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时代的乌克兰，5月22日被视为“敏感日”，因为异议人士自从1960年初开始聚集在基辅的塔拉斯·舍甫琴科纪念碑前，克格勃派员干预。但鲜为人知的是，这项“活动”实际源于更早的革命前。
塔拉斯·舍甫琴科坟墓1861年5月22日在卡尼夫落成之后，不断有仰慕者前来凭吊。这位“科勃扎歌手”最初下葬圣彼得堡，如今终于安息故土，就在第聂伯河畔他曾梦想定居的高岸上。作家尼古拉·列斯科夫1882年夏季造访卡尼夫的“塔拉索夫山”，亲眼见证：“坟墓一直有人拜谒，而它之所以严重倾圮正是因为未被遗忘”。两年后人们在坟墓竖立铸铁十字架，大约同一时期又建成小型博物馆——塔拉斯小屋（作家兼翻译奥列克萨·科别茨回忆“屋内两侧靠墙放着盖花布的长凳，墙上挂毛巾，其间高悬诗人肖像”）。博物馆设有访客留言簿，1901年第一本留言簿全写满了，启用第二本。
然而人们在迁葬纪念日集体扫墓这一传统是杰出作曲家米科拉·李森科1909年倡议的，当时他约朋友一起坐小轮船前往。有趣的是，1861年5月22日他作为护送人员之一乘坐同一条船陪伴塔拉斯·舍甫琴科的灵柩从基辅行至卡尼夫。从此每年5月22日总有许多基辅市民搭船造访塔拉斯山，1914年塔拉斯·舍甫琴科诞辰一百周年，凭吊者激增，之后几天亦然。翻看保存至今的留言簿，仅1914年5月25日这天就写了满满六页。
岁月流转，在纪念舍甫琴科的日子里人群络绎不绝。奥列克萨·科别茨说：每年五月底“在塔拉斯·舍甫琴科墓前举行一次无预告、无召集但规模必定宏大的集会活动，参加人数可达五千、六千甚至万人”。到了所谓“第一次独立”时期，1918年6月10日帕夫洛·斯科罗帕茨基政府宣布舍甫琴科坟墓为国家财产。
苏联建立后，五月末从基辅乘船去祭扫舍甫琴科墓的传统得以延续下来。出发日期未必是22日，有时会选在最接近这天的周末，但目的无疑是纪念迁葬。基辅市民前往卡尼夫规模最大的一次出行发生在1923年5月，因为这年墓顶的旧十字架被雕塑家卡列尼克·捷列先科创作的半身纪念像取代。布尔什维克政府并未阻止，人民委员会反而于同年决定在塔拉斯山建立科学教育保护区，六年后又特地为远道而来的访客修建了两层小旅馆。1939年诗人诞辰一百二十五周年，墓地最终形成了今日面貌：高基座上矗立的青铜纪念碑，以及文学纪念博物馆。
纳粹占领时期卡尼夫扫墓被中断了，人民在乌克兰境内移动必须持通行证，何况根本不允许随便进入塔拉斯山——因为有德国兵营。1944年5月，当这座城市重新回归苏联版图之后，大批群众参加了当局举办的官方祭扫活动，并以乌克兰人民的名义敬献花圈。战后从基辅去卡尼夫的旅行一直持续到1950年，如果5月22日天气不好就改在6月20日（塔拉斯山纪念碑揭幕纪念日）。谁知1951年这项传统活动被强行阻止：斯大林政权已经与“乌克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斗争了多年，在当局看来，拜访舍甫琴科墓显然属于民族主义表现。
随着赫鲁晓夫“解冻”，国内形势趋于宽松，似乎许多事情现在被允许做了。1963年5月22日一群舍甫琴科崇拜者首次自发聚集在基辅大学对面的舍甫琴科纪念碑前，他们既不是区委组织的，也不是应付公差，诚心诚意敬献花圈、唱诗人的诗歌。克格勃未加阻挠，但事后得知一直在秘密监视，把这次“自发活动”记录在案。随后两年即1964和1965年，国安部门继续只监视不干预。
1965年夏秋成为转折点。那时尼基塔·赫鲁晓夫已经被克里姆林宫政变推翻，乌克兰各地掀起了逮捕本土知识分子的浪潮。9月4日在谢尔盖·帕拉扎诺夫导演《被遗忘的祖先之影》首映式上，伊万·久巴、瓦西里·斯图斯和维亚切斯拉夫·切尔诺维尔发表了标志性的抗议宣言。1966年克格勃关于5月22日集会活动报告的语气明显改变，文件不再使用抽象的“个别知识分子和青年代表”，开始列出具体姓名如：“И.斯维特利奇内、演员Т.齐姆巴尔、医生Э.比尼亚舍夫斯基、工程师В.罗布科、退休者Д.波尔洪、Н.斯维特利奇娜、Н.普拉霍特纽克”。
1967年当局不再袖手旁观。5月22日傍晚纪念碑前“聚集约二百人朗诵、唱歌”，虽然报告承认“他们并无任何敌对言行”，但“22时15分警察部门试图制止正在进行的活动”，理由是扰乱社会秩序，因为22时后禁止在公共场所唱歌、喧哗。结果“五人被拘留押送警局，引起在场者愤怒。集会组织者之一Н.普拉霍特纽克号召了约一百人，23:00前往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大楼，意图在那里停留至清晨并要求释放被拘留者。经过解释工作，释放被拘留者之后，聚集在大楼前的人群散去”。此事没完。集会者次日起草抗议信（约五十个签名），寄给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乌克兰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和乌克兰政府，还寄给当时正在莫斯科召开的第四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并以传真电报的形式将事件经过告知大会代表德米特罗·帕夫利奇科、伊万·德拉奇和奥列西·洪恰尔，顺便给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主编的著名月刊《新世界》投了稿。
