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佚名
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也不知道怎么冒出来的，反正我那篇关于我曾经工作过的食品店的回忆文章被一大群明显十几岁的小年轻们疯狂攻击，唾沫星子喷溅。呵呵，下水道爆了吗？不过另一方面，我挺感谢他们。
谢谢他们使我明白了“恋苏情节”是一种宗教式的、狂热且迷信的现象。起初我尝试和他们对话，很快发现徒劳无用。狂热分子的全部论据归根结底永远是一句无法辩驳的“我爸妈说的”，你还怎么谈下去？
所以，为了再次让这些“恋苏者”气急败坏，今天开启另一段回忆：我怎样在青工学校做老师。
这种教学机构以前唤作“夜校”是很贴切的——人们下班后去学习，课一直上到很晚，三年时间完成中学课程。之所以多一年，是因为夜校每周课时比普通日校要少，并非天天开：一周三次或四次。来这儿学习的人多数是真心懊悔当初辍学、希望弥补基础知识空白者。
估计1960年代也大抵如此吧，就像电影《滨河街之春》和《大课间》描写的那样。我不太清楚。但在1970年代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教育领域奉行“指标至上”。苏联竭力证明“工人阶级是全世界最先进阶级”之理论，因此每个工人都应当受过中等教育。另一方面，拥有中学毕业证的学生数量也应趋近于100%。苏联要成为世界上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国家。
因此，人们想出一个“妙招”：达到一定的分数（这是钱！）就不要求中等学历。但要想获得高分（这也是钱！）就必须接受中等教育。那么，你别无选择只能去上夜校，因为课程很轻松（这还是钱！）。
第二种夜校学生是那些读完8年级就进入职业技术学校的年轻人。技校不提供普通中等教育，所以他们几乎是被强行送来念书。我带过几个这样的班，有些人来自糖果厂、有些人来自光学机械厂的职业技校。
顺应当年潮流，原本供成年人学习的夜校改称“青年工人学校”。不过大家很快就起了绰号叫“蒙混学校”——其实也挺贴切。
1977年本人大学毕业，坚信自己学术前途一片光明。尤其老师们也对我充满信心。咱的成绩相当不错，甚至还拿了额外奖学金（56卢布！基础奖学金只有40卢布。不过还没达到“列宁奖学金”的标准）。但因为古斯拉夫语只考了“三分”（译注：及格），红色毕业证（译注：蓝封皮是标准文凭，红封皮是荣誉文凭）失之交臂，但我也绝不是什么垫底的。再考虑到我在一所德语进修学校念了整整六年，部分普通课程完全用德语教授，所以本人德语水平相当不错，起码曾在文学翻译比赛中凭借翻译里尔克的诗歌拿过第一名。
总之，22岁的大小伙子，年轻、高傲，还很苗条呢！
第一声警钟敲响的时候，是我被安排进一个翻译小组，准备去国外工作两年。校长办公室引逗我说：“回来你就能自己买辆‘伏尔加’了”，我也愉快答应去工作两年。可后来莫名其妙没了动静，那些翻译同行陆续出国了，我却一直没人叫…… 直到某一天，女秘书回避着我的注视，支支吾吾地说（我引用日瓦涅茨基的话）：“验血结果好像有点问题”。
之后事情的发展又出乎意料：原本人人都以为我能留系任职，但最终并未。又是一样的场景，大家回避我的目光闪烁其辞。我十分不满（22岁嘛！），拿着分配文书去找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十月区教育处。本以为能给我一纸待就业证明，结果安排了一份好活——派我去“第40青年工人学校”。
人家热情欢迎我——总算来了个男的啊。普通学校男老师都不多见，何况夜校。年轻、大学文凭，还懂外语！领导立刻分派我教俄语、文学、历史、社会学和德语。谢天谢地他们没开体育课，否则还不知怎样呢。
