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纳托利·希克曼
（历史学家，作家，教师）
我的祖父莫利斯从美国移民苏联。我母亲原本的未婚夫死于伟大卫国战争。这两件事使得侥幸复员回家的帕维尔·莫利索维奇·希克曼建立了除户主美国出身之外一概平平无奇的莫斯科家庭。多年来，政府官员阅读本人填写的各种调查表，看到我父亲出生地一栏（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总会提出白痴问题：“他怎么生在那儿？”我解释说他父母住那儿。之后提问者沉默深思，好像他们理解并知道了一切似的。
怎样成为苏联人
与我父亲不同，我祖父莫利斯·鲍利索维奇的出生地不在美国。他家本是波兰某小镇贫穷犹太人，过着看不到希望的生活。这位油漆工半饥半饱的日子随着他面临被征入俄皇军队而改变，1913年偕年轻妻子奔赴加拿大，辗转进入美国，最终定居纽约。
当现实变得虚幻，人就会重新评价过去。1920年代美国新公民的生活同苏联社会主义神话般进步相比似乎太不公平，亟待改变——虽然莫利斯家的条件较之许多东欧移民还算不错了。祖父当年是熟练机械师，祖母伊达教德语，起码吃穿不愁，业余时间叫上俩孩子：保罗和诺玛一起用意地绪语写故事，发表在犹太人报纸《自由之晨》儿童专栏。
这些豆腐块文章被剪下来仔仔细细粘成一大册，视如传家宝小心珍藏。参加社会主义集会让他们感觉自己是反抗资本主义压迫的斗士，前路虽然困难重重，却充满光明和意义。
1929年纽约“黑色星期四”之后，千百万同莫利斯一样“给老板打工”的人深陷大萧条，成了被遗弃者。他不愿靠妻子工资养活坐等好事发生，听说世界唯一的苏维埃国家不仅不存在失业，而且招聘外国专业人才。美国共产党员伊达劝说无党派丈夫只有去苏联才有未来、孩子才能接受高等教育。
1931年莫利斯带儿子登上纽约至列宁格勒的班轮，船上的美国公民大部分是东欧裔。次年夏天伊达带女儿探望父子俩，得知头年一起乘船的美国人无一人留在顿巴斯郊外的“沙赫杰尔”国营谷物农场。大家用各种语言说着同一句话：“在这个国家活不下去”。而莫利斯同一位密友发生了持续毕生的争论：“几百万人能在这儿活，就你个金枝玉叶不能！”所以希克曼家留了下来，1933年12月莫利斯被农业人民委员调动到当时的伊万诺沃州、今天的弗拉基米尔州巴夫列内镇担任技术检查员，之后当拖拉机机器修配厂技检科主任。同年又抵达70位美国专家，虽然第二年只剩7位，但莫利斯总算有几个聊天的人。工作和家务占据全部时间，他住在一间有火炉、没自来水的小屋，伊达在区中心科利丘吉诺当老师住宿舍，星期天跟丈夫见面，不过两口子不后悔。保罗和诺玛则在莫斯科外语学院附属速成中学继续念书。天下无数父母喜欢把未完成的心愿托付孩子身上，这个自学成才的人实现了让孩子接受高等教育的梦。1936年全家获得苏联公民身份。
历史怎样开启
从小我就听说祖父被捕下落不明。八岁那年我和亲戚在莫斯科火车站见到七年劳改释放归来的诺玛姨妈，她那件女式棉袄惊得我至今记忆犹新。1974年本人上夜大，学院教授口出狂言曰：“随便哪个梅毒患者都宣称自己是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牺牲品”，我当即“针锋相对”回敬：“这样的梅毒患者咱国家有多少？”虽然如此，又过了很久我才真正体悟阴森历史的骇人本质。姨妈诺玛·希克曼是她家活得最长的，九十年代初返回美国，我在她公寓顶柜翻出父亲那本破旧的《韦氏词典》，里面夹着一摞对祖母伊达和父亲查询祖父莫利斯·希克曼信件的回复，包括：“无资料”、“未列入登记”、“未居住”、“本单位声明，你应就此事联系警察机关”、“《真理报》不刊登寻亲启事”……
