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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九局参谋长瓦列利·维利奇科少将2011年接受记者采访，披露了国家元首警卫工作的秘密和今天联邦警卫局面对的困难，讲述了谁曾在莫斯科试图刺杀美国总统里根，以及元首与民众见面的活动怎样进行筹备。
问：最近网民目睹了ФСО（联邦警卫局）工作人员处置突发情况的表现。我指的是那起轰动一时的事件：俄罗斯总统开吉普车“忘踩刹车”。您怎样评价同行们的举动？
答：我认为他们的举动很专业。因为贴身警卫员的职责除了保护一号首长人身安全和健康之外，也要维护他的威望。试想，如果梅德韦杰夫的车冲入人群，比如说压死一个小孩，会怎么样？我估计梅德韦杰夫同志再也不能参加任何选举了。
问：众所周知，对国家元首的保护是多层的。作为行家，您能不能通过电视画面判断出总统走上街头时，狙击手蹲在哪栋楼顶？
答：狙击手的行为其实很容易预测。任何一个狙击手都能告诉你从哪个位置射击最合适，所以我也能轻松预测。至于多层防护，德国人早就研究过了，证明保护国家元首的关键确实是整套措施，而非警卫员本身，警卫员只是体系中的一个环节。至于贴身卫士，用他们的话说就是“纯粹的心理因素”——意思是让人知道如果胆敢乱动，当场就有后果。
重要的是要明白，凡涉及政治人物安保，永远都有严密的业务情报工作围绕被保护对象展开。几乎每场活动都有所谓威胁信号。在我们那个年代，这些具体由第九局的专业反情报部门负责。打个比方，假设普京准备访问以色列，而我们的情报部门获悉某个著名恐怖分子——比如阿布·吉哈德——在访问前夕突然从情报部门视野中消失了。为什么？他去哪儿了？对警卫部门而言这就是值得深思的问题。接下来逐级部署：边防部队、警察，总之是一套庞大的综合体系，最后才是ФСО的人员，或者是我们那个时代国安委第九局的人员。
阿布·吉哈德、本·拉登之类恐怖分子，肯定会引起任何国家警卫部门的关注。而那些仅仅与国家元首间接相关的信号，当年和现在又会被调查到什么程度呢？
苏联国安委内部曾有一条命令——我相信今天的联邦安全局和联邦警卫局也有类似规定——任何国安工作人员只要获悉涉及国家元首的信息，必须立即向上汇报。比如我们调查匿名信，其中包含对首长的威胁。匿名信数以吨计，其中有哪怕有一点涉及领导人的内容，就一定要送交第九局反情报部门，由他们自行核查或会同其他部门核查。有一位国安委将军叫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坎道罗夫，后来做过霍多尔科夫斯基的助手。他调进第九局之前曾在第五局追查匿名信作者，在岗位上非常高效。简而言之，国安委的侦查人员能够揭露90%的匿名信作者身份。
多年来积累了一套成熟工作方法。首先，凡是引起国安委注意的匿名信作者，其笔迹会在全国范围内布控。每个邮局都有专人将该匿名信笔迹与经过本邮局的全部信件逐一比对。苏联时期确实存在通信检查，今天这不算什么秘密了吧。其次，苏联的任何一个信封都可以查出具体购买地点，因为信封上有暗记。所有打字机都有特殊登记，研究打印件可以锁定具体的打字机，就像拿子弹头进行弹道鉴定一样，顺藤摸瓜找出匿名信作者。
考虑到针对最高领导人生命健康的威胁信号有时多达一年三百次，那么这些预防措施效果究竟怎样？
我举个例子回答这个问题。今天很少有人知道列宁墓实际是个规模庞大的技术综合体。除追悼大厅之外，不仅安置了各种技术设施，也有供执勤人员休息的心理放松室。放松室播放舒缓音乐，挂着森林、飞鸟等精美画作，还有飞机椅，可以坐下轻松一会儿。列宁墓的警卫控制室有一个小型陈列馆，收藏了参观者企图偷偷带进来的各种违禁品：枪支、小刀、钉锤，五花八门……而且您当然明白，人们夹带这些东西不会没有目的。没收这些违禁品就体现了第九局工作人员对威胁信号的反应成效。
当然，企图伤害国家元首的人一直很多。例如我们为戈尔巴乔夫访问华盛顿做准备时，美国特勤局向我们通报仅华盛顿及郊区就有四万个登记在册的、具有攻击性倾向的精神失常人员。美国人本来就有点神经质，不过我想今天我们这儿的数字大概也差不多吧。
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卫士常常因为他们的首长临时起意与民众接触而感觉紧张。您能否通过观察正在走向人群的普京或梅德韦杰夫，判断这是即兴之举还是预先安排好的？
