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0日是所谓“契卡日”（译注：今天叫“俄联邦安全机关工作人员日”）。大恐怖年间，那些在卢比扬卡上班的人——带着搜查命令和死刑判决出现的人——将这一天视为他们的职业节日。三位苏联镇压机器参与者的后代讲述了他们是如何得知祖辈作为，以及这一认知如何影响他们的生活。
伊戈尔·萨仁，55岁，瑟克特夫卡尔市
在我心目中祖父一直是个非常正面的人，十分和蔼可亲，他去世时我大概十五岁。我记得他不爱说话，总是忙些手工活。但当我开始整理家族历史时，许多过去的观念有了变化。我寻找关于他军功的文件，发现了他的获奖证书，得知我祖父谢苗·米哈伊洛维奇·萨仁曾在“锄奸部”(СМЕРШ)服役。您看，我原本想探寻一位英雄爷爷，却发现他是阻绝队（译注：即督战队）的一员。
谢苗·米哈伊洛维奇1913年出生在距离瑟克特夫卡尔60公里的梅扎多尔村。受洗时取名“佐西马”，后来改名谢苗。祖父上过学，战争前他和父母一样住在村里务农，在集体农庄劳动，从未离开过家乡。
1941年他应征入伍，分配到最著名的那个科米师：涅韦尔师（译注：近卫第21步兵师），官兵主要是科米人。祖父经历了整场战争，后来被安排到锄奸部，由于在阻绝队的表现而获奖。证书是这样写的：
“……今年1月5日，当本师部分士兵因敌人反攻试图逃离阵地时，萨任同志率领他的阻绝小队，不顾敌人猛烈的迫击炮火和机枪扫射，采取果断措施制止了逃离战场的企图，从而协助指挥部恢复战场秩序……”
——”СМЕРШ”反间谍机关负责人斯克沃尔佐夫上尉
1945年2月20日
祖父不喜欢谈论战争，我问他总是不回答。但我记得每年5月9日我们会一起去中央广场，也就是涅韦尔师老兵们聚首的地方。爷爷走到每个人面前，冷淡地握个手打声招呼，然后退到旁边坐在石栏杆上。我小时候很惊讶：大家都谈笑风生，他却谁独自待在一边。直到后来我得知他曾在阻绝队，终于明白了为什么5月9日没人搭理他——当年他站在这些人背后，兴许还朝自己人开过枪。
战后他立即搬离家乡。起初在洛克奇姆劳改营服役，早先为祖父施洗的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克洛奇科夫神甫被关押在那里。虽然这位神甫战前就去世了，但事实证明，祖父守卫的劳改营就是当年为他施洗之人坐牢的地方。
他在劳改营服役大约两年，这段经历家中从未有人谈论，我也是过了很久才知道。然后他在城市监狱担任射手直到退休。我对那段时间有点零碎记忆：我和妈妈来到一堵巨大围墙前，爷爷面带微笑扛着步枪走出来……退休后他住在瑟克特夫卡尔郊区的一间小房子，是他亲手盖的。这个人木匠活儿很棒，自己打家具。
我觉得，他把服役看作一份普通工作——有薪水、内容明确。祖父并不认为其中有什么好坏之分，叫你做你就做，没有黑白对错，只有服从和执行。那时候不都这样嘛。反思这件事，我得出结论：爷爷只是被分配到了锄奸部，没考虑太多——哪里需要到哪里去。我自己也在部队当过兵，在侦察大队三年，并未特别在意我们直接隶属于克格勃。服从分配而已。
我母亲门上，外祖父瓦西里·格拉西莫维奇·科尔塔夫斯基被打成富农，他原本跟他爸爸和兄弟住在沃罗涅日州鲁巴舍夫卡村，1931年被驱逐到科米的一个特殊定居点。
于是我意识到：我一边的祖辈守监牢，另一边的坐监牢。
伊万·П.，76岁，莫斯科市
我父亲出身迪亚特科沃，1907年生人。家庭是受过教育的：我祖父在工厂做工，叔祖曾在彼得堡上学，他是第一批参加布尔什维克党的人，革命前甚至跟斯大林一起流放。
新经济政策时期，我父亲在布提尔卡监狱工作，亲眼目睹了那些耐普曼（译注：新经济政策时期私营商人）被关进石牢——也就是极狭小的囚室，人在里面甚至无法坐下，只能日夜站着。他说他实在无法坦然面对这些人。其中一位囚犯令他印象深刻，那是个肥胖、年老、身患疾病的人，受了很大折磨。有一次他甚至对另一位囚犯动了恻隐之心，那人请求他给家属带纸条。父亲说他当时真想接过纸条，岂料押送队正好走过来，他无奈说句：“不允许”，转身走开。
布提尔卡监狱之后，父亲到卢比扬卡工作，参与搜查行动。他管那些内务人民委员部（НКВД）最愚忠的执行者叫“痞子”。他自己在搜查行动中负责写笔录，“痞子”们翻箱倒柜。他讲过一次搜查某位教授家：用刺刀捅穿书籍，打碎餐具，横冲直撞、满目狼藉。搜查之后，被捕的人会被押送卢比扬卡，父亲将他们领进地牢。地牢阴暗的走廊有一些凹进去的壁龛，里面站一个人，瞄准被捕者太阳穴开枪。父亲说，一宿处决好几卡车的人，而他也不总是知道哪天杀人哪天不杀。
关于这些他都是断断续续提起。我们平时不敢多问，因为一说起来他就立刻神经紧绷、皱起眉头——这时候最好别靠近他。但偶尔他会自己开口，可能某些回忆压在心头太沉重吧。有一次我问他：“你在那儿工作那么多年，怎么还能保住自己的命？”他震惊地看着我，说：“我不知道。”妈妈有一次直接问：“或许你自己就是那个刽子手？”他只回答：“不是。”
他有一句口头禅叫“墙壁有耳”。所以他和妈妈谈话一定低声细语，不想让孩子们听见，因为他知道如果有人破门搜查没抓着父母，就会盘问孩子——谁来过你们家？他们叫什么名字？你父母说过什么？因此他从不提及任何人的姓名。
