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939-1940年冬季战争人们已讨论许多，但某些细节很少被提及，比如苏联公文所谓的“人员政治道德情况”。这个词语是部队各种报告、汇报之必备项目，通常写做：“部队政治道德情况优秀”。如果写“健康”，意思是有所动摇，“基本令人满意”暗示更糟了，万一写“政治道德情况受挫”，那就代表出了大麻烦。套话之后往往跟着具体事例，圆滑而刻板的提法叫：“与此相伴的是……”、“揭露出……事实”、“继续发生……现象”，都属于负面信息。
这样一来，战争期间НКВД特别处人员的汇报和特别报告（仅解密一小部分）其实无法全面展现红军战士在前线的“政治道德情况”。
列宁格勒军区特别处主任、国家安全少校阿列克谢·西德涅夫1939年12月1日报告称，早在战争开始当天（11月30日）的一次进攻战中，“第90步兵师非党员战士米哈伊洛夫抛弃步枪，企图跑到敌人一方”。真不可思议，强大的炮火准备似乎摧毁一切，红军发起胜利冲锋，“敌人撤退、撤退、再撤退”，而红军战士米哈伊洛夫居然想投奔退却之敌！毫无疑问，“米哈伊洛夫被捕。案件调查结束，移交军事法庭”。该米哈伊洛夫还算幸运，虽然他“企图投敌”，却“仅”判十年监禁。战争初期“试图组织一群战士投降敌人”的另外两名红军战士都被枪毙了。
同一份报告还提到，90步兵师战士伊万诺夫因声称“苏联打不倒芬兰”被送交军事法庭。
所以从战争刚开始，特别处的密件里就充满了关于红军官兵从事“反革命活动”而被捕的报告。比如：
“今年12月24日第19步兵军НКВД特别处逮捕了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独立第1铁道修理营营长К.（……）调查证实了К.的反革命活动（……）该人已于今年12月26日被19步兵军法庭判处极刑”。
“逮捕了从事反革命煽动的：第123步兵师战士库兹涅佐夫，1907年出生；第24军炮兵团战士普兹京，1901年出生”。
“第10步兵军НКВД特别处逮捕了在战友中间进行反革命煽动的第113步兵师679步兵团战士叶夫多基莫夫和同属该师的伊万诺夫，以及138步兵师295炮兵团希日尼亚克”。
“第43步兵师НКВД特别处逮捕了进行反革命煽动的第43步兵师181步兵团战士努里洛夫”。
“第7集团军НКВД特别处结束了对第70步兵师战士普罗霍洛夫案件的调查工作，他是从事反革命煽动的逃兵”。
“1910年出生的普列什科夫因进行反革命煽动被判决有罪”……
并且特别处人员报告显示此类危险的“反革命煽动”快速增加，例如：
“第2防空军189高炮师医士福姆金对一群医务工作者说：红军部队越过芬兰边境，不就是咱国家往芬兰派了一支讨伐队嘛”。
红军战士基奇金“对一群战士说：卡普别尔舍伊克的枪炮声很可能不是芬兰打的而是我们打的，从而引起战争。芬兰不想打仗，我国政府要为战争负全责。芬兰被迫采取防卫措施，我们则努力征服芬兰”。
国家安全少校西德涅夫1939年12月9日的报告称，第56步兵师184步兵团战士库拉科夫“对政治指导员利西奇金说：你吊死那么多芬兰农民，烧毁村庄，但现在无所谓了，芬兰人会找你算账的”。之后：“利西奇金派人送库拉科夫去司令部，途中库拉科夫企图逃跑，被押送人员击毙”。
报告接着写道：“第142步兵师同样存在类似言论，该师266榴弹炮团战士瓦西里耶夫当众表示：我们的部队砸烂芬兰人民的安宁，焚烧工厂和农舍。我们自己把战争强加给芬兰，这将是世界大战的开始。等着瞧我们的和平政策吧”。第46榴弹炮团战士科瓦连科说：“我们跑来解放芬兰人，人家过的比我们好啊”。
其他特别处工作人员也记录了不少战士的这种“个人宣言”：“我们嘴上说‘不要别人的土地’，可芬兰没攻击我们，我们倒打过来了”；“错的是我们不是芬兰。我们为什么来打他们，咱自己的土地够多了。我们过了20年不担惊受怕的日子，如今害怕了”。
列宁格勒军区НКВД特别处人员1940年1月7日的报告记载：
“苏联攻打芬兰的目的是吞并芬兰，借此实现自己的侵略政策”（第52步兵师战士托奇洛夫）；
