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推举为总书记之后，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首先更换了自1978年以来一直保护他的警卫员。这位新总书记对随身卫士的要求之一是“背景清白”，也就是未在前任领导人身边工作过。但国安委第九局局长尤里·普列汉诺夫决定任命第十八科科长弗拉基米尔·麦德韦杰夫担任卫队长，麦德韦杰夫曾做过勃列日涅夫的警卫员，积累了丰富经验。麦德韦杰夫不仅掌管总书记本人的警卫事务，也负责“第一夫人”赖莎·马克西莫芙娜的安全，因为戈尔巴乔夫视察和访问必带老婆。
戈尔巴乔夫的母亲玛丽亚·潘捷列耶芙娜同样配备了警卫员，她长期住在总书记的故乡：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普里沃尔诺耶村。自从戈尔巴乔夫成为苏联最高领导人，公众对这位老太太的关注度骤然攀升。
戈尔巴乔夫的随身卫士共四个小组，每组六人。他们或者轮换值班，或者每周休息一天。从职能上讲，总书记卫队分两个部分：外勤组负责他出行时的安全，内勤组负责他在柯西金街住宅及政府别墅期间的安全。除了工资之外有一笔专项津贴，戈尔巴乔夫的警卫员再不享受什么特权待遇。
外勤组最忙碌紧张的时刻莫过于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赴国内外视察访问。二十名经验丰富、体格健壮的军官在此期间负责戈尔巴乔夫的安全，他们不仅精通徒手格斗，智力水平也极高。不久后，传奇的“阿尔法”特种部队战士加入他们的行列。戈尔巴乔夫坐车移动时，根据路线不同，由乘坐黑色“吉尔”（后来改用梅赛德斯-奔驰）的警卫员护送，这些人的上司弗拉基米尔·麦德韦杰夫与戈尔巴乔夫坐同一辆车。
“传出孩子们的哭喊”
每当戈尔巴乔夫外出视察，都要为他的车队进行交通管制，这种做法直到他执政最后几年才逐渐废除。同时还沿用了前任总书记时代的做法，继续使用“诱饵车队”，以免潜在恐怖分子识别出戈尔巴乔夫的座车。再者，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乘车移动期间，按规定必须有专人对周边环境全程录像。第九局参谋长瓦列利·维利奇科少将回忆：“其中一辆警卫车坐着摄像师，负责拍摄行进途中遇到的所有人，每天如此。之后这些录像带被送去仔细核对，看人群中是否重复出现同样面孔。”
1985年6月在列宁格勒，新组建的卫队经受了第一次考验。戈尔巴乔夫计划去会见党内积极分子，活动的安保已经做到了最高标准，仍出现意外，因为总书记临时决定与现场聚集的群众近距离谈话。涌向戈尔巴乔夫的人群被驻守在纪念碑附近的二百个警察和国安人员勉强挡住了，之后总书记在某地铁站试图“贴近群众”时，险些酿成悲剧。瞧见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和夫人走下汽车，几百人冲向车队。警卫员全力阻拦，无济于事。第九局副局长米哈伊尔·多库恰耶夫回忆：“人们开始翻越停放的车辆，妇女和儿童被挤到车身上。现场传出尖叫声和孩子们的哭喊，而戈尔巴乔夫仍在继续谈论改革和反酗酒运动。我们看场面不对头，护送着戈尔巴乔夫及随行人员退回车内，我们自己使出吃奶的劲儿才从人群脱身。结果我们的衣服撕破了，扣子也扯掉了。”
