厌然闲居

▢ 叶夫根尼·日尔诺夫

苏联的药品价格问题向来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一方面当局必须对人民表示关怀、降低药价，另一方面又不愿因药品成本和售价的巨大差额蒙受损失。每逢重要公共节假日前夕，关于降价的争论总会热闹起来，例如十月革命50周年纪念。

十月革命50周年纪念的筹备工作早在1965年就开始了。纪念活动也被赋予特殊含义：因为这是1964年11月克里姆林宫政变——推翻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波德戈尔内“三人同盟”上台——之后的第一个重大事件。新领导层需要表现出对人民的关心，所以委托国家价格委员会草拟降低物价（包括药品）的提案。

此时国家早已在必需品的价格制定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或许是1935年斯大林政府进行的巧妙操弄，当时情况明摆着：如果再不提高医务工作者薪资，卫生保健系统，尤其各省的卫生保健系统很快就要难以为继了。但预算一如既往地稀缺，因此决定把上涨的疾病防治费用转嫁给病人本身。

从表面上看，一切都像是党和政府关怀劳动群众。1935年7月2日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批准决议，规定：
“药品现行价格降低三倍，现价3卢布的处方费用下降至90戈比。将非处方药和药房商品的现价降低2-3倍。”

但又规定了：
“在保留医院、诊疗所、门诊部等机构向病人提供完全无偿之服务和药品救助的同时，由于已经大幅降价，停止免费送药上门”。

然而那些远离中心城市的广大偏远地区从来就没有过药房，卫生所是贫困病人赖以获得药品的唯一机构。村民们纷纷写信，试图告诉领袖他们的生活和保健变得多么艰难。但因此节省的1.2亿卢布预算似乎更有用：7000万提高医务工作者薪水、2300万提高药剂师薪水。

1957年赫鲁晓夫耍的是另一套手段。在经济日益困难、国债注定违约的背景下，政府决定尽力为十月革命40周年献礼，并降低部分药品价格。苏联部长会议的一项决议指出：
“认为有必要从1957年8月1日起将苏联卫生部企业生产的下列药品现行零售价平均降低50.3%：安乃近、异戊巴比妥、生霉素、伐力多、维生素B12、谷氨酸、苯巴比妥、青霉素、黄体酮、链霉素、异烟肼和爱他唑尔”。

这样做意义何在？虽然一些药降价，连锁药房的销售指标却没变化，这就意味着为了完成计划，除了处方和必需药品外，药剂师不得不把一些没用的、昂贵的药千方百计卖给顾客。

接替赫鲁晓夫者别无选择，只能准备再次降低药价，否则就会有人说遭罢黜的“亲爱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把人民照顾得更好，甚至成为反对者在权力斗争中的口实。可损失预算收入也是不愿意见到的。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下属的国家价格委员会副主席А.库兹涅佐夫1965年12月11日打报告给苏共中央说：
“药品的生产和销售利润丰厚。例如氯霉素（10片）成本18戈比，零售价64戈比；安乃近（10片）成本8戈比，零售价45戈比”。

但他同时指出，较低的价格将促进药品销售：
“由于目前的药品零售价格，尤其抗生素、维生素、激素等有效制剂的价格，尽管对它们需求很多，却未能实现这些药品的扩大生产。预计药品产量的增长，尤其是启用一系列生产有效制剂的工厂和车间带来的高增长，将有可能使得经由连锁药房向居民销售之药品从1965年的4.65亿卢布增加到1970年的8.8亿卢布，涨幅90%”。
“有必要规定在五年内将药品零售价格至少降低20%…… 降低的药价使医疗机构能够增加药品采购量，并改善向居民提供的现代有效药物治疗”。

这些论据看起来很有分量，勃列日涅夫和其他领导人1966年的讲话都提到包括药品在内的诸多商品降价的问题。这份赠予人民的礼物当然也有政治因素，新领导层的一些同志对职位安排心怀不满，以前领导苏联共青团中央的那些人——即所谓“团派”表现特别活跃，他们的领袖是中央政治局委员А.Н.谢列平。如果拒绝降价，就会成为他们批评执政“三人同盟”的绝佳把柄。

眼瞅着十月革命周年纪念越来越近，必须把言语落实到行动上。1967年春苏共中央化学工业部、科学和教学部起草了《关于降低药品价格的措施》决议草案，送交相关部委审议。

然而苏联财政部和国家计委明确反对药品降价。1967年6月29日财政部第一副部长Ф.Н.马诺伊洛报告中央：
“苏共中央《关于降低药品价格的措施》决议草案建议，责成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苏联财政部、苏联国家计委下属的国家价格委员会、苏联卫生部和苏联药品工业部在一个月内制定并向苏联部长会议呈交关于降低药品价格的方案，意图将实行该措施的时间安排在苏维埃政权成立50周年之际。
根据苏联卫生部初步计算，参照药品产量和零售价降低8%水平，1967年药价下降总额可达3000万卢布，11-12月份约1400万卢布，1968年总额8800万卢布，这种程度的价格下降将导致国家预算资源的减少……
鉴于本年度和1968年国家财政资金紧张状态，苏联财政部请求推迟研究降低药品零售价格的问题”。

苏联国家计委主席Н.К.巴伊巴科夫也持相似观点，他1967年6月14日报告称：
“苏联国家计委认为……关于在苏维埃政权成立50周年之前降低药价的问题，其目的是将个别药品降价30-40%，相当于药品总价平均下降8%。
目前约44%的药品和包扎用品由居民在零售店购得，56%在医院使用，以及为某些类别的门诊病人免费或折扣提供……
1968年国家预算因药价下降蒙受的损失将达8800万卢布，每年居民从中直接受益约4000万卢布。
在计算苏维埃政权成立50周年之际和1968-1970年居民生活水平提高时，没有预见到药品零售价降低的因素。鉴于财政资源严重短缺，通过增加国家开支来实行这些措施可能并不适宜。”

决议草案作者——也就是上述两个苏共中央部门的头头В.М.布舒耶夫和С.П.特拉佩兹尼科夫同样向上级提出自己的反对意见。1967年8月14日他俩建议，为了减轻预算损失，可以分阶段降低药价，又补充说：
“苏联部长会议不久前通过了一项发展医疗工业的重要方案。计划中的药品生产规模不仅能弥补售价上的损失，还能为预算提供大量进款。”

他俩还提到降低药价的显著社会意义。但国家领导层的权力结构已经发生变化，勃列日涅夫和亲密战友通过把“团派”分子调到各种无关紧要岗位上，削弱了他们的影响力。那么理所当然的，也就没再落实药品普遍降价措施。毕竟人人都知道，领导者仅仅在权力面临严峻威胁的时刻才会认真对待问题。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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