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人民党对佛教界的镇压和迫害

乌兰巴托郊外汉宾敖博乱葬坑

2000年蒙古国首都乌拉巴托郊外新建居民小区,工人们掘开地面,惊见埋藏几百具人类遗骸的乱葬坑。其中多数颅骨前顶和额头有两个直径不足一厘米的圆孔。于是成立特别委员会,调查发现人骨属于1930年代被镇压杀害的蒙古僧侣。乱葬坑清理工作持续三年,运走满满两卡车骨骸。虽然规模令人触目惊心,但这些死者仅仅是受害者的一小部分。

为什么佛僧会变成“阻碍蒙古走向社会主义光明未来”的群体?简短回顾蒙古独立后的现代史,将有助回答这个问题。

从神权政治到共产主义

尽管蒙古是世界上最古老国家之一,13世纪成吉思汗开拓的疆域东至太平洋、西至黑海,但直到20世纪初依然被濒死的大清帝国统治。1911年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二千多年帝制传统,也推动了蒙古民族革命。同年12月蒙古宣布独立,佛教领袖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登基,称“博克多汗”,蒙古成为政教合一国家。

蒙古人寻求独立,靠的是俄罗斯帝国支持。虽然圣彼得堡只承认蒙古在清帝国内广泛自治,仍派兵进入蒙古首都京城库伦。八年后即1919年,中国军队趁俄国内战之机重新占领蒙古,废除博克多汗。1921年白军将领罗曼·冯·恩琴男爵挥师进入蒙古,打退中国驻军,再次扶植博克多汗即位。

就在1919-1921年中国短暂占领期间,蒙古出现了两个亲共产主义的革命团体,一个叫“领事坡”,一个叫“东库伦”,目的都是推翻中国统治。在与布尔什维克和共产国际取得联系后,两个革命团体采纳建议联合组党,于1920年形成蒙古人民党。1921年春在布尔什维克控制的俄蒙边境城镇恰克图组建临时政府,号召蒙古人民同白军决裂。

1921年7月恩琴男爵兵败逃亡布里亚特。蒙古人民党的军队在布尔什维克军队支持下开进京城库伦,迫使博克多汗承认临时政府,只保留其象征性的国家元首职位。1924年第八世哲布尊丹巴逝世,蒙古政府废除君主立宪,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按照藏传佛教传统,宗教领袖圆寂后须在民间寻找转世灵童,但蒙古人民党百般拖延,1928年12月决议“禁止哲布尊丹巴转世”。之后在苏联政府指示下着手消灭藏传佛教。

躲得过资本主义躲不过枪毙

废除君主立宪后,蒙古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快步前进:实施政教分离,没收大地主、大牧主的生产手段和土地,对富裕居民和僧众征收附加税,开始集体化,宣布“超越资本主义阶段向社会主义过渡”。

初掌政权的蒙古人民党员普遍不会管理现代国家,所以从一开始政府各部门就充斥着苏联“顾问”。克里姆林宫尤其关心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安机关,1922年7月仿照全俄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样板组建了蒙古国内卫队(ГВО),成立之初几乎半数成员是苏联国安特务。

ГВО内部苏联顾问过多导致两国情报部门龃龉:ГВО的蒙古人员抱怨外国专家不仅只顾自己利益、公然越权干涉他们工作,甚至试图将ГВО领导转变为苏联代理人。作为回应,苏联国安特务反过来指责蒙古同事宗教思想太重、希望在佛教基础上复兴成吉思汗帝国,并向莫斯科报告白军分子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高层“占主导地位”。虽然早在1926年已经要求严格管理和限制苏联顾问在ГВО的活动,但苏联人、尤其国安人员对蒙古政治的影响依然巨大。

所以,按照苏联模板建立的蒙古国家安全机关十分适合进行权力斗争,斗争的结果是一个又一个党的领导人被宣布为“反革命”:1922年8月总理兼外交部长道格索姆·鲍道及14名支持者被枪决,1924年道格索姆生前主要政治对手索林·丹增被指控为“叛徒”,逮捕次日枪决……

