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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中央总书记Л.И.勃列日涅夫同志1969年12月15日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讲话
秘密
同志们！
我们几乎每年都要在党的中央全会上讨论年度计划和预算。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所讨论的文件是国家一切经济活动的基础，决定着经济、国防、文化和人民福祉的发展。但我想，如果说下个年度的计划和预算尤为重要，那大抵是不会错的。这首先因为1970年是当前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而整个五年计划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来年国民经济发展的成功与否。其次，1970年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一年：列宁诞辰一百周年和下一次党的代表大会。
在本次全会的报告和发言中，已经较为详细地阐述了明年的主要任务，并总结了国家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重要成果。
在总结全会工作之际，我认为有必要着重强调随着党的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临近而变得尤为紧迫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包括我们近年来活动的初步成果，也有我们在制定未来计划，特别是新的五年计划时面临的重大问题。
至于对五年计划前四年工作的评估，可以用最简洁的方式概括如下：
— 过去四年的主要经济成果在于，今天我们可以有充分的理由断言：党关于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第八个五年计划的指示，最重要的经济和社会指标将能够完成；
— 这些年的主要政治成果在于，我们党在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三月全会、九月全会（1965年）和五月全会（1966年）上制定的方针路线，确保了在加强我国经济潜力和国防能力以及提高劳动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取得显著成就。
同时我们也看到，在国民经济中、在我们的经济活动中，还存在着许多困难、问题和不足。
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它们呢？
如果仅仅强调总体数字和成果，仅仅关注我们成就的规模——这些成就确实巨大，那么可能会产生一种印象，认为其他一切都可以被忽略，都可以视作“生活中的小事”。我认为这种态度是错误的。我们的不足、困难和问题并非那么微不足道以至于可以忽略不计。这一点我稍后会详细阐述。
或者可以换一种方式对待这个问题，把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困难和不足上。这样就很容易得出相反的结论：在计划、物资技术供应、确保劳动纪律和国家纪律等方面，几乎每一处都很糟糕。
但这样做更不能反映真实情况，实际是无视党和人民所做的众多工作。
同志们，让我们想一想过去四年做了什么。为发展国民经济投入了近2600亿卢布，比上一个五年计划增加了约250亿卢布。固定资产，即决定国民经济各部门生产能力的主要因素，增加了32.8%。与上一个计划的前四年相比，过去四年的年均农业总产值增长了18%。我们有资格将之视为经济进步综合指标的国民收入增长了31%。过去四年我们建造了超过4亿平方米的实用住宅总面积。实际人均收入增加了25.9%。苏联的国防能力空前稳固。我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力和国际威望得到加强。
总结四年来的成果，我们可以看到，这段时间里有多么巨大的力量被调动起来，在我们这个辽阔大国的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中完成了多么大的建设规模，党和苏联人民正在解决多么轰轰烈烈的任务。这四年来取得的成就应该使我们所有人由衷自豪。
这意味着人应该平衡且全面地评价自己的工作，既要看到好的一面，也要看到不好的一面。
