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沃伊切赫·维托尔德·雅鲁泽尔斯基曾任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1981—1989）、波兰总统（1989—1990）。本文是雅鲁泽尔斯基致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回信，答复后者邀请他参加2006年3月的七十五岁生日庆祝活动及同期举办的关于“冷战”最后阶段的会议。经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同意，公开此函。
“冷战的终结”
由于种种原因，我无法参加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七十五周岁生日庆祝活动，以及与此相关的《从富尔顿到马耳他：冷战如何开始又如何结束》会议。我也无法亲自在会上宣读我命名为《冷战的终结》的讲话。所以只能以这种方式简单表达几点想法。同时，由于我难以查阅许多文件和资料，我的发言将更多是概括性的。
在过去二百年间，欧洲和世界经历了四场重大战争。三场“热战”分别在1815年、1918年和1945年结束，还有一场“冷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开始。然而它的终结无法归结到某个具体日期。这不是历史事件，而是历史阶段。对其评价自然存在差异——具有相对性和主观性。对我而言，这个阶段的开端是1985-1986年，终点是1989-1990年。但局势在更早之前就已酝酿成熟。军备竞赛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后果（尤其在苏联）变得愈发明显。尽管如此，这种状况本可以维持下去。苏联社会是很能够忍耐的。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当时致命威胁的记忆强化了“国防能力是神圣事业”的信念。我记得自己在西伯利亚的岁月，随处可见一句标语：“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军队，一切为了卫国”。这些观念深深根植于人们心底。军事威胁被视为一种永久状态，而且在屡次国际危机期间被强化。与此同时，人们逐渐认识到不能永远这样继续下去。1985年4月与我与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进行的第一次（五个小时）会谈中清晰感受到了这一点。身为政治家，我完全赞同遏制军备螺旋式升级的必要性。但同时作为军人，我看到了北约军队武器装备技术的加速发展，也包括联邦国防军的潜力。再补充一点：西部边界问题对我们波兰而言始终是核心问题，因为彼时的联邦德国尚未作出最终确认。
拥有丰富作战经验的苏联将帅们难以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便拥有庞大的坦克和火炮库存，也无法抗衡北约尤其美国出现的超现代化技术发展。也许我把话说的太简单了，但我感觉仿佛存在两种“学派”。一派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不允许被对方超越，甚至要保持一定优势以维持和平。另一派则认为，必须通过双边限制军备去寻找更低成本实现安全的解决方案。我很难评价北约军事代表的想法，但看起来他们那边也有类似这两种“学派”。
华沙条约组织确有自身缺陷，包括限制集团内国家的主权。但它也常被妖魔化，尤其被描绘为潜在侵略者，准备攻打并征服西欧。已经解密了各种文件和地图，上面可以看到向西延伸很远的箭头、数百次热核爆炸之类——总之是很吓人的。但这是片面观感。惟有同步解密北约集团同一时期（如今已属于历史时期）的同类文件，才能呈现当年局势的完整客观图景。为什么需要这样做？请看德国联邦国防军监察长、自1995年2月14日起（译注：实为1996年）担任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克劳斯·瑙曼将军接受的一次采访，刊登在波兰著名杂志《直接》上。我引用他的话：“在‘冷战’时期，指挥部始终摩拳擦掌应对全欧洲范围的大规模进攻。我认为减少指挥部数量并调整行动范围，将会被莫斯科视为建立互信的举措。”这正是双方长期陷入相互猜疑“陷阱”的例证。其结果就是军备竞赛、“展示肌肉”，在靶场、在阅兵式、在地图上炫耀武力。当然，大家很清楚在保有热核武器的条件下，谁如果发动大战，既灭了别人也毁了自己。但这并不意味着战争危险已消除。在国际紧张局势、局部冲突、各种意外事件和挑衅背景下，预警系统的一次偶发故障都可能导致万劫不复，使“冷战”变为“热战”。这是真实存在的危险。特别危险的是军备竞赛陷入死循环，这对于东方阵营更可怕。因此，任何人想喊“停”都不容易，需要有逆流而上的决心，对抗本国各种官僚势力尤其军事和工业游说集团。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采纳了这样的路线、承担了这样的重负。我虽然没有华沙条约组织内部以及外部、跨集团之间众多谈判、见面和会议的档案与文件，但有一点毋庸置疑：那是一场逐步克服疑虑与障碍、朝着建立信任和原则性限制军备迈进的运动。
