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为了谁？》
（维克托·涅克拉索夫的声明文章，1974年3月5日写于莫斯科，交给《世界报》等外国记者，1974年4月11日首次发表在巴黎《俄罗斯思想报》）
几天前我送别弗拉基米尔·马克西莫夫去法国，他是一位优秀作家，也是命运坎坷之人。在此之前我送走了挚友：诗人科尔扎文（译注：1973年移居美国波士顿市）。再往前，送走了安德烈·西尼亚夫斯基。作曲家安德烈·沃尔孔斯基、电影导演米哈伊尔·卡利克、数学家亚历山大·叶赛宁-沃尔平也都离开了。还有许多人，作家、画家、诗人和普通朋友。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被“驱逐”——他们居然找了这样一个词！达尔的词典都没收录——仿佛地主把雇工撵出院门。
（译注：弗拉基米尔·达尔是十九世纪语言学家，曾编纂大词典和谚语集）
走的已经走了，还在走，还会继续走……不禁令人深思。为什么？为什么聪明的、有才华的、严肃的人选择离开？这些人并非轻易做出这项决定，他们热爱祖国而且，唉，将会深切怀念祖国。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
陷入沉思……在作一番总结的时候，不由得想起自己的命运……尽管这是你的而非别人的命运，但它终究是一个出生在俄罗斯、大半辈子生活在这里、在这里学习、工作、为它作战（在最艰苦的战场）、身上带着德国弹片和子弹造成的三处伤口的人的命运。这样的人太多了，成千上万。我只是其中之一……
为何在我六十三岁这一年回顾总结人生的时候，心中萦绕挥之不去的苦涩呢？
我将尽量简要说明。
事情是这样的，三十五岁那年我出乎自己和所有人的意料成为一名作家，忽然名满全国。这样谈论自己可能太不谦虚，但事实的确如此。我的第一本书《在斯大林格勒的战壕》起初受到不少批评，但获奖之后（译注：1947年斯大林奖）多次出版和再版。随后又写了其他作品，同样毁誉交加，但都能出版和再版。我开始觉得自己大概在做有益的事情。我的作品被翻译成三十多种语言，在全球出版了一百二十次便是证明。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63年3月8日，那天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在高高的讲坛上对我的随笔《在大洋两岸》进行了我们常说的“最严厉批评”，并对我是否适合留在党内提出疑虑。在他的带动下，稍微低一些的讲坛、各种会议和报纸纷纷抨击声讨，党内对我个人立案，并因我访美时不仅仅看见贫民窟和失业者排队领糊糊的场景，而给予我严重警告。可想而知，也不允许我发表作品。
赫鲁晓夫下台稍微改变我的命运。人们发现美国也有一些值得肯定的东西，所以我那部倒霉的随笔终于出版了单行本。曾有一段时间，文学的大门再次向我敞开，直到1969年又一次关闭——那年我签署了关于乌克兰文学家切尔诺沃尔案件的联名信，并且在纪念娘子谷大屠杀二十五周年当天发表讲话。
（译注：维亚切斯拉夫·切尔诺沃尔是乌克兰异见人士、记者、文学评论家，1960-1980年代多次因“反苏宣传”获罪，1990年从政）
之后本人被第二次党内立案，第二次严重警告处分，几乎紧接着，我尚且来不及喘息，1972年第三次党内立案。这次干脆不找新借口了（就像人家说的：算旧账），还是那封联名信，还是娘子谷……他们终于把我开除出党，理由嘛，正如决定所写：“……因持有与党的路线不一致的个人观点”。
我就这种方式“欢度”入党三十周年纪念（没差几天）。三十年前，我在斯大林格勒，马马耶夫岗，战斗最激烈的时候火线入党。
