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5月5日夜晚，资深工运活动家彼得·修达被发现昏迷在新切尔卡斯克市自家附近，送医途中不治身亡。彼得·修达是1962年新切尔卡斯克事件的参与者和研究者，也是苏联的政治犯。他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揭露新切尔卡斯克枪击工人群众事件的真相。据人权活动人士称，修达之所以遇害正是因为找到了关于1962年枪击事件和受害者命运的证据。修达谋杀案至今未侦破，凶手究竟是谁？
彼得·彼得罗维奇·修达1937年12月出生于顿河畔罗斯托夫市，他的父亲彼得·伊里奇·修达（1877-1939?）是老革命，1903年成为俄共（布）党员，1932年起成为全联盟老布尔什维克协会北高加索分会会员（会员证号№1465）。资料显示此人曾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巴库秘密组织的出纳员，后来在格罗兹尼和克拉马托尔斯克从事地下活动。1917年二月革命后当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区委会委员和巴库市杜马候选人。1923-1937年先后在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格罗兹尼、卡季耶夫卡、顿河畔罗斯托夫工作，被授予个人武器和红旗勋章。
1937年12月23日彼得·伊里奇·修达被开除联共（布）党籍，29日被罗斯托夫州内务部门逮捕。根据狱友的证词，彼得·伊里奇遭受了残酷折磨，刑讯后无力行走，被人托着腋下拖入牢房。1938年9月12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针对罗斯托夫州的审判名单中，彼得·伊里奇·修达的名字列在第73号，属于“第一类”人员（判处极刑者）。1939年1月7日枪决或死于酷刑（其他消息来源称1937年已死），同年追认平反。
遥想昔日，彼得·伊里奇·修达与米高扬、绍米扬、贾帕里泽和斯大林一起在巴库闹革命之时，他能预料自己最终会被苏维埃政权枪决，而他同样名叫彼得的儿子却会成为一名持不同政见者，将那些被共产党人杀害之人的名字从遗忘的黑暗中重新唤回吗？
所以，彼得·彼得罗维奇·修达为自己的出身自豪。他常说：“我父亲1903年就是布尔什维克。共产党人错了，布尔什维克正确”。他的母亲玛尔塔·修达是顿河航运公司幼儿园园长，战争期间留在罗斯托夫照顾孩子们，德军占领时期设法重新开办了幼儿园。1943年8月她被苏联政府逮捕，判刑七年。彼得被送往孤儿院，直到母亲获释后团聚。彼得·彼得罗维奇早早离家生活，一度流浪，参军前做过多种工作，曾在哈萨克斯坦的矿井劳动，还进过技校学习。1960年代初他来到母亲和兄弟们居住的新切尔卡斯克市，在新切尔卡斯克电力机车厂谋了一份差事。
1962年6月1日苏联再次宣布“临时”提高肉类、黄油、牛奶等食品价格，同时新切尔卡斯克电力机车厂的计件工资被降低30%-35%。另外，城市和工厂的住房问题未得到解决——住宅建设规模很小，个人租房每月开销35-50卢布，相当于工人工资的20%-30%。国营商店几乎没有肉类，而集市的食品价格太高。
于是，1962年6月2日新切尔卡斯克市发生了臭名昭著的军队枪击示威群众惨案。6月3日晚间开始大规模逮捕，克格勃特务拍摄了数千张示威参与者的照片，利用这些照片抓获一些人。两个月后，七名示威领袖被判处死刑。
彼得·修达一度面临死刑威胁，母亲救了他。她联系上米高扬，指出彼得之父曾是“26个巴库委员”的战友。众所周知，米高扬是唯一幸存的“巴库委员”，也是“从伊里奇到伊里奇”的党内不倒翁。彼得·修达说：“她在信中提到我的父亲，他自1903年起就是党员，1902年在巴统开始革命活动，是斯大林和26位巴库委员中的许多人的亲密同志。他在巴库闹革命长达十一年，在第一次俄国革命期间领导了格罗兹尼的革命运动，是贾帕里泽和菲奥列托夫的挚友。1937年他在顿河畔罗斯托夫遭迫害，受了一年多酷刑死于罗斯托夫的监狱。母亲的信让米高扬想起了早年的党内同志和巴库革命战友。而且米高扬‘回应了’。”