当然能分辨……
……通过警卫员的表情吗？
— 是的，但更关键在于其他方面——安保人员的数量。梅德韦杰夫的标准访问总是有多层安保，首先是随身警卫员，通过他们的眼神、动作就能看出是在执行任务。第二层是地方安全部门的人员，临时调来参加安保工作，这些人也可以从外表和行为上辨认。贴身警卫员早已习惯各种情况，正常状态下举止从容，但地方人员往往很紧绷。再往外一层就是普通警员。如果缺少其中任何一层，行家就知道发生了什么。
— 普京曾做过国安委军官，深知纪律的重要性，ФСО保护他是否要比保护他的前任更轻松？
— 我想，一方面来说与普京共同工作确实更轻松。普京做过国安人员，确实理解纪律性，这对于警卫工作很有利。但另一方面，普京很活跃，毕竟年轻嘛，需求不同于前任。回想一下：海上开小船、狩猎、踏入湍急河流。在这些场合保证全面周密的警卫显然要困难许多。
戈尔巴乔夫的即兴举动是不是让您特别头疼？
举个活生生的例子，我曾负责他访问哈巴罗夫斯克期间的安全。我坐警车行驶在整个车队最前方，手边有五个无线电台，分别在不同频段哇啦哇啦响。忽然，坐在后面那辆车的第九局局长普列汉诺夫将军通过主频道下达命令：“必须找一家面包店！”我当时刚在哈巴罗夫斯克待了两周，一下子没反应过来：“什么面包店？做什么？”答：“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想看。紧急！”我问当地驾驶员，他建议去某个糕点店。
车队开过去，那条街道相对比较空旷。戈尔巴乔夫和赖莎·马克西莫芙娜从容步入商店，短短几分钟后出来一看，外面已经围了几千人，有挂在树上的、站在房顶的。我们违反规定，用几吨重的“吉尔”车把人群隔开——原则上这样不允许，因为随时可能有人往车底塞地雷。但我们别无选择，地雷未必真有，可人群如果涌过来，戈尔巴乔夫帽子、大衣上的所有纽扣肯定会被扯光光拿回家当纪念品。
但随即发生了意外。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刚开口：“日子怎么样啊……”一个被挤到“吉尔”旁边的穿棉袄的庄稼汉叫嚷：“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我们这儿……”戈尔巴乔夫说：“我知道我知道……”那人恼了：“你他妈知道还来啊？！”戈尔巴乔夫愣住了，无可奈何，只好默默离开。后来人们知道戈尔巴乔夫有这习惯，故意逗引他走向群众。大家在特定地点聚集，预先买好鲜花，大声呼叫鼓掌。
第九局是不是筛选过“偶遇”总书记的人？
党组织制定有计划亲民的名单，我们只需要甄别党组织名单上的某个人接触国家元首是否安全，比如他是不是刚从精神病院逃出来之类。不过这项工作实际也不是我们做的，反情报部门负责，他们会提前进行审查。我想这套制度今天仍然延续。
可以向你透露一个小秘密，有一张著名照片：里根在红场抱着一个小孩，周围是一群面带微笑的“普通”路人。事实上里根在红场参观的那段时间现场没有任何无关人员。前一天苏联国安委党委要求每个局分别派出15-20人，带老婆孩子，等里根参观红场时冒出来“散步”。所以那个“偶然”被里根抱抱的小孩其实是国安人员的后代，甚至可能是未来的国安人员，因为当时根本没有其他民众。
当年苏联“第一夫人”的脾气也早已不是秘密了。赖莎·马克西莫芙娜有没有让您多长几根白头发？
确实。我还记得华盛顿，那是戈尔巴乔夫夫妇最早的几次访问之一，我参加了筹备工作。世界各地二十多万犹太人专程赶赴华盛顿希望与苏联领导人交流，聚集在市中心的国家广场。因此我们多次请求赖莎·马克西莫芙娜取消原定的市区游览计划，但她固执又任性。最后中央介入，同意在警察护送的情况下乘坐防弹车游览。我方规划路线，美国保障安全，本人在现场负责。
因为了解赖莎·马克西莫芙娜的性格，我告诉美国人：“伙计们，至少预备两个她可以下车的地点。”他们说：“这不在计划之内啊？”我劝说：“相信我，肯定会有插曲，最好提前安排。”他们提出了两个他们认为最安全的地点：林肯纪念堂和爱因斯坦纪念碑。还没开到地方，对讲机传来消息：“‘海鸥’（戈尔巴乔娃的代号）要求停车。”我说：“伙计们，再坚持三百米。”几秒钟又来一句：“必须停车！”我们车里那位美国人双眼圆睁……
