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得出一项调查的初步结论，该调查涉及一份泄露至西方的文件，反映了号称“政教分离”的苏联政府如何干预俄罗斯东正教会事务。结论并未提及一名高级国安官员在此次泄密中扮演的角色。
摘自1975年苏联部长会议下属之宗教事务委员会呈交苏共中央的《教会人员及依法限制其活动的措施》的报告，1979年在法国公开发表：
……主教职位作为教会等级制度的最高级别，在俄罗斯东正教中仍然享有很大权力。然而应当谨记的是，在苏维埃国家新的社会条件下，主教被剥夺了从前的多项特权，其活动受到关于宗教崇拜法律的特定限制。在实践中，掌权的高级僧侣如今必须同委员会（译注：指苏联部长会议下属之宗教事务委员会）全权代表商议之后，应宗教团体之吁请按立和任命神甫与助祭，并指导教区神甫们的礼拜活动。
同时不能忽视的事实是，神甫和众多信徒将主教、大主教视为神在人间的代表，是信众的精神领袖，力求无条件服从他们的训诫和指示。因此，国家必须研究主教群体的组成和活动，与他们一起组织政治活动，最重要的是培养他们对苏联宗教立法的正确态度。
众所周知，俄罗斯东正教会的最高权力属于地方会议(Поместный собор)，该会议在必要时候召开，邀请全体主教、神甫代表和平信徒代表列席。地方会议闭会期间，俄罗斯东正教会由莫斯科及全罗斯牧首领导（自1971年6月3日起为皮缅大牧首，俗名：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伊兹维科夫）。牧首与东正教最高会议(Синод)共同管理教会，最高会议由六名常任成员组成，也就是大牧首（最高会议主席）和主教区主教，即：列宁格勒都主教尼科季姆、基辅都主教菲拉列特、克鲁季茨基都主教塞拉菲姆、塔林都主教阿列克西、图拉都主教尤韦纳利。此外，还从主教中选拔两名非常任成员轮流参加半年一次的（冬季和夏季）最高会议例会。
委员会掌管最高会议。其常任成员的遴选和任命问题现在和将来都完全由委员会决定，至于非常任成员的候选资格也要预先征求委员会领导人同意。凡将要在最高会议上讨论的议题，皮缅大牧首和最高会议常任成员一概事先找委员会及各部门领导交换意见，形成最终的《最高会议裁决》。
委员会负责人员对最高会议的活动实施持续不懈控制，对最高会议成员进行系统性的教育说服工作，同他们建立互信关系，形成爱国观点和情感，通过他们并在他们的帮助下对整个主教群体施加必要影响……
委员会及其地方代表不仅持续密切注意最高会议成员的组成和活动，亦关注更广泛的主教群体。只有当委员会领导人细致审查候选人资格，同全权代表、地方机关和利害相关组织密切联系之后，方可按立或调任一名主教……
目前神甫人数少于教堂数量。例如1975年1月1日登记在册之教堂7062座，神甫仅5994名。人员短缺是许多宗教团体停止运作的原因之一。某些神甫现在兼职两个甚至三个教堂的服务……
人事危机令教会上层和主教们十分不安。他们正在寻找出路，按立未受过神学教育的教会积极分子担任神甫和助祭。目前教会尚有不足600名助祭，这类神职人员被充作填补神甫队伍的后备力量，因为没有神甫教堂无法运行。一些主教坦率地说：一个教区哪怕有一个坏神甫，教会也能够生存下去不至于关闭。按立的恰恰是这种神甫。过去三年（1972-1974）成圣了438人，其中297人做了神甫。
然而教会上层的这些努力未产生预期效果。统计数字显示，1972年注册神甫6234人，截止今年1月1日为5904人。过去三年中自然流失的神甫（逝世、退休等）共计537人，所以新任命的神甫仅补充了流失的67%，其余141人成为助祭和诵经士(псаломщик)。
即便如此，人员短缺并不能令我们放心。教会的生命力十分顽强，有众多信徒和积极分子援助支持。执掌最高权力的主教们也没打瞌睡。他们正在尽一切努力推迟教堂祭拜活动，寻找能够主持圣礼、带领祷告的人选……
1974年亚罗斯拉夫教区管事主教请求按立莫斯科居民В.А.瓦拉绍夫为神甫，此人1947年生，1972年莫斯科大学历史系函授毕业。并附上07373部队1连连长洛普欣大尉1974年5月做出的评定意见，称：