现在请允许我谈谈当前的困难、不足和问题。我们也必须坦率地谈论这些问题，因为其中许多问题虽不是今天才出现的，但可能会发展成负面趋势，令我们付出沉重代价。当然，我们不可能在明年把全部问题统统解决。但是如果不从现在就动手，将会严重影响我们往后的工作。在我们开始筹备下一次代表大会的年度里，牢记这一点尤为重要。
首先，我想列举我们面临的几个最大困难。经济增长有减速的趋势；基本建设方面存在很大缺陷；劳动生产率和社会生产效率提高太慢。这些问题和其他问题给实现国民经济计划和提高苏联人民生活水平的措施造成了严重压力。
但仅仅列举困难还不够。В.И.列宁曾强调：“我们不仅要谈论总结报告期间发生了什么，也要谈论在此期间吸取了哪些政治教训——基础的、本质的教训——以便正确决定下一年的政策并有所收获”。所以，不但要指出缺点和困难，还要正确寻找并分析原因。
我们大家都明白，许多问题是客观存在的，且为数不少。众所周知，过去几年的国际局势出现了一系列复杂局面，例如：美国侵略越南、中东战争、与中国关系恶化，以及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所面临的严重困难。大家知道，这些事件不仅是对我国的政治考验，同时给苏联经济带来了不小的、当然也是计划外的额外负担。
同志们，你们都明白，我国无法回避这些开支——因为这不仅意味着放弃履行我们革命的国际义务。这些事情同样直接关乎我们的国家利益和苏联人民的民族利益。如果我们不帮助挫败帝国主义在东南亚和中东的阴谋，等于鼓励美国及其盟友在更靠近我国边境的地方发动新一轮挑衅行动。如果我们不采取措施巩固东部边境，中国的领导人就会在武装挑衅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如果我们没有挫败捷克斯洛伐克的反革命计划，那么北约军队很快就会直接部署在我国西部边境。
我相信，苏共中央全会对这些问题有着清醒的认识。
过去两年的气候条件对我们不利。变幻莫测的天气和自然灾害给我们造成了巨大损失。
但我不想在这个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显而易见的问题上耽误时间。
接下来谈谈造成我们困难的第二类原因，这实际上与我们自身的发展有关，与我们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有关，它不允许我们再沿用旧方法工作，而要求我们采用新方法和新解决方案。这些问题是客观存在的，显然无法一蹴而成。过去的经验在这里没多少参考意义，而新方法则必须通过坚持不懈、顽强努力和艰苦探索来掌握，正如人们常说的“身自为之”。如果细想想最近几年的经验，其实无不充满了这样的努力和探索。
因此，我想重点谈谈我国经济政策的原则问题。这些问题不仅与当前的计划有关，也是苏联经济长期发展的关键问题。
В.И.列宁教导我们在解决复杂问题时要寻找关键的、主要的环节，抓住这个环节，形象地说就能纲举目张。这样的方法如今尤为重要，因为我们已经走上了建设一个更高质、更复杂的经济体系的道路。我们必须明确经济发展的决定性战略方向，以便集中党和全体苏联人民的主要注意和力量。
我党已经明确了这样的主要方向——而且是十分正确的方向。几年前我们就得出结论：决定性地提高社会生产效率是发展我国经济的核心问题。苏共中央为此多次召开全会探索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苏共中央全会通过了关于促进农业和经济改革措施的重要决议。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也为此通过了许多相关决策。
这些措施总体上取得了良好成效。但它们显然还无法全面解决提高经济效率的问题。更何况现实生活不断提出许多新任务，需要进行认真讨论并制定重大决策来应对。
提高国民经济效率已成为真正关键的问题，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发生了变化。过去我们还能够主要通过数量因素，即扩大工人数量和提高资本投入来发展国民经济。然而这种所谓的粗放型发展阶段实际上即将结束。
如今每十个劳动年龄人口中有九个已经参加工作或在校学习。尽管如此，各地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仍十分突出。另一个经济增长来源：增加投资率发展生产力的办法也有其局限性。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投资率已经很高了。任何进一步提高储蓄率的做法自然只能以牺牲消费率为代价。可如果我们还想继续改善劳动者的生活水平，就不能这样做。
因此从现在起，我们必须主要依靠经济增长的质量因素，依靠提高国民经济的效率和强度。不仅要通过新的资本投入和扩大工人数量来提升产量和产品品质，而且要越来越多地通过充分合理地利用现有生产能力、推广现代科学技术成果，以及认真对待每一分钟工作时间、每一台机器和设备、每一克原材料和燃料来提高产量和产品品质。这是一个不断平衡开支与成果的问题，要确保新投入的每个卢布都能带来最大回报。