好不容易捱过这三百米，发现纪念堂已有约五十名外国记者架起摄像机守候。赖莎·马克西莫芙娜下车后惊讶地问助手维塔利·古先科夫：“他们在这儿做什么？”随口说了个难听的词。媒体记者大部分懂俄语，立刻用他们掌握的俄语粗口回应赖莎·马克西莫芙娜。戈尔巴乔娃心情大坏，原定在爱因斯坦纪念碑的第二次停车因此取消了。
勃列日涅夫和戈尔巴乔夫的警卫员弗拉基米尔·麦德韦杰夫将军在他的书中，以及科尔扎科夫，都曾抱怨说这些显赫的首长常常把他们当作普通随从使唤，从而造成了不合乎警卫标准的情况。这种说法对吗？
对的。想想戈尔巴乔夫和里根在白宫那一次著名新闻发布会：戈尔巴乔夫走上讲台，把帽子和公文夹交给麦德韦杰夫将军。但警卫员的双手必须保持空闲，以便随时掏枪或拦截人。让他拿东西等于剥夺他履行职责的能力。
我记得我们曾在匈牙利参加华沙条约组织常设委员会会议，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都出席。赖莎·马克西莫芙娜差点挤进了会议主席台。懂俄语的捷克人和波兰人反复说：“同志们，这不合适啊！政治形象丢光啦！”我就去劝尤里·谢尔盖耶维奇（注：普列汉诺夫）：“必须向戈尔巴乔夫解释这样不合适。”普列哈诺夫顿时硬着头皮走了。过了一会儿他满脸涨红回来，说：“维利奇科，你总让我冒险！我刚才告诉他：‘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没必要夫妻俩都站第一排吧？’人家瞬间翻脸：‘将军！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听您说这种话！如果您还珍惜自己职位……’”
下一个问题或许不太合适，但还是想问……服务哪国领导人更轻松：我国的还是西方的？
不同领导人当然个性不一样。但可以这样讲，美国领导人与我国领导人相比，这方面的法律约束更为严格。他们总是遵守硬性规定，不会随心所欲走向人群或者叫人替他们遛狗。而戈尔巴乔夫，您也知道，毫不在乎警卫员的看法。
您在国安委第九局的前同事安德烈·卢戈沃伊做过盖达尔和科济列夫（注：1990年代初俄罗斯外交部长）的“保镖”，他说苏联解体后国家元首的警卫任务变得复杂化。您能否谈谈与“九局”时代相比，今天ФСО工作的主要难点在哪儿？
ФСО现在的工作难度比我们当年大几十倍，这是毋庸置疑的！民众守法意识极低。过去人人知道如果在警卫对象附近做出任何可疑动作，后果将极其严重。今天没人害怕了，反过来了。想想辛克利吧，为了出名刺杀里根。如今的俄罗斯辛克利多得很。
苏联流散民间的枪支数量屈指可数。而且每年11月7日和5月1日前夕，国安委要联合其他执法部门开展行动，收缴民间非法武器。每次也就查获一二十件吧，多数是卫国战争时期遗留的：比如“帕拉贝鲁姆”手枪、“施迈瑟”冲锋枪等，人们在树林挖出来的。我们那时候的人根本搞不到火箭筒、炸弹，更不可能有这么多自动武器。这是连想都不敢想的。
苏联还有一套严格的爆炸物和剧毒物管控体系，恐怖分子可能利用这些东西。所有理论上能够获取此类物品的地点都布置了我们的眼线。任何人试图了解此类物品——比如说氰化钾吧，最终会让这个好奇者被国安机关盯上，很快就会有穿制服的人登门问话：“你要一千克氰化钾做什么？”而今天恐怖分子获取此类武器的机会更多了。
消灭大人物的手段花样翻新，这给ФСО带来了额外的困难。您确切知道哪些暗杀最高领导人的最离奇方式呢？
筹备戈尔巴乔夫首次访问古巴时，我先去这个国家打前站，因为我对这次访问负全责。抵达后听古巴同行介绍，曾挫败了约六十次针对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暗杀企图。我当时心里暗笑，这不是“自卖自夸”吗？但我返回莫斯科之后，查阅对外情报部门的档案材料，得知了约四十起有根有据的、针对古巴革命领袖的暗杀行动。统统是您说的“离奇”方式。
比如，有人知道菲德尔是潜水爱好者，喜欢背着氧气瓶下水，于是在海底放置一枚特别漂亮的贝壳炸弹，希望卡斯特罗会被它吸引。这算不算“离奇”啊？还有一次，菲德尔要在古巴电视台直播讲话，他的警卫员在电视演播室发现了装LSD的气罐，准备在直播期间喷洒。也就是说，卡斯特罗的敌人希望他在全国人民面前“疯癫”，考虑到菲德尔向来情绪化，这种情况很可能发生。
