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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良斯基报告》
预备在苏共中央十月全会上向苏共中央主席团宣读的报告
（不迟于1964年10月13日）
同志们！苏共中央主席团认为有必要向苏共中央委员、苏共中央候补委员、党的监察委员会委员报告因赫鲁晓夫同志的错误行动在中央主席团内形成的局势，以便讨论这个问题并采取适当措施，改善并恢复我党领导层的局面。
众所周知，近年来我党在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党的二十大决议在内政、外交领域指定了正确的列宁主义路线。在贯彻这一方针的过程中，我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为实现共产主义胜利而忘我劳动。
然而若非在内政和外交领导方面犯了严重错误，我们的成就本可更加显著。
事情的本质如下。近年来由于赫鲁晓夫同志的错误，我们形成了一种无法容忍的局面，导致中央主席团无法正常开展工作。赫鲁晓夫同志把无限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却表现得完全不会也不愿正确行使权力。他粗暴践踏列宁关于领导党和国家的原则和规范，实际上已完全背弃这些原则。列宁要求一个党的领导人的意志必须服从领导集体意志，要求在领导成员之间正确分配职责，要求自由而务实地讨论国内外政策中的根本性、原则性问题——这一切都被他抛诸脑后。
赫鲁晓夫同志尤其在最近一段时间脱离了苏共中央及其主席团的控制，公然无视党和政府领导集体的意见，不再考虑同志们的看法，拒绝尊重任何人的见解。最近，甚至连重大的原则性问题他实际上也是独断专行，任何合理倡议只要不是出自他本人，都会被他压制。他自以为永不犯错，自高自傲，毫无根据地自诩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理论家和实践家。傲慢、粗暴、不宽容同志如今已成为他的常态。
他将党和人民的一切成就、列宁路线在我国社会生活中的胜利归功于他个人而非党。在他最近一段时间的一切行动中，首要考虑的不是共同事业的利益而是他个人的利益。我国任何稍具意义的活动都必须打上“赫鲁晓夫功劳”的印记。
至于方法和作风，一个典型表现就是他领导苏共中央主席团工作的方式。如今在主席团会议上除他之外几乎无人发言。如果有人试图提出自己的意见，马上就会被打断。而且说了也白说：反正第一书记总是按自己的想法办事。
诸如愤怒呵斥、发号施令、下流辱骂、污言秽语之类的“方法”他已经习以为常了。他对主席团成员采取的则是彻头彻尾的耶稣会式手段——“分而治之”：先臭骂一个人，过段时间又甜言蜜语安抚，再转向另一个人如法炮制。
（译注：“耶稣会式”指阴险、狡诈）
他常常把同志们逼到精神崩溃的边缘。
他最危险、最狡诈的一种“方法”之一是不让主席团任何成员工作，反而横加阻挠那些想真正做事的人。他甚至禁止外地出差，认为这是懒散、怠惰的表现。通过这种方式他试图达到两个目的：首先，营造出没他不行的印象，只有他在真正做事，别人都游手好闲；第二，这使他能够随心所欲打压干部。
与此同时，他越来越按照个人忠诚而非业务能力和政治素质来选拔干部，看对方是否对他言听计从、是否执行他的一切命令。他公开推行这种无法容忍的风气，纵容阿谀奉承和拍马溜须，无节制地吹捧他本人，粉饰甚至篡改真实情况。
对于那些他不喜欢的人或胆敢出言反对的人，他越来越频繁地加以威胁。这些威胁不能等闲视之，因为大家都知道此人大权在握，性格专横跋扈。他甚至不顾及最基本的礼貌和行为规范，污言秽语令人作呕，就像俗话讲的：“耳朵听了发烫，铁柱子听了发红”。什么“蠢货、闲汉、懒鬼、臭东西、脏苍蝇、落汤鸡、大粪、狗屎、屁股”——这些仅仅是能够“印在纸上的”一小部分。他最常挂在嘴边的那些脏话，纸张承受不住，无法宣之于口。即使有妇女在场，他依然毫无顾忌想喷就喷。
无需证明，只有丧失了领导者全部品质的人才会堕落至此。只需强调一点：不重视集体意见的领导者必然脱离群众、脱离生活——前者与后者之间存在必然因果。赫鲁晓夫同志的情况正是如此。
当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他日复一日脱离现实生活，不再顾及现实的要求，倾听群众心声越来越少，不去了解人民的生活状况。有些同志可能会反驳：怎么会这样？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不是经常赴全国各地视察吗？没错，他确实经常视察。但他在视察中看到的不是生活的真相，只看他愿意看的东西。他不再利用视察的机会向人民学习、倾听大家的意见。他只是不停地教训人，不停地自说自话。
正因如此，他坚持实施的一系列措施导致了严重失误，对国民经济发展、国家和党的建设、实现劳动者生活水平提高及解决其他内外政策问题等方面造成了重大困难。令人痛心的是，落实他提出的一些措施，屡次使我们的党、苏共中央及整个国家陷于不利境地，明显损害了我党的威望和祖国的声誉。
简而言之，赫鲁晓夫同志企图建立个人独裁，把自己置于全党、党的领导机构和全国之上。他的独裁企图和作风目前已经表现得很清楚了。显而易见，党面对的这个人，实际是在用自己的个人崇拜取代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他像个煽动家：嘴上反对个人崇拜，主张严格遵守列宁的原则和标准，实际上却反其道行之，继续沿用个人崇拜时期的手段。鉴于其行径已昭然若揭，而且运用这些手段变得越来越危险，我们认为，现在必须坚决反击追求新个人崇拜的这个人，也就是遵照伟大列宁的教导行动。
我们决定采取这一步行动既非突然也非草率。在作出决定之前我们曾反复进行慎重思考和权衡。我们长时间耐心寻找解决办法，探讨有可能纠正局面的各种途径。毕竟赫鲁晓夫同志过去就有许多负面的品质、行动和做法，其危险倾向多次暴露。但我们曾寄望于纠正他在工作中的过失和造成的挫折。我们认为，身为共产党员的责任是帮助这位同志改掉错误行为，克服性格缺点。
促使我们这样做的还有一个原因：赫鲁晓夫同志有功绩，这一点没人打算否认。共产党员及全体苏联人民一致赞同并支持我党为消除斯大林个人崇拜后果、恢复党和国家生活中列宁主义准则所采取的列宁主义路线。同时人们也充分肯定赫鲁晓夫同志在实施这一路线中表现出的决心。也没人打算否认他在其他领域所做的一切有益而正确的工作，尤其是他担任领导职务之初。
同时我们不止一次试图纠正他，对一系列错误提议和决定表达不同意见。我们曾希望他回心转意，做一个共产党员和领导人应当做的——从我们的意见中得出正确结论。遗憾的是，这些希望落空了。
以上就是迫使苏共中央主席团将这一问题提交中央全会讨论的基本情况。现在请允许我具体分析由于赫鲁晓夫同志的过错，在经济建设、国家建设和党的建设以及在苏联对外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错误和严重缺陷。
国内政策方面的严重错误
请允许我先讲国民经济情况。众所周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建立共产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是争取实现共产主义的主战场。因此，首先必须客观地搞清楚在这条战线上我们究竟做的如何。
自苏共二十二大通过新党纲以来已经过去三年。这些年的主要成绩在于，苏联人民为建设共产主义、为国家的繁荣、为改善全体劳动者的生活水平忘我工作着。过去几年国民经济的发展取得了一定成就，相关数字和事实各位都了解，容我不再赘述。但如果因此得意忘形，夸大我们的成绩和成就，掩盖严重不足，那就大错特错了。
众所周知，我们炮制并无限夸大了所谓我国经济发展“伟大十年”的神话。据说在赫鲁晓夫同志执政的十年间，我国经济发展创造了奇迹。他本人在无数次发言和讲稿中不断重复我们的事业进展顺利，报纸、广播和电视纷纷附和。照这套说法，我们似乎即将踏入共产主义，我国经济发展之路是一场成功与胜利的凯旋行军。
不言而喻，倘若果真如此，我们所有人都会欣喜。但我们是共产党员，必须面对现实。现实就是，同志们，恰恰在这所谓的伟大十年中，我国经济在多个重要领域明显恶化了。请允许我援引事实加以说明。
有必要从如何执行苏共党纲提出的任务谈起。这是一份纲领性文件，规定了我们必须完成哪些任务及完成期限。只要大致浏览过去三年的情况就足以看出党纲列出的许多指标在期限上不现实。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党纲是在缺乏深入的经济论证和计算的情况下，由一群精通经济理论但脱离现实生活的人制定的。另外，主席团成员实际上都没参与制定，他们拿到的已经是定稿。
我们关于在党纲规定期限内快速建立共产主义物质技术基础的全部计算，都是基于社会产品增长率。这个增长指标也是我们计算首先在总产量上、继而在人均产量上超过美国工业产量的基础。那么七年计划和党纲任务在这个指标上完成得如何呢？
（译注：由于“六五”计划未完成，1959-1965年被称为七年计划）
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就这个数据的材料如下。
这张表说明了什么？说明直到1956年社会总产品的增长速度一直在提高，之后出现下降。1956-1963年增长速度下降6.1%。这已经不是偶然现象而是持续多年的趋势。这种趋势的结果：八年间增长速度下降了一半以上。这在我国经济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不能不引起忧虑。毕竟社会产品的高增长速度是社会主义经济相对资本主义经济最大的优势之一，这项优势在苏联整个历史时期始终可靠地为我们服务。如果在所谓“伟大十年”期间我们的增长速度开始下滑，那么原因显然是经济建设领导中的失算和严重错误。
工业生产质量指标的急剧恶化，特别是固定资产利用率的下降也能够印证这一点。七年计划的四年间这个指标在整个国民经济中下降9%，在农业中甚至下降21%。如果说1953年每1卢布固定资产能够产出1卢布88戈比的产品，那么到1963年只产出1卢布72戈比。可见我们对固定资产和设备的利用不是更好而是更差了。
再论”А类”和”Б类”工业生产发展这个重要问题。党长期以来一直深切忧虑我国未能实现这两个类别的合理比例，近几年这种比例失调反而更加严重。
（译注：”А类”指各种生产资料如冶金、燃料、化工、设备等，”Б类”指消费品如服装、鞋靴、家电、食品饮料等）
提出工业管理改革设想的人曾经热情说服我们，声称改革将在这一领域带来迅速且有利的变化。然而事实表明，改革之后比例失调不仅没减少反倒明显加剧。1963年差距达到创纪录程度：”А类”增长速度为10%，”Б类”仅5%，前者是后者的两倍。结果，1963年苏联的整个工业生产水平相当于美国的65%，其中”Б类”仅45%。
所以”Б类”工业生产方面我国落后美国两倍以上。显然需要大约十五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赶上他们。