1989年又发生了一起令人紧张的意外事件。视察基辅期间戈尔巴乔夫临时要求停车与民众交流，警卫员及时将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护在中心，忽然有人扔过来一只公文包。安德烈·别利科夫反应机敏，直接在空中抓住公文包，抱着它跑向远离戈尔巴乔夫的地方。由于这个卫士的动作疾如闪电，戈尔巴乔夫甚至没察觉发生了什么。万幸，公文包装的不是炸弹，而是另一位请愿者的信件。国安委领导层赞赏别利科夫的正确处置，给予他表彰和一份厚礼。
顺便提一句，总书记突如其来的停车要求多半是夫人赖莎·马克西莫芙娜的意思，而戈尔巴乔夫通常会听她的话。据警卫员回忆，总书记夫人每次都会说：“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应该到群众中去。”他就会命令停车。戈尔巴乔夫夫妇出国访问也保持这种习惯。例如1985年在法国，老两口决定在人山人海的巴士底广场停留。卫士们勉强把他俩从包围中护送出来，安顿在车内继续行程，总书记居然再次命令停车，“走进群众”。于是情况重演，警卫员不得不再次面对喧闹人群。
而且不仅第九局工作人员，他们的外国同行也对总书记这种冒险举动感觉头疼。1987年戈尔巴乔夫访问美国，美国财政部指派一名联络官随行，因为当时美国负责保护总统安全的特勤局属于该部门。当然，总书记不肯错过任何与美国普通百姓交流的机会，毫无心理准备的联络官奋力阻止人们去拉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的手。弗拉基米尔·麦德韦杰夫回忆：“当我们返回官邸，他（那位美国人）给我看他全身湿透，通过翻译表示：‘这个把戏太幼稚了’。”
特战队员保护总书记
访美归来，戈尔巴乔夫曾试图撤换随身卫队的核心成员，倡议者依旧是赖莎·马克西莫芙娜——她对罗纳德·里根的一名魁梧卫士印象深刻。在苏联第一夫人坚持下，总书记夫妇的卫士改由特战队员担任。瓦列利·维利奇科少将回忆：“找来了国安委特种部队的小伙子，这些人胳膊比我两条腿粗。”可是这些新卫士根本不懂保护首长夫妇的微妙之处，比如两口子散步时，他们会紧贴二人走路，完全无视赖莎·马克西莫芙娜对私人空间受冒犯的愤怒。而且她显然不打算容忍这样的冒犯。瓦列里·维利奇科说“于是我们又回到了传统的警卫模式。警卫就是警卫，专业的卫士知道什么时候往后站站，什么时候寸步不退。这是多年积累的经验啊。”
所有企图劝说戈尔巴乔夫、请他放弃自发“贴近群众”的努力都遭到严厉回绝，戈尔巴乔夫（就像多年前的赫鲁晓夫一样）轻视警卫员，不听他们的意见。据卫士回忆，每当他们试着向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说明情况，都被诸如“警卫员要指导总书记吗？这不可能，不可能！”之类的话打断。赖莎·马克西莫芙娜态度也是如此。1988年访问奥地利，警卫员根据实际情况封堵了夫妇下榻房间的窗户并禁止进入阳台，这些措施是为了防范对面房屋墙上的摄像头。但大家忽略了一点：赖莎·马克西莫芙娜的性格。总书记夫人的卫士长维亚切斯拉夫·谢姆金回忆：“赖莎·马克西莫芙娜抵达后，我带她看房间，她提出去阳台。我说：那边不能去。果然听到了这样的答复：‘谁不能去？！我哪儿都能去！’”
坏人的阴谋
戈尔巴乔夫执政期间，警卫部门确实曾消除针对他生命的迫切威胁。例如1987年收到线索：对政策不满的一伙“律贼”正计划除掉总书记，据说是因为“改革运动”触及了他们的利益。具体而言，这些犯罪头目对建立经济核算制团体深感愤恨，因为由员工统计苏联企业的资源，等于压缩了头目们侵吞和盗窃的空间。侦察发现阴谋的组织者是格鲁吉亚境内“库塔伊西帮”律贼，他们指派手下泰穆拉兹·阿拜泽当刺客，计划于1985年五一游行时开枪打死戈尔巴乔夫。阿拜泽迅速被抓捕，他后来的命运不得而知，据某些材料显示死在监狱医院，可能是中毒。
