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1952年人民致斯大林的信

1946年8月13日,辛菲罗波尔К.Ф.阿尼西莫夫大尉的信:

“犹豫和踌躇已经困扰我长达两年了,我决定行使一名党员的权力,直接向您提问。这封信可能刺耳又自负(对此先道个歉),但都是掏心窝的话,请您帮我排解疑虑。

近来报刊、广播中越来越多出现我们国内生活的令人担忧的消息。《真理报》不仅发表了讽刺官僚主义、钳制批评、受贿贪污和投机倒把的小品文,还刊登了检察机关和国家监察部的通讯,甚至在特别社论中开始呼吁秩序,等于承认这些丑恶现象在我们国内生活中广泛存在。

这方面最能说明问题的,是联共(布)中央揭露的克里米亚州的情况,导致联共(布)克里米亚州委领导层发生变化。该州联共(布)党委和州执行委员会的文牍主义/官僚主义领导干部脱离群众的后果,是许多地区党和苏维埃组织受贿及勒索集体农庄钱物现象(等于盗窃国家财产!)肆意横行,致使许多移民安置的集体农庄瓦解崩溃、庄员因饥饿逃出克里米亚州境。似这种对集体农庄和集体农民的野蛮态度不仅克里米亚存在,我国其他地方同样广泛存在。赫尔松州不少地区(比如秋鲁平斯基地区)的集体农庄由于今年收成不好,且未获得地方当局任何关怀和援助,庄员们实际上正忍饥挨饿并四处逃亡。

纵观苏联大地,集体农庄出资“奉养”地区领导干部实属司空见惯…… 区委会和区执委会粗暴无视集体农庄大会意志,在庄员们不知情、不乐意的情况下专横任免集体农庄主席的现象也十分普遍,以至于庄员不把自己视为集体农庄的主人,只觉得自己是国营农场雇工。集体农庄主席既然来自上级任命而非庄员选举,遂飘飘然自以为独立于众人,言行举止如同地主管家。他们压榨集体农庄每一滴油水,根本不关心农民福祉和生命,满脑子想着怎么取悦地区领导和更上级领导,挪用集体农庄公款喂肥自家牛、猪等牲畜,行贿的钱也从这里面出。1945-1946年我在北奥塞梯自治共和国(父母家)、加里宁州(三星期预备役)、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共和国(要塞区服兵役)屡次遇到上述情况。”

1948年,哈尔科夫州布利兹纽科夫斯基区新伊万诺夫斯基国营甜菜种植场社会主义劳动英雄П. В.库赫京娜与Х. Ф.图托娃的信:

“我们俩——П. В.库赫京娜和Х. Ф.图托娃——因为在社会主义领域做了些微小的工作,被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我们将投入更多精力和注意力继续工作,以期在未来取得新丰收。

而目前,我们在国营农场劳动一季,挣来的粮食相当于450卢布一公担,市场上卖150卢布一公担。

纺织品难买,鞋和肥皂也难买。总之,没人肯关心我们。我们履行了1947年的劳动责任,却未获得任何工资,没有糖,没有现金,没有面包。可当初签合同的时候,这些都是保证过的。现将1947年的合同寄给您,请读一下,看看我们领导做的对不对。

(信尾П. В.库赫京娜写的补充:)

我,库赫京娜,在国营农场工作。奉养两位老人:丈夫的父亲、和三个儿子捐躯前线的母亲。
我向区执委会申请建筑材料,被拒绝。可我没地方住啊,我家房子今天不塌明天塌,买不来木材,不知如何摆脱困境。不仅没房住,冬天来了也没东西取暖。
总之我的处境艰难:养两位老人和一个衣衫不整的孩子,没地方住,而且冬天快到了。”

1952年9月2日,苏梅州克拉斯诺波利斯基地区米哈伊洛夫卡村九年级学生、预备党员А. Е.巴戈纳的信:

“……之前战争年代人手、畜力和工具短缺,落后的集体农庄从土地收获的作物不多,所以劳动日报酬也少。

战后复员的集体农民回到农庄看见这种情况,选择去企业上班。本就因战争虚弱萎靡的集体农庄再由玩忽职守的主席领导,更得不到劳力补充。这就导致在管理不善的地区,时至今日虽然集体农庄规模有所扩大却依然落后,庄员生活水平低下。集体农民在自己农庄若是既挣不着钱又无外快,惟有“人往高处走”,一走不回头。

剩下没走的许多庄员今年外快收入稀少,被迫卖掉奶牛缴税,因为他们菜园面积大(0.5公顷),菜园没了活不下去。

服装、食物等方面没什么可说,隔着老远就能认出谁是集体农民…… 我们就是例子。我家以前要缴1202卢布的税,母亲独自工作(父亲再婚),每年约计200个劳动日(译注:“劳动日”是集体农民劳动数量和质量的计算单位,相当于中国的“工分”)。现钱,当然是看不到的——购买公债了。直到父亲寄来一纸证明(他在矿井工作)我们才不用缴税,之后的日子虽然贫穷但能忍受,不过现在我们也要卖掉奶牛离家一年了,总不能靠偷吧,不偷就只好出门挣外快过活。

