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德拉·阿尔基波娃和安娜·吉尔祖克合著的《苏联危险事物——苏联都市传说与恐惧》，是第一本专门研究后来演变成各种谣言和都市传说的苏联人民非理性恐惧的民俗学著作。比如1930年代人们在火柴盒上寻找托洛茨基头像，1970年代民间流传“美国人投毒”、爬满虱子的牛仔裤、非洲游客皮肤长虫子、中国地毯半夜显现毛泽东头像、房屋中隐藏的纳粹卐字、口香糖混合了碎玻璃渣之类奇闻……
这本书是基于对333人的调查、对72名受访者的采访及社交网络评论等大量素材编写而成，又从档案、苏联人回忆录和日记中收集了一些小道消息和都市传说。本文摘录该书部分内容，简单介绍涉及原子弹爆炸和新战争威胁的民间神话。
我们一直在等待的战争
对即将到来的战争的恐惧是战后苏联人最根深蒂固的心病之一。1951年生于列宁格勒的一位受访者回忆，在他童年时期，家里的收音机几乎从未关闭。即便夜间节目已经播完依然开着电源，因为节目全部结束后电台会通过一种类似节拍器的声音报时——这让他经历过大战与封锁的母亲感觉安心：有声音就表示没有战争也没有轰炸。
苏联人民或多或少一直在等待一场新战争。1962年所谓加勒比海危机爆发，苏联为了支持古巴并向美国展示实力，在“自由岛”上部署核弹头导弹，令世界濒临“三战”边缘。1979年苏联出兵阿富汗，大战似乎一触即发。1983年苏联防空部队击落一架韩国客机，罗纳德·里根在著名演讲中直呼苏联为“邪恶帝国”，也很吓人。整个冷战期间，苏联的宣传不断渲染外交政策对手（报纸称为“战争贩子”）的侵略性，每次危机发生时则进一步加剧危言耸听的言论，根本无助于安抚国民情绪。
所以在冷战环境下，新一轮战争传言可能由“国际局势”恶化、报纸调门升高或苏联参与局部冲突等多种因素引发。此外，最高领导人去世也常常引起此类传言，这是很好理解的。苏联公民对于国家大政方针几乎没有影响力，一切重要的政治决策皆由国家元首及其核心“战友”小圈子作出。日常生活的稳定性与领导人个性之间的关系直接而紧密，因此总书记亡故往往会促发严重不安情绪，常表现为对战争的恐惧。1982年，担任总书记近二十年的勃列日涅夫去世，令一些苏联公民深感末日临头。一位受访者回忆，他们学校老师得知消息后失魂落魄走进教室说：“完了，这下真要打仗了，核战争。”小孩们尚未长到拿老迈总书记开玩笑的年纪，会将官方宣传的勃列日涅夫头衔（如“卓越的和平卫士”）当真，尤其容易受负面情绪影响。一位斯塔夫罗波尔居民回忆起勃列日涅夫去世那天，她“害怕去上学，总感觉要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那时的传言说战争即将爆发，勃列日涅夫生前握着“和平钥匙”，如今他松手了，和平也跟着没了。另一位曾在列宁格勒上学的女性说，当时她的邻居（12岁男孩）放学回来哭惨了，他也害怕战争。没过多久，邻院的酒鬼翻窗跳楼，人家说他幻听，以为宣战了。
十七世纪西班牙剧作家佩德罗·卡尔德隆《人生如梦》的主人公说过这样一句话：“为了让你不知我已晓得你知道了我的弱点，我非把你撕成碎片不可”。熟悉“心智理论”概念的心理学家会说，卡尔德隆描述了“心智理论”的运作原理及违反这一机制所带来的问题。这就是人类心灵的基本特性，即通过对可见迹象的综合解读来构建或重拟他人的思想和意图。人类心理中的“意图探测器”之所以能够识别他人意图，完全是因为人类大脑将其与自己的行为进行类比。如果对面那个人握紧拳头又松开（而且不是在健身房），看见他的人大脑中的“意图探测器”会将其解释为强烈兴奋的信号（“他很愤怒”）。正是因为有了 “意图探测器”，卡尔德隆笔下的主人公才会表现出攻击性：他认为对方已经察觉到了自己的弱点。
关于战争的一些传言可以被视为民间版本的“心智理论”：在这些传言中，由于苏联人擅长从“字里行间”解读深意，而且“伊索语”（译注：指掩盖作者真实观点的曲笔，通常用于反审查）炉火纯青，很容易从间接（说实话——非常间接）信息中发现假想敌，或苏联政府与未来战争相关的真实意图。例如，苏联官员批准在列宁格勒郊区某地建造别墅，民间“意图探测器”立刻警铃大作，怀疑这实际是为了让人们在大城市遭受核打击时有地方藏身。
