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道夫·奥斯特洛夫斯基
我曾多次问自己：我们一家是如何在封锁期间以最小代价活下来的？为此，不能不与大家分享一些个人的档案材料。本文出自我的回忆录，收在2005年出版的文集《勇气从何而来》，是一部由生活在卡累利阿的列宁格勒围城幸存者共同撰写的书。我主要写三件惨事：饥饿、寒冷和恐惧。
饥饿
我家有没有储备食物？大概并不比其他列宁格勒家庭多。在食品票制度实施前的最后一天，我这个9岁的孩子东奔西走买食物。我买到几个小卷心菜，还有两三包每包100克的黄油。处处都要排长队，各种东西限量供应……
此外我们还有一桶糖，被妈妈藏在取暖的荷兰炉后面。每年夏天从乌克兰外婆家返回，我们总要带一些樱桃熬果酱，所以那年照旧预备了一桶糖，当时市面上只卖碎糖块。但是，令人不安的1941年夏天我们没去乌克兰，糖也就没动，一定程度上帮我们度过难关。我记得某天请医生登门看病，妈妈为了表示感谢请他喝茶，在茶碟上放两小块糖。医生喝完茶，用手指抹抹放糖的地方，舔舔手指。
我想引用我朋友А.С.列维娜（现居澳大利亚）的一句话：“今年（注：2012年）是我成为孤儿整整50年——我的妈妈已去世，她非常爱护我。战争时期她把自己的面包让给我吃，我当时吃着，却还不明白不应该吃。”唉，我父母也是这样做的。
我家有一位很远的亲戚鲍利斯·阿布拉莫维奇，住的地方离我们不远。大封锁的那个冬天，饥饿开始蔓延的时候，他偶尔会来我家。那时全部谈话内容都围绕着吃什么和上哪儿搞吃的。我仍记得谈话中提到的两道“菜”：第一道是“密特帕皮尔”汤，也就是“纸片汤”，这是为了让汤里除水之外还有点“料”。第二道是用细木工胶做的“羹”，这种胶像砖块，溶解开搅拌，变成一种稠糊糊，类似肉冻，小口小口吃。（木匠用的胶是动物骨头制作的，主要成分是明胶，形状通常是深棕色砖块状）
许多年后，大约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吧，我的岳父、列宁格勒记者Б.А.察茨科回忆起这样一件事：他曾在列宁格勒方面军服役，封锁期间到列宁格勒市出公差。返回部队的路上，他满脑子幻想吃一碗小米粥。好容易回到部队，勤务兵正端着粥，失足绊了一下，粥全洒了。察茨科差点儿哭出来。勤务兵跪在地上用勺子把粥一点点舀起，抬头问：“上尉同志，您还吃吗？”得到否定的回答，他才开始自己吃。
寒冷
我家五口人住在集体公寓的一个房间，客人留宿睡沙发或睡地板。房间有两扇窗，其中一扇装的是整块大玻璃。开战之初给每个窗玻璃都贴了纸条，防止被爆炸冲击破震碎时伤人。内窗框（备用窗框）取下来妥善保存，后来果然派上用场：玻璃震碎时我们就把备用窗框装上。不过，在列宁格勒最初几次空袭中，有一次爆炸冲击波把那扇大玻璃震碎了，所以我们用胶合板把窗户封死，杜绝后患。
城内多数房屋都是烧炉子取暖，我父母每年总要提前储备过冬柴火。当敌人逼近城市，人人开始做准备保卫家园，地下室和阁楼的储藏间都被拆除。在房屋管理处的号召下，凡愿意拆除木造储藏间的人纷纷加入。我和父亲也在其中，设法储备了足够的柴火。人们不仅会死于饥饿，也会死于寒冷。我们为“布尔乔亚炉”（铸铁炉）储备的柴火足够撑过严冬，这是我们得以幸存的重要原因之一。“布尔乔亚炉”放在房间中央，烟囱穿过小气窗伸到外面。这个炉子是全家生活的中心，靠它取暖，用它做饭。
恐惧
我们显然没力气恐惧。刚开始空袭的时候，我们还会从三楼跑进防毒掩体（我们楼的防毒掩体也是防空洞）。但后来渐渐不再下去了，即使广播响起警报，也已经没劲儿下楼了。有时我们会挪到走廊，因为走廊的墙壁又厚又结实。
战争爆发和莫洛托夫的讲话对我们小孩并没产生多大影响。那天列宁格勒阳光明媚，我们跑来跑去，唱着符合当时社会氛围和大人们情绪的歌。歌词好像提到战争将很快结束，还提到希特勒。
如何幸存
