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按：本文一万七千余字，阅读时间二小时。译自克里斯托弗·安德鲁、瓦西里·米特罗欣合著《米特罗欣档案II：克格勃在全世界》，原作者列出的参考和引用书目一律从略）
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永恒的友谊”到“永恒的敌意”
苏联情报机关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可追溯至1920年代。1927年警察突袭北京的苏联大使馆（译注：张作霖所为），查获大量关于苏联在华间谍活动的文件，其中涉及中共的参与情况和来自莫斯科的指示，要求他们在挑唆西方人和当地民众冲突时“不择手段，包括抢劫和屠杀”。1931年共产国际驻上海代表雅科夫·鲁德尼克（化名“伊莱尔·努朗”）（译注：在中国化名“牛兰”）被捕，导致大量关于苏联情报行动和地下共产党的文件被英国掌握。英国情报部门的一份报告指出，这些档案“提供了从内部视角观察高度发达的非法共产党组织运作的独特机会，且有无可辩驳的文件证据佐证”。其中引起特别关注的是来自“臭名昭著的安南共产党人阮爱国”的许多信件——此人后来以“胡志明”之名为世人熟知。但英国情报部门认为“最引人注目”的文件是中共处决被指为叛徒的共产党员顾顺章家属的行动报告，该行动由毛泽东未来的总理周恩来指挥执行。1933年，毛的安全主管康生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的身份抵达莫斯科，用四年时间学习正处于极度疑惧时期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的经验。康生证明了自己是个出色的学生，“大恐怖”时期他成立肃反办公室，投入高度热情清洗中国共产党流亡群体，所指控的罪名大多是虚构的。1937年末康生坐苏联飞机返回毛泽东在长征后建立的延安根据地，继续他在莫斯科开始的迫害运动，并着手建立中国的“古拉格”系统——劳改（“劳动改造”的缩写）。对下属而言，他是“康老”；对外人而言，他是“中国的贝利亚”。康生精通鉴赏中国传统艺术，能双手运笔，是一位技艺高超的书法家，但在个人堕落程度上甚至远超贝利亚——他以亲自监督拷打所谓的“反革命”为乐。除了帮毛润色诗文外，康生还为毛的私人情色收藏添砖加瓦。
尼古拉·列昂诺夫（译注：曾任苏联国安委第一总局副局长）后来声称1930-194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已在中国境内建立起“非常庞大且结构完善的情报网络”。然而1949年夏天，即毛泽东领导的军队即将战胜蒋介石的国民党、夺取全国政权之前，中共中央的一个高级代表团在莫斯科抱怨说（可能夸大其词），这张情报网络中很大一部分已被蒋介石及美国人渗透。斯大林至少部分出于对阴谋论的痴迷，采取十分重视的态度。他表示：“形势要求我们统一各情报机构的力量，我们准备立即着手……结成统一战线行动”。根据斯大林的指示，苏联将其在华情报网络成员的名单全部交给中共领导层。与此同时，中共也要求所有曾为苏联情报机关工作过的中国人主动向党申报。
苏共中央国际部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尤里·塔夫罗夫斯基后来将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一代人的中苏关系概括为两个截然相反阶段：最初十年是“永恒友谊”时期——世界上两个最大社会主义国家的蜜月期，自从1960年代初则进入了“永恒敌意”时期。在“永恒友谊”的十年间，苏中两国情报机关保持着密切合作。根据赫鲁晓夫的指示，克格勃继续向中国盟友提供其在华情报网络的详细情况。直到1957年，一批具有中国、蒙古、突厥和朝鲜民族背景的克格勃“地下情报员”（即无外交掩护身份的特务）在中国境内获得假身份后（很可能获得公安部协助），被派往国外执行首次任务。然而，1958年赫鲁晓夫访问北京，“永恒友谊”出现了明显寒意。虽然毛泽东在一定程度上愿意尊重斯大林，但不敬畏赫鲁晓夫，认为后者的革命资历不及自己。正如中国东道主所料，赫鲁晓夫不会游泳，所以在毛的泳池“摆拍”时显得十分尴尬。更重要的是，赫鲁晓夫提出的两项建议：组建由苏联海军上将指挥的中苏联合舰队，以及在中国领土设置苏联监听站，都遭到了毛的愤怒拒绝。未来的克格勃主席尤里·安德罗波夫当时负责协调与外国共产党的关系，后来抱怨说：中国在赫鲁晓夫访华期间并未提前告知他们准备在贵宾离京后不久炮击台湾海峡内仍由蒋介石控制的两个离岛。
到了1950年代后期，曾在1950年代初期似乎因精神疾病而暂时失势的康生再次登上舞台，重新成为毛泽东的亲密顾问（同时也替毛物色少女）。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期间对所谓“右倾分子”的清洗，重演了二十年前康生在莫斯科热衷参与的“大恐怖”的骇人场景。毛泽东的医生回忆说：“康生的任务就是打倒并消灭他的同志们，他在1960年代初持续进行的‘调查’为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整人奠定了基础”。据估计，1958-1962年间多达一千万名真实的或可疑的“思想反动分子”被投入劳改营，数百万中国民众死于饥荒。