赫鲁晓夫同志在自己的讲话中多次批评这种比例失调，但实际上批准的1964-1965年计划任务却规定了”Б类”重要商品更低的生产指标。与七年计划的基准数字相比，轻工业和食品工业目前未能完成任务。由此可见，赫鲁晓夫同志在这方面的建议也破产了，上述部门的发展速度并未趋同，工业管理改革反而加剧了比例失调，使情况恶化。
现在迫切需要果断大胆地重新审视这些比例，急转舵大力发展”Б类”部门，保证生产消费品的工业实现较高增长速度。
还有一种危险趋势令人深感忧虑：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正在逐渐下降。两组数字足以说明问题：1950-1955年工业劳动生产率年平均增长达到7%-8%，而当前七年计划期间这一指标实际已经降到5.6%，并且在继续下降。1962年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为5.5%，1963年5.2%，1964年上半年仅4.2%。
可是根据中央统计局的汇总数据，劳动生产率增长计划竟然超额完成了。
即使在技术进步方面，也就是发展科学技术并将最新成果应用于生产方面，我们也远未达到应有的程度。我们完全有理由为我国科学成就感到自豪，这些成就确实伟大。但也不应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在某些生产领域我们的技术水平远远落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些情况下这种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是赫鲁晓夫同志在技术政策领导方面不专业的、没完没了的干预。几年前他曾激烈反对技术进步领导机构的集中化、垂直化改革，如今他又把当年否定掉的东西当作新生事物来推崇。虽然成立了许多国家技术委员会，但它们有职无权，与生产脱节；它们为企业制定的新技术推广计划没有强制力。结果导致重大技术问题的解决严重滞后，重复和并行现象增多，几乎不可能实行统一技术政策。
以上只是工业发展领域中几个最显著的例子。
再谈几句建筑业。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是：所谓伟大十年期间的所有改革也使这个领域的情况恶化。我国未完工的建筑项目逐年增加，1958年一百七十五亿卢布，1963年突破二百六十亿卢布。建筑施工的速度和规模均有所下降，但五年间成本仅下降0.5%，原计划是下降4%。按照赫鲁晓夫同志的指示，现在全国所有的“项目清单”都必须呈送莫斯科审批。
但这边来不及审批，项目不通过就无法施工，结果导致工程投产一再延迟。
再者，他关于建设四层和五层住宅楼的指示，代价之高甚至难以估算。他解散了苏联建筑学院，因为学院不同意他的结论：即这种住宅最廉价最方便，而且能够分散人口，核弹攻击的时候有利保护民众之类。
（译注：苏联建筑学院1955年8月解散，公开原因是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时期的华丽浮夸楼宇风格——典型的就是所谓莫斯科“七姐妹”。1956年在其基础上改组为苏联施工与建筑学院，1963年又关闭）
生活已经证明，建筑学院的人才是明智之士。经过调查，如果把全市和地区的管线交通费用计算在内，四层、五层住宅楼每平方米造价要比九至十二层住宅楼昂贵许多。坚持建造“五层楼”导致城市建筑密度急剧下降，交通、供水、供热、排污等各种基础设施被不合理大幅延长。城市的外观变丑了，便利性更谈不上——这些住宅楼甚至没有电梯。
（儿按：有点讽刺的是，赫鲁晓夫坚持推广多层住宅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免装电梯省钱）
如今这位初出茅庐的总建筑师又打退堂鼓，改口呼吁高层建筑。但第一，谁来弥补他轻率指示造成的损失呢？第二，转型高层建筑绝非易事，因为这种建筑的工业基础实际上要从头建立。
在农业方面，赫鲁晓夫同志的意志（更确切地说是他的任性）造成的错误更多更严重。众所周知，他四处宣称只有他一个人懂农业，只有他能够把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拉出“深渊”。同样众所周知的是，他不允许任何人插手农业，企图自行主宰一切。必须直言：我国农村的现状仍然很不理想。
去年我国甚至出现严重的粮食困难。对此，赫鲁晓夫同志竟然提议实行配给制，战争结束都二十年了啊。我们不得不拿出八百六十吨黄金向资本主义国家购买粮食。如果农业真的处于繁荣状态，那么所谓“伟大十年”间的一次歉收怎么可能打得我们脱离正轨，导致国家粮食短缺，消耗战备储粮，更迫使粮食出口国苏联用黄金购买粮食呢？问题在于，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真实情况与赫鲁晓夫同志描述的相去甚远。
真实情况是：按照七年计划1959-1963年农业生产年均增长率应达到8%，但前四年仅增长1.7%，1963年甚至以负增长结束。农业总产值换算成价格也低于1958年水平。按计划五年内国营农场农产品成本应降低21%，实际上涨24%。
粮食和饲料方面的严重短缺迫使我们大量屠宰牲畜。结果，目前肉类、黄油、鸡蛋等其他食品方面的供应十分困难。估计今年家畜和家禽半成品将比去年减少约一百九十万吨，下半年销售的肉类将比去年减少35%。眼下几乎各地都出现了肉类销售的严重中断，在一些工业中心城市，此类产品今年几乎彻底断货。
我国的农业严重落后于国家对它提出的要求。我们距离满足人民对食品的需求仍然十分遥远，甚至连面包、肉类、牛奶、土豆和蔬菜之类的基础生活必需品也是如此。
我国至今仍未解决农业劳动者物质激励的问题。赫鲁晓夫同志就这一问题发表过许多讲话、签署过大量批复，收效甚微。1958年集体农庄庄员每个劳动日报酬（现金和实物）合计1卢布56戈比，五年后的1963年为1卢布89戈比。如各位所见，五年的“增额”只有36戈比，也就是每年增加7戈比。（译注：原文如此）
如果平均每个集体农庄庄员一年做满230-250个劳动日，意味着他的月收入仅37-40卢布。这比其他劳动者的月平均工资低两倍多。而且这还是平均数，目前我国许多集体农庄每个劳动日发放的货币和实物报酬甚至只有50-0戈比。正因为如此人们才纷纷离开集体农庄。
在此应当强调一个重要问题。当我们引用集体农庄庄员收入增长的数字时，总是以1953年的指标为基准，却不愿提及他们战前的收入。然而只有严谨分析这些对比数字，才能得出正确结论。下面数字反映了集体农庄向庄员发放粮食（其主要产品）的动态。
平均每个集体农户获得的粮食劳动报酬为：
各位看到了，这些都是以实物计算的真实数字。它们排除了任何粉饰、操纵价格的可能性，无法根据意愿多报或少报收入。这些数字彻底驳斥了赫鲁晓夫同志一再声称的所谓战前及战后直到1953年，大多数集体农庄庄员没有劳动报酬的说法。相反，这些数字表明，过去十年中集体农庄庄员从集体农庄获得的粮食报酬反而逐年减少了。
这正是为什么许多集体农庄庄员至今仍然更关心自家菜园、不关心公家生产的原因。而我们在尚未彻底查清由于我们自身过失导致农村发生种种问题之前，却开始指责集体农庄庄员留恋自己的菜园。
赫鲁晓夫同志对农业劳动者从劳动成果中获得物质激励问题的真实态度，可以从以下事实中看出：不久前他得知某些地方最优秀的牧羊人每月能挣一百八十卢布，火冒三丈，吼叫：“这是堕落，这是丑闻！”命令根除这种“堕落”。
再举一例：根据他的指示取消了农业专家的保障性工资，这导致过去五年里二十三万名农业院校毕业的学生只有四万人到农村工作，即仅占17%。
总的来说，我国农村经济在赫鲁晓夫同志的领导下摇摆不定，从一个极端蹦到另一个极端。今天强迫全国种玉米，甚至包括北方地区，等到发现撞了南墙，耗费大量资金和劳力却一无所获之后，又强行叫停。曾经发布全国禁令：不准种植牧草，过段时间又反复——必须种植牧草。时而宣布不宜扩大向日葵种植面积，时而又下令扩大。时而高呼在畜牧业中推广“人字形”挤奶台，接着又废除“人字形”改推“转盘式”。如此一来，确实搞成了旋转木马。
这些年由于他的缘故做了多少蠢事和错事啊！回想一下可耻的“梁赞丑闻”吧。他不可能不知道那是一场冒险，仍予以批准，结果许多并未参与弄虚作假的老实人受了牵连。他倡议进行集体农庄合并，某些地方把三十个甚至更多个村子合并成一个农庄，实际建立了根本无法管理的集体。
在他的坚持下做出决定：限制个人饲养牲畜的数量，缩小宅院旁自留地的面积。结果：牲畜被大量屠宰，肉和奶显著减少，从自留地划出去的土地长满荒草。以前那些通过集体农庄或个人渠道把自家产品销往集市或国营商店的人，现在自己变成了购买者，使得城市劳动者的食品供应更加困难。
赫鲁晓夫同志不止一次宣称国营农场的农产品成本比集体农庄低了近一倍。有人告诉他，集体农庄向国家交售产品实际上比国营农场便宜大约45%，他大发雷霆。这一点大家都理解：国家不承担集体农庄的生产成本，但要承担国营农场的。显然赫鲁晓夫同志不知道这个简单道理。同时必须强调的是，国营农场的经营制度更先进，我党今后仍将继续发展国营农场生产。
他访问埃及的时候向纳赛尔强推水培种植，国内也宣传。但水培种植在苏联成本高、前景差，人家埃及每年收割两、三季，有何必要又有谁需要水培呢？
简单谈谈落后集体农庄。赫鲁晓夫同志不止一次宣称必须认真对待落后农庄，但十年间他始终没有抽出时间去研究明白哪怕一个落后农庄。他只关心卡利诺夫卡那种模范农庄，顺便说一句，这个名字大家都听烦了。但必须指出，这个村子是国家大力扶持起来的，免除了它的大笔债务，搞所谓的试验性建设，给予它其他农庄根本得不到的援助。难道仅凭卡利诺夫卡的情况就能判断我国农村的整体情况吗？显然不能。而赫鲁晓夫同志正是拿它作为自己判断的依据。
再谈几句他最近一次国内视察，很有代表性：两星期时间他走访十几个州、边疆区和共和国。但有什么益处呢？没有任何益处！1963年粮食供应陷入灾难性局面时他不在国内视察，因为对他不利。今年收成还算可以，他立刻有时间了，也有出门的兴致了。但他不是随便走走，只肯去那些收成好的地方。
可是同志们啊，你们很清楚，虽然今年的收成总体上好于去年，但并没有、也从来没有理由像报纸、广播和电视在此次视察期间做那种无节制的乐观和吹嘘宣传。毕竟农业的情况依旧严峻。
由于既不擅长也不知道怎样真正扭转局面，赫鲁晓夫同志便接二连三搞改革。他在启程赴斯堪的纳维亚的前一天，还紧急向中央主席团成员、中央书记和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书记发出了关于再次改组农业的通知。我们认为，这次改组的主要目的在于把生产管理部门党委的作用降至零，把党委变成经济部门的附属品。否则，又该如何理解他最近在中央主席团的发言：“好就好在党委现在退到后面去了。我视察时，各地都把生产管理部门的负责人推出来。这很好，说明大家从我的通知中得出了结论”。