在警卫勤务的历史上此类案例比比皆是。想想银行家基韦利季遇害案吧，他是被一种罕见的神经毒剂杀害的。以前当然没这种手段。杀人的本领不断发展，相应地所有警卫部门也要跟上脚步才行。
（译注：格鲁吉亚裔银行家伊万·基韦利季1995年8月在莫斯科中毒遇害，真相疑云重重。据说毒剂被涂抹在电话听筒，但基韦利季的律师不同意此说，甚至暗示安德烈·卢戈沃伊涉案）
对像第九局/联邦警卫局这样特殊的机构进行改革是否合适？您记忆中是否有人尝试重组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警卫体系？
当然有。尤其赖莎·马克西莫芙娜在这方面格外积极。我记得我们访美返回之后，赖莎·马克西莫芙娜在华盛顿看见了里根的彪悍黑人卫士，印象深刻，对丈夫说：“米沙，你看看保护我们的是什么人！一群小毛孩！”可她不知道，这些“小毛孩”——拿卢戈沃伊举例吧——不仅可以把那个黑人轻松“撕碎”，还能凭借自己的医学知识把他“拼装”回去。但赖萨·马克西莫芙娜不罢休：“米沙，我们也找几个更壮实的年轻人吧！”他照例表示同意。
于是找来了国安委特种部队的小伙子，这些人胳膊比我两条腿粗。但很快把他们辞退了，原因只有一个。老两口在林荫路散步，“特种兵”出身的警卫非但没有知趣地站远些，反而紧随他们身后。老两口扭头瞅他一眼，意思是你不明白我们在谈重要话题吗？又瞅他第二次。而他确实不懂这些微妙之处，没人教过他嘛。于是我们又回到了传统的警卫模式。警卫就是警卫，专业的卫士知道什么时候往后站站，什么时候寸步不退。这是多年积累的经验啊。
当年选拔政府警卫人员的制度非常可靠。比如第九局的很多人曾在克里姆林宫警卫团服役，经过三年持续考察，反复研究每个人的性格特点，体能训练更没得说。而且他们熟知各个重要机关的位置，比如最高苏维埃在哪儿、苏共中央在哪儿。这些年轻人先放在“戈尔基9号”、巴尔维哈之类郊外设施的警卫处工作，表现最优秀者调入克里姆林宫，逐步提升为最高领导人的卫士。我认为这套做法一直延续至今。
（译注：“戈尔基9号”现在是俄联邦总统“四大官邸”之一，距离莫斯科十五千米）
会不会考虑随身警卫员和首长之间的心理契合度？
当然会考虑，而且不仅是心理方面。为鲍利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挑选卫士，除了最高专业素养之外，还有三项具体要求：第一，能喝酒但喝不醉，这是很严肃的，不是开玩笑；第二，必须会打排球（现在可能还得会滑雪？）；第三，个头不能比叶利钦矮。您看，科尔扎科夫少校完全符合这三个要求。最开始准备了几名候选者，先让叶利钦的助手过目，这些人深谙老板的喜好，最后请鲍利斯·尼古拉耶维奇本人决定。
被保护对象的个人兴趣同样要加以考虑。我刚才说过叶利钦喜欢排球，乌尔霍·凯科宁（注：芬兰总统）喜欢骑自行车，他来我国访问，要骑自行车活动。如果警卫员不会骑自行车，肯定没法保护他啦。第九局的人是否会聊天也很重要。比如苏斯洛夫寡言少语，如果他的卫士没话找话逗乐子，那肯定做不长。甚至社会背景也很重要：出身知识分子家庭的警卫员与出身农民的政治家未必有共同话题。
随身警卫往往会在无意间接触国家机密，或者亲眼目睹被保护对象的私生活细节。是否有泄露此类信息的责任追究制度？
当然有。我认为大部分信息应该被警卫员烂在肚子里。透露被保护对象的任何私生活细节，倒霉的首先是警卫员自己。今天民众最感兴趣的恰恰是党政高官生活中的那些“花边新闻”。以前有人多次打听赖莎·马克西莫芙娜在福罗斯游泳穿什么样的泳衣……
打听人家的泳衣有点猎奇了，但更重要的是，戈尔巴乔夫会不会把国家机密告诉妻子？
我认为会的。对于她没什么秘密可言，所以赖莎·马克西莫芙娜知晓重大国家机密。回到您刚才的问题，我可以说，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所有贴身卫士当然都要签署保密承诺，保证不透露国家秘密和公务信息。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国家安全机关的其他工作人员没什么不同。难道负责苏联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反间谍的国安委人员，会比第九局或ФСО人员知道的秘密更少吗？此外，需要理解的是，警卫员听到的通常是只言片语，他不太可能分析这些谈话掌握任何机密信息。