1920-1930年代,除持续镇压党内干部、政府官员和军队将领之外,散居蒙古的布里亚特人亦遭迫害。1910年代末-1920年代初俄国内战激烈,许多布里亚特人逃入邻国蒙古。现在苏联政府将躲避内战的布里亚特人(许多是富裕养牛户)视为“白匪”,НКВД联手蒙古同行编制了这些人的名单。1929年6月苏联驻乌兰巴托大使馆报告莫斯科:蒙古境内一万五千余名布里亚特人是反革命分子。一年后苏蒙两国签署协议,同意将布里亚特“罪犯”引渡苏联受审。

蒙古政府自己当然也有能力消灭“罪犯”,曾枪毙数十名布里亚特移民,囚禁数百,其中包括被指控协助日本间谍活动,企图将布里亚特从苏联分离出去并在日本保护下建立“泛蒙古国”者。例如曾任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书记处书记、镇压过反共暴动的姜巴·勒库姆被控勾结日本,1934年6月处决。

总而言之,随着1930年代日本在远东地区实力增强,“防范日谍”成了苏联和蒙古实施镇压的主要理由。为应对日本在周边不断上升的地位和日军对满洲的侵略,苏联开始重点关注蒙古局势。1932年联共(布)中央成立常设蒙古委员会,克利缅特·伏罗希洛夫任委员会主席。1933年斯大林接见蒙古总理博勒吉德·根登,亲自过问蒙古僧侣情况。

斯大林反喇嘛

20世纪初的蒙古是世界佛教中心之一,哲布尊丹巴是达赖喇嘛、班禅喇嘛之后藏传佛教第三号领袖。俄联邦鄂木斯克州安全局资料显示:1930年蒙古五省共有妇女345350人、世俗男性260905人、喇嘛104106人,即僧侣约占男性人口的30%、总人口的15%。1920年代蒙古人民党领导层内部有过一种观点,认为应当拉拢蒙古精英阶层而不是恐吓他们。鄂木斯克州安全局档案材料留有扎木斯朗·策本(译注:学者、政治家)的一篇讲话,他建议吸收“喇嘛中最优秀的部分”入党,表示“党的目标和宗教的基础是一样的——帮助广大人民团结起来谋求共同利益”。

可惜克里姆林宫幕僚们不这样想。彼时苏联政府抓“间谍”上瘾,认为蒙古喇嘛是日本利益的代理人,不仅威胁蒙古人民革命,更威胁苏联在整个远东地区的影响力。党内权斗、НКВД监督和“左倾”卓有成效,主张善待僧众的党员被国安机关打成反革命分子,宗教政策变得愈发高压。政府开始强迫佛僧从事违背教义的世俗活动,比如服兵役。由于税收负担加重和信徒捐款减少,寺院财政难以为继,还要面临政府从法律层面施加的侵犯。

1929年10月召开第六次省党代会,决议将僧侣彻底排除于国家经济生活之外。禁止寺院从事农耕、手工业、贸易和未成年人教育活动。不准农耕和贸易是对僧众的沉重打击,等于砸碎他们饭碗,因为这道禁令既剥夺了富裕喇嘛的主要收入来源,也让穷人的生活变得难以为继……

即便做到这种程度,克里姆林宫仍然对蒙古同志的宗教政策感觉不满。1933年斯大林晓谕蒙古领导层:“这是国中之国。成吉思汗绝不会同意这样做,他一定会残酷惩罚他们(喇嘛)”。总理根登拒绝斯大林提出的肉体消灭僧侣的要求,后来他付出了生命代价。

到了1936年,霍尔洛·乔巴山成为权力斗争后幸存的少数几位建党元老之一。斯大林支持他掌权,在蒙古人民革命党全体会议上废黜根登,礼送苏联软禁。

霍尔洛·乔巴山1919年组织革命小组,次年同达木丁·苏赫巴托尔的革命小组合并,本人曾赴伊尔库茨克军官学校进修。恩琴男爵兵败,蒙古人民共和国建立,乔巴山开始担当要职:1924年至1929年任蒙古人民革命军总司令,1930年任外交部长,1931年至1935年任畜牧和农业部长,1936-1939年任内务部长,1937年至1952年再次出任蒙古人民革命军总司令,直到1952年逝世前一直是部长会议主席。他仰仗斯大林进行独裁统治。