爸爸对我们也有很残忍的时候。看来，他经历的一切在他身上留下了深刻印记。有两三次，他在深夜把我们几个孩子从床上叫起来，坐到桌前，把工作时配发的手枪和匕首放桌上，对妈妈说：“现在我要杀了你的孩子。看看他们长得多么丑。”我非常害怕，只能盯着匕首瞧，暗想：“要是用枪就好了，疼的轻点儿。”我们就这样坐着，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我也记不清具体多久。早晨还得照样去上学。之后某一天我们去见一位人民代表，把情况告诉他。第二天莫斯科НКВД的人拜访我家，带走父亲。第三天他就回来了，他去了谢尔布斯基研究所接受精神方面的检查。
他憎恨国家政权，蔑视列宁。斯大林死后我们全家喜出望外。我不觉得父亲认为自己有罪，他认为整个体制都有错。但他说他不能脱离机关，因为已经卷入太深了。他也常说：体制不会放他走的。
当我们还上学时，并不明白这个体制仿佛巨大的磨盘将人们像谷粒一样碾碎。认识到父亲曾是这个体制的一部分，对我而言特别痛苦。我至今仍有一种情结：如果谁看着我，我就想像蜗牛一样躲进壳里，总觉得自己又丑又可怕。我总感觉邻居们盯着我，好像他们都知道我爸爸是谁，认为我和他一样，进而责备我。虽然实际上没人知道，也不可能知道。
无法逃离那段过去，有种绝望感，因为它始终伴随着我，就在我家中。随着时间推移，这种感觉逐渐消散。他老了以后我试图与他修复关系，却始终未成功，他依然是个陌生人。我们怕他，直到今天我讲述这些仍然心有余悸，似乎他会出现。小时候我常梦见自己梦中飞翔，飞离他。我飞啊飞啊，心想着：子弹终究能够击中我，但匕首不能。
谢尔盖·列别杰夫，37岁，柏林市
我22岁搬进外婆留下的房子。我知道她的遗物中肯定有各种有意思的家庭文件，于是动手翻找。我主要是对亲外公的材料感兴趣——也就是外婆的第一任丈夫，一名红军军官，参加过斯大林格勒战役的上尉。外婆保留了许多勋章和奖章，小时候我一直以为都属于他。搬进这套房子后，我很想找到证明他因何获勋获奖的文书。
找了好久，我越找越起疑心——为什么要把丈夫的文件藏这么严实？最终被我从阁楼夹层翻出来了，装在冷冻花椰菜的包装袋里，藏在干涸的油漆罐和旧木地板后面。显然这些文件是特意藏起来的，不希望别人发现。
我找到两本而不是一本军官证，包括亲外公的和继外公——也就是外婆第二任丈夫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叶尔金的。我从未想过他会与军队或武器有任何联系。他在我六个月大时去世，而我对他的印象完全是一个穿帆布夹克、热爱自然、不得罪人的、安静的反战老头。我家经常在乡间别墅消磨时光，那里回荡着老先生的音容笑貌。
然而事实证明，他竟然是契卡-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部的中校。1918年十五岁入伍，1954年退休。这时我才明白了他是谁，是个什么人坐在我家跟我爸妈喝伏特加、陪伴我外婆生活。我意识到我找到的是杀人凶手的文件。
说起来这都是十三年前的事，但那时我已经充分知道了关于镇压的一切。我父母是地质学家，他们刚参加工作时正值“古拉格”关闭。我母亲那个地质队六十名队员，全部是释放的劳改犯。后来我自己也从事地质工作，去过那些劳改营旧址，看过腐朽的营房、成卷的铁丝网和警卫塔——所谓“劳改营的亚特兰蒂斯”。另外，我父亲这边的祖母出身德国血统贵族家庭。她写过一部详尽的回忆录，1990年代交给我保管。这部回忆录大概写到1930年代戛然而止，因为那时候发生了什么不言而喻。对我来说，关于镇压的话题一直清晰明了。但我曾经感觉释然，因为我以为我家只有受害者没有加害者。
当我找到这些文件，感觉自己被骗了一辈子。在我的苏联童年时代，这些勋章意义重大，我幻想着有一天自己也能效仿外公在战争中立功……然而这些勋章其实属于后外公，他曾在НКВД服役，做过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巴热诺夫斯基劳改营主任（译注：材料显示实际未就职），1938年因为“37年的工作”获得红旗勋章。于是我去问父母：“你们知道吗？”他们说知道，并向我复述了一些外公喝醉后在别墅讲过的故事。
比如，1918年他在特种任务部队（译注：征粮队），负责征收农民的粮食。他们执勤的那个地区出现了某种抵抗运动，与当地供奉的圣像有关。总之，他们决定夺取并捣毁圣像。夜晚他和一个战友出去，把圣像从教堂偷出来，砸碎投入水井，但基于某种原因外公保留了挂圣像的绳。这根绳他收藏一辈子，我也拿过——我们在乡间别墅锯树的时候用，绳上缠着铜线，是我童年记忆的一部分。那一刻我忽然发觉自己无法再信任周围任何东西，每一件都可能暗藏毒刺，是“两面派”。
然后我问父母：“你们怎么直到今天才告诉我？”答：想让我少点儿心理负担。我们从此再没聊过这个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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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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