顺便说一句，在这次视察中他竟然没抽出时间与哪怕一位集体农庄、国营农场或集体农庄/国营农场生产管理部门的党委书记谈话。可是，同志们，党的领导人为党委退居幕后感到高兴，这合适吗？他甚至曾口头提出干脆撤销管生产的党委，用级别相当于集体农庄/国营农场管理处副主任的政治主任来代替。最近他又说，索性把这些生产管理部门本身都撤销算了。但这等于要把农村的党组织一并取消。他都说到这个程度了。
赫鲁晓夫同志在农业领域全部活动的特点是极度的主观主义、持续走极端，不愿考虑现实情况和农业发展的规律。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回想一下，他曾多次宣称在七年计划期间苏联主要农产品的人均产量将整体上超过美国目前水平。实际我们距离这一目标还非常非常遥远。
可以举出更多事实来证明农业困境和在领导上的严重错误。但有一点已经十分清楚：不能再容忍对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进行这种个人独断式的领导，不能允许某一个人在全联盟范围内进行未经深思熟虑的危险实验，尤其是在如此重要的社会生产部门中。
请允许我转到提高劳动人民生活水平的既定计划的落实问题。这方面的数据令人十分忧虑。
以下是苏联科学院关于过去十年国民收入增长速度的计算结果：
因此，到今年初为止，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在八年间下降三倍。都看到了，这种下降是逐年持续发生的。可见既不是个别现象也不是偶然情况，而是某种作用的结果，更确切地说是经济领导不力的结果。
国民收入增长是提高居民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平的主要来源。由于增长速度放缓，与1956年之前相比我们每年损失八十亿到一百亿卢布净产值。显然这大大减少了国家消费和生产的资金。
苏共党纲规定1961-1970年国民收入年增长率应超过9%，以便在十年内使国民收入增加2.5倍。可实际上1963年增长率仅4%，比党的二十二大规定的指标低2.3倍。为了弥补损失，从现在起直到1970年国民收入每年必须增长至少13-14%。但这是非常困难的任务，甚至可以说不切实际。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在于，七年计划和苏共党纲关于提高工人、职员和集体农庄庄员收入的任务执行不力。按照七年计划，工人、集体农庄庄员和职员的实际收入应当增加约40%，实际五年时间平均仅增长20%。
应当指出，食品和生活必需品价格显著上涨，对工人和职员实际工资水平造成严重影响。上述时期内集体农庄集市的物价上涨了17%，消费合作社1963年的物价也比国家规定价格高出13%。我们不得不推迟一些措施，例如原计划1962年进行的工资调整、将最低工资提高到50-60卢布，取消对月收入不足70卢布的工人和职员征税等。
种种事实引起民众强烈不满，使人们怀疑我们能否落实拟定的措施，也损害了我党和苏共中央的威望。关于这些问题，大量来信不断涌入中央委员会和政府，我们无权置之不理。
以上是过去十年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和现象，它们关系到经济发展的根本和主要方向。社会总产品、国民收入和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的下降，以及许多计划任务和社会性措施未能完成，都表明存在着严重危险。多年来我国愈发落后，在与资本主义的竞争中越来越不能充分利用社会主义社会制度赋予我们的巨大优势。
同志们，请注意，所有这些严重威胁我国经济建设成功的错误，恰恰是在近几年、在管理体制改革之后才出现并起作用的。这些年里由于无休止的改革、推行所谓“新式”管理制度等，工业、建筑业和农业都陷入明显混乱。赫鲁晓夫同志却对此置若罔闻，大肆宣扬国内形势大好，说我国不亚于人间天堂。这难道不是巧言惑众吗？
我国人民评价领导人，习惯上不偏听其言而细察其行。如果我们现在不把事情办好，人民可能会说：“如果你们不懂管理和领导经济，那就见鬼去吧。如果你们做了许诺却不兑现，那就把位置让给那些会领导、守诺言的人”。
人们这样说是正确的。
必须对人民讲真话，必须兑现承诺。列宁就是这样做的，我们亦然。
关于多次改组的性质和特点
同志们，你们知道，1953年以后的十年是在不断改革、各种改组和调整下度过的。结果，整个经济管理结构以及党的和国家机关的体系，形象地说，被从上到下、从横到纵彻底翻了一遍。每次改组都被称为革命性的、根本性的。有人为它们建立起某种理论基础，宣称这是真正的列宁主义做法，并试图赋予它们某种神奇效果。
然而事情果真如此吗？让我们看看这些数不清的改革在现实中究竟意味着什么。
没有人会站起来说不需要任何改革。生活向前发展，社会年年进步，领导和管理各项事务的机构不可能一成不变，必须加以完善和改进。但做这件事必须严格遵循列宁的教导：不可仓促草率，不可操之过急，不能妄想一蹴而就。另外，许多与改革有关的问题本应提交全党和党的代表大会讨论。
但列宁的这些教导被忽视了。就连建立工业和农业州党委，以及成立相应的苏维埃机关这种重要问题，本应在党的代表大会上讨论，却另辟蹊径定下来了。
结果如何呢？依他看来，新的党和国家管理体制似乎能够使工业、建筑业和农业的问题得到根本改善。
然而分析表明事实恰恰相反：新的管理体制由于考虑不周且存在缺陷，并未实现人们寄予的厚望。
正如前面所言，管理体制改革之后国民经济状况反而恶化了，这就是对新体制的无情判决。它导致了领导工作前所未有的平行性、困惑、官僚主义和纯粹的混乱。领导和管理机构的结构非但没简化，反而更加复杂。国民经济和我国经济的各个部门都未从这些改革中获益。
事实是，改进工业管理整体上未能实现。目前的国民经济委员会管辖着多个州的地盘，掌握全部经济管理权。因此，当辖区范围不一致的时候，工业州党委实际上被国民经济委员会支配。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生产管理处的党委也被剥夺了干预农业管理的权力，而且被置于这些生产管理机构之下。
这是我们闻所未闻的情况。要知道党一直领导着社会主义社会建设，领导着从下到上所有的组织和机构。这是具有重大原则意义的问题，绝不能置之不理。
我们消灭了部委的本位主义，但取而代之的是“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本位主义。换汤不换药。况且也没能简化和降低机构开支。如果说在撤销各部、各委员会和各机关之后的第一年，冗员人数有所减少，那么经过随后一番改革，各部、委员会和机关的数量几乎增加一倍，全国行政管理人员总数短短五年内就多了五十余万人。而且最近一年半维持这些机构的开销增加了近八亿卢布。
旧的弊病未消除，极其危险的新问题出现了。工业与农业之间产生割裂，甚至实际上形成脱节。然而列宁曾要求这样领导：“使大工业更快联系农业，从而形成正确的产品交换”。同时，无论工业或农业都出现了科学与生产脱节的现象。
应当特别严厉批评的是，按照所谓“生产原则”改组州和边疆区的党和国家机关。这项措施被称为是对列宁关于党和国家机关建设原则的创造性发展，但实际上背离了列宁的教导，也违反了苏共党纲的相应规定。
设立工业州党委和农业州党委及州执行委员会，造成了什么结果呢？结果是党、国家和经济机关的职能、权柄和责任出现了难以置信的交叉与混淆，工作中相互平行。总之，造成了我们苏维埃国家成立以来从未有过的混乱局面。至于从理论和政治角度看待这套改组，说白了，完全站不住脚。
请同志们自己判断：苏共党纲和党章写明了我党已经成为全体人民的党，同时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保持不变。这就意味着党必须是统一的，否则何谈领导作用呢？可改组的结果怎样？下至工厂，上至州和边疆区，工人被划入一个组织，而农民和其他农业劳动者被划入另一个组织。于是在党内似乎形成了两派：工人派和农民派。
我们必须结束这种不正常现象，因为这样的改组，
第一，违背了列宁关于党的思想和组织统一、工人阶级在国家和社会主义社会中起领导作用的要求，削弱了工人阶级对全体人民施加影响的能力；
第二，违背了列宁关于全面巩固工人阶级与农民联盟的思想（这一联盟是我们社会团结的基础），导致了工人阶级与农民割裂；
第三，把党一分为二，降低了党作为唯一的思想政治领导者和我国经济、文化生活领导者的作用。
改组也违背了苏共党纲规定的共产党作为苏联社会的领导和指导力量，其作用和地位日益增强，在社会生活各方面不断扩大其影响的方针。
试着从这个角度探讨另一个问题：苏维埃岂能按照生产原则来组织呢？
作为国家政权形式的苏维埃不可能脱离领土存在。国家的职能可以改变，但作为国家标志的领土不可以被取消或废除。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苏维埃是最广泛的政权机关。是全体人民的政权，不是分别属于工人或农民的政权。苏维埃的权力不仅涉及经济领域，也涵盖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政治、社会、文化、卫生、教育等。这正是苏维埃全权的体现。
有人试图让我们相信，他那种改组意味着革命性的进步。但我们实际不是前进而是大步后退，后退到了革命初期——那时候工人、农民、贫农和雇农、战士和水兵各自拥有独立的苏维埃。但列宁恰恰将建立统一的苏维埃视为党的最伟大成就之一。
最后，是苏维埃的国际意义。列宁曾把工农苏维埃视为具有世界历史性意义，他指出，苏维埃在所有国家都是不可避免的。迄今为止他的预言已应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走上我们的道路，建立了统一的苏维埃。然而没有任何国家走赫鲁晓夫同志指示的、改造苏维埃的道路。这是我们的朋友第一次不效仿我们的榜样，他们做得对。但这无疑损害了我们党和国家的威望。尤其当前苏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威望和权威问题成为最尖锐问题之一的时候，令人特别不愉快。
改组论的出发点——认为地域原则已经过时——是错误的。赫鲁晓夫同志声称这似乎符合列宁关于当今时代经济而非政治具有首要意义的教导。但这纯粹是胡说！
列宁认为地域性是党组织结构的决定性特征：一切党和国家机关从上到下都是按照地域原则建立的。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列宁在世期间，曾两次修订党章，召开了六次代表大会和六次会议，每一次都讨论过组织问题。当时许多方面都有变化，但地域原则始终稳固。不仅如此，在列宁的坚持下，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实际上禁止依据任何其他原则联合党员。他这样做是为了集合在战争时期被打散成多个独立队伍的党，不这样做就无法完成经济建设任务。
列宁从未把地域原则与生产原则对立，他认为二者密不可分。
顺便指出，当我们建立所谓生产性州党委和州执委会时，实际上建立的并非生产性质机构，而是带有地域-行业性质机构。工业州党委——如何理解这个概念？工业是生产部门，州是地域标志。这一点无法回避嘛！
