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死后苏中关系快速恶化。1955年新疆省改称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北京开始遏制当地的民族主义和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1940年代投身民族解放的斗士受镇压，维吾尔人大批迁入苏联。最后一波移民潮出现在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
记者采访了几位移民及移民后代，听他们讲述当初如何以及为何背井离乡。
塔什波拉特·阿姆拉耶夫，生于巩留县，67岁
1959年我们从中国去哈萨克斯坦。我忘了什么月份，只记得抵达第二天就下雪。父母生了13个孩子，活下来的只有我和妹妹，其他孩子死于天花等疾病。
我家在中国住的地方是巩留县中心，距离伊宁100公里。父母都是农民，种麦子为生。前院养了几头牛、几匹马，养牛的基本是哈萨克人，父亲和一个哈萨克家庭关系很好，他们是我们的租客。他们有牛，我们有果园和田地。日子过的还算殷实，盖了两间房，每间都是多居室的。果园有杏树、苹果树。后院有马厩，后来被人民政府改造成公共食堂。
我家不远有个巴扎，熙熙攘攘十分热闹，羊肉串、烤包子香气扑鼻。渐渐形势变了，办公社了。
大概1958年吧，中国共产党禁止人民在家做饭，只准吃食堂。自己家做买卖、做工也被禁止，比如他们不许我奶奶干针线活。巴扎空空荡荡，就像隔离期间似的。成年人一律下地务农，我们这些小孩进幼儿园。父母天黑才回来，爷爷奶奶看家。
我家住进两位个头不高的汉人政治领导，身量差不多。他俩允许我奶奶夜里点着煤油灯缝衣服。有一回我在幼儿园感觉无聊，就约了别的孩子跑出去逛巴扎，结果根本不见人影。
每天吃完晚饭，汉人官员召集村民开会，歌颂毛泽东。我全家都去，我坐父亲腿上，听着赞扬伟大舵手的话睡着，然后在家醒来。父亲告诉我这种会开三小时，众人深夜才回家，次日早晨一切从头开始——公社食堂吃早饭，下地劳动，收工吃晚饭，歌颂毛泽东，睡觉……
舵手命令消灭一切害虫，免得它们偷吃粮食、传播疾病。家家户户准备苍蝇拍，死苍蝇装入火柴盒，交到清真寺。我家干这个活儿的就是我，拿着一盒又一盒苍蝇往清真寺跑，清真寺有个文员，用小本本记录哪家交了多少盒苍蝇。12-14岁的大孩子打鸟、杀狗，也交到清真寺。
公社的权力越来越大，开始抓捕维吾尔族起义人士，宣布他们是人民公敌，关进监狱。我父亲算是1944年伊宁事变（译注：“三区革命”）参加者，那时候他兼职做“阿尔巴克什”，赶大车往来城镇之间替富人运货。有一次在伊宁巧遇贾尼巴图尔（译注：贾尼·玛玛特巴基耶夫，事变领导人之一），自愿帮助他。父亲虽没扛枪打仗，但运送过起义军伤员，害怕因这段经历遭迫害，决定搬家去哈萨克斯坦。
父母收拾行李的时候，汉人已经住进我家了。父亲想把能带走的都带走：几张矮桌——虽然一张就够用、几个柜子、旅行箱、皮毯子、宗教书籍等。这个可怜人自己把东西统统装上车，我坐在小山似的行李最顶端，就这样前往伊宁。我还记得全村人追着我们跑，边哭边道别。
因为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我们在伊宁停留三天。接着从伊宁赶赴中苏边境，我仍然记得中国边防军人怎样检查证件、打开拦路竿。我们过了桥（伊犁河），老人们大声欢呼。再后来走过一个苏联哨所，扎尔肯特就像某种隔离区。安排我们住简易房，立刻拉去冲澡，查验护照，3、4天后我们到了阿拉木图的“东方之光”集体农场。我父亲和母亲先后在奶牛场找了工作，又贷款买地（译注：原文如此）。祖父当伊玛目，成为受人尊敬的人。我满了上学年龄，第二年才入校，因为刚开始不会俄语呀。
2007年我和老伴去伊宁探亲。留在中国的亲戚说我们走后压迫愈发严重，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肆意打人，我的大表哥被十五个红卫兵当街围殴，成了瘸腿。
