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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戈尔·格里戈维奇
（医学博士，曾任彼得罗扎沃茨克国立大学教授）
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尤丁是一位全能型天才外科医生，他生命的最后六年遭受了政权的不公迫害，被剥夺了工作机会，罹患严重疾病，英年早逝。
我称呼С.С.尤丁为天才外科医生绝非溢美之辞，也没有过分拔高他在本职领域的手艺。这称号实至名归，因为外科医生的首要价值在于他们手上的技术，以及这些技术带来的成果如何。优秀的外科医生很多，天资卓越的也不少，而旷世奇才寥寥无几。在俄罗斯的外科医生中，我只能举出两位：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皮罗戈夫和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尤丁。我这话是有客观标准支撑的，那就是他们获得了本国和全世界同行的广泛认可。
关于皮罗戈夫的详细介绍汗牛充栋，尤其是在2010年他诞辰200周年之际，联合国宣布本年为“皮罗戈夫年”。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多个城市拥有以皮罗戈夫姓名命名的街道、医学院和大学、诊所和科室。还设立了“皮罗戈夫奖”，以及其他纪念这位俄罗斯伟大的外科医生、科学家和教育家的方式。
至于С.С.尤丁，明显低调得多，甚至可以说基本没什么纪念：仅在“Н.В.斯克里福索夫斯基”急救医学研究所（尤丁曾任所长）悬挂纪念牌匾，和在新西伯利亚市一间儿童医院前安放纪念碑——该医院是尤丁被流放期间行医两年的地方。可能因为时间还不够长吧，再过两百年，我们的后代是否会重新想起伟大的外科医生尤丁，想起他们的曾曾祖父辈在20世纪所崇敬的偶像？也许吧。到1991年尤丁百年诞辰时，研究他工作的书籍约50多种，诚然其中大部分是尤丁的学生在外科期刊和专著中撰写的，但也有一些文章是由非学生撰写且发表在非医学类刊物上的。
在面向大众读者的传记作品中，最吸引人是尤丁学生基里尔·谢苗诺维奇·西蒙扬1963年出版的《外科医生之路》。此外，当然还有2008年发布在互联网上的《关于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尤丁的回忆》，系尤丁的侄子：肿瘤学教授伊戈尔·尤里耶维奇·尤丁，和他的侄孙：医学博士、肛肠科医生瓦季姆·伊戈尔耶维奇·尤丁共同撰写。
遗憾啊，我不仅与С.С.尤丁无缘相识，甚至未曾见面。不过在大学期间和毕业后最初几年，我从老师们口中听闻了他的许多事迹。本人之所以选择这个职业，同师长们热情洋溢描述这位闪亮的奇人有很大关系。1950年代的人们经常谈论尤丁，他是当时苏联最受欢迎的外科医生，备受当局青睐：两次荣获斯大林奖，荣膺院士，几乎是每一个欧洲国家及美国外科学会的成员。岂料突然被以“间谍罪”逮捕，流放西伯利亚。虽然“人民领袖”去世后，尤丁在1953年获平反，被召回莫斯科，再次在“斯克里福索夫斯基”工作和行医，但仅仅十一个月便因心肌梗塞去世。
尽管老师们对于发生这一切的时代刻骨铭心，但“解冻”毕竟到来了，他们开始更自由地议论这些话题，包括一些当时还不便写成文字的细节。当然尤丁并不是唯一经历如此悲惨命运的人，还有外科医生В.Ф.沃伊诺-雅谢涅茨基（路加大主教）、院士Н.И.瓦维洛夫、飞机设计师А.А.图波列夫、火箭科学家С.П.科罗廖夫、院士Д.С.利哈乔夫等无数人，不胜枚举。
我的系主任费奥多尔·马尔科维奇·达诺维奇教授屡次向我讲述尤丁的事迹。达诺维奇教授来到彼得罗扎沃茨克之前曾在军事医学院的海军外科系工作，系主任是И.И.贾内利泽，此人是尤丁被捕后少数几位仍与他保持联系的人之一。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的学生阿尔卡季·阿列克谢耶维奇·博察洛夫和德米特里·阿列克谢耶维奇·阿拉波夫也在这个系上班，阿拉波夫曾任北方舰队首席外科医生，后来由我的主任接替这一职位。我还与斯坦尼斯拉夫·雅科夫列维奇·多列茨基关系密切，友谊持续多年。他也跟尤丁十分熟悉，因为多列茨基具有艺术气质，热衷写作并结交富有创造力的人士，人送外号“小尤丁”——此二位确实在某些方面非常相似。所以，即便在尤丁的学生和亲属的著作发表之前，我已通过这些交谈知晓了С.С.尤丁的许多故事。