彼得·修达被判处十二年监禁，先是在他父亲遇难的罗斯托夫监狱服刑，后转入科米自治共和国的一个严管劳改营。在伐木场，新切尔卡斯克的囚徒们频频与管理人员和警卫发生冲突，其中一次以自动步枪扫射修达告终。紧要关头另一名警卫打掉了同事的步枪，子弹射向天空。还有一次，一名上尉警卫确认周围没有其他人后，咬着牙激动地低声告诉修达在穆罗姆也发生过类似新切尔卡斯克的悲剧。
1964年赫鲁晓夫退出政治舞台，新切尔卡斯克事件的参与者逐渐被悄悄释放。修达的刑期减至六年，并成为1966年最后一批获释者之一。恢复自由身的彼得·彼得罗维奇回到原单位上班，开始收集关于1962年枪击事件的文件和目击者证词。
1970年代末修达投书《真理报》反对苏军入侵阿富汗。1983年他向党中央、最高法院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提交申请，要求为自己和其他新切尔卡斯克事件的参与者平反，还将枪击事件的证据寄给《真理报》和《文学报》。修达的妻子艾玛写道：“那些曾向手无寸铁之人开枪的法西斯分子”在监视彼得。
1980年他给勃列日涅夫写了一封公开信抗议入侵阿富汗，随后遭到“不明身份者”毒打，继而失去工作，很长一段时间被迫失业，又多次遭殴打。但他一直坚持收集新切尔卡斯克枪击事件的材料。1989年2月彼得·修达在一封信中表示：“我对苏联共产党持极其否定的态度，我断言，它不仅与十月革命、布尔什维主义-列宁主义毫无关系，而且是对后者的犯罪。”
到1980年代末，修达确信尽管党的领袖谴责斯大林个人崇拜，但他们“却使斯大林主义本身保持不动摇，国家暴力机关——克格勃和内务部的活动依然不受社会监督”。他成了一名坚定的无政府主义者——相信国家可以由“无党派的工人运动”来领导，曾前往莫斯科参加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大会。当他与持不同政见者亚历山大·波德拉比涅克在老阿尔巴特街摆摊宣扬人权和左翼报刊时被逮捕，关押两天释放。
彼得·修达半辈子自认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与苏联共产党领导层和党国体制判若水火。人生后半段他的政治自我定位有所变化，1988年2月参加了历史政治俱乐部“公社”，后又加入苏联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联盟。修达收集的材料曾在《公社》杂志上发表（如第22、25、27期，以及1988年6月关于新切尔卡斯克事件的特刊）。
苏联政府严密隐瞒这场悲剧的信息，新切尔卡斯克的真相直到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才开始被媒体披露。修达协助记者撰写关于惨案的文章，由于他曾与那些亲眼目睹人群被扫射的人一同关押，因此了解许多细节。他收集目击者的证词，转述他们透露的市党委楼顶的机枪和遇难儿童的故事。修达的材料促使《文学报》和《共青团真理报》首次发表描述枪击事件的文章，1989年6月《纽约时报》也刊登了一篇短文。
但官方报刊的内容并不能让修达满意，他有理由相信仍有真相未被讲述。被秘密埋葬的遇难者确切人数至今未知。1962年拒绝命令部属向民众开枪的М.沙波什尼科夫将军在1989年的采访中透露，共22人被杀，包括“一名学龄男孩”。修达联系上这位将军，得知他引用的是负责埋尸的军官的话。但他凭什么认定只埋了这一次呢？
修达愤慨地说：“例如，新切尔卡斯克全市都知道一个小女孩是在母亲怀抱中被杀的，难道她是‘学龄男孩’吗？”他还掌握其他死难者的情况，比如一则悄悄流传的阴暗而神秘的消息称：伤员最初安置在市医院，不久后被集体转移，据称送往了监狱医院。然而修达与当时在监狱医院住院的囚犯谈过，他们一致否认曾有伤员送进来。“这些人消失了，无人知晓其下落。更确切地讲，也许仍然健在的亚历山大·谢列平知道，1962年他代表苏共中央委员会监督国家安全机关活动，专程飞赴新切尔卡斯克。当年的其他负责人可能也知道真相，但他们恐怕不会说出来。”
修达甚至怀疑伤员被直接处决。去世前一个月他对亲属透露已经找到了相关线索，或许还发现了其他重要事实。无论如何，那个时候他告诉妻子自己可能只剩几周的生命了。