此事仍没完。5月28日一群青年前往塔拉斯山，在博物馆留言簿留下二十六个签名，控诉有人禁止他们唱诗人的诗歌，甚至不允许他们说母语。很难讲这些信件和电报产生了什么效果，但正是在1967年，5月22日在当局眼中变成了“民族主义”象征，舍甫琴科纪念碑前的“集会”被定性为“反苏”。
1968年局势更加紧张。早在3月28日基辅街头就出现张贴传单，呼吁大家5月22日到舍甫琴科纪念碑参加两小时集会，随后八人一队有序前往基辅大学红楼喊口号。所以这已经不是“诗歌演唱会”，升级为了大规模抗议。克格勃将活动发起者（约三十人）置于“业务监视之下”。政府则采取了出乎意料的应对办法：紧急设立“基辅之春”文艺周，提出口号“兄弟民族友谊长存”。文艺周内容是在纪念碑附近安排基辅市、基辅州众多业余团体表演，时间覆盖5月22日及其前后几天。于是舍甫琴科纪念碑周边区域就被唱歌跳舞的“占据”了。据说用官方活动排挤抗议活动这一招是乌克兰国安委第一副主席鲍利斯·舒尔任科想出来的。
大学生们试图在纪念碑前自行其是对抗“基辅之春”，然而正如克格勃文件记载：“采取措施予以成功阻止”。1969年当局故技重施，再次组织政府汇演和国安力量削弱“民族主义者”的声音。但第三届“基辅之春”哑火了——乌克兰国安委主席维塔利·费多尔丘克呈送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彼得·谢列斯特和乌克兰部长会议主席弗拉基米尔·谢尔比茨基的报告写道：“1970年5月22日，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人士，包括自发组成的‘戈明’合唱团成员，以合唱形式对抗政府汇演。一百人的团体自20时开始与政府汇演同步演唱乌克兰仪式歌曲，持续三个小时，并在政府汇演结束后继续唱到5月23日凌晨1时”。
政府汇演23时结束，“极端主义倾向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举行了他们自己的持续近三小时的集会。发言者朗诵叶夫根·普卢日尼克、瓦西里·西蒙年科的诗篇及自己的作品，演唱了《遗嘱》《我的思绪……》《收割者在山岗收割》等乌克兰歌曲。1971年当局第一次明确打预防针：“基辅各高等院校提醒学生5月22日23时以后不宜出现在舍甫琴科纪念碑附近，引发了部分青年人的好奇心”。5月22日上午10时，克格勃在诗人纪念碑处“建立业务监视”，但未发生任何出格事件。临近傍晚，叶夫根·斯韦尔斯秋克（译注：作家、哲学家、异议人士）和伊万·贡恰尔（译注：雕塑家、画家）现身，默默献花后离去。18时15分“基辅之春”汇演开始：作家П.沃龙科、Г.多涅茨、С.奥利伊尼克和Н.普里霍季科发表激情洋溢讲话，“随后基辅市创作集体和业余文艺团体演出”。
此后，克格勃研判已不适合在塔拉斯·舍甫琴科纪念碑前继续“基辅之春”文艺周。根据基辅州委第一书记弗拉基米尔·齐布利科的倡议，1973年改为举办“全联盟艺术节”。
1972-1973年进行了多次大规模逮捕，乌克兰国安委主席维塔利·费多尔丘克1974年5月21日报告乌共中央：“1972-1973年间党的机关、社会组织、乌克兰共和国部长会议下属之国安委及基辅州和切尔卡瑟州国安局，针对最活跃的集会参与者（包括业务考察对象）采取的预防性措施，显著降低了他们的积极性。1973年几乎没有此类集会，目前也未收到其筹备集会的任何材料”。但这不代表完全沉寂，人们仍然来到纪念碑前献花、诵诗，用这种方式多多少少表达对于压制的不满。
就连费多尔丘克本人也明白，尽管“已采取措施”，5月22日的集会仍将年年重复。他在报告中继续写道：“不能排除那些未逮捕的……他们的同伙及其他具有反苏民族主义倾向的人士，可能再次于今年5月22日在基辅或卡尼夫的Т.Г.舍甫琴科纪念碑前聚集并煽动反社会情绪”。总之，一直到1980年代中期，5月22日都被视为不宜进入舍甫琴科公园的“敏感日子”，甚至白天亦如此！曾有大学教授上完课走习惯路线从黄楼途经公园去红楼，险些开除党籍（等于丢掉教职），最后挨了“政治目光短浅”的严重警告过关。类似故事屡见不鲜。如果是学生，当天走这条道很可能被大学撵回家。
于是这一天的公园异常冷清，平日总被带小孩老奶奶和下棋爱好者占据的长椅空无一人。克格勃还采取措施，避免通过“国际旅行社”渠道来苏联的外国游客在舍甫琴科纪念日期间出现在基辅。维塔利·费多尔丘克1974年的报告称：“预计到5月22日将有二百六十名资本主义国家游客抵达共和国，其中约一百人系美国和加拿大的乌克兰裔外国人。部分人可能成为5月22日敌对表现的煽动者和参与者。鉴于此，正采取措施尽可能调整外国人在基辅市的停留时间”。
到了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国安机关终于停止监视舍甫琴科公园，也不再阻挠纪念诗人迁葬周年的集会。苏联解体、乌克兰独立，国家元首和来访的外国贵宾都会尊重传统向纪念碑献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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