我之所以动笔撰文纪念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尤丁，也是因为今天这一代外科医生，更不用说医学生，只记得“有一位尤丁大夫”，再多的一概不知了。
С.С.尤丁1891年9月27日（旧历）生于莫斯科富裕家庭。他父亲是“荣誉公民”和开办金银线厂的“一等商人”，经营着多家销售军官制服和军用配件的商店。他母亲同样出身莫斯科河南岸区商人家庭，曾在莫斯科德国区著名的“冯·梅克”德语中学接受良好教育，毕生致力于养育子女。老尤丁夫妇膝下七个孩子（四儿三女），谢尔盖是家中第二个孩子，也是长子。
请允许我稍微偏离一下主人公的传记，说几句仍与主要主题直接相关的话。前面提到的С.Я.多列茨基写过一本关于教育和健康生活方式的书，题为《一切始于童年》。作者有力论证了——我也完全赞同——许多疾病及性格和行为特征在很大程度是从家庭（尤其多子女家庭）的童年时期就开始形成。俄罗斯著名科学家伊利亚·伊利奇·梅契尼科夫在撰写路易·巴斯德传记时，也指出了关于杰出人才家庭的一个有趣现象：他们往往不是家中老大。例如，莫扎特和瓦格纳在家行七，肖邦行四，博马舍行七，莎士比亚、伏尔泰和雨果都行三，彼得一世也行三，拿破仑行四。以及：皮罗戈夫在他家十四个孩子中排行第十三，С.С.尤丁在七个孩子中排行第二。这些结论固然从数学角度并不可靠，却颇令人好奇。
尤丁家的孩子们进入中学之前主要由母亲教育。女孩学习语言、乐器和操持家务，四个男孩学做细木工活，锯矬、装饰家具、烙画、描摹。谢尔盖是兄弟姐妹中最出色的艺术家，刺绣精湛，能演奏小提琴和吉他，法语和德语流利（后来又掌握英语），喜欢参观博物馆，对绘画有深入了解。小小年纪，手指已表现出非凡灵活性。
尤丁上中学时在自家的储藏室布置了一间化学实验室，做实验并研究配方。他独立制作了一台高压感应线圈，还收集各种昆虫标本。他在乡间别墅饲养雉鸡并照料家庭动物园的动物，深入研究狩猎规则，酷爱钓鱼，亲手造一条小船。16岁时他在富豪莫罗佐夫家做家教老师，挣钱买了一台显微镜。之后他成为斯摩棱斯克州某地主家四个小孩的家庭教师。
当年谢尔盖·尤丁就读的是莫斯科最好的一所双语中学，因其非凡记忆力和惊人的学习能力引人注目。这所中学除了拥有优秀教师，还邀请莫斯科大学教授参与讲课。谢尔盖不仅爱好人文学科，亦对学校额外开设的物理、数学和化学课程兴趣浓厚。说起来，那时候典型的的普通中学对精密科学的关注通常少于实用中学。谢尔盖的文学知识也极为出色，能背诵贺拉斯、维吉尔、凯撒的演讲等作品。
提前插一句，非凡记忆力在С.С.尤丁人生的艰难时刻发挥了重要作用。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在蹲监狱无法接触任何书籍的困境中写出巨著《外科医生的沉思》，全凭记忆引用伟大思想家和科学家的大量名言。顺便说一下，这本书是他用厕纸写成的，拿面包屑粘连成册，幸运地保存出狱，并在平反后交给了他喜爱的手术室护士玛丽娜·彼得罗芙娜·戈利科娃。作者逝世后，1968年该书印行出版。
1911年С.С.尤丁考入莫斯科大学医学院，就读期间他的专注、勤奋特质，以及关于霍乱和痢疾的首批论文引起大家注意。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断了尤丁的学业，1914年他应征入伍，成为现役军人，在医院做普通医生。他为伤员动手术，甚至亲自参加战斗。因英勇表现被授予圣乔治十字勋章，三次负伤，其中一次重伤。1919年他通过毕业考试获得文凭，将余生35年全部献给了他热爱的事业——外科学。
С.С.尤丁的独立外科生涯起步于莫斯科郊外的一些小型诊疗机构，这些地方设备简陋，规模远不及首都的医院。他工作的第一家机构是“扎哈里诺”疗养院，原本主要收治患骨关节结核和胃结核的病人。许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受伤的士兵因手、腿枪伤骨折后出现化脓性并发症，或因胸腔损伤导致化脓感染，迫使疗养院调整收治方向，既接纳结核病人也接纳创伤后化脓性并发症患者。年轻的外科医生尤丁并没有抱怨条件简陋或设备、器械短缺，拿出饱满的工作热情，开展了多样化、高强度的积极诊疗活动。