简而言之，类似这种和其他种种改组彻底搅乱了我们的工作，阻碍了我们前进。十年来进行了如此之多的改组和重整，以至于人们现在无法正常工作，可以说是在对新改组的恐惧中度日。在党的、国家的、经济部门的工作人员中，乃至广大劳动群众中都出现了不满情绪。人们公开表示：“改组烦死人了，搞得没时间工作了。粮食和蔬菜、牛奶和肉类都短缺，只有改组层出不穷”。他们说得对。该停止这种胡乱折腾了。
结束这一部分之际，应当指出，赫鲁晓夫同志在讲话中常说：“如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活着，他该多么高兴啊……”那么同志们，你们认为列宁会怎样评价这些改组呢？
引用列宁的原话：“我们有很多人喜欢任意改造一切，结果遭到了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大灾难。”（全集第33卷第149页）这真是一针见血！正如你们所看到的，列宁把那些草率的频繁改造视为真正的灾难，又指出：“关键不在于机构、不在于改组、不在于新的法令，而在于人才和检查执行情况”（第36卷第526页）。
（译注：前一句话出自《关于共和国的对内和对外政策：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后一句话的另一种表述方式出现在1922年3月27日的《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波良斯基报告》引用的是列宁的讲话提纲）
我们怎样才能摆脱这一连串改组和重整呢？只能遵照列宁的建议。他曾这样说：“应当及时醒悟过来……应该从我们已经搞起来的那些机构中挑出少数几个来……表明，我们在国家建设方面真正学到了一些东西……”（全集第33卷第446页）。
（译注：这段话出自《宁肯少些，但要好些》）
伟大的列宁指出的这条道路当时是正确的，现在依然是唯一正确的。
关于外交事务的错误
同志们！现在请允许我简要说明党制定的对外政策是怎样贯彻执行的，首先是在解决最重要问题方面。
我们党的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制定了明确路线，并就所有对外政策问题提出了相应方针。党创造性地阐明了实现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政策的途径及方法，目的是维护和平、防止核战争，从而解决我们的首要任务——保证在和平条件下建设苏联共产主义社会，推动世界社会主义体制进一步发展。
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政党拥有这样经过实践检验的可靠的外交路线。然而路线是一回事，贯彻执行又是另一回事。即便最正确的路线，如果实施的手段和措施不当，不仅无益反而有害。
任何关注时局的人都不难看出：赫鲁晓夫同志往往不遵循党确定的路线，而是提出并实施了另一套做法。党要求在与帝国主义阵营的关系中：保持高度警惕、克制和冷静，不屈服于可能将我国推向核战争边缘的敌意挑衅，不采取讹诈和威胁的政策，要在捍卫祖国和整个社会主义制度根本利益方面表现出坚强和决心。
可我们实际看到的是什么呢？我国不止一次被卷入这样或那样的局势之中，每次都离战争一步之遥。
请回想苏伊士危机。当时我们差一点就爆发大战了！但凭什么开战？我们与埃及之间甚至没有互助条约，也没有收到过援助请求。况且，真正打起来的话，拿什么去作战呢？
当时我国尚未从同希特勒的战争中完全恢复，人民不想打仗也不期待打仗。那时候开战将是晴天霹雳，苏联人民绝不会感谢我们造成这样的局面。或许有人说，我们没想真的开战。但那就不是政策了，是政治冒险主义、是恫吓，是不负责任地玩弄国家命运、党的命运，玩弄我们的伟大事业。幸好一切平安，赫鲁晓夫同志随即把这说成是自己天才的功劳。
还有臭名昭著的“柏林问题”！赫鲁晓夫同志在维也纳会晤肯尼迪的时候，由于这个问题局势一度紧绷，以至于肯尼迪扬言：“如果继续这样下去，欧洲的天气很快会变得非常恶劣”。他指的是战争。
赫鲁晓夫同志提出最后通牒：或者在某个期限之前让柏林变成自由城市，或者就开战吧我们不怕。他究竟怎样盘算的不得而知，毕竟我们国内没有傻瓜同意“为了一个自由城市柏林”开战。从那时起已经逾期多次了，柏林终究没变成自由城市。诚然，建起一道墙，但这不需要什么最后通牒。如今连这也被包装成一次伟大胜利。可是无论怎样辩解，结果都对我们不利。赫鲁晓夫同志本想吓唬美国人，人家不害怕，我们只好退让，国家的、政策的、武装力量的声望及威信都遭受了沉重打击。
接着谈加勒比危机。赫鲁晓夫同志得意宣称，斯大林未能渗入拉丁美洲，而他做到了。首先，“渗透”政策不是我国的政策。其次，只有冒险家才会断言当今条件下我国能够向当地国家提供实质性军事援助。那边距离我们几千千米，远隔重洋，如何把部队运过去，又如何后勤补给？这种情况下打导弹也不行：导弹只会把我们要帮助的国家烧成焦土。问问我国任何一位元帅或将军，他们都会说对南美洲进行军事“渗透”的计划纯属荒谬，极易引发一场大战。如果我们为了支援某个拉美国家，率先对美国发动核打击，不仅威胁自己的生存，也会让所有人背离我们。
对古巴政策中的冒险主义表现得尤其突出。赫鲁晓夫同志在一次讲话中声称如果美国打古巴，我们就打美国。他坚持把我国导弹部署到古巴，引发了最严重的危机，把世界推到核战争边缘，就连策划这一危险举动的人自己也被吓个半死。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我国被迫接受美国提出的全部要求和条件，甚至容许美国对我国船只进行屈辱性的检查。按照美国的要求，导弹和大部分部队都撤离了古巴。
这起事件同样损害了我国、我党及武装力量的国际声望，同时提升了美国的威风。
苏联与古巴关系因此严重恶化。古巴人民和卡斯特罗把撤出导弹看作是放任古巴被命运摆布。古巴人民对我国和我国人民有了很大芥蒂，这些芥蒂至今显眼。
但你们知道，赫鲁晓夫同志仍然把加勒比危机的失败包装成胜利。不仅如此，他打算继续走同样的路，也就是冒险主义之路。不久前他在中央主席团会议的原话是：“必须与古巴签订互助条约。会有人喊这是冒险。管他呢——喊就喊呗”。
再直白不过了。
如各位所见，过去七年苏联在没有任何严肃理由和根据的情况下，三次置身战争边缘。这不是偶然的，是一种体系，是一种通过向帝国主义发出战争威胁来实施外交政策的特殊“方法”。当然，别无选择的时候可以且应当以武力威慑帝国主义，迫使其清醒过来。但这不能成为惯用手段。
我们今后也不会拒绝援助那些为民族解放而进行正义斗争的人民。援助是必要的，但应当考虑他们的请求和我们的利益，考虑援助的实际可能性和介入的后果。务必永远牢记列宁的教导：我们应当表现出最坚定、最和平的立场，因为帝国主义者会利用任何机会重启战端。
至于赫鲁晓夫同志所言“如果苏联和美国谈妥，世界就不会有战争”，我想说几句。
这是错误的口号。美国正竭力谋求世界霸权，企图把一种观念强加给所有人——似乎它是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的主人和领袖。而这个口号意味着我们把英国、法国和联邦德国仅仅视为美国意志的顺从执行者。但法国和联邦德国的例子表明并非如此。这样的口号违背我们的本意，反倒把欧洲小国推给美国做仆从。
而我们的任务则在于利用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的分裂和矛盾，证明美国不是这个阵营的霸主，也无权自称霸主。最后，用这种方式解释问题还会损害我国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
那么请允许我就我国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谈几点看法。大家知道，目前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内部形成了令人非常忧虑的局势。社会主义国家实际上已经分成三个集团：第一个集团追随苏联，第二个集团追随中国，第三个集团自成一派（包括南斯拉夫，最近看来大概也有罗马尼亚）。社会主义阵营分裂的威胁已经成为现实。
造成分裂危险的主要原因是中国领导人的破坏性活动，他们已经滑向大国民族主义和新托洛茨基主义的立场。但也有一些过错要归咎于赫鲁晓夫同志，他在与兄弟国家领导人的谈话中表现粗鲁、疏于自制、傲慢无礼、言辞侮辱。
他公开说毛泽东是“旧套鞋”，人家得知后当然大怒。他访问罗马尼亚期间同乔治乌-德治谈话时语气不当，粗暴干涉罗马尼亚内政，大声指责对方不懂农业——尽管这不符合事实。最近与卡斯特罗的挚友本·贝拉谈话时，赫鲁晓夫同志说卡斯特罗是一头公牛，看见红布就想冲过去。针对乌布利希、哥穆尔卡等其他同志，他也多次发表不当议论。而且他今天骂人家，明天又把人家捧上天，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这种做法丝毫无助团结。列宁早就警告过个人品质可能成为分裂的祸根，这话不是无缘无故讲的。
社会主义国家对我们的警惕性，在很大程度上也源于赫鲁晓夫同志酝酿着一连串只会损害社会主义国家团结的设想。例如，他策划推动保加利亚和蒙古人民共和国自愿加入苏联。
把这个话题摆到蒙古同志面前，他们完全回避讨论。而在保加利亚民间，关于此事的消息不胫而走，引起这个友好国家前所未见的民族主义情绪大爆发，甚至发展到民族主义者提出口号“我们不想成为莫斯科的一个省”，一下子召集了一大群人。
赫鲁晓夫同志另一个同样危险的设想是针对社会主义国家间的领土争端建立仲裁机构或进行全民公投。这是他最近提出来的想法。但哪个社会主义国家愿意遵照第三国的裁决割让本国领土给他国呢？或者说，某一片领土的归属问题，岂能不由全体国民和该国政府决定，而仅由领土上的居民自决呢？这违背了我们党纲规定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一切关系原则。
尤其要指出的是，赫鲁晓夫同志在中国问题上的行动前后不一且自相矛盾。他时而命令准备坚决反击，时而又提议停止争论。这给兄弟党造成了困惑和忙乱。有的党与中共论战，有的保持沉默，似一盘散沙。中共领导人充分利用时间，制定了计划，做了周密准备，向我们发起有组织进攻。
必须承认，我国在中印冲突期间的一些行为也起了消极作用，加剧了我们与中共领导人的紧张关系，并且引起社会主义国家的误解。中国发动战争是愚蠢之举。但无论如何，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而印度——虽然其奉行中立政策——却是一个资产阶级国家，我们本不应该向印度提供对抗社会主义中国的武器。
不能说我们对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分歧和动荡局面毫无责任。我们在与中国领导人错误作斗争的时候，既要坚持原则立场，也必须更聪明、更准确、更细致地贯彻列宁关于同所有共产党合作的政策。诸如“让社会主义国家并入苏联”、建立仲裁机构，或就领土争端进行全民公投等想法，必须彻底摒弃，这些对我们绝无益处。
