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国立研究型大学高等经济学院2021年7月举行研讨会，讨论苏联的统计数据如何形成、研究者处理数据遭遇的难题、卢布汇率和中央情报局的工作等话题。
高等经济学院历史科学研究部副教授、”苏联晚期社会人类学制度”项目负责人尼古拉·司索林-柴科夫致开幕词，强调了全面研究苏联晚期社会及其个别现象的重要性。社会科学系政治与管理系教授马克·乌尔诺夫在会上发表了题为《苏联经济的三大支柱：闭关排外、军事化、信息缺乏》的报告。
马克·乌尔诺夫解释说，在研究苏联经济和社会领域时，很难找到客观反映某个行业及整体情况的数据。他举自己为例，当年在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读书，需要查阅相关部委财务管理部门的资料撰写“苏联对外贸易效率”的毕业论文。由于他的论文基于保密数据，所以被盖上了“秘密”章子。研究表明，如果说1960年代初期每投入1卢布制造的出口产品大约能产生1卢布收入，那么到1960年代末，投入1卢布只能产生10戈比收入，下降了10倍。
涉及苏联经济的大部分数据都是保密的，获取它们非常困难。而处理公开数据的工作既痛苦又枯燥。为了得到一些有价值的指标，有时需要徒劳忙碌两、三个月。同时，“国家以计划经济为荣”，根据官方理论，计划经济不存在“市场混乱”。
问题不仅在于许多材料的保密性，还在于各部门之间甚至部门内部的信息壁垒。马克·乌尔诺夫说，在提供材料方面没有明确规则：“假如你直接跑来说我需要某某材料，三言两语就把你打发走了。即使某个部委的甲科室分享材料给乙科室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非正式的。这就是非正式信息市场上非正式关系的问题。”
验证经由非正式渠道获得的信息同样很复杂，因为计算这些数据的方法也保密。中情局花了大力气分析、核实关于苏联经济的信息。教授讽刺地说：“各位谁有兴趣的话，不妨看看这些倒霉蛋都忙了些什么”。
教授表示他对苏联解体毫不惊讶：一个国家的领导层不了解（或不想了解）真实情况，必然坠入深渊。
另一大麻烦是将数据从卢布换算为外币。按照购买力换算并不可靠，因为价格在很大程度上是虚假的。价格的确定方式不清楚：可能基于直接或间接成本，但通常不明说。汇率人为设定，1960年代的官方汇率约1美元兑换60戈比，黑市可达8卢布。所以，想找任何可靠的东西只能“凭感觉”。
马克·乌尔诺夫认为苏联经济的绝对指标不可靠，但动态指标反映了一些实际的东西，因为这些是通过比较包含大致相同偏差和错误的数据得出的。由于缺乏足够信息，他尽量避免研究苏联经济，选择撰写关于世界铜价长期预测的副博士论文——全球范围内的优质公开数据使他得以开发出一个比较可靠的预测模型。
乌尔诺夫教授介绍，苏联的许多部委和机关都设立研究所为己服务，同时也提高本机关声望。这些专业研究所能够在紧急情况下迅速准备所需的参考材料，平时则从事常规分析工作。例如，外贸部的行情研究所编写上一年度全球商品市场报告并预测来年走势，其他研究所也会撰写其“所属行业”的发展报告，提交关于国外技术和管理制度的简报。教授说：“这算一种启蒙教育，有时会被采纳，有时不会。但如果说科学在决策中起了决定性作用，那就太夸张了。”
一位听众询问：部分研究者提出苏联有发达的需求研究体系，这种观点是否正确？马克·乌尔诺夫讲述了他1979年夏天访问布良斯克州与乌克兰交界城市谢夫斯克一家商店的经历。这家店基本空荡荡的，只在柜台远端的托盘内放着几块不带肉的牛骨，搁一块纸板注明：“仅供伟大卫国战争参加者”。教授明确回答：“因此，我不敢苟同所谓苏联很好考虑了需求。虽然借助统计数据可以写出漂亮报告，但这与现实毫无关系。”
教授还指出人为因素的影响。如果向高层领导展示某部委工作低效的材料，他们会感觉沮丧或愤怒。而至少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人们尽量不让领导不开心。呈交难看的指标可能会让人丢掉职位，这也促使了对统计材料的“粉饰”。
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专家主要依赖中央统计局和各部委提供的数据。然而部委从工厂和制造厂收到的却是经过美化的数据，何况部委自己也会向上级提交“戳不穿”的材料。于是国家计委和各部委的许多工作人员使用自己的信息来源，例如亲自考察各地区和建设项目。据说能源部的一位副部长每年花250天出差。至于这种亲力亲为收集信息的特点，果戈里名著《钦差大臣》早已详细描写过了。
获取信息的另一条渠道是国家机关收到的人民来信。他们明白，如果反映某个问题的信件数量急剧增加，表明问题正在恶化。报纸刊登的读者来信，以及中央委员会讲师和“知识”协会讲师赴偏远地区授课后的报告也都是信息来源。
研讨会另一位参与者问道：“您了解苏联经济的实际损失吗？这些数据是否让您和其他人沮丧？您个人对这种情况有什么感受？”
马克·乌尔诺夫说：“我们生来就是为了让卡夫卡（的荒诞）成真”，这种感觉心理上很难接受。早在1960年代已没几个人相信这套体制，但许多人认为它可以被迅速纠正。与斯大林的恐怖和镇压、赫鲁晓夫的胡乱折腾相比，勃列日涅夫时期——尤其在1968年8月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前——要更加自由和稳定。1968年8月之前可以不受干扰地收听西方广播电台，马克·乌尔诺夫本人订阅了同情“布拉格之春”的南斯拉夫《政治报》。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之后，订的报纸“丢失”了，广播电台再次被干扰，就像1950年代-1960年代初期那样。
然而，苏联体制正逐步朝着戈尔巴乔夫的出现迈进，因为社会各阶层，包括掌握实权的人，都越来越察觉到事态的荒诞和超现实。部分知识分子天真地希望政治体制的变革能够迅速扭转社会现状。
再者，很多人没有考虑到长期身处独裁统治下的影响。乌尔诺夫说，1987年他应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领导的委托，对内部员工进行了社会学调查。结果显示，这家研究所（被认为是国内最自由的学术机构之一）30%的数学物理学副博士及博士表示：不应允许因政治原因出国的科学家返回。“我深感惊讶，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不宽容和专横综合症已经深深扎根于苏联人民的心底，并且会长期影响国家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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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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