“芬兰人民不愿意得解放，所以芬兰人跟随本国军队撤走了”（第52步兵师战士扎列茨基）；
“我国政府想着解放芬兰人，但这些人不要我们解放，走一路烧一路”（第14步兵师35步兵团1营副参谋长基里尔洛夫）；
“我们为何来这儿受冻？我们为什么需要森林和沼泽，难道自己土地不够多？保护芬兰人，自家的田还没耕种呢！我们扔下那么多没收割的粮食，让全家挨饿”（第650步兵团战士索费尔京）；
“我们最先攻进芬兰。我不想作战，打起来我就把枪扔掉”（第52步兵师112步兵团战士塔拉岑科夫）
“我们为什么而战？据说是为了解放芬兰人民，可打了这么多仗，一个芬兰人都没见着。我认为我国政府才是修茨科尔，因为它嘲弄人民”（138步兵师768步兵团机枪手西罗诺夫）；
（译注：“修茨科尔”指的是1917-1944年芬兰的资产阶级和富农武装组织）
但意见最尖锐的要数第43步兵师162炮兵团1营战士尼科年科，他说：“跟芬兰开战之前就应该枪毙苏联政府，因为它正在把苏联人民带上绝路”。
毫无疑问，立即“命令第7集团军НКВД特别处马上逮捕西罗诺夫和尼科年科”。
继续看士兵们的怨言：
“为什么要打芬兰，为什么我们必须控制卡累利阿地峡……”（100步兵师某无名战士）；
“芬兰人有什么可指责的，我们攻打他们。如果我参加了什么队伍就要被打，那我加入芬兰好了，他们是自卫啊……”（战士阿尔谢尼耶夫，“非党员、集体农民出身”）
“我不想给侵略军当兵，希望早点儿放我回家。只要春天一到，咱们都走不出芬兰沼泽地，全完蛋”（第90步兵师301榴弹炮团战士彼得连科当众发言）；
235榴弹炮团战士斯捷潘诺夫“看见阵亡的红军战士尸体后”，当众说：“我不能像这些人一样被杀掉。宁肯跑去芬兰那边”。早先他当众表示：“我们现在为什么还打仗，想要的已经拿到手了，没必要继续打下去了”。
对此，列宁格勒军区特别处主任老生常谈写道：“作战部队政治道德情况总体令人满意，但也在分队和个别战士身上发现了反苏表现的事实”。比如列宁格勒州内务人民委员局局长、2级国家安全政委戈格利泽引用第2探照灯团战士普罗斯库林的言论：“咱这样吃败仗，红军战士们将来会把自己的长官全杀干净，就跟二月革命一样”。
国家安全局斯捷潘采夫上尉1940年1月24日报告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特别处第7科：
“个别红军战士存在反苏言论和威胁伤害指挥人员的情况。例如战士西多连科、卡舍夫斯基和布贞科在战友中说：党领导了一通，国家缺粮、少肉甚至没火柴。波兰以前的日子比被苏维埃政权解放之后更好。西乌克兰刚脱下枷锁，又被套上了。党喊口号讲什么‘消除战争’，自己却发动战争夺取土地。莫上前线，走到自己国境线就停步吧。不要相信政治指导员和指挥员说咱国家很富裕，他们都是骗子”。
战士波热格·斯捷潘扎维利说：“撵我们去送死，我们不需要保卫苏维埃政权”。战士切尔尼亚克·尼古拉耶夫说：“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战。我在苏维埃政权下活得很惨，我来解放的那些人却比我过得好，所以何必解放他们”。排长梅利尼科夫命令切尔尼亚克停止发表反苏言论，切尔尼亚克说：“下次再打仗我就划开你喉咙，找个树林藏起来”。战士梅利尼克说：“家里饿死人，我们在这儿保卫谁啊”？农民出身的残疾逃兵博雅尔斯基说：“我们从波兰来芬兰打仗，这边人很多，所以驱赶我们杀他们”。排长提出批评，博雅尔斯基说：“上了战场你第一个挨枪子儿”。
报告强调：“其他一些红军战士亦有类似反苏言论”。
西德涅夫少校1940年1月24日另一份报告称：“我们注意到工农红军部队中反苏分子的反革命性质言论，以及对上级提出人身威胁、不愿在工农红军服役。第50步兵师独立侦察营战士谢尔巴科夫说：我想杀死发动战争的人……等到了春天，会再次向某人伸出援手，所以我们要一直战斗”。“伴随着部队军人政治道德情况健康的同时，已经注意到工农红军个别部队的不稳定分子反苏和恐怖言论的罕见案例”。