康生是第一个将中苏争端公开化的人。1960年2月在一次华沙条约组织会议上，他发表讲话攻击苏联的政策，同赫鲁晓夫激烈争吵。赫鲁晓夫怒吼：“你没资格和我辩论！我是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康生则用语法错乱的俄语反驳：“你的资格比我浅得多！”据一位苏联与会者回忆：“康生的目光令人不寒而栗。大家都怕他。我们苏联人把他比作贝利亚，一眼就能看出他是个极其阴险、冷酷的家伙”。康生的发言虽未在莫斯科发表，却在北京全文刊登（译注：《在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上康生同志谈目前国际形势》，1960年2月6日《人民日报》）。同年4月《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为纪念列宁诞辰九十周年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实质上指责莫斯科“篡改、阉割、背叛了列宁学说”。赫鲁晓夫则在6月公开反击，称毛泽东是“极左分子、极端教条主义者和左倾修正主义者”。
一个月后苏联撤回援华的全部专家。接下来几年，克格勃与苏联外交部的许多中国问题专家都试图调往其他岗位，以免汉学家的身份阻碍仕途发展。不过莫斯科仍希望避免与北京的争吵演变成分裂整个共产主义阵营的重大裂痕。1960年代初苏联与中国通常只限于隔空攻击：莫斯科谴责阿尔巴尼亚的强硬派，北京批判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者。苏联最后一次试图弥合中苏分歧是1963年7月提议召开高级党代表团会议，然而由未来中国领导人邓小平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对任何和解都不感兴趣。康生再次对苏共中央领导层发动最猛烈抨击，他慷慨激昂地捍卫斯大林，控诉赫鲁晓夫用“咒骂与污蔑”玷污斯大林的名声：
“难道苏联共产党——这个曾长期受到全世界革命人民爱戴和尊敬的政党——竟让一个‘强盗’担任了几十年的伟大领袖？照你的说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年复一年发展壮大，竟是由某个‘混蛋’领导的”。
接着，康生说出了或许自1956年赫鲁晓夫发表“秘密报告”以来，在莫斯科共产党高级会议上无人敢公开讲的话。他讥讽赫鲁晓夫，引用他以前多次吹捧斯大林是“伟大天才、导师、人类伟大领袖”的赞词，并提及赫鲁晓夫当年（与康生）曾热情参加“大恐怖”，企图“将托派/右派的腐肉从地球上彻底扫除”。康生这番惊人演讲令苏方代表深感震惊，更惊讶是他全程以咬牙切齿的语气讲完。
1963年夏天的莫斯科会谈不欢而散，标志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尖锐论战的开始。1964年4月一名苏联高级官员甚至指责北京搞种族主义阴谋，挑唆黄种人和黑人“对抗白人”——他声称这样的政策“与纳粹主义无异”。中国也被指控为资助“大跃进”贩卖毒品。苏联的猛烈抨击反映出莫斯科对苏中分裂的深切愤慨。自布尔什维克革命以来近半个世纪，苏联一直可以依靠世界各国共产党对它的无条件忠诚，如今却被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共产主义国家的统治者指控为异端。北京在第三世界展开的魅力攻势进一步加剧了莫斯科的警觉。中国在亚洲与巴基斯坦、缅甸和印尼建立了密切关系。1964年北京又与十四个非洲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这些国家全部终止承认台湾国民党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声称对台湾拥有主权。情报中心获悉一些国家公开展示的苏联阵营领导人肖像被巨幅毛泽东像取代或掩盖，感到十分恼火。中心命令记录每一幅毛画像出现的时间与地点。德国国家安全部侦察总局（HVA）长期负责人马库斯·沃尔夫抱怨说，应克格勃的要求他被迫在机构驻扎的每个非洲国家进行这种“毫无意义的工作”，也就是统计公开展示的“伟大舵手”画像的数量。1964年10月中国成功试爆第一颗原子弹，不仅显著提升了中国在第三世界的国际声望，也急剧增加了对苏联的战略威胁。
当“永恒的友谊”让位于“永恒的敌意”，苏联驻世界各地情报站都接到指示将“К组”（К代表’Китай’，即“中国”）列为仅次于“主要对手”（译注：”ГП组”，指美国）及其主要盟友的优先行动事项。但在中国境内，斯大林早年决定向中共领导层公开苏联情报网络全部人员身份的举动，严重削弱了克格勃在华情报搜集能力。此后直到苏联解体，情报中心始终存在着尼古拉·列昂诺夫所言的“我们中国情报来源方面无法弥合的鸿沟”。姓名被移交给中国公安部的原苏联特工大多或被处决或被扔进劳改营等死。由于公安部掌握了在1950年代获得中国假身份的“秘密情报员”的真实姓名，这些人已无法再被用于针对中国开展行动，所以K组的行动多数在中国境外实施。但中国驻外官员被严格要求必须两人或多人结伴外出，某退休西方情报官员回忆说：“你永远不可能单独见到他们中的任何一位”。因此K组花了许多精力尝试招募能够接触中国官员的非中国籍人士。1960年代一个重要的K组情报来源是芬兰商人哈利·伊尔马利·哈特维格（代号“UNTO”），他是芬中友好协会理事会成员，经常会晤中国大使或其他驻芬外交官。友协理事会与中国外交官的面谈多在哈特维格办公室进行，而他办公室的餐具柜被克格勃偷偷装了窃听器。至少有一次涉及中国大使、讨论中苏关系及中国对斯堪的纳维亚和南斯拉夫政策的谈话记录节选被直接呈送苏共中央政治局。尽管通过哈特维格获取的情报不包含任何机密信息，仍被高度重视，这就进一步证明了克格勃对华情报收集能力的普遍薄弱。