首先是行政和后勤工作：他结识了卫生人民委员Н.А.谢马什科，在他的帮助下获取了患者外科治疗所需之设备、器械。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亲手制作部分设备，刚开始人民委员竟误以为他是某个管总务的而非大夫。
其次，尤丁开展了活跃的外科工作：他进行骨骼和关节手术，实施了俄罗斯最早的胃慢性溃疡切除术之一。在很短时间内完成了34例胸腔脓肿手术，出席第十六届全俄外科医生大会作相关报告，获得同行高度评价。
第三，尤丁经常出入莫斯科的博物馆和书店，收藏珍稀书籍和艺术品。这段时期他设法参观了欧洲的几家大型诊所，了解这些国家顶尖外科医生的成就，尤其是德国的几位世界外科领域泰斗，如费迪南德·绍尔布鲁赫教授和奥古斯特·比尔教授的诊所。尤丁在“扎哈里诺”疗养院前后工作了四年。
1922年С.С.尤丁搬到莫斯科郊外小城谢尔普霍夫，出任当地工厂医院外科主任。他在这里度过了意义非凡的六年！阅读这一时期的经历，不禁惊讶于他兴趣之广泛和工作之规模，那时候他才刚刚31岁呀。这六年中尤丁完成了500多例胃部手术，1000多例在脊髓麻醉下进行的各种外科手术。他改进了А.比尔提出的脊髓麻醉法，扩大应用范围，使其几乎涵盖了胸部和腹部各器官的手术。
这一阶段的另一项成果是撰写了《脊髓麻醉法》专著，他将这本书献给他深爱的母亲叶卡捷琳娜·彼得罗芙娜。几年后在莫斯科工作期间，尤丁为母亲施行胃癌手术，让她的生命又延续多年。一位学生问为什么不委托其他外科医生开刀，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回答：“因为当时只有我知道怎样正确完成这台手术。”
关于脊髓麻醉的专著被公认为苏联医学领域最佳著作之一，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因此荣获“费奥多尔·赖因奖”。他使用部分奖金远赴美国，进行为期六个月的访学之旅，参观最顶尖外科诊所。美国的外科水平——无论其组织管理、技术装备或娴熟的手术技巧——无不给尤丁留下深刻印象。回国后尤丁撰写了《访问美国外科医》系列文章，连载在1927-1928年的《新外科档案》期刊上。
博学多识的文章，代表大会和外科学会会议上的演讲，以及最重要的——精湛的手术技巧，使С.С.尤丁在同行和整个文艺界群体中享有极高声誉。许多俄罗斯外科领域的权威，如С.И.斯帕索库科茨基、В.И.拉祖莫夫斯基、П.А.赫尔岑（肿瘤学教授，作家赫尔岑的孙子）等，包括来自国内不同城市的知名或无名外科医生，都曾专程造访这位没有头衔与职称的年轻外科医生工作的普通医院，观摩他做手术。
后来尤丁出任“Н.В.斯克里福索夫斯基”急救医学研究所首席外科医生，依然不断有人慕名找来。访客不仅表达口头赞赏，还在留言簿写下热情洋溢的话。И.И.贾内利泽教授在全俄外科医生大会会议间隙写道：“每次我来莫斯科，总觉得有义务看看艺术剧院和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的艺术工作室，就连那些在大会上批评他的人也会跑来欣赏这位伟大艺术家的工作。”В.Ф.沃伊诺-雅谢涅茨基教授写道：“过去的外科医生，现在和未来的外科大师。我对他的精湛医术和为建设我们伟大祖国新外科的无限精力深表敬佩。” 这样的留言多达数百条。
当然，一位来自莫斯科郊区某工厂医院的年轻外科医生在大型医学会议上慷慨陈词，难免引起别人不满，他在同年龄段外科医生中的声望也招惹了一些嫉妒情绪。同行相轻，司空见惯。不过尤丁总能在这样的辩论中胜出。我的导师，当时的青年研究生Ф.М.达诺维奇教授回忆说，尽管论敌对尤丁的报告唇枪舌剑，但在他总结发言之后，无论支持者或反对者皆报以热烈鼓掌。
尤丁还是一位风趣幽默的辩论家。1922年他在第十六次全俄外科医生大会上报告了34例慢性化脓性疾病的胸腔手术结果。列宁格勒著名外科医生伊万·伊万诺维奇·格列科夫教授提出异议，认为这种手术切除肋骨会使患者胸部变形，造成明显的外观缺陷。在总结发言中尤丁回应：“是的，确实不美观，但与其带着漂亮的躯体死亡，不如带着残废的胸廓活下去。”后来在一次非正式招待会上，格列科夫端着香槟向尤丁敬酒，感谢他出色的工作和对自己意见的精彩答复。
