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克萨娜·宝琳娜
在布列斯特东郊有一座花园环绕、精心维护的两层白石私宅，明显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板楼。宽敞的厨房、写字间和带家庭图书馆的会客室位于下层，莉莉安和尼古拉·普罗科波维奇住在里面。尼古拉骄傲地说：“自己盖的，虽然花了很长时间逐渐完工，但是比住高楼好多了”。莉莉安点头同意：“我父亲在法国也有两层小楼，在波兰还有两栋。爸爸过去可有钱了”。
莉莉安-让·莫尼特1946年生于勃艮第小城镇埃里蒙库尔，父亲叫米哈伊尔·莫尼特，母亲叫雅妮娜——都是白俄罗斯移民。莉莉安说：“我妈妈出身布列斯特州扎拉加村，爸爸是格罗德诺州卡采维奇村的。1920年代他在波兰军队当兵，然后去了法国，因为人人都想寻找更好的生活。他在法国一住20年。父亲是个优秀的裁缝，手艺高超，回头客很多。后来故乡呼唤他回去，他是家中老幺，姐姐、哥哥都在白俄罗斯。他给每个人准备了礼物，入境的时候全没收了。一切行李和礼物都没了”。
— 除了您父亲老家的亲戚，还有其他原因促使他返乡吗？
— 他曾打算到波兰生活，之前在那边购置两栋两层小楼，但战后他确信这些房产已经毁于战火了。那阵子苏联的宣传十分美妙，许诺金山银山。他就问，如果去苏联，生活条件有在法国一半好吗？
人家答复他：“瞧您说的，乌斯季诺维奇，好得多啊！”
他说，战争年代法国每个儿童每月能得到两或三千克白糖、面粉和谷物，成人只有一千克。这可是打仗的时候啊！所以他想：作为胜利国，那边人民的生活肯定更好。就因为误信这种宣传他回来了，后悔终生。以前他常说：“法国人都挺开心的，面带笑容，并不是苏联媒体反复讲的遍地乞丐。没有叫花子”。这就是为什么他不爱看苏联报纸，他说：“都是些假话，都是些谎言”。他就这么被蒙骗了，而且不光是他。
— 您全家怎样从法国搬到苏联的？
— 我们是1947夏天坐火车离开的。长路漫漫，爸爸记得我在火车上学会走路。然后我们到达平斯克（译注：白俄罗斯南部边境城市），全体人员下车，分给我们房间——五个人一个房间。所有行李都被没收，全拿走了。爸爸本想来这儿也开个裁缝铺，他以为这边能比法国更好，所以带了不少裁好的料子。我记得我们有一张大桌台，布料成捆成卷。他在桌上缝衣服，料子都是高档的，各种颜色。结果统统没收了。
— 爸爸有没有对您说过，他什么时候意识到被苏联的宣传员骗了？
— 他刚到平斯克就知道了。他看见衣着简陋的妇女打扫车站，立刻就全明白了。一夜白了头。
— 他是否想过离开苏联？
— 他试过。甚至有一份迁移和遣返回国部门的通知书，说“我们不能签发出国通行证，因为这是警方事务”。估计他没去找过警察，没意义。
— 他是在那个时候决定穿越国境的吗？
— 条件难以忍受。他本想在家做裁缝，但东西都被没收了。又找不着工作，所以他感觉别无出路。他认为如果能够越过边界，就可以把全家接去。他就是这样考虑的，就是这样梦想的。他以前住在自由国度，不知道苏联有铁幕。1948年10月他和几个人试图穿越白俄罗斯-波兰国界，都被抓住，严刑拷问。1949年夏天判刑十年，指控他从事间谍活动。
— 送去哪儿了？他怎么描述劳改营的？
— 送去北方，科米。他在那边的生产车间工作，缝制劳动手套、棉袄和帽子。他还给劳改营各位领导的老婆缝衣服，这大概是他活下来的原因吧。他说有一次晚饭人家给他一条大面包，不可能藏在枕头下面，会被偷，所以他吃光面包之前不敢睡觉。
还有一次他亲眼看见警卫拽着一个半死之人，那人哭喊：“我还活着！”警卫说：“大夫比你明白”。直接把他拖进大坑了。他讲的就是这些：在哪儿工作、怎么挨饿、怎么白白死掉。许多许多科学家、知识分子冤死在那儿。他非常遗憾，说：“好人白死了”。而且完全不受惩罚。不过他很少谈细节，因为很难记住。
— 您小时候知道父亲在古拉格吗？
— 不知道，我听说爸爸在西伯利亚，仅此而已。妈妈没工夫告诉我任何事，她全力忙生活。但我记得其他苏联小孩不允许跟我一块儿玩，因为我是“人民公敌”的女儿。我从墙缝后面看院子，甚至不准我站在门口，打发我：“回家去吧”。高尔基街拐角住着上校家，如果他家姑娘突然跑出来找我，保姆就会很生气。隔壁住着带俩孩子的官员，我不能从他家栅栏往里看。还记得一件小事，有一次我在街上跑，有个男的看见我手腕的金链子，问我：“你手上什么东西闪闪亮”？我高兴地伸出手炫耀，他当场把金链子摘走了。我才三岁，还带着法国的手链。这事儿怎么记住的？这么清楚，甚至记得我站在高尔基街人行道的位置——就在我家住的房间外面。