这不仅是发展我国经济、解决建设共产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提高劳动者福祉、赢得世界两大体制经济竞争等基本社会政治任务的主要途径，也是唯一可行的途径。所以我国经济发展长远的主要任务是实现现有劳动力和物质资源使用效率的大幅提高（约2-2.5倍），以及新的积累。舍此别无他法。
同志们，我们必须清楚认识到目前的条件在这方面提出了何等艰巨的任务。就以同资本主义的竞赛问题为例吧。这种竞赛有各种形式。在许多情况下我们顺利完成了在某些产品的生产方面赶上和超过资本主义国家的任务。例如钢铁——我们已经跨过了1亿吨这一宝贵里程碑。要达到美国目前的数字——1.2-1.25亿吨，大概也不是什么难事。其他一些产品的情况也不错。
但与资本主义竞争的最终结果是由另一种指标决定的。根本问题不仅在于你生产了多少产品，还在于你以什么价格生产，即以何种程度的社会必要劳动成本生产。列宁强调过，这才是最终决定某种经济体制的经济优越性、决定新社会制度胜利的因素。两种制度竞赛的重心就在于此。
这一切是显而易见的。问题是怎样解决这些庞大而复杂的任务，我们的整个发展历程将这些任务摆到了台面上。
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我们谈了加快科技进步和广泛、及时地把科技成果应用于生产的必要性。我们正在筹备召开专门研究加快科技进步问题的中央全会。因此我就不详细阐述这个主题了。
今天我想谈谈另一个重要问题——必须果断改善国民经济的组织和管理方式。
我认为没有必要特别证明此事的重要性——若没有良好的管理和完善的组织，无论是资本投入或新技术，还是工人和集体农民的无私奉献，都无法发挥应有的效果。劳动如果没有高度的组织性、不能保证严格的纪律、不对每个劳动者和每个集体的工作给予公正评价，不能把千百万劳动者的努力凝聚成一股统一的有目标的力量，那实在是不可想象的。
我们深知：发展任务越复杂，制造业的科学技术水平越高，经济对于任何管理和组织上的混乱就越敏感。这使得改善计划管理的任务变得尤为紧迫。这一任务首先对那些在我们经济结构中占据关键地位的部门提出了严峻要求。
各部委是经济结构中的关键环节之一。我们恢复了部委的设置，因为如果没有明确的部门领导就无法有效管理经济。当前的任务是各部委要尽快掌握科学合理的管理方法，高效而灵活地管理相关行业，成为推动科学技术进步、提高生产效率和基本建设的主要组织者。一个重要的工作是制定全面激励机制，促进新型先进技术的生产。这些问题必须认真对待，刻不容缓。
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及整个计划机构在我国经济中承担着巨大责任。然而它受到了严厉批评。特别是在讨论1970年计划草案时有人指出，国家计划委员会在处理经济发展的主要比例和国家某些经济区域的综合发展方面工作薄弱，对经济发展的现状、主要趋势和前景缺乏深入分析。这被正确地认为是导致国民经济中跨部门和部门内部不平衡问题至今未能解决的原因之一，尤其体现在冶金和机器制造、燃料工业和能源、运输和运输量等重要综合体的发展方面，以及居民收入和消费品生产之间的比例失调。由于国家计划委员会在基本建设规划方面也存在明显不足，人们提出了严厉批评。
我们应当重视这种批评并从中得出正确结论。在这方面，我想提请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同志们注意另一个看来特别重要的问题。我国经济任务的体量和规模已经要求采用新的、更高水平的规划方法。国家计划委员会必须充分掌握这些方法。这将有助于消除目前存在的各种弊端，也有助于经济改革的进一步发展。目前有36000家工业企业在新体制下运行，它们生产了超过83%的工业总产值和91%的利润。不久之后我们还将把基本建设纳入新管理体系。现在的任务是要为进一步实施改革制定一套明确的长期计划。新的经济管理体制将转变为相互联系的综合体，即一个完整意义上的系统。
同志们！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和复杂性的增加，目前所有发达国家的管理方法和管理体系本身都在发生重大变革。在现代条件下，即便是经验丰富、多才多艺的管理者也不能再因循旧办法、仅仅依靠直觉和常识进行领导了。管理正在转变为一门科学，必须尽快地、尽可能深入地掌握这门科学，即使身居管理要职的人也必须努力学习。
管理体系基于这门科学正在进行重大变革。特别是与信息收集、快速处理和分析相关的各项工作方面正在不断优化和完善。