至于失宠的前总理根登,软禁黑海度假地“疗养”一年,1937年被迫承认勾结日本“进行阴谋活动”,11月在莫斯科秘密处决。

勤奋的学生

乔巴山力压党内同僚,实施个人专权,开始执行斯大林消灭“不可靠分子”的计划。为此,斯大林专门把苏联大镇压“功臣”之一:米哈伊尔·弗里诺夫斯基派往乌拉巴托。弗里诺夫斯基根据既往经验,提出不由法院改由“三人小组”审案的做法。其中一个“三人小组”的成员是乔巴山本人、蒙古司法部长和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书记处书记。

1937年蒙古审理所谓“中央反革命集团案”,被告是几位高级僧侣,刑讯逼供之下无奈承认参与1932年暴动、从事有利于日本的间谍活动、阴谋反抗现政府。公审在剧院举行,电台、报社大肆宣传。同年斯大林批准乔巴山镇压党内同志、军队将领和普通民众,以政治恐怖手段巩固个人地位。187名高级军官、36名中央委员、25名政府高级干部被处决,乔巴山常常亲自出席对昔日同志的残酷审讯。

1937-1939年为“最终解决”喇嘛问题,蒙古逮捕17434名僧人,其中14201名根据乔巴山“三人小组”命令处决。僧人们既有后脑中弹逐一枪毙的,亦有在寺院墙下排队被机枪扫射的。检查发现的遗骸,部分僧人并非死于枪击——头骨开裂表明可能曾遭枪托打砸,另有一些遗骸胫骨断裂。本文开头提到的乌兰巴托郊外汉宾敖博乱葬坑,除人骨外还拾获遇害者个人物品,包括衣服和鞋子残片、陶器和宗教用具等。这些个人物品与尸体推入大坑掩埋,当时显然动用了建筑机械。

“最终解决”之结果:全国800多座佛教寺院关闭殆尽,大部分被拆毁,寺产收归国有,宗教法器回炉熔炼,木制建筑沦为劈柴。斯大林宠臣乔巴山打着追捕“日本间谍”的幌子,两年时间从肉体上彻底消灭了蒙古文化阶层。1938年9月-1939年4月期间26000名蒙古人被定性为“人民公敌”,其中20474人处决。各方估算镇压受害者总数多达5万-10万,当年全国人口仅70多万。1921-1939年近2.8万人死于非命,绝大部分是男性,等于说镇压机器消灭了十分之一的男性人口。

蒙古镇压既然效仿苏联开启,收尾自然也跟苏联一样——刽子手和党内高官被陆续卸磨杀驴。最大的不同或许在于蒙古镇压组织者是在外国判决、处死的。

1939年斯大林命令乔巴山停止镇压,因为党内反对派已然全灭,日本军事入侵威胁日益严重。1939年4月内务部开会,乔巴山为首的“三人小组”认为苏联教师爷和过于积极的“实地执行者”应当对国内恐怖状态负责。于是大镇压直接组织者被迅速逮捕押送莫斯科,包括内务部长和副部长、ГВО领导和蒙古人民革命党干部。最终乔巴山“三人小组”之一的中央书记处书记道尔扎布·鲁布桑沙拉布也被逮捕,指控他从事反革命活动,在莫斯科囚禁两年,1941年7月被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判处死刑,同日陪斩的还有斯大林认为不忠于莫斯科的几位蒙古人民革命党干部。

1952年乔巴山逝世,蒙古镇压偃旗息鼓。1990年代民主化之后这些话题得以公开讨论,数千蒙冤者获平反。然而广袤的蒙古国大地埋藏了太多恐怖历史,两卡车人骨只是小小缩影。

苏联时代的东正教会

工厂拔地起,教堂钟鸣息

俄国革命后大规模没收教会财产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禁止全文转载,引用请注明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