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9月5日晚八时许，乌克兰哈尔科夫市斯克利普尼茨基巷11号宅发生一起命案：女公民科切托娃手持从丈夫那儿偷来的“纳甘”步枪杀死另一位女公民埃斯特曼。案发时受害者怀孕五个月，而凶手一个月前刚刚埋葬了她唯一的孩子，这孩子曾接受埃斯特曼医治。科切托娃认为治疗过程不合格。
如果这件事出在当代墨西哥或巴西，摄制组会把它拍成催人泪下的电视剧。而在那时候的苏联，案子被迅速“政治化”，由于女公民科切托娃是印刷厂排字工，所以被指责“打击知识分子和劳动阶级之间的联系”。
据哈尔科夫前律师谢梅年科日后回忆：1927年秋天全市笼罩着“紧张和病态的气氛”，因为“医学界感觉自己受威胁”。情况似乎确实如此。大概只有恐惧才能解释卫生人民委员叶菲莫夫针对埃斯特曼医生遇害案发表的官方声明为什么那样遣词用句，甚至公开承认自己的部门违反劳动法规！并且本着“伊利夫和彼得罗夫精神”坦率表示：“工人的健康是工人自己的事”。
人民委员8号发言，9号哈尔科夫本地报纸刊载记者对院外护理检查员捷尔-米卡耶良的采访。跟叶菲莫夫一样，此人也描述了地区医生艰苦的工作环境，包括连续超负荷劳动，以及来自病人的恐吓等。另外，捷尔-米卡耶良又谈了些新情况，首次披露悲剧之源——三岁女童利季娅·科切托娃的诊疗过程。很显然，后来的遇害者埃斯特曼临时改变自己的诊断。可是，他的这番话不太可能如他希望的那样，“终结所谓埃斯特曼‘治愈了’患者的庸俗传言”。
工人社区发出的声音更刺耳，他们说话原本就不好听，科切托娃案之后更加极端，声称医生们将会“重蹈覆辙”，母亲的眼泪永远流不完啦。
当局为难了：必须惩处杀人凶手以儆效尤，但又不能激怒堂而皇之声援凶手的哈尔科夫工人阶级。10月23日报纸公布初步调查结果，谋杀情节方面没有疑问——罪行是在受害者公寓肆无忌惮进行的，有证人，也有科切托娃供词。
由此引出另一个问题：尼奥尼拉·科切托娃之女利季娅是否获得了正确诊疗？死亡证明写着孩子1927年7月28日死于“副伤寒并发症”。但9月7日进行尸检的法医指出：“尸体严重腐烂”，死因可能是疟疾，不排除其他传染病。
案发一个月后的10月10日，“专家委员会”宣布“孩子死于某种类型的伤寒”，而“已故的埃斯特曼正确施治……采取了一切必要措施拯救患儿”。对科切托娃精神状态的鉴定更有意思，如果相信官方说法，这个女人似乎鉴定一次就好转一次。9月7日精神病学家认为作案人“目前患有以歇斯底里/神经衰弱为表现形式的神经系统机能紊乱”；9月10日另外三位教授组成的委员会认为：科切托娃“……未罹患神经紊乱，仅由于受到特定刺激（女儿疾病）表现出歇斯底里状态（哭泣）”；10月8日鉴定又认为：“目前无神经紊乱，作案时也没有”。
1927年11月13日哈尔科夫地方法院举行公审，伊林斯基同志主持。一千多人赶往金属工人俱乐部旁听，挤得水泄不通。宣读起诉书和科切托娃认罪书之后，宣布庭审顺序：先问诊疗，再问谋杀。
被告人作证：埃斯特曼使用奎宁治疗女童的疟疾一个半星期，高烧未退，于是做母亲的延请甘谢耶夫医生诊断，后者表示不是疟疾，应当验血。血检结果出来后埃斯特曼改变了最初诊断，认为患副伤寒。但她让科切托娃去咨询一位更权威专家：扬波利斯基医生。专家意见徒增烦恼，猜测要么是副伤寒，要么是粟粒性结核病，要么是原因不明的脓毒症。
科切托娃还回忆起一个矛盾之处：孩子死前几天门诊部值班医生建议在心脏位置放冰块降温，但扬波利斯基说要在腹部和四肢放热水袋。
上述种种不一致的地方，公审第二天由阿尔卡文教授率领的专家委员会都做了澄清。教授的答复是：区区一个排字女工不可能理解浩如烟海的医学知识！在疾病早期阶段，医生无法区分疟疾和伤寒。即便判断准了也意义不大，副伤寒没有特殊治疗方法，对付这个病的手段跟对付所有急性传染病一样。
