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斯坦尼斯拉夫·列卡列夫
时至今日，原“卢比扬卡分子”参加纪念活动，总要回顾萨哈罗夫院士对克格勃的评价：“……由于其人员万里挑一，克格勃差不多是苏联唯一不受贪腐影响的力量”。惯性使然，院士认为克格勃部门“清正廉洁”的观点长期存在，而实际有机会了解内情的人都知道，即使这种精英机关也不会不生蠹虫。今天我们就来简单谈谈苏联国家安全部门有没有贪腐现象。
反腐斗争的起点
苏联劳动和国防委员会1919年2月的一项决议授权契卡“将犯有受贿、伪造和贪污的官员处以极刑或送交军事法庭”。不久，由全俄肃反委员会副主席伊万·克谢诺丰托夫主持的一个法庭就判处了44名受贿免人兵役者不同刑期监禁。那些年全俄肃反委员会经济局负责惩治机关和企业中的职务犯罪。
1920年代打击反革命分子的斗争遏制了犯罪蔓延，但全俄肃反委员会也侦办过布尔什维克分子贪腐案件。苏联驻波兰全权代办彼得·拉扎列维奇·沃伊科夫滥权腐败，利用自己“弑君者”的恐怖光环制造丑闻、收受贿赂，搞坏了苏波外交关系。大使馆一笔款项失踪，中央监察委员会派员到华沙调查沃伊科夫嫌疑，却迟了一步——“弑君者”在华沙火车站被20岁“小白匪”鲍里斯·科维达开枪打伤，不治身亡。这是不是“契卡”派刺客抢先动手杀人灭口呀？（译注：彼得·沃伊科夫曾投票赞成处决尼古拉二世皇帝全家。科维达被波兰法院判处终身苦役，服刑十年遇大赦获释）
沃伊科夫既死，莫斯科当局非但不深入调查他生前劣迹，反而在监狱内处决了20名旧俄罗斯帝国贵族成员。沃伊科夫的骨灰隆重葬入克里姆林宫墙，一个地铁站以他的姓氏命名（译注：莫斯科地铁“沃伊科夫站”）。此事告终，反腐斗争却未停步，1939年国家机关开除了7372人，其中66.5%参与职务犯罪。
克格勃初期
1954年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伊万·谢罗夫将军出任首任主席，采取新的用人策略，撤换贝利亚旧部，安插自己“亲信”和“侍从”。这样一来，贪腐自然难免。他们建立了干部后备队，挑选最合适者提拔到高位。于是心术不正之辈削尖脑袋往上钻，克格勃领导层出现“宗派集团”。1958年底亚历山大·谢列平执掌克格勃，这些共青团头子被安排到各个部门，大部分表现不称职，不得不把他们平调至没那么显眼的“外围”。
曾有一段时间通过党组织聘用人员，但最终决定权在克格勃，借助“黑材料”和娴熟诋毁手段，“外人”一律被排除在候选名单外。“自己人”尽管能力较差，可自吹自擂的水平高啊。克格勃的“说客”、职员亲属和情报员遍布政府各机关，这使得克格勃不仅清楚掌握政府机关的工作进程，还能积极影响这些机关朝着希望的方向发展。
安德罗波夫时期
1967年安德罗波夫就任克格勃主席，苏联的腐败实际已经公开化，大大小小的贪污司空见惯。政府官员们为增加自身收入，建立了一套特权和福利的分级掠夺体系。涨薪、“年资”补贴、奖金、休假双倍津贴及往返休假地旅费、住房补贴、别墅、食堂、门诊部和内部医院造成官员额外收入无从确定数字，而且大家成了一根绳上的蚂蚱，互相勾连庇护。这种现象名唤“特殊油水”，模糊了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界限，逐渐成为将整个国家拖入腐败深渊的因素。
大环境污浊，克格勃岂能不染，它们也有自己的“特殊油水”。从大小特务及其头子的角度来看，最能“捞油水”的还不是直接参与打击外国间谍的反情报部门，那些能在诸如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等机构说上话的岗位才是肥差（促成大人物子女入读好学校，酬谢丰厚）。监督卫生部的官员安排“急重病号”住院和使用贵重药品几乎不受限制，对口苏联民航和交通部的官员从不缺机票、火车票。想让体委送几张国际大赛贵宾席入场券吗？说句话就行啦！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向疗养院等开具介绍信，国营商店设立小仓库接收节前供应的稀缺消费品。
从事商业贸易工作的人惯于“柜台下勾当”，所以有动机去收买有权阻止他们这样做的人。当年约二十几名拿高薪的驻外国克格勃特务被金钱诱惑叛逃投敌，那么那些身在国内、待遇差得远的一般同事，面对送上门的贿赂，又如何保证不动摇呢？这完全取决于克格勃特务能否与服务对象的管理层搭上关系，擅长不擅长使用意义深远且断然坚决的“应该”。
1960年代初，这类丑恶现象重灾区是克格勃第2总局第10处（译注：监视苏联境内外交使团）。后来该部门无法继续胜任“供应”职能，解散并移交给克格勃第7局。同时，人人都假装这些部门不是腐败的温床，而是为履行保卫国家安全任务创造便利条件的机构。
