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毕特·菲泽勒
（波鸿大学东欧历史教授）
胜利的苦涩
1945年苏联迎来最终战胜德国侵略者的伟大胜利，付出的代价则是历史上最惨重的。这场战争不仅夺走约2700万人生命，还留下众多寡妇、孤儿和残疾者。斯大林统治时期，任何有可能贬损苏联军功的事情都被隐瞒或否认。尽管伟大卫国战争艰难困苦的历史宏大叙事在国家记忆中占据突出位置，但官方对战争中的具体损失、困难和由此致残的受害者们却宁愿保持沉默。由此产生一种英雄主义的政治历史，几乎不关心战争的社会成本，尤其伤残军人。
根据目击者的说法，伤残退伍军人是“赤贫胜利者”中最需要援助的群体。阿尔卡季·舍甫琴科（译注：苏联外交官，曾任联合国副秘书长）曾回忆：“男人们从前线回家，缺胳膊少腿，遍体鳞伤。这些老兵佩戴勋章在街角乞讨，或者到自由市场设法变卖自己的奖章、军大衣和从战场带回来的一切东西”（《同莫斯科决裂》，1985）。社会上流传：1940年代末-1950年代初莫斯科等大城市的残疾人被集中遣送偏远地区，好让巨大的保障难题不那么扎眼。
因此，即使苏联解体之后，伤残退伍军人问题一方面牵涉诸多禁忌，另一方面也包含各种印象和假设。作为一个不受欢迎的课题，沙场归来的残疾老兵尚未被系统研究过，更遑论广泛关注。尽管“档案革命”为填补某些空白提供了机会，但在铺天盖地的“二战”出版物中这个问题仍鲜有提及。所以，伟大卫国战争残疾受害者的历史不仅没成为学术研究课题，亦未反映在许多同时代战争幸存者的头脑中。
问题的规模
在斯大林为数不多的战时和战后讲话中，从未提及为数众多的伤残军人。这些人的存在本身就是对政权及其领袖的一种责备甚至威胁，毕竟政权和领袖认为各方面辉煌胜利主要是自己的功劳。凯旋得胜的画布上容不下残疾人，因为他们和数百万死者共同“体现”了苏联人民为争取胜利不得不付出的可怕代价。
根据俄联邦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一份出版物（《20世纪苏联伤亡和战斗损失》，1997），战争期间约380万士兵因伤因病复员，其中257.6万属于不适合继续服役的残疾人。至于多少人的伤病后来痊愈或不治身亡，暂时不得而知。后期的估算不是由军队机关而是人民委员部（及1946年3月之后的部委）进行，委员部最低设在共和国一级。军事委员会负责统计军官。这些机构的官方数据从未公布过，甚至连大概数字都没有，因此伤残退伍军人问题的规模难以确定。
然而有资料显示1945年春天全苏联约有200万残疾老兵。由于战后复员军人、遣返回国人员和游击队员的人数增加，所以残疾者的数量应该高得多，最保守估计270万。也就是说苏联残疾老兵人数相当于军队总人数（3400万）的8%。如果考虑到对德歼灭战难以置信的残酷性，以及红军视人命如草芥的态度，会发现这个比例相当低，不能反映伤残和疾病的实际情况，应该是为了承认问题而刻意得出的数字（女性伤残军人更无从查考，甚至红军女性官兵的具体人数也有很大差异）。
灵活的残疾评定
1930年代斯大林推动“上层革命”，那时候产生的法律法规和意识形态语义从根本上改变了“残疾”的定义，将其限制在生产方面而非健康方面。随后动员工人建设社会主义成了最高目标，于是一般的肢体缺损不再构成“残疾”（以及领取国家津贴的权利），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才算，且有效期不超过一年。
苛刻的残疾评定标准体现在1932年施行的三级分类，根据新规定：“一等残废”是完全丧失劳动能力、需要全天照顾的人，“二等残废”是评估认为无劳动能力但不需要照顾的人，“三等残废”包括那些部分丧失劳动能力但可以履行低技能、低报酬轻松工作的人。以前医生的任务是确定残疾程度或失去劳动能力的百分比，而现在要求他们确定剩余劳动能力的百分比。所以，过去伤病和残疾之间的直接联系被打破了。针对残疾人的各项福利措施首先考虑安排就业，甚至仅考虑安排就业。