我们的任务是纠正已经形成的局面，通过灵活运用列宁主义政策恢复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我们还必须理清一个对我们党和国家外交政策意义重大的问题，即向其他国家提供经济和财政援助的问题，尤其是那些刚刚获得民族独立、走上自主发展道路的国家。
苏联在这项事业中的卓越作用难以估量。我们忠于自己的国际义务，正在并将继续向这些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经济和其他援助，宣传社会主义道路优越性，分享我们在建设中积累的经验，协助培养干部，促进文化发展。
然而，目前这项工作却存在个人独断，缺乏深思熟虑的政治方针及合理性考虑，只有赫鲁晓夫同志的主观意愿。他试图牺牲我国利益表现慷慨，藉此为自己赢得声望。他把对我国人民而言过分且沉重的馈赠，以及其他形式的经济援助，解释为必须帮助这些国家更快发展自主经济。
但必须客观看待问题。现实是，几百年来美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和德国人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占据主导地位。他们在那边建立自己的经济和军事据点，十分了解当地情况、风俗习惯和人民生活条件，拥有他们自己的干部。这些国家的民众也使用他们的语言。我们往往在对这些国家几乎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贸然向其提供大规模财政、技术经济、军事及其他援助。
结果常令人失望：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吃完我们给的就翻脸绝情。资本主义者嘲笑我们，而且笑得理所应当。因为我们并非总能表现出政治上、阶级上的鉴别力，向一些国家提供援助和贷款——他们的领导人分得清面包和画饼，分不清共产党人和叛徒，喜欢紧跟帝国主义国家的政策。
请允许我举几个例子。
在几内亚，苏联出资援助建成了飞机场、罐头厂、锯木厂、发电站、广播电台、冷藏设施、拥有五百张床位的医院、旅馆、理工学院、畜牧场，还开展了地质勘探和勘测工作，供应了不计其数的机器和设备！可这一切统统付诸东流。所谓的“社会主义者”塞古·杜尔把我们驱逐出境，甚至不允许我们使用我们在科纳克里修建的机场飞往古巴。
在伊拉克，我们把赌注押在卡塞姆（译注：阿卜杜勒-卡里姆·卡塞姆，1958年7月成为伊拉克总理，1963年2月被推翻杀死）身上，斥巨资大规模搞建设：铺设了长542千米的铁路（顺便说一句，1963年苏联新建铁路总长673千米），至1963年已完成二百多个项目。然而就在此时，卡塞姆被推翻，公开反苏的势力上台，血腥镇压伊拉克共产党。叙利亚的情况也类似，该国现由极端反动的民族主义者掌权。印度尼西亚获得大量援助之后不愿偿还我国贷款。
向印度、埃塞俄比亚等国提供了约二亿金卢布的无偿援助，还不包括拨付其武装力量的大笔资金和军火。如果我们的钱至少能够满足这些国家人民最迫切的需求，也算做善事了。但雅加达的十万人体育场、仰光的旅馆、加纳的有同位素实验室的原子研究中心、马里的体育场、几内亚的酒店等，恐怕很难说是最迫切的项目。类似例子不胜枚举。
目前仅对二十个发展中国家的苏联贷款总额已达三十四亿新卢布（译注：指1961年货币改革后的卢布币值）。这些国家拿了苏联的援助，计划建设几百个工业企业和其他项目。短短十年间我们在各国竣工了六千多个企业。在一些国家如阿富汗、印度、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等，苏联贷款占其全部外债的12%-50%。而且这些国家的个别领导人厚颜无耻，不再是请求而是索要——给钱就行！他们甚至发明了一套“理论”：富国应当帮助穷国。
在履行国际义务的过程中，我们曾经帮助也应当继续帮助兄弟民族，但必须以理智和谨慎的态度行事，遵循明确的政治路线。当然，此类援助绝不能以剥夺苏联人民最基本和最必要的生活物资为代价。
还必须提请各位注意赫鲁晓夫同志处理外交政策的方法。就此有必要谈谈他的出访、接待方式，那种可称为“亲人般的”的外交手腕，以及其他方面。
总体来说，赫鲁晓夫同志总是倾向于把我国外交部和外交官闲置一旁，试图亲自解决许多国际问题。他宣布“高层会晤”是外交的有效手段，这个手段在实践中的体现就是他频繁出访。
外国媒体对这些出访的反应耐人寻味。“合众国际社”的夏皮罗是一位机智、犀利且不乏幽默感的记者，他在评论我国政府首脑访问斯堪的纳维亚时写道：“此次出访基本属于家庭野餐性质。苏联的这位最高统治者将把另外三个国家列入他那份已经足够可观的、包含二十个国家的访问名单……赫鲁晓夫喜欢携家眷出国……其他任何一位知名的国家领导人都无法这样长时间离开国内公务，周游世界”。
确实，没有哪位重要政治家会进行如此昂贵又往往徒劳无功的出访。难怪民间有人疑惑：“难道他在家就无事可做吗？”这确实值得深思。去年全年赫鲁晓夫同志在国外和国内各地访问视察的时间长达一百七十天，今年1964年尚未结束，他不在办公室已达一百五十天。如果再算上他1963年举行的一百二十八次盛大招待会、午宴和早餐会（平均三天一次），究竟还剩多少时间忙工作呢？
他出行时总是携带庞大的随行人员，而且在某些访问中除了亲属也带不少其他人。例如，他访问美国时的随行团队多达一百五十人。他曾严厉批评莫洛托夫，因为后者曾想带妻子访问民主德国并赠送德国人两辆公共汽车。可他自己呢？他去美国时带着妻子、儿子、女儿和女婿，以及大量礼品；去巴黎也带妻子、女儿和女婿，以及礼品。他的家眷还随他访问过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国。访问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他带了妻子、三个女儿和两个女婿。
他每次出访携带的礼物十分昂贵：飞机、汽车、皮毛、定制枪支等。有时甚至给不够资格的人送礼，例如他赠给塞古·杜尔一架“伊尔-18”飞机。去埃及带了两辆“海鸥”轿车，送给纳赛尔的孩子们“莫斯科人”轿车等礼物。他本人和妻子、女儿、女婿也收到了汽车回礼。
尽管许多出访对国家无益，造出的声势却不小。《真理报》和《消息报》、广播和电视吹得天花乱坠，说成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活动，大量刊登和播放照片。1952年《真理报》全年仅刊登六次斯大林肖像，而1964年该报刊登赫鲁晓夫同志肖像已达一百四十七次。真是反对个人崇拜斗士的好典范啊！
频频出访及其伴随的喧嚣和自我吹捧，目的在于使国内外民众相信赫鲁晓夫同志确实具有无与伦比的品质，并且在群众中享有巨大的不容置疑的声望。
各种招待会、早餐会、午宴等活动无非也是这个目的。每天都有大量必要和不必要的外国活动家、商人、资本主义国家参观者等进入我国，他来者不拒，一概接待。
这一切使每个人都烦透了。在莫斯科和其他城市，成千上万的人放下手头工作欢迎外国来宾，领导干部和积极分子也深感厌倦。可是苏联人民——包括各级领导、部长和其他同志——求见赫鲁晓夫同志几乎不可能。
在他的即兴发言和与外国人的谈话中，泄露过一些有时属于国家最高机密的信息。他曾在不合适的场合炫耀导弹数量，还曾对某位外国人透露关于太空拍摄的秘密。在各种会议上——顺便说一句，这些会议往往大量邀请多余的人——他也常说不该说的话。身处国外，他的行为更加放肆。到了最后他却指责国安委，说国安委工作人员不会保守秘密。
赫鲁晓夫同志践踏最基本的国际礼仪规范，损害了我国外交和国家的声望。他曾在联合国大会脱鞋敲桌以示抗议，至今仍将这种可耻行为当作“英勇举动”炫耀。或者再回想一下，在巴黎的新闻发布会上有人喊话，他的反应是当众叫嚷：“挖个三米坑埋了”。
许多西方人对此惊讶，他们说：“如果苏联的领袖都这样，其他人还能好吗？”确实，他缺乏最基本自制力。比如他曾这样复述自己赴斯堪的纳维亚之前同西德大使的谈话：“我狠狠教训他一顿，一通臭骂，说我们要把尔等德国人统统消灭，从地球上抹掉”等等。同志们，请设身处地想想，如果有人这样对我国驻外大使讲话，我们作何反应？
再谈谈赫鲁晓夫同志在与外国政要谈判中引入的新做法。他越来越频繁地把最重要的谈判任务交给自己的女婿，而不是交给党和国家领导人、外交部长或外交官。阿朱别伊曾经与肯尼迪、教宗约翰二十三世、艾哈德总理等人谈判。可以说政治变成了家族事务，阿朱别伊成了他特别信任的人。赫鲁晓夫同志每天甚至一天多次提起他：阿朱别伊说了什么、建议了什么。此人成了赫鲁晓夫在内外政策及干部任命方面诸多设想的执行者。但必须直言，阿朱别伊完全不具备履行此类任务的能力，而且是个口无遮拦的、带有冒险主义倾向的危险人物。
不久前阿朱别伊奉赫鲁晓夫之命访问西德。他在与西方记者的谈话中表现极不负责任，发表了一些言论，西方媒体借机渲染，似乎苏联为了改善同联邦德国的关系，准备以牺牲民主德国和波兰人民的利益为代价向军国主义者让步。这自然引起德国和波兰同志的合理不满，他们直言不讳地表示不理解为什么在西德复仇主义横行、德国军国主义者公开威胁民主德国、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安全的时候，苏联领袖却要访问西德。
昔日的俄罗斯皇帝或肯尼迪、丘吉尔等外国元首如果这样行事，那是可以理解的。但为什么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在我们党内，要复活这种国王和皇帝宫中盛行的家族王朝式外交呢？我们这样做合适吗？这绝非我们的路线，而是与我们格格不入的东西，理应受到最严厉谴责。
上述事实有力证明，由于赫鲁晓夫同志的过失，我国外交活动中的主导路线已经变成了与苏维埃国家和共产党性质相悖的轻率、主观主义和冒险主义。显然，这一切可能导致我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削弱，使我国在一定程度上陷入孤立，进而动摇我党的权威。
正因为如此，我们绝不能再容忍这种局面，不能任其继续恶化。必须坚决做全面斗争，整顿这方面的问题。
关于出现新的个人崇拜的危险
同志们！现在请允许我把话题转到赫鲁晓夫同志领导党和国家的方式。
正如已经指出的，他粗暴践踏了集体领导原则，把独自决定内外政策中重大原则性问题的做法制度化了。请自己判断：他是不是有这样的恶习，不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解决许多原则性问题，而是在饭桌上、仅有少数领导同志在场的情况下拍板决策。请问，难道可以边吃饭边讨论严肃问题吗？谁会在这种场合发表意见、提出观点和建议？
请允许我以访问埃及为例，揭露赫鲁晓夫同志极端专断、无视集体意见的态度，以及在作出某些决策时做得多么过分。这个例子生动体现了他惯用的办事手法：行动不受约束、绕过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强推硬塞。
他出发之前，曾在主席团会议上顺便讨论要不要授予纳赛尔“苏联英雄”称号的问题。所有人都反对，看似问题已经解决了。可是访问途中忽然发来加密电报：“必须授予纳赛尔英雄称号。让格奥尔加泽携带奖章飞开罗”。大家震惊了，凭什么授予纳赛尔最高荣誉？他毕竟是个激进民族主义者，曾打压共产党人，把他们关进不人道的集中营。