“非党员、集体农民出身”的第90步兵师173步兵团4连战士托尔连科在战士谢尔盖耶夫面前针对即将攻击敌人筑垒地域一事表示：“只要芬兰兵不朝我开枪，我也不朝他们开枪”。谢尔盖耶夫反驳说即使芬兰兵不开枪军官也会开枪，所以要打败他们，托尔连科答：“怎么样都没用，反正我们都得完蛋。芬兰方面的伤亡比我们少，打起来的时候最好躺倒装死”。谢尔盖耶夫继续解释说我们应该把芬兰人民从白色芬兰匪帮手里解放出来，因此要服从指挥员命令，托尔连科说：“轮不到咱们解放他们，让他们打死我好了，我不会射击的。但是子弹也可能击中发号施令的指挥员”。
该团7连“非党员”战士沃罗比约夫在战士马斯洛夫面前表示：“只要我还活着，我就非得杀掉某个指挥员不可”。沃罗比约夫同班长祖耶夫发生争论，说：“很快你们都要参加战斗，亲爱的，到时候你们就活不长啦”。
调动部队支援芬兰前线的一些军区同样形势不好。1939年12月基辅特别军区特别处主任米赫耶夫向上级报告：“某些部队存在不良情绪的事实”。之后米赫耶夫再次报告称派往芬兰前线的部队“反苏言论、擅自脱队、违反纪律的情况急剧增加”。在另一份报告中米赫耶夫指出：“存在个别军人发表负面言论、怯懦畏缩、临阵脱逃、自伤自残的情况，以及渗透进工农红军的反苏分子的活动表现”。例如第11骑兵团低级指挥员阿达缅科声称：“喝吧，同志们，伏特加喝到醉，就不派我们去芬兰啦”。该团战士奥斯特洛夫斯基说：“……我想被军事法庭审判，那就不用去芬兰送命了”。
第96步兵团战士康斯坦丁·马丁纽克说：“为了解放事业打下西乌克兰，过狗日子，如今又让我们去芬兰，不战死不算完啊”。又说：“谁要保卫你们的苏维埃政权，这个苏维埃政权如今比尼古拉年间差远了。资产阶级制度下士兵甚至农民的生活好得多，现在不是在军队服役，是在监狱服刑。我们解放了乌克兰人民，却没让他们过上好日子，生不如死，自己为了这个解放活的像狗，等解放了芬兰啊，还不如狗呢……”
米赫耶夫报告：“马丁纽克的反苏言论已记录在案。第87步兵师特别处正向军事检察机关提出将马丁纽克送交军事法庭的问题”。
即使冬季战争停火后，此类“行伍怪话”仍未噤声。1940年3月22日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特别处向伏罗希洛夫、梅利尼克汇报：“在个别军人中间存在不健康的反苏言论”。战士多夫加利说：“战争结束是好事儿，在这场战争中苏联是侵略者，它奉行的是侵略性政策。咱国家人多，一个红军战士的命只值30戈比，所以我们被赶来送死”。
第150步兵师108汽车大队电影放映员加夫里洛夫说：“最后我们放弃了战斗，因为发动战争的是苏联不是芬兰。我国政府开战是个错误，他们失算了”。
第17摩步师战士费多托夫说：“芬兰人民抗击红军是他们的权利，是为了保卫自家财产。我们去打芬兰人，等于剥夺人家权利”。
241炮兵团战士涅米罗夫说：“苏联的政策就是：一只手签协议、另一只手撕烂，对芬兰即是如此”。
最后，1940年3月16日第7集团军НКВД特别处报告的一句话简直神来之笔：“苏联和芬兰签署和平协议后，前线个别地段出现两军拜把子、搞联欢的情况”。
官方数据显示冬季战争期间有843名军职人员被依据《俄罗斯联邦刑法典》58-10条定罪。正如历史学家基里尔·亚历山德罗夫指出：此数字既不包括1940年3月13日之前立案、战争结束后判决的人员，也未包括红海军人员，更没包括依据《刑法典》第58条其他款定罪的军人。亚历山德罗夫估计，在105天战争中有不少于1100名红军战士基于政治原因被定罪，仅因“反革命煽动”和各种“反革命活动”受惩罚的军职人员总数可能高达1500名。雄辩地说明相当一部分红军战士对这场战争和斯大林政府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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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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