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尤丁充满艺术气息：演讲精彩而富有表现力，表情生动、手势优美，令在场听众为之倾倒。但我们不应忘记，最重要的仍然是外科手术——过程及其结果，这在当时是独一无二的，而且不仅限于我国。
我不得不再次偏离介绍尤丁生平的时间顺序，谈谈他的双手。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的手不仅灵巧、有力，而且非常优美。这样的手并不罕见，不仅外科医生，一些音乐家、雕塑家、画家也拥有，我甚至在专业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身上见过。但尤丁的的手指和整只手掌具备常人罕见的生理特征，手指不仅能向掌侧弯曲，还能向反方向也就是手背弯曲。同样地，整个手掌也能以类似方式反向弯曲。停下来试试，用自己的手指和手掌做类似动作，你会发现并不容易。当然，离不开长期练习。正是这些特征和练习，使得尤丁在复杂手术中能够凭借双手完成任何最精密的外科器械都无法实现的工作。
他可以用双手做手术，但自己感觉右手更有把握。他曾写信给尼古拉·尼洛维奇·布尔坚科表示遗憾，称自己无法像布尔坚科那样熟练运用双手。我认为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这是自谦，某种程度上也是在恭维这位伟大的苏联神经外科医生。因为这封信是寄给年长且职务更高的布尔坚科的祝贺信。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确实能用双手做手术，他的学生们有记载，许多画家的画作也有“印证”。
在手术中，比如缝合时，为了避免频繁拿起剪刀剪线，尤丁总是用左手第四、第五指固定剪刀。我自己是“右撇子”外科医生，也尝试过用右手的这两根手指夹着剪刀剪线，但完全做不到。只有用第一、第三指像日常使用剪刀那样才能完成操作。关于尤丁的双手，目击者们讲过许多传奇故事，艺术家们也试图在作品中特别强调。画尤丁的人绝非无名之辈，包括П.Д.科林、А.И.拉克季奥诺夫、М.В.涅斯捷罗夫、库克雷尼克斯（他们仨在手术室中为他画过一些善意漫画）等。然而这些画家画完了都感觉不满意。许多人认为最成功的作品是目前收藏于特列季亚科夫画廊的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涅斯捷罗夫的两幅肖像画。
还有一则趣事。某次，美国女记者尼拉·M与尤丁交谈时，突然惊呼一声一把抓住他的手。她为自己的失态辩解说，以前只在查理·卓别林、著名德国演员康拉德·维特和谢尔盖·拉赫玛尼诺夫身上见过这样的手。后来尤丁的学生之一基里尔·谢苗诺维奇·西蒙扬教授补充说，亚历山大·维尔京斯基也有这样的手。我在列宁格勒上学期间两次有机会聆听亚历山大·维尔京斯基音乐会，坐在近处仔细观察：他的手确实很大且富于表现力，但我没注意到他手指动作上有何特殊之处。
言归正传。在谢尔普霍夫工作的年轻外科医生闻名遐迩，其成就自然不会被官方忽视。如前所述，1928年斯克里福索夫斯基研究所首席外科医生去世，卫生人民委员Н.А.谢马什科邀请С.С.尤丁继任。当年该研究所并非以外科为主，拥有96张各科室病床。对于37岁的尤丁来说，这是一个可以将他无穷精力投入事业发展的绝佳机会。
我不会详细描述这位新任首席外科医生经办的全部专业问题，谨引用他的亲属兼传记作者的话来概括此时期的情况：“尤丁没有照搬当时已经普遍熟知的美国外科医生在急诊外科服务组织方面的经验。所有创新中，他始终走自己的独特道路。研究所短短一年内成为全联盟急性病、创伤和急诊外科治疗的研究中心，成为全国的‘外科麦加’。今天‘斯克里福’的声誉和一切优良传统，很大程度上是С.С.尤丁的功劳。”1928-1948年间尤丁的人生经历足以令任何勤勉、热爱自己事业的人羡慕不已，尤其是像医学这样讲究知识与技能的领域。
要说С.С.尤丁备受同事、当权者和文艺界人士宠爱、享受国内外盛名，这还远远不够。他简直是沐浴在荣耀之中。他未经论文答辩就被授予医学博士（“名誉学位”），被任命为医院外科教授，荣获众多勋章、专业奖和国家奖（生前两次被授予斯大林奖，追授列宁奖）。他当选为新成立的国家医学科学院院士，还是几乎所有欧洲国家和美国的外科学会与科学院名誉会员。他被授予“功勋科学工作者”称号，获准出国做报告。党政权贵及亲属需要开刀动手术基本都找他。然而，这一切荣誉与成就并非由于惯性或个人同情，而是用艰苦的体力与智力劳动换来的。这种付出消耗了他的健康，牺牲了睡眠，放弃了休假等安逸生活。
