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8月7日，爱沙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列季佩阿村（拉克韦雷地区）附近的芬兰湾岸边，燃气工业工人家庭联谊会在此召开。这项为期两三天的活动深受燃气工人喜爱，自1970年以来已成为传统，每年在共和国不同地区成功举办。本次大会选在拉克韦雷的公用汽车监察员疗养基地举行，该基地毗邻苏芬两国海上边界，边界约1.5千米处有一座苏联边防哨所。正因如此，主办方事先与苏联边防局协调了活动时间和其他细节，并征得地区执行委员会批准。
记者恩诺·塔梅尔介绍：“当地管控非常严格。去疗养基地度假的人一律登记造册，克格勃全程掌握。若逢休息日，会有两名边防战士执勤。列季佩阿的情况也是如此——两名边防战士在岗”。
专为召开本次联谊会划出了大片区域——参加者不得擅自离开，游泳只允许在岸边指定地点。344名度假者中的大部分于1976年8月6日傍晚抵达，搭起帐篷，余者次日早晨抵达。8月7日的活动从主楼前的隆重集会开始，领导讲话完毕，游客们分散在场地，根据兴趣参加为他们准备的各种娱乐项目。拉克韦雷燃气公司职员、1976年的营地体育活动组织者托马斯·克伊夫回忆：“我是星期六见到边防军的。当时他们的一位军官来此（帐篷营地），询问我们共多少人，活动进行得怎样。他对一切都很满意，甚至祝大家玩得开心”。
临近傍晚，燃气工人点燃篝火，摆出简单的野餐小吃。疗养基地内销售酒精饮料——商品清单显示联谊大会前当地商店共储备820瓶伏特加、160瓶白兰地和利口酒、776瓶葡萄酒及1740瓶啤酒。
正当晚会如火如荼，度假者瞧见两名边防战士朝这边晃来，他们是第6边防总队第3哨所的列兵：维克多·巴吉热夫、尼古拉·波维舍夫。20岁的巴吉热夫来自鞑靼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他的同龄好友波维舍夫来自彼尔姆。两人1974年同时入伍，原定1976年退伍。
后来查明，这两个现身爱沙尼亚度假者篝火旁的边防战士已经连续酗酒几天了。8月3日其中一人收到亲属寄来的大额汇款，全数用于购买伏特加和“老塔林牌”利口酒。8月7日早晨执勤时两名列兵继续饮酒，几乎整天都在疗养基地附近土豆田酣睡。天擦黑，他们没等换岗战友出现，认为本日执勤已经结束，决定参加爱沙尼亚燃气工人聚会。根据一种说法，列兵向度假者要酒喝，蛮横态度惹恼了爱沙尼亚人。1976年参加此次联谊大会的列季佩阿村村民泰玛·基维洛回忆：“我们把他们撵走好几次。我们说，我们有许可，别打扰。你们有你们的工作，我们在这里自娱自乐”。
两个兵痞暂时走开，随即返回营地继续勒索酒水，再次遭拒绝，巴吉热夫和波维舍夫举起卡拉什尼科夫自动步枪威胁。但也有另一种说法：度假者起初热情地把他们拉到身边入座，招待零食和酒。大约午夜时分，波维舍夫和巴吉热夫烂醉，开始骚扰已婚妇女、讲下流笑话。爱沙尼亚妇女的丈夫们试图劝阻，二人不肯收敛，直接提出要与度假女性“发生亲密关系”。燃气工人们叫二人离开，二人举起步枪。8月8日凌晨1点30分左右，度假者阿纳托利·瓦尔基最后一次尝试息事宁人。托马斯·克伊夫说：“我们燃气公司主任、夏季活动的组织者阿纳托利·瓦尔基上前劝阻边防战士，他们却用枪托揍他”。
这一击十分凶狠，阿纳托利·瓦尔基应声倒地昏迷。同事们立刻冲上去，用担架把他抬进主楼，呼叫值班医生。不久瓦尔基睁眼，但长时间不清醒，后来诊断他脑震荡了。
外面草地上，四名燃气工人与兵痞爆发冲突，第一声枪响，子弹击中拉克韦雷燃气公司24岁员工阿纳托利·帕亚斯，他只喊了一句：“你们干什么？我们都是年轻人！”当场死亡。营地多数度假者未亲眼目睹，仅听见枪声，确实想不到发生了杀人案件。泰玛·基维洛说：“我根本没想到那是枪声，还以为谁把石棉水泥板扔进篝火烧炸了呢”。
经过一番搏斗，燃气工人们缴获波维舍夫的步枪，扔进灌木丛。但他们来不及夺下巴吉热夫的武器，他调转枪口对准帐篷开火。托马斯·克伊夫说：“两次连射，中间短暂停顿——显然换了一次弹匣。子弹击中监察员宿舍的石头地基，我和我儿子就在屋内”。
巴吉热夫打光两个30发子弹的弹匣，波维舍夫扑过去夺枪，却被巴吉热夫射中胸口，子弹擦着心脏穿过，波维舍夫栽倒。巴吉热夫醒悟自己犯下重罪，向头部开枪自杀。
与此同时，帐篷营地的度假者陷入恐慌。阿纳托利·帕亚斯的遗孀卡琳·帕亚斯说：“男人们大声命令大家趴在地上，匍匐往森林撤离。子弹打得低，有些击中了帐篷。直到第二天我才流眼泪，亲戚们以为我会疯掉，我坐着不说话也不哭”。
部分度假者跌跌撞撞跑向主楼，组织者在门廊用扩音器试图安抚乱跑乱窜的人。一些冷静的燃气工人与赶至现场的医生冲进被扫射帐篷，抢救痛苦呻吟的伤员。参加联谊大会的胡托尔·恩·涅梅拉说：“我的帐篷有七个弹孔。我本人没受伤，但我们这一组的两个人中枪了。有人伤得很重，子弹打进肺部，活下去不容易”。