我仍然思念故乡，一直没能回去看看，一直说等将来有机会。如今我不知道机会是否还能等来。假如维吾尔族真的独立了，我要回去住到死。首先我生在那儿，其次我从小听说我的族人多次尝试夺回自己土地，屡战屡败，甚至苏联军队也帮着中国镇压我们。我父亲曾参加民族解放运动，他弟弟，就是我叔叔，组织过维吾尔族青年运动，因此被汉人扔进矿山劳动，忍饥挨饿没水喝。
塔什波拉特在哈萨克斯坦读完十年级，参军入伍，从事机床木匠、无轨电车司机、出租车司机、保安等工作。膝下两个儿子、八个孙辈。
贾法尔（化名），65岁，生于伊宁
我妈妈家本来住在阿拉木图州乡村，务农为生，外祖父应该挺有钱的。强制集体化开始后外祖父进了监狱，将要遣送西伯利亚。外祖父设法联系他妻子，就是我外祖母，说他要被送走了。于是外祖母召集孩子们宣布搬家。这大概是1930年代末的事。
听妈妈讲，临走那天故意点燃煤油灯，假装全家在屋内吃饭的样子，摸黑悄悄跑了。那时候远近亲戚都聚居一个大公社，妈妈的舅舅帮她们逃走。
外祖父的朋友把他救出监狱，带到集合地点，赶大车直奔中国方向。那年月边境线只是名义上存在，并无巡逻队。走桥过河，对岸就是中国。我舅是共青团员，随身携带余粮征集表，进村收缴百姓粮食要用到这个东西。舅舅出示表格，声称去征集对面维吾尔人的余粮运回，人家抬手放行。于是在中国住下，开始生活。我妈家就是这样到的中国。我爸怎么去的不记得了。他也是哈萨克斯坦的，我看他护照写着生于阿拉木图州扎尔肯特市——以前叫潘菲洛夫市。
所以我父母虽然生在哈萨克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实际是中国长大的。他俩1954或1955年在属于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伊宁市结婚，我本人生于伊宁。后来苏联驻伊宁领事馆宣布愿意去苏联的人可以报名登记，他们首先找的就是那些跟苏联有关系的人。
我妈妈的一位兄长当兽医，经常去阿尔泰和蒙古出差。给蒙古人医羊的时候，一包茶叶换一头羊，所以总牵着五六头羊回中国。文化大革命开始他就被抓了，严刑拷问出境干什么。所以大舅被迫害算是逃离中国的动机之一。妈妈在学校教植物学，爸爸先是在学校上班，然后调到市政府。他可能看文件得知正在进行大清洗，遂决定快跑。
爸爸托关系找了即将出国的人，请他把我们全家登记为亲属带出去。填表的时候他用了祖先姓氏。妈妈的父母用自己本姓走，父亲用另一个姓，妈妈怕途中搞混，也用了父亲那个姓。就这样我们坐上去苏联的长途车，1958年进入哈萨克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儿按：文革1966年开始，叙述人记忆有误。考虑大舅的职业，或是反右期间受冲击）
我们起先暂住阿拉木图。说实话我对那段日子没印象了。一年半之后叔伯接我们去吉尔吉斯，我记得田野和小麦，因为爸爸在集体农庄工作。我在当地村校读一年级，全家又搬去伏龙芝（译注：比什凯克），我在那儿大学毕业。
爸爸说他在中国当过数学教员。我清楚记得小学时候经常把算术题从俄语翻成维吾尔语，告诉他条件是什么，他就讲解给我听。我们全家都说维吾尔语，搬家后父母只好自学日常俄语。
我们很庆幸来到这个共和国，因为吉尔吉斯语接近维吾尔语，父母同当地居民交流无障碍。妈妈特别喜欢一支歌叫《十八岁》，边唱边流泪，感怀青春年华。我们也庆幸逃出中国，改革期间一些远房亲戚从中国来探望，哭着念叨：“真倒霉。为什么我们不能离开？”
移民远赴他乡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儿女。自愿迁移的人明白到了新地方要当二等公民，毕竟文化不一样，观念不一样，语言不一样。我家搬到伏龙芝后爸爸去建筑工地干活，砖头掉落砸伤脚，他甚至不知道可以请带薪病假住院治疗。爸爸一个月没工作，我们失去收入，妈妈三天两头上亲戚家讨面包。当然，他俩在这儿没挣着什么，料定会粗衣淡饭，但他俩读过书，知道孩子可以有更美好未来。