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正式名称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中国成为克格勃在全世界活动最困难、最危险的地方。毛试图以乌托邦革命模式重塑整个中国社会，释放出全面的恐怖。数百万狂热青年红卫兵被鼓动起来清除一切“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的痕迹——这些似乎无处不在。资深的共产党干部与知识分子被戴上高帽游街、虐待、监禁，一些人被逼自杀。苏联领导人则被斥为“历史上最大的叛徒和变节者”。正如三十年前斯大林“大恐怖”时期一样，被红卫兵揭发、迫害的“人民公敌”大多没有真实罪行。并且与斯大林时代的苏联相似，这场血腥运动也伴随着令人作呕的个人崇拜。毛泽东被颂扬为“伟大的舵手”、“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每天都以跳“忠字舞”开始——“你先把手放到头上，再放到心口，然后你上下跳跃，表示你全身心充满对毛主席的无限热爱”。各派系组织迫害伟大舵手的假想敌时竞相残酷，谁都宣称自己比别人更拥毛。
正如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内后来承认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在中国境内发展情报人员“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在北京，“我们的人，无论外交官或驾驶员，都像白乌鸦一样显眼”。1967年9月苏联国安委第一总局局长亚历山大·萨哈罗夫斯基在命令中指出，北京情报站正被迫在“围困状态”下运行。苏联与中国官员的接触极少且受到严密监视。红卫兵的反间谍狂热和极端排外情绪，令外交官们在北京街头行走都困难重重。凡家中收藏外文书籍者，被迫跪着爬过街道受辱；被发现收听外国广播者直接投入监狱。正如日后中国政府报告所承认的那样：“会讲外语或曾经出国都成了充当‘敌特’的‘证据’”。通往苏联驻华使馆的街道改名叫“反修路”（译注：原名“东扬威街”）。1967年苏联外交官与克格勃人员家属离开北京机场返回莫斯科时，遭到粗暴对待。
文化大革命年间从北京传回情报中心的最有价值的第一手报告来自几名有蒙古或中亚血统的克格勃官员，他们能假扮中国公民，藏在外交车辆的后备箱，趁着夜色掩护溜出苏联大使馆。一旦有机会脱身，他们便混进在贴满标语的街头游荡的人群，悄悄阅读当天的“大字报”（禁止外国人接近），参加政治集会，购买刊登全国消息的“小报”。1967年末他们首次看见批判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大字报，指控他是“走资本主义路线的头号当权派”。次年刘少奇被捕，随即有22000多人因为涉嫌同情他也被捕。甚至一位曾在劳动模范大会上接受刘少奇祝贺的掏粪工（译注：时传祥），因为留下合影照，也被挂牌游斗折磨得精神失常。红卫兵奉行“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信条，将刘少奇的一个孩子推到铁轨上碾死（译注：长子刘允斌，1967年11月卧轨自杀）。刘少奇本人在狱中受残酷虐待，患肺炎与糖尿病不给治疗（译注：实际有治疗），1969年裸体死于囚室地板。
（儿按：1972年8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警卫工作座谈会，公安部长李震发言：“北边主要是苏修搞我们，现已捉到十五名特务，还有没捉到的，主要是来搞情报的。他们不仅对老关系进行勾连，还对这些人的家属进行收买。苏修使馆工作人员也公开出来向群众套情报。苏修使馆工作人员将汽车开到钓鱼台外面进行电话窃听。载波电话很不保密。”）
“走资本主义路线的第二号当权派”邓小平，中央书记处总书记，被免职并下放劳动——但很可能受益于毛泽东的个人指示，保住性命。红卫兵将仇恨发泄在他的长子身上，把这位物理系学生从北京大学二楼窗户扔下去（译注：邓朴方跳楼逃避殴打摔伤）。没有一个同学敢搭救，也没有医生愿意为他做手术，最终下半身瘫痪。情报中心不断收到关于混乱与暴行的报告，将文化大革命解读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一次东方野蛮堕落，而非一党制国家内部的动乱。不过，尽管文化大革命受迫害者可能多达三千万，罹难人数（约一百万）仍少于斯大林“大恐怖”的死者。
1966年4月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内批准了第一总局关于1966-1967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与香港开展情报行动的计划，完全未涉及在中国大陆大部分地区招募线人的几乎毫无希望的任务。计划转而着重利用潜入人员及特工渗透中国与苏联接壤的北部边境，或受苏联控制的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边境。计划还包括在香港建立秘密情报站，安排人员短期访问中国（其中一些与蒙古情报机关合作），但承认在中国建立克格勃情报站的计划仅能停留在初步阶段。1966-1967年计划中最有野心的部分，是筹备与边境地区克格勃单位及蒙古安全部门协作开展跨境行动。