俄罗斯领导人进行国事访问的时候，为什么不惜高昂费用将政府专车运到国外？
为了保密。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开启了我国领导人定期访问外国的先例，他这人有个习惯，从谈判会场出来之后会在轿车内继续评论刚刚结束的话题。东道国借给苏联代表团的轿车当然安装了各种窃听器，我们的情报部门渐渐得知：美国人对车内谈话了如指掌。
显然，从调来车辆供赫鲁晓夫乘坐，到他抬屁股上车，短短时间我们无法彻底清除所有窃听器。但我重申，我们确实知道这些设备存在，也报告了赫鲁晓夫。但他不重视警告，仍然在车内叱责下属，甚至讨论第二天的谈判方案。于是政治局决定：出访时把我国车辆运过去。至今仍然如此。
那么在此之后窃听外国最高领导人的实际可能性还剩多少？
照样窃听。他们窃听我们，我们也窃听他们。难道我们只盯着美国总统吗？总统多了，有的人能窃听到，有的人不能，纯粹是技术问题。谁的技术更优谁就能听到。
您救过世界上哪些权势人物的命？
如果不仅限苏联领导人，也包括外国领导人的话，某段时间我曾担任一位非洲国家元首的安全顾问，此人十分著名。多年来他一直是以色列和美国的头号目标，但安然无恙，直到今天还活着，虽然我为他服务是三十多年前了。我认为这其中有我的专业贡献，因为我重组了他的警卫体系。
我理解，说的是卡扎菲？
（停顿）……在政府尚未公开宣布当时曾向该国提供相关援助之前，我无权说名字。
但更广泛地回答您的问题，可以说我国几乎每一位政治领袖在某种程度上都要感谢苏联国安委第九局救过他们性命，当然我也忝列其中。举个例子，还记得戈尔巴乔夫遇刺吗？当时戈尔巴乔夫站在列宁墓，一个叫什莫诺夫的家伙向他开枪。当时我已经是第九局参谋长，职责是规划最高领导人安全保障的所有措施，众所周知安保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规划。
那天什莫诺夫多次企图混入走过列宁墓的游行队伍，都没有成功，因为警卫指挥部事先规划了严格的通行制度和检查制度。最终他只能走到古姆百货大楼附近，距离陵墓一百五十米，用猎枪瞄准打人太远了。如果他真的混进队伍，戈尔巴乔夫结局将难以预料。类似案例我知道大概十几件，恐怖分子事先观察现场，研究通行制度，但我重申，严格的规划让他们无机可乘。希望我们当年在第九局打下的基础今天仍然被ФСО沿用。
您的职责也包括外国领导人访苏期间的警卫，比如里根、密特朗、撒切尔、布什、阿拉法特等……果真如传言所说，您曾救过卡扎菲死敌之一：罗纳德·里根的性命吗？
是的，我们救过。按照惯例，外国领导人的安全由东道国负责。我们或美国人出访都会携带自己的卫士，但这只是最基础的。无论带多少人，二百也好三百也罢，他们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别国境内的安全问题。只有熟悉本国情况、掌握各种细节和民众心理的本国人员能够真正提供最高级别的保护。正因如此，外国领导人访问苏联时的整体警卫由苏联国安委第九局承担，在地方层面则由加盟共和国、边疆区和州的国安分局负责。
在一次访问期间我们成功挫败了针对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的刺杀阴谋。刺客是白宫记者团的一名正式记者，原先是恐怖组织“红色旅”成员，拿了一笔可观酬劳。我只能以推测的方式谈论这件事，因为他未能实施任何犯罪行为，也就没有当场逮捕他。
从种种迹象来看，存在两种可能性。第一，里根当时已经不是“鹰派”了，收起了爪子，苏联对他而言不再是邪恶帝国。他与戈尔巴乔夫建立友谊，开始谈论裁军问题，所以美国右翼觉得他没有价值了，决定以这种方式替总统的人生画上圆满句号。第二个可能性，直到那时为止——但愿上帝保佑永远如此——我国境内从未发生过外国政治家遇刺事件，美国国内某些势力非常盼望美国总统死在苏联，这将是绝佳的反苏宣传。
你们从哪儿得知这条信息的？
里根到访前一天，情报部门通知的。而且内容很有限：只知道杀总统的恐怖分子身高约一米九，以及他是白宫记者团成员之一，在各项活动开始前约四十分钟抵达。所以我们几乎没时间准备。当时成立了我本人负责的特别小组，全力阻止这次恐怖行动。我们拥有了可以想象和无法想象的各种权限。