这些敷衍答复冷淡无情之处在于，其实问题的准确答案就明摆在那里。1990年7月24日寄给诺玛·莫利索芙娜·希克曼的一封信写道：“多年之后，苏联克格勃弗拉基米尔州机关今天才可以告知您父亲的真实命运……”
这封信有一点错误——写错了莫利斯·鲍利索维奇的逮捕日期；还有一通谎言——伊达·格里戈利耶芙娜1979年死于莫斯科，从未领到丈夫的平反证明。但这些并不是最令人惊讶之处。
假设莫利斯确实犯下指控他的罪，当局就没必要遮遮掩掩，而他们正是这样做的。1956年官方已承认“无犯罪”，他的亲属却继续被蒙蔽所折磨。
怎样成为或不成为间谍
身为技检科主任，也算是检查员（技术熟练但未经过专门培训），莫利斯·希克曼不肯接收未故障拖拉机，虽然这些拖拉机几天后必然要返回修配厂。他毕竟不是真正苏联人，不明白“干工作”和“完成计划”之间的微妙区别。
1938年1月15日地区报《科利丘吉诺之声》刊登关于农业领域破坏活动的消息：“在巴夫列内拖拉机机器修配厂……个别员工明显在从事破坏活动。例如某科瓦廖夫和希克曼为了阻挠修理工作进度，拒绝发动机和其他机器上完全可用的零件。修配厂厂长克里沃舍因同志纵容这些‘不可或缺’的工人”。
赶巧的是，被点名之人没能第一时间阅读这篇揭露报道。1月15日那天莫利斯和伊达·希克曼正在莫斯科出席儿子案件的庭审。
此人因缺乏警惕性被共青团除名，跟同班同学合住一个寝室，又被当局宣布为人民公敌。他本可以低调生活，但保罗——已经被护照发证机关改名叫“帕维尔”——1937年12月31日深夜打砸商店橱窗玻璃，坐等警察来抓。他拒绝律师，上法庭自我辩护，称自己行为的动机是失去奖学金无法生活，而且找不到工作——单位一看他是“美国人”就不要他。遂得出结论：既不让他劳动，那就批准他去美国吧，过什么日子都认了。莫利斯·希克曼发表简短但有说服力的陈述，请法庭考虑帕维尔来苏联的时候“语言不通”，跟着大人受尽颠沛；自己情愿陪儿子到服刑地。结果帕维尔被判缓刑、赔偿橱窗玻璃，当庭释放。
好不容易忙完官司，莫利斯和伊达·希克曼得知地区报的文章已经太迟了，我本人也是多年后在俄罗斯国家图书馆报刊室查阅到的。然而这区区几句话标志着祖父“案件”的开始。1月15日文章见报，1月21日修配厂“个别员工”落网。
办案人员允许他给家属写几句话，这张带编号的纸订在他女儿诺玛·希克曼的侦查案卷内，一面写着不通顺俄文：“我不知为什么被抓。别担心。钱我放在衣柜外衣。文章我都带走了。保重身体。好好活着找到38.1.21抓我的原因。”另一面用希伯来文写：“别跑，别找。我和乌克兰人都被抓。我们去科利丘吉诺。保罗的判决对我没好处”。
这些就是我祖父留在人间的最后话语，其他手写的、带他签名的皆不是出自他本人，从而证明尤里·特尼扬诺夫所言非虚：“文件像人一样会撒谎”。
我曾在联邦安全局档案馆阅览室翻看“撒谎文件”：写错名字的逮捕令、狗屁不通的审讯口供、“坦率而全面”的被告认罪——其遣词用句令人毫不怀疑作者身份（“我，希克曼，是在……活动的反革命破坏集团积极成员”），还有起诉书以及“三人小组”的枪毙决定和关于执行1938年10月4日判决的材料。大规模杀人的各项手续都齐全了。另一个信封单独装着逮捕两年前刚发的苏联国内护照。
21日他还不知为何被捕，六天后已招供从事破坏活动，关押两个月承认充当美国间谍。在声明侦查终结的1938年4月2日笔录上，有他艰难写下的扭曲签名。
我永远无法知道他们对我祖父做了什么，生生把一桩“案子”塑造成一串案子：殴打？剥夺睡眠？辱骂？或对他妻儿表示同情怜悯？案卷没记载，就像只字不提那本珍贵的剪报册——“都是我们写的”。
世界飞快变化，记忆迅速消退。“今天不可能确定М.Б.希克曼的准确埋葬地点”。