有人说：他已经把那些人放了。可这不过是他的一面之词，而且他消灭了多少共产党人啊？埃及的共产党已经毁了，被查禁了，宣布为非法组织，而且纳赛尔没打算取消禁令。还有一种说法称纳赛尔正在建设社会主义。但我们难道是第一次遇到打着神圣的社会主义旗号的民族主义者吗？这算什么社会主义呢？纳赛尔本人多次宣称这是“奉至大至慈的安拉之名”的社会主义，其“基础”据称源于《古兰经》。
还有人说，纳赛尔“向左转”，几乎在实行集体化。但请细察他的全部行为和他对苏联的态度。苏伊士危机大难临头的时候，他是我国的朋友；风暴一过，立即改口说“我们依靠安拉挫败敌人”，把我国抛在脑后。
今天全世界都在谈论阿斯旺大坝，这确实是苏联人民赠送埃及的最伟大礼物。但纳赛尔最初先找的美国，碰了钉子之后才求助我国。而且他当时的处境十分艰难：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分裂（叙利亚退出）、出现了强有力的对手（伊拉克的卡塞姆）、国内形势严峻、美国拒绝援建大坝等等。
有理由认为，他现在仍然像俗话说的——心里打小算盘。赫鲁晓夫同志访问埃及结束，阿里夫（译注：大概是指伊拉克第二任总统阿卜杜·塞拉姆·阿里夫）紧随其后也到访，发表民族主义言论，纳赛尔则辩解说阿里夫是个民族主义者，头脑简单。但阿里夫所言与纳赛尔本人一贯所言别无二致。他俩仿佛孪生兄弟，亲娘都分不出来。纳赛尔不便讲的，阿里夫讲——关键就在这儿。
这样一个埃及政要，竟被授予列宁勋章和苏联英雄金星奖章！
第一通电报的答复尚未送达，赫鲁晓夫又发来第二通电报：“我已与纳赛尔谈过授奖问题。他请求同样授予阿梅尔元帅（他的亲密助手）这一称号”。请设想中央主席团的窘境：已经公布了给纳赛尔授奖，消息见诸报端。若不授予阿梅尔英雄称号就会爆发丑闻，损害我国在阿拉伯世界的威望。所以不得不奉命办理！
再看看向埃及提供三亿金卢布新贷款的事情。赫鲁晓夫同志发来电报说：“埃及请求五亿卢布贷款。我知道很困难，请研究我们能给多少”。他担心主席团会拒绝，紧接着追发电报：“我已与纳赛尔商定贷款三亿卢布”。之后又在没有任何请求的情况下，凭自己的职权宣布赠送埃及价值三百万卢布的国营农场设备。
还有一件事：他在埃及发表的反对民族主义的讲话。此类讲话应该征求中央主席团同意后再发表，因为这是特别敏感的问题，稍有不慎就可能与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发生冲突，损害我们的事业。可他却没进行任何协商，直接就该问题发表了措辞含糊的讲话，引起许多新兴国家的警惕。
同志们，现在请想一想，这一切是通过什么手段实现的。每件事都是他自己策划决定的，背着主席团蛮干，然后让主席团进退两难，再以可能损害国家声誉相威胁，强行推行他的一个又一个决定。这难道是他常常标榜的列宁的规范吗？绝不是——这反倒是在粗暴违背列宁确立的党的中央领导机构的工作制度和规范。请大家自己判断，他在破坏列宁的集体领导原则方面已经走到什么程度。
他访问埃及期间还发生了一件令人愤慨的事。在与纳赛尔的会谈中谈到了血腥残酷镇压埃及共产党的问题。结果发生了难以置信的一幕：顽固的民族主义者纳赛尔竟然说服了自称列宁主义者的共产党员赫鲁晓夫——你们猜对方怎么说的？他说埃及共产党是“错误的”共产党，“行为不当”，没有考虑到纳赛尔的进步作用，“方向不对头”，“走错了路”，甚至说全党都是以色列特务。赫鲁晓夫并未接触过任何一位埃及共产党人，回国照搬纳赛尔的言论，并指示波诺马廖夫同志为该党制定新的政治路线和策略。
请想想：纳赛尔居然成了评判共产党的裁判！我们拿着这样的“指南针”将会走向何方？万一这件事情曝光——他本人很可能不慎说漏嘴——如果人们得知我们试图从莫斯科向各党强加路线和策略，正好被中国的分裂主义者利用，因为他们就是这样指责我们的。又岂能保证在这种情况下埃及共产党以及非洲、中东和近东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不会加入中国分裂主义者阵营呢？显然，这一切完全是不明智、不正确且危险的行为。
必须指出，最近米高扬同志也开始效仿赫鲁晓夫同志的做派。例如他在印度尼西亚期间与苏加诺讨论印尼共产党内部的情况。这难道是可以接受的吗？他儿子谢尔戈也参与了所有秘密谈判。可见坏榜样有传染性：“家族式”外交正不断蔓延。
请允许我谈谈赫鲁晓夫同志是怎样履行其直接职责的。坦率地说，近期他实际搁置了这些职责。他本人不主持中央主席团的许多会议，中央书记处会议干脆完全不主持，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开会也不主持，他每年只在批准国民经济计划时出席一次部长会议。根据他个人的安排，今年计划的工作时间不超过五个月。
而这一切的背景是所有领导权都集于他一身，真可谓是独揽大权啦。赫鲁晓夫同志喜欢宣称我们的优秀干部人才济济，但他自己却占据了所有职位——既是党中央第一书记，又是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又是苏共中央俄罗斯联邦局(Бюро ЦК КПСС по РСФСР)主席，又是最高统帅，他还管着国安委、外交部和国防部的工作。
讲到这儿必须谈谈他错误的干部政策。他对待干部态度轻率。一段时间以来我们撤换了多少人啊，要么不合他的心意，要么只是由于一些琐事和他的随意任性。另一方面，他却支持各种可疑甚至危险的人，包括滥竽充数和偷奸耍滑之徒。
以国安委前主席谢罗夫为例，此人是贝利亚心腹之一，从头到脚沾满鲜血，亲自主持过一百五十次三人小组会议，害死了数以万计的无辜苏联人民。有文件证明，谢罗夫是为关押党的干部设立的“特别监狱”的组织者之一。
谢罗夫的罪行罄竹难书，却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为什么中央第一书记如此坚定地支持这样一个人？费解啊。
（译注：1945年5月2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予伊万·谢罗夫“苏联英雄”称号，1963年3月剥夺称号，1965年4月开除党籍）
赫鲁晓夫同志既不关心干部工作也不了解干部情况。他几乎不见任何人，包括部长们。共青团中央和全苏工会中央的书记见不到他，苏共中央各部部长也见不到他。甚至中央书记处书记即便获得接见也是匆匆说两句算完。他不听取中央主席团成员的意见，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书记和州委书记也是同样待遇。请问，这如何能够领导党和国家呢？
中央主席团内部职责划分不明确，成员的作用被削弱。主席团成员多次就此提出实质性意见，但即便是最轻微的异议也被粗暴否决。中央书记处的处境更艰难，倘若它对某个重大问题作出决定，就会被斥责。看来赫鲁晓夫同志对这个机构戒心颇重，企图限制其权力，近来频频谈论要进行改组。
再看看我们苏共中央全会的情况。这些年来几乎没开过真正意义上的全会，开一次会人数动辄几千。这种情况下自然无法指望听到批评和不同意见，也不会有人提出大胆建议。
在苏共中央内部设立了若干委员会：农业委员会、意识形态委员会、化学委员会、重工业委员会。但这些机构同样有职无权，决定不了什么，没必要存在。至于说按目前这种方式成立中亚局和外高加索局，恐怕也没什么必要吧。不过这些问题应该另外单独讨论。
我国苏维埃机关的作用被严重削弱。赫鲁晓夫同志甚至在处理属于这些机关职权范围内的最简单的问题时也绕开它们行事。事情有时到了荒谬的程度，比如至今未向基辅市、基洛夫州及其他一些地方授予勋章。按规定应由最高苏维埃委派代表授勋，但赫鲁晓夫要求由他亲自授勋，只好一拖再拖。
他对加盟共和国及其领导人的态度也招致愤懑。已经形成一种局面：未经他批准，各加盟共和国政府甚至无法决定完全属于自身职权范围的事项。例如他曾严厉批评乌克兰在基辅修建体育宫，格鲁吉亚也因同样问题受到严厉斥责。他在多次中央全会和会议上嘲讽白俄罗斯同志。他同样不了解俄罗斯联邦的情况，对莫斯科党组织的领导也持错误态度。
还必须提请大家注意他对我国武装力量和安全机关的不当态度。他实际上轻视军队，不尊重我国功勋卓著的将领。他自认是军事理论家，提出了一连串部队不支持的设想。他毫无根据地把科涅夫、索科洛夫斯基同志撤职，实际上也让莫斯卡连科、扎哈罗夫、崔可夫等人靠边站了。至于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同志，近来更是连番臭骂和侮辱，说人家游手好闲、浅陋无知、办任何事都不用心，应当撤职等等。当然，这些话不是当面讲的，只在背后议论。为了搞“平衡”，国防部长在场时又对其大加赞赏。坦率地说，这难道不是典型的政治虚伪吗？
至于军官队伍，赫鲁晓夫几乎一概称为懒汉，提议取消他们的各种待遇。此外，在解决涉及国家防务的最重大问题时，他无视军方意见。例如签订禁止核试验条约，没有在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听取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的意见。结果，我国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个问题上协调行动时出现严重失误。
总之，我们都应当更加珍惜和重视我国的骄傲——光荣的苏联军队。不能像赫鲁晓夫同志那样对待它，不能鲁莽和主观地处理涉及武装力量建设和国防实力加强的问题，否则很容易遭受灾祸。
实际上，作为党中央第一书记和政府首脑，他同样忽视国家安全机关。他很少关注国安工作，也不重视国安委定期向他汇报的众多情报资料。
几乎方方面面都是如此！
国民教育领域的情况是一个令人遗憾的例子，证明赫鲁晓夫同志凡事都要且只能按照他认为正确的方式办事所带来的意外失败。苏联的学校直到1958年总体较好地完成了自身任务，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全世界最优秀的教育体系。但我们的领导人却觉得情况不好，坚持改革，尽管这种改革并没有任何成功的现实条件。五年过去了：普通教育品质下降，学习兴趣显著减退，中学数量减少，高校缺乏优质生源。
那么为什么把十年学制缩短为八年？为什么优先发展夜校而非日校？为什么在学校和教师队伍尚未做好准备、物质技术基础欠缺的情况下推行劳动教育？这些问题，无论改革的发起者或是其他人都无法回答。这既没有科学依据，也未获得实践证明。然而一个既不了解学校、也不懂教育科学的人却硬要改革教育。在培养下一代这样重大的社会问题上，岂能如此不负责任地搞试验呢？
在这方面，苏联科学院的情况很有代表性。我们的改革家在最近一次全会上猛烈抨击科学院，以关门停办相威胁。怎么回事呢？原来在选举新院士的时候，某个姓努日金的人（李森科的门生）以137票中的114票被否决。因为这事就要威胁停办苏联科学院——这可是享有世界声誉的科学摇篮啊，受到全体人民的热爱与敬仰！自从罗蒙诺索夫创立以来，它在近两个半世纪的岁月里始终无私而忠诚地服务国家利益。作为苏联科学家大军的战斗司令部和组织者，为祖国作出了无数或大或小的贡献，难以逐一列举。如今有人把这一切都忘了，竟然要对科学院下手。