大战期间，以劳动能力为导向的新标准被大规模应用于因肌肉骨骼系统缺损复员的官兵。社会保障人民委员部下属的医疗劳动鉴定委员会(ВТЭК)负责评定残疾程度。早在1941年8月9日社会保障人民委员阿纳斯塔西娅·格里沙科娃已要求ВТЭК在定残时尺度从严，禁止给那些仍能从事旧职业的人评定残疾，哪怕他们失去一只眼或一条腿。唯有在身体功能严重受损，以至于该人只能从事低报酬、低技能轻松工作的情况下，才允许评为“三等残废”（《关于ВТЭК在战时条件下工作的指示的函》，1945.8.9）。
由于鉴定委员会起初不愿执行上述严格标准，遂于1942年6月再次收紧要求（《残废军人医疗劳动鉴定手册》，1943）。社会保障人民委员部规定可雇佣“二等残废”（原则上无劳动能力者）从事后勤和辅助工作。此外，从1943年5月开始体检间隔缩减了一半，也就是“一等残废”必须每六个月复检一次，二等和三等每三个月复检一次。复检时不仅考虑健康状况，也考虑个人代偿和适应伤残的方式。同时，参加工作被认为有增强健康的效果，在苏联人眼中，劳动本身就是一种康复手段。
由于来自上层的巨大压力，战争头两年无数“三等残废”失去了他们的残疾资格和津贴补助。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除了后方对人力的需求，也有急剧增加的残疾人数量所带来的财政支出。从1943年秋季开始社会保障机构就积极采取行动减少“二等残废”比例，系统性的提前大规模体检导致“二等残废”配额从52.7%（1942）减到35.4%（1944），1948年降至21.1%。这项政策波及数十万残疾人，其中许多人身负多处创伤。他们从此必须接受强制就业和加强监管，后者目的是遏制据称在前线复员军人中普遍的“投机行为”。
国家粗暴的劳动力动员政策最终导致一种认识：战伤皆不同于工伤，只不过是容易代偿的局部受限机能障碍，对身体没有特别的负面影响（社会保障人民委员苏霍夫的声明，1945.5）。残疾人纷纷抗议这种说法，但没有任何官方手段能够申诉ВТЭК的鉴定结论。如果不尝试欺骗和行贿，唯一办法就是老掉牙的写信请愿。残疾人的信件，尤其关于改评“三等残废”、不予免除劳动义务的投诉不仅寄达地方、地区和中央级社会保障机关，甚至送到了党中央、最高苏维埃、部长会议、报社、杂志社和个别社会名人的案头。据不同机构统计，战争结束后投诉飞涨。由于档案材料分散，无法对其增速进行跟踪。从记录在案的事例来看，仅极少数投诉获得成功，毕竟ВТЭК严格的鉴定结论完全符合政治领导人方针指示。然而残疾群体决不承认自己是无形的“生产单位”，凭借战争受害者的资格要求获得相应物质补偿，因为他们在余生中必须持续承受伤痛。
残疾人频繁抱怨的另一件事是定期复检。尽管规定从1944年1月起无法医治的残疾人每年只需配合一次ВТЭК复检，他们仍然认为这是故意羞辱人：“他们每年给你打电话，即使他们——从斯大林到普通医生——心里都清楚一年长不出新腿来。简直太卑鄙了！这是对人民、对残疾人实实在在的犯罪……你压根没胳膊没腿，没双手，还叫你去复检”。
国家津贴和物质保障
参战受害者及评定残疾人有权领取国家津贴，然而由于人手短缺和管理混乱（尤其战争头两年），津贴的计算不符合规定，支付也断断续续。伤残军人抚恤金本就微薄，而且差别极大（伟大卫国战争伤残军人抚恤金高于“一战”和内战伤残军人抚恤金），其数额首先取决于入伍前工资，其次取决于军衔，第三取决于残疾等级。工人比农民拿得多，军官比战士拿得多；而那些从学校应召入伍的、以及（大多数情况下）无法证明自己当兵前收入的人，到手抚恤金同样多（苏联人民委员第1269 号决议，1940.7.16）。即便如此，支付津贴仍然是国家残疾人社会保障政策库中唯一起作用的手段（至少从1943年起）。但与该政策其他方面不同，津贴本身几乎从未被国家广泛宣传，惟恐说多了会促生“依赖心理”（《卫国战争残疾人劳动安排》，《真理报》1944.4.8；《全民关怀祖国保卫者》，《真理报》1945.5.23）。