真刀真枪反过腐吗？当然没有，倒不如说顺水推舟利用之。上级不会屈尊纡贵亲口索贿，因为某些特务只要你吩咐，他就能帮你搞来，然后俩人等价交换、各取所需。如前所述，既得利益把官员们绑在一条绳上，令他们仇视市场改革。所以任何废除现行制度的尝试必然遭遇激烈反对，正如后来发生的。
尤里·安德罗波夫就任总书记，决心首先恢复法制，然而这一桩大事却扭曲成了运动式赶任务。“扳道工们”巧妙移动铁轨，“装甲列车”渐渐偏离打击蠹虫和贪官污吏的主要方向。他们开始在工作时间突击搜查商店、电影院、理发馆甚至澡堂，显然认为这是迫使中央高层妥协的好方法。
安德罗波夫死后，由于公职人员工资低、发薪不规范、给付额外福利的法律规定不明确，加之国家机关及其职员事实上参与私营企业活动，助长了腐败现象“蓬勃发展”。犯罪团伙开始勾结当局，继续试图将某些执法机构收入自己麾下。
1986年4月莫斯科的一次宣传员大会上，鲍里斯·叶利钦直言不讳公开描述党管干部们的奢华生活。他的揭露明确而尖锐，把全部责任归咎于前任领导人，承诺将迅速解决一切问题。
这次发言之后，著名反腐斗士泰尔曼·戈德扬、尼古拉·伊万诺夫将矛头对准克格勃。在苏共中央委员无休止的腐败争论中，某些国安部门领导事实上站在了街垒另一边。戈德扬成功动摇了国民心中“正直穷人被匪劫掠，反黑战士神兵天降”的童话观念，但有识之士都明白是怎么回事。克格勃的一些人怒气冲冲，地方克格勃分局的个别积极分子企图举报“长期不换人的分局领导十几年持续执行本地党委私下指示”的丑恶嘴脸，要求拨乱反正。于是克格勃机关开会研究，做出模糊决定：整顿某些问题、消除某些问题、改进某些问题。结果，签名举报者被指控滥用职权和受贿，最顽固者锒铛入狱，鸣冤叫屈、声称被报复根本无人理睬，只好随波逐流。
然而个人贪腐比起克格勃渗透利润丰厚的商业领域、攫取控制资金流的工具和促成寡头政治诞生，显然属于小儿科了。国安部门最先察觉共产主义体制即将崩溃，克格勃特务早在1980年代中期就发出预警信号。出现了关于克格勃正在放松遏制犯罪集团的不详报道。国安机构的一些成员着手建立合营企业，按照地下社会的不成文规矩运作。这种形势影响到了克格勃第一总局（对外情报局），他们起初认为俄罗斯公司广泛的全球经营——尤其通过工商协会这条线——将掩护克格勃的海外业务。但不久之后，对外情报活动开始被用于中饱私囊。
当国内出现一批拥有来源不明巨额财产的新财主之后，克格勃官员也希望效仿人家的生活水平。这需要调动权力资源、专业技能和企业内部联系，对于“国安官商”而言，搞一笔钱自己管理并不困难。
克格勃的非法金融业务
1980年代末克格勃试图暗中控制正在形成的经济结构，向每个大型商业组织派出其官员。企业家说他们跟克格勃打交道的方式几乎都一样，路数很简单：首先敲诈勒索制造压力，接着克格勃伸出援手，帮企业建立安全部门——由从前的克格勃监护人发挥主导作用。然后，克格勃官员作为新合伙人跻身公司管理层，企业的独立性就此终结。起初这些商业组织往往会遭遇某种财务困难，但他们同意被“招安”之后，突然获得梦幻般的优待和许可证，允许经营铝、锌、铜、番茄酱之类。企业以签字交出控制权为代价，迅速在市场上高歌猛进。
党推动了经济改革进程。1987年1月苏共中央取消外贸限制，允许企业和其他法人向外国出口短缺商品，如食品、原料、电力、黄金、化学品之类。1987年9月、10月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决议，允许下达行政指令“强制性”出口短缺商品。1988年责成克格勃建立资本主义结构、商业结构、混合所有制企业。总之，到了1990年中期，仅苏联工商会(ТПП)就参与创建了约500家合营企业。
所以克格勃的金融活动经验十分丰富。1991年8月发生二十世纪最严重刑事犯罪之一，苏共中央资金不翼而飞。后来及时找回，当然，克格勃出了力了。激进的民主派要求公布陷入腐败泥潭的党员干部姓名，但为时已晚。一众官员相继“自杀”：1991年8月26日苏共中央事务局(Управление делами)主任尼古拉·克鲁奇纳坠楼身亡，10月6日其前任格奥尔基·巴甫洛夫坠楼身亡，十一天后苏共中央国际部美国处处长德米特里·利索沃利克坠楼身亡。曾有人讲：苏共中央国际部和苏共中央事务局是苏联历史上最具实权的部门，大到几十亿美元合同，小到弄死一个人，他们都说了算。八月份到十月份，苏联共发生1746起原党员干部非正常死亡案件，合营企业死的人差不多也这个数。
一番调查，在苏共中央档案室发现一张秘密收据：“……本人苏共党员，承诺保管托付予我的党的资金直到……”，同时发现约600个国内银行账户及约500个国外银行账户。1992年叶戈尔·盖达尔跟美国私人侦探社“科罗拉”签订轰动一时的合同，委托其搜集俄罗斯人在境外的货币资产和存款信息。三个月后美国侦探交给盖达尔一份报告，此报告随即消失，据说其中列出约三十位著名政治家的账户。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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