— 您还记得房间什么样吗？
— 是个大房间，柜子隔开。我和妈妈、哥哥、姐姐住半边，租户住另半边。他们也有三四个人。共用一个炉灶烧饭。基本上除了铁床、床头柜和妈妈的缝纫机，再没别的什么了。我们的经济收入就是把一半房间租出去，妈妈缝衣服。妈妈不能出门工作，因为她是政治犯老婆。我不知道我们怎么熬过来的。全靠妈妈给军官妻子们做衣服。她是个好裁缝，没黑没白工作，节日前尤其忙。我家很穷。姐姐上医学院纯属偶然，因为邻居家女儿落榜了。哥哥擅长音乐，所以去了布列斯特音乐学院。有一次他的鞋磨破了，没法上课。于是旷课好几天，校长自己掏钱帮他买双新鞋。
— 您哥哥姐姐说没说过法国生活？您什么时候知道全家从法国来的？
— 大概是我上学那会儿吧，但根本没人谈这件事。我哥哥雷诺1934年出生，姐姐埃丝特莉亚1935年，比我大得多，会讲法语，经常用法语聊天，所以我不了解他们。我跟他俩沟通不多。我甚至不记得有过家庭午餐或晚餐。父亲从古拉格回来才开始对我讲法国的事情，他告诉我法国多么美好，人人善良、快乐，每天夜晚街头总有音乐，大家跳舞、唱歌。他十分后悔返回苏联。一直懊恼自己被骗了。他也不指望再回法国，因为明知是不可能的。而且让我永远别考虑回法国，太危险。甚至我丈夫都不准去法国旅游——岳父还活着呢。然而又能怎样？这就是命啊。所以青年人一定要关心政治，一定要。爸爸在法国生活舒适，对政治不关心不了解，对苏联也不了解。我上学的时候没人知道我在哪儿出生。后来斯大林死了，社会更加自由。可即使我工作后也没人知道我在哪儿出生。我没告诉过任何人。直到我55岁那年，人家偶然在我上班的学校发现了。我一点儿也不高兴，我毕生都在隐藏这件事，因为害怕。这种恐惧从童年时期就开始了。
— 您记得父亲什么时候从古拉格回来吗？
— 记得，斯大林死了以后1954年放出来的，所以他服刑六年而不是十年。我记得斯大林死后妈妈在红旗上缝了这么宽一条黑纱，镇上别人家都没有。倒不是哀悼斯大林，而是恐惧和盼望爸爸早释放。我从小到大一直有这种恐惧，至今害怕所有人，尤其怕警察。就这么战战兢兢长大了。妈妈总是早晨六点第一个去投票，她以为如果最先投票父亲就能早放出来。
斯大林死后不久，一个出狱的人到邻居家做客。不知什么心理，他们告诉我那是我爸爸，我直接搂住人家脖子，他说：“孩儿啊，你爸爸也快回来了”。这要么是邻居，要么是我哥哥姐姐恶作剧。而我撒开腿拼命跑过去！干嘛糊弄我？至今不明白。后来爸爸真的回来了，他们反而找不到我了。我不敢信。我根本不想看到他，以为又是骗局。所以他回家的时候我躲了好久没相认。
1959年爸爸平反。他又开始工作，成了共产主义劳动突击手，荣获各种证书、表扬信、奖状。再后来他退休，拿80卢布养老金。退休之后人们依然来找他，请他帮着缝衣服——我记得有个邻居任何价钱都接受。因为爸爸是专业人员！可惜他1980年第三次心脏病发作死了。
— 您从未去过法国？
— 当然没去过。怎么去啊？说起来我挺害怕的。我也没这能力，跟旅游团？那要一大笔钱。我没赚这么多。而且人家肯定去巴黎，去大城市。我只想去我出生的地方。我曾梦见在受洗的教堂祷告。不知道我能不能去那儿。我总得学法语，对吧？
— 您觉得自己身份是？
— 我？我是白俄罗斯人。我在这里成长，在这里受教育，我的丈夫、儿子、孙子孙女都在这儿。我现在当然是白俄罗斯人。怎么能是法国人呢？虽然知道我出生地的人基于某种原因都把我看作法国女人。就让他们这样想吧，我乐意。大儿子已经去过几次法国，非常开心。小儿子也向往去一次。有梦想挺好，哪怕温暖人的灵魂。这些法国照片，它们已经……对，72年了。看这质量。
尼古拉拿出一本大相册，里面是旧档案：莫尼特家在法国和苏联的照片、莉莉安的出生证、她父亲在古拉格的照片、他的犯罪记录、平反通知及各种文件。莉莉安指着照片说：“我还留着妈妈这个胸针，她从法国带来的，这是她唯一一件珠宝。妈妈很善良，人人都对她很好。她1957年癌症去世，许多人来参加葬礼。我当时10岁。这枚胸针是我对她和她法国生活的唯一记忆”。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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