我们首先做的是：在里根出席的每一场活动前，随机重新安排全部六千名持证记者的座位，换句话说，《纽约时报》的记者不能像以往那样理所当然坐前排了——除非抽签正好抽到。这样就排除了同一批人员多次挨近里根的可能性。接下来是常规的设备和人员安检，出动警犬、气体分析仪等手段。同时在记者团住所周边开展大规模反情报工作，密切监视每个人。可惜屋漏偏逢连夜雨，事后发现那名疑似恐怖分子在最后一天竟然距离里根总统仅仅一米半。
至今没搞清楚他究竟打算怎样行刺。不久我们又收到业务情报，称此人放弃了原本计划，改在正式活动时引爆烟花弹。您试想后果会怎样？双方警卫员都神经紧绷，万一有人反应过度乱开枪，很可能枪战导致伤亡。感谢上帝，我们避免了这种情况发生。
自叶利钦时代起，媒体经常出现对国家元首出行交通的批评。有人认为总统车队经过时完全封路会造成严重拥堵，也让民众心烦。但从安全角度看，这种做法或许是合理的？
您知道吗？在苏联最后几年，戈尔巴乔夫出行是不封路的。总统车队在社会车流中行驶，为了维持原本的警卫力度，我们做了大量工作。不仅是第九局，也调动了若干科研院所。我们通过数学模型计算了各类交通事故的发生概率，包括十字路口、包括红灯排队车辆的数量之类。当然，车队经过路口时肯定提前亮绿灯放行，但我要强调的是民间车辆始终与他的座车并行。另外还有备用车队，不相干的人根本不知道戈尔巴乔夫究竟在哪辆车。
其中一辆警卫车坐着摄像师，负责拍摄行进途中遇到的所有人，每天如此。之后这些录像带被送去仔细核对，看人群中是否重复出现同样面孔。最终我们得出结论：为一号首长封路并不会让他在途中变得更安全。而且，被耽误时间的驾驶员们产生的负面情绪，会损害被保护对象的威信。到了叶利钦时期又恢复旧做法。为什么？想必因为科尔扎科夫掌管警卫大权之前只是第九局的普通职员，刚才讲的新做法恰恰是他到叶利钦身边之后才实行的。很多细节他根本不知道。
在场所内部执行警卫任务更简单还是更困难？
对场所进行技术检查是难度最大的工作之一。例如，只要在克里姆林宫大礼堂或类似场所的空调系统内放一小瓶氰化钾，就足以让现场所有人丧命。当然，国家元首经常出入的地方，警卫措施早已十分完善。卢日尼基体育场、莫斯科大剧院和其他许多场所都有一些全天受控区域，一直有专人把守，未经许可谁也进不去。
比如莫斯科大剧院有专用通道，只允许被保护对象使用——单独的门、单独的楼梯、单独的包厢。我认为从斯大林时代起这些区域从未出现过任何无关人员。假如区域内发生设备故障，警卫员会打报告，来维修的可不是一般技工，必须有出入权限才行。所以在受控区域内放炸弹的可能性被完全排除了。更何况国家元首每次到访之前，这些区域还会按照常规程序再次检查。
有多少人负责保护我国元首？
现在具体多少人我不能说。戈尔巴乔夫的卫队，麦德韦杰夫将军直接指挥大概二三十人，但这只是随身警卫。此外还有国安委第九局第一处第十八科，也就是护送分队、“外勤警卫”，人数二百左右。第六处负责国家元首饮食安全，他们采购食品，由专门实验室检测端上餐桌的所有食物。再向外延伸，根据具体情况，参加保护国家元首的人数可以多到数不清，公路上每个交警实际都是警卫力量的一分子。顺便一提，ФСО至今仍然根据法律规定保护戈尔巴乔夫。
现在的ФСО还有您第九局的老同事吗？
当然有，克里姆林宫卫戍司令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赫列布尼科夫就是。曾经做过总部参谋长的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索布金，当年是副处长。还有亚历山大·阿列克谢耶维奇·伦金，我记得他以前是克里姆林宫警卫团的排长，前不久晋升上将，担任穆罗夫（注：联邦警卫局局长）的技术和经济事务副职。我想说，如果撇开红星星或三色旗代表的意识形态差异，以及机构名称的变化，我认为今天ФСО的工作形式、方法、传统和心理氛围与我们辉煌的第九局大同小异。“九局”终究还是“九局”。
瓦列里·尼古拉耶维奇，有人指责过您吗？退役之后您这位国安委将军竟然去保护资产阶级？
首先，人总得谋生吧。所以我创建了俄罗斯最早的私人安保公司之一。有一次什么地方描写我：“维利奇科——共产党员资本家”。某种程度上这个说法有点道理。但我长期以来让那些失业的老同事和预备役军官有工作可做、能养家糊口，我深感自豪。