对克格勃而言，中国最容易被渗透的地区是位于西北部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这是一片广袤的山地和沙漠，毗邻哈萨克、吉尔吉斯两个共和国与蒙古的边境，与这些国家在民族、文化和宗教上的联系比与中国内地更密切。尽管新疆约占中国国土六分之一，面积相当于西欧，但居民仅占全国总人口的1.4%（12亿人口中的1700万）。时至今日，其中超过一半是非汉族的穆斯林族群，占比最大的是维吾尔族穆斯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这一比例曾远高于今天。1944年新疆北部由维吾尔人领导的运动曾建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虽然这个独立政权1950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武力吞并消失，但北京在本世纪余下的时间里始终担忧自治区分离主义的威胁。北京推动的、维吾尔人强烈抵制的汉族移民使新疆汉族人口比例从1949年的6%上升至三十年后的40%。自治区各级中共干部占主导地位的都是汉族。文化大革命的恐怖对于新疆、内蒙古和西藏的少数民族可以说比对占中国人口94%的汉族更加惨烈，前者的整个生活方式都受威胁。新疆最虔诚的穆斯林城市之一喀什的宗教事务副主任后来承认：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亲眼目睹喀什大清真寺前堆积如山的《古兰经》和其他书籍被焚烧。有人命令穆斯林自己动手烧经书……我还看到人们试图推倒清真寺旁的宣礼塔。民众非常愤怒，但他们无能为力。”
自治区大部分地区的清真寺被关闭，有些被改作猪肉仓库，维吾尔人家庭被迫养猪。西藏佛教徒承受的苦难比新疆穆斯林更严重，但西藏地处偏远、交通不便，克格勃难以开展有效行动（尽管中心曾研究过渗透流亡的达赖喇嘛随从圈子的可能性）。相比之下，新疆与哈萨克斯坦接壤的边界线长达1000英里，与蒙古的边界线长达600英里。
1968年哈萨克斯坦克格勃奉命在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建立秘密情报站，并在包括罗布泊核试验场在内的若干地区组建特工小组。政治局还授权克格勃在哈萨克斯坦境内为反对中国统治的新疆地下抵抗组织提供武器与训练，该组织政治上正确的俄语名称叫“军事—劳动人民革命党”(VTNRP)，代号“爱国者”。哈萨克斯坦克格勃奉命用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柯尔克孜语、东干语及新疆其他少数民族语言印制反中国宣传报纸，印出来走私入境。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拉木图出版的《东突厥斯坦之声》呼吁维吾尔人“团结起来，反对中国沙文主义，宣布建立一个基于自决原则和《联合国宪章》的‘独立自由国家’”。阿拉木图电台和塔什干电台的广播则试图说服自治区维吾尔族听众：苏联维吾尔人的生活条件远比他们优越。
1968年4月政治局还批准进一步加强苏联与中国长达4000英里边界线的军事部署——这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武装边界。最终大约三分之一的苏联兵力被用于抗衡中国。莫斯科担心毛泽东意图收复十九世纪根据“不平等条约”割让给俄帝国的大片领土。1969年边境上爆发了一系列武装冲突，第一次冲突发生在距离符拉迪沃斯托克约250英里的乌苏里江偏远河段，似乎不是北京或莫斯科预谋导致。事端起因据说是：中国士兵被对岸一名苏联中尉的“挑衅举动”激怒，于是背过身脱裤子，“露臀羞辱”苏联边防军。几天后，苏联士兵在另一次遭遇“露臀羞辱”时举起毛泽东画像，致使中方士兵无意间严重冒犯了伟大舵手的宝像。此类事件最终导致1969年3月2日中国军队在乌苏里江一处有争议小岛——达曼斯基岛伏击苏联巡逻队，击毙二十三人。莫斯科与北京随即互相强烈抗议，这也是双方首次公开边境地区的武装冲突。3月7日，据报道有十万名莫斯科市民冲击中国驻苏大使馆并砸碎窗户。为了不示弱，北京电台则宣称全国有四亿人（总人口的一半）参加抗议示威。
1969年4月中旬，距离珍宝岛冲突地点以西约2500英里的哈萨克斯坦与新疆边境地区又爆发战斗，接下来的四个月持续零星交火。新上任的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起初倾向相信苏联的说法，即这些冲突是中国挑起的。但他认真查看边境地区详细地图后，态度大逆转。这些冲突地点距离苏联铁路终点非常近，距离中国最近的铁路数百英里之遥，于是基辛格得出结论：“中国领导人不可能选择如此不利的地点发动攻击”。克格勃档案的证据进一步印证了基辛格认为苏联才是挑衅方的判断。6月4日，代号“纳利曼”和“塔兰”的两名克格勃VTNRP特工从哈萨克斯坦出发秘密越境进入新疆，准备接触地下党领导层。7月9日返回后他们报告称VTNRP在新疆拥有七万党员（这个数字显然太夸张了），主席团成员四十一人（其中十人是无表决权的“候补委员”）。然而本次任务不算完全成功：特工抵达新疆几天后，两人携带的自动武器和无线电设备被“塔兰”的亲属偷走，他俩又解释说因为游牧民活动，未能在约定地点设置“秘信投递点”。“纳利曼”和“塔兰”还汇报，VTNRP主席团的多名前成员正在蹲监狱。蒙古国家安全机关据此认为VTNRP尚未具备开展“积极行动”的条件，应专注于强化地下组织建设。尽管米特罗欣的笔记没有记录莫斯科中心对此的评估，但其结论想必与此一致。
1969年8月、9月间，莫斯科开始试探华盛顿及欧洲各国共产党对于苏联在中国核设施尚未对苏联构成威胁之前发动抢先打击的可能性的态度。一位被克格勃收买合作的西方记者维克多·路易斯（本名维塔利·叶夫根耶维奇·路易）在西方媒体发表系列文章，提及苏联可能空袭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场的传闻。路易斯声称中国境内（很可能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某个秘密电台披露存在反毛势力，这些人可能会请求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提供“兄弟般的援助”。即便是专职散布此类传言的克格勃官员，自己也拿不准他们究竟是在执行旨在威慑中国的积极措施，还是在警告西方——暗示苏联总参谋部当真考虑动武。但从日后情况看，这一切更像是威慑性的积极措施。尽管苏联国防部长、陆军元帅安德烈·格列奇科似乎曾提出“一劳永逸解决中国威胁”的计划，但大多数政治局委员不愿承担这种风险。
