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之前俄罗斯的冬季大节是圣诞节而非元旦（彼得一世规定从1700年开始1月1日为元旦）。用小天使、雪花和伯利恒之星装饰针叶树的传统则源于十九世纪中叶德国人带来的做法，首先在俄国贵族中间传播，但这个勉强摆脱农奴陋习的宗法制农民国家并不是人人都能接受“异国礼俗”。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俄帝国境内反德情绪有增无减，1915年某医院德国战俘立枞树迎圣诞，引起极大民愤，尼古拉二世皇帝也认为该传统是“敌人的”，下诏禁止。
革命之后布尔什维克政权解除禁令，然而为时不久。起初他们想用世俗活动取代圣诞节，通过反宗教宣传和科普来淡化稀释，于是所谓“共青团圣诞节”、无神论者协会讲座、各式各样“集体参观”和首次出现的滑冰联欢会等纷纷亮相。1920年代末苏联新闻界又发起运动，不仅反对“资产阶级节日”和与之相关的宗教成见，也鄙视无神论者的宣传手段。比如1928年《共青团真理报》刊文指出：“共青团圣诞节的举办，令我们在反宗教事业方面的一切不顺利昭然若揭”。又说：“在俱乐部搭草台进行庸俗表演，是对付像宗教这种强大敌人的非常不可靠的武器”。
一些人认为，几十年来青少年的头脑被圣诞节俗丽装饰品愚化了，神秘主义阴魂不散，自然现象被不科学地解释。1928年12月下伏尔加边疆区共青团机关报《青年列宁主义者》表示：“过去孩子们的心智是严寒老人培养的”。当严寒老人被打成“骗小孩的”和蒙昧主义象征时，政府又从生态学角度入手斗争圣诞树。1929年列宁格勒市劳动者代表苏维埃颁布命令《关于禁止基于宗教仪式和习俗砍伐及销售绿树》，明确否决了圣诞树生意，违者罚款甚至处以强制劳动。莫斯科、基辅等其他苏联城市纷纷效仿。
1928年末《伏尔加河真理报》刊登一篇挺有意思的“少年科学家”来信，谓：“许多国营商店、合作社商店用圣诞树、火腿、乳猪和伯利恒之星打扮自己的橱窗。我们，苏联学校的学生们，认为商店工作人员拥护圣诞节传统是可耻的。这就等于花苏联的钱印刷宗教宣传书刊，等于支持宗教。我们，劳动者、农民和苏维埃职工子女，特宣布同集市和商店的圣诞树贸易做斗争。建议我们的父辈、兄弟和姊妹们高呼口号：家中不留圣诞树！”
1929年圣诞节一度更名“工业化日”，1930年这个基督教节日正式被踢出苏联节日名单。不过1930年代初“圣诞树禁令”并未得到贯彻执行，例如1930年1月3日《莫斯科晚报》报道：“尽管颁布了禁止砍伐和销售枞树的法令，可‘圣诞树’贸易仍在进行”。如果莫斯科消费者想买枞树，逛逛集市不难做到。在斯摩棱斯基市场上，顾客提出买棵大点儿的、粗壮点儿的枞树，摊贩直接回答：“小的不卖，大的拿走！”《莫斯科晚报》指出，顾客把买的东西包在麻袋或纸张里，掩饰跟摊贩达成了交易。
岂知到了1935年末，苏联“反圣诞树”宣传突然转向。一言九鼎的《真理报》刊登乌克兰联共（布）中央第二书记帕维尔·波斯特舍夫文章《我们来为孩子们办一棵漂亮的新年树》：“革命之前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官僚家庭总会在新年给自己的孩子置办枞树”，而“工人子女们趴在窗外羡慕地看着树上五颜六色、闪闪发光的小灯，瞧有钱人家孩子在树下玩耍”。波斯特舍夫同志问道：我们的学校、保育院、托儿所、儿童俱乐部和少年宫为什么剥夺苏维埃国家工人子女的这种美妙乐趣？某些”左”倾过火分子居然把小孩的消遣活动诋毁为资产阶级游艺。他提议结束“这种对新年枞树的错误谴责，因为它是一项美好的儿童娱乐”，呼吁在所有学校、保育院、少年宫、儿童俱乐部、电影院和剧院举办新年庆祝活动。
帕维尔·波斯特舍夫最后说，呼吁消除“儿童枞树是资产阶级偏见的荒谬论调”。集体农场领导都应该与共青团员一道在除夕夜为孩子们立起枞树。市苏维埃、地区执委会主席、村苏维埃和教育机构也应当帮助我们伟大社会主义国家的儿童立起苏联枞树。我们的子女对此只会表示感谢。
这篇文章确实起了作用。两年后在大恐怖的背景下，1937年1月严寒老人意外“复活”了，雪姑娘陪伴左右，他俩第一次在莫斯科工会大厦的新年枞树旁笑对广大宾朋。
于是在苏联指令性恢复迎新传统的头几年，圣诞树也以全新方式进行装饰。现在悬于树上的不再是天使，而是工业化、电气化成就的复制品：飞艇、飞机、拖拉机、探照灯……这些小玩意儿不仅有精细玻璃制的，也有棉花、瓦楞纸和布的。作为补充，通常还会放置糖块或彩纸包裹的水果、坚果。树顶的伯利恒之星被象征苏联的红星所取代，也就是克里姆林宫塔楼尖顶红星的同款微缩版。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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