从那以后，作为一个作家的我（也就是不仅撰写而且能发表作品的人）实际上不复存在了。《新世界》杂志撤稿，禁止“艺术文学”出版社出版我两卷文集，各种文集中凡是评论本人作品的文章一律撤下，我的小说被移出纪念卫国战争的文集，我编剧的关于基辅的一部电影停止拍摄。总之，若非每月还能领一百二十卢布养老金，我要发愁的就不仅仅是创作问题了。
十年三次党内立案，意味着要与党的调查人员进行三到四个月甚至长达半年的谈话，要在党委员会上进行解释说明，聆听对你的种种指控（最后一次纯属诽谤、污蔑）。这难道还不算多吗？
结果发现不仅不多，甚至嫌少呢。
1974年1月17日，九个人出示了签字齐全的正式手续，搜查我的住宅长达四十二小时（诚然，中间休息一晚）。必须承认时代变了，这些人礼貌但坚决，一边说“请原谅”一边翻看我的私人通信，一边说“可以吗？”一边从墙上取下挂画。检查偶然登门的访客，既不打也不骂。
对于女性，由专门叫来的克格勃女工作人员请入浴室（多么客气啊，本来自己也可以的！），让她们脱光衣服，强迫下蹲检查，摸摸耳朵摸摸头发。一切都做得精细认真，仿佛这不是作家的住所，是间谍联络站。
第二天搜查结束，他们把动过的东西归位，但拿走了七袋手稿、书籍、杂志、报纸、信件、照片，打字机、有磁带的录音机、两部照相机甚至还有三把刀——两把猎刀和我妈妈的一柄外科手术刀（译注：他母亲季娜伊达做过医生）。诚然，七袋当中有两袋装的是《巴黎竞赛》、《生活》和《观察家》等杂志，而且部分物品已归还（包括刀，他们肯定明白我没打算挥刀砍人），但最重要的东西：我那些尚未变成打字稿的手写稿，至今仍在审查中。
手续上写明，由于我是六十二号案件的证人，搜查我的住宅。六十二号案件究竟是什么案，我至今不知；本案被告是谁，同样成谜。但就在同一天，我的五位朋友因同一案件被搜查，其中三位被讯问，有一位是党员作家，被党内立案。讯问他们主要是问我的情况。至于我本人，搜查之后连续六天被传唤至克格勃办公室，接受一名特别重大案件侦查员的讯问。
搜查令亦写明，此次行动的目标是“查找包含反苏和诽谤性质的文字”。基于此，除本人手稿外，他们还没收了扎伊采夫、什梅廖夫、茨维塔耶娃、别尔嘉耶夫的书，拿走了意大利文的(!)《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俄文版却没拿走）、希伯来文的亚历山大·普希金作品集（后归还）、《萨罗夫的圣塞拉芬传》（也归还），扣留了《动物庄园》。此外还有斯大林格勒战役时期的德文和乌克兰文报纸，以及前面提到的《巴黎竞赛》杂志——这些后来归还了一部分，其中某几期，尤其尼基塔·赫鲁晓夫下台的那一期（1964年10月），被认为不适宜。
谁能给出“反苏”概念的精确定义？
想当年，巴别尔、佐申科、阿赫玛托娃、布尔加科夫、曼德尔施塔姆、布宁等人都被视为反苏作家，如今他们的著作却能够出版、再版，虽然印数有限制。
再者，比方说，目前健在的В.М.莫洛托夫在1939年10月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讲话，又该如何看待呢？是亲苏还是反苏？要知道他在讲话中重新诠释了侵略的概念，表示不能与希特勒主义作战，因为与思想（希特勒主义是一种思想！）开战是荒谬的、有罪的。假设，如果在我家查获刊登这篇讲话的报纸，要没收吗？
贝利亚的讲话呢？《苏联大百科全书》的订户被建议剪掉书中带贝利亚大幅照片的页面，替换为寄赠的“白令海”条目页。至于斯大林时代死难的几百万人，又算亲苏还是反苏呢？
谁来回答这个问题？
因此，虽然很难精确定义何谓“反苏”，但我明白：法西斯报纸依然是法西斯报纸，作家的资料室终究只是作家的资料室——既用于工作，也是作家出于各种兴趣搜集的物件的集合。我可以断言，马克西姆·高尔基、阿列克谢·托尔斯泰或亚历山大·法捷耶夫这样的作家，他们收藏的所谓“诽谤性”文字的数量，无论如何远超过我。我还敢说，许多仍在世且身居要职的作家，其藏品中此类材料不比我少甚至更多，但他们既未被搜查也未被传讯。