第二，谁说我保护资产阶级？比如，我们长期为列奥·伯克利亚（译注：著名心外科专家）领导的心血管医学中心提供安保服务，这也算资产阶级吗？我们还保护过钢铁合金学院、保护过《莫斯科真理报》在“迪纳摩”体育场的年度庆典。我们保护过格拉济耶夫（译注：曾任俄联邦对外经济关系部长），他卸任部长之后想找他算账的人一下子冒出来不少。维克托·伊万诺维奇·伊柳欣组织弹劾叶利钦的时候，我给了他专业支持，我当时说：“维克托·伊万诺维奇，我不能公然在你身边做卫士，否则第二天我就要失去执照和武器了。但我保证给你提供反情报保障——交通出行的反跟踪。一旦发现任何威胁提前通知你。”有段时间我也帮过罗赫林将军，但不是警卫，他的死亡与我无关。所以您看，在被保护对象和人员的选择上我始终是有取舍的。
可不可以说，再高水平的私人安保也无法与哪怕最低限度的元首警卫相提并论？
毫无疑问。被保护对象遇刺的可能性取决于恐怖分子愿意花多少钱和安保方面愿意花多少钱。若两者相当，那么出人命的概率会相当高。显然，没有任何私人机构可以像国家一样投入巨资组建警卫体系。简而言之，私人安保主要是防范流氓无赖。奥塔利·克万特拉什维利（译注：古典摔跤健将、企业家、第比利斯黑帮头目，1994年4月被杀）身边的护卫也不少，可他如今在哪儿呢？况且，鲜有商人真正明白怎样组织安保和请谁来负责安保。早年国安人员从事人身保护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做这一行的多是退役特种兵、前警察。他们可能虎背熊腰，可能上过战场……恕我直言，但安保首先依赖的是智力和预判力。这是几个世纪积累形成的学问，需要投入一生并不断学习。
我知道您正在写一本关于我国元首警卫历史的书。您认为俄罗斯谁的警卫工作做得最好？
这个问题不太准确，因为不同时代的警卫方式完全不同。您是否知道，如果尼古拉二世准备视察俄罗斯某个尚未完成身份登记的地区，政府会事先派人到当地进行户籍登记。您看看这个水平！皇帝还有专门的铁道营，皇室列车行驶全程几乎每千米都要设置多个岗哨。
我到第九局担任局长助理之后，为了弄清楚早年怎样保护国家元首，查阅了大量有趣的档案材料。例如我“挖”到过一份皇帝在莫斯科参加罗曼诺夫王朝三百周年庆典的警卫方案。仅从尼古拉耶夫——也就是列宁格勒——火车站到尼科利斯基门这一段路线的技术检查就持续了十九天！期间发现一条未标注在任何图纸上的、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的供水管道。具体来讲，皇帝车队途经的每个下水道井盖都站着一名全副武装士兵，为了不让他们直接脚踩污物，特意做了木箱子。所以这是浩大复杂的工程。至于冬宫、塔夫利宫的警卫，或者斯大林时代的警卫，则是另一个话题了。坦率说，与那个时代相比，今天的许多做法反而有所简化。
您是否在暗示民主社会的办事原则与警卫工作方法之间有些抵触？
是的。在我们的民主环境下许多事情根本做不了。以前我们仅在国外遇到这种问题，举个例子：戈尔巴乔夫与韩国总统卢泰愚的会谈定在济州岛举行，普列汉诺夫吩咐我：“你去那个岛看看情况。会谈在宾馆举行，一个半小时，期间随行人员参加文化活动。你的任务是在这段时间内把宾馆准备好，谈完了戈尔巴乔夫立即回国。”我飞到济州岛，就在戈尔巴乔夫抵达前夜通知我，说他要在宾馆住一宿。这样他的整个团队——大约九十人——都得住进来，但根本没有这么多空房间。
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莫斯科市，比如在“莫斯科”宾馆，打一个电话就能解决：“全体请走！”但济州岛这家宾馆是全球亿万富豪子女蜜月度假的地方，把他们赶走？甚至进行安全检查？显然是办不到的。今天的俄罗斯也如此，和美国一样许多事情都做不了。
不过客观地说，美国人建立了法律基础，大大扩展了美国特勤局的权限。比如明文规定示威者不得接近白宫两百米以内，否则执勤人员可以动用一切警卫手段。
遗憾的是，我国至今仍未制定保护国家元首和重要设施的正式法律文件。一个简单的问题：如果一名ФСО工作人员怀疑存在犯罪意图，他可不可以先开枪？我个人确信在第一声枪响之前ФСО的人是不会开枪的。我们的心理素质与美国人不一样，他们先开枪后查证件。当然这是电影情节啦。应当对最具争议的法律问题做详细研究，消除一线人员顾虑。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事件实际上宣告了第九局的终结，准确地说是当时已经改名的国安委警卫局的终结。不少人认为根源在于国安委第九局领导层的立场，他们事实上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您当时的行为合法吗？1991年8月第九局究竟打算做到什么地步？
