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谢尔盖·皮亚诺夫（卡累利阿国家档案馆首席专家）
2014年12月卡累利阿共和国国家档案馆解密了一批历史文件，包含1942-1944年在卡累利阿-芬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沦陷区抗战的地下党/共青团小组的活动情况。除了涉及个人信息的文件需再保密五年，大多数解密文件已经可以到阅览室查阅。
战争年代，联共（布）卡累利阿-芬兰中央委员会（指挥游击队和地下党的活动）设立了一个专门部门，负责无线电通信和党的密码工作。当时就连科幻作家也无法想象今天小型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所依赖的数字技术，地下小组和游击队配备的是“北方型”便携无线电台。许多人可能看过苏联谍战电视剧《“欧米伽”方案》，大概还记得它的外观。
实际上这款电台功率只有两瓦，使用起来并不容易。它依靠沉重电池组供电，每组电池的尺寸就像一盒燕麦片，里面是碳锌电池元件。开机工作需要同时连接四块阳极电池和两块白炽电池，并架设两段各十二米长铜线组成的天线，把它们向相反方向尽量高悬在空中。之后，无线电操作员把电台调到指定频率，旋转变阻器调节电子管灯丝电流，既保证最佳通信质量又不能过热烧毁。由于使用飞机给地下小组补给物资总是断断续续，所以旧电池不会立刻丢掉，埋在地下一段时间，以备再进行一或两次通信。
为避免敌人测向定位，发报地点必须距离主基地三千米远，并且禁止长期逗留同一地点。因此报务员不得不频繁变换位置，携带整套沉重设备四处奔波。但即便如此也无法保证稳定联络，因为通信效果取决于天气条件和地形地貌。
战争条件下必须发密码电报，每个地下小组都有自己的专属密码。指挥员和报务员必须熟记密码，每次都要坐在树桩子上凭记忆重写，报务员使用这张表把电文转换成莫尔斯码发往空中。地下工作者最初使用的密钥是一些简单好记的单词，例如“鲑鱼”、“鳕鱼”、“地毯”、“桩子”等。把这些词转换成数字，为了保险还要再用事先约定的短语或口号二次加密。口号内容多种多样，从政治性、历史爱国主义的“打倒法西斯占领者”、“持剑而来的必死于剑下”、“我的祖国多么辽阔”，到抒情的“荒凉的角落我向你致意”、“海鸥勇敢飞越银白浪涛”、“孤帆碧空尽”等，甚至还有像民歌小曲的“陡峭山坡累坏了灰马”、“大鳄鱼逛大街”、“芦苇沙沙响，树木弯下腰”。此外，事先约定了特殊的应急暗号，防备电台被敌人俘获时受胁迫发报。
总之，经过一通数学换算般的操作，即使是原始文本中相同的字母也不会在最终数字中重复出现。因此不知道密钥、口号及密码表的生成方法就不可能破译。关键在于报务员在战斗环境中不能遗忘或弄错任何步骤，如果在这个精细过程中稍有疏忽，中心就无法破译收到的电报，只好等待下次重发。每次通信结束，地下工作者写的字纸被立即销毁，中央委员会则将所有发出和接收的电报（包括无法破译的）整齐归档，永久保存。
历史学家今天阅读的正是这种极其简洁又充满戏剧性的无线电通信记录，有些发着发着忽然中断。打仗虽然艰苦，人们并未丧失幽默感。例如有一次飞行员向某地下小组空投补给时偏离位置，小组长乐观地报告中心说：“一切顺利，仅一袋沉入沼泽”。
有时会使用大量发行的小册子作为密钥，例如《林业和林木栽培安全技术与生产卫生强制规定》（莫斯科国家林业技术出版社，1937年）。严禁标记关键段落，因为这种小册子如果原样落入敌方反情报机构手中，不太会怀疑其持有者的身份，可一旦出现标记，专家立刻就能识破真实用途。已经解密的档案中有此类书册，其中部分带有暴露身份的划线——这是战争时期严重违反保密制度的行为，如今却具有重要历史价值。