顺便说一句，同志们，有必要提醒大家В.И.列宁对这项工作的高度重视。他认为，只有基于可靠的信息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他曾指出：“为了使党中央不仅能够提出建议、进行说服和争论（迄今为止就是这样做的），而且能够实际指挥乐队，党中央必须确切知道：什么人在什么地方拉什么提琴，过去和现在在什么地方学过什么乐器，学得如何；什么人在什么地方走了调，为什么走了调（音乐开始刺耳时），为了纠正不和谐的音调，需要调谁去，怎样调和调到什么地方”（《全集》第7卷第22页）
当今世界正在形成一个真正的“信息产业”，它由复杂的电子计算和组织技术支撑，依托严谨的数学仪器和理论基础。我们现在非常重视加快管理系统、信息和电子计算技术的发展步伐。我们的专家：技术员、数学家、工程师和其他相关专业人士在这方面大有可为。
信息是管理活动的基础。但现代科学在这方面还为我们提供了其他重要工具。其中包括制定科学化决策的方法和从效率角度全面评估各种决策方案的方法。管理结构也在进行重大调整，使之更加合理，消除不必要的环节，并在各个层级上建立起权利与义务、权力与责任的正确关系。
同时我还想强调问题的另一面。无论专家们设计出多么完善的信息和管理系统，这些固然重要，但仅仅是解决管理任务的辅助手段。最关键的是做出决策，在经济、社会、意识形态等领域开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这仍然是我们党和国家最重要的职责。管理问题首先是政治问题，而非技术问题。
但现在我们需要认真关注技术和组织方面的问题。如果批判性地审视我们在这一领域的工作，就会发现许多不足和弱点。往往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存在不少多余环节，减缓了工作进程，导致了毫无理由的延误。
常有些人试图逃避委托给他解决的问题，把问题“往上推”——而上层由于忙着处理别的或许更重要的事务，问题可能久久无法解决。采取这种做法的同志，试图推卸自己对所负责领域发展不足的责任，将责任转嫁给其他部门。各种“协调”和集体讨论也存在不少过度审核的问题，同样成为逃避个人决策责任的一种方式。即使是一个很小的问题，也往往需要在多个部门收集几十个签字。另一方面，在部委和主管机关中仍有一些不信任企业的经济管理者，他们总想大包大揽一切。这类人需要改变做法——这样管理现代经济是很困难的，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们的经济干部、我们的党政工作人员积累了丰富的经济管理经验，这些经验具有重要价值。但国民经济目前的发展阶段已不允许我们满足于旧经验。任务在于提升整个管理工作的水平，使之符合现代要求。
我之所以如此详细地着重强调管理问题，是因为这些问题对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必须正确认识到决策与管理不是一种特权，而是一项复杂且责任重大的社会职能。毫无疑问，改进管理是我们增长的主要潜力之一。
同志们！我到目前所谈论的经济问题涉及客观困难，也是我们快速增长过程中的实质问题。现在请允许我讨论虽然令人不快但却非常重要的另一些问题，涉及某些工作人员在工作中的不足，必须接受严厉批评并尽快加以克服。
在这里首先要谈的是某些同志丧失责任感和违反纪律。遗憾的是，许多人面对这些现象时原则性不足。
这些现象在不同层级上表现各异。许多普通工作人员和领导者需要具备更强的责任感和纪律性。我不想在这里列举直接滥用职权或违法的例子——毕竟只是特殊情况。
这种不负责任和不守纪律的行为或许更危险，这些行为似乎逐渐被默认，演变为一种普遍做法。说得轻一些，这首先是对完成国家计划的漫不经心的态度。
我们有些部门整体上多年未完成计划任务。增加新产能的计划总是无法实现。以1968年为例，钢铁冶炼新增产能计划仅完成了20%，成品轧材完成15%，化学纤维完成55%，煤炭开采完成61%。今年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
建设和引入新项目的超支现象已经司空见惯，而且不是小额超支，是高达1.5-2倍。结果，仅在本次五年计划的前四年里，生产性建设项目的预算成本就增加了230亿卢布。
我们的不少领导同志，面对下属单位未能完成诸如新技术应用这样重要指标的计划，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例如1966-1968年森林工业部的新技术推广计划仅完成32%-54%，造纸工业部完成58%，石化工业部完成52%-79%。
当然，一提到完成计划，或者更确切地说未完成计划，立刻就会有各种辩解，说什么计划本身脱离实际、供应部门玩忽职守，或者有其他客观原因。我认为，在所有这些情况下应当具体分析，找出真正的责任人。但现在我想指出的是那些无法用任何客观情况来辩解的现象。
