库克林斯基很早就掌握政府的计划，可想而知多么焦虑。他急于把准备戒严的消息传递给美国，希望西方能防止团结工会崩溃、遏阻苏联可能的武装入侵。

相关文件交给美国人不久，库克林斯基被叫去开会，会上宣布发现了泄密事件。库克林斯基是有权接触这些文件的少数人之一，所以是重点怀疑对象，肯定会被逮捕审讯。库克林斯基通知CIA，自己、妻子和两个儿子面临急迫危险。后者迅速制定撤离计划，让库克林斯基偕家人在华沙指定地点与特工会面，带他们越境进入东德再去西德。

于是库克林斯基全家先被带往大使馆，藏身纸板箱装上卡车，直奔边境检查站。到了边检站遭遇意外情况，库克林斯基听见美国司机跟边防军人起了争执，原来这辆卡车的牌号事先未登记，所以有权搜查。

当边防军人走近卡车，库克林斯基和家人吓得不敢喘气，生怕他打开后车厢乱翻。所幸车门没开，又等了一会儿，司机点火发动继续前进……

身份转变

全家抵达弗吉尼亚州的第二天，CIA授予库克林斯基“杰出情报勋章”，表彰他在重大任务中的出色表现。1982年CIA局长威廉·卡西致信罗纳德·里根总统，称“过去四十年里，没有谁比那个波兰人对共产主义造成的破坏更大……”。

美国人不吝赞美之词，家乡对他的态度则复杂得多。1984年5月波兰军事法庭缺席判处库克林斯基死刑，1989年改判25年有期徒刑，1995年宣告无罪——认为他当时的行为在冷战大背景下符合波兰利益。

1998年库克林斯基终于重返祖国。迎接他的是欢呼雀跃的人群、合唱团、阅兵和庆典。返程前库克林斯基面向全国发表人们期待已久的讲话，他说：“我认为自己仅仅是一名共和国的兵，履行了为陷入困境的祖国服务的神圣职责。我和众多参与到波兰及欧洲历史变革之中的人的不同点或许是，我的使命（及其后果）的特殊性。因此，我仍然很难相信自己现在经历的一切是真实的。”

2004年2月理查德·库克林斯基因中风在佛罗里达州逝世。CIA为他举行葬礼，棺椁运回华沙军人公墓安葬。格但斯克、克拉科夫等几座大城市追认他为名誉市民，2016年波兰政府追授准将军衔。

尾声

库克林斯基的长子1994年8月在美国某大学校园内被一辆无牌卡车碾死。次子1993年12月驾驶小船在风平浪静的海面翻覆，不幸溺亡。库克林斯基从未表示两个儿子遭克格勃暗杀，但也没排除这种可能性。

一种声音认为理查德·库克林斯基是苏联情报总局（“格鲁乌”）的双重间谍，持这种观点的人包括苏联驻波兰武官尤里·雷列夫、历史学家帕维尔-维乔凯维奇、前波兰陆军副总参谋长弗朗西舍克·普哈拉等。据说波兰人民共和国前内务部长切斯拉夫·基什恰克曾言：“库克林斯基背叛了国家。我们怎样定义波兰不重要，无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波兰始终是波兰，是我们的祖国。”鉴于库克林斯基服役期间待遇很好，加之他逃亡出境后苏联没追究负责反情报工作的切斯拉夫·基什恰克，似乎间接表明库克林斯基的另一重身份。

还有些历史学家指出库克林斯基的作用被夸大了，因为他根本拿不到波兰军官无权接触的苏联绝密材料。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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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肯杀头也不能做历史的罪人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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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按：今天是“八月政变”三十周年，特刊此文）

1991年8月政变发生后，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党、政、军领导慌了神，不知向谁表示效忠。小道消息说时任太平洋舰队司令员根纳季·赫瓦托夫海军上将随即“请病假”住院。当官的尚且如此，平民百姓焦虑情绪可想而知。8月20日大批市民打着横幅前往舰队总部质问武装力量支持哪一方，被卫兵阻拦。

乌利斯湾军港码头，之前参加完海上检阅的“641”级Б-855号柴电潜艇正停泊在船厂待修，武器和大部分设备已拆除，燃料仅够返回基地。艇长回家休息，只剩16名留守人员无所事事晒太阳，甚至开小差溜进市里玩——毕竟他们再过一个月就该退役了。

8月20日深夜-21日凌晨，留守副艇长安德烈·麦德维杰夫海军大尉和战友们看电视，得知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派人飞赴克里姆半岛福罗斯度假别墅软禁戈尔巴乔夫，深感愤慨。麦德维杰夫召集全体艇上人员，发表言辞激烈的讲话，主要意思是：“人民手无寸铁，我们必须做点什么！”经过短暂考虑，大家一致同意他的计划：悄悄驶离船厂，沿途用无线电呼叫舰队和过往民船，宣布不接受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无条件支持民主改革。哪怕这么做很困难——潜艇额定40人，而他们总共只有16人。