支付给“一等残废”，即那些丧失劳动能力、需要别人照顾者的津贴实际不够生活，二等和三等更少。一开始国家把责任推给残疾人家庭，要求妻子牺牲奉献，利用妇女杂志发表的“德育文章”教化她们。可惜并非每个残疾人都能依靠亲属支持，很多人自己不肯当累赘，其他人则被家庭抛弃，听天由命。1943、1944年几十万被占领土的居民重返家园，有些直接被拒门外。所以很多残疾人沦落到悲惨境地，加之向他们发放食品票证不及时，并且票证供应制度本身就运转的磕磕绊绊。
为助残扶贫，一些城市向残疾群体发放一次性现金和物质援助。但这样做地方财政吃不消，不得不求助公众，募集钱款、衣物等。如此一来，帝制时代俄国曾经广泛存在、1920年代新经济政策时期被部分允许的慈善活动重现社会。物资长期匮乏的时候就连斯大林政府也默许暂时恢复“资产阶级”做法。个人和教会发起各类募捐，但更多的是党组织、共青团和工会发出的“强制自愿”倡议。然而居住在农村的超过50%的残疾人几乎无从受惠。上级要求农民社会互助委员会帮扶农村残疾人，可照顾孤儿寡母已经令他们焦头烂额。
仅极少数残疾人可以在没有工资或亲属接济的境况中免遭饥馁，这些人迅速摸透了申请和投诉的窍门。个别残疾人设法从多个机关同时领取现金和物质援助，但耍这种招数要冒被抓风险。这方面最狡猾者无疑是职业窃贼、诈骗犯韦尼阿明·鲍利索维奇·魏斯曼，他1944年逃出劳改营，受冻失去双腿、一臂，冒充伤残军人，伪造两枚“苏联英雄”金星勋章，陆续欺骗32位部长、副部长，从他们和苏共中央手中骗得现款五万多卢布及价值三、四万卢布的商品，甚至“铁公鸡”财政部长阿尔谢尼·兹维列夫也发给他总额逾二万卢布的商品券。此外还在基辅骗到一套公寓，外加定期治疗介绍信和最新款假肢。此人最终在苏联重工业部长亚历山大·叶夫列莫夫办公室落网，判刑九年。但像魏斯曼这种瞒天过海之辈实属凤毛麟角，大多数残疾人只能从社会保障制度上揩油果腹。
返岗再就业
所以对绝大部分残疾人而言，活下去的唯一出路（乞讨除外）是找份工作。而这也是政府政策的重点。尽管1941年11月决议确认了伤残军人在企业、机关、合作社就业的权利，但一段时间后，这项权利不仅变成义务，甚至成了强制措施。党和政府希望伤残军人在后方奋斗如在前线，一息尚存就要献身。
然而相当普遍的情况却是，回归工作岗位的残疾人只能依靠自己。法律虽然规定了援助和重返社会的多级体系，包括必要的再培训，但实际上残疾人“重返社会”纯粹是因为走投无路，被迫接受分派的任何工作。无论数量少、设施差的培训机构，或承受计划压力的企业，都缺乏能力和意愿培训残疾人。最终，超半数残疾人根本未接受再培训，约15%接受了（效果可疑的）改行培训。
结果大部分残疾人不得不打零工度日，酬劳仅普通工资三分之一，更何况看门、守夜之类工作没有加班费。此外，在劳动等级体系内身处低位意味着难以获得企业的社会保障资源，尤其住房分配方面——须知战争年代房子可是稀缺品。尽管政府规定首先给伤残退伍军人分房，但企业肯定优先照顾他们所需要的健康、熟练工人。没水、没电、没暖气甚至没床的临时房给了残疾人，自己捉虱子去吧。
同时，报纸和广播大肆吹捧“三等残废”几乎完全重返社会，称赞他们是劳动英雄。社会保障人民委员部宣传复员伤残军人的成功案例，说他们是先进工作者，业绩突出优异。毫无疑问，确有这种事情，但被严重夸大了，最后证明瞎话比实话多得多。资料显示情况恰恰相反：大多数伤残退伍军人——通常是重度残疾者——既是“胜利者”，也是“失败者”，对许多人来说“为国服务”的代价是社会地位降低、生活贫困、无家可归。
1945年战争结束，几百万退伍军人涌入劳动力市场，各地开始加速解雇战争期间被迫雇佣的残疾人。甚至残疾人合作社——他们一方面被宣传包围，一方面又承担计划压力，所雇佣的残疾人数居然跟全苏企业雇佣残疾人平均数几乎相同。某些集体农庄负责人企图摆脱生产能力不高的残疾人，向上级举报人家是“寄生虫”，听凭人家被驱逐出境。四十年代末苏联总检察长在一份给最高苏维埃的报告中承认对残疾退伍军人的歧视日益严重。然而过后并没有实质性的政策变化。