1990年，列宁格勒的三十八岁钳工亚历山大·什莫诺夫竟然成功实施刺杀行动。在此之前半年，什莫诺夫开始向苏共中央政治局寄递恐吓信，要求举行全民普选、允许私有制存在，并建立多党制国家权力结构。什莫诺夫自称“社会民主主义者”，警告当局如果无视他的要求，他将采取果断行动。而且此人对戈尔巴乔夫恨之入骨，他把1989年第比利斯集会中丧生的民众，以及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期间在巴库市遇难的134名民众的死统统归咎于总书记个人。
1990年秋天什莫诺夫意识到没人搭理他，遂着手准备暗杀。这个钳工领取了狩猎证，凭证合法购买一支德国猎枪，锯短枪管以便携带。11月7日什莫诺夫用绷带把枪缠在身上，如果执法人员产生怀疑，他就谎称自己刚做过手术。准备停当，什莫诺夫试图混入莫斯科市鲍曼区居民组成的游行队伍，警觉的群众不认识他，两次把他轰走。最后他成功混入了第八支游行队伍。
大约11点10分，什莫诺夫与众人走到列宁墓150米处，戈尔巴乔夫与其他党政领导人正站在墓顶观礼台上。什莫诺夫从游行队伍中后退三米，举枪对准总书记，因为他相信戈尔巴乔夫身穿防弹衣，所以瞄准头部。随同该方队步行的莫斯科市执委会巡逻岗哨第1团中士安德烈·梅利尼科夫及时发觉，他后来说：“我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如果把这个持枪的人撞倒，他可能胡乱开枪造成无法预料的伤亡。当时唯一的主意是扑向他，双手死死抓住枪管。”
梅利尼科夫扑向刺客，抓住枪管向上台，瞬间枪响了，戈尔巴乔夫身边的麦德韦杰夫立即挺身掩护。什莫诺夫与梅利尼科夫纠缠扭打，搏斗过程中又开第二枪，子弹击中“古姆”百货大楼外墙。莫斯科高级警察学校的学员们冲上去协助中士，合力制服刺客并拖进大楼内。这个钳工后来的命运与刺杀勃列日涅夫的维克多·伊利一样：送精神病院关押三年半。
国外访问期间危险也如影随形。例如1991年4月戈尔巴乔夫在日本，警卫部门与日本方面达成默契协议，只允许携带三支手枪，所以主要凭着警惕性完成任务。当戈尔巴乔夫照例在东京街头进行突发式亲民时，警卫员紧贴着总书记，时刻防备可能发生的袭击。事实证明这种警惕完全有必要，当天日本警察拘捕了约四十名携带冷兵器的当地人，审讯证实所有被捕人员确实都打算对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发动某种攻击。
同年夏天，戈尔巴乔夫到瑞典出席诺贝尔和平奖颁奖仪式，发生了一起神秘事件。总书记演讲中途，会场内一名手捧鲜花的阿富汗裔女性忽然跑向讲台，成功穿越瑞典警察的防线，最后关头被苏联警卫员阻拦。她要求上台献花，警卫员断然拒绝。弗拉基米尔·麦德韦杰夫回忆：“这位女士明白自己无法接近讲台，开始污言秽语叫骂戈尔巴乔夫，会场另一头也有一个男人大声附和……直到这时瑞典警察才如梦方醒，将一男一女带离会场。”被捕者身上未发现武器，但不排除花束可能被投毒。关于这起事件的调查结果从未公开。
别墅危机
八月政变发生时戈尔巴乔夫住在克里米亚福罗斯的第11号国家别墅（代号“曙光”）。这处设施与总书记其他郊外别墅的警卫力度都属于最高级别。以莫斯科郊外“巴尔维哈-4”别墅为例，设施周边安装了电子报警系统，布设多个哨位，当戈尔巴乔夫夫妇入住时，哨位会向外移动扩大警戒范围。厨房受到特别关注，为了防止戈尔巴乔夫夫妇中毒，烹饪和上菜的全过程有专人严格监控。克里米亚的“曙光”别墅同样有这些措施。顺便指出，建造这栋别墅耗资1500万卢布，负责安全的共约五百人。
