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奥克蒂亚博·巴尔-比留科夫（退役黑海舰队一级舰长，海军历史学家）
1948年秋天西方媒体报道了苏联“胜利号”内燃机船的悲剧，该船当时正执行从美国驶向敖德萨的任务，途中突发火灾，中国元帅冯玉祥及女儿身亡。该事件成为美国和欧洲的头号新闻，但苏联却低调报道，仅称“一次意外”。历史不愿揭露自己的黑暗秘密，包括被许多人视为新中国领袖候选人之一的冯玉祥之死。事实上，时至今日人们对其死因的疑问仍多于答案。巧的是，本人在人生不同阶段多次接触过这段模糊历史，并试图在幸存的事件亲历者及其亲属的帮助下扫除迷雾，得以用不同视角看待“胜利号”船难，甚至确定火灾的真实原因。
意外事故？
1948年9月5日《红星报》末版以《“胜利号”内燃机船事故》为题发表了塔斯社新闻：“9月4日敖德萨消息。‘胜利号’内燃机船八月初自纽约启程驶向敖德萨……途中因电影胶片处理不慎引发大火，造成人员死亡。死者包括冯玉祥元帅和他的女儿。该船已进入敖德萨港。调查进行中。”装殓冯玉祥的棺材用飞机运抵莫斯科，遵照元帅夫人意愿进行火化。塔斯社报道称死者亲属、苏联武装部队和社会各界代表出席了火葬仪式，向逝者致以军礼……
彼时本人正在里海高级海军学校念书，1948年夏天曾在敖德萨港和塞瓦斯托波尔港黑海舰队舰艇上见习，9月到莫斯科亲戚家休假，所以《红星报》发表的消息令我很感兴趣。我尝试通过在相关主管部门的熟人打听该事件信息，但除了得知已成立高级委员会进行调查之外，别的什么都没问到。
几个月后我顺利毕业，晋升为海军准尉，派驻敖德萨港黑海舰队某扫雷艇执行沿海排雷任务。我平日不常上岸进城，仍辗转听说了关于“胜利号”船难的传言：虽然进行了调查，但极少有人知晓事故原因及过程。再后来见习期结束，我到塞瓦斯托波尔办事，终于亲眼目睹了“胜利号”真容——它在修船厂靠泊等待施工，用双筒望远镜可以看见烧焦的前上部。
1949年秋我又到塞瓦斯托波尔，见“胜利号”停泊在本港南湾，挨着“光荣号”捕鲸船队的几条船。这次不用望远镜也能清楚瞧见船体上层建筑包括船长室、无线电室和头等舱所在的前上部火烧痕迹。修复工程已经全面展开。
我在修船厂有几位熟人，闲聊得知“胜利号”遇险的一些细节情况。火灾发生于驶过雅尔塔之后，舰桥船长岗位下方的货箱爆炸燃烧，行驶期间这些神秘的货箱曾多次被搬来搬去。起火、爆炸时“胜利号”正在放电影，部分乘客在放映室，其余乘客各在各舱准备下船。放映室通风口窜出浓烟，随即喷出火焰，乘客们惊慌失措争相逃生。火势快速蔓延至邻近舱室，个别目击者事后表示装不明货物的箱子像烟花爆竹一样燃烧。“胜利号”船员立即施救，但消防水管的水压很弱，多个灭火器和软管无法使用。最终船员们设法压制了主要起火点，借助供见习人员使用的外置式操纵装置继续驶向敖德萨……
冯玉祥的妻子、儿子和女儿同在船上。事发时女儿在舱内洗澡，其他人一起看电影。冯玉祥虽然年老、体胖，仍奋勇协助灭火，努力进入女儿舱室救人，可惜吸入过多浓烟昏迷死亡。他女儿被发现陈尸浴缸。
封闭调查持续了几个月，斯大林亲自询问进度。1949年初进行不公开庭审，宣布火灾肇事者为义务放映员科瓦连科、“胜利号”船长帕霍洛克及两位副手、无线电员（未发出求救信号）和轮船公司的一名调度员。上述被告全部服完了判处的刑期。
政府对事故的定性：“电影胶片燃烧引发火灾”令人疑窦丛生，毕竟最先着火的不是胶片而是船长室相邻房间的货箱。航行期间放映员多次放电影给大家看，之后请水手斯克里普尼科夫协助他把胶片倒卷回去存放，从未出现麻烦。
战利品