无需多言，苏共中央绝不纵容此等专横行径。我们有责任让这个人规矩点，不该碰的别碰。
我党及其中央委员会一贯并将继续高度重视苏联科学技术的发展，珍惜我们光荣的科学家，因为没有科学就建不成共产主义！请允许我向苏联科学院和科学院的领导机构保证，苏共中央绝不会让科学院受欺负！
同志们，事实就是这样。它们清楚地表明一个着魔似的追求独裁的人会做出什么来。这种追求的根源在于，赫鲁晓夫同志真心相信自己比任何人更高明、更聪慧、更有远见。他处处都想扮演主角：要做重工业的总冶金师、做农业的最高农学家和畜牧家、做建设领域的总建筑师等等。他不明白自己不过是领导集体中的一员，是党让他坐上这个位置的，我们的党不是他缔造的也不是为他缔造的，他是党的公仆。
请允许我谈谈关于这个人的谦逊的一些问题，同时也涉及他个人生活的某些方面。同志们都清楚，缔造我们国家的В.И.列宁是何等谦逊和朴素。这一点众所周知，我国人民也习惯用列宁的标准衡量任何一位领导人。遗憾的是，赫鲁晓夫同志完全达不到这一标准。他毫不羞愧地宣称自己声名远播，而且这种声望具有重大意义。报刊，尤其《真理报》和《消息报》，几乎成了他家的报纸，充满了对他的吹捧。他讲的每一句话，哪怕无关痛痒也要见诸报端。至于出版了多少赫鲁晓夫的书籍小册子，简直难以统计！准确地说，这些都不是他亲笔，署他姓名而已；他本人根本不会写作。
他追求声望无所不用其极。最近有报道称他主持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开会，讨论1966-1970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草案，他在会上提出了极其重要的指示和意见。实际那天并没有举行主席团会议，只开了一次讨论居民肉类供应问题的会。赫鲁晓夫同志到场并发表了一番空洞讲话。之后这次会议被包装成主席团会议，报告刊登在报纸上。
最近中央主席团与部长会议联合开会，商讨把远景规划期限从五年扩大到七至八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问题，他同样发表了前言不搭后语的讲话。这项提议是赫鲁晓夫提出的，目的是便于掩盖七年计划失败。可是到了报刊上，竟变成伟人的新启示。
总的来说，同志们，应当指出，这种想要时刻被公众关注、想要在报刊上天天看见自己和自己姓名的渴望，已经变得病态了。赫鲁晓夫同志竭力确保每天都有他的报道。有时看似没什么可写的——不过是寻常的外出视察而已——他也能找到办法：发表他跟别人谈话的速记记录。这些记录传达的思想大家早听腻了，却被奉为金科玉律传播。
他在国内的视察如同外访一样大张旗鼓，报刊、广播和电视广泛报道。每到一处必须用面包和盐迎接，动员成千上万人走上街头，而他习以为常。地方和共和国领导人的处境可想而知：敢不照办？那就像人家自己说的——让你认识认识库兹马的妈。
（译注：这句俗话有多种含义，1959年赫鲁晓夫访美时讲过，大意是“更厉害的在后面”）
赫鲁晓夫一直声称自己是列宁主义者，似乎一切都为了人民。但他的实际行为跟小市民一样，做了对于一名党员而言完全不可接受的事情。有些事甚至连沙皇都不敢。举个例子：遵照他的指示在克里米亚和皮聪达（高加索）的别墅修建了游泳池，花费约五百万卢布。
看看他家多少汽车！儿子四辆，女婿两辆，夫人和女儿稍微低调：各一辆。此外，为这个家庭又专门配备了四辆汽车。服务和警卫人员多达一百一十名。这就是所谓的“列宁式谦逊和朴素”。
这位“列宁主义者”对奖章和礼物的贪恋程度甚至难以想象！任何人的馈赠他照收不误，无论劳动者的还是资本家的。他拿的奖章几乎没地方挂了。当谈起他过生日送什么礼，据说，他毫不掩饰地宣称愿意接受各加盟共和国的礼物——虽然人家根本没这打算。最近他甚至笑纳了舍甫琴科奖，理由不明，大概因为他曾偶尔引用一些事先替他挑选好的舍甫琴科名句吧。
（译注：“塔拉斯·舍甫琴科奖”1961年设立，赫鲁晓夫是1964年获奖者之一，表彰他“发展和巩固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文化之巨大贡献”）
他自己领奖的同时不忘亲属。他儿子谢尔盖是个初出茅庐年轻人，尚无重大成绩，已经获得列宁奖和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授予技术科学博士学位。女儿拉达几乎不出来工作，也获得勋章。女婿阿朱别伊拿过两枚列宁勋章，同样获得列宁奖。
他的讲话不知节制，动辄持续几个小时，在党的二十二大上他的两次报告长达十三个小时。人们不禁要问：难道我们这个一千万党员的大党竟然找不出另一位报告人吗？再者，为什么要拍摄长篇电影《我们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这岂不是荒唐至极吗？
赫鲁晓夫同志自负到何种程度、狂妄到何种地步，最近竟敢用不敬之词议论列宁、指责列宁。在一次约两千人参加的大型招待会上，来宾包括不少外国人，他竟声称：（列宁领导的）伟大的十月革命似乎不是工人阶级和武装战士完成的，而是娘们儿(бабы)完成的。这种说法若不是企图贬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作用、抬高自己，又能是什么呢！如此亵渎的话他也敢讲！
鉴于此，我们必须批判性评价赫鲁晓夫同志在反对个人崇拜斗争中的立场。难道可以仅仅把斯大林描绘成只靠斧头和绞架治国的精神分裂狂躁独裁者吗？如果是这样，长期忍耐他掌权的党和人民又算什么呢？斯大林确实对党和人民犯了重罪，我们已对此作出严厉谴责。
但也不能歪曲事实、篡改真相。事实表明斯大林亦有丰功伟绩，他为巩固和发扬十月革命成果作出诸多贡献，此乃众所周知。承认这一事实绝不意味着企图恢复斯大林个人崇拜，今天没有这种可能性了。但贬低斯大林的功绩——更不用说全盘否定——也是不应该的。
由此引发了一个合乎逻辑的问题：赫鲁晓夫同志这样做的目的是不是标榜自己？看起来很像啊！顺便说一句，近期他越来越频繁地把自己与斯大林相比较。这就让人警惕了：今天只是比较，明天可能变本加厉。这种嫉妒相当危险。
再谈几句赫鲁晓夫同志的贴身政治圈子。如果说他同主席团成员和中央书记们保持一定距离，对他们心存猜疑和不信任，却又把一小撮人拉拢到自己身边。这些人实际形成了一种“非正式内阁”，蔑视党和国家的任何最高领导机构。这些人试图通过赫鲁晓夫同志推行自己的意志和主张，对他施加着非常强大的、决定性的影响，成了他的支柱，替他加工所谓“思想”，赋予其政治和理论外衣。简而言之，正是这些人塑造并决定了赫鲁晓夫实行的政策。
这些人巧妙赢取了他的信任，令他相信没有他们就要坏事，不遗余力吹捧这位所谓的国家一号人物，向他灌输一种观念：仿佛他永远不犯错误，天生具有非凡的实践甚至理论才能，诸般德行无不齐备。他们这样奉承绝非无私，纯粹出于名利目的。而且他们毫无羞耻地笑纳了不配获得的奖章、学术头衔和荣誉职位——这些都是赫鲁晓夫同志感谢他们忠心服务的慷慨赏赐。
现在，既然大家已经了解了赫鲁晓夫同志行为不当的大量事实和例证，就面临着怎样进行评价的问题。有人或许会问：这难道是新的赫鲁晓夫崇拜吗？某种程度上是的。更确切地说，我们要对付个人崇拜死灰复燃。
众所周知，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早已对赫鲁晓夫同志的行为感觉愤慨，公开指出他建立了自己的个人崇拜。这表明我们的党员和劳动人民政治上高度成熟。显然，赫鲁晓夫同志无法不考虑这种形势，所以现在他不得不掩饰自己的意图，耍滑头搞佯动，花言巧语蛊惑人心。他不断宣称斯大林个人崇拜时期的那些做法一去不返，我们回归了列宁的工作作风。但正如你们所见，这种掩饰已经被揭穿，蛊惑不起作用。
同志们，必须明白，赫鲁晓夫的个人崇拜尚未完全、彻底形成。可以说我们是在其形成过程中、在复发复萌阶段将之遏止。如果试着从其他角度看待这一令人遗憾的事实，就有可能严重损害我党的威望，甚至散播一种错误观点：似乎党及其中央委员会在揭露斯大林个人崇拜之后，未能阻止出现赫鲁晓夫个人崇拜，在这种现象面前软弱无力。这是不正确的。召开本次中央全会清楚证明了这一点。
请允许我阐明这一消极现象以及赫鲁晓夫同志错误行为产生的原因。为什么起初走在正确道路上的领导人会偏离正途？首先，这是权力过度集中于一人的结果。大家都记得，列宁在他著名的《给代表大会的信》中曾指出权力集中的严重危险。他察觉了斯大林把无限权力集中于一身的威胁，并对斯大林能否始终谨慎运用这些权力表示怀疑。事实已经证明伊里奇当时的判断无比正确。
揭露斯大林个人崇拜之后，党遵照列宁的警告，并未立即把大权交付赫鲁晓夫同志手中。最初他仅领导苏共中央，即担任第一书记。虽然在此期间犯过一些错误和过失，但总体而言他能够谨慎地行使权力，重视领导集体的意见。因此当1957年讨论部长会议主席人选问题时，党中央提名了赫鲁晓夫，认为他在这个岗位上也能够正确行使权力。当时他的表现并未引起担忧。而且，当时权力集中也是基于一系列内政外交问题的考虑。
依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我党过去反对、现在仍然反对个人崇拜。同时党也主张拥有权威性的领导人——我们都清楚二者的区别。我们需要的是受到党和人民尊重爱戴的领导人，能够像列宁说的那样作出决断、提出建议，使全体党员和劳动群众都明白这些决策是正确的。
我们列宁主义的中央委员会及其主席团正是这样一支由权威领导人组成的团队。如果说伟大的列宁曾设想拥有十位才华出众、经验丰富、久经锻炼且彼此配合默契的领导人，那么今天我党的权威领导人已不止十位而是数以百计。仅中央委员会就汇集了约四百委员。而且围绕着他们正涌现出一批将来能够接班的新一代杰出组织者。
推举赫鲁晓夫同志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位时，我党及其中央委员会自然始终关心他能否胜任这两个最高职务，尽量减少错误和过失，使他的威望不断增长和巩固。也确实塑造了他的崇高威望，这是苏共中央和全党共同努力的结果。
必须承认，起初赫鲁晓夫同志似乎能够清醒认识现实状况，也没有误解自己威望的来源。我们每个人都由衷地为此感到高兴，或许正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的警惕性在某种程度上有了松懈。在提升一个人威望的过程中，我们显然没有察觉他本人已逾越这一重大事务的底线。
当时的形势在某种程度上也助长了这种局面。我指的是党受到派系分子（斯大林个人崇拜拥护者）攻击的那段时期。他们自然也攻击赫鲁晓夫同志。而我们在反击过程中，出于斗争的逻辑，不得不对他大加赞扬，有时难免说了过头话。大家看到了，他却因此产生完全错误的自我评估。
权力集于一人无疑潜伏着严重危险，这在今天已经不足为奇。但要使这种潜伏的危险转化为现实，还需另一个条件——领导人的个人品质。列宁曾指出：“个人品质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从防止中央委员会发生分裂的角度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