此外，持续处于战争预期的情况下，民间“意图探测器”甚至会预测假想敌的主要核打击方向。轰炸目标出人意料地不仅仅是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大型工业中心，还包括一些相对较小的城市。因为根据传言，这些小城市隐藏着对全联盟都极其重要的某些设施。
此类“设施”可能是关键的国防生产企业（例如列乌托夫、鄂木斯克、希姆基或萨拉托夫），或是所谓的“政府掩体”，比如里加市就有这种说法：“大约1982-1985年间，有传言说里加会在莫斯科之后立即被轰炸，因为里加有一座秘密掩体，政府最高层官员会跑进去避难。妈妈则坚信不需要对我们扔核弹，普通炸弹足矣——只要直接投在里加水电站上，巨浪瞬间冲毁全城。”
亚美尼亚小城卡贾兰的民间“意图探测器”声称，“美国佬特意为我们巨大的铜钼联合工厂储备了整套核弹头，因为缺了钼什么也造不出来：没有装甲、没有导弹、没有任何军工业，而我们的钼是最好的。”莫斯科附近希姆基的居民认为苏联的主要敌人为他们准备了一种特殊导弹：“我们（在希姆基）上高中时，一位军训教官说美国人已经销毁了某某射程的导弹，但他们保留了第三类导弹——专门打希姆基的。”
另一些类似传言中，民间“意图探测器”认为假想敌轰炸某个城市或地区的动机并非因为那里隐藏着国防设施，恰恰是因为那里什么都没有(!)，这种空白反而让敌人困惑不安：“我童年时代（1980-1990年代），人们常说约什卡尔奥拉市（或整个马里埃尔共和国）将成为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之后的第三个（核打击目标）。原因是这边有沼泽、森林和洼地，卫星看不清楚，所以敌人害怕这片未知区域可能藏着什么。”
乍看之下，“目标城市”的居民在想象中臆造敌人的攻击意图似乎很矛盾——不被美国佬惦记岂不更好吗？究其原因，可能是城市在敌人眼中的“重要性”增强了本市居民自认的重要性。换句话说，一个罕有人知的小城（首都里加例外）由此获得了“秘密第二首都”的地位。
预测核打击确切方向的传言起到了“驯化”恐惧的作用。战争在这些传言中并非恐怖的、无法想象的末日，而是某种甚至有用的东西——它可能帮助苏联人民解决一些迫切问题，比如获得建造别墅的许可，或者彰显某个外省城镇的“真正”重要地位。就是说，这类话题最终发挥了某种补偿性的功能。
未来与过去的战争
尽管“战争也许明天爆发”的论调已经存在几十年，但想象的战争场面毕竟取决于人的年龄和社会背景。
亲身经历过战争的人，以及童年时代体验过战后饥饿的人，往往依照自己或父母对战争的记忆来想象战争，乃是一幅充满了饥寒、困顿和为了活下去奋力挣扎的场面。这种对战争的恐惧体现在一些非常具体的行为中：一旦感受到战争可能性，人们就会去商店囤积粮食、通心粉、盐和其他能在极端条件下维持生命的物资。作家尤里·纳吉宾1975年的一篇日记写道：“多次谈论即将到来的战争。似乎并无任何理由支撑这种猜测，尤其一场不小的战争刚刚结束，并以美国的失败告终，根本无意复仇。领导人依旧在玩弄缓和政策，而普通人却感觉战争迫在眉睫，开始在冷清的货架上搜索盐、火柴和罐头。”
我们的一位采访对象表示，1968年8月他母亲得知苏联派坦克镇压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后，决定更新家中存放于专用枕套内的面包干储备，“以防万一”。古巴导弹危机期间许多苏联人也采取了类似行动。1963年10月28日，电视评论员尤里·福金发现全国都知道战争迫近，因为“上班途中，我在自家楼院遇见一位手提网兜的女人，里头装着火柴、肥皂和盐。她像1941年那样为战争做准备。”1969年中国学生和苏联警察在莫斯科列宁墓推搡冲突，人们（尤其乡村和小城镇居民）争相购买盐、肥皂和火柴。例如苏梅州科诺托普市仅14天内就销售了“81.3吨盐和39.2吨肥皂，比平时多3-4倍”。