如果某个州未完成计划——这当然不好，但其中可能有州领导无法控制的因素。可如果州内的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没提高、农业产量没增加、牲畜总头数减少、出生率下降，而州领导对此却视而不见，那么完全有理由说这些人丧失了责任感。
如果一个企业未完成某些计划任务，还可以认为有客观原因。可如果产品销量停滞、经济损失增加、工作效率下降，未安装的设备常年闲置在雨雪中任其生锈，那么任何客观原因都不是用来辩解的借口。
如果某个国民经济部门的工资增长快于劳动生产率，利润率和效率提升缓慢，如果未能学习掌握新技术，部长此视而不见、一言不发，这就意味着他满足于现状，责任感已经迟钝麻木了。
至于各部委缩减其下辖企业今年第一季度生产指标这种令人遗憾的普遍现象，又如何能够冷静对待呢？看看这种现象在全国范围内的表现吧。全苏联1969年第一季度的工业产品销售额被定为59亿卢布，比1968年第四季度的实际销售额少7.9%。任何人对此都心知肚明。
在这方面我还想谈一个问题，就是许多经济管理者因为无法组织起有节奏、有计划的工作，企图通过大量加班来完成计划任务，导致近几年加班现象过于泛滥，劳动者对此提出了合理的投诉。
必须打击这种做法。工会应对此问题加强监督。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我已经在第三次全联盟集体农庄庄员代表大会结束后召开的，包括各州委书记、州执委会主席、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参加的会议上谈过一些了。我们认为有必要再次回顾这些事实，好让党中央委员会的全体成员们都知情。被再次提及的同志不要感到委屈，因为我们讨论的是实际问题。
首先我想谈谈畜牧业发展目前面临的严重问题。我们把这一领域的全部困难主要归咎于缺乏饲料。近几年情况如何呢？
近几年我国粮食产量有高有低。但留给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满足内部需求——包括饲料——的粮食数量一直在增加。例如，1966年收获1.71亿吨粮食，留给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超过9500万吨；1967年尽管只收获1.479亿吨，仍保留了约9000万吨；1968年收获1.695亿吨，保留了约1亿吨；1969年收获1.605亿吨，保留的也超过了1亿吨。
所以说国家已经很慷慨了。那么回报是什么呢？
1967-1968年，全国各类农场的牛只总头数不仅没增加，反而减少140万头。仅一个库尔斯克州就减少5.9万头，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减少17.6万头，基洛沃格勒州16.9万，波尔塔瓦州11.3万，敖德萨州12.6万，乌拉尔州4.9万，格鲁吉亚7.9万，白俄罗斯15万。这份名单还可以继续列举下去。
猪的情况也一样。1966年全国猪的总头数为5800万，而到了1969年仅4900万，等于减少15%。在一些州、边疆区和加盟共和国，情况更严重。比如加里宁州猪的头数减少了24%，日托米尔州减少了25%，诺夫哥罗德州减少27%，阿尔泰边疆区减少37%，科克切塔夫州减少41%，摩尔多瓦减少24%，等等。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采取了措施，1969年度牛的头数尤其猪的头数在很大程度上得以恢复。乌克兰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许多州的情况仍然同我刚提到的数字相差不大。
会议上一些州还因蛋类和禽肉产量减少受到批评。我也想在苏共中央全会上说说这件事。
如果说全国范围内的鸡蛋生产有所增长，那完全是因为养禽场的运营。许多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已经不再向国家交售鸡蛋和家禽。例如在坦波夫州有212个集体农庄和85个国营农场完全不从事家禽养殖。雅罗斯拉夫尔州情况更糟糕，1965年这个州鸡蛋的主要供应者是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它们向国家交售了约3600万枚鸡蛋。而到了1968年，虽然由于养禽场的贡献，鸡蛋增加至5400万枚，但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交售量却下降至1520万枚。
在俄罗斯联邦的一些州和边疆区，绵羊饲养（包括粗毛品种）也存在严重不足。
在高尔基州、沃罗涅日州和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等地方，某些家禽品种（鹅、火鸡、鸭）的数量减少了。萨拉托夫州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停止养鹅，乌里扬诺夫斯克州也停止了鹅和鸭的养殖，列宁格勒州、奥廖尔州、托木斯克州等几个州停止养鸭。