这所“夜校”分两班。第一班上午上课，针对那些下午上班的工人；第二班天黑上课，不用多解释。我自然是班主任啦。“蒙混学校”居然也设班主任？事实如此啊。做班主任能在工资之外多拿一份津贴，每月另有50卢布批改作业费，再加教两节课的双倍课时费（给特别诚实特别良善的恋苏正义分子专门说明一下：这是州国民教育局的规定，不是贪污和诈骗，懂否？）。
总之，在我22岁的时候每周只需工作四天（后来甚至减少到三天！），收入在当年算不孬了，人人都尊称我的名和父称，简直撞大运嘛。生活惬意，休息时间随便安排，实在是一份清闲美差。
可话又说回来，这份工作不算最理想。真正爱学习的学生屈指可数，其他人纯属混日子，自己都承认：“我宁可在厂里多干一班！”对他们而言，普希金在《叶甫盖尼·奥涅金》描写的“多余人”形象毫无意义；《战争与和平》主人公的挣扎和痛苦之于他们，如同皮埃尔·别祖霍夫之于拿破仑——挨不着。提起叶赛宁，他们只知道“谢廖沙是自己人，写过女人和喝酒的事儿！”。马雅可夫斯基？无聊透顶。
在这种情况下您怎么做？啥都做不了。所以您只能眼镜架在鼻梁上，灵魂秋意萧瑟（再次引用名句）。而我成了一方“土皇帝”。
还有糖果厂的姑娘们！这些小花痴面皮厚的很，毕竟从罗马到克里米亚都去过（译注：形容见多识广、阅历丰富），迅速掌握了怎样跟一位有点怕她们的青年男老师打交道。我像其他教师一样，授课时目光会往固定的一个位置看（我右手最后排的最后桌），被她们发现了，故意安排糖果厂职校的校花坐那边。
当年还没有时尚杂志，商业广告上的女性（如果有的话）穿着也很保守。西方世界疯狂追捧的厌食症麻杆儿Twiggy根本不是苏联职校女生的偶像。理想的标准是朴素、符合审美和实用主义。糖果厂职校头号美女是一位面色红润的健康姑娘，妆容鲜艳，头发漂过，腰肢纤细，胸部丰满。她慵懒地坐在我右手最后排最后桌，把大胸直接放桌面上（领口开得很低，几乎没遮没挡），用涂过睫毛膏和苯胺色眼影的明眸对我释放魅惑。
我习惯性地看向她。这个狡猾小妞摆出各种姿势，胖乎乎的手托着红润脸颊，望着我如同长辫美女瓦尔瓦拉望着伊凡王子，深情地叹气，撅撅口红浓厚的嘴唇，时而嘟起，时而媚笑。其他女孩捂着脸忍俊不禁，窃窃私语，而年轻老师面孔一阵红一阵白，只能扭头看窗外努力讲课，但脑袋却一次次自动转向美少女。
课程其实非常简单。由于根本没办法布置家庭作业（很明显没人会写），所以教学内容就是给这些劳动青年简单复述世界文学作品。后来我才读到：监狱里能够为囚犯们讲书的人备受尊敬，我发现自己正是这种角色。如果夜校是一所监狱，学生们是“牢头狱霸”，我就是宣讲安德烈·博尔孔斯基和娜塔莎·罗斯托娃爱情故事的说书人。
而当这位名字带拗口父称的年轻男老师满怀激情地朗诵诗歌，还挥舞双手，糖果厂姑娘们简直如醉如痴。
我的朋友，我的朋友，
我非常、非常地痛苦。
痛苦从何来我也不清楚。
不知是劲风在荒漠、
凄凉的田野上呼啸，
还是如九月雨浇丛林，
酒精洒遍我的头脑。
我的头挥动着两耳，
似鸟儿抖动着双翅。
它再也不忍心在脖子上
让我的两条腿受屈。
黑影人，
黑漆漆的，黑漆漆的
黑影人，
快要坐上我的床沿，
黑影人，
叫我通宵不得安眠……
（叶赛宁《黑影人》，顾蕴璞译）
我就这样使她们神魂颠倒，仿佛蟒蛇卡阿催眠猴子（译注：吉卜林《丛林之书》）。教室一片寂静，女学生瞪大眼睛看着你。她们不在意诗句的具体涵义——这就留给阿萨多夫吧——在意的是语调、字里行间的韵律、不知从何处涌现的情感，这种情感莫名其妙催人落泪。诗中的“黑影人”坐在床沿之所以可怕，并非他要做什么缺德事，而是因为他让人捉摸不透，这才是更可怕的，诗句在耳边不停回响……
下课后我总会在桌上发现一两颗糖，是那种人人抢购的稀罕货。姑娘们把糖果藏在胸罩或靴子里偷出来送我（嚎哭吧，恋苏者！），令我感激不尽。
感人的事情还多着呢。