由于苏联在北京缺乏任何高层情报来源，莫斯科似乎并未察觉在边境冲突之后面对苏联恐吓时，毛泽东作出了戏剧性的秘密回应。毛成立了由四位元帅组成的“研究小组”，要求他们全面评估中国与苏联及美国的关系。陈毅与叶剑英两位元帅提出前所未有的建议：中国应对苏联威胁时可以“打美国牌”。对苏联先发制人打击的恐惧似乎正是促使中国与美国展开秘密接触的关键原因之一，最终实现了尼克松1972年访华，以及几年前尚被视为不可想象的中美关系缓和。尼克松访华期间，基辛格向叶剑英元帅通报了苏军在两国边境军事部署的情况，他告诉叶，这些材料密级极高，连许多美国高级情报官员都无权查阅。
1970年代初克格勃机关内部曾经长期争论中国是否已符合“主要对手”的资格——这一称号此前仅用于美国。最终克格勃在官方术语中将中国降格为“重要对手”，美国仍是唯一的“主要对手”。但对中国而言，苏联显然已经成为头号敌人。随着接班人林彪搞阴谋的报告传到毛泽东耳中，他对莫斯科的疑虑越来越深。据毛的医生李志绥回忆，到1970年夏天，“毛的偏执完全爆发”。李甚至不敢告诉毛他患了肺炎，因为担心被指控参与林彪“阴谋”。毛对李说：“林彪想让我的肺烂掉”。1971年8月毛听说林彪儿子在空军内部建立“秘密特务组织”准备发动政变。9月12日晚，毛得知林彪已从山海关机场坐飞机逃亡。李志绥回忆：“听到这消息，毛面色骤变”。林彪的飞机仓促起飞：油料不足、没有领航员、无线电操作员与副驾驶。飞机滑行时碰撞一辆加油车，部分起落架损坏，着陆将非常困难（译注：实际机翼受损）。中国雷达追踪林彪的飞机最初向西飞越内蒙古，突然转向北方越过蒙古国边界，飞往苏联方向。第二天毛接到消息：抵达苏联边境前飞机坠毁，全体遇难。若这架飞机真的降落在苏联，北京与莫斯科之间的公开争执无疑将更加歇斯底里。即便坠机事件之后，北京仍指责苏联参与了林彪的背叛。毛从未承认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灾难性错误，但据李志绥回忆，“林彪的背叛使他相信必须改变策略”。于是他委任周恩来平反那些被打倒的干部。
在苏联时代余下的岁月里，克格勃试图通过两种策略弥补无法渗透北京政府的缺陷，但成效不彰：一是跨境潜入，尤其从哈萨克斯坦进入新疆；二是渗透境外的中国组织。1969年哈萨克斯坦克格勃增加五十五名行动人员，翌年又增加八十一名。为给这些潜入人员准备合适的服装，甚至从逃入哈萨克斯坦的中国难民身上搜罗衣裤。1970年哈萨克斯坦克格勃与中心的“特别行动”官员合作，发起代号”ALGA”行动，目标是在新疆建立颠覆基地，并设置武器与爆炸物埋藏点。然而，两名特工进行的初步跨境试探遭遇困难，该行动被认为时机不成熟而暂停。原计划派遣7-8名难民武装渗透回新疆的方案也被取消。
接下来几年克格勃又进行了一系列同样失败的渗透。其中之一是一位代号“米托乌”的中国难民，他本是中国某个工学院的中文系主任，在文化大革命最激烈的1968年逃往苏联，因为高等教育早已停办了。“米托乌”被克格勃吸收为特工，接受了关于密信放置点、无线电通讯、密码和摄影的培训。1971年8月他穿过蒙古边境潜入新疆，确实拿取了密信放置点的现金与粮票，从此杳无音讯。档案的结论是：“米托乌”可能因恐惧而不敢继续执行任务。另一名代号“利文佐夫”的中国特工也通过蒙古潜入新疆，1972年他被派去执行“箭头”行动，目视侦察核设施与国防工业工厂。此人接受的培训包括：辨认工厂排放的烟气与废水种类、采集土壤与水样并详细记录观察结果。与“米托乌”命运相同，“利文佐夫”的部署彻底失败。
很可能由于渗透入境的失败率太高，克格勃设计了一种在实战条件下测试其可靠性的特殊方法。代号“泽尼特”行动：受试人员被告知他们将越过乌苏里江附近中苏边界，首先在指定位置找到密信放置点，将其中损坏的无线电设备更换为可用的新设备，随后抵达预定地点与在中国境内活动的特工会合并传递指令。然而这些受试人员不知道他们执行任务的区域实际仍在苏联境内，且全程被配备夜视设备和录音机的监视哨严密观察。“泽尼特”是进行此类测试的五个边境考核区之一，1974年共有六十六人通过考验，1975年增至一百零七人。除徒步穿越中国北部偏远边境外，克格勃还研究了另两种渗透方式：一种是用登陆后可隐藏的充气橡皮艇从海上进入，另一种更巧妙——将人员藏在穿越中苏边境的邮政列车车厢通风管道内。后一种方法被认为仅在夏季可行，因为冬季可能会冻死。至于这两种渗透方式是否实际采用过，米特罗欣所见的档案并未说明。
中国境内的行动条件极其严苛，任何路线的跨境渗透几乎都不可能取得实质成功。正如张戎后来在《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所描述的：“那时候中国就像一座大监狱，每个家庭、每条街道都被人民自己监视着，在这么一块大地上，没有地方可以藏身”。陌生人或异常行为立即会引起怀疑。一名离开中国十年后从苏联远东地区偷越阿穆尔河回国的中国特工，发现自己携带的香烟竟成了只能在外汇商店购买的硬通货。更糟的是，香烟抽完后，他按照苏联习俗向陌生人讨烟，立刻引起侧目。此人已经习惯了公制单位，面对中国传统度量单位频频出错，谈话时经常因为心算而磕磕巴巴。就连问路都有困难，他在苏联早已习惯用“左”“右”指示方向，中国人喜欢说“东南西北”。某次别人告诉他饭馆入口在南门，他问南门在哪儿？答：北门对面啊。
