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尼基塔·彼得洛夫
1935年6月法国左翼作家罗曼·罗兰有幸拜会斯大林座谈，此人像当时许多西方知识分子一样对苏联颇具好感。除了谈及争取全世界和平，法国作家还十分关注同年4月7日苏联政府通过的一项法律，规定十二岁以上未成年人适用刑事处罚，最高可判死刑。罗曼忧虑地说：“极刑临到了这些孩子头上”。
“儿童和运动员之友”严肃答复：“这项法令纯属示范意义。我们借此震慑的不是流氓儿童，而是儿童流氓行为的组织者”。此外在谈到学校发生的“可怕案件”时，斯大林补充说：主要目的是“保护我们的儿童不被流氓伤害”。
罗兰听了很困惑，问为什么不向全社会开诚布公，好让大家都明白通过法律的用意呢？斯大林习惯性地自问自答说：“我们能不能说明，颁布该法是出于示范目的，是为了预防犯罪、震慑犯罪分子？当然不能，因为如果这样的话，罪犯就不会畏惧法律了。”罗兰表示赞成：“当然不能这样做”。斯大林随即保证说：“迄今还没有对儿童罪犯适用最高刑罚的案例，我们希望以后也不会有”（对话发表于1996年《源泉》杂志）。
但斯大林再一次公然撒谎，很快就“为了示范意义”开始枪毙儿童。苏联捍卫者极力否认一切，声称绝没有儿童被处决的事，并引用《РСФСР刑法典》第22条：实施犯罪时未满18岁者不得判处死刑……
老兄，法律规定是死的，镇压手段是活的！1937-1938年НКВД“大规模行动”杀害数百名未成年人，下面仅举几个15、16岁的例子：
米哈伊尔·彼德罗维奇·沃罗年科夫 (1923–1938)，1938年3月16日在布托沃射击场枪决；
瓦西里·叶夫列莫维奇·维诺格拉多夫 (1922–1937)，1937年8月23日在布托沃射击场枪决；
帕维尔·安东诺维奇·库兹梅诺克(1923–1937)，波兰人，曾在阿西诺村（今托木斯克州）做照相员，1937.8.4被捕，指控其参加波兰民族主义反革命组织，1937.11.9枪决，1960年平反恢复名誉（《托木斯克州政治镇压受害者纪念册》）；
亚历山大·加夫里洛维奇·萨帕 (1921–1937)，乌克兰人，斯拉夫戈罗德中等师范学校学生，1937.9.5被捕，依据《刑法》58-8、58-11条起诉，1937.9.18枪决，1990年平反恢复名誉（《阿尔泰边疆区政治镇压受害者纪念册》）；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托尔佩舍夫(1921–1937)，俄罗斯人，家住韦列夏金斯基地区库德利诺村（今彼尔姆边疆区），1937.7.2被捕，指控其从事反苏煽动和反革命活动，1937.8.28枪决（《彼尔姆边疆区政治镇压受害者纪念册》）；
维肯季·维肯季耶维奇·赫沃伊尼茨基(1922–1938)，波兰人，曾在格扎茨克“斯托尔波沃”休养所做地板打蜡工，1938.2.13被捕，依据《刑法》58-6、58-10条起诉，1938.7.28枪决，1988年平反恢复名誉（《斯摩棱斯克州政治镇压受害者纪念册》）。
此类案例数以百计，都刊登在各地区编纂的政治镇压受害者纪念册上，苏联和斯大林捍卫者只是懒得去看。
НКВД大镇压结束之后，父母被捕的未成年人仍不安全。中央劳动研究所所长阿列克谢·卡皮托诺维奇·加斯捷夫1939年4月14日被军事委员会判处死刑，次日在莫斯科枪决。他15岁的儿子到检察机关查问父亲下落，军事总检察院第2处处长、一级军法学家索菲娅·乌里扬诺娃大动肝火——这个少年多次来访，烦透了！于是她写一份报告，检察院根据这份报告于1939年7月9日致函НКВД侦查部门首长博格丹·科布洛夫，称“需要对加斯捷夫儿子积极开展有关工作”。
（译注：此处指的是加斯捷夫次子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1923年生，1941年被捕判刑十年，释放后禁止在国内十个大型城市居住，后来成为电影编剧和作家）
1941年初НКВД开设十五个劳改营，可容纳2400名“少年犯”，凡根据1940年12月28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技工学校、铁路技校和工厂学校学生违反纪律及擅自离校的责任》的法令被判刑的少年都送往此处。由于抓的多判的多，1941年4月份十五个劳改营床位仅余50%，按照НКВД计划，这种劳改营将扩充到二十六个。