多年来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亲自为数千名胃肠病患者和数百名食道损伤患者（大部分是儿童）实施手术。他因开发和应用食管重建手术第二次获得一级斯大林奖。他在“斯克里福索夫斯基”创建了最现代化的诊所和实验室，带领助手们进行动物实验，测试新想法。
早在1928年，С.С.尤丁听了列宁格勒著名外科医生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沙莫夫教授的一场报告，得知在动物实验中通过输注死亡犬的血液可以挽救犬的生命。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对此观点深感兴趣，继续进行实验研究，查阅了与输血历史相关几乎全部文献，最终得出结论：这种输血方式也可以应用于人类。1930年尤丁决定对一名自杀未遂几乎全身失血的年轻人进行尸体输血。当时捐献血液的库存已经耗尽，伤者在医生们面前奄奄一息，而“斯克里福索夫斯基”的一名同血型老年男性因伤势过重去世。尤丁毅然决定使用死者血液，但此举违反了法律：禁止使用未经梅毒检测的血液。尤丁清楚风险，仍大胆地……救回了伤者。幸运的是老年男性的血液未被感染。此一病例报告发表后在全世界引起轰动。
伟大卫国战争期间该方法得到广泛应用。当时对大量输血的需求急剧增加，献血者却十分稀少，通过输注尸体血液挽救了数千名伤员。据统计，仅在“斯克里福索夫斯基”（专门接收重伤员的机构）每年就输注约2000升尸体血液。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为此写了一部专著，首先被翻译成法文，随后又被译成多种语言。
（儿按：尸体输血法2001年被俄罗斯卫生部禁止）
1962年，С.С.尤丁去世八年后，他与В.Н.沙莫夫因这一创举被授予列宁奖。有趣的是，二战结束几年后（尤丁尚在世），英国坎特伯雷大教堂的杰出和平斗士休利特·约翰逊牧师访问莫斯科，参观了“斯克里福索夫斯基”，在留言簿写下感言：“将逝者的血输给一息尚存、亟待抢救的患者，此乃何等的伟大！所以，我更加坚定地希望，在我去世后我的血也能被用于同样目的。”
С.С.尤丁工作起来殚精竭虑，正如他身边某位同事所言：“一根蜡烛两头烧”。除了单纯的外科手术，他还要撰写并编辑书籍、文章，出席代表大会和研讨会作报告。在搬到莫斯科之前，他就应Н.Н.布尔坚科的邀请担任科系编外讲师，为学生和医生们授课。他还开办了自称“忏悔”的系列讲座，详细分析自己在诊断和治疗中的错误。
全国各地的外科医生都将С.С.尤丁视为导师，虽然更准确地说他们更像是追随者和模仿者。然而尤丁身边确有一个亲近的核心圈子，这些是多年来与尤丁并肩工作，秉承他理念的真正学生，甚至建立了家庭友谊。这些学生后来几乎都成为教授、院士，其中包括德米特里·亚历山德罗维奇·阿拉波夫、鲍里斯·谢尔盖耶维奇·罗扎诺夫、阿尔卡季·阿列克谢耶维奇·博察洛夫、鲍里斯·亚历山德罗维奇·彼得洛夫和帕维尔·约瑟夫维奇·安德洛索夫。不幸的是，尤丁大力栽培、几乎亲手帮其撰写博士论文的一个学生，后来竟然是向当局诬告尤丁、导致其悲剧的始作俑者——尤丁被捕后，Б.А.彼得洛夫接掌了他的职位，并把老师的成果据为己有。在人类历史上他绝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С.С.尤丁还有一份热爱，这份热爱在他进入“斯克里福索夫斯基”工作后得以体现。熟悉莫斯科历史的人或许知道，该急救研究所位于早年的谢列梅捷夫医院大楼（“收容院”），系19世纪初尼古拉·谢列梅捷夫伯爵为纪念其亡妻：农奴女演员普拉斯科维娅·伊万诺芙娜，聘请意大利建筑师夸伦吉设计建造，内部装饰由意大利画家多梅尼科·斯科蒂亲自绘制完成。1812年卫国战争期间这座建筑幸存下来，用作收治俄军、法军士兵和军官的医院。从1923年起成为急救研究所。
历经百余年岁月侵蚀，建筑物严重破损，壁画被白漆覆盖，许多地方的浮雕装饰剥落。С.С.尤丁争取到政府许可，启动修缮工程。他请来知名艺术家和修复专家，工作如火如荼进行。尤丁本人直接参与天花板壁画的修复，亲手清理覆盖在斯科蒂画作上的白漆层。凌晨时分他爬上高高的脚手架，以他一贯的严谨态度小心翼翼刮除灰泥层，清洗壁画。当保存下来的色彩显现，他会像孩子般欣喜。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坚信斯科蒂的杰作应当为我国人民流传后世，而且有助患者康复。
