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问远赴苏联的维吾尔移民及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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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死后苏中关系快速恶化。1955年新疆省改称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北京开始遏制当地的民族主义和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1940年代投身民族解放的斗士受镇压,维吾尔人大批迁入苏联。最后一波移民潮出现在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

记者采访了几位移民及移民后代,听他们讲述当初如何以及为何背井离乡。

塔什波拉特·阿姆拉耶夫,生于巩留县,67岁

1959年我们从中国去哈萨克斯坦。我忘了什么月份,只记得抵达第二天就下雪。父母生了13个孩子,活下来的只有我和妹妹,其他孩子死于天花等疾病。

我家在中国住的地方是巩留县中心,距离伊宁100公里。父母都是农民,种麦子为生。前院养了几头牛、几匹马,养牛的基本是哈萨克人,父亲和一个哈萨克家庭关系很好,他们是我们的租客。他们有牛,我们有果园和田地。日子过的还算殷实,盖了两间房,每间都是多居室的。果园有杏树、苹果树。后院有马厩,后来被人民政府改造成公共食堂。

我家不远有个巴扎,熙熙攘攘十分热闹,羊肉串、烤包子香气扑鼻。渐渐形势变了,办公社了。

大概1958年吧,中国共产党禁止人民在家做饭,只准吃食堂。自己家做买卖、做工也被禁止,比如他们不许我奶奶干针线活。巴扎空空荡荡,就像隔离期间似的。成年人一律下地务农,我们这些小孩进幼儿园。父母天黑才回来,爷爷奶奶看家。

我家住进两位个头不高的汉人政治领导,身量差不多。他俩允许我奶奶夜里点着煤油灯缝衣服。有一回我在幼儿园感觉无聊,就约了别的孩子跑出去逛巴扎,结果根本不见人影。

每天吃完晚饭,汉人官员召集村民开会,歌颂毛泽东。我全家都去,我坐父亲腿上,听着赞扬伟大舵手的话睡着,然后在家醒来。父亲告诉我这种会开三小时,众人深夜才回家,次日早晨一切从头开始——公社食堂吃早饭,下地劳动,收工吃晚饭,歌颂毛泽东,睡觉……

舵手命令消灭一切害虫,免得它们偷吃粮食、传播疾病。家家户户准备苍蝇拍,死苍蝇装入火柴盒,交到清真寺。我家干这个活儿的就是我,拿着一盒又一盒苍蝇往清真寺跑,清真寺有个文员,用小本本记录哪家交了多少盒苍蝇。12-14岁的大孩子打鸟、杀狗,也交到清真寺。

公社的权力越来越大,开始抓捕维吾尔族起义人士,宣布他们是人民公敌,关进监狱。我父亲算是1944年伊宁事变(译注:“三区革命”)参加者,那时候他兼职做“阿尔巴克什”,赶大车往来城镇之间替富人运货。有一次在伊宁巧遇贾尼巴图尔(译注:贾尼·玛玛特巴基耶夫,事变领导人之一),自愿帮助他。父亲虽没扛枪打仗,但运送过起义军伤员,害怕因这段经历遭迫害,决定搬家去哈萨克斯坦。

父母收拾行李的时候,汉人已经住进我家了。父亲想把能带走的都带走:几张矮桌——虽然一张就够用、几个柜子、旅行箱、皮毯子、宗教书籍等。这个可怜人自己把东西统统装上车,我坐在小山似的行李最顶端,就这样前往伊宁。我还记得全村人追着我们跑,边哭边道别。

因为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我们在伊宁停留三天。接着从伊宁赶赴中苏边境,我仍然记得中国边防军人怎样检查证件、打开拦路竿。我们过了桥(伊犁河),老人们大声欢呼。再后来走过一个苏联哨所,扎尔肯特就像某种隔离区。安排我们住简易房,立刻拉去冲澡,查验护照,3、4天后我们到了阿拉木图的“东方之光”集体农场。我父亲和母亲先后在奶牛场找了工作,又贷款买地(译注:原文如此)。祖父当伊玛目,成为受人尊敬的人。我满了上学年龄,第二年才入校,因为刚开始不会俄语呀。

2007年我和老伴去伊宁探亲。留在中国的亲戚说我们走后压迫愈发严重,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肆意打人,我的大表哥被十五个红卫兵当街围殴,成了瘸腿。