说干就干。趁天亮前的黑暗解开缆绳，潜艇缓缓离开码头，以4节低速驶向东南50公里的阿斯科尔德岛。起初他们没惊动任何人，但艇长弗拉基米尔·日基列夫海军中校一宿没睡，在家（一栋俯瞰乌利斯湾的多层楼房）守着电视关注莫斯科事态发展。熬到清晨他去阳台抽烟，竟远远望见自己的潜艇移动了！艇长给总部打电话，没人知道怎么回事儿，他再次确认那确实是Б-855号，各种不好的念头瞬间涌出，再次致电总部发出警告。

那为什么船厂和附近军舰都毫无察觉？原来那些军官也熬夜看电视呢。

安德烈·麦德维杰夫和战友们暂时不知道这些。离港后大尉找到鱼雷组长阿列克谢·佩斯特列夫商量：“不升旗的军舰没法航行，想想我们升什么旗？”经过一番讨论，认为既然是一艘“逃跑”的船，就必须有自己的旗帜。肯定不能挂海盗旗——人家没法理解；也不能挂旧的苏联海军旗——因为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势不两立；那就只剩三色旗和圣安德鲁旗可选了。但找不到制作三色旗的红布，于是拿张白床单，把蓝毯子裁两条斜着交叉缝在上面，悬于旗杆。同时发无线电呼叫过往民船：我们已升起圣安德鲁旗、支持叶利钦。

舰队总部迅速成立包括日基列夫艇长在内的应对小组，赫瓦托夫司令员的“病”也立刻好了。全体导弹艇和巡逻艇拉战斗警报。由于状况不明，提出两种猜测：第一，潜艇留守人员被武装恐怖分子劫持；第二，麦德维杰夫出于某种目的劫持潜艇。

与此同时，Б-855号联系通了几艘商船。商船的船员赞同水兵立场，提出分享食物、燃料，甚至要把潜艇围在中间保护，水兵们谢绝了。

没多久，三艘鱼雷艇和导弹艇、一艘边防巡逻艇、一艘鱼雷扫捞船和一艘救援船紧跟而来，向天鸣炮示警。由于携带燃料很少，潜艇关闭引擎开始无动力漂流。但追击军舰不敢轻举妄动，保持三百米距离，因为他们不知道潜艇此时是无武装的。僵持了一会儿，双方军官开始对话，在谁对谁错的问题上发生短暂争论。

很快这六艘军舰形成合围圈，派武装小组乘小艇强攻，但潜艇水兵们发动螺旋桨制造巨大波浪，阻止他们登艇。又过一会儿，一位海军将军作为特使乘船赶来，水兵们允许他登艇谈判。了解完事情起因，将军劝说麦德维杰夫大尉投降，因为“叶利钦上了坦克”，政变已经流产。水兵们收听“灯塔”电台确认此消息真实性，决定返回符拉迪沃斯托克。

靠港时他们发现码头上停满了黑色“伏尔加”，舰队指挥官、反情报官员和持枪军人已等候多时。安德烈·麦德维杰夫被立即带往医院检验血液酒精浓度，并由精神科大夫进行评估，随后送保卫部审讯。赫瓦托夫司令员走上前大喊大叫，年轻水兵们直接告诉他没必要躲医院，又对现场人员解释私自离港的动机和立场。

每个参与事件的水兵都经受了长时间审讯，试图迫使他们承认“劫持潜艇叛逃日本”。所幸负责案件调查的海军中校兼滨海边疆区人民代表维克托·切列普科夫仗义执言，还让水兵在自制的圣安德鲁旗上签字，承诺亲自展示给叶利钦看。各路记者也纷纷来拍照、撰稿，形成社会舆论压力。

最终，由于水兵们已到服役期，都顺利退役了。安德烈·麦德维杰夫被开除军籍，返回阿尔泰经营铸造公司为生。曾有二次入伍的机会，被他拒绝。外国记者去采访，麦德维杰夫声称不后悔当年的决定：“舰队司令部把我的行为归咎于醉酒。我不能说那一刻自己是完全清醒的，但我冷静地向水兵们解释了一切，没强迫任何人。（因为）我知道有人下星期结婚……当潜艇被包围，我打算开枪自杀，但水兵们不让我死，说：我们跟随了你，升起圣安德鲁旗，你不可以抛弃我们。”

时隔多年，安德烈·麦德维杰夫仍然相信民主：“虽然‘右派’不成器，一盘散沙。但无论如何，现在这种生活比共产党统治好。”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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