坦率地说，我很感激二老当年不畏艰难，抛下中国的旧生活毅然离开。其他亲戚是1970年代末非法偷渡逃走的，幸运者得以穿越边境。
古丽娜拉·哈姆拉耶娃，58岁，生于扎格斯台
本人1962年生于新疆扎格斯台村，次年全家迁往哈萨克斯坦。小时候父母常说起在中国的生活，言辞沉痛，妈妈总是哭。
听爸妈讲，他们逃离中国的原因是维吾尔人和整个穆斯林群体遭遇种族灭绝。父母都是识字之人，但他俩像其他维吾尔人一样没工作，只能下田种地。妈妈说人人都在公社食堂吃饭，家中不许开伙。后来妈妈在食堂当厨师，爸爸给她打下手，整天吃玉米面、土豆和米饭，食物单调又匮乏。
妈妈告诉我，谁想吃饭必须打死20只苍蝇用火柴盒送来，那么五口之家就要100只。工间不准休息，汉人命令捕捉麻雀，防止麻雀啄粮食。一个人每天至少上交麻雀一只，久而久之死鸟太多开始发臭。于是改为不杀死麻雀，砍下爪子交差。
共产党这样做的目的是迫使维吾尔人无暇顾及自由和土地，每日只为三餐劳碌。父母和亲戚们受不了虐待决定逃离，但不是人人都走的成，我祖父、祖母和几个叔伯姑姨留在当地。他们后来说，我们走后中国共产党反复盘问他们，说我家是“两面派”，认为我父母企图反华。拒绝招供的坐牢受刑，尤其男人挨打最厉害，脖颈、手、脚带着沉重镣铐。男亲戚出狱时遍体鳞伤，已经病入骨髓，失去劳动能力。还有很多死在牢里的。
搬家到了哈萨克斯坦，定居在阿拉木图州维吾尔地区提戈尔门村，爸妈牧羊为生。生活在哈萨克人中间，我很快学会哈萨克语，但上学是在维吾尔人学校。我们平常不区分谁是哈萨克人、谁是维吾尔人，同吃同住关系很好，但妈妈动不动就哭，她说挂念新疆的老爹老娘。
1990年代和我妈妈回去探亲，外祖父母早已离世，只见到孙辈。那时候他们的生活仍然很简单，自己下地种粮，汉人不准他们做其他工作。2016年最后一次去新疆，亲戚不让我戴头巾逛街，说：“否则你走后他们会抓我们进监狱的”。从那之后我再没联络他们，不知是生是死。
鲁斯兰·艾萨罗夫，37岁
我祖母图拉罕·艾萨罗娃1935年生于扎格斯台村，家中孩子五个，两兄弟两姊妹。她父母务农养牛为生。祖母20岁结婚，三月份办的婚礼，夏天就和丈夫忙搬家，没带任何重东西，手拎行李轻装出发。
1949年共产党建政，所有人都被强行集体化，先是华中地区，然后推及各省。我祖父目睹1950-1951年汉人士兵开进他们村，把最富裕的维吾尔人拖到田野枪毙。
1959年祖母的妈妈和她儿子也到了哈萨克斯坦，家族其他人决定留在中国。他们一部分坐马车走，一部分乘船过伊犁河。哈萨克斯坦的区委工作人员把他们安排在阿雷斯（土尔克斯坦州），大概是不希望维吾尔人全住在阿拉木图州，但那个地方十分炎热干旱。祖母曾说夏季酷暑难当，白天不敢出门耕作。于是她和祖父去了阿拉木图，因为那边有其他维吾尔族人可以互相关照。祖父母开始种小麦，两人不懂俄语或哈萨克语，难以适应新生活。
祖母回忆中国对维吾尔人的压迫始于城市，恐慌和流言散播到乡村，人人自危，做父母的都想尽快安排子女结婚，自己去谋活路。祖母至今不忘那种感觉——明天就要有人来夺走你的房屋和土地。所以移民给了她一个机会过好日子。
我妈妈那边的祖先是富商，家里养着仆役。可惜他们去世太早，我不知道更详细情况。只听说外祖父被汉人派去矿井工作。
新世纪初祖母去中国看外甥，回来说新疆维吾尔人的生活更糟糕了。当时她一个外甥关在监狱，我问：“他犯了什么罪坐牢？”祖母说，党认为谁有罪谁就抓谁，无需解释什么。现在彻底联系不上那边亲戚了。当我们告诉祖母新疆的消息，她说年轻时候如果没走的话，不知能否活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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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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