“瓦拉绍夫曾任政治学习小组长，讲课浅显易懂、条理清晰。他经常就各类主题为战友们举办座谈，负责墙报和宣传画绘制。多次获得部队指挥员鼓励嘉奖，被授予‘1973年竞赛胜利’奖章。能够正确理解党和政府的政策”。
显然，这些“新成圣”的祭拜助手和神甫候选人需要委员会驻地方机构的代表特别关注他们，对他们的状态加以适当控制。
当代的神职人员是一个特殊种姓，其声望近年来不仅在社会上，甚至在信徒中都有所降低。然而这个种姓仍能够塑造宗教世界观，维护对上帝的盲目信仰，散播神秘主义……
分析人事问题使我们得出某种政治结论，包括：俄罗斯东正教会的神职人员虽然忠于苏维埃政权，但仍是一个意识形态同我们的世界观水火不容的团体。
教会目前经历着深刻且日益尖锐的人事危机，正积极寻求出路。主教们放宽了从宗教团体积极分子中按立神甫和助祭的做法。近年来此类神甫的作用显著增强。最活跃的神职人员时不时表露极端言论，希望恢复东正教昔日权威。
委员会以及驻各共和国、各州、各边疆区的代表在日常实际工作中始终考虑神职人员的不同特点、构成和活动，设法限制和抵消他们对信众的影响，坚决制止狂热和过激行为，了解神甫们的观点和态度、年龄、普通教育和文化水平等。从而能够及时制止违法活动，制定和落实加强控制神职人员的具体措施，牢牢掌控教会不松手……
委员会通过神学院校长对神学院施加多方面影响，努力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对苏联祖国的热爱。
我们施加影响的形式和方法是：参与神学院管理和教学人员的选拔与任命，依据苏联宪法修订神学院教材，引入苏联历史课程，扩大文化教育措施，为国家利益修改一些宗教课程教材。当然，这一切都是由教会人士自己完成的。
摘自1982年1月15日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维克多·切布利亚科夫呈交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米哈伊尔·齐米亚宁的报告：
1979年秋天一些反苏出版物刊登了苏联部长会议下属之宗教事务委员会1967-1974年期间的个别文件，其中包含关于教会与国家之间关系的重要信息，敌人的意识形态中心最近对这些信息产生了浓厚兴趣。
鉴于此种情况，为找出导致向西方泄密的原因，国家安全委员会于1981年11月对宗教事务委员会收存的国家机密进行检查。检查发现，该委员会流失了1967、1968、1970、1972、1973、1974和1975共七个年度的东正教会事务报告，以及该委员会负责人与俄罗斯东正教会主教秘密谈话的六份材料。
此外，还发现这些文件的编写和移交使用严重违反了苏联部长会议1972年7月11日第511-166号决议批准的《保守国家机密和苏联机关与企业工作保密制度条例》。
根据对国家机密保存情况的检查结果，建议宗教事务委员会按照既定程序正式调查文件流失的情况和原因，并向主管机关报告调查结论。
同时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在采取措施调查上述文件泄漏至国外的渠道，查明参与此事的人员……
（2011年，教会持不同政见者格列布·亚枯宁承认，他交给西方的宗教事务委员会文件是从委员会原副主席、国家安全少将В.Н.季托夫手中购买的，这位克格勃老兵之前因卷入丑闻被委员会辞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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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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