搜查是国家对本国公民不信任的最高表现形式，审讯则是令人难堪和侮辱性的（虽然形式上彬彬有礼）盘问方式，逼问你保存某一本书、某一封信的原因和目的。那么，我不禁自问：这一切是为了什么？为了恐吓、威慑、羞辱吗？不过，比目睹别人翻检自己信件更屈辱的，或许是那些以此为业且薪水不菲的人翻检别人信件，并认为拿走作家收藏的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的诗对国家有利。这一切究竟对谁有利？谁需要这一切？难道国家需要吗？或是有人以为使用恐吓、胁迫手段就能迫使对方作出某些举动？
曾经在不少机关部门（我接触太多了），高层的、低阶的、大权在握的、位卑言轻的人士告诫我（有的严厉，有的微笑）：早该向人民表明我站在哪一边。怎么表明呢？人家给我提示，或直截了当或拐弯抹角，说不是有报纸吗，别人（什么人啊！）都能给报纸写信，那么你呢？
对此我只能表示惊愕。难道果真有人认为一个正直的人会允许自己加入可耻的谩骂洪流，谰言攻击我国两位最值得尊敬的人——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吗？
莫非要以这样的代价换取写作和发表的权利吗？可是，尊敬的同志们，各个部门的人都对我讲过（无论是否微笑）：您应该写，一直写，读者翘首以盼，一切都掌握在您手中……
我的回答干脆利索、开诚布公：不，宁可让读者暂时读不到我的书，他们会明白因为什么。读者在等待，但他们等的不是诽谤不是污蔑，而是真相。我绝不会用谎言侮辱读者。我的读者知道我有时写得稍好有时写的稍差，但借用特瓦尔多夫斯基的话：“……曾经为了取乐而撒谎，绝不为了欺骗而撒谎”。
紧接着又冒出一个更复杂的问题。作家可以不发表作品，但不能不写作，不能装聋作哑。这是他的责任、他的义务。可如果那些手持搜查令的人随时闯进你家，没收你墨迹未干手稿的话，又怎样履行这项义务呢？
他们带走了一部我尚未完成的作品（篇幅不长但对我十分重要），是关于娘子谷的，关于1941年那场悲剧，关于深达四十米的沟谷在战后怎样被填埋至齐平、洪流一冲几乎无人挂怀，关于在屠杀地点只放了一块破石头、纪念碑至今未建立，关于每年9月29日人们带着花圈和花束来凭吊，以及那里发生的种种事情。
于是手稿没收了，我拍摄的娘子谷被填埋各阶段的照片册没收了，底片也一起带走了……能归还吗？不知道……手稿可以重写，但他们会再来没收。这样拉锯到什么时候？直到生命尽头吗？底片？会被烧掉吗？
行文至此，我这些忧郁的思考和某种总结也到了尽头。朋友们纷纷离去。我没劝阻他们，尽管我知道人人都有自己的（或许也是共同的？）理由迈出这样绝决甚至悲剧性的一步。我没劝阻他们，尽管每一个离去的朋友都像心尖被扯掉一块肉。不仅是你自己的心，也是俄罗斯的心。我没劝阻，惟默默拭泪，陷入沉思，深深沉思……
这是为了谁？为国家？为政权？为人民？我们是否过于轻率地抛弃了那些本应引以为傲的人才？画家夏加尔、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航空设计师西科尔斯基、作家纳博科夫都成了别国的文化财富。我们还剩谁呢？克格勃侦查员既不会为我们写书，也不会创作绘画或交响曲。
至于所谓站在哪一边……我从未在街垒打仗，但我曾在战壕（极其狭小破烂的战壕）趴过，趴了很长时间。我为祖国、为人民、为素未谋面的孩子维佳而战。我曾希望维佳成长为音乐家、诗人或者就做个普通人。但不是为了让这个孩子长大后拿着搜查令进我家，翻动我的藏书，搜查我的访客，以他自己的方式教训我什么是爱国主义而战。
1974年3月5日，莫斯科
（儿按：1974年9月维克托·涅克拉索夫与妻子飞往苏黎世，随后搬到巴黎工作生活。1979年5月被剥夺苏联国籍，1983年成为法国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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