最近克拉斯诺波利斯基地区“斯大林”集体农庄两名女性因盗窃粮食的罪名面临审判。
她们为什么甘心做贼?也许她们的孩子入了冬就要挨饿,集体农庄又给不了多少。假使她俩生活在“高标准”状态,就是另一回事了。
她们或许会被判10年。但如果她们因生活所迫而盗窃却要坐牢10年,不公平。

如果我写错什么,请见谅。我只念了8年级,缺课1年,低年级的时候学习不认真,确实文化水平不高。“

1952年11月3日,库尔干州乌克斯扬斯基地区柳比莫夫斯基村苏维埃劳动者村“赫鲁晓夫”集体农庄女庄员О.П.日捷列娃的信: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И.В.斯大林同志:

斯大林同志,我迫不得已才对您说这些。如有打扰请见谅,但我不得不如此。我对自己艰难的经济状况进行了长久思考,最后得出结论,您可以帮助我摆脱出来。

我是库尔干州乌克斯扬斯基区柳比莫夫斯基村苏维埃的集体农庄女庄员,在牲口棚工作,全年无休。女儿去年也参加了工作,挣的钱难以度日。我还有两个学龄孩子,拿什么供他们念书?拿什么供他们吃喝?我不知道。两手空空。我全年工作约500个劳动日,分得140千克粮食,另200千克抵偿旧债。女儿念了三年书,家境贫寒只能送她进城当保姆,没什么好衣服穿。劳动日没有现金工资。卖牛奶的钱交完税再买面粉糊口。另两个孩子,一个9岁一个14岁,被迫中途辍学(一个3年级一个5年级),因为吃的不够,缺衣少鞋。

我们集体农庄的业务很差。去年死了1000多头牲口,每天死13头。草料剩下不少,可牲口没了。最近又开始死,五头小牛犊已经完了。不明白是怎么搞的。去年没人被追究责任,今年同样。

集体农庄主席瓦西里科夫收入1200卢布,酗酒贪杯。去年牲口大批死亡的时候,他指示我们把畜群赶进未收割的燕麦田(冬季)。牲口赶出去了,第二天几乎死光。为掩盖自己罪行,主席又让把幸存的母牛宰杀运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卖肉,告诉他们用这笔钱能买回多少就买多少。这么一弄,又买得瘦了,照旧纷纷死掉。瓦西里科夫主席还把自己的瘦母牛混在运往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里面,调换了好牛回家。

斯大林同志,我该怎么办?劳动一整年挣不来面包!有一天我去商店买面包,售货员无论如何不卖给我,说是只卖给老师。我伤心透了:种粮食的人没面包吃。孩子们没面包只能吃土豆。肉就不必提了,我们从没见过。

斯大林同志,你能不能派可靠的人核查这些事实并惩处犯罪者?听说全州去年死亡许多牲口,大概本州的工人们也对此很不高兴吧。他们自己知道这是他们的责任。又听说报上登了,好像州委书记提拔到了党中央,可他负责的州一个冬天死了27万头牲畜。这种胡作非为的人为什么能进中央?(注:Г.А.杰尼索夫,1950-1955库尔干州委第一书记,1952-1966联共(布)中央委员)

我不识字,提的问题或许不准确。丈夫1941年死于前线,大儿子也没了。

奥莉加·巴甫洛芙娜·日捷列娃
库尔干州乌克斯扬斯基地区柳比莫夫斯基村苏维埃劳动者村,‘赫鲁晓夫’集体农庄”

联共(布)党员库普提京的信(1952年11月11日之前):

“亲爱的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

有个问题我很想知道:政府和您本人是否了解沃洛格达州集体农民的真实情况?

战后我本人多次造访沃洛格达州梅日杜列琴斯基地区各集体农庄,尤其“十月革命”、拉夫连季耶夫斯基、希伦齐斯基和古扎列夫斯基村苏维埃集体农庄。这些村苏维埃的集体农民生活相当贫苦,不少人真正处于饥饿状态。