那几年全国正掀起恢复历史记忆的浪潮。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出版，其中提到枪击事件。阿纳托利·索布恰克在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必须调查新切尔卡斯克事件的问题，随后市执委员会专门成立了“信息收集”委员会。1990年4月总检察长命令对使用武器和人员死亡的情况展开正式调查。“追寻”组织的活动人士决定在枪击事件发生日：6月2日举行纪念集会。
人们最后一次见到活着的修达是1990年5月4日，就在他十年前曾被殴打的地方。之后他无声无息地消失了，这与他的性格完全不符。5月5日晚“纪念”组织的一次会议上宣读了修达寄来的信件，他声称找到了死难者的埋葬地点，包括1962年6月2日-3日夜间从市医院神秘失踪的伤员。当夜，有人在修达家附近发现他奄奄一息。
人权活动家В.图皮金回忆：“彼得·彼得罗维奇对新切尔卡斯克伤员的神秘遭遇很感兴趣。如果考虑到人群是被自动武器扫射的，伤员想必不少，客观的说应该比死者多。他们被送往医院后全部消失，修达试图寻找但毫无结果，很可能是在什么地方被处决了。修达抓住这一点不放，坚持要答案：伤员去哪儿了？遭遇了什么？如果他们被枪决，谁下的命令？有一天他从新切尔卡斯克打电话给《共青团真理报》驻罗斯托夫的记者（坐电气列车过去大约25-30分钟），说：‘我找到了，一切都在我手上。电话里不方便谈——你来吧。’记者去了，抵达约定地点却发现彼得·彼得罗维奇头被打破，旁边是一个敞开的空公文包。”
装文件的包忙乱中失踪，衣服沾满血迹，脸上有被殴打的伤痕。修达在救护车上去世，始终未恢复意识。妻子艾玛赶往医院，警察已经到了，急诊医生对她说：“这是谋杀。”人家通知她星期一到停尸房参加尸检，但她去了发现尸检和死因鉴定已经结束。闭门得出的官方结论是：这位52岁从未患过高血压的人死于脑出血——死亡证明白纸黑字有记载。尸检显示死者下嘴唇部位有被打击痕迹，但未发现其他暴力迹象。协助清洗尸体的女工告诉艾玛：尸体满身血污，骶骨上方有一块巨大青紫。
艾玛写道。“没人能说服我们这不是一起政治谋杀，案发后的第一晚，修达的支持者们从不同城市赶来，询问目击者追踪新鲜线索；一些人看见了了，这不是什么打斗，而是一次职业化的谋杀。第二天晚上，目击者被人威胁：‘如果再乱说话，就烧你们房子杀你们全家’。”
人权活动家波察洛娃也回忆：“虽然立了案，却一无所获”。于是彼得·修达被安葬在本地公墓。当时是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联盟成员的安德烈·伊萨耶夫出席葬礼，多年后他成为“统一俄罗斯”党在国家杜马的第一副主席。来送别的同志们举起无政府主义旗帜，发誓要继续修达的事业——找到新切尔卡斯克惨案受害者的埋葬地点。
1991年，新切尔卡斯克事件中大多数被定罪的人获得平反。1992年5月最高苏维埃做出一项决议，首次指出“当局残酷镇压了工人们的和平示威”。“追寻”组织逐渐转变为“新切尔卡斯克惨案基金会”。在第一次检察官调查期间，一位参与夜间秘密埋葬的警察彼得·格罗门科说：“我等了你们二十八年。”
调查人员成功定位了预想的埋葬地点，1992年活动家们决定迁葬遇难者遗体。专家队伍花了一年半时间研究挖掘过程中出土的遗物，最终于1994年纪念日举办迁葬仪式。在当年扫射人群的广场上搭起小台子，用黑红相间的布料装饰。台子旁边，二十具棺材摆放在凳子上。简短致辞后抬棺到教堂，神甫举行宗教仪式。之后，棺材被埋入本市公墓，竖起一块大理石碑，上面刻着：“纪念新切尔卡斯克惨案受害者”。
但所有的埋葬地点都被找到了吗？早在1991年，活动家们试图向克格勃询问被法院判处枪决的七人的葬身之处。一位警察局高层领导说墓地是“绝密的”，罗斯托夫州克格勃负责人说：“别去找了——找不到。”所以至今不知墓地在哪儿。
2017年波察洛娃首次接待一位当年仅十岁的目击者，这个叫帕维尔·阿弗宁的人讲述了1962年6月2日那天他和同一个楼院的小朋友们都在广场上。枪声响起，两个小朋友从树枝跌落，浑身是血。之后他母亲把他藏在床底三天，食物也是送到床底吃的。那两个小朋友再没出现，他们的父母也从家中消失了。
延伸阅读：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