如今的“斯克里福索夫斯基”的新楼是一座现代化建筑，为员工和患者配备了最新医疗设备和便利设施，老楼则是一座美妙的建筑、绘画和历史博物馆，展示着谢列梅捷夫伯爵收容院的风采。若非尤丁的努力，这座博物馆肯定不可能存在，更不用说今天的辉煌了。
1941—1945年伟大卫国战争对С.С.尤丁本人和整个急救研究所的工作产生了影响，尽管急诊外科和急性创伤在和平时期也被称为“无声的战争”。只是受伤原因发生了变化——主要是枪伤，伤患数量也发生了变化——人数急剧增加且同时涌入。当然还有其他不同，但和平时期的外科经验总能够应用于战时，反之亦然。
С.С.尤丁被任命为红军总外科医生尼古拉·尼洛维奇·布尔坚科的高级监察顾问。整个战争期间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未疏散后撤，留在莫斯科坚守岗位，也经常赶赴战地医院为重伤患者动手术，并向年轻医生（不仅限于年轻医生）传授战地外科的规则和原则。毕竟早在1941年他就编辑出版了两卷本《战地外科笔记》。由于这项工作，С.С.尤丁获得一级斯大林奖，也是我国首批获得“红星”军功章的医生之一。他的门下弟子在这一时期负责前线和部队的外科医疗服务，他给他们写的信充满了温暖抚慰、对胜利的希望和老师的睿智建议，多么令人感动啊！
1943年，两位世界著名外科医生——英国皇家海军首席外科医生、海军少将戈登·泰勒，和美国首席外科医生、哈佛大学教授埃利奥特·卡特勒专程赴莫斯科，授予С.С.尤丁英、美外科学会的荣誉会员证书。这是外国外科学会负责人首次为颁发此类殊荣前往别国，通常这样的隆重仪式是在本国举行的。
尽管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获得众多奖项、荣誉和表彰，但有两个理应引起担忧的情况他似乎并未在意，或只是装作不在意。其一，战争初期前线、部队乃至大型医院外科的大多数负责人都已授予将军衔，而尤丁直到战争结束仍是中校。其二，他的国际旅行被中断，不再应邀出国在大型会议上作报告。我认为，1943年泰勒和卡特勒来到莫斯科，与我国政府禁止尤丁前往美国和英国有关。我国许多领导人对他与美国大使哈里曼的私人接触、与英国首相丘吉尔及其他知名外国人士的私人通信深感不满。
1948年12月23日，一切都明朗了。傍晚一辆车来接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请他去会诊“重病人”，此人职位很高，姓名不便透露。这种情况以前也发生过，于是尤丁上了车，被带到……卢比扬卡的侦查员面前。
同一天，尤丁的高级手术护士玛丽娜·彼得罗芙娜·戈利科娃也以同样方式被捕。她不仅是高级手术护士，也是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的密友，帮他处理手稿印刷和编辑事宜，代笔回复一些信件，是一位文化程度很高的美丽女士。每当研究所的工作人员需要从尤丁那里得到什么，总会向她求助。尤丁常说她是 “圣洁的女人”。
关于尤丁监狱三年、流放两年所经历的一切，今天的人们已听过、看过不少。阅读这些内容令人痛心且恐惧。被捕当晚，高级侦查员科马罗夫上校在贝利亚的副官阿巴库莫夫陪同下开始审讯尤丁。科马罗夫上校刑讯逼供，几乎将尤丁的牙齿全部打掉，扒光他衣服按在地板上用橡胶棍猛击。还对他采用了臭名昭著的“传送带”审讯法，即由多位侦查员昼夜不停接力。尤丁勇敢忍受着对他的种种折磨，除了一件事——当特殊的夹子将眼睑卷成小管时，剧烈疼痛令他痛苦尖叫、失去知觉。
侦查员指控尤丁从事反苏敌对活动、为英国情报机构进行间谍活动。审讯期间还要求他提供关于几位部队高级指挥员（如朱可夫、科涅夫、托尔布欣等）的黑材料。尤丁很熟悉这些指挥员，访问前线时经常与他们见面，高度评价他们的军事才能，尤其Г.А.朱可夫——甚至将他与苏沃洛夫相提并论。可尤丁始终未说过任何人的不利供词。但在三年折磨后，他最终无法忍受国家安全部的刑讯，被迫签字承认自己搞“间谍活动”。1952年被判处十年流放，遣送新西伯利亚州别尔德斯克市，妻子娜塔莉亚·弗拉基米罗芙娜陪伴他一同前往过苦日子。