大约1973年末，中心向全球各情报站下发了题为《1974-1978年期间加强在第三国对中国工作的措施》的指令，要求各驻外情报站：发展海外中国公民、海外华侨、台湾公民和在中国有联系的外国人。指令还要求渗透毛主义团体及中国研究中心，对重点培养对象安装“行动装置”（窃听器），识别行动渠道，上报可派往中国执行任务的特工人选。克格勃驻布拉格情报站1975年报告称，他们正动用三十名特工渗透中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同年10月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日，七十二名捷克斯洛伐克公民出席了中国使馆招待会——其中二十三名实际是克格勃或捷克国家安全局特工。米特罗欣提到的档案中并无证据表明此类渗透行动取得过任何实质成果。绝大多数中国驻外使馆似乎都和中国本身一样是难啃的硬骨头。
毫不意外，米特罗欣查阅的档案中没见过任何驻北京的克格勃特工曾接触中国机密文件。不过，北京情报站确实从一位愤懑的朝鲜高级外交官（代号“费尼克斯”）处获取了某些材料，此人私下批评对毛的个人崇拜（无疑也对朝鲜境内更荒诞的金日成崇拜多有微词）。克格勃驻北京的公开人员A.A.热姆丘戈夫借外交身份掩护，开始在外事招待会和日常接触中接近“费尼克斯”。热姆丘戈夫多次安排他俩在自己住所会面。驻北京情报站报告称，“费尼克斯”十分擅长掩饰与热姆丘戈夫接触的真实目的，保持着谨慎提防，谈话中始终表现沉着与自信，会面逐渐变得频繁。由于1970年代中期北京与平壤关系友善，朝鲜驻华使馆能够获得一系列中共中央机密文件副本，其中一部分被“费尼克斯”转交克格勃。他提供的材料还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姚文元的信函——毛泽东逝世后此人被宣布为“四人帮”成员，变得臭名昭著。虽然克格勃呈交政治局的多份报告都引用了“费尼克斯”分享的文件，但他明确告诉热姆丘戈夫希望保持行动自由，不愿成为克格勃特工。尽管如此，鉴于他提供机密材料的意愿，并且自1976年起与情报员保持秘密联络，“费尼克斯”被列为“秘密联系人”。从1976年11月开始，“费尼克斯”改为在北京一家百货公司通过擦肩偶遇的方式向热姆丘戈夫传递材料。
1976年夏天，当准确判断毛泽东即将逝世后，苏共政治局成立了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评估苏中关系的未来走向。该委员会由党的首席意识形态家米哈伊尔·苏斯洛夫（当时被视为勃列日涅夫最可能的继任者）主持，还包括外交部长葛罗米科、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国安委主席安德罗波夫，以及掌管苏共中央总务部的康斯坦丁·切尔年科——虽然该部门名称看似无害，实则保管党的秘密材料。9月9日毛泽东逝世后，苏联媒体暂停抨击中国，等待其继任者的政策明朗化。世界各地的克格勃情报站奉命汇报中国官员对苏态度的任何变化迹象，各情报站还收到一份篇幅较长的文件，题为：《关于中国人某些民族心理特征及其在情报工作中的评估》，旨在改善当时糟糕的线人招募工作。文件提到：
“经验表明，在针对中国籍人员开展业务工作时，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情报员是否充分了解中国人民族心理特征。深刻理解中国人民族心理特征，对于发掘有潜在价值的情报来源、推进满意的招募工作和人员管理都至关重要”。
尽管强调“基于对个人及中国文化的尊重，与中国人建立稳固友好关系”的重要性，文件也不加掩饰地表明了情报中心对中国公民的厌恶。文件称：中国人深受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观影响；当自尊受挫时会变得“失控”；“脾气暴躁、情绪易激动，且倾向于从一个极端突然转向另一个极端”；天生擅长伪装，堪称“演员之国”；多数人“天生具备背信弃义、残忍暴怒等恶劣特质”；“以怀恨记仇著称”；对他人苦难漠不关心。然而，正因为特别害怕“丢面子”，“利用黑材料便成为迫使中国人合作的有力杠杆”。据说在情报中心的谈话中，上述看法还伴随着俄语特有的花样咒骂。克格勃对中国的态度背后既存在掩饰不住的种族憎恶，也暗含意识形态与战略上的竞争。
毛泽东去世不满一个月，遗孀江青及其最主要的激进同伙（所谓“四人帮”）被逮捕，指控他们是效忠国民党的叛徒（译注：公诉“四人帮”并无间谍或通敌罪名）。克格勃官员们私下里不免想起贝利亚被逮捕、枪决后，莫斯科同样荒唐地宣布他是“英国间谍”那一套。之后几年，随着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四人帮成了背负毛政权所有可公开承认罪行的方便但未必可信的替罪羊。正如BBC记者菲利普·肖特指出：
“每个中国官员都清楚“四人帮”曾是毛的亲信；但每个官员都无一例外把他们描绘成毛最凶恶的敌人……每场官方谈话都以‘由于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开场，紧接着就是他们被指控罪行的冗长清单”。
A处（译注：指苏联国安委第一总局”А”处，1966年10月组建，负责编造、散播假消息）试图伪造毛泽东留给江青的遗嘱——要求江青“继续我开创的事业”——目的是中国境外的毛派政党中制造混乱。这份假遗嘱以“四人帮”支持者的名义传播，号召全世界马列主义者谴责现政权背叛毛的遗志。
尽管莫斯科欢迎“四人帮”垮台，但对与毛泽东继任者和解的前景仍持悲观态度。中心在1977年的情报需求清单中总结：“中国统治集团依旧如前，具有民族主义、霸权主义和反苏倾向”，并承认中国依然是一个“谜团”。第一总局希望了解党的领导层与解放军内部权力斗争的内幕、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清洗但幸存的最高级别领导人邓小平的前景，以及毛去世后中国政策的变化。虽然莫斯科认为苏中关系不会出现显著改善，但希望中国“逐步改造毛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摒弃其最令人厌恶的方面”，从而在对苏关系上采取“更清醒的态度”。