求生策略和抗议形式
如果您相信同时代人的证词和小说描述，就知道残疾退伍军人酗酒流行乃是沮丧失意的后果，他们虽然年纪不大，却自我感觉“多余”。另一部分残疾人找到了某些积极生存方式，这些方式战后其他欧洲国家亦不鲜见。至少在1947年12月币制改革之前，苏联各城市常有残疾人在火车站、市场、剧院等公共场合乞讨或强要，并通过各种小规模非法勾当维持生计。正如朱莉·海斯勒和乔弗里·琼斯所言：战后头两年小型倒卖贩子可以放心做生意不怕警察抓。当局之所以默许这类影子经济，是因为它在居民供应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可想而知残疾退伍军人干这行的为数不少。然而1947年底废除票证制度，国家立即扫荡投机倒把和犯罪行为。到了四十年代末，警察穷追猛打苏联社会从事灰色生意之人，被逮捕的残疾人面临被押送残疾人“古拉格”强制劳动的威胁。
与其他参战国不同，苏联禁止成立退伍军人和伤残老兵协会，民间自发组织的此类协会战后被统统查封。被称作“蓝色多瑙河”的小饭馆、啤酒店和餐厅曾是老兵们聚会和交流信息的场所，1948年也遭当局取缔。尽管有很多关于斯大林统治时期残疾退伍军人普遍不满的证言，但据我所知集体抗议并非当时主流。愤怒声讨的场面通常在地方社会保障机构上演，不满的矛头要么指向基层干部，要么另寻其他罪魁祸首。这方面的一个例证是战后的反犹主义，残疾人群体中也很普遍。所谓战争期间犹太人“自私自利”的恶劣传言助长了这种现象，恰巧许多医生和ВТЭК负责人都是犹太人，于是在某些病人眼里，他们必须对大规模降级评残的做法、对出自定期复检委员会的嘲讽和羞辱负责。上述种种皆发生在“反世界主义”运动被反犹情绪和大规模逮捕火上浇油的时候。“医生案”事发前夕，ВТЭК领导层首先沦为谴责对象。可惜闹到最后，残疾人的处境并未改善太多。
崇拜战争和关心残疾人
即使到了勃列日涅夫年间，全社会已经形成夸张的战争崇拜，残疾退伍军人仍未得到充分照顾。当然，在赫鲁晓夫政府采取首批措施后，当局持续向参战老兵们提供福利，从1965年开始名册每五年扩充一次，通常是为了迎接“逢十纪念日”。参战致残的退伍军人比普通退伍军人更受优待，比如免费乘坐市内公交、每年一张免费火车票，以及各种免税、优先分配住房和电话、少付租金和水电费、不排队购买家具、地毯、电视、冰箱之类（《苏联国家对战争伤残者的关怀》，А.Д.格拉祖诺夫，1981）。虽然宣传出来的成绩未必足够弥补战后二十年残疾人遭受的从业限制和工资减少，但国家毕竟从斯大林时代教条中解脱出来，承认残疾人有权获得迟到补偿。但即使在新形势下，许多残疾退伍军人仍然属于“赤贫胜利者”，继续忍受社会政治承诺说一套做一套的困扰。在向他们发放实用、可靠假肢和轮椅方面尤其如此。
光阴荏苒，大多数战争年代幸存的人经历过改革时期，认为退伍军人和残疾人的社会保障力度逐渐退化，他们的光荣地位明显贬值，就像对战争的崇拜已失去往日意义一样。老兵们认为获得政治自由无法弥补这种双重损失，尽管出现了新的自由和公开原则，战争伤残军人既没出现在历史讨论中，也没被写入重修史书中。至于原因，一方面从官方战争叙事来看，他们可不是什么牺牲品，而是政权的宠儿；另一方面，（后）苏联社会对残疾人的关注始终有限。这种情况下人们很难期待战争伤残军人问题被历史学批判性地研究。因此，残疾人的历史仍然是战争史的一处空白，但定睛细看，其实是过去的黑点。
引用和参考：
（太长，略）
延伸阅读：
编译：散栎儿@厌然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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