在别尔德斯克，医院管理部门起初不允许尤丁给人治病，后来本地外科医生开始主动邀请他，于是尤丁经过长时间“歇业”重返手术台，在本地医生的簇拥观摩下开刀。不久他被调往新西伯利亚市，原因是州党委第二书记向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医院请求帮他患严重胃病的妻子做手术，对方答复：“何必送她来莫斯科呢，全国最好的一把刀就在你们60千米外。”
尽管新西伯利亚允许尤丁做手术，但卫生管理人员（医院院长、医学院院长）还是千方百计阻碍他从事正常的外科工作、胃液分泌研究，不让他接触年轻人。然而学生们仍尽力帮助尤丁进行动物实验，送他回家，询问各种外科问题，还普遍喜欢找他谈论文学与艺术。
1952年，当局特批С.С.尤丁到莫斯科几天，送别他的中学同学：著名外科医生Ф.Д.奥奇金。在新圣女公墓葬礼现场，尤丁穿一件破旧外套，孤独地远离一群同事哭泣，瘦弱身影格外扎眼。无人与他谈话。借着这次莫斯科之行，尤丁设法将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交给在医学科学院担任要职的К.С.比科夫，希望比科夫在政府中替他美言几句，争取允许他返回莫斯科。后来得知，比科夫高度评价尤丁的研究，但并未替他说情。当时国内出现了由“全人类的最好朋友”发动的反对“杀人医生”的运动，尤丁摆脱流放的希望彻底破灭。
斯大林去世后不久，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被彻底平反，回到自己熟悉的“斯克里福索夫斯基”研究所，但职位已不再是首席外科医生，而是外科主任。他还不得不经历一次艰难的全体员工会议，在会上，他的学生Б.А.彼得洛夫及其少数支持者试图证明尤丁罪有应得，理由是他从来不喜欢政权，赞赏一切国外事物，整个研究所都只为了他的名声工作。不过正义终究得以伸张，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恢复了他应得的职位。
再谈几句关于М.П.戈利科娃的命运。她同样遭受酷刑，强迫提供С.С.尤丁所谓反苏活动的材料。他们威胁要处决她的丈夫，把她亲爱的女儿送进孤儿院。玛丽娜·彼得罗芙娜无奈屈服，拿来什么就签什么，但这并未使她免于被流放。平反之后，她因为诬陷了自己敬爱的上司而痛苦自责，请求宽恕。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表示理解，当然也原谅了她。在这场可怕的悲剧之后，她又做了许多贡献，编辑并筹备出版尤丁在狱中完成的《外科医生的沉思》，作者身故十四年后这本书终于面世。
恢复自由身的С.С.尤丁仅活了短短十一个月。1954年6月，他在乌克兰外科医生代表大会上发表了一篇精彩的纲领性报告，探讨外科发展之前景。这次会议在基辅进行，他感觉胸口疼痛，表示自己等不到大会结束，打算回家。启程前他请求去一趟老精神病院（译注：基辅市“巴甫洛夫”医院，成立于1786年），在弗鲁贝尔未完成的壁画前驻足良久。坐飞机返程途中，他的胸痛加剧，飞行员不得不降低高度。抵达莫斯科后他似乎恢复振作，拒绝住院，说要回家休息，歇一歇再去诊所接诊。几小时后妻子走进书房，发现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已经去世。遗体安葬在新圣女公墓。
准备这篇文章时我注意到有关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家庭的信息极少，尤其他妻子娜塔莉娅·弗拉基米罗芙娜·普拉托诺娃的资料几乎没有。两人1916年结婚，娜塔莉娅·弗拉基米罗芙娜是某所私立大学的学生，父亲腰缠万贯，在伏尔加河上拥有多艘货运和客运轮船。她曾在医院照顾身受重伤的尤丁，几张照片显示她容貌十分美丽。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材料可查。是的，据说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的一位兄弟曾透露普拉托诺夫家族与阿列克谢耶夫家族有亲戚关系。伟大的俄罗斯导演和演员康斯坦丁·谢尔盖耶维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艺名）就出自阿列克谢耶夫家族，是莫斯科艺术剧院创始人之一，谢尔盖家和尤丁家族的其他孩子称呼他“科卡叔叔”。