1977年7月，长六十英尺、黑字高两英尺的红纸大字报贴在一栋政府大楼上，宣布中共中央已恢复邓小平的职务。官方广播确认他复出的消息后，北京城内鞭炮齐鸣，天安门广场欢呼雀跃的游行人群挥舞彩旗、敲锣打鼓。虽然这些活动是组织安排的，但人们的喜悦是真实的。对于游行群众而言，在世界主要领袖行列中身材最矮的邓小平象征着摆脱过去恐怖岁月、走向更好生活的愿景。邓小平的复出及随后成为中国核心领导人的事实令克格勃中心情绪复杂。虽然他被视为务实主义者而非意识形态狂热分子，但其过往经历显示他也是坚定的反苏派。第一总局得出结论，邓小平的对外政策有两个主要目标：第一，争取美国让步；第二，摆出改善对苏关系的姿态，将两国关系缺乏实质进展的责任归咎莫斯科。邓的经济现代化方案，初期高度依赖西方技术、资金和专业知识，进一步加深了莫斯科的不信任。
1978年1月克格勃驻外情报站接到中心通报，称邓小平政权“与苏联走向对抗”，中国借助西方力量实现军队现代化构成了“特殊威胁”。然而，对中国的情报行动却因“北京方面不断强化的反间谍措施”而遭受严重阻碍。因此亟需通过加强针对海外中国目标的行动来弥补中国境内情报搜集的薄弱环节。尽管据称某些“第三国站点”已取得“积极成果”，但“缺少必要的线人网络”仍是严重障碍。情报站人员因K组工作缺乏进取性被训诫，命令他们加倍努力。
“中心”特别强调要加强针对香港境内中国目标的行动。1978年4月驻外情报站收到了详细目标清单：
“过去几年中国派驻香港的官方机构数量显著增加，同时北京控制的各类地方组织与企业也不断增多。目前中国控制着四十多家香港银行、大量贸易与工业公司和若干地方报纸。中国对香港工会的影响力也很强”。
补充目标还包括：驻港外国使团、英美情报站点，以及被视为“X组”潜在招募对象的科研院所学生。尽管部分目标的选择颇为精明，但某些明显遗漏却暴露了克格勃情报体系关于香港的重大缺口。例如清单罗列的“最了解中国事务的香港报纸”，竟不包括《明报》，而一些西方汉学家认为《明报》恰恰是消息最灵通的报馆。
针对中国的情报搜集和积极措施比针对西方国家困难得多。克格勃未能招募到有办法提供中国外交部、国防部和公安部真实文件的线人，使得第一总局A处无法像伪造美国中央情报局、国务院和五角大楼文件那样编写出足以乱真的中国政府假文件。1978年1月中心抱怨说：“缺乏关键线人网络严重制约了未来针对中国的行动措施水平与效率提升”。然而，“费尼克斯”（可能还有其他人）分享的中共中央文件使A处能够模仿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在党内闭门会议讲话的格式。在代号”AUT”行动中，A处将伪造的邓小平和外交部副部长1977年9月29日在北京向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海外侨领发表的讲话记录——强调他们作为“世界革命的纽带”在瓦解东南亚“反动政权”中的作用——寄送驻新加坡的印尼、泰国和马来西亚大使馆。为了弥补缺乏可用作伪造模板的中国政府文件的不足，A处还经常伪造外国情报机关和外交部的反中国敌对报告，因为有此类机构公文的存档。例如1978年8月，一份伪造的马来西亚情报材料——详细记载了北京派往马来西亚和泰国的特工从事颠覆活动——交给驻吉隆坡的泰国大使。一个月后，更多虚假信息被提供给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看起来是一份伊朗与中国代表团的谈话记录），据称揭露了中国外长黄骅与以色列总理梅纳赫姆·贝京特使之间的秘密会晤。据事后反馈，阿萨德完全上当，他对苏联的线人说：“我一向对中国人有疑虑，但即便如此，我也没想到他们竟然会这样”。
中心还采取积极措施试图破坏中国与苏联阵营之外共产主义政权的关系。1967年克格勃策划了一项行动，向罗马尼亚领导人尼古拉·齐奥塞斯库传递一份伪造的周恩来私下谈话记录，内容是他前一年访问布加勒斯特后发表的言论。这份伪造文件声称：周恩来称赞罗马尼亚总理扬·格奥尔基·毛雷尔是“党和政府的真正领袖”，说副总理埃米尔·博德纳拉什“憎恨齐奥塞斯库”，还顺便表扬了罗共中央主席团其他几位成员。接着，文件伪称周恩来贬低齐奥塞斯库是“没文化的暴发户”，说虽然他极度虚荣，但在主席团的影响力仅排第五而已。中心断定这样的人身侮辱必然惹恼齐奥塞斯库，导致罗马尼亚与中国关系出现“剧烈变化”。
A处也设法在中国与朝鲜之间制造隔阂。1978年齐亚·哈克将军（译注：巴基斯坦总统）访问北京期间，驻伊斯兰堡的朝鲜大使馆收到一份A处伪造的巴基斯坦公文。假公文称齐亚·哈克访华时听说，中国领导人已通知美国国务卿赛勒斯·万斯，中方接受美军驻扎韩国的必要性。正如中心所期望的，中朝关系在1970年代末迅速降温，但真正原因与克格勃的积极措施关系不大，更多源于朝鲜对中美缓和的猜忌。1979年1月1日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同年2月中国军队攻打苏联盟友越南，之后的一个月爆发了世界上第一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战争”。1973年一度中断的苏联对朝鲜军援在1979年恢复。1980年2月红军节庆祝活动，平壤重新强调苏联与朝鲜军队的“战斗友谊”。