伟大卫国战争结束后，苏联打捞起一些半沉没状态的轮船，送去德国造船厂和修船厂修复，用以充实本国商船队。1928年建造的“伊比利亚号”就是其中之一，当年属于大型客轮，设计载客340人、载货4000吨。战后经过修复、改造，载客达600人，四层甲板分置不同等级客舱，另有多个餐厅、一个音乐厅、宽敞的休息室和各种公共设施供人使用。乘客行李及商业货物分别存放在船体前后六个货舱内。船上配备了完善的救生设备（十几条大型救生艇、足量救生圈、救生带），但消防设备明显不足——轮机舱的消防泵只堪应对局部起火，无法扑灭大火，也无法向驾驶舱和上层房间供水，不过人们认为在各舱室和走廊加挂灭火器即可弥补这一缺陷。1948年春改名“胜利号”，加入黑海轮船公司执行敖德萨-纽约客货运任务，并运送从地中海和黑海国家返回苏联的遣返人员。船员编制199人，船长尼古拉·阿达莫维奇·帕霍洛克是老资格水手，滨海小城斯卡多夫斯克人氏；分管消防的副手亚历山大·菲利普波维奇·纳博金受过专业消防技术培训，但性格消极被动；其他高级船员也都具备必要经验。
特殊航程
1948年6-7月“胜利号”搭载五十几名航海学校见习生平安穿越大洋，于7月31日从纽约启程，载货277吨、乘客323人，其中主要是外交部和外贸部职员及家属，另有其他部门几位代表，再就是途经苏联回中国的冯玉祥一家。行船期间发生了几件大事，但这些事不在委员会调查和法院审理范围内，包括：出港数日后船长接到黑海轮船公司指令，要求停靠亚历山大港搭载从埃及遣返的亚美尼亚人，送至巴统。8月22日“胜利号”驶离埃及前往巴统，船长报告载有2020名（译注：原文如此）遣返人员和6名苏联驻埃及使馆职员及家属。八月底“胜利号”完成最艰难的一段航程，抵达巴统卸客，8月31日驶向敖德萨，此时船上有310名乘客和船员。9月1日下午一点钟黑海轮船公司敖德萨电台收到“胜利号”的定期报告，称已驶过新罗西斯克，预计9月2日两点钟抵达敖德萨。之后该船失联，但未引起岸上警觉，9月2日上午黑海轮船公司才着手调查无线电静默原因，并请求海上船舰和沿途港口协助，但无人见过“胜利号”，也无人收到求救信号。于是联系黑海舰队司令部，海军航空兵飞机升空搜索，21时一架飞机报告在雅尔塔东南方向70海里位置发现失火的“胜利号”，附近有5条载人的救生艇。费奥多西亚、塞瓦斯托波尔和其他港口紧急派船派人前往。
调查档案的内容
那么按照政府说法：9月1日下午一点班轮驶过新罗西斯克前往敖德萨，天气平静、海况良好。无线电员兼义务放映员Н.科瓦连科准备把一批电影运往“文化舱室”，请水手В.斯克里普尼科夫看完后将胶片倒带。这些电影放在船中部一个小仓库（紧挨着不久前新建的三等客舱），一部分收在铁皮盒子内，没倒带的则打开堆放桌面上。同一仓库还存有约2000张留声机唱片。手摇机器倒带过程中胶片摩擦出火星并燃烧，引燃旁边胶片，火焰迅速吞噬小仓库，斯克里普尼科夫的衣服也烧着了。
斯克里普尼科夫逃离仓库反手关门，边跑边喊失火。仓库门被热浪顶开，龙卷风般的火蛇沿走廊地毯和胶合板舱壁蔓延，一路来到通往上层甲板休息室的船梯，再经由两个垂直梯井像大烟囱抽气似的快速烧至舰桥，所遇之物皆被焚毁。短短几分钟，船只中部的水手舱、舵手室和无线电室、船长室、领航员室被大火吞没，呼啸着穿过生活区扑向小艇甲板，逼近货舱和轮机舱。值班无线电员В.韦杰涅耶夫钻舷窗逃跑，未发出遇险信号或自己被迫放弃无线电室的消息。船长命令备用无线电台呼救，但领航室的电台也烧毁了。又过几分钟，前甲板船铃终于敲响火警警报。
高级机械员А.兹沃罗波率领的一队水手听闻警报立即各就各位，操作机器为消防水管供水。火灾刚发生几分钟，部分船员已开始疏散乘客，救生艇和橡皮艇投入海中，大部分妇女儿童分别登上五条救生艇，划到远离轮船的安全位置，大部分男性乘客留下协助灭火。经过顽强努力，火终于被扑灭了，轮船虽未丧失动力但受损严重，上层建筑中部、舰桥的全部木制舱壁、房间设备和地板、领航员室、舵手室和无线电室完全被毁，金属舱壁受热变形。