我谈谈自己的态度。如果当时需要逮捕戈尔巴乔夫，我会问心无愧地逮捕他。如果要采取其他措施，请相信我的手也不会发抖。戈尔巴乔夫的随身警卫里面确实可能有些普通工作人员愿意保护他，因为他给过他们各种优待和照顾，但第九局领导层是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同路人。所以，隔离戈尔巴乔夫的决定对我来说并不意外。
我工作的地方的不是戈尔巴乔夫总统安全局，是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九局。我宣誓效忠苏维埃国家，不效忠戈尔巴乔夫个人。当国家元首开始对国家造成现实危害，我无疑要首先忠于苏联。那时候戈尔巴乔夫成了我的敌人，有这样想法的不光是我。1991年8月事件期间，国安委第九局队伍几千人，只有一个职员倒向所谓“民主派”，跑到了白宫(Белый дом)。只有一个！
国安委解散，想来不利于国家和领导人的安全吧？
当然了。曾经负责解决共同任务的统一机构：国家安全委员会被解散，这本身就是犯罪，后果影响至今。美国特勤局局长辛普森先生与多库恰耶夫将军谈话的时候，当着我的面说：“伙计们，我们来你们这儿可轻松！你们把一切都安排妥当了！”我记得有一次我陪同谢瓦尔德纳泽访问美国，他夫人需要跨越三个州找医生看病。我问特勤局的同行：“伙计们，我需要提前多久通报行程，好让你们做安全保障？”他们回答：“一星期。”但我们美国在总共停留三天，所以最终没能去咨询医生。
您离开国家元首警卫部门、从国安委退役时才四十六岁。是按照服役年限“正常退休”的吗？
不，我是在距离领取全额退休金只差两个月的时候，按照叶利钦的个人指示被解职的。1991年8月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失败后，警卫局局长列德科博罗迪将军找到我，让我飞去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负责安排穆塔利博夫（注：时任阿塞拜疆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和叶利钦会晤期间的警卫工作。我和列德科博罗迪关系不错，第九局被解散之后，他其实是想借此把我留在内部，至少服满年限。可结果恰恰相反，这次出差彻底断送了我的职业生涯。
我提前两星期抵达卡拉巴赫，完成了各项准备工作。会晤当天我们在霍贾雷机场迎接叶利钦，科尔扎科夫的副手鲍利斯·康斯坦丁诺维奇·拉特尼科夫低声提醒我：“千万别露头，千万别让叶利钦发现你。”但叶利钦刚走下舷梯立刻看见我了，机场就像足球场那么大。他直接指着我很不满的问：“这个人怎么还在啊？”结果我还没回莫斯科呢，辞退我的文件已经准备好了。
鲍利斯·尼古拉耶维奇为什么如此讨厌您啊？
我想，主要原因在于他与戈尔巴乔夫对立的那段时期，我担任克里姆林宫大礼堂的主任，曾多次禁止已经成为俄罗斯总统的叶利钦入内参加活动，我记得有苏联人民代表大会、苏共中央代表大会等。他来克里姆林宫既没有邀请函也没有通行证，警卫员按规定喊我处理。我出来对他说：“鲍利斯·尼古拉耶维奇，您不是代表……”他说：“我是俄罗斯总统，我的身份有权进去。”那么我就请示克留奇科夫：“叶利钦来了克里姆林宫，怎么办啊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克留奇科夫答：“叫他滚蛋！”
我还多次根据上级指示解除科尔扎科夫的佩枪。他和叶利钦参加代表大会，金属探测器响了，他被迫在幸灾乐祸的人群面前把枪交给执勤军官。这自然让科尔扎科夫和叶利钦丢脸了，罪魁祸首肯定是我啦。所以叶利钦把我记得很清楚，一有机会就开除我。就这样，我多年负责国家元首警卫工作的职业生涯戛然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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