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今天的人们上网订购戏票十分便捷，票贩子仍然存在，且成为国家杜马讨论议题。回顾苏联，这个群体大约是1960年代初出现的，几乎没受什么打击。可以说票贩子其实是戏剧蓬勃发展的副产品，名角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优秀作品轮番上演，甚至某些剧场有“一炮走红”之奇效。
于是乎戏票变得像牛仔裤那么稀缺，但造成这种情况的却不仅是观众热情高涨。例如莫斯科大剧院差不多90%的戏票通过“国际旅行社(Интурист)”系统预售，即便外国人买不完也未必拿出来公开卖，走后门就分掉了，正规售票处的小窗口不定时开启，大概一星期或更长时间一次。其他剧院的情况只能说稍好些。毕竟戏票也是苏联产品，也有“抛售”的问题。不同剧院售票频次各异，还会在开场前一小时把未使用的“预定票”统统卖光。但即使这样也很难以“国家定价”看一场自己喜欢的剧，比如“官价”1.5-3卢布的票，往往要掏10-50卢布到手。
此外，剧院行政部门习惯上会留些票给演员和工作人员以资奖励，所以特邀贵客占据了大部分前排座位。普通观众只好满足于边角空位。
甚至有倒卖免费入场券的，比如维索茨基的一齣戏本来50卢布，现在2-3卢布即可。不过并非每个有免费入场券的人都会低价卖出，把它转赠医生、官员或稀缺品投机商其实更有意义。演员送出两张《哈姆雷特》，买车就不必排队，多好呀！所以莫斯科大剧院、莫斯科高尔基艺术剧院、“现代人”剧院或塔干卡剧院的名角自我感觉飘飘然也就毫不奇怪了。
票务市场的另一边是“职业戏迷”，这些人虽不在剧院工作，却是剧院常客，售票员和管理层很熟悉他们，偶尔帮忙找票。“职业戏迷”如果拿到票，要么出售要么交换，而这就是投机者最高尚的一面：不仅满足了急需购票之人，还乐于分享剧院新闻和演员八卦。
此外还有名声大噪的所谓“大学生公司”。顾名思义，七十年代莫斯科高等院校学生们曾经把购票变成流水线作业。他们结伙到售票处排长队，靠前的都是自己人。按规定每人限购两张，大学生自己留一张，随心意处置：或者约女友共赴墨尔波墨涅之国，或者卖掉换俩零花钱。至于那第二张票，被“老同志”——也就是“大学生公司”的组织者拿走。因此这些人手中握有丰富票源，要么自己销售，要么交给更厉害的投机分子。许多莫斯科大学生都曾出入“公司”，传说其中一名组织者叫米哈伊尔·弗里德曼，后来创办“阿尔法”银行。
相比大学生搞票“明目张胆”，二道贩子低调许多。他们私下接触管理层和售票员，灵活运用各种渠道。最常用手段是雇佣受优待群体，如退伍军人和残疾人，大学生岂敢跟他们抢，于是多数戏票落入这些人手中。
1971年《苏联文化报》发表一篇关于戏票投机行为的小品文，描述莫斯科市ОБХСС实施的一次抓捕行动。行动中没收物品的数量颇引人注目：某票贩子身上搜出208张票，另一位119张。
看到这里，读者或许觉得怎么只写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呀？当然了，虽说外地也有受欢迎的演员和剧目，终归没这么火爆嘛。不过票贩子捞钱的路数都一样，无非他们那儿不兴“大学生黑手党”而已。外地投机分子主要赚的是巡回演员的钱，也就是来自首都的大明星。明星们不可能回回出动整个剧团唱“大戏”，更多时候是三五个人举行“创意晚会”，演几个小场景，朗诵诗歌、回答观众提问。这种表演形式在苏联极受欢迎。
远离首都地区的剧院和音乐厅筹备此类活动，目的不仅是为当地人民提供精神食粮，更重要的是有强制性演出计划。靠自己那点儿水平很难完成，必须邀请客座明星助力。渐渐地，管理者意识到这样做不仅可以提高上座率，还能赚取真金白银。
说实话，苏联警察打击倒票效果不彰。确实通过突击检查抓住一些人，检察院提起刑事诉讼，倒霉蛋垂头丧气去了远北地带劳改营。但办这种案子没法升官，举证存在非法交易也很难。所以甚少有人真正被判处三年以下刑期，即便有，也只是前线抛头露面的，逮不到幕后老板。
何况这套黑箱操作对大家皆有好处——惟观众除外。首先剧院管理层和行政人员最喜欢，因为出多少票听凭他们。几乎整个苏联都存在超额卖票现象，文件规定观众席应当保留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可订，实际情况是人都坐到过道了。更别提所谓“地下演出”、业余表演和创意晚会，花招多的很。通常演员到外单位表演，名义上叫做“在苏联国有音乐演出联合公司协调下响应劳动集体邀请”，演完收取合法报酬——很低，每场4-27卢布不等。按道理职工观赏这种演出要么免费、要么象征性花一点点钱，可往往只有极少数坐席公开销售，大部分给了票贩子。同时，演员悄悄收到信封，里面装着额外酬劳。
首次公开报道这种“地下演出”应该是1955年《苏联文化报》的一篇文章，主角是“莫斯科小型戏剧演出管理局”局长尼古拉·巴尔济洛维奇。但最轰动的要数1978年古比雪夫市（萨马拉）“别斯扬罗夫”乐团丑闻。上级规定该乐团劳务费934卢布，谁知音乐家们狮子大开口：每场四千！为了喂饱狮群，古比雪夫音乐厅经理康斯坦丁·利西岑请列宁格勒音乐厅的格里戈利·吉尔伯居中作保，跟“别斯扬罗夫”乐团签订几份虚假合同，让共青团青年俱乐部负责人阿纳托利·巴甫洛夫掏钱。结果一年后上级检查，发现他们侵吞公款39836卢布。吉尔伯最惨：获刑六年，其余人缓刑或辞退。乐团音乐家集体做证人，矢口否认收过任何非法报酬。至于东窗事发的原因，很可能是他们干这种事经验不足。
真正高水平的票贩子明知非法买卖无法做大做强，终究从狭缝抠出金币来。如前所述，他们招募享受优待者、跟大学生头头谈判，直接联系剧院领导。起初自己卖票，被抓过几次之后学会藏身阴影，雇人在剧院门外兜售。想看戏的观众到售票处一问没票，立即被“黄牛”包围，多花3-10倍的钱。老顾客偶尔能拿到票贩子的订票电话，但多数人现场谈。
饶是如此，平头百姓谁也不敢保证自己肯定能进剧院门，某种程度上有赌运气成分。“黄牛”不会靠近那些外表过于可疑或“无产阶级”的人，有时票贩子手里也没票，有时要的太贵人家买不起。
普通苏联公民当然对此不满，怎奈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倒票业务生命力顽强，一直持续到改革时期、九十年代乃至新世纪，如今已发展为互联网比特币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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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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