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格奥尔吉·博夫特
(政治学者,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硕士,曾任《消息报》主编)
1979年12月12日苏共中央政治局最终决定向阿富汗派遣军队。令人惊讶的是,虽然改革时期公开了关于决策过程的许多文件,这段历史仍然被种种刻板印象和无稽之谈包裹。尽管某些刻板印象后来证明是正确的,但仅仅是部分正确。
比如,当代人喜欢强调说出兵决定是集体合议做出的,经过激烈辩论且无视主要领导的反对意见——这种观点也对也不对。
1979年初,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总书记努尔·穆罕默德·塔拉基第一次请求苏联出兵(之后又请求了若干次)。就在前一年,该党基于某种缘故推翻与苏联关系良好的达乌德国王,宣布将建设社会主义。莫斯科对这场“四月革命”事先不知情,但喜出望外:又一个国家踏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党的意识形态理论家家(苏斯洛夫、波诺马廖夫)立刻意识到:阿富汗完全可以成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就像蒙古一样。苏联一直宣称蒙古“从封建主义一步跨入社会主义”。
于是塔拉基成功访问莫斯科,与勃列日涅夫相谈甚欢,签署了友好、睦邻及合作协议。但人民民主党显然无力对付伊斯兰主义旗帜下的反政府游击队。
莫斯科对于第一次和之后不知多少次请求苏联出兵的态度都是否定的。政治局一致批评该提议——我们怎么能反对阿富汗人民呢?温和的勃列日涅夫也不感兴趣。类似的请求不断传来,包括哈菲佐拉·阿明提出的,此人后来推翻塔拉基并以最典型的东方传统方式将其杀害,还顺手枪决了大约一万人,其中有不少克里姆林宫的熟面孔。这就让勃列日涅夫和整个克里姆林宫极为不满,他们从不喜欢这样做法。怎么搞的?杀人之前不打招呼吗?
当阿明还是塔拉基的盟友并向各位苏联代表请求派兵时,1979年夏天莫斯科已经准备向喀布尔派遣多达2000名空降兵。但阿明发动秋季政变后,形势变得相当严峻,他本人更加迫切地呼唤援助。有几个因素促使勃列日涅夫和同事们最终“拍板”,不仅仅是基于对阿明的个人反感——他杀了一年前勃列日涅夫的座上宾,更有传言称阿富汗新任统治者正准备勾结美国。传言是否有根据尚存疑问,但无异于公牛面前的一块红布。苏联的老头子领导层意识形态顽固,而且也担忧圣战的绿色旗帜可能会进入苏联的中亚共和国。
克格勃的报告很可能显著夸大了阿明与美国人勾结的程度,而这或许成为关键因素。在这方面苏联向来神经过敏。最终,意识形态教条战胜了理性权衡。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意识形态头子)、安德罗波夫(克格勃主席,镇压过1956年匈牙利起义)、乌斯季诺夫(国防部长)和葛罗米柯(外交部长)组成的“小范围政治局”决定出兵阿富汗。唯一被邀请参加阿富汗问题会议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是波诺马廖夫,因为他负责联络西方共产党、工党和第三世界国家左翼运动。出兵决策完全是政治性的:既要故意刁难当时与中国关系缓和的美国,又要“阻止圣战”延烧到苏联境内。
引人注目的是,包括总参谋长奥加尔科夫、第一副总参谋长阿赫罗梅耶夫、作战总局局长瓦连尼科夫、陆军总司令巴甫洛夫斯基在内的许多高级将领反对出兵。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也不赞成。但纯粹的军事和经济考虑被无视了。当奥加尔科夫元帅大胆提出反对观点时,乌斯季诺夫元帅立即回应:“您想教训政治局吗?您只需要执行命令……”或者,如前驻美大使、苏共中央书记多勃雷宁回忆的那样:高级将领——奥加尔科夫、阿赫罗梅耶夫、瓦连尼科夫——向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提出异议,只听到了他恼怒的呵斥:“少废话,执行政治局决定。”
军方还表示,如果真要出兵就不能是政治局商议的8万人,必须立即派遣30万大军迅速镇压一切抵抗。但仍决定只出动“有限”兵力。根据1977年《宪法》,国防委员会本应参与制定此类决策,可无论是否出兵问题、或在阿富汗驻军问题都没有征询它的意见。1976-1990年期间国防委员会的会议未曾讨论关于苏军开赴及驻扎阿富汗的问题。
