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役少将维克多·阿列尼科夫早年是苏联克格勃第九局第一处处长，他和同事们曾在戈尔巴乔夫时代保卫党政领袖及外国贵宾的人身安全。任何记者撰写关于特勤部门文章的时候都梦想同他谈一谈。阿列尼科夫如今是国安机关“第九”老兵协会主席，他在协会的一次活动期间向记者讲述了罕为人知的九局勤务往事。
— 维克多·瓦西里耶维奇，您负责首长警卫处的时候也许是这个部门工作最难做的时候。与前几任总书记不同，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喜欢走近群众，向全世界展示国家领导人和人民之间的新型交流形式。可以想见，这些即兴而发的举动给您的同事们造成了多么大的麻烦。
— 您或许知道首长警卫部门选拔人员的标准是什么。我们这里不光训练身强力壮的警卫员，而且一直拥有知识分子，就是受过教育、多才多艺、能够瞬间做出唯一正确决定，必要时毫不犹豫献出生命的人。诚然，同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共事那些年，我们必须在很多方面进行重组，但每一个“个人”都在任务期间知道自己的位置和行动，包括戈尔巴乔夫自发“到人民中间”的时候。我举个例子吧。1988年12月在联合国总部参加完政府招待会之后，大约午夜时分车队穿过纽约的街道返回官邸，老板突然提出——也可以说是命令：在百老汇停车，见见市民。我们时刻准备好应对这种意外，并在适当的时候将情况通报给美国同行。这一回戈尔巴乔夫先生与美国普通人的会面进行的很顺利。但我的同事们都对这次中途停车以及与不夜城客人的交流留下了深刻印象。
— 几乎人人皆知钳工亚历山大·什莫诺夫案，1990年他企图在11月红场游行期间刺杀苏联第一任和最后一任总统。不过我相信此类事件也曾经发生过，只是由于种种原因未对外公开。
— 这取决于您怎样理解“严重事故”这个词。我认为严重事故是指针对被警卫对象的犯罪行为已经发生，这在我任职期间从未出现。是的，是有过突发情况，但我们的人员始终做到了正确处置。过激行为和严重事故有可能发生的前提是不专业或不称职的人在值勤，以及保卫首长的各特勤部门人员之间缺乏相互理解与配合。
我再谈两句什莫诺夫。他后来对媒体声称开了两枪，一枪打向列宁墓，一枪打向“古姆”外墙，但这不是真的。我们的人迅速制服他，他只向铺路石开了一枪。
— 那么这是孤立的意外事件吗？还是说发生过别的？
— 我记得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有过一次挺荒诞的事。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照例走出去会见群众，我们的工作人员在人群中发现一个衣服下藏猎枪的家伙，当场控制住，开始盘问。结果是：他打猎回来，看见一堆人里三层外三层，好奇心起想凑热闹。俗话说好奇害死猫啊。当然，搞清楚了就把他放了，但这位倒霉猎人也得到了终生教训。
另一次发生在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访问印度期间——这次比较严重了。我们收到具体情报说一伙武装分子被派往印度，企图破坏苏联领导人访问。当时印度的形势特别复杂严峻（考虑到“阿富汗战争综合症”），国内有约一百万阿富汗难民。恐怖组织穿越巴基斯坦边境，俟机突入德里。于是我们向国家安全委员会首长提出申请，派遣在反恐斗争中训练有素的“阿尔法”小组成员参与保障苏联领导人外访。获批后我们与该部队指挥员根纳季·尼古拉耶维奇·扎伊采夫少将一起解决了必须的手续问题，借调维克多·佐尔金率领的十名战士（主要是狙击手）随同出访。他们编入我所在的小组。
我们预先在德里进行侦察：及时查明了“帕拉姆”机场（译注：英迪拉·甘地国际机场）、出行路线、苏联官邸住宿地、戈尔巴乔夫下榻的总统府、“阿肖克”政府宾馆及苏联领导人将要访问的其他一些设施。当然也通报印度安全部门我们将在某些位置设立配备特种装备的狙击岗哨，由“阿尔法”小组成员驻守。最后我们圆满完成了出访保卫任务。阿富汗恐怖分子被印度安全部门截获。
— 据我所知，让“阿尔法”狙击手为苏联最高级别官员提供安全保障的想法，恰恰是您领导第九局首长警卫处那几年产生的？
— 对，1985-1986年克格勃第九局领导层就有了与该单位密切合作的想法。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访问印度是我们第一次联合执行任务。
— 听您介绍，无论过去或现在你们的人一直跟外国特勤部门同行保持着紧密联系。
— 这再正常不过了。不仅频繁交流经验，我们还经常需要对外国特勤部门人员进行某些技能和手段的培训。例如我服役期间，我们跟保卫拉吉夫·甘地总理的印度安全部门成员有过十分密切的接触，也培训过他们的人。但印度人不算最勤奋的学生。与我们的建议相反，他们保卫这位印度领导人出现严重失误，在拉吉夫·甘地会见选民的时候居然放任一名泰米尔自杀式刺客未经检查、不受阻拦接近被警卫对象引爆炸弹。我们仔细分析过印度同行的勤务，发现导致这场悲剧的错误判断太多太多了。
所以这些事故都是保卫部门疏忽、无能和不专业造成的，我们的工作中绝不允许出现此类情况。
— 总的来说，专业人员离开政府机构，对他们是否是件挺痛苦的事？
— 这大概就是我们当初成立“第九”协会的主要原因之一吧。一名受过最高级别训练的专业警卫人员四十岁退休，他精通自己的工作，为此磨练技能多年。难道让他重新接受职业培训、开始另一种生活吗？继续做他最擅长的工作无疑更合乎逻辑。我们协会成立十年间，已经为五百多名前同事提供了商业安保岗位。
当然，这不是协会面临的唯一任务。协会联合了30多家私营安保公司，合作关系不仅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还建立在公司领导私人交情基础上。这主要是因为他们曾在苏联克格勃第九局和后来的警卫总局、联邦警卫局(ФСО)共事过。
我们协调协会集体成员的活动，对同事进行培训和再培训，在政府机构中维护私营安保公司的利益，给予他们信息分析支持，援助退役军官，推荐那些有安保实践经验的优秀年轻人到联邦警卫局上班，并且同其他特勤部门老兵协会和基金会合作。
“第九”协会理事会有不少传奇人物，比如原苏联克格勃第九局副局长退役少将米哈伊尔·季特科夫、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和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贴身卫队的队长预备役少将弗拉基米尔·麦德维杰夫，以及其他在各自专业领域功勋卓著、备受尊敬的退役军官。用当今的话说，无论国内国外，保持这一著名安全品牌在法律上的继承对我们十分重要。
— 作为这一行的专业人士，您对报刊上不时出现的耸人听闻材料——据说是为了揭露我国知名历史事件，持什么样的态度？
— 我一贯仔细阅读此类报道。当然，我也会发现一些很有意思的内容，但大多数时候笑笑而已。我理解新闻工作的特殊性：故事写出来要生动活泼、吸引眼球，但应该基于可靠的事实，而非臆测和假设。
我最不喜欢的是，许多作者试图把谋害一个人最宝贵生命的普通罪犯英雄化。任何人无权杀人，无论国家领袖或普通百姓都不可谋害，哪怕用最动听的语言辩解。如今我们正在品尝这种把罪恶理想化的苦果，恐怖袭击猖獗，以至于遏制其蔓延成了全球政策的首要任务。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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