随着地下工作经验逐渐丰富，中央委员会开始尝试让密码复杂化，目的在于避免在敌后使用可能落入敌手的纸本。密钥不再是普通单词，改用虚构的无意义词语如：“瑞阿思托尔”、“利思托拉”、“克罗帕仪”、“斯替尔那耶”、“斯利托维”，报务员二次加密时甚至要牢记一串数字乱码。
结果很糟糕。1944年4月孔多波加地下党/共青团小组突然失去了报务员雷蒙德·帕夫洛维奇·马特松，暂时与外界断联。小组长拉尔夫·谢利韦尔斯托维奇·尼基（化名“韦列夏金”）当然也受过电台发报和译码训练，几天后他把旋钮调到指定波段，在约定时间用正确呼号建立联络。但他搞不懂复杂密码，被迫用明文向中心请求派人来接替。档案中有接收这份明文电报的报务员的报告，此人通过发报手法认出了对方，能够证实确实是尼基在操作电台。鉴于情况紧急，没有其他办法，中心也只好用明文给出肯定答复。所幸芬兰方面始终不知道敌后人员最初的空降地点，否则新来的报务员将会在同一地点落入埋伏。此后这个小组在“韦列夏金”的指挥下继续在芬兰军队后方成功开展破坏活动，使用无线电向中心提供重要情报，直到占领军被完全逐出卡累利阿。
女报务员在敌后作战最艰难，因为她们携带全部战斗装备跳伞落地，除了冲锋枪、手枪、匕首、枪弹和手榴弹，每人还要背负十千克重的无线电台和电池，时时小心不能撞坏。另外携带一份应急口粮，以防寻找空投主物资的时间过长或被迫单独行动。她们并未因女性身份和年轻获得任何优待，自己也从未索取特殊照顾，勤奋钻研无线电技术和军事知识，在极端困境中的耐力甚至超过男战友。
1943年5月15日，伊万·米哈伊洛维奇·福明（化名“伊万”）指挥的塞戈泽罗地下党/共青团小组伞降到敌后。命运狠狠捉弄了他们：起飞前分配给二十二岁女报务员奥莉加·尼基福罗芙娜·芬格鲁斯的二次加密密钥是一句口号：“孤松矗立在荒凉的北方”，偏偏她的降落伞就挂在一棵孤松上。奥莉加竭尽全力，始终无法抱着树干滑到地面。长时间悬挂高处有致命危险，于是奥莉加先把背包、电池和电台扔下去，割断伞绳自由落体。她因猛烈撞击短暂昏迷，苏醒后发现站不起来了。
随后几天，战友们用自制担架抬着她躲避追兵。电台已经摔坏，小组陷入孤立无援，芬兰军队多次尝试俘虏他们。奥莉加咬紧牙关重新站起来，随大家一起搜集沦陷区的侦察情报。主要任务完成后，小组长决定硬闯前线，途中与敌人交火，结果误入雷区。一颗地雷在奥莉加身边爆炸，唯一活着的战友被破片击中身亡，奥莉加仅受轻伤。她继续在森林中跋涉整整四昼夜，最终抵达红军驻地，将宝贵情报送达游击司令部。勇敢的奥莉加又被分配到德米特里·格里戈利耶维奇·扎伊采夫（化名“格里戈利”）指挥的普里亚任斯基地下党/共青团小组，仍做报务员，1944年3月-7月期间成功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由于在敌后表现出的英勇无畏气概，1944年8月提议授予奥莉加·尼基福罗芙娜·芬格鲁斯“一级卫国战争勋章”。这份提议是卡累利阿-芬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共（布）中央第一书记兼卡累利阿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Г.Н.库普里亚诺夫亲自签署的，但遗憾的是，目前暂未见到证明奥莉加·尼基福罗芙娜荣获该奖章的档案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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