长廊甲板的餐厅、休息室和其他场所被烧毁，乘客甲板的客舱、休息室、餐厅、办公室和船梯倒塌，金属舱壁变形。船前部货舱的货物一度被点燃，后被水淹没，过火面积不大，但许多乘客的财产遭受不可挽回的损失。轮机舱水密隔板经受住烈火炙烤，阻止火势向船尾蔓延，所以船尾和船头部分基本没什么大问题。火灾造成严重人员伤亡，两名船员牺牲（В.斯克里普尼科夫和酒吧女服务员Г.古尼扬，她被燃烧的尼龙新衣服困住了），四十名乘客遇难（包括十九名妇女和十五名16岁以下儿童，多数是大火席卷客舱的最初几分钟死亡的）。9月3日夜晚救援力量靠近救生艇时明火已经熄灭。起初准备用拖船拖拽，后来发现轮船能够自行驶离。9月5日“胜利号”停泊敖德萨，获救乘客换乘“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号”。
调查事故原因过程中，除上述官方说法，也有人提出亚历山大港登船的大批乘客会不会混入破坏分子纵火。猜测源于这样一个事实：遣返人员在巴统下船后，“胜利号”多个位置曾发现类似矿石的不明物质碎片，燃烧产生蓝色火焰，温度极高。其中一块碎片被国家安全局职员涅普尔亚辛拿走研究，但此人死于火灾，所以委员会没有理由进一步追查这条线索。
不公正的裁判
因此仍然认为电影胶片失火是船难主要原因。“胜利号”无线电技术员兼电影放映员П.科瓦连科、船长Н.帕霍洛克、政治助理С.别尔舒科夫和消防助理А.纳博金、无线电主任В.韦杰涅耶夫，以及黑海轮船公司岸上职员：无线电主任А.特列季雅克和调度员М.涅菲多夫被逮捕控制，黑海轮船公司海事监察主任、著名船长М.格里戈尔也被追究法律责任。调查持续约五个月，1949年2月8日苏联最高法院水运审判庭在敖德萨设立巡回法庭，乌斯片斯基主审，检察官和律师出席，审理“胜利号”内燃机船管理层在此次造成人员伤亡和巨额财产损失的船难中的责任问题。
法庭指出：轮船火灾是水手和义务放映员严重违反消防安全规定的结果。法庭虽未否定电影胶片摩擦起火的说法，但认为胶片起火最可能的原因是水手斯克里普尼科夫在储藏室吸烟。调查发现船长帕霍洛克及分管消防的助理纳博金在启航前明知船上已有8部电影，仍将41部宽胶片电影带上船，且允许将这些易燃胶片存放在船体中央下甲板毗邻客舱的不合适房间。
放映员科瓦连科让不具备相关知识的水手斯克里普尼科夫倒卷胶片；船长助理纳博金未给船员们上灭火课，未注意违反消防安全的行为，许多水手竟不会使用灭火器；无线电员韦杰涅耶夫急于逃离岗位，未发送火警；轮船公司无线电台职员和值班调度员玩忽职守。因此重判直接肇事者：分管消防的А.纳博金监禁25年、船长П.帕霍洛克和放映员Н.科瓦连科监禁15年、助理С.别尔舒科夫10年、无线电员В.韦杰涅耶夫8年。负间接责任的岸上人员获刑较轻：黑海轮船公司无线电主任А.特列季雅克监禁2年、调度员М.涅菲多夫在指定地点劳动改造并扣除25%年薪，海事监察主任М.格里戈尔1948年4月-9月休假不上班，无罪释放。
但基于某种缘故，调查委员会和法庭未提及“胜利号”离开纽约前夕发生的事情。启航前当地政府要求对全船进行奇怪的消毒程序，船长抗议无效，全体船员只好住了两天宾馆，美国人在“胜利号”上做过什么不得而知。另外，一对离美回国的外交官夫妇爆发争吵，妻子不想回家，逾窗而出，随即被美国人接走。她的行李已经装船，恰在船只中部起火位置（译注：前文曰乘客行李在船首、船尾货舱）。同样奇怪的是，火灾发生前美国电台提早播送了事故报道。这一切都未引起委员会和法庭的应有注意。
庭审期间传唤黑海轮船公司经理П.马卡连科出庭作证，他说：“帕霍洛克这样的船长和他的船员不该被审判，因为他们在事故中表现英勇无畏，在没有任何外界援助的情况下挽救了轮船并开回港口。”法官对此表示：“现在是庭审！‘敖德萨的事儿’不要讲了。”
