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出生的伊万·斯捷潘诺维奇·巴甫洛夫回忆他的战斗岁月：
本人1926年生于沃罗涅日州奥斯特罗戈尔斯基地区克尔诺沃耶村。母亲拉扯我长大，我根本不记得父亲是谁。我妈是残疾人，集体农庄供养我们生活，给一口吃的。战争开始时我正在沃罗涅日一所工厂职校学习。1942年前线逐渐逼近沃罗涅日，人们四处逃散。我满街流浪，举目无亲，也没人能帮助我，找到什么就吃什么。1942年12月27日，我在塔洛瓦亚车站看见我们的部队正在卸载大炮——巨大的炮。我走近一名士兵，请求人家收留。他们商量一会儿，一位姓叶法诺夫的上尉可怜我，说：“好吧，你就做我们团的儿子吧。”
当时我十六岁半。他们发给我衣服和鞋，给了士兵该有的一切，安排了我的岗位。我们部队叫：荣膺红旗勋章的第27“亚索夫”榴弹炮旅，旅长是近卫军上校维克托·伊万诺维奇·古申。下辖两个团：193团和142团，都装备了牵引式152毫米火炮。这种火炮在行军状态下的重量为7.9吨，仅双轮前车就有600千克。炮弹重48千克，加上弹箱总重76千克。我的任务是在战斗前准备炮弹，包括：拆箱、擦拭、设置引爆模式。炮弹共有四种模式：“О”——破片，“Ф”——埋设，“З”——延时，“Б”——高爆。炮弹上装有铜制防护帽，我需要将其取下，使用专门工具选择相应的字母进行设定。火炮最初由苏联的ЧТЗ拖拉机牵引，后来换成美制ТД-10。每辆牵引车加满满两桶400升柴油。牵引速度每小时10千米。我是142团3营1连的列兵，连长叶法诺夫上尉。我们旅隶属最高统帅部预备队，被派往最重要、战斗最激烈的前线地区执行任务。
1943年夏天我们在库尔斯克突出部战斗，先后配属瓦图京大将的沃罗涅日方面军、科涅夫的草原方面军和其他方面军。战斗异常激烈，我们密集开炮，炮管烧得通红。有一次，一名军官跑来大喊，让我们立即向我军“喀秋莎”火箭炮连的位置开火。因为德军坦克正在逼近，可能会夺取我们的火箭武器。德国人对“喀秋莎”非常感兴趣，尤其它的火箭弹。我们不得不开火摧毁了自己的“喀秋莎”连，炸得粉碎。还有一次，我们被迫用直瞄方式射击突破防线的坦克。我们使用特制穿甲弹，命中后能掀翻坦克炮塔或引爆其弹药。那次战斗我们击退了德军进攻，消灭7辆坦克。不久之后我军开始反攻，收复别尔哥罗德市。整场战争我记得四次用直瞄方式消灭突破的德军。为了在紧急情况下开火，我们在炮架上永远放着四枚炮弹。我们部队参加了解放乌克兰、白俄罗斯、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战斗，1945年5月在德国易北河结束战争。当时我们把黑面包送给美国兵，他们回赠口香糖。1944年我们还参与了收复莫吉廖夫的战斗。
1942年那会儿我们的伙食很差，只能吃面包和煮熟的干卷心菜。1943年开始好转，有了肉和美国肉罐头。解放乌克兰时我们的伙食也还不错，但最好的时候是跨越国境线之后，我们总能搞到猪油、肉和酒，都是从当地居民手里“征用”的。而且整场战争期间我们每天都有酒喝。
我们在巴拉顿湖附近陷入困境。德军在那里集结精锐坦克部队发起反扑，突破了前线。他们还用飞机撒传单，威胁要把我们扔进多瑙河淹死。我们勉强抵挡住他们，那时也不得不进行直瞄射击。
胜利后我继续在部队做炮兵侦察员。我们在距离火炮阵地3-4千米的位置建立观察哨，架设通信设备。观察哨上5个人：一个炮兵侦察组加一名军官——炮连连长。
后来我们部队从乌克兰调往文尼察州。当时我（已经是中士）担任一名特别处中校的副官，协助他盘问战士和军官。特别处会详细调查他们的个人背景：身份、籍贯、出身什么家庭，家族里面是否有“富农”。如果有，这个兵就不可信任，更不会送他去学校深造。我记得我们曾经把一个人的案子移交军事法庭，这人是个中士，站岗时擅自跑去村里找朋友。结果被判了7年刑，审判就在部队内部进行。那时候班杰拉分子活动猖獗，但我们部队没有遭遇他们，主要是НКВД的内卫部队跟他们作战。
之后我从文尼察炮兵学校毕业，到切尔诺夫策州的炮兵靶场做副主任。再后来我被调往卡缅涅茨-波多利斯基，又从那儿去了莫吉廖夫州的戈尔基，在戈尔基农业学院军事教研室工作。我在戈尔基结了婚，此前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成家。我和妻子一起养育两个儿子。我在教研室上班的工资是250卢布。戈尔巴乔夫时期许多高校的军事教研室被关闭，我们亦不例外。退休后拿200卢布养老金，当年算不错了。我还在储蓄银行做保安，每月额外挣70卢布。所以我能够帮助孩子、孙辈和重孙辈。虽然如今我85岁了，还能支援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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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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