强迫人依附于工业设施、剥夺自由选择人生道路的权利，是斯大林主义国家的另一个显著特征。1940年9月26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工厂学校和劳动力储备问题，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维亚切斯拉夫·马雷舍夫回忆，会上斯大林抱怨说“人们进厂办学校接受培训全凭自愿”，提议规定每年动员若干青年到技工学校和工厂学校受训：“劳动力储备计划的基础在于，给一个人穿衣、穿鞋，让他受教育，那么他就有义务响应动员在我们需要的地方工作四年”。
接着斯大林把他提议的措施“政治化”：“我们不能对谁进入工人阶级漠不关心。如果放任自流，工人阶级的成分就可能变坏，作为工人阶级专政的权力也可能因此变坏…… 我们不能让工人阶级的成分听凭其成员的意志”。
所以斯大林认为，措施除了能够规划工业中劳动力的使用，“还使我们有机会管理工人阶级的成分，保持工人阶级成分的稳定性”，并在讲话结束时断言：“唯一的措施就是动员起来”。（《源泉》杂志1997年刊载）
几乎同时，1940年10月2日苏联人民委员会下属劳动力储备管理总局成立。不久通过类比企业工人、职员擅自脱岗的严厉惩罚措施，规定了不愿在技校和工厂学校培训的青少年的刑事责任。根据法令，“严重违反学校纪律”的学生同样要受罚。
许多苏联学童都曾幻想参加某个“秘密社团”，这是孩子们对教育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学校管理官僚主义和少先队组织假大空的一种可以理解的反应。苏联电影《我的朋友科利卡》（1961）描写了典型的校园生活故事：几位少先队员组建“及格生秘社”，誓言帮助弱小、打击书呆子和自命不凡者。这部电影的创作是为响应1958年12月颁布的《加强学校和生活联系法》，在演员阵容与写实性方面取得了难能可贵成功。
另一些顽童游戏则是政府无法容忍的。战争电影中的纳粹党徒衣着考究、风度翩翩，虽邪恶却又令人倾慕，引起少不经事小孩的幻想。1960年代初部分学校流行“盖世太保游戏”，互称对方为各级“党卫队长”，自制带帝国鹰图案和万字符的各种“证件”、“命令”。从当局角度看显然十分可憎，希特勒曾给国家造成深重灾难，何况很多学生父母还上过前线呢。
所以“第三帝国游戏”必然玩不长。可斯大林时代毕竟远去了，如今没人囚禁儿童，即便他们的出格行为在意识形态上不可接受。虽然克格勃会传唤涉事小孩父母，进行严厉的“预防性谈话”，但也仅此而已。顺便说一句，严词申斥确实有效，尽管并未增加孩子们对苏联政府的爱，却坚定了他们不挑衅当局、不表达真实想法之意志。
此外还有“印第安人”。1980年8月克格勃负责学生事务的第五局第三处部署行动收拾一群自称“美国印第安人权利斗士”、追随人家文化和审美的青年。这些年轻的“苏联印第安”计划在列宁格勒附近集会，犯了政府忌讳。克格勃中央机关命令莫斯科分局采取广泛“预防措施”，于是集会被破坏，“印第安青年”被驱散，个别人“被克格勃官员带走进行私下接触，以便为国安部门的利益做进一步研究”。你看，整件事似乎自始至终不离苏联路线，毕竟党媒三天两头提醒人们勿忘美国“压迫”印第安人，呼吁释放伦纳德·佩尔蒂尔——还有人记得他是谁吗？
（译注：Leonard Peltier,美国原住民活动家，因涉嫌枪杀两名FBI探员被判处无期徒刑）
后来流行读托尔金，那完全是另一种性质的事情。戈尔巴乔夫推行改革，克格勃不再关注手持竹剑、林中狂奔的疯癫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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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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