“胜利号”内燃机船火灾事件至此告一段落，修复后继续跑黑海轮船公司国内外航线。1950年代中期它是该公司最好用的轮船之一，1962年古巴危机，“胜利号”曾向古巴输送苏联军队。1970年代末退役报废。
冯氏其人
冯玉祥元帅1948年途径苏联返华当然不是偶然决定。人们普遍认为他很可能在新中国的新政府担任某个重要职位，毕竟此人在一部分民众心中威望颇高。岂料未来的中国领袖之一竟“突遭意外”身亡……
冯玉祥从政之路风雨坎坷。他1882年生于直隶省泥瓦匠之家，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成为军官。1924年10月起兵政变，反对曹锟、吴佩孚，官拜元帅。1926年加入中国国民党，率军“北伐”，1927年支持蒋介石与中国共产党断绝合作关系。抗日战争期间呼吁建立统一战线，同蒋介石不睦，1948年二人最终决裂。为了理解冯元帅长途跋涉从美国到苏联再到中国的原因，我们不妨简单回顾一下当时他祖国的局势——国民党军队濒临被中国共产党军队（解放军）击败，建立全国政府的问题已经提上议事日程，莫斯科不遗余力发挥影响……
1954年10月，当苏联太平洋舰队水兵把一批驱逐舰、扫雷舰和小型潜艇送到中国青岛港时，冯玉祥之死的故事又被续写了。苏联支援的这批舰艇成为中国海军的基础，冯玉祥之子是上舰实习的水兵之一，俄语十分流利。他告诉苏联战友：父亲去世后有人提议让他进里海高级海军学校（当年唯一招收外国人的海军院校），他找母亲商量后同意了。之后几年维克多（自己选的名字）努力学习俄语，掌握航海技能，毕业后开始在中国军舰服役。而且他妈妈（冯的遗孀）是时任中国卫生部长。维克多与苏联水兵私下交流时多次表示父亲被敌人特务害死，他有充分理由相信这一点，但并未详谈。
曾经长期掌控河南、陕西、甘肃三省的冯玉祥元帅逝世时已然走过政治生涯顶峰。中国政界对他的态度比较复杂，因为他一生多次倒戈，早年站在蒋介石身边，之后武装反蒋，接着跟共产党作战，又与共产党合作。冯悲惨身亡之前最后一次政治转向决定投靠中共，但他始终对莫斯科怀有坚定友好情谊，反复声称：“中国人民的真朋友”过去是、现在仍然是苏联。当然了，那时候中国不少政治家都曾发誓热爱、效忠苏联，鉴于莫斯科对中国两大对立派别的影响力，这不足为怪。另有证据表明冯玉祥与蒋介石年间的苏联驻华大使亚历山大·帕纽什金关系友善，多次私下见面传达机密消息——考虑到当年不仅冯玉祥有苏联顾问（张家口顾问团副总顾问维塔利·普里马科夫），中国其他政治人物也乐于跟苏联顾问接触，他这么做没什么大不了的。
斯大林不得不做出抉择。莫斯科在新中国政治体制的形成和解决1940年代末中国政治危机中所扮演的角色至今仍未完全厘清。斯大林不太信任毛泽东，称他为“萝卜”——外红内白之人。一个奇怪的细节是：关东军战败后苏联缴获的大部分武器没交给毛，反而给了他在中国东北的党内对手高岗，此人1950年代初神秘自杀身亡。另外众所周知，莫斯科在向中国共产党提供军事和技术援助的同时，优先考虑了当时合法的蒋介石政府。
斯大林关于押注中国未来统治者的犹豫不决持续了很长时间。在思考中国命运时，他是否针对不同“备选人”制定了多个方案，冯玉祥元帅即其中之一？那么冯的回国就可能对毛泽东不利。蒋政权垮台、共产党上台前夕，冯玉祥忽然死在苏联客轮“胜利号”上，不禁令人深思。冯之死可能扰乱了斯大林对中共的部署，阻碍他即将实施的战略计划。结果，这位“万国领袖”被迫降低姿态，1950年（译注：1949年底）在克里姆林宫办公室平等地接待毛泽东。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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