1970年代后期克格勃在西方针对中国进行积极措施，最具影响力的代理人可能是让·帕斯夸里尼，又名鲍若望。他父亲是科西嘉法国人，母亲是中国人，1957年因所谓“反革命活动”被捕，指控他“帝国主义的特务、美国人的忠实走狗”，蹲了七年劳改营（译注：1964年中法建交，特赦释放）。鲍若望1970年代初撰写回忆录《毛的囚徒》，引起了克格勃巴黎情报站的注意。这本书是他与一位美国记者合著，讲述他在劳改营的惨痛经历。鲍若望写道：“多年来，毛的警察已将审讯技巧磨炼得炉火纯青，我敢说无论中国人或外国人都无法承受他们的手段”。尽管后来他摆脱洗脑，但在被判刑时感觉自己“真心热爱毛、热爱他的警察与人民法庭”。克格勃无疑对这一点印象深刻——尽管他曾被当作“奴工”使用，出来后却并未成为反共分子。虽然他敌视毛政权，仍称赞“大多数共产党干部的诚实与奉献”，坚持认为自己的书“不是为了给CIA提供口实”。《毛的囚徒》1973年首先在美国出版，1975年在英国发行，随后译为中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等多种文字，至今仍是反劳改制度活动家必读的经典著作。1972年克格勃巴黎情报站首次接触鲍若望，1975年他正式成为克格勃线人，代号”CHAN”，每月酬劳1500法郎。除了在巴黎东方语言学院任教，1978年他还受邀到牛津大学举办关于中国侵犯人权的系列讲座。鲍若望在牛津的讲座不仅讲述亲身亲历，更主动补充克格勃提供的虚假信息——据其档案记载其中包含A处捏造的许多内容。1977年6月-1978年12月期间他与联络员共会面四十八次，后者深信其“老实可靠”。然而，1979年克格勃察觉鲍若望正在被法国领土监护局(DST)跟踪，这一疏失可能源于巴黎情报站内部。同年6月情报站最重要的影响力代理人皮埃尔-夏尔·帕泰与联络员会面时被DST跟踪并抓捕（译注：或称7月份被捕，1981年被密特朗总统赦免）。米特罗欣笔记中关于鲍若望档案的记录止于1979年，尚不清楚他后来是否恢复了与克格勃的联系。
对中国人民而言，毛泽东去世后邓小平在权力斗争中胜出所开启的新时代，最戏剧性的大事莫过于两件：一是1980年2月文化大革命的最著名受害者刘少奇获得平反；二是同年11月“四人帮”公审正式开庭，历时两个月。刘少奇被宣布为“我党历史上最大冤案”的受害者，举行了迟来的国葬。为了尽可能维护毛泽东的光辉形象，审判过程中“四人帮”被认定为文化大革命十年间一切暴行的主要责任人。苏联情报界对这场政治剧变掌握的信息之匮乏，体现在一件事上：1980年10月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访问中国，克格勃在巴黎的线人”SEN”提供的法国外交部报告被转呈苏共中央政治局，被视为特别重要的文件。
时任第一总局局长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在1984年初的一份关于克格勃过去两年行动的报告中指出：“北京阻碍中苏关系正常化……北京企图在西方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耍花招谋取政治利益，并试图以改善与苏联关系的前景要挟西方”。
总之，克留奇科夫对К组的工作表现不满意：
“过去两年，（第一总局）在对中国工作方面取得了一些有用成果，但这些成功总体而言只是零散案例。许多驻外情报站在落实（线人）招募的具体任务上行动迟缓。对于海外的有潜力中国公民群体例如专家、大学生和实习人员仍未给予足够重视。几乎没有投入精力去挑选能够在中国大陆、香港或台湾长期活动的线人。驻外情报站必须加大力度以求在招募中国公民方面取得实质成果，应当将训练最精良的官员和最有经验的线人投入此项任务。我们绝不能错失因中国国家机关人事更替、毛主义意识形态被削弱和党内清洗而带来的有利时机。在对中国工作中，我们比在任何其他方向上都更需要谨慎、耐心、毅力，以及对中国人特性的准确把握”。
第一总局1984年的工作计划命令采取主动措施“反制中国与美国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反苏基础上的军事与政治接近”，其中包括破坏涉及香港前途问题的中英关系。1984年12月签署的《中英联合声明》：英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意，香港将在1997年英国租约期满后完全回到中国主权之下，但之后五十年香港仍将维持资本主义制度，即所谓“一国两制”。克格勃试图通过媒体散布一种“论调”，宣称软弱无能的英国政府被中国人狠狠羞辱，但收效甚微。
戈尔巴乔夫时代初期，克格勃仍然认为是中国最难渗透的主要目标国。1985年4月第一总局最能干的部门之一“T处”（科学与技术情报）审查针对中国的行动，揭示出长期存在的严重“短板”。各驻外情报站收集的科学技术情报仅1%与中国有关，而且被评为“低级”。5月份驻外情报站接到通报，严厉批评他们存在“诸多疏忽”——其中最严重的是缺乏中国线人，被描述为“令人担忧极度的根源”。这种担忧蔓延至对中国目标情报搜集的各个方面。正如尼古拉·列奥诺夫在苏联解体后承认的：“我们在中国情报来源方面有无法弥合的鸿沟”。
不过仍有一个未解谜团。米特罗欣无权查阅苏联国安委第八局和第十六局的无线电监听档案，其中包含破译的外交通信。米特罗欣记录的文件几乎未提供任何关于克格勃拦截和破译中国通信能力的线索。与其他大国首都一样，驻北京的克格勃情报站也建有一座代号“螃蟹”的无线电监听站，其1979年预算仅为驻美情报站预算的一小部分，也显著低于驻欧洲主要国家首都情报站的水平——按克格勃标准衡量，意味着活动强度不高。大约1970年代初期至中期，“阿尔法行动”成功地“技术渗透了驻乌兰巴托的中国大使馆与其他中国机构”，但米特罗欣的笔记未提及由此带来的情报成果。1980年-1986年任职于第十六局的克格勃官员维克多·马卡罗夫认为，中国无线电情报的重要性在1980年代初开始下降。自1981年起他被允许进入此前严格禁入的中国密码破译员办公室，他据此推断（可能正确）该办公室当前的破译成功率已不值得维持原先那种异常严格的保密级别。尽管克格勃与格鲁乌庞大的无线监听网络中的其他部门也曾拦截中国通信，但现有证据表明密码破译似乎无法弥补线人招募方面的相对失败。
延伸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