有个男学生叫托利克，街区小霸王。成天醉醺醺，言行粗鲁，剃短寸头，目光凶恶——1990年代初的“兄弟”就他这模样。理所当然每个人都怕他，包括我。
托利克想什么时候来上课就来，中途想走抬腿就走，感觉他才是校长，没人愿意轻易招惹他。某天他参加我的听写考试，答写完了，我一批改——竟然一个错误都没有。怎么会没错误呢？人家就是全写对了。连标点符号都正确，连非重读元音都无误，甚至那些难发音的辅音也没错。一切完美无瑕。如同天生的乐感一样，这是天生的语言敏感。毫无疑问我给他打了五分。
第二天发还听写纸，下课后他走到我面前递过那张纸，生硬地问：
— 什么意思？
我回答：
— 五分啊。
— 什么的五分？
— 听写成绩。
— 啊？没错吗？
— 没错。
他惊讶了：
— 真的吗？
— 是真的。怎么了？
这时他低声说道：
— 我平生第一次得五分。
您能想象吗？他的听写和作文一直很好，但每次都因为他是个流氓而被扣分。结果这一次，啪！我给了满分。从此我在这所学校的日子变得轻松愉快。每当有人在课堂捣乱、吵闹或干扰我讲课，托利克只要瞅那人一眼，就瞅一眼，教室瞬间恢复秩序。消息很快传开，甚至其他班级学生的表现也好多了，因为托利克宣布：谁敢惹我就收拾谁。
有一次他又喝醉了，深夜闯入学校闹事，砸碎门玻璃，满嘴污言秽语。于是学校派出物理老师（本校另一位男教师）去安抚他。等我赶到一看：托利克把倒霉的同事压在走廊，后者尽量保持镇定，勉强反抗，而托利克的脸色非常难看，似乎准备干点什么。我意识到不好的事情即将发生。楼上教师办公室附近，女老师们照例尖叫不止，已经有人拨打02报警。
我不能说自己不害怕。他那个朋友看起来也不是什么善茬。但我强压心头恐惧，试图和平解决冲突。我劝托利克停止胡闹，承诺不叫警察，让他回家。我的话似乎起了点效果，托利克放开物理老师，后者一下子瘫软了。托利克恶狠狠瞪我一眼，走向出口，临走又打碎另一块门玻璃。我松了一口气，连忙锁门，岂料一秒钟外面传来巨大撞击声——托利克正在拼命踹门，声嘶力竭喊我开门，当然还夹杂不少脏话。我神经紧绷，胃一阵痉挛，但还是开了门。托利克盯着我问：
— 我不会被学校开除吧？
是不是很可爱？不过后来他终究被抓进去了，课堂纪律重归混乱。但毕竟……好过那么一段时间。
毕业作文是另一个故事。
三年间，我又唱又跳给他们讲解文学、历史、艺术，播撒知识的种子，传递理性与美好。结果却让我大失所望，好心没好报。多数学生选择自拟题目，没人乐意写《涅克拉索夫诗歌中的俄罗斯女性》或《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罪与罚>中的个人哲学》。他们写了些我记不清主题的稀奇古怪玩意儿。但这帮家伙还真挺有才！
某位学生的雄文太绝了！您知道第一位女宇航员是谁吗？是克鲁普斯卡娅！这句话我一辈子忘不掉：“就像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芙娜·克鲁普斯卡娅（没错，全名！）飞上了太空，我国其他女性的未来也充满无限可能。”我拿着作文边笑边去找校长，询问该给这篇了不起的发现打几分。
校长说：“打几分？三分！别破坏指标！”
于是我懦弱地打了三分。毕竟指标绝不可被破坏。
与此同时，由于有大量空闲时间，我顺利通过最低分数线，进入夜间研究生部，很快意识到科学不是我感兴趣的领域。没什么搞头。
在我完成了规定的分配工作（整整三年！）之后，终于迎来一个机会：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电影制片厂招聘第三类纪录片导演助理，月薪100卢布（到手95卢布），于是我的教师生涯彻底结束。
延伸阅读：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