显然，供应中断容易使人民认为战争即将爆发。逻辑如下：战争年代食品通常会消失，因此任何食品和生活必需品的“暂时困难”都会被解读为战争即将开始甚至已经开始的迹象。比如某村商店的面包供应不规律，或限制面包销售，就可能引发关于战争临近的讨论。1971年车里雅宾斯克州的一位集体农民投稿《农村生活报》：“我们村实行配给制，每人每天只能在商店购买450克面包。去别人家做客必须自带面包。因此集体农庄庄员中流传着各种谣言，比如国家已经没有粮食了，因为都卖给或送给外国‘兄弟’了，甚至说战争快来了之类不实之词。”
1970年代的集体农民把劣质面包称为“战时面包”：“就连最战时的面包我们一星期也只看见一次。”这种貌似无关紧要的语言细节表明，人们对“我们所熟知的战争”的预期与身体记忆紧密相连：“战时面包”的出现和供应中断与战争有关，引起了对未来的焦虑（战争传言）。这种焦虑反过来启动了在极端条件下的保命计划（多买粮食）。
未来战争的威胁：怎么办？怎么活？
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出生的苏联人未曾亲历战争，他们的童年正值苏联历史上最平安无事的时期。然而这一代人上幼儿园、上学恰逢冷战极度紧张，领受了强烈的反美宣传。在报纸上、学校的民防课、“和平课”或政治消息课上（安排学生们报告“国际形势”），苏联进行着永无止境的“和平斗争”，同时也是为即将来临的大战做准备。
民防课虽不建议学生晾晒面包干存放在枕套，但会播放核爆“蘑菇云”的教学幻灯片（1980初甚至面向学龄前儿童播放），传授学生佩戴防毒面具、制作棉纱口罩、用特殊溶液处理衣物的技能，并详细说明应当携带哪些物品进入防空洞：“我对一次教导我们怎样防御化学攻击的民防课印象很深。老师建议我们提前准备好用特殊溶液浸泡的衣裤，我现在唯一记得的是需要准备肥皂并磨碎。军训教官强调：一定要提前准备好——否则你自己想想，空袭警报响了你才开始磨肥皂！”
另一些孩子收到了十分特别的建议——或者说是利用战争恐惧强迫他们吃不喜欢的食物：“奶奶说一定要多吃荞麦，因为如果发生核战争，它有助于缓解辐射病，所以必须吃够以备日后所需。”
孩子们从老师口中听闻了美国总统里根的许多传说，声称他随时可能按下“红色按钮”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1980年代，每学年的第一节课叫做‘和平课’，但内容总是涉及战争。我们的班主任——同时也是校党支部书记——连着多次（多年）告诉我们，如果美国按下按钮，核导弹将在6分钟内飞抵我们头顶。害怕吗？不确定，但数字记得很清楚。多年后同学聚会，有人突然问：‘你们还记得6分钟的导弹吗？’这才发觉这句话一直潜藏我们内心深处到如今。”
许多孩子——尤其是低年级学生——对不祥的“红色按钮”的说法印象深刻：“柳德米拉·伊万诺夫娜（女老师）一直给我们讲里根的故事，说里根有一个装着红色按钮的手提箱，他可以随时按下去。搞得我翻来覆去寻思核战争、寻思那个按钮。”
在一些学校和少先队夏令营，辅导员和老师带领孩子们集体给里根写信，呼吁他切勿开战。苏联媒体也各显其能，定期刊登花里胡哨、望而生畏的漫画，讽刺外国的“战争挑拨者”。对于那个年代的某些人来说，儿时记忆充满了战争迫近的感觉：“我们的童年，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充斥着对核战争威胁的议论，说来说去似乎笃定它必将发生。报纸刊出宣传画：五角大楼的老鹰钩形爪子抓着炸弹。”
很多情况下，6-12岁小朋友对此类宣传教育的反应是恐惧，而且至今刻骨铭心。一位1968年出生的受访者回忆她哭着放学回家，绝望地告诉父母战争即将爆发，反复追问在防空洞过日子的问题。父母表现异常冷静（在孩子看来），千方百计安慰她。但孩子们对亲人和宠物的命运忧心忡忡：“我10-11岁的时候非常害怕核战争。特别可怜动物们。我晚上哭鼻子，妈妈就骂我，然后爸爸告诉我有专门给狗用的‘花瓣-1’和‘花瓣-2’型防毒面具，他会带几个回来。我又大哭，因为猫没有啊！我思考了很久，想着要怎么把猫带进防空洞（当时可没有便携猫箱）。最后妈妈给我一个专门装猫的包，以备不时之需。”