专家委员会认为埃斯特曼第二次诊断——副伤寒——是正确的。尽管利季娅·科切托娃血样的威达尔测试(Widal test)结果呈阴性，但他们说这种情况有可能发生：测试阴性，仍属伤寒。心脏放冰块跟腹部放热水袋殊途同归，目的是一致的。总而言之：医生尽了全力拯救孩子。
检察员提问：“是否有任何理由相信，其他治疗手段能够避免死亡？”委员会断然否定：“没有！”十月份初步调查结束的时候他们可不像这样底气十足，那时候说“用咖啡渣算命”毫无意义。
科切托娃的辩护人机智地提请法庭回顾扬波利斯基医生的三个诊断——究竟哪个正确？并提供了支持“结核病”诊断的理由。专家委员会虽不同意，却把“副伤寒”的结论改为更模糊的“某种类型伤寒”。
由于一些证人见过科切托娃领着病孩逛市场，辩护人提出为什么医生不要求卧床休息呢？阿尔卡文教授回答：这种程度的户外活动仅对晚期患者致命，因为那时候出现了心脏并发症。否则，疟疾和伤寒患者早期是可以散步的！
庭审第三、第四天用于查明谋杀情况。实际上，与其说调查案件本身，倒不如说是调查驱使科切托娃行凶的动机，以及作案时的精神状态。
检方不认可冲动杀人，因为孩子死亡（7月28）跟案发时间（9月5号）相距太久。但科切托娃举止确实反常，一个月里她每天给亡女换床单，出了印刷厂直奔墓地，坐到深夜11点。
本厂同事努力帮科切托娃辩护，形容她：“果断、机灵、有教养。身体健康，好静”，而且“觉悟很高，经常与工农接触”。这些肯定意见下面落着七十二个无产阶级的签名。只有一个人：被告的叔叔库岑科力排众议，指出科切托娃父亲是酒鬼兼性病患者，姥姥则是个疯婆子！然而库岑科未能举出任何相关证据。
11月17日庭审第五天，听取另一个专家委员会——精神病学家委员会——的意见。辩护人提出七个问题，检方提出五个问题。怪哉，报纸刊登了检方全部五个问题，却只公布辩护人的一个问题。反正结论是：“科切托娃在作案时未表现出精神疾病迹象，她清楚自己的行为，能够控制自己的行为，并且明白实施这些行为的意义”。
11月18日展开辩论。检察员魏尔诺夫斯基发言两个小时，承认：“科切托娃经历了母亲们常见的、尽管十分艰难的悲剧”。他这话可不是表达同情这么简单，直接抵触庭审期间公布的官方数据：相比帝制时代，乌克兰儿童死亡率下降了2.5倍。如果真如此，还能说“常见”吗？
检察员魏尔诺夫斯基身边另有三名“社会起诉人”，其中一位科甘教授怒发冲冠，坚持把一切往政治上靠：“科切托娃的行为是对我们政权、我们整个制度的诋毁”。怪哉，政权不是自称“工农”而非“知识分子”吗？无论如何，这四个人都提出应当“在革命法律的最大限度内”严惩科切托娃。
11月19日辩护人发言。律师科夫斯基不同意专家委员会关于精神状态的结论，要求考虑前两次发现异常的鉴定。他坚持认为科切托娃系在“暂时性精神崩溃”下实施犯罪。律师马约洛夫则反对“报复杀人”的措辞，因为复仇需要怀着恶意，而科切托娃没有恶意，只有对孩子的一片痴心。律师科瓦列夫斯卡娅基于同事论点更进一步，提出要呵护连接病人和医生之间的“细线”，请求法庭“开辟科切托娃投身工作的前路”，而不是让她身陷囹圄。
哈尔科夫法律界资深人士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夫最后出场，此人曾在帝制时代为彼得·施密特中尉（译注：1905年塞瓦斯托波尔起义）辩护过。《广播晚报》形容辩护人的讲话“充满艺术想象和比喻之类”。并且亚历山德罗夫也不同意精神鉴定结论，提醒法庭别忘了他们面对的是一位失去幼女的悲伤母亲。
11月20日，经过四个小时合议，法院最终判决尼奥尼拉·科切托娃严格隔离关押五年，刑满后不丧失权利。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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