“曙光”别墅设三道防线、十一个哨位，除第九局人员也有“阿尔法”特种部队的战士。别墅外围则是克里米亚边防分队福罗斯边防站的三十四个执勤小组（二百名军官和水兵）值守。附近海域由边防军舰艇、超灵敏水下报警系统持续监视，岸边浅水区有战斗潜水员。如果戈尔巴乔夫一家乘船出海，空中会有一架“米-8”直升机伴随。如果总书记徒步遛弯，整条路线让军犬预先嗅探，卫士们藏身灌木丛避免被看见。当地交警部门和内务局还要派遣七十人协助警卫工作。
1991年苏联国安委第九局机构改革（译注：或称1990年2月），业务技术部门被分离出去，从此第九局专心警卫事务。戈尔巴乔夫卫队的一些人员主张进行更彻底改革，即让第九局脱离国安委，直接交由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本人领导。弗拉基米尔·麦德韦杰夫回忆：“关于将苏联总统卫队从国安委系统独立出去的讨论由来已久……所有文明国家的警卫力量都属于总统。我们这些卫士，包括我本人普遍持赞成态度。但普列汉诺夫（第九局局长）反对。”
戈尔巴乔夫本人不支持这个想法，随后发生的情况证明他判断失误。8月18日戈尔巴乔夫实际上从国家元首沦为囚徒——尤里·普列汉诺夫陪同一个代表团从莫斯科抵达福罗斯，要求在全国实施紧急状态。普列汉诺夫把卫队长麦德韦杰夫撵回莫斯科，安排尤里·克利莫夫接替其职位。总书记身边只剩约三十名随身警卫员，上级忽然离去使他们感觉茫然。其中一位回忆：“我们被孤立了，怎么办呢？大家碰头商议，建立了环形警戒圈。普列汉诺夫试图进入，以开枪相威胁把他吓退。就这样，我们在房屋和区域周边坚守了三天。”
尽管如此，卫士们仍被勒令“禁止总统走出别墅”。所有对外联络均切断，意味着戈尔巴乔夫已被软禁。莫斯科代表团带来十五个武装人员，他们占据了出入口岗哨、值班室和车库。国家安全少将列夫·托尔斯泰说：“命令是严禁任何人出入。我试图确认，但对方明确告诉我这也包括戈尔巴乔夫本人。我们继续维持着之前的技术和警卫模式，只是加强了岗哨。除此之外我们未曾偏离职责。我个人的任务则是——绝不允许枪响。”
戈尔巴乔夫相对平静地等待自己的命运，卫士们回忆他只请求对方保障与莫斯科的联络，并且找一位医生来别墅治疗他的慢性腰痛。可是医生听说自己必须无限期滞留“曙光”，干脆拒绝出诊。
“九局”的终结
政变快速失败，戈尔巴乔夫返回莫斯科，立即着手改革自己的警卫部门。撤销苏联国安委第九局，改组为苏联总统办公厅警卫局。这个新部门起初由总统信任的瓦季姆·巴卡京领导，随后由弗拉基米尔·列德科博罗德上校接任。警卫局直接听令于戈尔巴乔夫，原本属于国安委的“阿尔法”特种部队也被划归该局。
尤里·普列汉诺夫解职、逮捕，成为“ГКЧП案”的被告之一。弗拉基米尔·麦德韦杰夫随之倒霉——戈尔巴乔夫认为他离开福罗斯是背叛，不肯原谅。一名警卫员说：“我记得在莫斯科，麦德韦杰夫也来迎接我们。他仍然想坐进戈尔巴乔夫的车，遭拒绝。”瓦列里·佩斯托夫少校接替麦德韦杰夫成为戈尔巴乔夫的卫队长。但所有这些旨在加强警卫的措施都无法帮助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保住权力，他的威望和影响力因八月事件一落千丈。
在国家领导权彻底移交给俄罗斯第一任总统鲍利斯·叶利钦后，他将戈尔巴乔夫的卫队缩减至区区二十人，主要是当时在福罗斯共患难的心腹。戈尔巴乔夫的其他的警卫员都离职了，其中一位感慨道：“在别洛韦日森林会议之后的某个时刻，有人把我们召集起来，大概意思是：‘伙计们，你们自由了。想去哪儿去哪儿吧。’当然，心里难免有些委屈，倒不是因为工作丢了，毕竟很多地方抢着要我们。只是遗憾大家就这样散伙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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