播种粮食作物、蔬菜和饲料作物的农田理所当然地逐年扩大,人口和劳动力数量却在减少。在执行播种计划上,集体农庄一贯蒙骗村苏维埃,村苏维埃一贯蒙骗区苏维埃。我曾亲眼看见大片农田杂草茂盛,只夹着少许黑麦穗。集体农民说这些黑麦播种在未耕的田地上,尽管人人都知道沃洛格达州境内只有施过肥的壤土才能粮食丰收。这一条件自1940年就根本没满足,宝贵的肥料——牲畜粪便被集体农庄畜棚和马厩抛弃,很多年未见成堆的粪肥了。众所周知沃洛格达州以出产最好的草料、苜蓿和块根植物闻名,集体农庄反倒因饲料匮乏每年损失大量牛只。这是沃洛格达人闻所未闻的。为保证牲畜存栏计划,地方当局建议集体农庄用购买粮食的办法补偿死去的牲畜数量。由于上述情况,集体农庄每年都要欠国家大笔债务,更不用说庄员们自从1940年就未收到一克粮食、一个戈比的劳动日报酬了。集体农民做着完全无偿的劳动,只计算劳动日却不发酬劳。直到1947年1月废除粮食票证制度前人们吃的都是草,真正的草,晒干、磨碎掺着面粉烤面包。即便如此,集体农民仍然无怨无悔在农庄工作。这些年由于城里自由销售面包,他们的日子轻松些了。如今他们说:“我们为劳动日劳动,为买面包挣钱”。他们已经习惯现状,并不特别气愤,认为事情本该如此且将一直如此,决不因此指责谁。集体农民家家户户窗外有菜园子,从中收获了足够吃的好土豆,这是唯一能让他们免于饥荒的东西。的确,约50%的集体农民养着奶牛,使他们有机会吃到奶制品并交售牛奶给国家。不养奶牛的人生活更难,家中孩子没奶喝,而且集体农庄的儿童一般都没糖吃。

一部分有奶牛的集体农民养牛不易。直接从事收割干草的人不愁干草,不从事打草工作的人就要买干草,虽然集体农庄草场每年都有大量未收割的草被雪覆盖,甚至已收割的草也有遗留的。不知道为什么不允许集体农民为自家奶牛割草,只知道他们不肯为集体农庄的利益割草。集体农庄领导文化水平不高,不善于经营。

地区政府代表很少下到集体农庄,根本不去田间地头,对真实情况兴趣寡淡。他们只会走进集体农庄办公室查阅执行经济计划的账目数字,只会要求履行计划而不考虑任何实际原因。

这些才是千真万确的真相,只要在前述村苏维埃的任何一个集体农庄视察一天就会对此确信无疑。

我觉得集体农庄出现这些乱象的主要原因是缺少人才。老年人逐渐过世,青年人上完学远走高飞,就连那些不爱念书之人也想方设法离开农村。集体农庄没地方补充新鲜血液。另外,集体农庄和村苏维埃弄虚作假瞒骗国家也造成很大危害。

近些年集体农庄未按照章程建立种子基金或保险基金,它们只列在纸面上。
总收获量完成粮食交售任务之后就无法支付农技站。再每年从国家借种子。

综上所述我认为地区领导对这些事实置之不理是错误的,我觉得照此恶化下去,沃洛格达州不少集体农庄将很快彻底衰败。
依我看,中央机关必须出面干预。

联共(布)党员库普提京”

1952年12月20日,坦波夫州雷索戈尔斯基地区杜布卡村“伏罗希洛夫”集体农庄主席И.Е.克留科夫的信:

“……我从1946年开始在上述地区“伏罗希洛夫”集体农庄担任主席。年复一年工作了7载,无力保障我的庄员们面包等重要生活物资。本农场年年收成不错,农民全力耕耘、收获以求自己口粮不缺。

但实际情况根本相反。收获后首先履行交售国家任务,再跟农机站结算机器费用即实物支付,最后留下种子,似乎一切都正常,但不幸的是,耕种庄稼的集体农民每个劳动日报酬竟不多于200克。

请问人能靠这200克过活吗?当然不能,我作为集体农庄主席首先想到的是至少给庄员们2千克。但我们区委会和区执委会听说此事,叫我去开会。

他们说,如果你(也就是我)不完成交售国家的任务,就要审判我,把我开除出党。简而言之,不仅要毁了我的家庭,还要毁我整个人生。
亲爱的斯大林同志,请问有没有哪条法律规定:允许耕种粮食的集体农民没粮吃?
于是我得出结论,如果没有我们中央也就是您的指示,地方当局就彻彻底底违法了。我们的报刊、电台说我国集体农民生活富足,但真无法靠这点儿东西实现富足,好比我们集体农庄:每家3、4个人合穿一件冬装,冬天60%的小孩缺衣服不能出门上学。

我估计,除非我们正准备战争才会导致如此巨大的粮食征购量,因为从报纸和广播得知我国总产量约80亿普特。我明白国家需求大量粮食,我们要支援各民主国家,但我觉得应该首先满足本国人民口粮,再把余粮销售外国。

听广播得知美国出现饥荒和失业,我发现我国同样如此,尤其在集体农庄,面包和其他种类食品严重不足。

综上所述,请您指示我们的区委会和区执委会,让他们反思:动用审判和开除党籍手段威胁未履行国家粮食征购任务的集体农庄主席究竟对不对。因为我们苏联人民在卫国战争中保卫家乡不是为了让人吃不饱穿不暖,而是为了实现真正繁荣富足的生活。”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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