（译注：此言出自《给代表大会的信》）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样被我们的党和人民赋予几乎无限权力。但他具备的个人品质，今天以及永远会被以他的姓氏称为：列宁式品质。凡熟悉列宁的人都表示：与伊里奇并肩工作、执行他的指示，是莫大的幸福。
很遗憾，赫鲁晓夫同志不具备这些品质，甚至不具备近似的品质。相反，列宁曾经批评斯大林的那些负面个性他几乎都有，其中一部分甚至更严重。
事实上，我们现任领导人的典型特征不仅是极度粗鲁和不忠诚、任性和易怒。他还具有家长作风和莽撞急躁，判断问题带偏见和成见，牢骚满腹、动辄骂人，尤其最近一段时间表现出过度自夸和自信，以及被列宁形象地称为“粗暴的大俄罗斯的杰尔席莫尔达”的其他品质。
（译注：出自1922年《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杰尔席莫尔达”是果戈理《钦差大臣》中的愚蠢粗野、喜欢用拳头打人的警察）
起初赫鲁晓夫同志即便没有刻意压制，至少还知道掩饰这些品质。然而渐渐地这些品质占了上风，成为他性格的主要特征。他内心滋长起一种顽固信念，似乎中央委员个个昏庸，身边同事渺小虚弱，唯独他自己是格列佛、是伟人。
当然，我们记得赫鲁晓夫同志并非从来如此。他曾表现为一名优秀的组织者，是一个在党和国家工作中拥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人。诚然，那时的他和现在一样不擅长理论，更确切地说，对理论的理解很浅薄。但这项弱点被党的集体工作弥补了，他也深知自己的严重不足，能够倾听同志们的意见。可惜这都是过去了。今天正如大家所见，情况发生了急剧变化。
谈到赫鲁晓夫同志的个人品质，不能回避年龄因素。或许他的诸多负面个性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步入暮年，尽管他本人绝不承认，声称自己只是岁数大了。但自然规律谁也无法改变。从人情上说，我们理解不愿变老之人的心境。但事业高于一切。评估事实和事件的时候我们必须以事业的利益为出发点。
总之，目前我们面临的局面是：领导人的个人特质已从细枝末节转变为决定性因素。赫鲁晓夫同志把自己与全党领导层对立，他的行为束缚了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可能导致危险后果。
实际结论
问题在于：如何摆脱当前的局面。我们认为纠正现状的唯一正确做法是遵照列宁的建议。
请回忆，他谈及斯大林时曾写道，此人“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指出——“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这个人在所有其它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
可见，除了职务调动之外，列宁不认为还有对付此类现象的其他办法。他认为其他所有措施都无法达到目的，毕竟领导人已经独揽大权，而他又表现出滥用权力的倾向。类似如今我们面临的情况。
或许有人会问，这样的措施是否过分严厉？我认为必须按照列宁建议的去做。至于为什么必须如此，历史早已给出答案。众所周知，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没有采纳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建议，代表们认为他的要求过分苛刻。斯大林承认了错误，保证悔改，所以大会让他继续担任总书记。事实证明是列宁而非大会代表们正确，后者犯的错误最终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类似的局面今天很可能重演。
在全面思考这个问题的方方面面、权衡所有“利”“弊”之后，我们得出结论：这次必须毫不动摇地严格执行列宁的指示，必须听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意见。
当然，列宁关于职务调动的建议是考虑到斯大林当时年富力强，今天的赫鲁晓夫不是这种情况。所以在当前形势下，遵循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另一条建议更恰当；该建议并不与前一条建议矛盾，而是一种补充。列宁指出：“埋怨组织内缺乏人才的组织者……最好是引退（列宁加了着重号！），让位给年轻人，这些年轻人的充沛精力足以补偿那些陈规老套……只是需要让主动性和首创精神得到充分发挥”（《全集》第9卷第306页）。
（译注：这段话出自1905年3月8日文章《新的任务和新的力量》）
我们认为最合理的做法是请赫鲁晓夫同志主动辞去其担任的各项职务。这样的举措将在我党内部、在劳动群众中间、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间得到正确理解。同时也有助于巩固苏联共产党的威信，表明我党将事业的利益而非维护某个领导人的个人声望放在第一位。最后，这也符合赫鲁晓夫同志多次发表的声明，即：随着进入高龄，他打算为了共同事业的利益辞职。
因此，现在需要采取并提交你们审议的实际措施归结如下：
1.解除Н.С.赫鲁晓夫同志担任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苏共中央俄罗斯联邦局主席的职务。
2.制定并通过一系列有效的补充措施，以彻底杜绝党和国家再次出现任何一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个人崇拜。
党纲预定的措施不能完全防范这种危险。正如前面指出的，列宁认为导致个人崇拜的主要原因是把无限巨大的权力集中于一人。因此，必须从限制一个人所能拥有的权力入手。必须基于这样的原则：权力应掌握在党的中央委员会手中，并根据其授权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行使。
为此需要：
第一，今后严禁一人兼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两个职务；设立中央第二书记职务；大力提高党的中央全会的作用，真正按照党中央全会的形式召开；必要时可以召开全联盟会议，但不能像现在这样用全联盟会议取代中央全会；
第二，在实践中确立中央全会每年一次听取中央主席团的年度工作报告；在全会上完全恢复对党和国家任何领导人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严格划分中央主席团成员与中央书记之间的职责，扩大他们的权限，提高每个人对其具体负责领域的作用和责任。同时，制止利用报刊、广播和电视吹捧个别领导人个人声望的企图；确保在主席团内进行自由、公开和务实的讨论，集体审议一切原则性问题；
第三，消除违背列宁原则的、对共产主义建设事业有害的将党一分为二的做法。过去设立的农业和工业两个州委及边疆区委，恢复为原本的领导体制，在边疆区和州重建统一的苏共边疆区委和州委，并恢复相应的苏维埃及其他机构；
第四，大幅提高农村党组织的作用，增强其领导机构对农村整个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影响。
在采取这些关于党及其领导机构活动的措施的同时，还必须着力改善苏维埃机关的工作，首先是要提高苏联最高苏维埃和苏联部长会议的作用。
为此，有必要：扩大由苏联最高苏维埃直接处理及在其监督下解决的问题范围；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定期听取部长会议主席关于政府工作的简要报告；加强最高苏维埃代表的活动，赋予他们定期向政府及各部部长提出质询等权利。类似的工作程序也应当在各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及地方苏维埃加以确立。
至于即将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会议应当：第一，听取中央主席团关于进一步推进党和国家民主化生活的措施，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的报告；第二，听取苏联部长会议关于改善苏联人民生活条件、提高其劳动成果物质激励措施的报告。
亲爱的同志们！我们有足够的力量和手段坚决而果断地扭转当前局面，消除赫鲁晓夫同志在领导党和国家过程中犯下的严重错误。我们有责任毫不拖延地行动。
我们一贯并将继续坚定站在列宁主义的立场上，捍卫苏共党纲，捍卫党的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历史决议。我们的党是一个强大而高度团结的组织；我们的目标明确，并且知道如何实现目标。这正是苏联社会沿着通向光明未来、通向共产主义胜利的道路不断前进的保证和坚实基础。
附注：德米特里·波良斯基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曾任РСФСР部长会议主席。原本设想如果赫鲁晓夫拒绝辞职，就在全会上宣读这份报告。但赫鲁晓夫别无选择，主动让步，因此这份报告没有公开宣读。其中一些片段被纳入勃列日涅夫等人的发言。
俄罗斯著名档案学家鲁道夫·皮霍亚指出，《波良斯基报告》不仅（也不主要）由德米特里·波良斯基起草，而是在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内部酝酿形成的。这份报告经过精心准备，充满了各种专门信息，当时分管农业政策的中央主席团成员波利扬斯基本不可能掌握。报告包含的经济统计数据显然是专门为这份报告挑选的，涉及所谓宏观经济指标——增长放缓、社会总产品年均增长率、А类与Б类工业发展比例失衡、全国劳动生产率下降等。当年收集此类信息并准备此类统计材料必须经过中央委员会批准，或者是（很可能正如本报告）应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下属的党和国家监察委员会的请求进行。报告中还有大量数据只能出自外交部和国安委……由于报告的形式与内容极不相符，不禁让人想到它是秘密准备的，由熟知内情的人起草——很可能来自国安部门，负责打印的则是某位老打字员……
1999年皮霍亚将这一发现告知1964年担任国安委主席的В.Е.谢米恰斯特内，后者听了，“不能说感到高兴”。此人证实《波良斯基报告》是国安委内部经济学家起草的，由两名年长的国安委打字员负责打印。谢米恰斯特内还说，《波良斯基报告》本不应该被保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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