早在九月份列宁格勒就开始被轰炸。巴达耶夫斯基仓库起火，冲天烈焰全城都能瞧见。此后人们就有了一种看法：火灾烧毁了大批粮食储备，导致饥荒，因此实施了食品票制度。许多年后我们才得知全部真相。一座拥有几百万人口的城市，根本不可能储备很长时间的粮食。其次，无人想到列宁格勒会这么快被包围。如今透过时间的棱镜回望过去，实在难以相信我们一家竟然挺过来了。我无数次问自己，这是怎样做到的……
从秋天开始人们在屋顶值守，防范燃烧弹临头。有一次空袭，敌机在我出生那条街：雷列耶夫街附近投下176枚燃烧弹——这个数字我至今记得，尽管不敢保证准确。那时候屋顶的值班人员会用专门的钳子夹住燃烧弹扔到街上，我和父亲也一起参加过夜间值守。城市每天都被轰炸，由于缺水，火灾蔓延，往往整栋楼被烧光。
城内停水，排水系统瘫痪，也没有电。我们要到涅瓦河的冰窟窿舀水，再用小雪橇拉回家。脏水只能拎出去泼在院子，有时甚至直接开窗往外倒。冬天这些污物冻成厚厚一层冰，开春季节城市将面临传染病威胁。政府命令所有成年市民必须完成规定小时数的清扫工作（好像是8小时）。人们在院子凿开混合了脏东西的冰块，把它们搬到街上，用卡车运走，倾倒进涅瓦河和市内运河。
各家各户用罐头瓶子自制小油灯照明。城市实行严格的灯火管制，窗户必须拉厚窗帘严密遮挡。房屋管理处派专人仔细检查，确保从外面看不见一丝亮光。违反灯火管制的行为会遭受严厉惩罚。
宵禁规定无通行证不得夜间外出，必须走夜路的人会在外衣翻领佩戴反光的圆形徽章，以免迎头撞着别人。还规定行人必须随身携带防毒面具，但虚弱不堪的人们把防毒面具拿出来放在家，用面具包携带杂物和食物。大家心知肚明，假装没看见。
我活到这个岁数，童年记忆所剩不多，但饥饿的感觉伴随终生。妈妈想尽一切办法，用纸片和木工胶煮汤。如前所述，那时的木工胶是砖块状的，非常珍贵。城内已经没有牲畜了，许多人甚至吃掉自己的猫狗。如果还有人家坚持养猫，带出去必须拴绳牵着。增加面包配额是最愉快的节日，第一次增加把每人每天的125克提高到150克。增加面包配额和恢复供应某些食品是“生命之路”的功劳——那是一条穿越拉多加湖的补给通道。
我家住在战神广场附近，从广场和夏花园路过的时候经常看见伪装好的高射炮阵地。我的学校在卡里亚耶夫街，已经停课。记忆犹新的是新年在涅克拉索夫街木偶剧院举办的一场新年庆祝会和一场音乐会，尤其珍贵的是发的新年礼物，让人想起遥远的和平年代。我费了好大劲才把一部分礼物带回家，因为太饿了，走在路上总想吃一口。
春天，大概四、五月份，学校复课。我们全体被集中到佩斯捷利亚街某学校，首先进行体检。我被查出一级或二级营养不良，学校每天给同学们喂一点加餐。
冰雪既消，凡能耕作的小块土地都被翻松、耕耘，栽种各种药草和蔬菜。人们非常高兴地看到荨麻和榆钱菠菜(Лебеда)长出来了。我记得冬天为了防治坏血病，有人运来松针建议大家泡水喝。是谁运来的我已记不清，能够打听的人也都不在了。
疏散
1942年7月，我们全家，也就是父亲、母亲和三个孩子被疏散后送。父亲因患肾病是残疾人，原本免服兵役，但在疏散期间总动员的时候被征召入伍，作为普通士兵一路打到柏林，后来又调防去了东方的满洲，1945年11月退役。战争加重了他的慢性肾病，后来死于这种病。
我们是通过“生命之路”疏散的。先坐火车到拉多加湖，又坐小汽艇横渡湖面。穿越湖泊过程中我们遭遇炮击，那是一片开阔水域，场面十分可怕。之后在拉多加湖对岸再次被炮击。接着把我们装进供暖货车厢，颠簸近一个月时间来到新西伯利亚。最后在鄂毕河坐轮船，抵达奥尔丁斯科耶村——整个卫国战争期间这儿就是我们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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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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