我仍然思念故乡,一直没能回去看看,一直说等将来有机会。如今我不知道机会是否还能等来。假如维吾尔族真的独立了,我要回去住到死。首先我生在那儿,其次我从小听说我的族人多次尝试夺回自己土地,屡战屡败,甚至苏联军队也帮着中国镇压我们。我父亲曾参加民族解放运动,他弟弟,就是我叔叔,组织过维吾尔族青年运动,因此被汉人扔进矿山劳动,忍饥挨饿没水喝。

塔什波拉特在哈萨克斯坦读完十年级,参军入伍,从事机床木匠、无轨电车司机、出租车司机、保安等工作。膝下两个儿子、八个孙辈。

贾法尔(化名),65岁,生于伊宁

我妈妈家本来住在阿拉木图州乡村,务农为生,外祖父应该挺有钱的。强制集体化开始后外祖父进了监狱,将要遣送西伯利亚。外祖父设法联系他妻子,就是我外祖母,说他要被送走了。于是外祖母召集孩子们宣布搬家。这大概是1930年代末的事。

听妈妈讲,临走那天故意点燃煤油灯,假装全家在屋内吃饭的样子,摸黑悄悄跑了。那时候远近亲戚都聚居一个大公社,妈妈的舅舅帮她们逃走。

外祖父的朋友把他救出监狱,带到集合地点,赶大车直奔中国方向。那年月边境线只是名义上存在,并无巡逻队。走桥过河,对岸就是中国。我舅是共青团员,随身携带余粮征集表,进村收缴百姓粮食要用到这个东西。舅舅出示表格,声称去征集对面维吾尔人的余粮运回,人家抬手放行。于是在中国住下,开始生活。我妈家就是这样到的中国。我爸怎么去的不记得了。他也是哈萨克斯坦的,我看他护照写着生于阿拉木图州扎尔肯特市——以前叫潘菲洛夫市。

所以我父母虽然生在哈萨克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实际是中国长大的。他俩1954或1955年在属于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伊宁市结婚,我本人生于伊宁。后来苏联驻伊宁领事馆宣布愿意去苏联的人可以报名登记,他们首先找的就是那些跟苏联有关系的人。

我妈妈的一位兄长当兽医,经常去阿尔泰和蒙古出差。给蒙古人医羊的时候,一包茶叶换一头羊,所以总牵着五六头羊回中国。文化大革命开始他就被抓了,严刑拷问出境干什么。所以大舅被迫害算是逃离中国的动机之一。妈妈在学校教植物学,爸爸先是在学校上班,然后调到市政府。他可能看文件得知正在进行大清洗,遂决定快跑。

爸爸托关系找了即将出国的人,请他把我们全家登记为亲属带出去。填表的时候他用了祖先姓氏。妈妈的父母用自己本姓走,父亲用另一个姓,妈妈怕途中搞混,也用了父亲那个姓。就这样我们坐上去苏联的长途车,1958年进入哈萨克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儿按:文革1966年开始,叙述人记忆有误。考虑大舅的职业,或是反右期间受冲击)

我们起先暂住阿拉木图。说实话我对那段日子没印象了。一年半之后叔伯接我们去吉尔吉斯,我记得田野和小麦,因为爸爸在集体农庄工作。我在当地村校读一年级,全家又搬去伏龙芝(译注:比什凯克),我在那儿大学毕业。

爸爸说他在中国当过数学教员。我清楚记得小学时候经常把算术题从俄语翻成维吾尔语,告诉他条件是什么,他就讲解给我听。我们全家都说维吾尔语,搬家后父母只好自学日常俄语。

我们很庆幸来到这个共和国,因为吉尔吉斯语接近维吾尔语,父母同当地居民交流无障碍。妈妈特别喜欢一支歌叫《十八岁》,边唱边流泪,感怀青春年华。我们也庆幸逃出中国,改革期间一些远房亲戚从中国来探望,哭着念叨:“真倒霉。为什么我们不能离开?”