这一切当然是非常严峻的事实，同志们！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向居民，尤其是向大型工业中心的居民供应肉类开始出现困难。这些困难你们同样心知肚明，也知道解决的途径。我们必须采取措施，尽快克服这些困难。
同志们，你们知道，工人和农民个体户饲养牛、猪、羊及家禽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1968年集体农庄农民、工人和职员的附属农场生产了38%的牛奶和肉类、59%的鸡蛋。然而截至今年年初，与1966年相比居民饲养的牛数量减少了57.1万头、猪减少了542.3万头。但即使在农村，不吃肉也没法过日子，更不用说城市了。因此找到了一个相对简单的解决办法：农村利用我们交付给消费合作社的国家资源实现肉类销售。这种销售发展得很成功。但不难想象，这种所谓的“成功”将使国家资源枯竭。
总之，同志们，畜牧业已经积累了许多问题，需要每个加盟共和国、州和地区深入研究。建议考虑在苏共中央全会上审议畜牧业的现状及发展前景。至于亟待解决的问题，将由苏共中央政治局按当前程序进行审议。请允许我代表苏共中央政治局表达这样的信心：党和苏维埃的机关将立即着手处理这一重大问题，并采取必要措施改善畜牧业现状。
同志们！在指出这些工作上管理不善的事实时，我不想遗漏工业和交通领域的工作人员。人民监察委员会、中央统计局和其他监察机构向苏共中央报告说，遗憾的是，在这些领域类似的情况也相当普遍。每一桩每一件看似个别现象，是某些工作人员偶尔犯下的失误，但零散问题加起来却令人忧虑。
比方说，我们都清楚铁路运输问题多么严重。每天出故障的车厢高达6万节，约占总装载量的20%。与此同时，我们却驱使着成千上万的车厢空跑，从事毫无必要的反向运输，有时甚至犯下不可原谅的错误。这里举一例说明：不久前民主德国为我们建造了7台大型门式起重机，其中3台送往远东，4台用于黑海港口。结果这些起重机全部通过铁路送去了远东的瓦尼诺港。在那里，4台起重机在40节车厢内停留了25天，又再次横跨整个国家运回敖德萨港。国家为这趟两万千米的“遨游”花费5万卢布。
还有一个例子：在靠近新罗西斯克的黑海沿岸建设造价6000万卢布的、全国最大的石油中转基地的过程中，出现了某些错算和失误，导致该设施无法正常运行。然而，苏联海运部和苏联工业建设部的工作人员不仅未采取必要措施消除这些错误，反而验收通过了无法投入使用的设施。如今想要纠正这些错误造成的后果，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和大约2000万卢布的额外费用。
再举个例子吧：根据人民监察委的数据，苏联煤炭工业部耗资1000万卢布在克莱佩达海港建造了一座用于煤炭出口的分选装载综合设施。1966年该设施通过国家委员会的验收并投入使用。可是后来发现，这笔投资完全是不必要的，因为该设施并未配备保障它的原料基地。另外其建造方式也存在问题，导致在实际使用中无法产出符合出口要求的任何一种煤炭。
同志们，你们都知道盖屋顶的材料多么紧缺。建筑材料部帮着国家从国外进口了6套用于新建硬纸板和油毡厂的设备。五年过去了，目前仅有一座工厂正在建设中。而采购的设备却一直闲置在仓库，此期间建筑材料部的领导又提出购买新设备。为什么？不知道。
化学工业部从波兰订购了价值150万卢布的全套设备，用于车里雅宾斯克油漆厂。当设备造好了运往苏联时，化学工业部的领导得出结论，认为使用这套进口设备并不合适。可订货的人是他们自己啊。
这样的事例简直不胜枚举。全国范围内建筑工地仓库中未安装设备的价值估计约55亿卢布，其中进口设备15亿卢布。
石化工业部也没帮着国家节省一戈比。
不久前国家借助进口设备在巴拉科沃建成纤维材料厂。该厂员工成功掌握了生产技术，开始制造高质量的纤维材料，产量足以满足国民经济需求。尽管如此，1969年苏联石化工业部仍然花费外汇340万卢布进口970万平方米纤维材料。结果到1969年8月1日，工业企业积压纤维材料超过400万平方米，价值逾500万卢布，而轮胎工业企业积压了900万平方米，价值1100万卢布。
（译注：巴拉科沃纤维材料厂1961年建成，第一款产品就是可用于汽车、飞机轮胎和输送带、传动皮带的帘子线/корд）
为了形象地说明经营不善和浪费造成的代价，我再说一组数字。每年由于损耗、无效开支和亏损的总金额约50亿卢布。每年水泥的损失达1000万吨，燃烧和进入环境的天然气达110亿立方米，运输和储存过程中损失1500万吨煤炭，木材运输损失150万立方米。同志们，深思啊！要努力工作！
同样令人担忧的是，近年来各种行政建筑、文化宫、体育场、游泳池等设施的建设规模过大。许多工程甚至是在计划外进行的，却被宣布为“人民建设”或“特别重要”项目。