不少儿童和青少年都做过类似噩梦，梦见核子末日降临。这些梦境通常包含两个主要视觉形象——美国款式“红色按钮”手提箱和直冲天际的“核蘑菇云”：“在我一切的梦境和恐惧中，那个手提箱反复出现。它似乎总是打开的，露出里面的红色按钮——模样大概像我们去夏令营用的那种箱子，带一个提手。”
但更常发生的核战争之梦是做梦者望见地平线升起一朵恐怖“蘑菇云”，意识到这就是世界的终结，悚然惊醒。1982年十一岁的某位受访者有时会在睡前瞎想：“如果美国人已经发射了导弹呢？距离核战争可能只剩十分钟了。”而他的同龄人，一位列宁格勒小学生，入睡前会“想象最可怕的画面——核蘑菇云升腾的田野”。学生们的梦境还会出现其他细节，就是曾在初级军事培训课（НВП）上深深震撼他们幼小心灵的细节，比如核轰炸和核冬天：“1978年（上小学），他们给我们放了一部介绍核战争的幻灯片。片中有个场景，爆炸后一个女孩裙子的图案完全印到了她皮肤上。这一场景后来以各种形式出现在我的梦里。”
多位受访者提到他们的同学和朋友也讲过类似的梦，还会互相讨论末日恐惧。一位1980年还在上学的受访者回忆，她的朋友曾寄信给她，写道：“别考虑太多，爱做什么就做什么，享受每一天，因为明天美国人可能会向我们扔炸弹，到时候全体都完蛋。”
然而，从许多生于1970年代的受访者的叙述中可以清楚看出，一些父母和长辈亲戚并不认同军训教官、老师和辅导员给孩子们灌输的恐惧。小朋友想给里根写封信，想给狗狗找个防毒面具，或者想在拉警报时跑进防空洞，总会让大人们困惑或微笑。一位受访者回忆说，防空演习期间她爸爸妈妈稳坐家中，可把她担心坏了。另一位也担心核威胁的人给里根写了一封信，但没寄出去，因为被哥哥嘲笑了。
可话又说回来，成年人偶尔也会做核爆炸噩梦。导演安德烈·塔科夫斯基1982年的一篇日记写道：“睡着后我梦见一个村庄（米亚斯诺耶），天空昏暗阴郁，呈现危险的深紫色。光线可怖又怪异。忽然我意识到那不是黎明曙光，而是天空出现的核蘑菇云。气温越来越高，我回头一看，一群人惊恐望向天空，接着朝某个方向慌乱奔跑。我也想跟着跑，但停下脚步。‘往哪儿跑？为什么跑？’反正已经没救了。人群又一阵恐慌……而我决定留在原地安静等死。天啊，真的太可怕了！”
对核战争的期待不仅导致对核武器巨大破坏力的恐惧，还伴随着一种无助、绝望和无法掌控局势的感觉——这在塔科夫斯基之梦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必须指出的是，这种感受并非苏联人独有，“铁幕”两侧的百姓同然。
尽管苏联的民防课教导孩子和成年人核战争一旦开始时应该采取的措施，比如用特殊溶液处理衣物、佩戴棉纱口罩、迅速进入防空洞……但许多人都明白这些措施在核末日真正到来时根本救不了谁。梦境尤其证明了这种认识：核战争之梦最“乐观”的版本是做梦者发现自己身处一座被摧毁的空城，意识到自己已进入末日后的世界，一切活物统统死绝。更典型的场景则是塔科夫斯基描述的版本：做梦者看见地平线升起核蘑菇云，继而在意识到末日无可避免的恐惧中惊醒。关于如何使用防空洞的指导往往不能让人安心，反而加剧焦虑——这一点在多个受访者的回忆中被屡次提及。有时候生活也揭示了这些措施的无用性：1988年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今叶卡捷琳堡）发生了一次严重的火车站爆炸事故，清晨大批市民被剧烈震动惊醒，瞧见天空火光以为原子弹临头，必须赶快钻防空洞。一位受访者的朋友甚至匆忙打包了防空洞生活必需品，但在跑出家门之前，她突然想起自己不知道防空洞具体位置，也不知道接下来该如何行动。她接受的种种训练，在那一刻变成屠龙之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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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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