1987年5月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政治协商委员会在柏林开会，通过了《关于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军事学说》的决议，我引用结尾部分：“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建议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举行磋商，比较两个组织的军事学说，分析其性质，共同探讨未来演变方向，以便消除多年积累的猜疑和不信任，增进对彼此意图的理解，确保军事集团及成员国的概念和学说基于防卫原则。磋商议题还可包括特定武器种类和武装力量不平衡、不对称的问题，并按照限制取得单方面优势的原则寻找消除问题的途径，同时认识到这种限制将导致更低水平的军备。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建议在权威军事专家层面举行此类磋商，双方专家都可以出席。他们准备好在1987开始磋商。”这是一项大胆的、意义深远且本质上具有革命性的倡议。在此请允许我指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生活与改革》一书中特别写道：“在我们与雅鲁泽尔斯基讨论的迫切问题中，包括了裁军议题。波兰领导人在国防和政治关键问题上的思维方式与我接近。当时我正忙于筹备同西方就裁军问题进行原则性谈判。”确实，我记得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以充分的决心推动这一进程。维也纳谈判随之展开——这是双方史无前例地“亮牌”，是在建设互信道路上跨出的一大步。结果出台了具体办法和实际措施，军备竞赛的螺旋上升变为下落。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进程就此启动了，可以说这是“冷战”壕沟不可逆转的突破。
前面我已概述当时局势发展的总体机制，主要是从军备与裁军角度。但“冷战”几十年对抗在人们头脑和意识中形成的“障碍”，并不亚于具体表现为导弹、坦克和飞机的那些障碍。要实现转折就必须有新思维，需要决定性的道德和心理推动力。我想提醒大家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一句话：“必须从敌对的哲学转向互相依存的哲学。”起点应当是互信，戈尔巴乔夫正是在构建这种互信。他的法律教育背景和逻辑思维能力、人文素养与开放态度，尤其是理解对方的意愿和能力——在经历多年保守且迟钝的苏联领导人统治之后，这一切都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改革”(перестройка)一词成为苏联变革的象征。但它的真实内涵远不止于此。新的政治氛围随之出现，我亲身体会到了，其他政治家亦然，波兰的人们普遍感受到一种新的、奔向伙伴关系的精神。改革还意味着苏联脱离代价高昂的各种非欧洲事务。这是强化和拓展各种国际联系与合作的过程，是公开性进一步扩大、揭示“白斑和黑斑”的过程。总之，形成了一种局面，使“冷战”逐渐失去立足之地——可以说，各种增强互信的事实的量变转化为了缓和与国际合作的新质变。
1989年12月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与乔治·（老）布什在马耳他举行的会晤，是进程中极为重要、甚至关键性的事件。不久之后华沙条约组织政治协商委员会在莫斯科开会，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介绍了谈判成果。细节我记不清了，它们肯定保存在相关文件中。但我记得当时的总体印象是：谈判诚恳、务实、有建设性，为接下来在建立信任、加强和深化军备控制与裁军进程方面迈出重要一步创造了机会。
此处请允许我做一点个人补充。1980年代后期是波兰与西方国家、尤其对美国关系逐步“解冻”的时期。1987年9月时任美国副总统的乔治·（老）布什访问波兰，随后在1989年7月以总统身份再次来访，是这一进程中的重要节点。我对我们的长时间交谈怀有温暖回忆。这些交谈伴随着进一步民主改革，营造了互信氛围，符合广义上理解的东西方关系发展。我之所以特别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戈尔巴乔夫创造的局面使得东欧集团各国（罗马尼亚除外）免受剧烈震荡，通过不流血的、渐进的方式实现深入改革。
许多政治家、历史学家和政论家纷纷发表意见评述这些变革的性质及推动力。依据不同政治倾向，有人被歌颂、有人被贬低——甚至出现了按百分比论功的尝试。这种斤斤计较没有意义。我确信，随着时间推移，人心摆脱了急切的政治情绪左右，将有可能作出更审慎、更客观的评价。历史的变迁，随之而来的“冷战”的终结——是进程的结果。在这个进程中，正如我前面讲的，客观因素之外，主观因素也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人民、政府、社会运动，尤其是领袖——政治领袖和精神领袖。罗纳德·里根和乔治·（老）布什，以及在一定程度上的其他一些西方政治家，当局推行的改革（尤其是波兰、部分在匈牙利），当然还有“团结工会”和莱赫·瓦文萨。再者，各国的异议人士群体。各宗教教会的努力也不可忽视，其中罗马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发挥了特殊作用，他对波兰局势的发展，以及间接对其他某些国家的影响都很关键。
总结：存在许多推动力和潮流，形象地说，它们汇成一条越来越宽的期待与追求之河，朝着全面民主化及以此为基础的国际关系方向奔涌。然而这条河被坚固障碍阻挡——那是保守的传统与习惯、尤其是维护旧秩序的各方势力的利益构成的堤坝。我曾多次引用一句俄罗斯古老谚语：“石不移水不流”。必须抬起这块石头，突破这道障碍。这正是戈尔巴乔夫的英勇壮举，得到了来自苏联民间和军界的具有现代视野和开阔思维人士的支持。我可以欣然地说，他的倡议和行动在波兰获得了广泛同情与支持。
在向多年来为自由与民主、为主权、为克服东西方对抗分裂而奋斗的东西方各界人士和力量致敬的同时，也必须强调：1980年代后半期在此进程中起关键作用的人是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他的作用十分宝贵且有转折意义。如果不是他抬起这块“石头”，历史的走向或许完全不同：要么陷入整体倒退并伴随各种不可预见的反应，对国际现实产生许多年消极、不稳定影响；要么来一次爆炸，成为引发欧洲甚至全球灾难的导火索。幸而事情并未如此发展。虽然不是一切尽善尽美，但最重要的是，欧洲和世界的诅咒——“冷战”，已经隐入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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