根据苏联工业建设银行的数据，目前仅城市中就有超过1000座行政建筑、834座文化宫、450座体育场、游泳池和其他运动设施、80座剧院和马戏团在开工建设。而且与建造住宅不同，这些文体设施的建造速度反而更快，往往影响了重要工业和农业企业的建设，当然，它们是用水泥、铝、巨型镜面玻璃和最优质装修材料建造的。而这一切都发生在资金和材料紧缺、无法落实党的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完成住房建设任务的情况下！
我请同志们正确理解，我们支持建设俱乐部，尤其是在工人居住区；我们支持建设体育场，好让青年人多运动多锻炼，实际上也有助于遏止酗酒；我们支持建设游泳池，但首先应当在偏远的工人居住区，那边有实际需求。但如果是在第聂伯河畔的扎波罗热州，一年建造了6个游泳池，甚至还造了一个人工滑冰场、6家宾馆和9座行政建筑，那就很难说有道理了，特别是在目前人民住房、医院、学校等紧迫需求仍未满足的情况下。
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的同志们气魄更大。他们正在建设一个封闭式人工滑冰表演场、两个文化宫、几个俱乐部和游泳池、一个演员之家和一个田径馆。另外全州还在建设80座行政、体育及其他公共建筑。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的住房、普通教育学校、幼儿园和医院的建设计划未能完成，也就不足为怪了。
我们必须高度关注拆除住宅楼的情况，包括那些完全适合居住的住宅。总建筑师画条红线，红线之外的一切都以重建的名义被拆除。
我们支持加快将人们从地下室、从半倒塌的建筑中迁出，毕竟这些地方生活困难，缺乏供暖和排水设施，或者是拆掉那些大修费用比新建更高的建筑。然而在个别州，拆除重建的总面积占到了新建住宅总量的30%。全国范围内，城市和工人居住区共拆除了总面积967万9000平方米的住宅建筑，其中重建部分326万8000平方米。与此同时，拆除棚户区的工作却未获得足够重视。根据中央统计局数据，到1968年初简易房和危房总面积2800万平方米，其中РСФСР占900万平方米。但至今已拆除的仅为49万平方米，即4.8%。
同志们！我希望你们都同意，我们必须临时限制行政建筑、马戏团和游泳池的建设。当然了，同志们，已经被批准的计划和已经投入资金的项目，显然还得完成。我们举这些例子更多的是为了将来。不能一口吃个胖子，同志们。我们总是这样，要么什么都不做，要么什么都做。我们首先要关注住房、医院和学校。
人民监察委在地方上揭露了许多严重违反国家纪律的事实，其本质是某些领导干部企图在条件明显不具备的情况下蛮干，急躁冒进，开始建设一些根本没有拨款、材料和劳动力的项目。
在州委书记会议上，我举了一个巴库建设海上餐厅的例子。后来人家告诉我，这不仅仅是个餐厅，而是一栋五层建筑，其中将开设多个餐厅、鸡尾酒吧、咖啡馆和宴会厅。真不简单啊，名叫“海上公共文化中心”。这个中心的建设使用了稀缺材料，甚至还打了钻井套管。对此不必再多说什么。我只想补充一下，作为参考，巴库的住房建设计划完成32%、学校建设完成51%，而幼儿园的建设仅完成18%。
工人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经常做出违反现行法律的决定，损害国家利益，强迫联盟企业和共和国下属企业为满足地方需要而无偿支出大笔费用。例如古比雪夫州，他们强迫工业企业为城市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材料和工人，金额700余万卢布。不幸的是这种做法其他城市也有发生。根据人民监察委的数据，全国范围内仅生产成本就包括了至少10亿卢布的此类支出。这些都是违反国家纪律的，非法的。
地方政府当然对这些非法行为有责任。但他们并不是唯一责任人。如果各部委和企业负责人能够表现出应有的党性和原则性，了解自己作为政治家的角色，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
【众人说话声】对啊。
同志们，正如你们看到的，我们工作中的许多不足之处是无法用任何客观原因来辩解的。如果我们说到未被利用的潜力，首先就必须消除管理不善和浪费现象，坚决提升各级机关纪律性和责任感。
在动员广大劳动群众更充分利用国民经济生产潜力的过程中，应当特别注意加强劳动纪律和生产纪律。关于这一点必须直言不讳：破坏劳动纪律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酗酒。这是需要所有党组织正视、面对的问题。