度假者用自己汽车的前灯照亮草地，把车载急救箱统统拿出来，因为许多伤员需要立即止血。胡托尔·恩·涅梅拉说：“受到惊吓的人大声尖叫，但直到我亲眼看见打绷带的伤员和死者尸体，才真正意识到这场悲剧的严重性”。草地上人们七手八脚救治伤员，主楼内有人尝试打电话叫救护车，因线路问题未立即拨通。意识到许多伤者可能等不到救护车，大家决定用自己的车送伤员去拉克韦雷和塔尔图的医院。
这一果断决定挽救了拉克韦雷燃气公司24岁驾驶员马蒂·普萨，一颗步枪子弹击中他的胸腔，卡在肺部，医护团队将他从死亡边缘拉回。但并非人人都这样幸运。巴吉热夫扫射帐篷，子弹掠过在帐篷内休息的21岁安德烈斯·努尔克和妻子头顶，安德烈斯的弟弟——16岁的蒂尼斯当时正坐在帐篷入口处脱鞋。这个少年原本不该出现，他听说将有篮球比赛，说服哥哥带他一起。托马斯·克伊夫回忆：“安德烈斯后来告诉我，蒂尼斯告诉他自己中弹了。安德烈斯把弟弟抱上车开往医院，可惜蒂尼斯不治身亡”。
度假者也设法拯救被战友击伤、鲜血淋漓的列兵波维舍夫，但努力均告失败，此人8月8日晨6点死于医院。另据难以证实的说法：列季佩阿边防检查站站长获悉疗养基地发生的惨案，一时想不开，拔枪自尽。
边防战士维克多·巴吉热夫实施的大屠杀导致七人遇难（不包括他本人），年龄从16岁到57岁。受伤人数根据不同资料显示在14-18人之间。死者之一：萨雷马岛23岁居民费尔迪南德·图利特的亲属回忆，图利特似乎有不祥预感，本不想参加联谊会，但他没什么选择，因为他是登台表演的乐队成员。图利特下葬之后，他父亲成为墓地管理员，直到四年后葬在儿子身旁。
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部队首长紧急飞赴当地，将军们抵达之前，疗养基地被封锁，严令游客不准离开。遇难者和凶手的遗体临时存放在主楼，直到下午15-16点才运往停尸房。苏联国安委主席尤里·安德罗波夫亲自掌握边境地带枪击事件的调查工作，火速飞临爱沙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这位苏联最高国安官员首先下令：关于悲剧及其肇事者的所有信息均列为机密。
因此，苏联媒体未报道列季佩阿村附近发生的枪击事件，仅“自由电台”和“美国之音”广播了消息。遇难者遗属收到公款补偿金——150卢布，国家全额承担丧葬费。六名爱沙尼亚遇难者的葬礼在警察和克格勃监视下进行，为避免民众骚动，哀悼仪式严格限定了时间。苏联政府曾试图禁止出殡队伍上街，因家属强烈反抗，最终不得不妥协。
然而，在蒂尼斯·努尔克就读的学校，本应举行的师生告别仪式却被取消。蒂尼斯的爸爸始终无法接受这一沉重打击。安德烈斯·努尔克透露：“白发人送黑发人是最惨痛的。我父亲因失去小儿子备受煎熬，十年后自己也辞世了”。
在政府的调查文件中，这场悲剧被称为“日常纠纷引发的使用勤务自动武器的冲突”。由于肇事者死亡，其上级代受惩处：参谋长和一些军官降职，巡逻队队长3年半监禁。负责联谊会安全的爱沙尼亚燃气工业总局副局长阿多·佩苏尔受党纪处分，他的上级弗谢沃洛德·格拉西莫夫和拉克韦雷地区领导仅受口头警告。
苏联政府吸取教训，驻扎爱沙尼亚的边防战士值勤时改为携带空枪，遭遇突发情况允许使用刺刀。夏令营内禁止销售酒水，禁止在边境地区举办任何大型集会活动。1977年苏联边防军司令瓦季姆·马特洛索夫上将视察，谈及民族构成问题，建议安排说爱沙尼亚语的军官进边防巡逻队。
1991年在发生枪击的草地竖立了纪念石碑，五年后石碑刻上了被维克多·巴吉热夫夺去生命的所有遇难者姓名。但立碑地点在爱沙尼亚社会引起争议，许多人坚信凶手正是在该位置开枪，所以立在这儿不合适。
回首历史，列季佩阿村的悲剧绝非孤例，爱沙尼亚曾有过多起类似事件。例如，1968年在维尔桑迪岛，27岁的边防部队副指挥员多布罗杰耶夫在一次酒席纠纷中，用马卡洛夫手枪射杀气象学家玛耶·兰布特和灯塔管理员列姆比特·基维，多布罗杰耶夫被判死刑，后改为十五年监禁。四年后的1972年，萨雷马岛又出事，一个边防战士醉酒寻找昨天吵架的女友，闯入她家企图强奸，女友的妈妈和两位姐妹阻拦，他开枪杀害四人，随即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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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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