那么决定是怎样做出的?没有任何正式文件,只有一份1979年12月12日苏共中央关于阿富汗形势的决议,其中既无“向阿富汗派兵”的表述,也未提及阿富汗国家名称。只有一个词“措施”,被批准的“措施”。原文如下:
“1.批准Ю.В.安德罗波夫、Д.Ф.乌斯季诺夫、А.А.葛罗米柯同志提出的看法和措施。允许他们在执行这些措施的过程中进行非原则性调整。需由中央解决的问题,及时提交政治局。委托Ю.В.安德罗波夫、Д.Ф.乌斯季诺夫、А.А.葛罗米柯同志执行这些措施。
2.责成Ю.В.安德罗波夫、Д.Ф.乌斯季诺夫、А.А.葛罗米柯同志向中央政治局通报所批准措施的执行进度。
中央委员会书记 Л.И.勃列日涅夫”
因此从法律层面来看出兵决定根本不合法——既没有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命令(《宪法》所规定),也没有部长会议决议,甚至没有苏共中央的明确决议。须知苏共中央当时是极具代表性的合议机构,包含287名正式委员和139名候补委员,其中可能会有人提异议。但无人反对,一切都是口头说好的。
直到1979年12月24日乌斯季诺夫才签署命令,写道:“已作出决定,将驻扎在我国南方地区的部分部队派往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援助友好的阿富汗人民,并创造有利条件防止邻国可能采取的反阿富汗行动。”如此一来,倒像是乌斯季诺夫和军方“自行做出”派兵决定。
1980年6月苏共中央发布决议,明确称:“完全同意采取措施全面援助阿富汗抵御武装袭击和外部干涉,这些袭击和干涉的目的是扼杀阿富汗革命、在苏联南部边境建立一个亲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桥头堡。”
无人能够预料这场战争将持续十年,导致15000名苏联军人死亡。另外,勃列日涅夫在2月份已经要求于1980年底前就撤军问题做出决定,但这显然是办不到的。美国人迅速关闭“捕鼠笼”,千方百计确保苏军不是“驻扎”,而是在整个阿富汗苦战。当时谁也没想到(包括美国),此事竟会成为奥萨马·本·拉登“职业生涯”的起点。
人们常说阿富汗战争是苏联危机和解体的原因之一。然而随着时间推移,这种观点似乎有些夸大。苏联不仅能够在不过度吃力的情况下进行局部战争(虽然战况不利),甚至能够承受战败而不至于危及政权。“阿富汗因素”确实导致了社会焦虑,父母们想尽办法把儿子留在国内,但也仅限于此。新闻报道完全受限制,普通百姓看不见任何“多余信息”。部队伤亡确实惨重,但毕竟被“分摊”在十年时间里。
即便开始公开化和改革之后,反战运动就走上前台了吗?根本没有啊。人们热衷争论的是斯大林主义罪行、是揭露“历史的黑暗篇章”、是要试探言论开放的边界。他们在经济领域建造空中楼阁,大多停留在幻想层面。至于各民族共和国的人们更不在乎“阿富汗人民的悲惨命运”,遑论难民问题。他们认为“塔林”这个词的结尾究竟应该有一个”н”还是两个”н”更事关重大。诚然,改革年间确实有人讨论和抨击阿富汗战争,但它绝非最首要话题。
与这些年美国和欧盟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相比,施加到苏联头上的制裁简直不值一提。美国不卖给苏联粮食了?那就从其他国家进口。抵制莫斯科奥运会?结果除了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运动员,仍有许多西方选手飞来参赛。技术层面,苏联当时自给自足,不需要什么芯片。
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是经济政策走入绝境,其中石油价格下跌和“禁酒令”的作用远大于阿富汗战争。此外,“民主自觉性兴起”也是解体的一大因素。仅仅一场局部战争,无论它当时多么冒险——也确实是冒险——苏联绝不至于承受不住。至于撤军,我认为无论戈尔巴乔夫上不上台,苏联领导人迟早会基于纯粹的军事政治逻辑做出决定,且不会产生什么严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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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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