移民远赴他乡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儿女。自愿迁移的人明白到了新地方要当二等公民,毕竟文化不一样,观念不一样,语言不一样。我家搬到伏龙芝后爸爸去建筑工地干活,砖头掉落砸伤脚,他甚至不知道可以请带薪病假住院治疗。爸爸一个月没工作,我们失去收入,妈妈三天两头上亲戚家讨面包。当然,他俩在这儿没挣着什么,料定会粗衣淡饭,但他俩读过书,知道孩子可以有更美好未来。

坦率地说,我很感激二老当年不畏艰难,抛下中国的旧生活毅然离开。其他亲戚是1970年代末非法偷渡逃走的,幸运者得以穿越边境。

古丽娜拉·哈姆拉耶娃,58岁,生于扎格斯台

本人1962年生于新疆扎格斯台村,次年全家迁往哈萨克斯坦。小时候父母常说起在中国的生活,言辞沉痛,妈妈总是哭。

听爸妈讲,他们逃离中国的原因是维吾尔人和整个穆斯林群体遭遇种族灭绝。父母都是识字之人,但他俩像其他维吾尔人一样没工作,只能下田种地。妈妈说人人都在公社食堂吃饭,家中不许开伙。后来妈妈在食堂当厨师,爸爸给她打下手,整天吃玉米面、土豆和米饭,食物单调又匮乏。

妈妈告诉我,谁想吃饭必须打死20只苍蝇用火柴盒送来,那么五口之家就要100只。工间不准休息,汉人命令捕捉麻雀,防止麻雀啄粮食。一个人每天至少上交麻雀一只,久而久之死鸟太多开始发臭。于是改为不杀死麻雀,砍下爪子交差。

共产党这样做的目的是迫使维吾尔人无暇顾及自由和土地,每日只为三餐劳碌。父母和亲戚们受不了虐待决定逃离,但不是人人都走的成,我祖父、祖母和几个叔伯姑姨留在当地。他们后来说,我们走后中国共产党反复盘问他们,说我家是“两面派”,认为我父母企图反华。拒绝招供的坐牢受刑,尤其男人挨打最厉害,脖颈、手、脚带着沉重镣铐。男亲戚出狱时遍体鳞伤,已经病入骨髓,失去劳动能力。还有很多死在牢里的。

搬家到了哈萨克斯坦,定居在阿拉木图州维吾尔地区提戈尔门村,爸妈牧羊为生。生活在哈萨克人中间,我很快学会哈萨克语,但上学是在维吾尔人学校。我们平常不区分谁是哈萨克人、谁是维吾尔人,同吃同住关系很好,但妈妈动不动就哭,她说挂念新疆的老爹老娘。

1990年代和我妈妈回去探亲,外祖父母早已离世,只见到孙辈。那时候他们的生活仍然很简单,自己下地种粮,汉人不准他们做其他工作。2016年最后一次去新疆,亲戚不让我戴头巾逛街,说:“否则你走后他们会抓我们进监狱的”。从那之后我再没联络他们,不知是生是死。

鲁斯兰·艾萨罗夫,37岁

我祖母图拉罕·艾萨罗娃1935年生于扎格斯台村,家中孩子五个,两兄弟两姊妹。她父母务农养牛为生。祖母20岁结婚,三月份办的婚礼,夏天就和丈夫忙搬家,没带任何重东西,手拎行李轻装出发。

1949年共产党建政,所有人都被强行集体化,先是华中地区,然后推及各省。我祖父目睹1950-1951年汉人士兵开进他们村,把最富裕的维吾尔人拖到田野枪毙。

1959年祖母的妈妈和她儿子也到了哈萨克斯坦,家族其他人决定留在中国。他们一部分坐马车走,一部分乘船过伊犁河。哈萨克斯坦的区委工作人员把他们安排在阿雷斯(土尔克斯坦州),大概是不希望维吾尔人全住在阿拉木图州,但那个地方十分炎热干旱。祖母曾说夏季酷暑难当,白天不敢出门耕作。于是她和祖父去了阿拉木图,因为那边有其他维吾尔族人可以互相关照。祖父母开始种小麦,两人不懂俄语或哈萨克语,难以适应新生活。

祖母回忆中国对维吾尔人的压迫始于城市,恐慌和流言散播到乡村,人人自危,做父母的都想尽快安排子女结婚,自己去谋活路。祖母至今不忘那种感觉——明天就要有人来夺走你的房屋和土地。所以移民给了她一个机会过好日子。

我妈妈那边的祖先是富商,家里养着仆役。可惜他们去世太早,我不知道更详细情况。只听说外祖父被汉人派去矿井工作。

新世纪初祖母去中国看外甥,回来说新疆维吾尔人的生活更糟糕了。当时她一个外甥关在监狱,我问:“他犯了什么罪坐牢?”祖母说,党认为谁有罪谁就抓谁,无需解释什么。现在彻底联系不上那边亲戚了。当我们告诉祖母新疆的消息,她说年轻时候如果没走的话,不知能否活下来。

苏联政府对罗姆人的斗争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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