1917年尤丁家生了一个儿子，按照家族传统，长子都叫“谢尔盖”。关于小谢尔盖的资料仅限1943年他从前线返回莫斯科，父亲指责他借用自己名声脱离部队，把小谢尔盖逐出家门，甚至扬言：“我再也没儿子了。”这位年轻人的日后遭遇无从知晓。尤丁坐牢期间曾提到一个名叫“加利娅”的孙女，侦查员威胁抓走她送孤儿院，但这个小孩的后续情况同样没有任何信息。
关于С.С.尤丁复杂的性格已有许多文字记载，他的学生、同事和目击者也有不少口头描述。这并不值得惊怪：大多数伟人都有复杂甚至难以相处的性格，常常给身边人造成痛苦和不便，尤丁也不例外。那么是否应当关注天才或俊杰的生活细节？我认为应当，因为这有助于理解和解释这些人物的生平。诚然，像А.比托夫这样严肃的作者曾表示：“了解一个人的细节而非他的作为是庸俗的。”如果他指的是对“阴私暗事”的过度关注，那么我同意他的观点。但我希望，如果我讲述一些能反映С.С.尤丁复杂性格的片段，不会被指责为庸俗。
如前文所述，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与许多艺术家友善，他们经常赠送自己的作品给他。他将其中一些作品挂在病房，因为他正确地认为优秀艺术是促进患者康复的因素之一。有一次尤丁让某位青年外科医生把礼物挂在病房墙上。第二天早晨查房，尤丁发现画挂歪了，当即解雇此人，说：“不会往墙上打钉子的外科医生不配做这一行”。
有时尤丁甚至对自己的老师也毫不留情。当他已是名扬四方的院士时，与曾经在“扎哈里诺”疗养院工作期间指导过他的Т.П.克拉斯诺巴耶夫争论。克拉斯诺巴耶夫对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说了些难听的话，尤丁的回敬也很不客气。克拉斯诺巴耶夫抗议说，对像他这样有功绩的人不该这样讲话。尤丁却说了一句刺耳的话：“然而是我让您当上院士，不是您让我当上院士”。考虑到他受过的良好教育，我认为这种程度的无礼很不可思议。
众所周知，Н.Н.布尔坚科（时任苏联医学科学院首任院长）与更年轻、地位更低的С.С.尤丁之间有过一些便条交流。比如，布尔坚科在官方信纸上写便条请求尤丁会诊一位胃病患者，开头写“亲爱的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落款却列出一连串头衔：“苏联医学科学院院长、苏联军队首席外科医生、社会主义劳动英雄、斯大林奖获得者”等等。尤丁的回复则显得幽默且简短，开头写：“敬爱的尼古拉·尼洛维奇”，接着是诊断意见，最后落款：“伏罗希洛夫射手С.尤丁”。
人们通常对天才抱以宽容，这无疑是公平的。С.С.尤丁并非心胸狭隘之辈，但他始终无法原谅学生的举报。当尤丁再次出任“斯克里福索夫斯基”研究所首席外科医生，而那名学生被调任外科主任时，秘书拿工资表给尤丁签字，他在那名学生的姓名旁批注：“此人不在我们这里工作”。
文章写到这儿，谈谈我自己的看法。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这一生最令我惊讶的是什么？首先，当然是他以不懈之勤奋发挥其卓越天资，似乎无一日不动手术、不读书或不研究科学。在任何条件下他都为自己创造条件，哪怕是他外科技巧丝毫无关的体力劳动。
其次，是他的广泛兴趣远远超出专业领域，不仅丰富了生活，也促成他对主要事业：外科工作的创造性态度。
第三个让我惊讶的事实不再是尤丁本人，而是他头上的那个政权。我一生读过不少名医传记，从未见过这种事情：“国家最好的一双手”，随时可能（字面意义）为每个人——包括领导人——提供医疗救助，却横遭摧残或被抛弃到无法使用这双手的地方。毕竟，多少人命得以挽救，正因为在那突发时刻附近碰巧有一位医生，他的知识和技能让人重拾生命喜悦。即便这位医生是“持不同政见者”。
我想以С.С.尤丁参观新圣女公墓后喜欢吟诵的诗句作为结尾：
“我再次走过坟地，
在墓碑间徘徊、哀悼。
我对一个说：你为何死去！
又问另一个：你为何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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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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