同志们，确实，无论在农村或城市，我们打击醉酒和酗酒方面的工作都做得不够。醉酒和酗酒给我们的社会造成了巨大损害。去年全国54%的犯罪是由醉酒者实施的；有370万人被送往醒酒中心，其中12万是18岁以下未成年人；大约90%的旷工与醉酒有关。我们不能再容忍这种情况了。尤其要加大问责贪杯无度的共产党员，直到开除党籍。最近苏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这些问题，不久的将来党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也要通过相关决议。我们希望，你们会尽一切努力贯彻落实这些决议。
综上所述，我想着重强调的是，加强劳动纪律、党内纪律和国家纪律已成为我们的重要任务之一。
我们将用什么方法来解决它？这是需要明确的重要问题。
有些同志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想起了过去的日子，说以前有 “秩序”，他们实际上是建议重拾强硬行政管理的办法。
我认为这是错误的药方。纯粹基于恐惧的纪律不是我们需要的纪律。不仅因为它违背了列宁的社会主义民主原则，更有可能破坏法治。
我们要清醒地看待过去，既不能添油加醋，也不能粉饰美化。我们清楚记得行政手段所引起的恐惧导致了什么样的后果。它催生了不诚实的行为，例如隐瞒实际情况、试图掩盖问题而非正视和解决问题，以及瞒报和虚报。它还导致了畏首畏尾和主动性完全丧失。
这两种做法都很危险，尤其是在经济管理方面。这里涉及到一些难以用金钱衡量的问题，但如果我们能够计算出来，可能就会发现，缺乏主动性、不愿思考、害怕提出问题，以及繁杂拖延的工作作风，会让我们付出更高代价。
今天党对干部的态度建立在信任基础上，首先依靠的是全体共产党员高度的党性觉悟和责任感。事实证明我们的党和经济干部有能力把复杂问题解决好。
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觉悟帮助共产党人从更广阔的角度看待日常工作，使他们能够将当前的具体任务与党的整体政策的根本问题联系起来。一个有觉悟的共产党员会从内心感受到与时俱进的必要性，并与因循守旧、官僚主义和冷漠态度作坚决斗争。
最近一段时间，党和中央委员会采取了许多措施激发我国人民的主动创造性，营造充满信心的氛围，为每个人提供施展其业务能力和组织才能的旷阔空间。我们可以举出千百个例子，表明通过主动性和独立决策（尽管往往伴随着一定程度的但合理的风险）取得了良好的、有效的成果。
我认为，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背离党已经确定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但这种作风必然要求干部具备自觉性、对国家利益的党性态度和高度责任感。
要确保这种责任感，就必须更广泛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完善人民监察和党内监察机关的工作，公允评价成绩与不足，提高对干部的要求。这就是我们的必由之路。
另一方面，这种要求当然也包括所谓“组织结论”——当某些工作人员不愿接受批评、不愿学习，一贯违反党和国家纪律、对党不诚实时，就需要采取这种措施。
我们相信，苏共中央全会将同意对此问题的安排。【长时间鼓掌】
同志们！在向苏共中央全会提交1970年计划和预算草案——也就是关于国家明年经济生活的首要文件时，政治局认为，这两个草案总的来说正确反映了国民经济发展的总体方向，符合我们的能力和资源，符合五年计划最后一年的任务。可以认为，这些草案基本上能够获得批准，并提交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审议和批准。
我们具备了完成1970年预定计划的所有条件。为此我们必须付出艰苦努力。党组织、苏维埃和经济机关、工会、共青团必须做大量的组织和教育工作。我们要领导正在广泛开展的社会主义竞赛，争取在经济和文化建设各领域取得新成就，带领苏联人民迈向新的伟大胜利。
可以确信，我们在这些工作中将获得我国光荣的工人阶级——苏维埃国家一切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实支柱——以及我国集体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的全力支持。
现在，同志们，让我向你们通报一些国际问题。
【注：涉及国际问题的讲话未公布】
（俄罗斯国家现代史档案馆 全宗2.目录3.卷168.36-60页，打字稿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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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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