伊达·希克曼1938年2月8日因涉嫌反苏和间谍活动被捕，1939年2月19日释放，认为“没有审判她的理由”。翻阅她的侦查案卷，“理由”并不难找。她同事作证说：课间休息时学生朝领袖相片扔抹布，“她未出面制止”；她比较美国和苏联的教师生活，不赞成后者；她在某次开会时宣称“НКВД机关同样会犯错”；他丈夫最终承认了破坏和间谍活动。既然“三人小组”还没废除，又何须庭审呢？
所以这种情况下被释放绝不是办案人员失误或天降奇迹。1938年斯大林授权拉夫连季·贝利亚搜集尼古拉·叶若夫的黑材料，取而代之接任内务人民委员。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贝利亚上台必不肯留用叶若夫的“旧人”，开始清洗НКВД，复审一些案件。于是出现了1939年“逆流”。跟我祖父同案被捕的乌克兰人（也是“美国人”）已经枪决，但报纸点名的另一位工程师科瓦廖夫活着放出来了。伊达·希克曼就像大多数大恐怖幸存者一样搞不清状况，认为若非恶棍斯大林掌国，共产主义早已胜利，更不会有那么多人蒙冤受屈。她一度住在哈萨克斯坦，距离女儿诺玛劳改的地方不远，后来住莫斯科，直到生命尽头仍盼着被杀多年的丈夫忽然推门回家。
联邦安全局怎样纠正历史“错误”
诺玛姨妈走在莫斯科街头，往往吸引人盯着瞧。严寒天气她也不戴帽子，因为劳改的时候她从不在长官面前脱帽表露女人身份。她到了美国住波士顿，冬天不太冷。她的英语、俄语和意第绪语专业、流利，桃李遍布大西洋两岸。她迈步轻快、敏捷，不容易跟上，在莫斯科地铁通道好似一阵风。82岁那年她拿着深蓝色美国护照飞回俄罗斯查阅自己的侦查案卷。
双亲被捕后当局要求她断绝关系，她不仅没答应，还不听别人劝阻，在共青团开会时表示父母被宣告无罪的那天迟早会来到！于是她被逐出共青团，理由是“勾结人民公敌，不信任НКВД”，但允许完成学业。十一年后她因叛国坐牢，在给身边人看的日记中她写道：“我不愿生活在我父亲无辜受难的国家”。侦讯、特别会议、刑期、押解、杰兹卡兹甘（她从这里写信给母亲说别等她），无路可走了……
联邦安全局工作人员礼貌客气地说：“日记的问题尚未解决。但，看来能够顺利解决…… 也许，明天就能…… 我个人认为应当返还。在此期间您可以先了解您的案子”……
我曾在多个档案馆工作过，但还是头一次陪诺玛进档案馆。她在空荡荡的房间阅读本人案卷，时而埋怨时而低语着停下来说：“这不是真的！”接着对我解释些已经真相大白的事。虽然苏联时代她就彻底平反了，但作为一位享有充分权利的、过着曾遭摧残却功成名遂生活的美国公民，仍试图说服那位肯定不在人世的侦查员一些事情。
几天后我用公文包拎回联邦安全局返还她的日记本，也就是50年前作为物证从她手中没收并保存至今的日记本。她之前留给客气的联邦安全局员工一张写着案卷目录的纸，请他代为复印。他虽然同意了，却是在诺玛飞回美国之后。我心里明白，如果要帮诺玛实现心愿，那就得立刻行动。于是我询问这位彬彬有礼的员工要怎样才能查阅我祖父祖母的案卷，他说诺玛必须给我书面委托。太荒谬了，我没再多言。过了一段时间我在家接到电话，通知我可以复印，但部分文件禁止复印。
没拿什么书面委托，提交普通申请而已。几天后档案馆喊我去看亲属案卷。女员工交给我一个公文夹，里面是我感兴趣的文件，但其中一部分用纸包裹，写明：“49-64页不提供”。女员工面带礼貌微笑告诉我这是联邦安全局弗拉基米尔州机关的决定，如有任何意见可找他们讨说法。
“纪念”协会的朋友很早以前设法给过诺玛一些案卷材料副本，诺玛复印了从波士顿寄给我，这部分文件也在公文夹内。我对女员工说，不提供给我的那几页，不仅不涉及今日俄罗斯的秘密，甚至没有苏联的秘密。这不是假设，我知晓其内容。
— 您已经看过这个案子了吗？
— 没。但我有美国寄来的手写副本。如果弗拉基米尔州联邦安全局对此有任何意见，可以找我讨说法。
我当然没找弗拉基米尔州联邦安全局要什么“说法”。我能猜到为什么那几页材料对我保密。那上面盖着“秘密”或“苏密”章子，虽然是1955年的，但无所谓，这几页显然是表明指控之荒谬的铁证，叫人读了不得不“感谢”其作者。我和我的美国姨妈共同面对的是任何苏联俄罗斯公民都心知肚明的禁忌，好比阿夏·波卢宁（译注：名演员，擅长小丑）口头禅：“不能啊！”
这种“不能啊”，就像把捷尔任斯基纪念碑送回原址的企图一样，可以简单解释为愚蠢或惰政，阴魂不散、绕梁千日。然而，此起彼伏的“大国复兴”呼声令人不由自主假设并想起科济马·普鲁特科夫之问：“开始之结束又当如何开始？”(Где начало того конца которым оканчивается начало)
怎样以及何人为“大国”付账
普通的俄罗斯人，只要稍微熟悉各级国家机关活动和我国立法实践，肯定知道无论他财富如何，实际一无所有。即便属于个人名下的住房，他拥有的只是天花板到地板的空间。一觉醒来银行账户就可以被归零，“床垫下”藏的可自由兑换的货币也可以被宣布为赃款。他可以被随随便便剥夺自由、健康和性命，但他自幼坚信自己生活在大国。
“大国”概念使得多数公民心怀玄乎自豪感。В.达尔（译注：语言学家）定义“大”这个词：“超过普通尺度”。例如，彼得一世推行触及社会方方面面之改革，俄罗斯成为俄罗斯帝国，跻身欧洲列强之一。这些改革的代价，以人命衡量相当于人口七分之一。历史学家兼作家纳坦·埃德尔曼讲的更形象：“于彼得年间而言，这就仿佛我国今天突然没了4000万人！”同时活下来的人要缴纳三倍税款，却并未变得更自由更快乐。其他不“大”的国，照样建立舰队、工厂，照样办报纸甚至刮胡须……事实是，我国统治者“希望奴隶自觉自愿做奴隶”（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语）。而“斯大林同志”领导的国空前伟大，经由屠戮几百万人“超过普通尺度”——根据现在的资料其数如此，几乎没什么意义。
至于当代政治、经济、宗教和其他领域的行为，我对30年前一桩事件的进展感到震惊。事件被称为“苏中武装冲突”，争夺的土地中国叫“珍宝岛”、我们叫“达曼斯基岛”，1969年我方在此阵亡58人、负伤94人。30年后，显然这个小岛不属于我们，闹了半天问题原来该让外交官而非军队出面解决（译注：指1991年俄罗斯承认该岛归属中国）。谈不上谁对谁错，因为互不相干的两拨临时工交接权力，惟国家之棺早已朽矣。
如果今天的联邦安全局老板懂事理，应该明白既然他心甘情愿坐这个位子，不能不对自己前任的决定负责。一个无辜女人失去亲爱的父亲，在斯大林劳改营服刑七年，失去家庭和为人母的幸福…… 既然她想复印自己案卷，既然整份材料都摆在眼前了，怎么就不能把那几张愚蠢的文件一并提供呢？至少可以略微抚平她的伤痛、照亮她残缺的生活。但这正是问题所在，从上到下没有哪个当官的对任何事、任何人负责。首先因为他身居高位，或者因为他也在执行上级命令。然后来了另一个人，或自愿或非自愿赦免他的前任，“清清白白”开始履职。这就是“社会主义”时代的情况，至今没什么改变。读者，你们想没想过：“谁是我国的主人？”
随手援引弗拉基米尔·普京会见速记记录的几句话。2000年8月22日普京同“库尔斯克号”潜艇水兵家属面谈：
“妇女：我儿子在北方舰队当兵15年！吃不上喝不上，没钱给小孩买东西。只有死了才给我们家挣回一套房子！为什么？应该多照顾活人啊！普京：我本不想谈这些，但既然您提出来了。在我担任总统的100天里，我准备好了回答。剩下15年我准备好和您坐一条板凳问别人这个问题”。
看到了吧，这番回答果然是一个前任被革命推翻后，从水暖钳工荣登总统宝座之人所能说出来的。
遗憾的是我国绝非独一无二。俄罗斯之外亦有别的此类“大国”。但本人不愿生活在大国，更希望住在为人民服务的正常之国，在那里变化的法律不会把公民抛在身后，政治家不仅为了升官发财而步入政途。
当政府忙于自我完善和自我保护的时候，那些坚信老子天下第一之人的数量正飞速增长。他们穿大街过小巷，坐公交坐地铁，要么模仿广告、要么互相模仿，边走边喝各种饮料，喝完甩手丢掉。他们满嘴跑火车，喷吐唾沫星子标记身边空间，不念叨脏话就言不成句。他们在楼梯间放尿，在电梯呕吐，在休息的地方留下一堆垃圾。他们开车奋不顾身，人行横道有人也不减速。为了证明他们确实天下第一，“比特察”小批发市场围墙上明晃晃大剌剌写着：“你好我的莫斯科！你好世界最佳首都！”
开始和结束怎样相结合
我父亲的生活称不上幸福。梦想成为工程师的他就读莫斯科外语学院，因为这是唯一不会因语言问题阻碍学习的院校。1940年他以优秀成绩毕业，应征入伍工农红军。自1942年夏天在列宁格勒前线作战，两年后负重伤，治疗康复调动到莫斯科军事外语学院当老师。1949年“反世界主义运动”（译注：夹杂反犹太的群众政治运动），父亲被单位开除，无法在全国任何城市重新任教，失去了靠自己专业养家糊口的可能。他拿着红色文凭和保障其公民劳动权的《宪法》到教育部上访，人家告诉他是有这个权利，但宪法没规定可不可以在城市或军事院校工作。好歹在我国辽阔大地上给他提供了三个可选择的就业地点，父亲伸手指着第一个地点，于是到了诺夫哥罗德州柳贝京斯基地区科马罗沃村当英语老师。直到“伟大领袖”去世，父亲才得以返回莫斯科，从事翻译工作。他是个尽职尽责的人，每天在打字机旁久坐10-12个小时，各种俄英专业词典堆成小山，不知疲倦翻查他那本《韦氏》。这项虽然寂寞但能养活全家的工作的壮丽尾声是把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的《小地》译成英文。然而，帕维尔·希克曼终生没机会出国，他死于63岁生日前夕，就在我姐姐儿子出生前几天，娃娃也叫帕维尔。
这个娃娃如今长大了，改名保罗，随我姐姐和我们的老母亲一起住在田纳西州首府纳什维尔。姐姐决定出国的原因是不愿独生儿子被拉去从军，在那个地方，欺凌、出阵等各种情况皆有可能。人活着难免有各种问题，但这些问题应当分等级。保罗上了大学，将来时机合适的话，他也会像我姐姐一样回俄罗斯——以游客身份。
于是，在我祖父和父亲登上纽约至列宁格勒班轮六十五年后，幸存的家庭成员全部重返或移民美国。
只有我还留在古老的“新俄罗斯”，因为我很想住在家里。但那些令人极端反胃的熟悉面孔兴高采烈地不断重复着同样的陈词滥调。结束又当如何开始……
莫利斯·希克曼是在我出生之前十年遇害的。但，既然2000年我这个52岁的孙子读着永远45岁祖父的“案子”，没让他的经历隐入历史，那么这一切肯定有某种意义存焉。
（儿按：阿纳托利·希克曼2008年因健康问题退休，2016年移民美国，2022年入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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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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